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小仲馬《茶花女》這部淒切動人的愛情悲劇於19世紀末以《巴黎茶花女遺事》為名在中國譯出後，“不脛走萬本”，“一時紙貴洛陽，風行海內”。林琴南以古雅的文筆，細膩地刻畫了茶花女的心理活動、描繪了亞猛複雜的思想感情。人們讚歎小仲馬驚人的構思，知道了西方也有如中國一樣優美的文學。多少人賦詩撰文，為茶花女不幸的遭遇流下了同情的眼淚。人們把它比作“外國的《紅樓夢》”。
但80多年過去了，《巴黎茶花女遺事》究竟譯在何時，至今爭論不休。寒光在《林琴南》中說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夢且說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春覺齋著述記》），張靜廬的《出版大事年表》把它排在1895年（《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楊蔭深的《中國文學家列傳》說此書“譯於林紓新喪偶後，其時當在1897年。”黃濬在《花隨人聖庵摭憶》中說：“事在光緒丙申（1896年）、丁酉（1897年）間”。張俊才的《林紓年譜簡編》認為譯於1897年夏。這已有了六種不同的時間。也許我們應以林琴南本人的說法為準，1900年《清議報》第六十九期所載林紓寫的《譯林敘》稱此書譯在1898年夏天。但1905年他在《拿破侖本記》序中又講《茶花女》譯書年代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這就給研究者帶來了極大的麻煩。
林琴南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大翻譯家。顯然譯本的選擇權不全掌握在他手裏。黃濬說啟發他譯《茶花女》的是福建人魏瀚，魏曾留學法國，時正主持馬江船政局工程處，與林關係密切。一天他告訴林：“法國小說甚佳，欲使譯之。”林講：“須請我遊石鼓山乃可。”石鼓山係閩江濱海的大山，來去極為不便。魏慨然應諾，“買舟導遊，載王子仁先生並往，強使口授，而林筆譯之。譯成，林署冷紅生，子仁署王曉齋”。（《花隨人聖庵摭憶》）
王子仁畢業於馬尾船政學堂，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學習法律。歸國後，任天津洋務局翻譯、湖北交涉使、漢陽兵工廠總辦，他工詩能文。錢基博認為林紓當時“喪其婦，牢愁寡歡”，王子仁就對林說：“吾請與子譯一書，事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中國，不勝於蹙額對坐耶？”遂與同譯法國小仲馬《茶花女遺事》行世。（《現代中國文學史》）似乎《茶花女》的譯述，出於王子仁的提議。以上兩說均以譯述出於純粹偶然的原因，林琴南並無任何思想準備。然根據《譯林敘》所述，《茶花女》翻譯的動機很明確：“大澗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導之；燎原垂火，而星火就爝，吾不得不然之。”救國圖存的思想躍然紙上。據高夢旦《書〈閩中新樂府〉後》講，林紓當時“每議論中外事，慨歎不能自己”。在早年的《閩中新樂府》中，他憤念國仇，優憫時俗，倡導新政的思想溢於言表：“國仇國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東洋。”
他的友人陳熙績在《歇洛克奇案開場》敘中講，林紓“夙以譯述泰西小說，寓其改良社會，激勵人心之雅誌。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可以推知林琴南當時有一種想通過某種方式來拯救祖國的願望，而魏瀚或王子仁的倡議正與他的願望相吻合，《茶花女》也許就在“買舟作鼓山方廣遊”“議論中外事”的“亙數日夜”中提出譯述的，但魏、王二人究竟誰為倡議者，尚難以確定。
本來可就此擱筆了，手頭有一本最近學林出版社出版的鄭逸梅的《書報話舊》，講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林紓在馬江客居喪偶，王子仁從法國歸來，與林談及大仲馬父子的作品膾炙人口，“《茶花女馬克格巴爾遺事》更為小仲馬極筆，勸林紓同譯。”但同篇文章的下半部又講《茶花女遺事》是譯在1898年夏秋之間。同一篇文章也會產生爭議，看來要結束這場爭議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鄒振環）
但80多年過去了，《巴黎茶花女遺事》究竟譯在何時，至今爭論不休。寒光在《林琴南》中說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夢且說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春覺齋著述記》），張靜廬的《出版大事年表》把它排在1895年（《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楊蔭深的《中國文學家列傳》說此書“譯於林紓新喪偶後，其時當在1897年。”黃濬在《花隨人聖庵摭憶》中說：“事在光緒丙申（1896年）、丁酉（1897年）間”。張俊才的《林紓年譜簡編》認為譯於1897年夏。這已有了六種不同的時間。也許我們應以林琴南本人的說法為準，1900年《清議報》第六十九期所載林紓寫的《譯林敘》稱此書譯在1898年夏天。但1905年他在《拿破侖本記》序中又講《茶花女》譯書年代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這就給研究者帶來了極大的麻煩。
林琴南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大翻譯家。顯然譯本的選擇權不全掌握在他手裏。黃濬說啟發他譯《茶花女》的是福建人魏瀚，魏曾留學法國，時正主持馬江船政局工程處，與林關係密切。一天他告訴林：“法國小說甚佳，欲使譯之。”林講：“須請我遊石鼓山乃可。”石鼓山係閩江濱海的大山，來去極為不便。魏慨然應諾，“買舟導遊，載王子仁先生並往，強使口授，而林筆譯之。譯成，林署冷紅生，子仁署王曉齋”。（《花隨人聖庵摭憶》）
王子仁畢業於馬尾船政學堂，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學習法律。歸國後，任天津洋務局翻譯、湖北交涉使、漢陽兵工廠總辦，他工詩能文。錢基博認為林紓當時“喪其婦，牢愁寡歡”，王子仁就對林說：“吾請與子譯一書，事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中國，不勝於蹙額對坐耶？”遂與同譯法國小仲馬《茶花女遺事》行世。（《現代中國文學史》）似乎《茶花女》的譯述，出於王子仁的提議。以上兩說均以譯述出於純粹偶然的原因，林琴南並無任何思想準備。然根據《譯林敘》所述，《茶花女》翻譯的動機很明確：“大澗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導之；燎原垂火，而星火就爝，吾不得不然之。”救國圖存的思想躍然紙上。據高夢旦《書〈閩中新樂府〉後》講，林紓當時“每議論中外事，慨歎不能自己”。在早年的《閩中新樂府》中，他憤念國仇，優憫時俗，倡導新政的思想溢於言表：“國仇國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東洋。”
他的友人陳熙績在《歇洛克奇案開場》敘中講，林紓“夙以譯述泰西小說，寓其改良社會，激勵人心之雅誌。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可以推知林琴南當時有一種想通過某種方式來拯救祖國的願望，而魏瀚或王子仁的倡議正與他的願望相吻合，《茶花女》也許就在“買舟作鼓山方廣遊”“議論中外事”的“亙數日夜”中提出譯述的，但魏、王二人究竟誰為倡議者，尚難以確定。
本來可就此擱筆了，手頭有一本最近學林出版社出版的鄭逸梅的《書報話舊》，講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林紓在馬江客居喪偶，王子仁從法國歸來，與林談及大仲馬父子的作品膾炙人口，“《茶花女馬克格巴爾遺事》更為小仲馬極筆，勸林紓同譯。”但同篇文章的下半部又講《茶花女遺事》是譯在1898年夏秋之間。同一篇文章也會產生爭議，看來要結束這場爭議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鄒振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