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社會製造了宗教和廟宇。
中國蓁蓁莽莽土地上，星羅棋布萬千座大大小小廟宇。打開任何一部地方誌，少則數十，多而成百，正是天下無地不廟，無廟難以成為城鎮市集聚合處。有趣的是，每個州縣還都少不了有三座廟即文廟（孔廟）、城隍廟和武廟。其中尤以武廟即關帝廟（民國三年增祀嶽飛，改為關嶽廟）特多，不但城裏有，而且偏僻鄉村也有，而且還有不少城鎮，同時並存幾座關帝廟。
關帝廟的主神，當然是那位被“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的伏魔大帝關羽。但是凡見有關羽正襟危坐讀《左氏春秋》或其他坐像旁，必有一左一右的兩尊泥塑木雕的尊神侍立。
一個是白淨俊俏，長眉細目，佩劍持印的關平；另一個是勾著黑臉，濃眉環眼，手扶青龍偃月刀的周倉。
周倉大名幾乎和關羽一樣響亮。他緊緊跟著主子，同時顯現在舞台和畫圖、雕刻上。民間習俗常以關羽畫像，請進家中張貼中堂用以辟邪，周倉將軍自然也跟著“飛入尋常百姓家”了。他的黑臉皂服和關羽的紅臉綠袍、關平的白臉銀甲相映成輝，此中色彩反差，給代代人們留下美的和諧和難忘的印象。人們也為周倉編造了種種傳說，把他送上敬畏的神位。清人小說《說唐演義》有一個故事，說是南陽侯伍雲召在反隋戰爭中打了敗仗，被身騎怪馬呼雷豹的隋將尚師徒追趕，正危急中，“隻見前麵有一個人，頭戴氈笠帽，身著青布短衫，腳穿薄鞋，麵如黑漆，兩眼如銅鈴，一臉胡須，手執青龍偃月刀，照尚師徒劈麵砍來，尚師徒大驚，便說‘不好了，周倉來了！’帶轉馬頭，往後下跑而去。”（第十九回）當然，這漢子不會是周倉複生，而是朱燦，見伍雲召危難，從附近關帝廟中借了周倉手裏的刀趕來相救的。
它反映了有清一代民間信仰心理和意向。
由此，19世紀就有單獨為周將軍立廟祭祀的。現在台灣就有周倉廟，如彰化北豐鎮的白鶴宮、台南鹽水鎮的鎮南宮；後者據稱始建於甲午戰爭前夕，日本侵占時，說是妨礙交通拆毀，神像為居民祭祀於家中，1961年重建。台灣民間還有稱此縣萬裏鄉關帝廟的周倉神像“係光緒十七年（1891年）漂流至野柳河邊，經人撈獲建廟祀為主神”（《台灣廟神傳》）。
此際周倉形象長身獨立，“短胡大眼，黑臉虯須”，與大陸關帝廟周倉造像同出一模，也即是羅貫中《三國演義》所描繪的周倉原型。
在民間，通常人們認為周倉在曆史上必有其人的。《山西通誌》說：“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為張寶將，後遇關羽於臥牛山，遂相從，於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至今湖北當陽城東原麥城附近田地上，還有周倉墓，墓碑“漢武烈侯周將軍諱倉之墓”。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周倉將軍大名貫神州，否則他有什麽資格、級別能形影不離替關王爺持刀護衛呢？
但是，周倉名字確不見於那部欽定正史的《三國誌》。就是後來的元人《三國誌平話》也隻是為諸葛亮驅動木牛流馬的未將，與關羽無關。
因此，諸多學者均認同周倉實無其人。《三國演義》說他是黃巾張寶部將，後來追隨關羽左右，以及在水淹七軍時下水活捉龐德等情事。此乃小說家言，不足為信。《三國演義辭典》主編沈伯俊日前與筆者信函也稱，“周倉確係虛構人物，乃是民間傳說、通俗文藝的產物。”成都武侯詞所列的周倉造像，也是從《三國演義》忠於關羽的儒家人才標準而入選的。還說，湖北當陽現存的周倉墓，也是好事者捏造。它是一種文化現象。《山西通誌》、《平陸縣誌》多係循《三國演義》故事。來新夏等學者也認為明清地方誌多有將《三國演義》故事和三國傳說編寫進去的。
也有學者說，明人開始塑造周倉，也是為了突出關羽忠義之氣。明清理學很注意“忠義之氣”，乾隆帝就公然篡改《三國誌》，改關羽“壯繆”諡號為“忠義”。有其主必有其仆。關羽忠義之氣必須貫徹群下，它須要樹立各種模式。所以周倉的忠義味，更加可以突出關羽了。因而，毛宗岡說，像周倉那樣的綠林豪客，能遇到關羽真太幸運了，“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竟附公以並垂不朽，可見人貴改圖，士貴扞主。雖失足萑苻，未嚐不可以更新，而單身作仆，勝似擁嘍羅稱大王也”（《三國演義》第二十八回批語）。
可見，周倉現象是為社會文化環境所泡製的，實無其人。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周倉名字雖不見《三國誌》，但並不等同於無此人在焉。蓋《三國誌》立傳大都為帝王將相，周倉的身份充其量也僅是關羽麾下一護衛。他無官無爵，當然難以立傳，也鮮有行跡傳世。即使這樣，《三國誌》仍見有周倉式人物活動。有如魯肅在益陽（湖南益陽）請關羽赴會，就在荊州奉還事發生爭論時，“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唯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嗬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知之去。”（《三國誌。魯肅傳》）在兩軍統帥商談前，竟直言衝撞，無疑是關羽指使，其身份也是夠出格的，和周倉造型的性格、氣質也相鍥合；因此，他的事跡“也不是完全憑空捏造”（邱振聲《三國演義縱橫談》廣西人民出版社）。正如王械所說，“周將軍倉殉節麥城，而墓無可考，稽其遺跡，即長阪坡曹劉交兵處也。可見周倉確有其人，隻是在正史中把他遺漏了”《秋燈叢話》卷二，台北，廣文書局1968年版）。周倉名不見經傳，但他的形象卻遠遠超越曆史無名記錄，農耕社會中的人們，按照自己的心理機製和價值取向，需要周倉似的圖式，所以即使《三國誌》等沒有記載有周倉者，也會製造出周倉的高大形象。
你說周倉形象的出現難道是未解之謎嗎？
（盛巽昌）
中國蓁蓁莽莽土地上，星羅棋布萬千座大大小小廟宇。打開任何一部地方誌，少則數十，多而成百，正是天下無地不廟，無廟難以成為城鎮市集聚合處。有趣的是，每個州縣還都少不了有三座廟即文廟（孔廟）、城隍廟和武廟。其中尤以武廟即關帝廟（民國三年增祀嶽飛，改為關嶽廟）特多，不但城裏有，而且偏僻鄉村也有，而且還有不少城鎮，同時並存幾座關帝廟。
關帝廟的主神，當然是那位被“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的伏魔大帝關羽。但是凡見有關羽正襟危坐讀《左氏春秋》或其他坐像旁，必有一左一右的兩尊泥塑木雕的尊神侍立。
一個是白淨俊俏，長眉細目，佩劍持印的關平；另一個是勾著黑臉，濃眉環眼，手扶青龍偃月刀的周倉。
周倉大名幾乎和關羽一樣響亮。他緊緊跟著主子，同時顯現在舞台和畫圖、雕刻上。民間習俗常以關羽畫像，請進家中張貼中堂用以辟邪，周倉將軍自然也跟著“飛入尋常百姓家”了。他的黑臉皂服和關羽的紅臉綠袍、關平的白臉銀甲相映成輝，此中色彩反差，給代代人們留下美的和諧和難忘的印象。人們也為周倉編造了種種傳說，把他送上敬畏的神位。清人小說《說唐演義》有一個故事，說是南陽侯伍雲召在反隋戰爭中打了敗仗，被身騎怪馬呼雷豹的隋將尚師徒追趕，正危急中，“隻見前麵有一個人，頭戴氈笠帽，身著青布短衫，腳穿薄鞋，麵如黑漆，兩眼如銅鈴，一臉胡須，手執青龍偃月刀，照尚師徒劈麵砍來，尚師徒大驚，便說‘不好了，周倉來了！’帶轉馬頭，往後下跑而去。”（第十九回）當然，這漢子不會是周倉複生，而是朱燦，見伍雲召危難，從附近關帝廟中借了周倉手裏的刀趕來相救的。
它反映了有清一代民間信仰心理和意向。
由此，19世紀就有單獨為周將軍立廟祭祀的。現在台灣就有周倉廟，如彰化北豐鎮的白鶴宮、台南鹽水鎮的鎮南宮；後者據稱始建於甲午戰爭前夕，日本侵占時，說是妨礙交通拆毀，神像為居民祭祀於家中，1961年重建。台灣民間還有稱此縣萬裏鄉關帝廟的周倉神像“係光緒十七年（1891年）漂流至野柳河邊，經人撈獲建廟祀為主神”（《台灣廟神傳》）。
此際周倉形象長身獨立，“短胡大眼，黑臉虯須”，與大陸關帝廟周倉造像同出一模，也即是羅貫中《三國演義》所描繪的周倉原型。
在民間，通常人們認為周倉在曆史上必有其人的。《山西通誌》說：“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為張寶將，後遇關羽於臥牛山，遂相從，於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至今湖北當陽城東原麥城附近田地上，還有周倉墓，墓碑“漢武烈侯周將軍諱倉之墓”。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周倉將軍大名貫神州，否則他有什麽資格、級別能形影不離替關王爺持刀護衛呢？
但是，周倉名字確不見於那部欽定正史的《三國誌》。就是後來的元人《三國誌平話》也隻是為諸葛亮驅動木牛流馬的未將，與關羽無關。
因此，諸多學者均認同周倉實無其人。《三國演義》說他是黃巾張寶部將，後來追隨關羽左右，以及在水淹七軍時下水活捉龐德等情事。此乃小說家言，不足為信。《三國演義辭典》主編沈伯俊日前與筆者信函也稱，“周倉確係虛構人物，乃是民間傳說、通俗文藝的產物。”成都武侯詞所列的周倉造像，也是從《三國演義》忠於關羽的儒家人才標準而入選的。還說，湖北當陽現存的周倉墓，也是好事者捏造。它是一種文化現象。《山西通誌》、《平陸縣誌》多係循《三國演義》故事。來新夏等學者也認為明清地方誌多有將《三國演義》故事和三國傳說編寫進去的。
也有學者說，明人開始塑造周倉，也是為了突出關羽忠義之氣。明清理學很注意“忠義之氣”，乾隆帝就公然篡改《三國誌》，改關羽“壯繆”諡號為“忠義”。有其主必有其仆。關羽忠義之氣必須貫徹群下，它須要樹立各種模式。所以周倉的忠義味，更加可以突出關羽了。因而，毛宗岡說，像周倉那樣的綠林豪客，能遇到關羽真太幸運了，“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竟附公以並垂不朽，可見人貴改圖，士貴扞主。雖失足萑苻，未嚐不可以更新，而單身作仆，勝似擁嘍羅稱大王也”（《三國演義》第二十八回批語）。
可見，周倉現象是為社會文化環境所泡製的，實無其人。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周倉名字雖不見《三國誌》，但並不等同於無此人在焉。蓋《三國誌》立傳大都為帝王將相，周倉的身份充其量也僅是關羽麾下一護衛。他無官無爵，當然難以立傳，也鮮有行跡傳世。即使這樣，《三國誌》仍見有周倉式人物活動。有如魯肅在益陽（湖南益陽）請關羽赴會，就在荊州奉還事發生爭論時，“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唯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嗬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知之去。”（《三國誌。魯肅傳》）在兩軍統帥商談前，竟直言衝撞，無疑是關羽指使，其身份也是夠出格的，和周倉造型的性格、氣質也相鍥合；因此，他的事跡“也不是完全憑空捏造”（邱振聲《三國演義縱橫談》廣西人民出版社）。正如王械所說，“周將軍倉殉節麥城，而墓無可考，稽其遺跡，即長阪坡曹劉交兵處也。可見周倉確有其人，隻是在正史中把他遺漏了”《秋燈叢話》卷二，台北，廣文書局1968年版）。周倉名不見經傳，但他的形象卻遠遠超越曆史無名記錄，農耕社會中的人們，按照自己的心理機製和價值取向，需要周倉似的圖式，所以即使《三國誌》等沒有記載有周倉者，也會製造出周倉的高大形象。
你說周倉形象的出現難道是未解之謎嗎？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