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寫崔鶯鶯與張珙的戀愛故事的元代雜劇《西廂記》，全名《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取材於唐代元的傳奇小說《會真記》（又名《鶯鶯傳》），是我國較早的一部以多本雜劇連演一個故事的劇本。數百年來，它所表達的“願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的美好祝願，深深叩動著青年男女的心弦，連《紅樓夢》裏的林黛玉也稱讚它“詞句警人，餘香滿口”。
《西廂記》元刊本現在已無從見到，現存的大都是明人枝訂本。也正是從明代開始，對於它的作者是誰，出現了幾種不同說法。元末鍾嗣成的《錄鬼簿》認為是王實甫，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及稍後王世貞的《藝苑卮言》也持有同樣看法。幾乎與此同時，又有人提出《西廂記》是關漢卿作或者關漢卿作王實甫續和王實甫作關漢卿續三種意見。《西廂記》全劇共五本二十一折，所謂“關作王續”、“王作關續”，意即其中第五本係由王或關補續。王實甫和關漢卿的生平後人知之甚少，因此《西廂記》究竟出自誰人之手，各家都拿不出證據確鑿的理由來，主張“王作關續”最早的明代戲曲作家徐複祚在《三家村老委談》中，指出《西廂記》第五本“雅語、俗語、措大語、自撰語層見迭出”，文學風格和語言與前四本不統一。明末卓人月將《西廂記》第五本和前四本分別與宣揚“始亂終棄”的《鶯鶯傳》作了比較，認為《西廂》全不合傳，若王實甫所作猶存其意，至關漢卿續之則本意全失矣“（《新西廂》自序），也主張”王作關續“。明崇禎十二年張深之校正本，更是明署”大都王實甫編，關漢卿續“，到了清初，金聖歎批本《第六才子書》盛見流行，”王作關續“說也幾乎就成了一時之定論了。
解放後，國內比較通行的看法都認為《西廂記》為王實甫一人所作。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所謂“王作關續”，是封建統治者對《西廂記》的排斥和醜詆。譚正壁也認為，《錄鬼薄》和《太和正音譜》的說法是可信的，但他又認為，關漢卿也是作過《西廂記》的，不過不是雜劇，而可能是小令（《樂府群珠》卷四中，就有關漢卿作的總題為《崔張十六事》的《普天樂》小令十六支），這就是後人誤傳關漢卿作或續作《西廂記》雜劇的由來。從60年代初開始，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例如，陳中凡既否定王實甫獨作說，也不讚成“王作關續”說。他認為，《西廂記》確實原屬王實甫的創作，但那不是多本連演的雜劇。元雜劇的通例是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獨唱到底，而現存的《西廂記》卻打破了這些限製，在王實甫生活的元代前期還不具備這種條件。再則，《西廂記》與公認為王實甫所創作的《麗春堂》等劇相比，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都有極大的差異。
因而可以推知現存的《西廂記》是在元曲創作陣地南移到杭州，受到南戲影響後，由元代後期曲家改編而成的。其中第五本所用的曲調完全打破了前四本遵用北曲聯套的習慣，唱法也不盡相同，自由運用聲腔尤見進步，證明第五本尤為晚出。不久前，又有人從《西廂記》全劇情節發展的時間上的疏漏，結局與主題的不同等方麵，論證了第五本非王實甫所作，認為《西廂記》，在第四本“驚夢”之後便告結束，不僅符合我國傳統戲曲的結構特點，而且改變了當時戲曲作品以大團圓來結尾的通病，否定了夫榮妻貴、衣錦榮歸的封建正統觀念，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手法上，都極其高明，而第五本的結局，隻有在元末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由於重新開放科舉仕進之階而有了一些變化之後才可能產生。同時，從史料記載來看，無論是最早有關《西廂記》記載的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韻》，還是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都隻摘引了《西廂記》前四本，而沒有任何第五本的資料，因此推斷“王西廂”的原本應是四本，金聖歎將第五本定為“續書”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謝海陽）
《西廂記》元刊本現在已無從見到，現存的大都是明人枝訂本。也正是從明代開始，對於它的作者是誰，出現了幾種不同說法。元末鍾嗣成的《錄鬼簿》認為是王實甫，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及稍後王世貞的《藝苑卮言》也持有同樣看法。幾乎與此同時，又有人提出《西廂記》是關漢卿作或者關漢卿作王實甫續和王實甫作關漢卿續三種意見。《西廂記》全劇共五本二十一折，所謂“關作王續”、“王作關續”，意即其中第五本係由王或關補續。王實甫和關漢卿的生平後人知之甚少，因此《西廂記》究竟出自誰人之手，各家都拿不出證據確鑿的理由來，主張“王作關續”最早的明代戲曲作家徐複祚在《三家村老委談》中，指出《西廂記》第五本“雅語、俗語、措大語、自撰語層見迭出”，文學風格和語言與前四本不統一。明末卓人月將《西廂記》第五本和前四本分別與宣揚“始亂終棄”的《鶯鶯傳》作了比較，認為《西廂》全不合傳，若王實甫所作猶存其意，至關漢卿續之則本意全失矣“（《新西廂》自序），也主張”王作關續“。明崇禎十二年張深之校正本，更是明署”大都王實甫編，關漢卿續“，到了清初，金聖歎批本《第六才子書》盛見流行，”王作關續“說也幾乎就成了一時之定論了。
解放後，國內比較通行的看法都認為《西廂記》為王實甫一人所作。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所謂“王作關續”，是封建統治者對《西廂記》的排斥和醜詆。譚正壁也認為，《錄鬼薄》和《太和正音譜》的說法是可信的，但他又認為，關漢卿也是作過《西廂記》的，不過不是雜劇，而可能是小令（《樂府群珠》卷四中，就有關漢卿作的總題為《崔張十六事》的《普天樂》小令十六支），這就是後人誤傳關漢卿作或續作《西廂記》雜劇的由來。從60年代初開始，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例如，陳中凡既否定王實甫獨作說，也不讚成“王作關續”說。他認為，《西廂記》確實原屬王實甫的創作，但那不是多本連演的雜劇。元雜劇的通例是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獨唱到底，而現存的《西廂記》卻打破了這些限製，在王實甫生活的元代前期還不具備這種條件。再則，《西廂記》與公認為王實甫所創作的《麗春堂》等劇相比，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都有極大的差異。
因而可以推知現存的《西廂記》是在元曲創作陣地南移到杭州，受到南戲影響後，由元代後期曲家改編而成的。其中第五本所用的曲調完全打破了前四本遵用北曲聯套的習慣，唱法也不盡相同，自由運用聲腔尤見進步，證明第五本尤為晚出。不久前，又有人從《西廂記》全劇情節發展的時間上的疏漏，結局與主題的不同等方麵，論證了第五本非王實甫所作，認為《西廂記》，在第四本“驚夢”之後便告結束，不僅符合我國傳統戲曲的結構特點，而且改變了當時戲曲作品以大團圓來結尾的通病，否定了夫榮妻貴、衣錦榮歸的封建正統觀念，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手法上，都極其高明，而第五本的結局，隻有在元末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由於重新開放科舉仕進之階而有了一些變化之後才可能產生。同時，從史料記載來看，無論是最早有關《西廂記》記載的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韻》，還是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都隻摘引了《西廂記》前四本，而沒有任何第五本的資料，因此推斷“王西廂”的原本應是四本，金聖歎將第五本定為“續書”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謝海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