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光緒皇帝苦心經營的新政,被戊戌政變付之東流。康有為、梁啟超東渡日本避難,譚嗣同等6人被押上菜市口刑場,不經審訊即被處死;其中最為慷慨自若的,是被梁啟超譽為晚清思想界彗星的譚嗣同。


    譚嗣同在臨死前夕,於囚獄裏用炭渣在牆上題過一首七絕詩,這就是膾炙人口、傳頌不絕的《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這首詩借諷喻東漢黨錮之禍,譴責頑固派羅織成罪的卑鄙行為,在表現自己視死如歸的無畏精神時,寄莫大希望於來者。後人稱讚“其勇於解放舊思想之束縛,則有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楊蔭深:《中國文學家列傳》)。由於這首絕詩最後一句提到的“兩昆侖”是比擬還是專稱,引起了當時和後來研究者的諸多推測和猜疑,它究竟是指誰呢?


    最早解釋“兩昆侖”的,是譚嗣同的戰友梁啟超。梁啟超說:“所謂兩昆侖者,其一指南海(康有為),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少年嚐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梁啟超是譚的同道,在譚嗣同被捕前夕,兩人還慷慨話別。可以說他對這位摯友的思想、行為是十分了解的,所以此說數十年間成為權威之言,凡涉及此絕命詩者幾乎皆沿用此說。錢基博亦稱,“蓋懷有為及北方大俠王正誼,所謂大刀王五者也”(《近百年湖南學風》)。今人鄭雲山《譚嗣同》和《中國近代愛國者故事》,均稱“兩昆侖,指康有為和王五”。李誌等編《近代愛國人物剪影》還對王五此人作了介紹,說他原名白正誼,字子斌,父母雙亡,年輕時為北京前門外順興鏢局王五夫婦收養,始改姓王,因善使單刀,人稱“大刀小王五”,後在反抗八國聯軍侵略者的戰鬥中犧牲。近年出版的《大刀王五傳》即演其故事。據稱王五在譚嗣同被捕前幾分鍾,還催他逃走,後來還打算劫法場搭救。在梁啟超看來,王五在譚嗣同心裏,乃是屬於師友之類的大俠士。


    可是,也有人反對說,“兩昆侖”中不包括康有為。參加辛亥革命的蔡寄鷗所寫的《鄂州血史》即主此說,書裏則將“兩昆侖”解釋為王五和唐才常;後者和譚嗣同肝膽與共,他們一起在湖南開辦時務學堂和南學會。詩裏寄予希望的是唐才常。


    30年代,新聞記者陶菊隱的《新語林》在記述譚嗣同軼事時說,當年譚嗣同住在北京半截胡同瀏陽會館時,有兩個俠士,即單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胡致廷)“同時教授他武藝”,據說,譚嗣同有一身輕功夫,好氣功,而且善於耍使各種兵刃,乃得力於他倆的精心傳授。因為他倆學的是昆侖派,“瀏陽(譚嗣同)絕命詩所說兩昆侖是指你(指胡致廷)和王五的,因為你們都是昆侖派。”此處如果循照唐人傳奇裏的劍俠,似乎有些符合情理;據稱梁啟超不認識胡七此人,隻知道譚嗣同有密友王五。另外為了使自己老師形象更高大,就配上康有為的大名。


    而在蔡尚思等編的《譚嗣同全集》裏,譚訓聰在附注又持另一說法,“胡理臣、羅升,兩仆人,《獄中題壁詩》‘去留肝膽兩昆侖’蓋指兩仆,蓋昆侖奴之稱也。”注釋者作此說,似以譚嗣同下獄,與仆人信件有“爾等滿懷忠愛,可嘉之至”等語為憑證。


    近年,對於“兩昆侖”解釋,也有稱其中之一,即是譚嗣同本人的,這大概是從詩句裏有“去留”兩字,解釋為一去一留,一死一生而已。有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的《論譚嗣同》篇,則將“兩昆侖”解釋為“康有為和他(譚嗣同)或去或留各有自己的抱負”。皮明麻的《唐才常和自立軍》也說“很可能一指譚嗣同自己”,作者堅持另一個“昆倉”乃是唐才常。“因為兩人為刎頸交,在此以前,譚又曾電約唐才常赴京;譚的絕命詩視才常如昆侖之傑,對他寄托無限的信賴之情。”


    譚嗣同是近代中國的重要人物,他在刑場上是錚錚鐵骨的好男兒,他的思想豪邁奔放,寫得一手絕妙文章,又兼擅長武技,這樣一個文武兼備的全才人物,他筆下的昆侖客,自然亦非等閑之輩。譚嗣同良師益友可謂多矣,在此風雲際會的莽莽神州,“橫看成嶺側成峰”,因而,他臨死前夕所指的“兩昆侖”,出自後來者和生存者的猜測,當然自有見仁見智之分了。可是誰能合乎情理、準確地解剖譚嗣同此時此刻的用心呢?


    (盛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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