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說趙蕤在這一場論難之中對於《淮南子》的判斷是公允的。不過，他並未當真就此不允許李白研讀那一部糅雜了道家虛靜之旨、法家術勢之論，也披掛著儒家仁義之說的縱橫談議。
而李白，也並未服膺趙蕤之言。事後他們兩人之間的無數論辯，也都不時以淮南之術為幹戈，操彼縱此。這樣的各行其是，有如西晉的潘嶽在那篇傳世的祭文《夏侯常侍誄》裏所形容者，誄文說潘嶽與夏侯湛之間，有一種“心照神交，唯某與子”的坦易。趙蕤與李白能一見投契，庶幾近乎此。
趙蕤本來就是一個視天下時事恒處於齊桓、晉文之後，楚莊、秦政之前的縱橫之士。在他心目之中，無論朝代如何更迭，政權如何遞嬗，都必須以一套奇強鬥變的操縱之術來攻掠謀取。換言之：世間沒有小康之治，沒有升平之本，也沒有太平之望。無論任何一氏、一家，攫取了無上的權柄，都必須發掘、召喚宇內各方“岩穴之士”，而將天下事拱手托付之，以其應對與時俱進的、永無休止的巨大騷動。
如果就孟子的立論來說，身為一個“慕君”的臣民，得不著帝王的信任或倚仗，就是身陷“熱中”—或則趙蕤即是如此。他手中正在抄寫的著作也充分暴露了這樣的情懷。
他有這麽一篇文章，標題曰：《論士》。趙蕤便托言於這一題之論，是他親自接聞於“黃石公”而記錄下來的—事實上，他是拚湊了春秋戰國以來，無數關於治道用人的記載，假稱齊桓公所經曆的一場論戰。其大旨如此：
“我聽黃石公告訴我：從前太平的時候，諸侯有兩支部隊，方伯有三軍，天子有六軍。世局一旦混亂，軍隊就會異動；王恩一夕消歇，諸侯就會結盟相征。各方勢力相當，難決高下之際，爭強者便會招攬天下英雄。是以得人才者興，失人才者亡—然而，其中有什麽原委呢？
“齊桓公曾經去見一個名叫稷的小吏，一日三訪而不得，仆從奏告勸免。齊桓公道：‘有才者輕視爵位、俸祿，自然也輕視君侯；君侯如果輕視霸業，自然也會輕視才士。不過，道理是要反過來看的：即使稷輕視爵祿，我難道敢輕視霸業嗎？’—到頭來桓公一共拜訪了五次，才見到稷。”
黃石公明明首見於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它處不見。太史公捏造了這麽一個神仙般的人物，以動視聽，也是為了煥發張良的神氣。趙蕤卻在書中多次托名稱引“黃石公曰”，是逞狡獪而已。至於五訪小吏，顯然也是脫胎於劉向《新序》齊桓禮賢的故事，與後世小說家言劉玄德“三顧茅廬”，而成就“草廬對”、“隆中對”典實，實為同一機杼。
同在這一篇《論士》裏麵，趙蕤還動了另一番手腳，更足以見其人之骨性。
原本在《戰國策·齊策》中，有齊宣王與顏斶相交接的一節，可謂家喻戶曉。
宣王倨傲，於召見顏斶的時候喊：“顏斶，上前來。”
不料顏斶也反唇相呼道：“大王上前。”
齊宣王不悅，而群臣立刻切責顏斶：“大王是一國之君，而你隻是一介草民，這樣相呼成何體統？”
顏斶說：“若我上前，那是趨炎附勢；若是大王上前，則是禮賢下士。與其讓我蒙受趨炎附勢的惡名，倒不如讓大王贏得禮賢下士的美譽。”
齊宣王忍不住了，怒斥：“究竟是君王尊貴，還是士人尊貴？”
顏斶道：“自然是士人尊貴，而王者並不尊貴。”
齊王問：“這，有理可說嗎？”
顏斶答道：“昔日秦國伐齊，秦王先下一令：‘有敢在柳下惠墳墓周圍五十步內打柴的，一概處死，決不寬赦！’複下一令：‘能取得齊王首級的，封侯萬戶，賞以千金。’由此看來，活國君的頭顱，比不上死賢士的墳墓。”宣王啞然，但是內心著實是憤惱的。
趙蕤不隻是援引、抄錄以及小幅地修改了《戰國策》裏顏斶和齊宣王及其群臣的一場舌戰，還裁剪了原文。
據《戰國策》所記，顏斶在辯詰得勝之後，揚長而去。行前所擲下的結論，是從一則譬喻展開：“美玉產於深山，一經琢磨，就毀壞了本形；美玉並非不再寶貴；可是此後，其本質卻受到了斫喪。士大夫生於鄉野，經過舉薦、銓選，接受朝廷的俸祿，也並非不貴顯；可是此後，其形其神便不再完全了—‘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娛）。’”
基於這一份通透的識見，顏斶全身而退，《戰國策》的編撰者劉向稱許他：“反璞歸真，則終身不辱。”可是趙蕤，以及趙蕤悉心培育、教誨的李白，卻打從一開始就沒有追隨顏斶的腳步而行。
趙蕤刻意省略了反璞歸真的這一節。這正是他與顏斶不同的地方。他之所以推崇顏斶之幽峭自賞、平視公侯，傲睨群卿，並非出於“清靜貞正”的信仰，而是為了贏得大吏之好奇與留意的身段。
這是一個身段，也是一種手段。趙蕤的《論士》借顏斶之語，所欲推陳的，實則是這一段話：“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能夠經由驚詫君王、冒犯上官而為秉持大權者帶來一切經國濟民之學的人，終將改變那“慕君而不得於君”的熱中處境，左右天下。
而李白，也並未服膺趙蕤之言。事後他們兩人之間的無數論辯，也都不時以淮南之術為幹戈，操彼縱此。這樣的各行其是，有如西晉的潘嶽在那篇傳世的祭文《夏侯常侍誄》裏所形容者，誄文說潘嶽與夏侯湛之間，有一種“心照神交，唯某與子”的坦易。趙蕤與李白能一見投契，庶幾近乎此。
趙蕤本來就是一個視天下時事恒處於齊桓、晉文之後，楚莊、秦政之前的縱橫之士。在他心目之中，無論朝代如何更迭，政權如何遞嬗，都必須以一套奇強鬥變的操縱之術來攻掠謀取。換言之：世間沒有小康之治，沒有升平之本，也沒有太平之望。無論任何一氏、一家，攫取了無上的權柄，都必須發掘、召喚宇內各方“岩穴之士”，而將天下事拱手托付之，以其應對與時俱進的、永無休止的巨大騷動。
如果就孟子的立論來說，身為一個“慕君”的臣民，得不著帝王的信任或倚仗，就是身陷“熱中”—或則趙蕤即是如此。他手中正在抄寫的著作也充分暴露了這樣的情懷。
他有這麽一篇文章，標題曰：《論士》。趙蕤便托言於這一題之論，是他親自接聞於“黃石公”而記錄下來的—事實上，他是拚湊了春秋戰國以來，無數關於治道用人的記載，假稱齊桓公所經曆的一場論戰。其大旨如此：
“我聽黃石公告訴我：從前太平的時候，諸侯有兩支部隊，方伯有三軍，天子有六軍。世局一旦混亂，軍隊就會異動；王恩一夕消歇，諸侯就會結盟相征。各方勢力相當，難決高下之際，爭強者便會招攬天下英雄。是以得人才者興，失人才者亡—然而，其中有什麽原委呢？
“齊桓公曾經去見一個名叫稷的小吏，一日三訪而不得，仆從奏告勸免。齊桓公道：‘有才者輕視爵位、俸祿，自然也輕視君侯；君侯如果輕視霸業，自然也會輕視才士。不過，道理是要反過來看的：即使稷輕視爵祿，我難道敢輕視霸業嗎？’—到頭來桓公一共拜訪了五次，才見到稷。”
黃石公明明首見於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它處不見。太史公捏造了這麽一個神仙般的人物，以動視聽，也是為了煥發張良的神氣。趙蕤卻在書中多次托名稱引“黃石公曰”，是逞狡獪而已。至於五訪小吏，顯然也是脫胎於劉向《新序》齊桓禮賢的故事，與後世小說家言劉玄德“三顧茅廬”，而成就“草廬對”、“隆中對”典實，實為同一機杼。
同在這一篇《論士》裏麵，趙蕤還動了另一番手腳，更足以見其人之骨性。
原本在《戰國策·齊策》中，有齊宣王與顏斶相交接的一節，可謂家喻戶曉。
宣王倨傲，於召見顏斶的時候喊：“顏斶，上前來。”
不料顏斶也反唇相呼道：“大王上前。”
齊宣王不悅，而群臣立刻切責顏斶：“大王是一國之君，而你隻是一介草民，這樣相呼成何體統？”
顏斶說：“若我上前，那是趨炎附勢；若是大王上前，則是禮賢下士。與其讓我蒙受趨炎附勢的惡名，倒不如讓大王贏得禮賢下士的美譽。”
齊宣王忍不住了，怒斥：“究竟是君王尊貴，還是士人尊貴？”
顏斶道：“自然是士人尊貴，而王者並不尊貴。”
齊王問：“這，有理可說嗎？”
顏斶答道：“昔日秦國伐齊，秦王先下一令：‘有敢在柳下惠墳墓周圍五十步內打柴的，一概處死，決不寬赦！’複下一令：‘能取得齊王首級的，封侯萬戶，賞以千金。’由此看來，活國君的頭顱，比不上死賢士的墳墓。”宣王啞然，但是內心著實是憤惱的。
趙蕤不隻是援引、抄錄以及小幅地修改了《戰國策》裏顏斶和齊宣王及其群臣的一場舌戰，還裁剪了原文。
據《戰國策》所記，顏斶在辯詰得勝之後，揚長而去。行前所擲下的結論，是從一則譬喻展開：“美玉產於深山，一經琢磨，就毀壞了本形；美玉並非不再寶貴；可是此後，其本質卻受到了斫喪。士大夫生於鄉野，經過舉薦、銓選，接受朝廷的俸祿，也並非不貴顯；可是此後，其形其神便不再完全了—‘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娛）。’”
基於這一份通透的識見，顏斶全身而退，《戰國策》的編撰者劉向稱許他：“反璞歸真，則終身不辱。”可是趙蕤，以及趙蕤悉心培育、教誨的李白，卻打從一開始就沒有追隨顏斶的腳步而行。
趙蕤刻意省略了反璞歸真的這一節。這正是他與顏斶不同的地方。他之所以推崇顏斶之幽峭自賞、平視公侯，傲睨群卿，並非出於“清靜貞正”的信仰，而是為了贏得大吏之好奇與留意的身段。
這是一個身段，也是一種手段。趙蕤的《論士》借顏斶之語，所欲推陳的，實則是這一段話：“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能夠經由驚詫君王、冒犯上官而為秉持大權者帶來一切經國濟民之學的人，終將改變那“慕君而不得於君”的熱中處境，左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