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李白傳》關於李白與李顒相見的記載隻有六個字：“州舉有道，不應。”至於稍早撰就、後世流傳，也多多少少記載了李白生平的文獻—包括魏顥的《李翰林集序》、李陽冰的《草堂集序》、樂史的《李翰林別集序》、李華的《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劉全白的《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範傳正的《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裴敬的《翰林學士李公墓碑》，以至於曾鞏的《李白文集後序》和王琦的《李太白文集跋》—都沒有交代這一段往事。
終李白一生，也隻在一篇文章裏提及此番遭遇。那是他在三十歲上所寫的《上安州裴長史書》，寥寥數語而已：“又昔與逸人東岩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
比對《書經集傳》，蜀地接近江源的這座山，橫跨古雍州、梁州之地，北起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山脈往西南走蠻荒中，直抵成都府之西；連峰接軸，懸崖絕壑，凡茂州雪嶺、灌縣青城，戴天大小二匡山等，皆其支脈，不詳遠近，通名就叫岷山。
“廣漢”二字，原本是漢朝的郡號，所指即是大唐開國以來的綿州巴西之地；唐人行文用古名以代時稱，所以連刺史也呼為太守。“廣漢太守”便是“綿州刺史”無疑；可疑的是曆經一番促膝長談之後，趙蕤居然並沒有接受李顒“舉二人以有道”的推薦。
“道舉”是首創於唐代的選官之製。士子經由修習《老子》、莊子》、《黃帝內經》、《列子》以及《文子》之類的道家或道教經典，而取得任官資格。相較於規模傳承一兩千年的儒家經術科考，有道”開科時間不長，設非當時當事之人，亦不甚了了。
“道舉”為大唐常科之一，自高宗時成立，縱有唐之一代而存焉。推崇道術本來就與皇家試圖崇揚李氏門第的觀念相支撐、相束縛—李唐一族本屬隴西狄道，改宗隴西成紀，與漢將李廣牽起無中生有的一脈血緣，複祖以李耳之姓，這些都是提升李氏郡望、以與傳統的山東大姓相抗禮的手段。
高宗上元年間，就有“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鹹令習讀，一準《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為立科張目，參與明經科的士人也要加考《老子》策二條，考進士者則加試帖三條。
高宗儀鳳三年，奉《道德經》為上經，再過兩年的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請明經、進士科也要加試《老子》、《孝經》，於是道教經典正式列入科考。
直到玄宗開元初，國子博士司馬貞又上書，稱許河上公所注道德經》：“其詞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潔誠，大足以寧人安國，宜今學者俱行之。”雖然一時之間，曾引發《老子》河上公與王弼二注本孰優孰劣的爭議，然取徑於道家、取才於道術的問學方向，卻在爭議中日益明朗。
李顒開宗明義，先將國初以來朝廷推崇道經為顯學的背景詳盡勾稽，再委婉地陳述了自己身為一州之牧，必須盡其“顯岩穴，求賢德”的職分。接著，他召喚隨行僚屬舉杯，一同向麵前這位處士稱觴：
“趙處士隱此戴天山，有如隨珠和璧，可以稱得上是高節戾行，獨樂其誌了—不過，處士雖然韜晦自守，而不能掩翳光華，終須應天詔而出，以堯舜之國士，化育堯舜之百姓；若某不至於引論失義，這也是趙處士眼前之‘機’呀！”
“以堯、舜之國士，化育堯、舜之百姓”並非泛泛之言。李顒所轉借的是《孟子》上的話語。典故出於萬章問孟子：“有人說：伊尹曾經借由烹調的手藝取悅成湯，而終得大用，有這樣的事嗎？”孟子嚴辭駁斥了這個流言，並指出：伊尹原本是有莘地方的自耕之農，一心所悅慕的，就是堯、舜之道，商王湯曾經派遣使者，賂以厚幣重禮，伊尹仍舊拒絕了，還留下千古名言：“索取了湯王的聘幣有什麽用呢？何如我就是立身於畎畝之中，反而因此而能樂處躬行那堯舜之道呢？”
不過，商王湯的使者三度造訪，而令伊尹改變了心意，這時他也另有一番話可說：“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隱者伊尹的思路立刻從“於農事之操治中體悟堯、舜之道”轉變成“讓我這先知堯、舜之道者，去喚醒那些後知之民”，甚至還更進一步地認為：“若不是由我去喚醒那些人，又有誰能夠呢？”
李顒運用這個典故，來勸勉趙蕤出隱入仕的理路，可以說是相當完整的。他把趙蕤推許為伊尹一流的人物，也借由伊尹原先的處境，而為趙蕤設置了推托官爵利祿的借口；最犀利的是當年伊尹終於放棄了隱居的生活，輔弼成湯以就王業，還有堂而皇之、急公好義的說詞，這也直是轉介給趙蕤而使之無以推辭了。
趙蕤眉宇開闊，神色舒朗，應聲答道：“使君忘了—萬章以伊尹出處之事問孟子，而後又有一問，說的是昔時百裏奚以五張羊皮自賣其身於秦穆公的事。”
李顒道：“確然！不過孟子也駁斥了這傳聞呀。”
趙蕤的用意原本不在同李顒爭辯道理，他這時將左臂伸展開來，指掌向李白點了一點：“請使君容某紹介門人李白—此子近有一詩，言及百裏奚，所見略與孟子之辯不同。”
李顒聞言，回眸望了望那端坐在交床上、容色出眾、神情飄逸的後生，微微一頷首。
趙蕤立時再補了一句：“是一首追擬漢晉古調的《鞠歌行》—其詞句斑燦，旨意奇警，小有才。”
這話說來看似隨意，卻埋伏了動人的機栝，十足引起李顒的好奇，道：“能追摹相和歌辭之作，手眼想必不凡，可能為某一誦乎？”
《鞠歌行》，正是李白平日擬古習作之中的一篇。他記得很清楚，這是趙蕤失蹤數日之後，回到子雲宅時親授的課業。十分罕見地，趙蕤還將晉、宋間陸機、謝靈運以及謝惠連的舊作《鞠歌行》也為他一一說解了，甚至親為命題，道：“汝便以詠史為目，寫寫古來那些個遇與不遇之人罷！”
李白一揮而就，卻不知道趙蕤還在這詩題之中下了一步碁；而《鞠歌行》則讓李顒再也不願意放過這師徒二人：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荊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刖足鬼。聽曲知寧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裏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
這首詩的起首六句徐徐描述卞和獻玉的故事。其下以兩句、四句、六句的句式，由促而緩，漸增鋪陳，點染寧戚、百裏奚和薑子牙的遭際。末二句戛然止於孔子見衛靈公而不為所重的情景，回頭呼應了開篇。元代的蕭士《分類補注李太白詩》撰謂：“太白此詞，始傷士之遭讒毀棄，中羨昔賢之遇合有時，末則歎今人之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亦聊以自況雲爾。”可以說幾乎全解錯了。
本詩從卞和的遭遇展開，典實見於劉向《新序》。
卞和得一玉璞，獻於楚厲王，但是卻為玉尹所譖，誣璞為石，定罪以謾（欺罔），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卞和二獻其璞，再受謗，而斷其右足。及楚共王即位，卞和奉璞哭於荊山之中，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共王還是將卞和召入，問他：“天下受刑人多了，你為什麽哭得如此淒怨？”卞和道：“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
貞士遭毀棄與璞玉不見寶，本是一義之互證，而李白猶不以為足，中間“魚目”之笑用的是西晉張協的《雜詩十首之五》“瓴甋誇璵璠，魚目笑明月”；“青蠅”則取《詩經·小雅·青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的用意，比蠅為讒佞，“蠅之為物，汙白使黑，汙黑使白”，旁注了小人顛倒善惡的禍亂。
至於寧戚之所以能令齊桓公修官府、齋戒五日而拜相的故事，出於劉向《列女傳》。說的是管仲的侍妾田倩讀出了寧戚吟唱“浩浩乎白水”的用意，來自一首管仲前所未聞的古詩：“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立，從我焉如？”這是進一步暗示：關於士人的居心用誌，齊桓、管仲是無知的，其識見還比不上一個小妾。
以下則反用事典，譏誚了百裏奚被公孫枝識拔、為秦穆公不次擢用的故事。原初史載：百裏奚自虢國出奔，流落到秦國牧牛，是看出了虢公之貪利近愚，是一個有先見之明的賢者。而公孫枝以五張羊皮為價，居然就“買得”了此人，秦穆公則原本也不以為五張羊皮的代價能夠值得何等貴尚的人才。李白在此處巧施妙諷，“買死”二字恰恰銳利地點明君侯用士的居心，不外是勢利而已。
僅以寧戚、百裏奚為“士之遇”而與卞和的“不遇”相對照，仍有不愜；李白更進一步，以較長的篇幅，綿裏藏針地“刺說”薑子牙。
薑子牙在紂王治下的朝歌，不過是一個“鼓刀而屠”的隱淪之士，年屆耄耋而不能為用，隻好“西釣於渭濱”。等到周文王夢得聖人，拜薑子牙為國師，這一向是士君子遭遇名主的典範，而“太公望”以姬昌“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的名言而流傳千古，幾無可翻之案。
未料李白還可以操其馳騁捭闔之筆，把“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這樣一樁裂土封疆的策勳之業，轉說成放逐於不毛之地，戍守荒丘，就顯然是蓄意點染、巧為羅織了。
由此，李白橫筆掃出孔子見衛靈公的一幕，作為結語。“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語出：《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即飛）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一瞥而知機，發現衛靈公居然能因為一隻過眼的大雁而分心，可見此君根本無意於向他請教“俎豆”（也就是禮樂的象征）之事，他也就飄然遠引，離開了衛國。
在李白看來，士之“遇”與“不遇”，本無差別，這正是他綰合趙蕤“是曰非曰”、奇正縱橫之術的一個範例。他是要借此點出：無論士人在蹇阨窮困之中是否得以夤緣遭逢知之而用之的王侯，不過是秉政掌權之人隨興親之疏之、隨機貴之賤之、隨時收之棄之的器具而已。
此詩全用事典，沒有片語隻字持論抒情，辯理全憑修辭語氣，也可視為李白以詩摘習《兔園策》典故的嚐試之作，本來就不是為了酬獻李顒而寫的；可是趙蕤舉以為說，果然令李顒大為讚賞，反複詢問了《鞠歌行》的幾處字句，搖頭晃腦，吟詠再三，才對李白道：“汝才具見識如此，應該也有鴻鵠之誌，豈能長久隱淪？”
李白尚未答話，趙蕤卻應聲道：“既然承使君問起了禽鳥之誌，且看看這些山林之中的道侶—”說時環視一圈，精眸四顧；李白登時會意：他這師父又暗自誦起了咒訣。當下但聽得一陣高下不齊、聲調殊異的鳥鳴，從帳圍頂端、林葉密處，以及山石嵐氣之間噴薄而出；其音嚶嚶然、喁喁然、呤呤然，千口吹唱，萬竅應和，聞之不覺令人一悚。
盡使這浪濤洶湧、充盈霄壤的鳥聲嘈噪了片刻，趙蕤才微笑著，像是對李白、又像是對所有在場的人緩緩說道：“貴客不遠遐路，幸見光臨，且受戴天山群禽一禮，以答知遇之情罷！”
說時，眾人忽聽那群鳥又起了一波喧噪，不同的是，這一次是從正東方蓊鬱的樹林之中發動，鴝雀、柳鶯當先，南邊澗穀裏的烏鴉、白鷺隨之，錦雞、虹雉則逐西山路口而起，至於北天雲外的鷹雕鶚之屬，也盤桓於低空之處，令人幾乎可以辨識毛羽色澤—隻一晌，當真是類以群分之況。所有的奇禽隨即翅翼抨拍，如振鼙鼓，轉瞬之間各向四麵八方翱翔而去。
丹丘子這時一聲長歎，對李顒道：“某至此始知，昔日讀莊子·達生》一篇，並未深切明白扁慶子之憂！”
李白則舉起麵前的酒杯，對著李顒和丹丘子道：“山中是有好蛇，可以佐酒！”
一來一往，聽得李顒懵懂如常；李顒讀《莊子》不熟，既不知道丹丘子的一歎所為何來，也不理解“扁慶子之憂”又有什麽寓意。而趙蕤與李白則對丹丘子這一歎的啞謎，各有全然不同的答案。
那憂，要比社稷之憂、家國之憂、天下之憂更深刻、更悲觀、更寂寞。
終李白一生，也隻在一篇文章裏提及此番遭遇。那是他在三十歲上所寫的《上安州裴長史書》，寥寥數語而已：“又昔與逸人東岩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
比對《書經集傳》，蜀地接近江源的這座山，橫跨古雍州、梁州之地，北起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山脈往西南走蠻荒中，直抵成都府之西；連峰接軸，懸崖絕壑，凡茂州雪嶺、灌縣青城，戴天大小二匡山等，皆其支脈，不詳遠近，通名就叫岷山。
“廣漢”二字，原本是漢朝的郡號，所指即是大唐開國以來的綿州巴西之地；唐人行文用古名以代時稱，所以連刺史也呼為太守。“廣漢太守”便是“綿州刺史”無疑；可疑的是曆經一番促膝長談之後，趙蕤居然並沒有接受李顒“舉二人以有道”的推薦。
“道舉”是首創於唐代的選官之製。士子經由修習《老子》、莊子》、《黃帝內經》、《列子》以及《文子》之類的道家或道教經典，而取得任官資格。相較於規模傳承一兩千年的儒家經術科考，有道”開科時間不長，設非當時當事之人，亦不甚了了。
“道舉”為大唐常科之一，自高宗時成立，縱有唐之一代而存焉。推崇道術本來就與皇家試圖崇揚李氏門第的觀念相支撐、相束縛—李唐一族本屬隴西狄道，改宗隴西成紀，與漢將李廣牽起無中生有的一脈血緣，複祖以李耳之姓，這些都是提升李氏郡望、以與傳統的山東大姓相抗禮的手段。
高宗上元年間，就有“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鹹令習讀，一準《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為立科張目，參與明經科的士人也要加考《老子》策二條，考進士者則加試帖三條。
高宗儀鳳三年，奉《道德經》為上經，再過兩年的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請明經、進士科也要加試《老子》、《孝經》，於是道教經典正式列入科考。
直到玄宗開元初，國子博士司馬貞又上書，稱許河上公所注道德經》：“其詞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潔誠，大足以寧人安國，宜今學者俱行之。”雖然一時之間，曾引發《老子》河上公與王弼二注本孰優孰劣的爭議，然取徑於道家、取才於道術的問學方向，卻在爭議中日益明朗。
李顒開宗明義，先將國初以來朝廷推崇道經為顯學的背景詳盡勾稽，再委婉地陳述了自己身為一州之牧，必須盡其“顯岩穴，求賢德”的職分。接著，他召喚隨行僚屬舉杯，一同向麵前這位處士稱觴：
“趙處士隱此戴天山，有如隨珠和璧，可以稱得上是高節戾行，獨樂其誌了—不過，處士雖然韜晦自守，而不能掩翳光華，終須應天詔而出，以堯舜之國士，化育堯舜之百姓；若某不至於引論失義，這也是趙處士眼前之‘機’呀！”
“以堯、舜之國士，化育堯、舜之百姓”並非泛泛之言。李顒所轉借的是《孟子》上的話語。典故出於萬章問孟子：“有人說：伊尹曾經借由烹調的手藝取悅成湯，而終得大用，有這樣的事嗎？”孟子嚴辭駁斥了這個流言，並指出：伊尹原本是有莘地方的自耕之農，一心所悅慕的，就是堯、舜之道，商王湯曾經派遣使者，賂以厚幣重禮，伊尹仍舊拒絕了，還留下千古名言：“索取了湯王的聘幣有什麽用呢？何如我就是立身於畎畝之中，反而因此而能樂處躬行那堯舜之道呢？”
不過，商王湯的使者三度造訪，而令伊尹改變了心意，這時他也另有一番話可說：“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隱者伊尹的思路立刻從“於農事之操治中體悟堯、舜之道”轉變成“讓我這先知堯、舜之道者，去喚醒那些後知之民”，甚至還更進一步地認為：“若不是由我去喚醒那些人，又有誰能夠呢？”
李顒運用這個典故，來勸勉趙蕤出隱入仕的理路，可以說是相當完整的。他把趙蕤推許為伊尹一流的人物，也借由伊尹原先的處境，而為趙蕤設置了推托官爵利祿的借口；最犀利的是當年伊尹終於放棄了隱居的生活，輔弼成湯以就王業，還有堂而皇之、急公好義的說詞，這也直是轉介給趙蕤而使之無以推辭了。
趙蕤眉宇開闊，神色舒朗，應聲答道：“使君忘了—萬章以伊尹出處之事問孟子，而後又有一問，說的是昔時百裏奚以五張羊皮自賣其身於秦穆公的事。”
李顒道：“確然！不過孟子也駁斥了這傳聞呀。”
趙蕤的用意原本不在同李顒爭辯道理，他這時將左臂伸展開來，指掌向李白點了一點：“請使君容某紹介門人李白—此子近有一詩，言及百裏奚，所見略與孟子之辯不同。”
李顒聞言，回眸望了望那端坐在交床上、容色出眾、神情飄逸的後生，微微一頷首。
趙蕤立時再補了一句：“是一首追擬漢晉古調的《鞠歌行》—其詞句斑燦，旨意奇警，小有才。”
這話說來看似隨意，卻埋伏了動人的機栝，十足引起李顒的好奇，道：“能追摹相和歌辭之作，手眼想必不凡，可能為某一誦乎？”
《鞠歌行》，正是李白平日擬古習作之中的一篇。他記得很清楚，這是趙蕤失蹤數日之後，回到子雲宅時親授的課業。十分罕見地，趙蕤還將晉、宋間陸機、謝靈運以及謝惠連的舊作《鞠歌行》也為他一一說解了，甚至親為命題，道：“汝便以詠史為目，寫寫古來那些個遇與不遇之人罷！”
李白一揮而就，卻不知道趙蕤還在這詩題之中下了一步碁；而《鞠歌行》則讓李顒再也不願意放過這師徒二人：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荊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刖足鬼。聽曲知寧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裏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叟，虎變磻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
這首詩的起首六句徐徐描述卞和獻玉的故事。其下以兩句、四句、六句的句式，由促而緩，漸增鋪陳，點染寧戚、百裏奚和薑子牙的遭際。末二句戛然止於孔子見衛靈公而不為所重的情景，回頭呼應了開篇。元代的蕭士《分類補注李太白詩》撰謂：“太白此詞，始傷士之遭讒毀棄，中羨昔賢之遇合有時，末則歎今人之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亦聊以自況雲爾。”可以說幾乎全解錯了。
本詩從卞和的遭遇展開，典實見於劉向《新序》。
卞和得一玉璞，獻於楚厲王，但是卻為玉尹所譖，誣璞為石，定罪以謾（欺罔），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卞和二獻其璞，再受謗，而斷其右足。及楚共王即位，卞和奉璞哭於荊山之中，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共王還是將卞和召入，問他：“天下受刑人多了，你為什麽哭得如此淒怨？”卞和道：“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
貞士遭毀棄與璞玉不見寶，本是一義之互證，而李白猶不以為足，中間“魚目”之笑用的是西晉張協的《雜詩十首之五》“瓴甋誇璵璠，魚目笑明月”；“青蠅”則取《詩經·小雅·青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的用意，比蠅為讒佞，“蠅之為物，汙白使黑，汙黑使白”，旁注了小人顛倒善惡的禍亂。
至於寧戚之所以能令齊桓公修官府、齋戒五日而拜相的故事，出於劉向《列女傳》。說的是管仲的侍妾田倩讀出了寧戚吟唱“浩浩乎白水”的用意，來自一首管仲前所未聞的古詩：“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立，從我焉如？”這是進一步暗示：關於士人的居心用誌，齊桓、管仲是無知的，其識見還比不上一個小妾。
以下則反用事典，譏誚了百裏奚被公孫枝識拔、為秦穆公不次擢用的故事。原初史載：百裏奚自虢國出奔，流落到秦國牧牛，是看出了虢公之貪利近愚，是一個有先見之明的賢者。而公孫枝以五張羊皮為價，居然就“買得”了此人，秦穆公則原本也不以為五張羊皮的代價能夠值得何等貴尚的人才。李白在此處巧施妙諷，“買死”二字恰恰銳利地點明君侯用士的居心，不外是勢利而已。
僅以寧戚、百裏奚為“士之遇”而與卞和的“不遇”相對照，仍有不愜；李白更進一步，以較長的篇幅，綿裏藏針地“刺說”薑子牙。
薑子牙在紂王治下的朝歌，不過是一個“鼓刀而屠”的隱淪之士，年屆耄耋而不能為用，隻好“西釣於渭濱”。等到周文王夢得聖人，拜薑子牙為國師，這一向是士君子遭遇名主的典範，而“太公望”以姬昌“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的名言而流傳千古，幾無可翻之案。
未料李白還可以操其馳騁捭闔之筆，把“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這樣一樁裂土封疆的策勳之業，轉說成放逐於不毛之地，戍守荒丘，就顯然是蓄意點染、巧為羅織了。
由此，李白橫筆掃出孔子見衛靈公的一幕，作為結語。“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語出：《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即飛）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一瞥而知機，發現衛靈公居然能因為一隻過眼的大雁而分心，可見此君根本無意於向他請教“俎豆”（也就是禮樂的象征）之事，他也就飄然遠引，離開了衛國。
在李白看來，士之“遇”與“不遇”，本無差別，這正是他綰合趙蕤“是曰非曰”、奇正縱橫之術的一個範例。他是要借此點出：無論士人在蹇阨窮困之中是否得以夤緣遭逢知之而用之的王侯，不過是秉政掌權之人隨興親之疏之、隨機貴之賤之、隨時收之棄之的器具而已。
此詩全用事典，沒有片語隻字持論抒情，辯理全憑修辭語氣，也可視為李白以詩摘習《兔園策》典故的嚐試之作，本來就不是為了酬獻李顒而寫的；可是趙蕤舉以為說，果然令李顒大為讚賞，反複詢問了《鞠歌行》的幾處字句，搖頭晃腦，吟詠再三，才對李白道：“汝才具見識如此，應該也有鴻鵠之誌，豈能長久隱淪？”
李白尚未答話，趙蕤卻應聲道：“既然承使君問起了禽鳥之誌，且看看這些山林之中的道侶—”說時環視一圈，精眸四顧；李白登時會意：他這師父又暗自誦起了咒訣。當下但聽得一陣高下不齊、聲調殊異的鳥鳴，從帳圍頂端、林葉密處，以及山石嵐氣之間噴薄而出；其音嚶嚶然、喁喁然、呤呤然，千口吹唱，萬竅應和，聞之不覺令人一悚。
盡使這浪濤洶湧、充盈霄壤的鳥聲嘈噪了片刻，趙蕤才微笑著，像是對李白、又像是對所有在場的人緩緩說道：“貴客不遠遐路，幸見光臨，且受戴天山群禽一禮，以答知遇之情罷！”
說時，眾人忽聽那群鳥又起了一波喧噪，不同的是，這一次是從正東方蓊鬱的樹林之中發動，鴝雀、柳鶯當先，南邊澗穀裏的烏鴉、白鷺隨之，錦雞、虹雉則逐西山路口而起，至於北天雲外的鷹雕鶚之屬，也盤桓於低空之處，令人幾乎可以辨識毛羽色澤—隻一晌，當真是類以群分之況。所有的奇禽隨即翅翼抨拍，如振鼙鼓，轉瞬之間各向四麵八方翱翔而去。
丹丘子這時一聲長歎，對李顒道：“某至此始知，昔日讀莊子·達生》一篇，並未深切明白扁慶子之憂！”
李白則舉起麵前的酒杯，對著李顒和丹丘子道：“山中是有好蛇，可以佐酒！”
一來一往，聽得李顒懵懂如常；李顒讀《莊子》不熟，既不知道丹丘子的一歎所為何來，也不理解“扁慶子之憂”又有什麽寓意。而趙蕤與李白則對丹丘子這一歎的啞謎，各有全然不同的答案。
那憂，要比社稷之憂、家國之憂、天下之憂更深刻、更悲觀、更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