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他驚訝的表情，仿佛被克萊爾抓個正著（我好幾次被人抓到，臉上也是這種表情），不過……
“你說他在撒謊？”
她拚命點頭。“對！他撒了謊！而他老婆呢？她一早就知道！你猜我怎麽看？我覺得是你走了他才開始做這些的。或許他早有這個想法——我覺得在電力發明方麵他有成千上萬種想法；這些點子在他腦袋裏蹦來蹦去——不過他之前完全沒有實踐過這個，直到今天。”
“哎喲，克萊爾，我不覺得——”
她還握著我的手，好像不耐煩似的用力拽了一下，仿佛要把身陷泥沼的人拉起來一樣。“你看到他們的餐桌了嗎？有一邊還布置得好好的，盤子裏沒東西，杯子裏也沒飲料！他為了趕工連晚飯都沒吃。一定是像魔鬼那樣工作，從他那雙手就能看出。雙手都紅了，有兩根手指都起了水泡。”
“他這麽做全是為了阿康？”
“我可不這麽看。”她說。她的雙眼沒有離開過我的眼睛。
“克萊爾！傑米！”媽媽叫道，“來吃雪糕！”
克萊爾連看都沒往廚房那邊看。“青少年團契裏麵所有的孩子中，你是他第一個遇到的，也是他最喜歡的。他是為了你才這麽做的，傑米。他為的是你。”
然後她就進了廚房，扔下我一人在柴火堆旁發愣。如果克萊爾再多留片刻，我還可能從驚訝中恢複過來，告訴她我的直覺：雅各布斯牧師跟我們同樣吃驚。
他沒指望這能起作用。
iii 那次事故/母親的故事/駭人的布道/告別
1965年10月，一個溫暖和煦、晴空無雲的工作日裏，帕特裏夏·雅各布斯把“小跟班”莫裏往他們家的普利茅斯貝爾維迪老爺車前座上一擱，就出發前往蓋茨瀑布的紅加白超市購物去了。這車是娘家送她的結婚禮物。“她上街掃貨去了。”那時候的北方佬會這麽說。
三英裏外，一個叫名喬治·巴頓的農夫——一個人稱“孤單老喬”、終身未娶的王老五——把他的福特f-100皮卡開出了自家車道，後麵還拖著一台土豆挖掘機。他打算沿著9號公路往南開一英裏左右到他的田裏去。拖著那台挖掘機，他最快隻能開10英裏/小時，於是他一直在沒鋪柏油的軟路肩上開車，好讓往南開的車輛可以從他邊上超過去。“孤單老喬”是很體諒別人的。他是個好農民，他也是個好鄰居、學校董事會成員，還是我們教會的執事。而且，他還近乎驕傲地跟別人說自己是個“癲佬”。不過，他會及時補上一句，說雷諾醫生給他開了藥，把他的癲癇發作控製得“妥妥的”。或許如此，不過那天他開卡車的時候犯事兒了。
“他其實壓根兒就不該再開車了，要開也隻能在田裏開，”雷諾醫生事後說，“可是怎麽好讓幹喬治這行的人放棄駕照？他又沒有妻子或成年子女來代他開。拿走他的駕照，還不如直接叫他把農場給賣了得了。”
帕齊和莫裏動身前往紅加白不久後，阿黛爾·帕克太太開車沿著西羅伊斯丘下來。坡急路險，這個地段過去幾年出過多起車禍。她一直龜速徐行，所以才及時刹得住車——差點兒撞上高速公路中間一個步履蹣跚、跌跌撞撞的女人。那個女人用一條胳膊緊緊抱著胸前一個正在滴血的包袱。這是帕齊唯一能用的胳膊了，因為另一條已經從手肘處斷落。血從她臉上往下流。她的一塊頭皮剝落下來掛在肩上，血染的發絲一綹一綹在徐徐秋風中飄揚。她的右眼珠子掉下來掛在臉頰上。她所有的美在一瞬間被粉碎。美就是這麽脆弱。
“救救我的寶寶！”帕齊叫喊道，帕克太太停下她的史蒂倍克老爺車走了下來。在那個懷裏抱著血包袱、血跡斑斑的女人背後，帕克太太看到了那輛貝爾維迪老爺車，車子翻了個底朝天，還在燃燒。頂著它的是“孤單老喬”的卡車，車頭已經凹陷進去。喬治本人倒伏在方向盤上。卡車後麵那台翻倒的土豆挖掘機把9號公路堵死了。
“救救我的寶寶！”帕齊把那包袱向前送，阿黛爾·帕克看到那根本不是嬰兒，而是一個麵部盡毀的小男孩，她捂住雙眼開始尖叫。等她再次睜眼的時候，帕齊已經跪了下來，仿佛在祈禱。
又一輛卡車經過西羅伊斯丘，差點兒就撞上帕克太太的史蒂倍克老爺車。來的是弗納爾德·德威特，他那天答應來幫喬治一起挖。他從車上跳下來，朝帕克太太身邊跑過去，看了一眼跪在路中間的女人，然後徑直向碰撞現場跑去。
“你去哪兒？”帕克太太尖叫道，“救救她！救救這個女人！”
弗納爾德曾在太平洋跟海軍陸戰隊一道作戰，見過戰場上各種恐怖場麵，他沒有停下腳步，隻是扭過頭來喊了一句：“她和那個娃已經走了。喬治可能還有救。”
他的話倒也沒錯。帕齊在從羅克堡開出的救護車抵達之前早就斷氣了，但“孤單老喬”一直活到八十高齡。他後來再沒開過機動車。
你會說：“你怎麽啥都知道，傑米·莫頓？你那時候才九歲。”
但我就是知道。
1976年，當時我母親還比較年輕就已經診斷出患有卵巢癌。那時候我正在緬因大學讀書，不過我大二下學期休學了，好回家陪她走完最後的路。雖然莫頓家的孩子已不再是孩子了（阿康遠赴地平線那頭的夏威夷，在冒納凱阿天文台做脈衝星研究），但我們都回到家中，來陪伴媽媽，支持爸爸。爸爸傷心欲絕，什麽都做不了，隻知道在家中徘徊或長時間在樹林裏散步。
媽媽希望在家裏度過最後的日子，她對此明確表示過。我們輪流給她喂飯、喂藥，或者隻是坐著陪她。那時候她形容枯槁，還得依賴嗎啡來鎮痛。嗎啡是種有意思的東西，它能消除隔閡——也就是北方佬為人熟知的沉默寡言——這道壁壘其他方法是攻不破的。2月的一個下午，輪到我來照看她，當時距離她去世隻有差不多一周了。這一天外頭飄著雪，天氣苦寒，北風搖撼著房子，風在屋簷下狂嘯，不過家裏是暖和的。其實是熱。爸爸是做取暖燃油業務的，還記得吧，20世紀60年代有一年很嚇人，那年他直麵破產，熬過去之後，他不僅事業成功，還進入了中等富裕階層。
“把我的毯子都拉下來，特倫斯（特裏的全稱），”媽媽說道，“怎麽這麽多毯子？我都快熱死了。”
“媽，我是傑米。特裏跟爸爸在車庫裏。”我把那條單人毛毯掀開，露出一條豔得嚇人的粉色睡袍，袍子裏麵仿佛空空如也。她的頭發（癌症發病的時候就全白了）已經稀疏得幾乎不剩了；她的嘴唇向牙齒兩邊萎縮，使牙齒顯得太大，就像馬齒一樣；隻有她的眼睛沒變。她的雙眼依舊年輕，充滿令人痛心的好奇：我到底出了什麽事兒？
“傑米，傑米，我剛剛就是這麽叫的。給我來片藥行嗎？我今天痛得不行了，從沒這麽難受過。”
“再忍15分鍾就好，媽。”本該再等兩個小時的，但我看不出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麽區別了。克萊爾建議一次全給她吃了，把安迪嚇了一跳；他是我們之中唯一信守我們相對嚴格的宗教教養的。
“你這是要送她下地獄嗎？”他問道。
“隻要是我們給她喂的藥，她就不會下地獄。”克萊爾說道——我覺得挺有道理的。“她又不會知道。”接著，她的話幾乎把我的心都打碎，因為這是媽媽的口頭禪，“她不知道這一趟是走著去還是騎馬去。不會再知道了。”
“不準你做這種事。”安迪說道。
“我做不到。”克萊爾歎氣說。她那時候年近三十，比以往更美麗動人。是因為她終於墮入愛河了？果真如此，那可真是辛辣的諷刺。“我沒這種勇氣。我隻有勇氣任憑她受折磨。”
“當她上了天堂之後，她的苦難就隻是過眼雲煙。”安迪說道，好像這樣就一錘定音了一樣。估計對他而言是這樣吧。
風在呼嘯，臥室那扇窗的舊玻璃咯咯作響，媽媽說：“我現在好瘦，好瘦。我當時可是個漂亮的新娘子，誰都這麽說，不過現在勞拉·麥肯齊卻瘦成這個樣子。”她的嘴角拉長就像小醜做出悲傷疼痛的怪相。
我跟她在房裏又待了三個小時，直到特裏來接替我。她中途可能睡了一會兒，但她現在是醒著的，我不顧一切地分散她的注意，別讓她的身體繼續蠶食自己。我什麽話題都能拿來說，隻是剛巧提到查爾斯·雅各布斯。我問她知不知道他離開哈洛後下落何方。
“噢，那真是段可怕的歲月，”她說道，“他老婆孩子出的事兒真是太可怕了。”
“是的，”我說，“我知道。”
我垂死的母親十足輕蔑地看著我。“你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懂。可怕就可怕在這不是任何人的錯。當然不是喬治·巴頓的錯，他隻是癲癇發作。”
然後她就跟我講了我先前告訴你們的事情。她是從阿黛爾·帕克的口中聽來的，阿黛爾說那垂死女人的畫麵在她腦中揮之不去。“我永遠忘不掉的，”媽媽說，“是他在皮博迪家尖叫的樣子。我從不知道一個男人竟可以發出那樣的聲音。”
多琳·德威特，弗納爾德的妻子，給我媽媽打電話交代了噩耗。她第一個給勞拉·莫頓打電話是有道理的。“必須得你來跟他說。”她說道。
母親一想到那個畫麵就嚇壞了。“噢，不！我做不到！”
“你必須做到，”多琳耐心地說，“這不是電話說說就了事的那種，而且除了瑪拉·哈靈頓那老烏鴉之外，你是他最親近的鄰居了。”
母親所有的沉默內斂都被嗎啡一掃而空，她跟我說：“我鼓起全部勇氣，但一出門勇氣就都沒了。我轉身跑回茅房去拉屎。”
她從我們住的小山丘下來，穿過9號公路，來到牧師宅邸。雖然她沒說，但我可以想象這是她這輩子走過最漫長的一段路。她敲了門，一開始他沒應門，不過她能聽到屋裏收音機的聲音。
“他怎麽可能聽得見？”她衝天花板問道，我就坐在她旁邊，“第一次敲的時候，我手指關節幾乎都沒碰到木門。”
第二次她敲得更用力了。他打開門，透過紗窗看見她。他手裏正捧著本大書，這麽多年過去了，她還記得書名——《質子和中子：電所不為人知的世界》。
“你好，勞拉，”他說道，“你沒事兒吧？臉色怎麽這麽蒼白。請進，快請進。”
“你說他在撒謊？”
她拚命點頭。“對！他撒了謊！而他老婆呢？她一早就知道！你猜我怎麽看？我覺得是你走了他才開始做這些的。或許他早有這個想法——我覺得在電力發明方麵他有成千上萬種想法；這些點子在他腦袋裏蹦來蹦去——不過他之前完全沒有實踐過這個，直到今天。”
“哎喲，克萊爾，我不覺得——”
她還握著我的手，好像不耐煩似的用力拽了一下，仿佛要把身陷泥沼的人拉起來一樣。“你看到他們的餐桌了嗎？有一邊還布置得好好的，盤子裏沒東西，杯子裏也沒飲料！他為了趕工連晚飯都沒吃。一定是像魔鬼那樣工作，從他那雙手就能看出。雙手都紅了，有兩根手指都起了水泡。”
“他這麽做全是為了阿康？”
“我可不這麽看。”她說。她的雙眼沒有離開過我的眼睛。
“克萊爾！傑米！”媽媽叫道，“來吃雪糕！”
克萊爾連看都沒往廚房那邊看。“青少年團契裏麵所有的孩子中，你是他第一個遇到的，也是他最喜歡的。他是為了你才這麽做的，傑米。他為的是你。”
然後她就進了廚房，扔下我一人在柴火堆旁發愣。如果克萊爾再多留片刻，我還可能從驚訝中恢複過來，告訴她我的直覺：雅各布斯牧師跟我們同樣吃驚。
他沒指望這能起作用。
iii 那次事故/母親的故事/駭人的布道/告別
1965年10月，一個溫暖和煦、晴空無雲的工作日裏，帕特裏夏·雅各布斯把“小跟班”莫裏往他們家的普利茅斯貝爾維迪老爺車前座上一擱，就出發前往蓋茨瀑布的紅加白超市購物去了。這車是娘家送她的結婚禮物。“她上街掃貨去了。”那時候的北方佬會這麽說。
三英裏外，一個叫名喬治·巴頓的農夫——一個人稱“孤單老喬”、終身未娶的王老五——把他的福特f-100皮卡開出了自家車道，後麵還拖著一台土豆挖掘機。他打算沿著9號公路往南開一英裏左右到他的田裏去。拖著那台挖掘機，他最快隻能開10英裏/小時，於是他一直在沒鋪柏油的軟路肩上開車，好讓往南開的車輛可以從他邊上超過去。“孤單老喬”是很體諒別人的。他是個好農民，他也是個好鄰居、學校董事會成員，還是我們教會的執事。而且，他還近乎驕傲地跟別人說自己是個“癲佬”。不過，他會及時補上一句，說雷諾醫生給他開了藥，把他的癲癇發作控製得“妥妥的”。或許如此，不過那天他開卡車的時候犯事兒了。
“他其實壓根兒就不該再開車了，要開也隻能在田裏開，”雷諾醫生事後說，“可是怎麽好讓幹喬治這行的人放棄駕照？他又沒有妻子或成年子女來代他開。拿走他的駕照，還不如直接叫他把農場給賣了得了。”
帕齊和莫裏動身前往紅加白不久後，阿黛爾·帕克太太開車沿著西羅伊斯丘下來。坡急路險，這個地段過去幾年出過多起車禍。她一直龜速徐行，所以才及時刹得住車——差點兒撞上高速公路中間一個步履蹣跚、跌跌撞撞的女人。那個女人用一條胳膊緊緊抱著胸前一個正在滴血的包袱。這是帕齊唯一能用的胳膊了，因為另一條已經從手肘處斷落。血從她臉上往下流。她的一塊頭皮剝落下來掛在肩上，血染的發絲一綹一綹在徐徐秋風中飄揚。她的右眼珠子掉下來掛在臉頰上。她所有的美在一瞬間被粉碎。美就是這麽脆弱。
“救救我的寶寶！”帕齊叫喊道，帕克太太停下她的史蒂倍克老爺車走了下來。在那個懷裏抱著血包袱、血跡斑斑的女人背後，帕克太太看到了那輛貝爾維迪老爺車，車子翻了個底朝天，還在燃燒。頂著它的是“孤單老喬”的卡車，車頭已經凹陷進去。喬治本人倒伏在方向盤上。卡車後麵那台翻倒的土豆挖掘機把9號公路堵死了。
“救救我的寶寶！”帕齊把那包袱向前送，阿黛爾·帕克看到那根本不是嬰兒，而是一個麵部盡毀的小男孩，她捂住雙眼開始尖叫。等她再次睜眼的時候，帕齊已經跪了下來，仿佛在祈禱。
又一輛卡車經過西羅伊斯丘，差點兒就撞上帕克太太的史蒂倍克老爺車。來的是弗納爾德·德威特，他那天答應來幫喬治一起挖。他從車上跳下來，朝帕克太太身邊跑過去，看了一眼跪在路中間的女人，然後徑直向碰撞現場跑去。
“你去哪兒？”帕克太太尖叫道，“救救她！救救這個女人！”
弗納爾德曾在太平洋跟海軍陸戰隊一道作戰，見過戰場上各種恐怖場麵，他沒有停下腳步，隻是扭過頭來喊了一句：“她和那個娃已經走了。喬治可能還有救。”
他的話倒也沒錯。帕齊在從羅克堡開出的救護車抵達之前早就斷氣了，但“孤單老喬”一直活到八十高齡。他後來再沒開過機動車。
你會說：“你怎麽啥都知道，傑米·莫頓？你那時候才九歲。”
但我就是知道。
1976年，當時我母親還比較年輕就已經診斷出患有卵巢癌。那時候我正在緬因大學讀書，不過我大二下學期休學了，好回家陪她走完最後的路。雖然莫頓家的孩子已不再是孩子了（阿康遠赴地平線那頭的夏威夷，在冒納凱阿天文台做脈衝星研究），但我們都回到家中，來陪伴媽媽，支持爸爸。爸爸傷心欲絕，什麽都做不了，隻知道在家中徘徊或長時間在樹林裏散步。
媽媽希望在家裏度過最後的日子，她對此明確表示過。我們輪流給她喂飯、喂藥，或者隻是坐著陪她。那時候她形容枯槁，還得依賴嗎啡來鎮痛。嗎啡是種有意思的東西，它能消除隔閡——也就是北方佬為人熟知的沉默寡言——這道壁壘其他方法是攻不破的。2月的一個下午，輪到我來照看她，當時距離她去世隻有差不多一周了。這一天外頭飄著雪，天氣苦寒，北風搖撼著房子，風在屋簷下狂嘯，不過家裏是暖和的。其實是熱。爸爸是做取暖燃油業務的，還記得吧，20世紀60年代有一年很嚇人，那年他直麵破產，熬過去之後，他不僅事業成功，還進入了中等富裕階層。
“把我的毯子都拉下來，特倫斯（特裏的全稱），”媽媽說道，“怎麽這麽多毯子？我都快熱死了。”
“媽，我是傑米。特裏跟爸爸在車庫裏。”我把那條單人毛毯掀開，露出一條豔得嚇人的粉色睡袍，袍子裏麵仿佛空空如也。她的頭發（癌症發病的時候就全白了）已經稀疏得幾乎不剩了；她的嘴唇向牙齒兩邊萎縮，使牙齒顯得太大，就像馬齒一樣；隻有她的眼睛沒變。她的雙眼依舊年輕，充滿令人痛心的好奇：我到底出了什麽事兒？
“傑米，傑米，我剛剛就是這麽叫的。給我來片藥行嗎？我今天痛得不行了，從沒這麽難受過。”
“再忍15分鍾就好，媽。”本該再等兩個小時的，但我看不出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麽區別了。克萊爾建議一次全給她吃了，把安迪嚇了一跳；他是我們之中唯一信守我們相對嚴格的宗教教養的。
“你這是要送她下地獄嗎？”他問道。
“隻要是我們給她喂的藥，她就不會下地獄。”克萊爾說道——我覺得挺有道理的。“她又不會知道。”接著，她的話幾乎把我的心都打碎，因為這是媽媽的口頭禪，“她不知道這一趟是走著去還是騎馬去。不會再知道了。”
“不準你做這種事。”安迪說道。
“我做不到。”克萊爾歎氣說。她那時候年近三十，比以往更美麗動人。是因為她終於墮入愛河了？果真如此，那可真是辛辣的諷刺。“我沒這種勇氣。我隻有勇氣任憑她受折磨。”
“當她上了天堂之後，她的苦難就隻是過眼雲煙。”安迪說道，好像這樣就一錘定音了一樣。估計對他而言是這樣吧。
風在呼嘯，臥室那扇窗的舊玻璃咯咯作響，媽媽說：“我現在好瘦，好瘦。我當時可是個漂亮的新娘子，誰都這麽說，不過現在勞拉·麥肯齊卻瘦成這個樣子。”她的嘴角拉長就像小醜做出悲傷疼痛的怪相。
我跟她在房裏又待了三個小時，直到特裏來接替我。她中途可能睡了一會兒，但她現在是醒著的，我不顧一切地分散她的注意，別讓她的身體繼續蠶食自己。我什麽話題都能拿來說，隻是剛巧提到查爾斯·雅各布斯。我問她知不知道他離開哈洛後下落何方。
“噢，那真是段可怕的歲月，”她說道，“他老婆孩子出的事兒真是太可怕了。”
“是的，”我說，“我知道。”
我垂死的母親十足輕蔑地看著我。“你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懂。可怕就可怕在這不是任何人的錯。當然不是喬治·巴頓的錯，他隻是癲癇發作。”
然後她就跟我講了我先前告訴你們的事情。她是從阿黛爾·帕克的口中聽來的，阿黛爾說那垂死女人的畫麵在她腦中揮之不去。“我永遠忘不掉的，”媽媽說，“是他在皮博迪家尖叫的樣子。我從不知道一個男人竟可以發出那樣的聲音。”
多琳·德威特，弗納爾德的妻子，給我媽媽打電話交代了噩耗。她第一個給勞拉·莫頓打電話是有道理的。“必須得你來跟他說。”她說道。
母親一想到那個畫麵就嚇壞了。“噢，不！我做不到！”
“你必須做到，”多琳耐心地說，“這不是電話說說就了事的那種，而且除了瑪拉·哈靈頓那老烏鴉之外，你是他最親近的鄰居了。”
母親所有的沉默內斂都被嗎啡一掃而空，她跟我說：“我鼓起全部勇氣，但一出門勇氣就都沒了。我轉身跑回茅房去拉屎。”
她從我們住的小山丘下來，穿過9號公路，來到牧師宅邸。雖然她沒說，但我可以想象這是她這輩子走過最漫長的一段路。她敲了門，一開始他沒應門，不過她能聽到屋裏收音機的聲音。
“他怎麽可能聽得見？”她衝天花板問道，我就坐在她旁邊，“第一次敲的時候，我手指關節幾乎都沒碰到木門。”
第二次她敲得更用力了。他打開門，透過紗窗看見她。他手裏正捧著本大書，這麽多年過去了，她還記得書名——《質子和中子：電所不為人知的世界》。
“你好，勞拉，”他說道，“你沒事兒吧？臉色怎麽這麽蒼白。請進，快請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