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本書所謂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子,得懂“小學”,就是文字學,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典的一部分。我國舊日的教育,可以說整個兒是讀經的教育。經典訓練成為教育的唯一的項目,自然偏枯失調;況且從幼童時代就開始,學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殘了他們的精力和興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後,讀經漸漸廢止。民國以來雖然還有一兩回中小學讀經運動,可是都失敗了,大家認為是開倒車。另一方麵,教育部製定的初中國文課程標準裏卻有“使學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話,高中的標準裏更有“培養學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的話。初、高中的國文教材,從經典選錄的也不少。可見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經典訓練不但沒有廢止,而且擴大了範圍,不以經為限,又按著學生程度選材,可以免掉他們囫圇吞棗的弊病。這實在是一種進步。


    我國經典,未經整理,讀起來特別難,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結果是敬而遠之。朱子似乎見到了這個,他注“四書”,一種作用就是使“四書”普及於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書”注後來成了小學教科書。又如清初人選注的《史記菁華錄》,價值和影響雖然遠在“四書”注之下,可是也風行了幾百年,幫助初學不少。但到了現在這時代,這些書都不適用了。我們知道清代“漢學家”對於經典的校勘和訓詁貢獻極大。我們理想中一般人的經典讀本——有些該是全書,有些隻該是選本、節本——應該盡可能的采取他們的結論:一麵將本文分段,仔細的標點,並用白話文作簡要的注釋。每種讀本還得有一篇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導言。這需要見解、學力和經驗,不是一個人一個時期所能成就的。商務印書館編印的一些《學生國學叢書》,似乎就是這番用意,但離我們理想的標準還遠著呢。理想的經典讀本既然一時不容易出現,有些人便想著先從治標下手。顧頡剛先生用淺明的白話文譯《尚書》,又用同樣的文體寫《漢代學術史略》,用意便在這裏。這樣辦雖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親近經典,卻能啟發他們的興趣,引他們到經典的大路上去。這部小書也隻是向這方麵努力的工作。如果讀者能把它當作一隻船,航到經典的海裏去,編撰者將自己慶幸,在經典訓練上,盡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兒。可是如果讀者念了這部書,便以為已經受到了經典訓練,不再想去見識經典,那就是以筌為魚,未免辜負編撰者的本心了。


    這部書不是“國學概論”一類。照編撰者現在的意見,“概論”這名字容易教讀者感到自己滿足;“概論”裏好像什麽都有了,再用不著別的——其實什麽都隻有一點兒!“國學”這名字,和西洋人所謂“漢學”一般,都未免籠統的毛病。國立中央研究院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分別標明曆史和語言,不再渾稱“國學”,確是正辦。這部書以經典為主,以書為主,不以“經學”、“史學”、“諸子學”等作綱領。但《詩》、《文》兩篇,卻還隻能敘述源流;因為書太多了,沒法子一一詳論,而集部書的問題,也不像經、史、子的那樣重要,在這兒也無需詳論。書中各篇的排列,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的順序;並照傳統的意見,將“小學”書放在最前頭。各篇的討論,盡量采擇近人新說;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隻是編撰罷了。全篇的參考資料,開列在各篇後麵;局部的,隨處分別注明。也有襲用成說而沒有注出的,那是為了節省讀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讀物和考據的著作不同,是無需乎那樣嚴格的。末了兒,編撰者得謝謝楊振聲先生,他鼓勵編撰者寫下這些篇常談。還得謝謝雷海宗先生允許引用他還沒有正式印行的《中國通史選讀》講義,陳夢家先生允許引用他的《中國文字學》稿本。還得謝謝董庶先生,他給我鈔了全份清稿,讓排印時不致有太多的錯字。


    朱自清  一九四二年二月,昆明西南聯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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