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前塵，仿佛我們的人生是有章可循的，感覺事事都開始變得合乎邏輯，仿佛我們走的每一步（包括失足）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比如那個滿嘴髒話的退休老頭兒，他不經意間給我命定了一幹25年的工作。你說那是命運還是偶然？我不知道。我怎麽知道？剃頭師傅赫克托四處找他那把銀通（silvertone）老吉他的時候我壓根兒不在場。以前，我曾以為路是自己隨機選出來的：先是這事兒，再是那事兒，又引出別的事兒。現在才知道並非如此。
有別的力量在左右我們。
1963年間，在披頭士樂隊掀起風潮前，鄉村音樂短暫而強有力地席卷美國大地。借著這股熱潮，電視台推出了《民謠同樂會》這檔節目，嘉賓是一些詮釋黑人體驗的白人歌手，比如查德·米歇爾三重唱和新黑人賣唱劇團這類。我哥哥康拉德，與比利·帕克特的哥哥羅尼是摯交好友，每周六晚都在帕克特家看“民樂會”——他們這樣來稱呼那檔節目。
那時候，羅尼和比利的祖父跟帕克特一家人住在一起。比利的祖父人稱“剃頭師傅赫克托”，蓋因他堅持這行當近50年，不過還是很難想象他如何能代入這個角色；剃頭師傅就像酒保一樣，通常是健談的那類人，但是剃頭師傅赫克托話可不多。他一般是坐在客廳，一邊抽著蒂帕裏諾雪茄，一邊往自己的咖啡裏倒幾蓋子波本威士忌。整個房子都充斥著這種味道。他隻要一開口，話裏就夾著髒字。
不過他喜歡《民謠同樂會》（即“民樂會”），老跟阿康和羅尼一起看。某天晚上，節目裏一個白人小男生唱了一段寶貝兒離他而去，讓他感到心情悲傷的歌，剃頭師傅赫克托嗤之以鼻，說：“扯淡，哥們兒，這算哪門子藍調。”
“這是什麽意思啊，爺爺？”羅尼問道。
“藍調是很厲害的音樂，但那個娃唱得就像他剛剛尿了床害怕被他老媽發現似的。”
兩個男生聽完都笑了，一方麵是覺得很逗，一方麵是驚詫於赫克托居然還是個音樂批評家。
“你等著。”他說完用粗糙的手抓著樓梯欄杆，拖著身子緩緩爬上樓。他這一趟去了太久，以至於當他脖子上掛一把破舊的銀通吉他走下樓時，孩子們幾乎都把他給忘了。吉他琴身破舊不堪，用一圈粗繩捆綁固定，連弦鈕都彎了。他哼了一聲坐下來，放了個屁，然後把吉他拉過來架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膝蓋上。
“把那破玩意兒給我關了。”他說。
羅尼聽話照辦了，反正這周的“民樂會”也要放完了。“爺爺，我怎麽不知道你會彈吉他。”羅尼接了一句。
“好多年沒碰了，”赫克托說，“關節炎犯了之後我就把它收起來了。都不知道還能不能給這賤貨調音了。”
“爸，你說話注意點兒！”兒媳婦帕克特太太在廚房喊了一嗓子。剃頭師傅赫克托沒搭理她；除非是想讓她幫忙遞一下土豆泥，否則他都不怎麽搭理她。他慢慢地給吉他調音，小聲抱怨了幾句髒話，然後彈了和弦，聽上去有點兒音樂的味道了。康拉德後來跟我說起這個故事的時候說：“聽得出來他確實很久沒彈了，但還是蠻酷的。”
“啊！”羅尼讚歎道，“爺爺，這是什麽和弦？”
“e和弦。這些破玩意兒都是e打頭的。等著，你還沒聽到妙處呢。我看看還能不能想起怎麽弄這騷貨。”
“爸，你說話注意點兒！”聲音再次從廚房傳出。
他這次仍然沒搭理她，隻是開始用他那粗硬、被煙熏得發黃的指甲當作撥片，彈起了吉他。一開始他彈得很慢，一邊還嘟囔著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話，但隨後他很快就彈起了平穩的節奏和清脆的旋律，讓在座的孩子們麵麵相覷。他的手指在指板上上下劃動，一開始有點兒笨拙，然後逐漸流暢起來，仿佛老舊的記憶神經突觸又一點兒一點兒活過來了：從b和弦到a和弦再到g和弦，最後回到e和弦。這種和弦進行法我後來彈了幾十萬次，不過在1963年時，我根本不知道怎麽從中找到e和弦琴弦。
赫克托用一種高亢的帶著哭腔的聲音，完全不同於他平時說話（盡管他很少開口）的聲音開始唱了起來：“親愛的，趴下來讓爹爹瞧瞧……你讓我好擔心……”
帕克特太太從廚房走出來，一邊還用塊幹抹布擦著手，臉上表情就像看到異域怪鳥——鴕鳥或是鴯鶓之類——大搖大擺地走在9號公路的中央一樣。比利和可能還不到五歲的小朗達·帕克特，下到樓梯的一半兒，倚著欄杆，瞪大眼睛看著這老頭兒。
“那節奏，”康拉德後來跟我形容道，“跟我們在《民謠同樂會》上聽到過的調調還真不一樣。”
剃頭師傅赫克托此時正一邊得意地笑著，一邊跟著拍子踏著腳。阿康說他從未見那老頭兒咧嘴笑，有點兒瘮人，仿佛他變身成某種唱歌的吸血鬼。
“媽媽不讓我夜裏遊蕩……她害怕有些女人會……會……”他拖著腔，“會……傷我的心！”
“繼續唱，爺爺！”羅尼叫道，他一邊笑一邊鼓掌。
赫克托開始唱第二段，這一段內容是方塊j告訴黑桃q，讓她繼續愛怎樣就怎樣。不過唱著唱著琴弦突然“嘣”的一聲斷了。
“該死的，你個騷貨。”他罵道，剃頭師傅赫克托的一場即興演奏會就此結束。帕克特太太一把奪走了赫克托的吉他（飛出的斷弦差點兒傷到她眼睛）並嚴厲警告，他要是再敢這麽說話就到外麵走廊上去思過。
剃頭師傅赫克托並沒有被趕到外麵的走廊，不過他又重新回到他慣常的沉默不語的狀態了。孩子們再也沒有聽到他彈起吉他唱起歌。隨後的那年夏天，1964年，披頭士樂隊走紅美國的那年，赫克托去世了，當時人氣正旺的查爾斯·雅各布斯主持了他的葬禮。
在“大男孩”亞瑟·克魯杜的《媽媽不讓我》縮略版演出後第二天，羅尼·帕克特在後院酒桶裏找到了那把吉他，是他憤怒的母親給撂在那兒的。羅尼把吉他帶到了學校，兼任中學音樂教師的英語教師卡爾霍恩夫人，教會了他如何換弦，如何哼唱熄燈號的前三個音來調音。她還給了羅尼一本《唱出來！》，這本民謠雜誌有《芭芭拉·艾倫》這類曲子的歌詞和和弦編配。
接下來的兩年裏（除了“命運的滑雪杖”使得阿康變啞的那段停滯期），這兩個男孩兒學了一首又一首的民謠，一把舊吉他兩人換著彈，學著藍調歌手利德貝利在獄中歲月裏彈的那些基礎和弦。他們倆彈得都很水，不過阿康的嗓子還不賴，盡管他這種甜甜的嗓音用來唱他所鍾愛的藍調還是略顯稚嫩。他們還頂著“阿康和阿羅”的名號在公共場合演出過幾次。（誰的名字排前麵是他倆擲骰子決定的。）
阿康最後終於有了自己的吉他，一把刷桃木漆色的吉布森牌民謠吉他。它比剃頭師傅赫克托的銀通吉他好太多了，他們就是拿著這把吉他在尤裏卡田莊的“才藝之夜”裏唱《第七子》與《甜蜜國度》的。爸媽很支持，羅尼的家人也很捧場，不過計算機領域裏的“完整輸入完整輸出”法則對吉他同樣適用：是什麽料子出什麽貨。
“阿康和阿羅”民謠二人組試圖在當地混出名氣，我對此毫不在意，阿康對他的吉布森吉他的興趣開始減退時，我同樣沒有留意。自從雅各布斯牧師開著他新買的舊車離開哈洛之後，我感覺生命中出現了一個窟窿。我失去了上帝和我唯一一個成年朋友，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感到悲傷和暗暗恐懼。母親總是在給我加油打氣，克萊爾也是，甚至連父親都來幫了一把。我也努力讓自己快樂起來，最終，我成功了，不過1965年讓路給1966年，1966年又換成了1967年，樓上不再傳來唱得走樣的《不要三思》，這一切我都沒有注意。
那時候阿康全副身心都投入高中的體育競技中（他在這方麵比他彈吉他要好上千倍萬倍），至於我的心思呢……鎮上搬來一個新女生，名叫阿斯特麗德·索德伯格。她有著如絲般順滑的金色頭發，矢車菊般的藍眼睛，還有毛衣下稍稍的隆起，日後會發育成豐滿的酥胸。我們一起上學的頭幾年，我覺得她壓根兒不會想起我——除非是想抄我作業的時候。而我則時時想著她。我覺得她要是答應讓我輕撫她的秀發的話，我可能會立即心髒病發作。有一次我從參考書架上取下《韋氏詞典》，拿回自己的桌前，在“親吻”這個單詞下工工整整地寫下“阿斯特麗德”幾個字，覆蓋掉原本的釋義，我當時心跳好快，皮膚就像被針刺一樣。“心醉”這個詞用來描述這種愛慕真是貼切，因為我當時就能感受到。
我從未想過會拿起阿康的那把吉布森吉他；如果想聽歌，我會直接開收音機。但是天賦就是這麽一種詭異的東西，一旦時機成熟，天賦就會不動聲色但肯定執著地發揮出來。就像某些讓人上癮的毒品，剛接觸時仿佛好友，久了才知是個暴君。這是我13歲那年自己發現的。
先是這事兒，再是那事兒，又引出別的事兒。
我的音樂天賦遠談不上高，但還是能超過阿康或家裏隨便一個人很多的。我在1969年秋天一個無所事事的星期六有了這個發現。那天陰雲密布，家裏其他人——就連從大學回家過周末的克萊爾——都去蓋茨瀑布看橄欖球賽了。那時阿康在上大三，還是蓋茨瀑布鱷魚隊的一名後衛。我留在家裏沒去，因為肚子疼，不過倒沒有我表現出來的那麽厲害；我隻是對橄欖球不感冒，而且外麵的天氣也是山雨欲來。
我看了會兒電視，不過兩個頻道都在轉播橄欖球，剩下那個在轉播高爾夫球——還不如橄欖球呢。克萊爾原先的臥室眼下變成阿康的了，不過她的一些平裝書還堆在櫃子裏，我想著找本阿加莎·克裏斯蒂的小說來看。克萊爾說她的書很好讀，而且追隨馬普爾小姐及赫爾克裏·波洛一同探案很是有趣。我走進房間，看見角落裏阿康那把吉布森吉他，周圍是散了一地的《唱出來！》舊雜誌。我看著這把靠在一邊被人遺忘已久的吉他，突發奇想，沒準兒我能用它彈奏一曲《櫻桃，櫻桃》。
我於那一刻的印象就如同對初吻一樣記憶猶新，那時的想法如此陌生，與我走進阿康房間的初衷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我敢對著一堆《聖經》發誓：那簡直不像是一種想法，而是一種召喚。
我提著吉他，在阿康的床上坐下。我沒有一來就碰吉他弦，而是多回想了一下那首歌。我知道用阿康的民謠吉他來彈會很好聽，因為《櫻桃，櫻桃》就是根據民謠樂句來編排的（我當時還不懂這術語）。我隻是在腦子裏回想那段音樂，驚訝於自己不光能聽出，還能看出和弦的變化。這些和弦我全懂，隻是不知道它們藏在吉他指板的什麽位置。
我隨便抓了一本《唱出來！》，想要找一首藍調，隨便一首都行。我找到了一首叫《把你的錢變綠》的曲子，看看怎麽按e和弦（剃頭師傅赫克托告訴阿康和羅尼——這些破玩意兒都是e打頭的），然後開始在吉他上彈奏。聲音有點兒悶，但很正。吉布森吉他是把好樂器，盡管閑置已久，還是沒有跑調。我用左手的食指、中指和無名指更使勁地按弦。手指生疼，卻全然不顧。因為e和弦是對的，e和弦太美了，和我心裏想的分毫不差。
阿康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才學會《日出之屋》，他從d和弦換到f和弦還是沒法兒一步到位。我隻花10分鍾就學會了一首三和弦的樂句《櫻桃，櫻桃》——e和弦轉a轉d再轉回a。然後我發現同樣的三個和弦可以用來彈騎士之影樂隊的《格洛麗亞》和金斯曼樂隊的《路易，路易》。我一直彈到手指尖疼痛難忍，左手幾乎無法伸直為止。我最終停下來，不是我想停，而是我不得不停下來。我迫不及待地想再來一次。我才不管什麽新黑人賣唱劇團、伊恩與西爾維婭組合，或其他什麽狗屁民謠歌手，我可以彈《櫻桃，櫻桃》彈上一整天：它有種能打動我的東西。
如果我能彈得夠好的話，我心想，沒準兒阿斯特麗德·索德伯格會對我另眼相看，不再隻把我當成用來抄作業的家夥。不過那都隻在其次，主要是彈奏能填補我內心的空白。它本身有自己的意義，一種情感上的真理。彈吉他讓我重新找到做人的感覺。
三周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阿康打完橄欖球後提前回家，而沒有留下跟球迷一起賽後野餐。我正在樓梯平台上試著彈《野東西》。我以為他會瘋狂地把吉他從我懷裏奪去，或許還責備我褻瀆了他的吉他——用他拿來彈奏《答案在風中飄蕩》這種激進歌曲的樂器來彈奏特羅格斯樂隊的三和弦傻歌。
不過那天阿康拿了三個“觸地得分”，還創下了場地跑的學校紀錄。鱷魚隊將參加下一階段c級的季後賽。他隻是說了句：“這是廣播裏放過的有史以來最蠢的歌。”
“不，”我說，“我認為這項‘最蠢殊榮’應該頒給《衝浪鳥》。那首我也會彈，你要不要聽一聽。”
“我的上帝，還是免了吧。”他敢這麽瀆神是因為媽媽在花園裏，爸爸和特裏在車庫裏修“公路火箭iii號”，而我們篤信基督的大哥已經不住在家裏了。跟克萊爾一樣，安迪也上了緬因大學（他說裏麵盡是些無所事事的嬉皮士）。
“不過阿康，你不介意我彈你的吉他吧？”
“你隻管隨便彈。”他說完就從我身邊的樓梯上過去了。他一側臉頰上有明顯的擦傷，渾身是打球之後的汗臭。“不過你要是搞壞了，可是要賠的。”
“我不會把它弄壞的。”
我確實沒弄壞，隻是弄斷了好多根弦。搖滾比民謠更傷琴弦。
1970年，我開始在蓋茨瀑布的安德羅斯科金河對麵上高中。阿康已然是高年級生，由於他的體育才能和榜上有名的成績，他成了位不折不扣的大人物，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裏了。那樣也好，無所謂。不幸的是，阿斯特麗德·索德伯格雖然在大教室裏就坐我後麵一排，而且上一年級英語課時挨著我坐，但她對我也不聞不問。她梳著馬尾辮，短裙裙裾比膝蓋高出至少兩英寸。每次她蹺二郎腿的時候，我都要窒息了。我比任何時候都更迷戀她，不過她和朋友們坐在體育館的看台上吃午飯的時候，我偷聽了她們的對話，知道她們隻看得上高年級男生。我隻是她們嶄新而美妙的中學校園生活詩篇中的一個臨時演員。
不過倒是有別人在注意我——一個身材瘦長、長發飄逸的學長，看上去像個安迪所謂的無所事事的嬉皮士。有一天我在體育館裏吃午飯的時候，他把我找了出來，阿斯特麗德和她那群愛笑的死黨就在比我低兩個露台的地方。
有別的力量在左右我們。
1963年間，在披頭士樂隊掀起風潮前，鄉村音樂短暫而強有力地席卷美國大地。借著這股熱潮，電視台推出了《民謠同樂會》這檔節目，嘉賓是一些詮釋黑人體驗的白人歌手，比如查德·米歇爾三重唱和新黑人賣唱劇團這類。我哥哥康拉德，與比利·帕克特的哥哥羅尼是摯交好友，每周六晚都在帕克特家看“民樂會”——他們這樣來稱呼那檔節目。
那時候，羅尼和比利的祖父跟帕克特一家人住在一起。比利的祖父人稱“剃頭師傅赫克托”，蓋因他堅持這行當近50年，不過還是很難想象他如何能代入這個角色；剃頭師傅就像酒保一樣，通常是健談的那類人，但是剃頭師傅赫克托話可不多。他一般是坐在客廳，一邊抽著蒂帕裏諾雪茄，一邊往自己的咖啡裏倒幾蓋子波本威士忌。整個房子都充斥著這種味道。他隻要一開口，話裏就夾著髒字。
不過他喜歡《民謠同樂會》（即“民樂會”），老跟阿康和羅尼一起看。某天晚上，節目裏一個白人小男生唱了一段寶貝兒離他而去，讓他感到心情悲傷的歌，剃頭師傅赫克托嗤之以鼻，說：“扯淡，哥們兒，這算哪門子藍調。”
“這是什麽意思啊，爺爺？”羅尼問道。
“藍調是很厲害的音樂，但那個娃唱得就像他剛剛尿了床害怕被他老媽發現似的。”
兩個男生聽完都笑了，一方麵是覺得很逗，一方麵是驚詫於赫克托居然還是個音樂批評家。
“你等著。”他說完用粗糙的手抓著樓梯欄杆，拖著身子緩緩爬上樓。他這一趟去了太久，以至於當他脖子上掛一把破舊的銀通吉他走下樓時，孩子們幾乎都把他給忘了。吉他琴身破舊不堪，用一圈粗繩捆綁固定，連弦鈕都彎了。他哼了一聲坐下來，放了個屁，然後把吉他拉過來架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膝蓋上。
“把那破玩意兒給我關了。”他說。
羅尼聽話照辦了，反正這周的“民樂會”也要放完了。“爺爺，我怎麽不知道你會彈吉他。”羅尼接了一句。
“好多年沒碰了，”赫克托說，“關節炎犯了之後我就把它收起來了。都不知道還能不能給這賤貨調音了。”
“爸，你說話注意點兒！”兒媳婦帕克特太太在廚房喊了一嗓子。剃頭師傅赫克托沒搭理她；除非是想讓她幫忙遞一下土豆泥，否則他都不怎麽搭理她。他慢慢地給吉他調音，小聲抱怨了幾句髒話，然後彈了和弦，聽上去有點兒音樂的味道了。康拉德後來跟我說起這個故事的時候說：“聽得出來他確實很久沒彈了，但還是蠻酷的。”
“啊！”羅尼讚歎道，“爺爺，這是什麽和弦？”
“e和弦。這些破玩意兒都是e打頭的。等著，你還沒聽到妙處呢。我看看還能不能想起怎麽弄這騷貨。”
“爸，你說話注意點兒！”聲音再次從廚房傳出。
他這次仍然沒搭理她，隻是開始用他那粗硬、被煙熏得發黃的指甲當作撥片，彈起了吉他。一開始他彈得很慢，一邊還嘟囔著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話，但隨後他很快就彈起了平穩的節奏和清脆的旋律，讓在座的孩子們麵麵相覷。他的手指在指板上上下劃動，一開始有點兒笨拙，然後逐漸流暢起來，仿佛老舊的記憶神經突觸又一點兒一點兒活過來了：從b和弦到a和弦再到g和弦，最後回到e和弦。這種和弦進行法我後來彈了幾十萬次，不過在1963年時，我根本不知道怎麽從中找到e和弦琴弦。
赫克托用一種高亢的帶著哭腔的聲音，完全不同於他平時說話（盡管他很少開口）的聲音開始唱了起來：“親愛的，趴下來讓爹爹瞧瞧……你讓我好擔心……”
帕克特太太從廚房走出來，一邊還用塊幹抹布擦著手，臉上表情就像看到異域怪鳥——鴕鳥或是鴯鶓之類——大搖大擺地走在9號公路的中央一樣。比利和可能還不到五歲的小朗達·帕克特，下到樓梯的一半兒，倚著欄杆，瞪大眼睛看著這老頭兒。
“那節奏，”康拉德後來跟我形容道，“跟我們在《民謠同樂會》上聽到過的調調還真不一樣。”
剃頭師傅赫克托此時正一邊得意地笑著，一邊跟著拍子踏著腳。阿康說他從未見那老頭兒咧嘴笑，有點兒瘮人，仿佛他變身成某種唱歌的吸血鬼。
“媽媽不讓我夜裏遊蕩……她害怕有些女人會……會……”他拖著腔，“會……傷我的心！”
“繼續唱，爺爺！”羅尼叫道，他一邊笑一邊鼓掌。
赫克托開始唱第二段，這一段內容是方塊j告訴黑桃q，讓她繼續愛怎樣就怎樣。不過唱著唱著琴弦突然“嘣”的一聲斷了。
“該死的，你個騷貨。”他罵道，剃頭師傅赫克托的一場即興演奏會就此結束。帕克特太太一把奪走了赫克托的吉他（飛出的斷弦差點兒傷到她眼睛）並嚴厲警告，他要是再敢這麽說話就到外麵走廊上去思過。
剃頭師傅赫克托並沒有被趕到外麵的走廊，不過他又重新回到他慣常的沉默不語的狀態了。孩子們再也沒有聽到他彈起吉他唱起歌。隨後的那年夏天，1964年，披頭士樂隊走紅美國的那年，赫克托去世了，當時人氣正旺的查爾斯·雅各布斯主持了他的葬禮。
在“大男孩”亞瑟·克魯杜的《媽媽不讓我》縮略版演出後第二天，羅尼·帕克特在後院酒桶裏找到了那把吉他，是他憤怒的母親給撂在那兒的。羅尼把吉他帶到了學校，兼任中學音樂教師的英語教師卡爾霍恩夫人，教會了他如何換弦，如何哼唱熄燈號的前三個音來調音。她還給了羅尼一本《唱出來！》，這本民謠雜誌有《芭芭拉·艾倫》這類曲子的歌詞和和弦編配。
接下來的兩年裏（除了“命運的滑雪杖”使得阿康變啞的那段停滯期），這兩個男孩兒學了一首又一首的民謠，一把舊吉他兩人換著彈，學著藍調歌手利德貝利在獄中歲月裏彈的那些基礎和弦。他們倆彈得都很水，不過阿康的嗓子還不賴，盡管他這種甜甜的嗓音用來唱他所鍾愛的藍調還是略顯稚嫩。他們還頂著“阿康和阿羅”的名號在公共場合演出過幾次。（誰的名字排前麵是他倆擲骰子決定的。）
阿康最後終於有了自己的吉他，一把刷桃木漆色的吉布森牌民謠吉他。它比剃頭師傅赫克托的銀通吉他好太多了，他們就是拿著這把吉他在尤裏卡田莊的“才藝之夜”裏唱《第七子》與《甜蜜國度》的。爸媽很支持，羅尼的家人也很捧場，不過計算機領域裏的“完整輸入完整輸出”法則對吉他同樣適用：是什麽料子出什麽貨。
“阿康和阿羅”民謠二人組試圖在當地混出名氣，我對此毫不在意，阿康對他的吉布森吉他的興趣開始減退時，我同樣沒有留意。自從雅各布斯牧師開著他新買的舊車離開哈洛之後，我感覺生命中出現了一個窟窿。我失去了上帝和我唯一一個成年朋友，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感到悲傷和暗暗恐懼。母親總是在給我加油打氣，克萊爾也是，甚至連父親都來幫了一把。我也努力讓自己快樂起來，最終，我成功了，不過1965年讓路給1966年，1966年又換成了1967年，樓上不再傳來唱得走樣的《不要三思》，這一切我都沒有注意。
那時候阿康全副身心都投入高中的體育競技中（他在這方麵比他彈吉他要好上千倍萬倍），至於我的心思呢……鎮上搬來一個新女生，名叫阿斯特麗德·索德伯格。她有著如絲般順滑的金色頭發，矢車菊般的藍眼睛，還有毛衣下稍稍的隆起，日後會發育成豐滿的酥胸。我們一起上學的頭幾年，我覺得她壓根兒不會想起我——除非是想抄我作業的時候。而我則時時想著她。我覺得她要是答應讓我輕撫她的秀發的話，我可能會立即心髒病發作。有一次我從參考書架上取下《韋氏詞典》，拿回自己的桌前，在“親吻”這個單詞下工工整整地寫下“阿斯特麗德”幾個字，覆蓋掉原本的釋義，我當時心跳好快，皮膚就像被針刺一樣。“心醉”這個詞用來描述這種愛慕真是貼切，因為我當時就能感受到。
我從未想過會拿起阿康的那把吉布森吉他；如果想聽歌，我會直接開收音機。但是天賦就是這麽一種詭異的東西，一旦時機成熟，天賦就會不動聲色但肯定執著地發揮出來。就像某些讓人上癮的毒品，剛接觸時仿佛好友，久了才知是個暴君。這是我13歲那年自己發現的。
先是這事兒，再是那事兒，又引出別的事兒。
我的音樂天賦遠談不上高，但還是能超過阿康或家裏隨便一個人很多的。我在1969年秋天一個無所事事的星期六有了這個發現。那天陰雲密布，家裏其他人——就連從大學回家過周末的克萊爾——都去蓋茨瀑布看橄欖球賽了。那時阿康在上大三，還是蓋茨瀑布鱷魚隊的一名後衛。我留在家裏沒去，因為肚子疼，不過倒沒有我表現出來的那麽厲害；我隻是對橄欖球不感冒，而且外麵的天氣也是山雨欲來。
我看了會兒電視，不過兩個頻道都在轉播橄欖球，剩下那個在轉播高爾夫球——還不如橄欖球呢。克萊爾原先的臥室眼下變成阿康的了，不過她的一些平裝書還堆在櫃子裏，我想著找本阿加莎·克裏斯蒂的小說來看。克萊爾說她的書很好讀，而且追隨馬普爾小姐及赫爾克裏·波洛一同探案很是有趣。我走進房間，看見角落裏阿康那把吉布森吉他，周圍是散了一地的《唱出來！》舊雜誌。我看著這把靠在一邊被人遺忘已久的吉他，突發奇想，沒準兒我能用它彈奏一曲《櫻桃，櫻桃》。
我於那一刻的印象就如同對初吻一樣記憶猶新，那時的想法如此陌生，與我走進阿康房間的初衷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我敢對著一堆《聖經》發誓：那簡直不像是一種想法，而是一種召喚。
我提著吉他，在阿康的床上坐下。我沒有一來就碰吉他弦，而是多回想了一下那首歌。我知道用阿康的民謠吉他來彈會很好聽，因為《櫻桃，櫻桃》就是根據民謠樂句來編排的（我當時還不懂這術語）。我隻是在腦子裏回想那段音樂，驚訝於自己不光能聽出，還能看出和弦的變化。這些和弦我全懂，隻是不知道它們藏在吉他指板的什麽位置。
我隨便抓了一本《唱出來！》，想要找一首藍調，隨便一首都行。我找到了一首叫《把你的錢變綠》的曲子，看看怎麽按e和弦（剃頭師傅赫克托告訴阿康和羅尼——這些破玩意兒都是e打頭的），然後開始在吉他上彈奏。聲音有點兒悶，但很正。吉布森吉他是把好樂器，盡管閑置已久，還是沒有跑調。我用左手的食指、中指和無名指更使勁地按弦。手指生疼，卻全然不顧。因為e和弦是對的，e和弦太美了，和我心裏想的分毫不差。
阿康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才學會《日出之屋》，他從d和弦換到f和弦還是沒法兒一步到位。我隻花10分鍾就學會了一首三和弦的樂句《櫻桃，櫻桃》——e和弦轉a轉d再轉回a。然後我發現同樣的三個和弦可以用來彈騎士之影樂隊的《格洛麗亞》和金斯曼樂隊的《路易，路易》。我一直彈到手指尖疼痛難忍，左手幾乎無法伸直為止。我最終停下來，不是我想停，而是我不得不停下來。我迫不及待地想再來一次。我才不管什麽新黑人賣唱劇團、伊恩與西爾維婭組合，或其他什麽狗屁民謠歌手，我可以彈《櫻桃，櫻桃》彈上一整天：它有種能打動我的東西。
如果我能彈得夠好的話，我心想，沒準兒阿斯特麗德·索德伯格會對我另眼相看，不再隻把我當成用來抄作業的家夥。不過那都隻在其次，主要是彈奏能填補我內心的空白。它本身有自己的意義，一種情感上的真理。彈吉他讓我重新找到做人的感覺。
三周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阿康打完橄欖球後提前回家，而沒有留下跟球迷一起賽後野餐。我正在樓梯平台上試著彈《野東西》。我以為他會瘋狂地把吉他從我懷裏奪去，或許還責備我褻瀆了他的吉他——用他拿來彈奏《答案在風中飄蕩》這種激進歌曲的樂器來彈奏特羅格斯樂隊的三和弦傻歌。
不過那天阿康拿了三個“觸地得分”，還創下了場地跑的學校紀錄。鱷魚隊將參加下一階段c級的季後賽。他隻是說了句：“這是廣播裏放過的有史以來最蠢的歌。”
“不，”我說，“我認為這項‘最蠢殊榮’應該頒給《衝浪鳥》。那首我也會彈，你要不要聽一聽。”
“我的上帝，還是免了吧。”他敢這麽瀆神是因為媽媽在花園裏，爸爸和特裏在車庫裏修“公路火箭iii號”，而我們篤信基督的大哥已經不住在家裏了。跟克萊爾一樣，安迪也上了緬因大學（他說裏麵盡是些無所事事的嬉皮士）。
“不過阿康，你不介意我彈你的吉他吧？”
“你隻管隨便彈。”他說完就從我身邊的樓梯上過去了。他一側臉頰上有明顯的擦傷，渾身是打球之後的汗臭。“不過你要是搞壞了，可是要賠的。”
“我不會把它弄壞的。”
我確實沒弄壞，隻是弄斷了好多根弦。搖滾比民謠更傷琴弦。
1970年，我開始在蓋茨瀑布的安德羅斯科金河對麵上高中。阿康已然是高年級生，由於他的體育才能和榜上有名的成績，他成了位不折不扣的大人物，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裏了。那樣也好，無所謂。不幸的是，阿斯特麗德·索德伯格雖然在大教室裏就坐我後麵一排，而且上一年級英語課時挨著我坐，但她對我也不聞不問。她梳著馬尾辮，短裙裙裾比膝蓋高出至少兩英寸。每次她蹺二郎腿的時候，我都要窒息了。我比任何時候都更迷戀她，不過她和朋友們坐在體育館的看台上吃午飯的時候，我偷聽了她們的對話，知道她們隻看得上高年級男生。我隻是她們嶄新而美妙的中學校園生活詩篇中的一個臨時演員。
不過倒是有別人在注意我——一個身材瘦長、長發飄逸的學長，看上去像個安迪所謂的無所事事的嬉皮士。有一天我在體育館裏吃午飯的時候，他把我找了出來，阿斯特麗德和她那群愛笑的死黨就在比我低兩個露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