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法典《九章律》，在中國古代法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戰國時期魏國李悝所製的《法經》，下啟魏晉各朝諸律，為後世王朝所參照，成為中國封建法製製度的一塊奠基石。
那麽，《九章律》是誰製定的呢？
傳統的說法是西漢開國功臣蕭何所製定。此說最早見於西漢末年揚雄的《解嘲篇》：“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製而蕭何造律，宜也。”並認為蕭何所以受封立侯，是因為製律有功。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刑法誌》中肯定了揚雄之言，曰：“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班氏之語幾乎起了一錘定音的作用，繼起的魏晉各朝均承襲其說，以為蕭何所作，如西晉武帝曾下詔書說：“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製儀為奉常。”唐朝初年，由太宗李世民親自過問，由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人主持編修的《晉書。刑法誌》對班固之說作了進一步闡發，認為《九章律》是蕭何以李悝的《法經》六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為基礎，增加了戶律、興律、廄律三篇，合為九篇而成。
《唐六典》和《唐律疏議》除了支持此說外，還對戶、興、廄三篇的內容作了闡述，從此，蕭何作《九章律》的說法，一直流傳下來。
另一種說法是，《九章律》並非蕭何所製。最早提出此說者是與班固同時期的王充，他在《論衡。謝短篇》中說：“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皋陶作獄，必將曰皋陶也……或曰蕭何也。”王充認為，皋陶是唐堯虞舜時期臣子，堯舜時的刑法為五刑，而《九章律》中並無五刑之文，因此，皋陶不可能作《九章律》；《九章律》中的象刑不是肉刑，蕭何是漢高祖劉邦的臣下，當時並未廢除肉刑，直到半個世紀後的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淳於德獲罪被押解長安，其女緹縈上書，願代父受刑，文帝感其孝心，才明令廢除肉刑，並寫入律典。
因此，蕭何也不可能作《九章律》。至於《九章律》的製定者究竟是誰，王充也無法判明，但是，從王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九章律》的作者有幾種說法，班固在《漢書。刑法誌》中可能采用了“蕭何定律”一說。那麽，班固之說是否屬實呢？近年來，就有人認為，這是站不住腳的。（見胡銀康《蕭何作九章律的質疑》）
首先，如果蕭何曾在漢初作《九章律》，這無疑是當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必然會在史料上有所反映。司馬遷所處年代離蕭何不遠，他寫《史記》曆時20多年，遍覽了漢宮秘府的圖籍檔案，訪問過當時各色人物，是公認的博學強識、實事求是的史學大家。然而，他在《史記》中隻有“叔孫通定禮儀”之文字，而不見蕭何定律的記載，並言明蕭何封侯並非因製律有功，乃是因“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有功。是否司馬遷一時疏忽遺漏此事、後為班固的《漢書》所補遺呢？這也不可能，因為《漢書》對漢朝前期的史實，基本上抄用《史記》，連文字也少有改動，《漢書。蕭何列傳》和《史記。蕭相國世家》的內容基本一致，都沒有蕭何定律的記載。同時，在《全漢文》西漢部分的史料中，也找不到蕭何曾製定《九章律》的文字。因此，《漢書。刑法誌》中的“蕭何定律”之說，當是班氏采用了當時眾多說法中的一種而已，並不一定屬實。
其次，從《九章律》內容上來看，“漢承秦製，肅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三篇，合為九篇”（《晉書。刑法誌》）。其中的“除參夷”即呂後時的“除三族罪”：“連坐”指漢文帝時的“除收律、相坐法”：“部主見知之條”指漢武帝時張湯、趙禹所作的知情不報應連坐的條規。這些法令均頒布於蕭何之後，說《九章律》為蕭何所作，顯然難圓其說。《九章律》中的戶、興、廄三篇為正律，大致是有關賦稅、擅興徭役、畜牧馬牛之事的法規，是封建國家政權強迫農民提供無償勞役，受其超經濟剝削的法律手段。從漢初形勢分析，當時經濟調敝、社會破敗，而後又有諸侯王割據，中央政權實際控製的地方甚小，且統治者懾於秦二世而亡的前車之鑒，奉行無為而治的政策，讓百姓休養生息。漢代的各種法律形式中（如令、科、比），律具有最高的效力。因此，蕭何所在的漢初將戶、興、廄三篇作為國家正律，以便大肆動用民力是不可能的。隻有到了漢武帝時，經濟複蘇、中央集權加強，武帝本人又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濫用民力，戶、興、廄三篇才有可能上升為正律。這是蕭何不可能作《九章律》的又一佐證。
按照漢朝“前主所是著為律，今主所是疏為令”的習慣推論，《九章律》的製定應在漢武帝之後。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學成為封建正統思想，《九章律》中象刑非肉刑的解釋（王充：《論衡。謝短篇》）正是儒家思想的反映，由此推論，《九章律》似出於漢武帝之後的儒者之手。此說能否站住腳呢？還有待學者進一步研究。
（楊劍宇）
那麽，《九章律》是誰製定的呢？
傳統的說法是西漢開國功臣蕭何所製定。此說最早見於西漢末年揚雄的《解嘲篇》：“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製而蕭何造律，宜也。”並認為蕭何所以受封立侯，是因為製律有功。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刑法誌》中肯定了揚雄之言，曰：“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班氏之語幾乎起了一錘定音的作用，繼起的魏晉各朝均承襲其說，以為蕭何所作，如西晉武帝曾下詔書說：“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製儀為奉常。”唐朝初年，由太宗李世民親自過問，由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人主持編修的《晉書。刑法誌》對班固之說作了進一步闡發，認為《九章律》是蕭何以李悝的《法經》六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為基礎，增加了戶律、興律、廄律三篇，合為九篇而成。
《唐六典》和《唐律疏議》除了支持此說外，還對戶、興、廄三篇的內容作了闡述，從此，蕭何作《九章律》的說法，一直流傳下來。
另一種說法是，《九章律》並非蕭何所製。最早提出此說者是與班固同時期的王充，他在《論衡。謝短篇》中說：“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皋陶作獄，必將曰皋陶也……或曰蕭何也。”王充認為，皋陶是唐堯虞舜時期臣子，堯舜時的刑法為五刑，而《九章律》中並無五刑之文，因此，皋陶不可能作《九章律》；《九章律》中的象刑不是肉刑，蕭何是漢高祖劉邦的臣下，當時並未廢除肉刑，直到半個世紀後的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淳於德獲罪被押解長安，其女緹縈上書，願代父受刑，文帝感其孝心，才明令廢除肉刑，並寫入律典。
因此，蕭何也不可能作《九章律》。至於《九章律》的製定者究竟是誰，王充也無法判明，但是，從王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九章律》的作者有幾種說法，班固在《漢書。刑法誌》中可能采用了“蕭何定律”一說。那麽，班固之說是否屬實呢？近年來，就有人認為，這是站不住腳的。（見胡銀康《蕭何作九章律的質疑》）
首先，如果蕭何曾在漢初作《九章律》，這無疑是當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必然會在史料上有所反映。司馬遷所處年代離蕭何不遠，他寫《史記》曆時20多年，遍覽了漢宮秘府的圖籍檔案，訪問過當時各色人物，是公認的博學強識、實事求是的史學大家。然而，他在《史記》中隻有“叔孫通定禮儀”之文字，而不見蕭何定律的記載，並言明蕭何封侯並非因製律有功，乃是因“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有功。是否司馬遷一時疏忽遺漏此事、後為班固的《漢書》所補遺呢？這也不可能，因為《漢書》對漢朝前期的史實，基本上抄用《史記》，連文字也少有改動，《漢書。蕭何列傳》和《史記。蕭相國世家》的內容基本一致，都沒有蕭何定律的記載。同時，在《全漢文》西漢部分的史料中，也找不到蕭何曾製定《九章律》的文字。因此，《漢書。刑法誌》中的“蕭何定律”之說，當是班氏采用了當時眾多說法中的一種而已，並不一定屬實。
其次，從《九章律》內容上來看，“漢承秦製，肅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三篇，合為九篇”（《晉書。刑法誌》）。其中的“除參夷”即呂後時的“除三族罪”：“連坐”指漢文帝時的“除收律、相坐法”：“部主見知之條”指漢武帝時張湯、趙禹所作的知情不報應連坐的條規。這些法令均頒布於蕭何之後，說《九章律》為蕭何所作，顯然難圓其說。《九章律》中的戶、興、廄三篇為正律，大致是有關賦稅、擅興徭役、畜牧馬牛之事的法規，是封建國家政權強迫農民提供無償勞役，受其超經濟剝削的法律手段。從漢初形勢分析，當時經濟調敝、社會破敗，而後又有諸侯王割據，中央政權實際控製的地方甚小，且統治者懾於秦二世而亡的前車之鑒，奉行無為而治的政策，讓百姓休養生息。漢代的各種法律形式中（如令、科、比），律具有最高的效力。因此，蕭何所在的漢初將戶、興、廄三篇作為國家正律，以便大肆動用民力是不可能的。隻有到了漢武帝時，經濟複蘇、中央集權加強，武帝本人又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濫用民力，戶、興、廄三篇才有可能上升為正律。這是蕭何不可能作《九章律》的又一佐證。
按照漢朝“前主所是著為律，今主所是疏為令”的習慣推論，《九章律》的製定應在漢武帝之後。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學成為封建正統思想，《九章律》中象刑非肉刑的解釋（王充：《論衡。謝短篇》）正是儒家思想的反映，由此推論，《九章律》似出於漢武帝之後的儒者之手。此說能否站住腳呢？還有待學者進一步研究。
（楊劍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