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恒也。 [5]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6]
【注釋】
[5] 什麽是“美”？什麽是“善”？這無疑也是古代所有的哲學家們“苦苦”思考的重大問題。蘇格拉底認為，哲學的最高問題就是“善”。
對於這個似乎要使很多哲學家窮終生的精力來思考的問題（例如孔子，“朝聞道，夕死可以”），老子直截了當地指出，“美”即“惡”，而“善”即“不善”。接著，老子作了解釋，“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恒也。”
那麽是不是隻是因為“美”與“惡”，“善”與“不善”存在著這種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係，所以老子才認為二者是本質同一的呢？或者說，是不是因為二者在時間上的這種先後關係而被認為是同一的呢？不是的。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恒”這個字。就是說，這裏還沒有“變化”可言。正因為二者的這種“對立統一”關係，使它們在變化以前就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了。或者不如說，正是這種“事前”的同一，才使“變化”成為可能。
聽老子說，所謂的“美”，原來竟然是“醜惡”的。是不是這樣呢？很難說“否”！例如“食色性也”，“食”是什麽？動物或植物的屍體，所以盡管孟子遠離廚房，可還是不能改變食屍的命運；“色”是什麽？女人或男人而已。因此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那麽什麽才是“真理”呢？恒也。就是說，不論你喜歡也好，憎惡也好，食物就是食物，男人就是男人，如此等等。
這裏還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麽才能夠被認為是“善”和“美”。一般人們自然對這個問題感到“吃驚”。但在社會以及社會觀念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成為重要的了。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結論。例如韓非就鮮明地反對墨和儒，把“俠”與“儒”列為“五蠹”。總之是“見不得人”的東西。但例如孔子當然不這麽看。孟子甚至主張“善戰者服上刑”。等等。
所以這裏有必要談談“意識形態”的問題。從某種極端的觀點來看，意識形態必然與自由相反。就是說，凡是特別強調意識形態的，必然會對個人的自由起到一定限製；另一方麵，真正自由的人是不需要什麽“意識形態”的製約的。“自由”本身就是唯一的“意識形態”。
[6] “聖人”作為一種標準，不應該引起爭論、引起反思。他本身就是信仰。所以“聖人”與哲人（即本文中的“智者”）是完全不同的。聖人消除疑慮，導向凝聚，導向社會，導向統治；哲人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產生疑慮，喚起動搖，破除穩定的因素，最終不可避免地引起某種變革。這其實就是完全兩種不同方向的思路。
在這裏，老子認為，聖人理所當然的作法是導向統治，而不是相反。
同時在這裏，老子提出了一個相當有限或者說精確的觀點，即統治不應該實有，或者說，統治不應該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靈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莊子?庚桑楚》
這個觀點貫徹了《道德經》的全部，所以現在還不能完全展開論述。根據這裏的提示，我們知道了，正是因為唯有不使統治實體化，所以統治的事實才不會被取消。“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譯文】
天下人們都知道美之所以為美，就知道什麽是醜了，都知道善之所以為善，就知道什麽是不善了。所以“有”和“無”相互依靠而產生，“難”和“易”相互依靠而形成，“長”和“短”相互比較，“高”和“下”相互包容，“音”和“聲”相互應和，“前”和“後”相互跟隨。因此，聖人以“無為”的原則處理世事，用“不言”的態度進行教化。讓萬物自己發展而不先為創造。聖人輔助萬物生長而不據為己有，對萬物有所施為而不自持有恩，事情成功而不自據有功。正由於聖人這樣不居功驕傲，所以他的功績永遠不會失去。
【注釋】
[5] 什麽是“美”？什麽是“善”？這無疑也是古代所有的哲學家們“苦苦”思考的重大問題。蘇格拉底認為，哲學的最高問題就是“善”。
對於這個似乎要使很多哲學家窮終生的精力來思考的問題（例如孔子，“朝聞道，夕死可以”），老子直截了當地指出，“美”即“惡”，而“善”即“不善”。接著，老子作了解釋，“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恒也。”
那麽是不是隻是因為“美”與“惡”，“善”與“不善”存在著這種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係，所以老子才認為二者是本質同一的呢？或者說，是不是因為二者在時間上的這種先後關係而被認為是同一的呢？不是的。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恒”這個字。就是說，這裏還沒有“變化”可言。正因為二者的這種“對立統一”關係，使它們在變化以前就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了。或者不如說，正是這種“事前”的同一，才使“變化”成為可能。
聽老子說，所謂的“美”，原來竟然是“醜惡”的。是不是這樣呢？很難說“否”！例如“食色性也”，“食”是什麽？動物或植物的屍體，所以盡管孟子遠離廚房，可還是不能改變食屍的命運；“色”是什麽？女人或男人而已。因此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那麽什麽才是“真理”呢？恒也。就是說，不論你喜歡也好，憎惡也好，食物就是食物，男人就是男人，如此等等。
這裏還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麽才能夠被認為是“善”和“美”。一般人們自然對這個問題感到“吃驚”。但在社會以及社會觀念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成為重要的了。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結論。例如韓非就鮮明地反對墨和儒，把“俠”與“儒”列為“五蠹”。總之是“見不得人”的東西。但例如孔子當然不這麽看。孟子甚至主張“善戰者服上刑”。等等。
所以這裏有必要談談“意識形態”的問題。從某種極端的觀點來看，意識形態必然與自由相反。就是說，凡是特別強調意識形態的，必然會對個人的自由起到一定限製；另一方麵，真正自由的人是不需要什麽“意識形態”的製約的。“自由”本身就是唯一的“意識形態”。
[6] “聖人”作為一種標準，不應該引起爭論、引起反思。他本身就是信仰。所以“聖人”與哲人（即本文中的“智者”）是完全不同的。聖人消除疑慮，導向凝聚，導向社會，導向統治；哲人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產生疑慮，喚起動搖，破除穩定的因素，最終不可避免地引起某種變革。這其實就是完全兩種不同方向的思路。
在這裏，老子認為，聖人理所當然的作法是導向統治，而不是相反。
同時在這裏，老子提出了一個相當有限或者說精確的觀點，即統治不應該實有，或者說，統治不應該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靈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莊子?庚桑楚》
這個觀點貫徹了《道德經》的全部，所以現在還不能完全展開論述。根據這裏的提示，我們知道了，正是因為唯有不使統治實體化，所以統治的事實才不會被取消。“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譯文】
天下人們都知道美之所以為美，就知道什麽是醜了，都知道善之所以為善，就知道什麽是不善了。所以“有”和“無”相互依靠而產生，“難”和“易”相互依靠而形成，“長”和“短”相互比較，“高”和“下”相互包容，“音”和“聲”相互應和，“前”和“後”相互跟隨。因此，聖人以“無為”的原則處理世事，用“不言”的態度進行教化。讓萬物自己發展而不先為創造。聖人輔助萬物生長而不據為己有，對萬物有所施為而不自持有恩，事情成功而不自據有功。正由於聖人這樣不居功驕傲，所以他的功績永遠不會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