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丘子突如其來的感歎，於他自己修道學仙的生涯而言，也埋伏下一個轉捩的契機；他是到這一刻，才體會那些令凡俗之人充滿驚詫、也充滿欣羨的手段，應該還涵泳著某些值得咀嚼思慮的旨趣。
扁慶子，是《莊子·達生》篇裏的一個虛構人物。這篇文字極可能不是出自莊周之手；某些後世考者以為是漢代陰陽家所作，也不確實。此文倒像是莊周的及門弟子仿擬其文筆，用以推闡《莊子》內七篇中《養生主》的思想。
此篇論旨的展開，始於莊子筆下就創造出來的人物—列子列禦寇）—向傳說中曾經請老子留下道德之說五千言的函穀關令尹（尹喜）請教：“至人”能修行到“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栗”，究竟是什麽緣故？
這位堪稱老子嫡傳的關令尹喜於是開導了列子一套心法，認為“至人”之始，就是“純氣之守”；一個人若能天機飽滿、精神無間、外在的形色聲相等都不能乘隙而入，就像是喝醉了的人，從車上摔下來，也不會受多麽嚴重的傷。那是由於“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
接著，《達生》篇的作者再借由孔子和顏回、田開之與周威公、齊桓公與皇子告敖、梓慶與魯侯等或虛構、或假借於史冊及諸子百家語裏麵的人物，展開一層層的推進之論。
在齊桓公和皇子告敖的對話裏，出現了一個名詞：“委蛇”。這個語詞的出現，可以說是弟子們對莊子開的一個玩笑。因為原本出自莊子之手的《應帝王》篇裏，就有這個詞：“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委蛇”就是不泄露心術，隨機混沌，應付而已。
然而，莊子的弟子可謂得其師尊的妙術，善盡玩弄語言的手法，刻意在齊桓公與皇子告敖的對話中，將“委蛇”說成是一條蛇，還是一條有車軸那麽粗，有車轅那麽長，身穿紫衣、頭戴朱冠的蛇。而這蛇，畏懼雷鳴車聲，一旦聽見了，就會捧著頭站起來—見到這種東西的人，將會成為諸侯的霸主。
本來以為自己因見了鬼而生病的齊桓公一聽到這裏，便整理了一下衣冠，片刻間覺得病體已經痊愈了。這個故事，恰恰就是從反麵立論，說明齊桓公的“病”，就是不能為“純氣之守”，而被“委蛇”這種既不存在、也全憑主觀定義的“外物”所迷惑、所宰製；忽而令他沮喪、忽而又令他振奮，究其本質，不過是一場追隨無稽幻象而顛倒的荒誕而已。
可是，《達生》篇的作者猶不以此為足，更進一步地透過另一個虛構的人物—扁慶子—之口，將“委蛇”解作一種幽棲於深林的鳥所嗜好的食物。
丹丘子所恍然大悟者，正是趙蕤在這一場令人目眩神迷的禽鳥之會後，所說的那幾句話：“貴客不遠遐路，幸見光臨，且受戴天山群禽一禮，以答知遇之情罷！”
扁慶子在是《達生》篇末出現的道者。當時有一個名叫孫休的魯國人，登門造訪，向扁慶子抱怨自己的處境，說他不能隱居於鄉裏，因為怕人指責他避世不出，是由於修身不足；又怕人非難他在國家有患難的時候，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這顯然是一種試圖在官場上積極進取的說辭，卻出之以矯情的自憐自傷。
但是孫休的居心卻被扁慶子一眼識破，扁慶子當場拆穿了他，說：“你這一番話，不過是表揚自己的智能，以襯顯他人的愚拙；是張揚自己的清高，以暴露他人的汙濁，像是手捧日月、走在光明之中，為的也隻是自炫而已。像你這樣的人，能夠勉強保全了九竅身軀，沒有淪為聾盲跛蹇的鬼物，已經算是幸運的了，你出去罷！”
在孫休離去之後，扁慶子深深歎息了。他緊接著對大惑不解其歎的門人打了這樣一個譬喻：從前有一鳥，棲止於魯國的近郊，魯君很喜歡這鳥，便備辦了太牢之禮所用的食物來飼養它，派人演奏了九韶的樂章來歌頌、取悅它。可這鳥兒卻流露出傷悲而迷惘的神色，不敢吃喝。在扁慶子而言，魯君的行徑，就是拿奉養自己的方法來養鳥；倘若真要用養鳥的方法去養鳥，應該是“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這一段話，實則有相對反的兩層含意。其一，是從禽鳥的物性而言，野物之自適，棲林食蛇而已，原本就不該受人豢養。其二，則恰恰借由譏諷孫休而進一步譏諷了扁慶子自己；因為這個孫休，不過是心智遲鈍、識見寡少的人，而我卻以“至人之德”的道理同他說了一大套，不就像魯君那樣，拿“太牢九韶”—禮樂的象征—如此貴重的妙道，去伺候畜牲嗎？莊子在這裏又打了個譬喻為結論：“這就好比用軒車大馬載著小鼠出遊，用鍾鼓之樂演奏給麻雀聽，這些禽獸怎麽能不受到驚嚇呢？”
從這個結語來看，先前那一大套禽鳥翔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的展示，都還隻是浮光掠影的表麵文章而已；趙蕤施展道術，其實另懷深意—他是把李顒當成孫休一樣的人物了！換言之，丹丘子所體認的“扁慶子之憂”，正是真正的隱者對那些口稱聖朝，筆誦堯舜，一心一意以天下國家為憂、以朝政民生為慮的人所發的喟歎，這些混糅了理想和野心、抱負和欲望的人物，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對象。
不過，若再深入推想，趙蕤似乎並不寄望李顒明白這些，因為這樣嘲誚來客，畢竟是十分失禮的；而這一切布局諷喻，更不會是為了恰巧隨行而來的官員屬吏或是丹丘子而設。那麽—
丹丘子明白了：趙蕤所作所為，恐怕都是為了眼前這個看來才華洋溢的年輕詩人。
至於李白，誦罷了詩篇，依舊敬陪末座。對於香床之上的李顒、趙蕤接下來的一陣喁喁私語，並不能字字入耳。丹丘子則頻頻向他舉杯，其間也不免找些話題殷勤就問，兩人說到了詩，一時意興昂揚起來。這時，別駕魏牟忽然攔過話，道：“李郎之詩，似仍由古調入手，與近時風尚頗異其趣—設若有心上進，還須多留意法度。”
李白看魏牟年輩甚高，不敢失禮，遂欠身答道：“長者之言，某敬祈奉聞。”
魏牟並不遜謝，點著頭，讜論道：“詩之為物，最忌直白。本朝各科多試帖詩，端看士子心思曲密與否，此作詩一大要旨，一旦趨逐平易，不免流於淺俗。汝輩少年行，如果有心仕途，一定聞知六七年前，考功王丘員外知貢舉時，以‘旗賦’一題，訂韻腳之格；這便是大勢所趨呀—非如此，實不能仔細考究士子的資質。至於賢郎之作—”
魏牟說到這裏，將頷下胡須一拈，皺眉咂嘴了半晌，輕輕地搖了搖頭，道：“辭氣淩厲，鼙鼓紛摐；聞之令人悚然。不過，壞也就壞在此處—須知詩教溫柔敦厚，議論則重婉轉，說什麽‘五羊皮買死百裏奚’，非但質野，語跡甚至說得上是粗鄙了。”
李白垂了頭，應聲：“諾。”
他看著魏牟，偶爾也看一眼丹丘子—丹丘子對魏牟的議論似乎極之不耐，時不時眉眼斜擰，又像是害瞌睡。這時，李白發覺魏牟的麵顏形軀漸漸變小，而他周身的地貌景觀則隨之變得深邃幽窅。
若是越過魏牟的肩頭，望向更遠處的山曲，彼處有暮雲冉冉而升，雲中似有蠢蠢欲動之物；若蟲、若獸、若仙、若龍；而他的詩句，已經穿透魏牟的諄切之言，在那天地之間，影影綽綽地浮沉著了。這首詩，日後冠以《來日大難》之題，每當李白遇著迂儒鄙夫，都會忍不住吟來作嘲：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道長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淩三山，陸憩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此日，直到這一行人告辭離去，趙蕤望著牛車軋軋聲中一陣又一陣飛揚的塵土，忽然縱聲大笑，笑罷了，冒出兩句詞氣詭異的話：“舉有道，非常道；使有名，非常名。”
李顒一行繼續他們的春遊，向桃花林以及大明寺進發。但是對於刺史來說，大事已經辦了，他傾心滿懷隻有一念：該如何運用恰切的典語事例，寫好他的薦表？此行，他遇見了有道術、也有學問的人，更不期然遇見了詩才英發、風姿雅健的後生，這都令他覺得意外，卻也異常滿足。如果依照趙蕤的義理推論，那雙桂樹的確是一個“種”，而此“種”所遇合際會的“機”，不正是戴天山的師徒二人嗎？他們，不正是綿州所孕育、而應該由刺史所顯揚的雙桂樹嗎？
這使李顒感到興奮，以及忐忑。畢竟，當前朝廷用人，還是以科舉和門蔭為入仕之起點。薦舉之後，略加策問，雖然足以令布衣入署從事；不過一般說來，還是以舉薦現任或“前資”官為大體，原本寒門小姓而又是白身之人，最常見的就是入居幕府之後，曆幾任微官，在大帝國邊遠荒僻之處像僧侶一樣地寂寞修行，仍舊討不了什麽像樣的地位。
可是這也使李顒煥發出一種舍我其誰的悲壯意誌，在他眼中，“孤寒無援”的士人，猶如一口一口的冷灶，正需要知其不可為而為的人，溫以微焰，燃以星火。他想象著未來—朝廷一旦接納了他的薦表，或許受那文筆的感動，會有星使帶來消息，果然征辟了趙蕤、李白；甚或隻是某一位居要津的顯宦，也像他一樣，獨具隻眼，願意將兩人延辟入幕，這對地方上的後進子弟來說，又是多麽深遠宏大的激勵？
李顒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趙蕤恰是從完全對反的另一麵著眼。
李白大惑不解地問他：“‘舉有道’、‘使有名’，尚可解；而‘非常道’、‘非常名’實不能解。”
趙蕤依舊望著遠方逐漸平息下來的車塵，道：“刺史欲舉我等入仕，汝與某一無出身，複為寒士，亦乏援引，即便文才美好，能禦千禽萬獸，天家寧複召我等充控鶴監乎？縱使召去，汝便任乎？”
“控鶴”一語，典出漢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謂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間，為道士浮丘公引入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托言告家人：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屆時，王子喬果然乘鶴於山頭，望之不能及。而這位王子則舉手為禮，像是謝別時人，過了幾日，便仙去不回了。
在武則天後垂拱中期，曾改太子左右監門率府為左右控鶴禁率府，為宿衛近侍之官。到了李白出生之前二十一二年，也就是武氏當國的晚期，又設立了一個專屬於女皇的衙署，名為“控鶴府”，由其男寵張易之掌轄。在府中任事者，多為武氏之所幸，以及語言侍從之臣。此署既從事詩文作品之編纂，複可以視為女主之後宮。可以說是武則天的一個小朝廷，“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為笑樂”。到了趙蕤同李白辨析官場時局的當下，控鶴府更以由於權柄淪替，而成為臭穢不堪聞問的一個語詞。
然而李白知道“天家”、“朝廷”、“仕途”似乎又不止於如此。他最不明白的是：看來那刺史明明是因禽鳥翔集的異象而來，這異象又為趙蕤所催動。兩造一旦相聚暢談，看似趙蕤還盡力逞其學、露其鋒，務使李顒為之服德改容，為什麽當刺史滿懷得才而薦的欣喜和希望離去之後，趙蕤卻在這一刻流露出不屑食雞肋的神情。
“刺史薦舉，豈是玩笑？”李白問道。
“非也！”趙蕤笑道，“正因為不是玩笑，故不能應其舉。”
李白還是不能體會趙蕤的心思，隻能半帶譏嘲地說道：“神仙辦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其縹緲曲折？”
趙蕤這時瞪起一雙瞳子逼視著李白，道：“以時下官流視之，彼舉我等以有道，則我等便入官常之道乎？”
“這—”
“而今京中九品小吏，有二官職，一曰正字、一曰校書，於三十品階之中，位居二十七八，號曰清貴，也隻勝過那些不入流的小吏。欲以科舉得之，猶須等地稍高、文學兼優者，尚待‘門資’伴襯，汝與某，豈有父蔭、祖蔭可依？”
門資，是很現實的條件。父祖以上幾代任過某一品秩以上的高官，便可以蔭及子孫，使能得到任官的資格。這種貴盛之家的後人，多半在少年時代就曾經於宮廷中擔任過名義上或實質上的衛官、齋郎、挽郎等，為期六年，進一步取得參選文武官職的資曆。所謂：“以門資入仕，則先授親、勳、翊衛，六番隨文武簡入選例。”現實之中，或有“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而得受任此官者，也就是所謂“無賴恃恩私”之徒，這，全仰賴朝廷製度的保障使然。
趙蕤接著又道：“入流任一小官，更須經曆無數遷轉；於正字、校書之後，放一中縣、下縣，作兩任縣尉、參軍，轉眼十年也就過去了；倘若以文才見長，加之以時運遭遇不惡，或許入職弘文館，再沉埋數年，仍不免要出調於某州某府，也還就是參軍、別駕，如能勉保處人行事無大過，又是十年。此乃官常，司空見慣。”
“神仙說：‘舉有道，非常道’不是？”
“‘非常道’者，不入官常之道也。”趙蕤在這一刻又流露出燦爛的笑容，“盡管讓刺史去作他的表薦文章，我等便是‘如如不動’而已。”
“那不是辜負了刺史的一番美意麽？”
“刺史乃官常中人，豈能不明白其間的奧妙？”趙蕤道，“一旦表薦，即成就了我輩的名聲；我輩設若不就其舉，這名聲，就更非比尋常了。”
“名聲？”
“名聲！某今日設施，不外就是賺他一個千裏之名耳—”趙蕤神色煥發，對群山如對千眾萬眾，敞襟揮袖，侃侃而談，“試問：渭濱之望，隆中之對，何嚐經過那麽些青黃燈卷，筆墨折磨？為聖人師，為天下計，又何嚐須要我輩枯心應考，連年守選？—‘商山四皓’故事，汝應該是十分熟悉的吧？”
李白點了點頭，道聲：“諾。”
《史記·留侯世家》所載，極為通俗曉暢的一個故事。東園公姓庾，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裏，故號夏黃公。甪（音路）裏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又號“灞上先生”。號為綺裏季的，是四人之中唯一未傳姓字者，日後附會之說，謂此公姓吳名實，恐亦無從查其實。
相傳此四人為秦七十名博士官之餘，通古今，辨然否，典教職。因不忍秦政暴虐，隱居商山，過著“岩居穴處，紫芝療饑”。漢興以後，也拒絕了高祖劉邦的征辟，世傳曾以《紫芝歌》明誌：“莫莫高山，深穀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誌。”
沒多久，高祖欲廢呂太子劉盈，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張良便請商山四皓為太子輔弼，劉邦自然大惑不解，謂：“我求訪四位老先生多年，諸位總是畏避不見，今天卻願意追隨小兒出入，這是什麽道理？”四皓應道：“陛下輕慢士人，好謾罵，臣等義不受辱，隻好逃亡藏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人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所以我們也就來了。”劉邦於是便指著這四個老人，示意戚夫人：“而今我就算想要另立儲君，卻有這四人輔之助之，看來太子羽翼已成，難以撼搖了！”
李白對這掌故並不陌生，可是卻不明白趙蕤此時借言此典的用意，正待要問，趙蕤已繼續說下去：“劉盈即位，亦非明君，何故？四皓耄耋矣、昏聵矣，其識人之不明如此，堪見也就是浪得虛名而已；以浪得之名而受顧命之責，是留侯不肯自己放手作；留侯不自為，乃付之於四昏聵老人，是留侯早知劉盈之不可輔、不能弼、不成材。明知其不可輔、不能弼、不成材，卻又假手於人，如何有據？”
李白也給這一問問住了，隻得搖了搖頭。
趙蕤像是早知他答不出來，逕自接道：“寄托天命國祚於四皓，便隻因四皓有天下名，可以孚天下人之所望。然則，容某再問：這天下名，究竟從何而來？道理也很簡單，從高祖求之不得而來。於是可知：這名之為物，本有一理；求之而得，盡管名噪一時，未幾或敗；求之而不得，則聲價不墜，曆久彌新。如此，汝子明白也未？”
“難道這就是‘使有名，非常名’麽？”
“然！”趙蕤道，“若刺史一舉而應之，汝便得一小官，窮守三數十年，猶不免誌以歿；若舉而不應，汝便乘名直放天下四方，萬裏京國！”
扁慶子，是《莊子·達生》篇裏的一個虛構人物。這篇文字極可能不是出自莊周之手；某些後世考者以為是漢代陰陽家所作，也不確實。此文倒像是莊周的及門弟子仿擬其文筆，用以推闡《莊子》內七篇中《養生主》的思想。
此篇論旨的展開，始於莊子筆下就創造出來的人物—列子列禦寇）—向傳說中曾經請老子留下道德之說五千言的函穀關令尹（尹喜）請教：“至人”能修行到“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栗”，究竟是什麽緣故？
這位堪稱老子嫡傳的關令尹喜於是開導了列子一套心法，認為“至人”之始，就是“純氣之守”；一個人若能天機飽滿、精神無間、外在的形色聲相等都不能乘隙而入，就像是喝醉了的人，從車上摔下來，也不會受多麽嚴重的傷。那是由於“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
接著，《達生》篇的作者再借由孔子和顏回、田開之與周威公、齊桓公與皇子告敖、梓慶與魯侯等或虛構、或假借於史冊及諸子百家語裏麵的人物，展開一層層的推進之論。
在齊桓公和皇子告敖的對話裏，出現了一個名詞：“委蛇”。這個語詞的出現，可以說是弟子們對莊子開的一個玩笑。因為原本出自莊子之手的《應帝王》篇裏，就有這個詞：“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委蛇”就是不泄露心術，隨機混沌，應付而已。
然而，莊子的弟子可謂得其師尊的妙術，善盡玩弄語言的手法，刻意在齊桓公與皇子告敖的對話中，將“委蛇”說成是一條蛇，還是一條有車軸那麽粗，有車轅那麽長，身穿紫衣、頭戴朱冠的蛇。而這蛇，畏懼雷鳴車聲，一旦聽見了，就會捧著頭站起來—見到這種東西的人，將會成為諸侯的霸主。
本來以為自己因見了鬼而生病的齊桓公一聽到這裏，便整理了一下衣冠，片刻間覺得病體已經痊愈了。這個故事，恰恰就是從反麵立論，說明齊桓公的“病”，就是不能為“純氣之守”，而被“委蛇”這種既不存在、也全憑主觀定義的“外物”所迷惑、所宰製；忽而令他沮喪、忽而又令他振奮，究其本質，不過是一場追隨無稽幻象而顛倒的荒誕而已。
可是，《達生》篇的作者猶不以此為足，更進一步地透過另一個虛構的人物—扁慶子—之口，將“委蛇”解作一種幽棲於深林的鳥所嗜好的食物。
丹丘子所恍然大悟者，正是趙蕤在這一場令人目眩神迷的禽鳥之會後，所說的那幾句話：“貴客不遠遐路，幸見光臨，且受戴天山群禽一禮，以答知遇之情罷！”
扁慶子在是《達生》篇末出現的道者。當時有一個名叫孫休的魯國人，登門造訪，向扁慶子抱怨自己的處境，說他不能隱居於鄉裏，因為怕人指責他避世不出，是由於修身不足；又怕人非難他在國家有患難的時候，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這顯然是一種試圖在官場上積極進取的說辭，卻出之以矯情的自憐自傷。
但是孫休的居心卻被扁慶子一眼識破，扁慶子當場拆穿了他，說：“你這一番話，不過是表揚自己的智能，以襯顯他人的愚拙；是張揚自己的清高，以暴露他人的汙濁，像是手捧日月、走在光明之中，為的也隻是自炫而已。像你這樣的人，能夠勉強保全了九竅身軀，沒有淪為聾盲跛蹇的鬼物，已經算是幸運的了，你出去罷！”
在孫休離去之後，扁慶子深深歎息了。他緊接著對大惑不解其歎的門人打了這樣一個譬喻：從前有一鳥，棲止於魯國的近郊，魯君很喜歡這鳥，便備辦了太牢之禮所用的食物來飼養它，派人演奏了九韶的樂章來歌頌、取悅它。可這鳥兒卻流露出傷悲而迷惘的神色，不敢吃喝。在扁慶子而言，魯君的行徑，就是拿奉養自己的方法來養鳥；倘若真要用養鳥的方法去養鳥，應該是“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這一段話，實則有相對反的兩層含意。其一，是從禽鳥的物性而言，野物之自適，棲林食蛇而已，原本就不該受人豢養。其二，則恰恰借由譏諷孫休而進一步譏諷了扁慶子自己；因為這個孫休，不過是心智遲鈍、識見寡少的人，而我卻以“至人之德”的道理同他說了一大套，不就像魯君那樣，拿“太牢九韶”—禮樂的象征—如此貴重的妙道，去伺候畜牲嗎？莊子在這裏又打了個譬喻為結論：“這就好比用軒車大馬載著小鼠出遊，用鍾鼓之樂演奏給麻雀聽，這些禽獸怎麽能不受到驚嚇呢？”
從這個結語來看，先前那一大套禽鳥翔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的展示，都還隻是浮光掠影的表麵文章而已；趙蕤施展道術，其實另懷深意—他是把李顒當成孫休一樣的人物了！換言之，丹丘子所體認的“扁慶子之憂”，正是真正的隱者對那些口稱聖朝，筆誦堯舜，一心一意以天下國家為憂、以朝政民生為慮的人所發的喟歎，這些混糅了理想和野心、抱負和欲望的人物，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對象。
不過，若再深入推想，趙蕤似乎並不寄望李顒明白這些，因為這樣嘲誚來客，畢竟是十分失禮的；而這一切布局諷喻，更不會是為了恰巧隨行而來的官員屬吏或是丹丘子而設。那麽—
丹丘子明白了：趙蕤所作所為，恐怕都是為了眼前這個看來才華洋溢的年輕詩人。
至於李白，誦罷了詩篇，依舊敬陪末座。對於香床之上的李顒、趙蕤接下來的一陣喁喁私語，並不能字字入耳。丹丘子則頻頻向他舉杯，其間也不免找些話題殷勤就問，兩人說到了詩，一時意興昂揚起來。這時，別駕魏牟忽然攔過話，道：“李郎之詩，似仍由古調入手，與近時風尚頗異其趣—設若有心上進，還須多留意法度。”
李白看魏牟年輩甚高，不敢失禮，遂欠身答道：“長者之言，某敬祈奉聞。”
魏牟並不遜謝，點著頭，讜論道：“詩之為物，最忌直白。本朝各科多試帖詩，端看士子心思曲密與否，此作詩一大要旨，一旦趨逐平易，不免流於淺俗。汝輩少年行，如果有心仕途，一定聞知六七年前，考功王丘員外知貢舉時，以‘旗賦’一題，訂韻腳之格；這便是大勢所趨呀—非如此，實不能仔細考究士子的資質。至於賢郎之作—”
魏牟說到這裏，將頷下胡須一拈，皺眉咂嘴了半晌，輕輕地搖了搖頭，道：“辭氣淩厲，鼙鼓紛摐；聞之令人悚然。不過，壞也就壞在此處—須知詩教溫柔敦厚，議論則重婉轉，說什麽‘五羊皮買死百裏奚’，非但質野，語跡甚至說得上是粗鄙了。”
李白垂了頭，應聲：“諾。”
他看著魏牟，偶爾也看一眼丹丘子—丹丘子對魏牟的議論似乎極之不耐，時不時眉眼斜擰，又像是害瞌睡。這時，李白發覺魏牟的麵顏形軀漸漸變小，而他周身的地貌景觀則隨之變得深邃幽窅。
若是越過魏牟的肩頭，望向更遠處的山曲，彼處有暮雲冉冉而升，雲中似有蠢蠢欲動之物；若蟲、若獸、若仙、若龍；而他的詩句，已經穿透魏牟的諄切之言，在那天地之間，影影綽綽地浮沉著了。這首詩，日後冠以《來日大難》之題，每當李白遇著迂儒鄙夫，都會忍不住吟來作嘲：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道長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淩三山，陸憩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此日，直到這一行人告辭離去，趙蕤望著牛車軋軋聲中一陣又一陣飛揚的塵土，忽然縱聲大笑，笑罷了，冒出兩句詞氣詭異的話：“舉有道，非常道；使有名，非常名。”
李顒一行繼續他們的春遊，向桃花林以及大明寺進發。但是對於刺史來說，大事已經辦了，他傾心滿懷隻有一念：該如何運用恰切的典語事例，寫好他的薦表？此行，他遇見了有道術、也有學問的人，更不期然遇見了詩才英發、風姿雅健的後生，這都令他覺得意外，卻也異常滿足。如果依照趙蕤的義理推論，那雙桂樹的確是一個“種”，而此“種”所遇合際會的“機”，不正是戴天山的師徒二人嗎？他們，不正是綿州所孕育、而應該由刺史所顯揚的雙桂樹嗎？
這使李顒感到興奮，以及忐忑。畢竟，當前朝廷用人，還是以科舉和門蔭為入仕之起點。薦舉之後，略加策問，雖然足以令布衣入署從事；不過一般說來，還是以舉薦現任或“前資”官為大體，原本寒門小姓而又是白身之人，最常見的就是入居幕府之後，曆幾任微官，在大帝國邊遠荒僻之處像僧侶一樣地寂寞修行，仍舊討不了什麽像樣的地位。
可是這也使李顒煥發出一種舍我其誰的悲壯意誌，在他眼中，“孤寒無援”的士人，猶如一口一口的冷灶，正需要知其不可為而為的人，溫以微焰，燃以星火。他想象著未來—朝廷一旦接納了他的薦表，或許受那文筆的感動，會有星使帶來消息，果然征辟了趙蕤、李白；甚或隻是某一位居要津的顯宦，也像他一樣，獨具隻眼，願意將兩人延辟入幕，這對地方上的後進子弟來說，又是多麽深遠宏大的激勵？
李顒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趙蕤恰是從完全對反的另一麵著眼。
李白大惑不解地問他：“‘舉有道’、‘使有名’，尚可解；而‘非常道’、‘非常名’實不能解。”
趙蕤依舊望著遠方逐漸平息下來的車塵，道：“刺史欲舉我等入仕，汝與某一無出身，複為寒士，亦乏援引，即便文才美好，能禦千禽萬獸，天家寧複召我等充控鶴監乎？縱使召去，汝便任乎？”
“控鶴”一語，典出漢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謂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間，為道士浮丘公引入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托言告家人：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屆時，王子喬果然乘鶴於山頭，望之不能及。而這位王子則舉手為禮，像是謝別時人，過了幾日，便仙去不回了。
在武則天後垂拱中期，曾改太子左右監門率府為左右控鶴禁率府，為宿衛近侍之官。到了李白出生之前二十一二年，也就是武氏當國的晚期，又設立了一個專屬於女皇的衙署，名為“控鶴府”，由其男寵張易之掌轄。在府中任事者，多為武氏之所幸，以及語言侍從之臣。此署既從事詩文作品之編纂，複可以視為女主之後宮。可以說是武則天的一個小朝廷，“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為笑樂”。到了趙蕤同李白辨析官場時局的當下，控鶴府更以由於權柄淪替，而成為臭穢不堪聞問的一個語詞。
然而李白知道“天家”、“朝廷”、“仕途”似乎又不止於如此。他最不明白的是：看來那刺史明明是因禽鳥翔集的異象而來，這異象又為趙蕤所催動。兩造一旦相聚暢談，看似趙蕤還盡力逞其學、露其鋒，務使李顒為之服德改容，為什麽當刺史滿懷得才而薦的欣喜和希望離去之後，趙蕤卻在這一刻流露出不屑食雞肋的神情。
“刺史薦舉，豈是玩笑？”李白問道。
“非也！”趙蕤笑道，“正因為不是玩笑，故不能應其舉。”
李白還是不能體會趙蕤的心思，隻能半帶譏嘲地說道：“神仙辦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其縹緲曲折？”
趙蕤這時瞪起一雙瞳子逼視著李白，道：“以時下官流視之，彼舉我等以有道，則我等便入官常之道乎？”
“這—”
“而今京中九品小吏，有二官職，一曰正字、一曰校書，於三十品階之中，位居二十七八，號曰清貴，也隻勝過那些不入流的小吏。欲以科舉得之，猶須等地稍高、文學兼優者，尚待‘門資’伴襯，汝與某，豈有父蔭、祖蔭可依？”
門資，是很現實的條件。父祖以上幾代任過某一品秩以上的高官，便可以蔭及子孫，使能得到任官的資格。這種貴盛之家的後人，多半在少年時代就曾經於宮廷中擔任過名義上或實質上的衛官、齋郎、挽郎等，為期六年，進一步取得參選文武官職的資曆。所謂：“以門資入仕，則先授親、勳、翊衛，六番隨文武簡入選例。”現實之中，或有“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而得受任此官者，也就是所謂“無賴恃恩私”之徒，這，全仰賴朝廷製度的保障使然。
趙蕤接著又道：“入流任一小官，更須經曆無數遷轉；於正字、校書之後，放一中縣、下縣，作兩任縣尉、參軍，轉眼十年也就過去了；倘若以文才見長，加之以時運遭遇不惡，或許入職弘文館，再沉埋數年，仍不免要出調於某州某府，也還就是參軍、別駕，如能勉保處人行事無大過，又是十年。此乃官常，司空見慣。”
“神仙說：‘舉有道，非常道’不是？”
“‘非常道’者，不入官常之道也。”趙蕤在這一刻又流露出燦爛的笑容，“盡管讓刺史去作他的表薦文章，我等便是‘如如不動’而已。”
“那不是辜負了刺史的一番美意麽？”
“刺史乃官常中人，豈能不明白其間的奧妙？”趙蕤道，“一旦表薦，即成就了我輩的名聲；我輩設若不就其舉，這名聲，就更非比尋常了。”
“名聲？”
“名聲！某今日設施，不外就是賺他一個千裏之名耳—”趙蕤神色煥發，對群山如對千眾萬眾，敞襟揮袖，侃侃而談，“試問：渭濱之望，隆中之對，何嚐經過那麽些青黃燈卷，筆墨折磨？為聖人師，為天下計，又何嚐須要我輩枯心應考，連年守選？—‘商山四皓’故事，汝應該是十分熟悉的吧？”
李白點了點頭，道聲：“諾。”
《史記·留侯世家》所載，極為通俗曉暢的一個故事。東園公姓庾，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裏，故號夏黃公。甪（音路）裏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又號“灞上先生”。號為綺裏季的，是四人之中唯一未傳姓字者，日後附會之說，謂此公姓吳名實，恐亦無從查其實。
相傳此四人為秦七十名博士官之餘，通古今，辨然否，典教職。因不忍秦政暴虐，隱居商山，過著“岩居穴處，紫芝療饑”。漢興以後，也拒絕了高祖劉邦的征辟，世傳曾以《紫芝歌》明誌：“莫莫高山，深穀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誌。”
沒多久，高祖欲廢呂太子劉盈，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張良便請商山四皓為太子輔弼，劉邦自然大惑不解，謂：“我求訪四位老先生多年，諸位總是畏避不見，今天卻願意追隨小兒出入，這是什麽道理？”四皓應道：“陛下輕慢士人，好謾罵，臣等義不受辱，隻好逃亡藏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人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所以我們也就來了。”劉邦於是便指著這四個老人，示意戚夫人：“而今我就算想要另立儲君，卻有這四人輔之助之，看來太子羽翼已成，難以撼搖了！”
李白對這掌故並不陌生，可是卻不明白趙蕤此時借言此典的用意，正待要問，趙蕤已繼續說下去：“劉盈即位，亦非明君，何故？四皓耄耋矣、昏聵矣，其識人之不明如此，堪見也就是浪得虛名而已；以浪得之名而受顧命之責，是留侯不肯自己放手作；留侯不自為，乃付之於四昏聵老人，是留侯早知劉盈之不可輔、不能弼、不成材。明知其不可輔、不能弼、不成材，卻又假手於人，如何有據？”
李白也給這一問問住了，隻得搖了搖頭。
趙蕤像是早知他答不出來，逕自接道：“寄托天命國祚於四皓，便隻因四皓有天下名，可以孚天下人之所望。然則，容某再問：這天下名，究竟從何而來？道理也很簡單，從高祖求之不得而來。於是可知：這名之為物，本有一理；求之而得，盡管名噪一時，未幾或敗；求之而不得，則聲價不墜，曆久彌新。如此，汝子明白也未？”
“難道這就是‘使有名，非常名’麽？”
“然！”趙蕤道，“若刺史一舉而應之，汝便得一小官，窮守三數十年，猶不免誌以歿；若舉而不應，汝便乘名直放天下四方，萬裏京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