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昔年外號人稱“射雕手”、“落雕都督”的斛律光，雖然曾經為北魏高歡、高澄父子所信用拔擢，卻在晚年遭到高澄之侄高緯—也就是北齊後主—的疑忌，派力士劉桃枝將他襲殺於涼風堂。
斛律光尚未遇害之前，家室烜赫，當代無可與比肩者。他的弟弟斛律羨，以及斛律羨的兩個兒子斛律世達、斛律世遷，這父子三人在斛律家族被誅滅之前，一直掌握著一個秘密的組織，長達一二十年；由於後世對此所知不多，也隻能猜測。斛律家族最後存活的七年之間—也就是斛律羨擔任幽、安、平、南、北營、東燕等六州軍事都督的期間，曾經相當頻繁地資助並聲援了這個秘密組織的工作。
這個組織沒有其他名稱，就叫做“義”，而且就連這個“義”字，也不是組織中人用以自呼或互稱的。
李白出生之前的一百六十年，高歡奉孝靜帝於鄴城之後，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二局，江山殘破，收拾艱難。尤其是北方各個據地自雄的軍閥連年征戰之餘，遍地皆是無人收葬的腐屍枯骨，綿延數十百裏，行者怵目驚心。
當是時，有一個頗富貲財、名叫王興國的佛教俗家信徒，基於不忍之心，率同了十個鄉人，將戰場上殘留的輜重大車修繕如初，沿著涿水兩岸逐一撿取無名的枯骨，聚埋成大塚。也由於不能確認死者的身份裏籍，便一律視同本鄉父老子弟，稱之為“鄉葬”。
此一義舉源自於十一義人，純粹本乎釋氏慈悲的襟懷，實在沒有其他的動機。善行卻招致了意外的發展。許多失去家人的百姓寧可相信自家失散的亡者都已經入於大塚，得到安息，於是聞風而來，到鄉葬墓所前祭拜。
於死者，王興國已然動容戚心；於生者，更不能拂衣袖手。一見來者都赤貧無可聊賴，王興國便又發起諸鄰裏親友，為這些跋涉而來的陌生人埋鍋造飯，供應漿水，且不索酬值；隻說這飲食是基於佛道之義，故為之“義食”。“義”這個字，恰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才開始具有眾人集資、地方公益以及慈善事業的語意。
十方來者泰半受到鄉葬、義食的感召，盤桓不忍遽去，但是佇留當地，卻仍然缺乏衣食之資，反而不免忍饑受凍以至於憔悴病苦。同時，在附近瀛州、冀州、幽州等戰事仍然膠著之地，尚不斷地湧來大批難民，他們都是聽見道途傳言，以為鄉葬之地可以托身寄命，想要來此度過此一時的災劫。
流離之勢既不可擋，王興國則處於善門難開、善門難閉的窘境，就算是金山銀山的累積也未必能夠支應。除了想盡辦法貢獻一己的家產，還須四處拜謁所結識往來的富人，廣為化募。這時，有人給出了主意，謂：“欲開布施之門，須邀豪貴之家；欲邀豪貴之家，須博高尚之名。”這話的用意雖然不見得純厚，但是點出了一個事實：豪貴之家維係於高尚之名，而高尚之名還倚賴能傳揚周知的布施。
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經由當地—範陽郡—首屈一指的高門大戶盧文翼所紹薦，請來當世知名的高僧曇遵，親自到鄉葬義食之地弘法。這時，大塚旁已經粗建起寬達數十架、深可十多間的“義堂”，日夜前來就食的人何啻千百之數？曇遵一眼看見，不覺為之感動而泣下；這一泣，猶如佛泣，也感動了所有的人，以及日後將要聞知這一盛況的人。
曇遵師承於地論派、四分律宗的宗師慧光，慧光授《十地經論》之根據地即在鄴都，傳人極夥，影響至巨；日後的華嚴宗和律宗也從此一譜係而展開。從佛教史上看，曇遵在宗法教說上或恐不及其師之化移廣遠，但是在對“義”這個慈善組織的長久聲援和支持，則為他奠定了不容磨滅的地位。他當下裁示隨行的五十多名弟子，將鄉葬、義食、義堂的布施廣為宣揚，到處勸化。此外—可以說全然出乎盧文翼等人之所預期；曇遵竟然在範陽郡駐跡五年，並派遣兩個堪稱富室的俗家弟子馮昆、路和仁，拓殖經營，開設“義坊”，供應“義診”。
也就在這一段期間，曇遵和他的弟子便於宣講佛法之際，時時將“義”與“福”牽連成一體，所運用的，是一部《像法決疑經》。
有說佛滅五百年為正法時期，此後一千年為像法時期，再後一萬年為末法時期。紛紜其觀，說亦不同，有改五百為一千者，亦有改一千為五百者。總之，佛滅渡之後，法儀未改，有教有行，有證得果位者，稱為“正法”。像者，似也，法儀不行，隨而無證果，但仍有教有行，唯與佛法行相似，稱為像法。至於“末”者，微也，但有教而無行，更無證果，稱為“末法”。《像法決疑經》就是在佛滅之後千年應運而生的一部佛經。
在《像法決疑經》裏，不斷敘述常施菩薩向釋迦牟尼佛請示：在“像法時期”，何種福德為首要？佛祖所再三開示者，乃以布施貧窮孤老為要務：
善男子，若複有人，多饒財物，獨行布施，從生至老；不如複有眾多人眾，不同貧富貴賤，若道若俗，共相勸他，各出少財，聚集一處，隨宜布施貧窮孤老惡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假使布施，念念之中施功常生無有窮盡，獨行布施其福甚少。
這就是把“布施”和“聚集”綰合為一的論見。甚至隱隱然有“獨行不善”的諷喻之意。
不但如此，濟苦救貧也終將顯現“福田”所涵括之事究竟幾何。除了施衣布食、興造墳塚，人之孤貧堪濟之務多矣，大難來時，“道長食盡，苦口焦唇”，至少要能供應旅人解一時涸渴；那麽，鑿井以奉茶水也是福田之一端。天南地北，相望不能及；那麽，修建橋梁以利往來也是福田之一端。酷暑逼人，每有一經曝曬便瘐斃於荒野者；那麽，種樹成蔭自然也堪為福田之一端了。
由曇遵親自率領躬行的善行，對於俗家廣眾而言，大約便可以名之為“營構義福”的事業。
馮昆於此後十三年一直留守範陽，日夜勤劬奉獻，撫輯流亡，發展人丁家戶，直到北齊篡東魏之政以後，病故於武成帝天保八年。曇遵和路和仁則在一度應武成帝征召入京奉職一年多之後，堅辭官事，回到範陽。他們持續著從鄉葬而發展出來的“營構義福”，可以說在“佛法之義”—也就是“道義”—的基礎上，為孤苦寒弱的百姓重新建立了一個人倫環境，所謂“設供集僧，情同親裏，於是乎人倫哀酸，禽鳥悲咽。有茲善信，仁沾枯朽，義等妻孥，恩同父母”，形成空前廣大的感動。
不料，這卻為整個以鄉葬義食為核心的慈善事業帶來詭譎的變量。
一如前述，從東魏嬗及北齊之間，斛律光家族曾因累世軍功而貴顯無倫；再加上與皇室聯姻的緣故，聲勢幾可與皇室並駕，這是很難免於疑忌的一種處境。當斛律羨和他的兩個兒子也基於佛教信仰而大量捐獻，以“營構義福”之事一旦為皇室得知，便引起了廣泛的遐想和陰苛的猜測—斛律家族如此耗資散財，廣結黎庶，他們究竟想在範陽作什麽？
斛律光的女兒是北齊後帝高緯的皇後，兒子則娶了當時的公主，世傳彼時北周大將韋孝寬謾造謠歌，稱：“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即暗喻一“斛”字，“明月”則是斛律光的號，這十個字的歌訣意旨相當鮮明，就是說斛律光已經和長安的北周政權暗通款曲，即將謀取天下。
然而徒謠曲不足以為據，真正令高緯痛下殺手的傳聞是：斛律光和他的兩個兒子已經在範陽整頓民夫，編裝部曲，號稱“義福”，欲合六州軍民，一舉而下鄴城。高緯於是將斛律光招入涼風堂中，拉殺了時年五十八歲的落雕都督，詔稱斛律一家謀反，盡滅其族。
“義福”之作為一個叛亂部隊，原本是子虛烏有之事。曇遵名望崇隆，高緯亦不敢擅加誣罔。但是為了昭顯在範陽的所作所為，俱屬大慈無私，曇遵再度去至鄴下，請謁至尊，隨即奉詔而出，不多久，曇遵便生了病，“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
經此霹靂當頭的一擊，與曇遵較為親近的五十弟子之中，有的不免灰頹喪誌，而那些曾經蒙“義”之恩、受“福”之惠的人，容或惴惴不安，也奮起了同仇敵愾之情。然而，慈悲之廣大確乎能超脫生死、是非、成敗、得失與夫榮辱；這般憤慨的情緒，很快地便在僧人們的主持之下平靜了。他們知道、也相信：“義福”不是虛設之詞，“營構義福”若真要發展為一個更強大的團體，也並非不可能之事。
曇遵的弟子之中有多半從此離開範陽，他們原先是擁有義堂、義坊的布施者，事之後卻成為雲水天涯接受布施的人。然而，恢複宗派、光大教義、“以道義為福田”的思想傳承從未中斷。相反地，在艱困卓絕的行腳生涯裏，更多的善男信女受到他們修行的感召，而投入了自苦為極的布施行列。
最初的這一批僧人沒有特立名目，隻是約定以吃苦、忍辱為宗旨，每天隻進一餐由乞討得來的飯食，且恪守不向寺院求乞的法則。他們在道途間，遇見了任何男女，皆施以揖拜之禮。由於不能擁有私財，若受了一日一餐以外的布施，便要返還眾生。
與其他僧俗廣眾更不相同的是，一旦去世，連屍體都不能入棺槨、成殯葬。為了不妨礙觀瞻，必須將肉身棄置於森林之中，以為鳥獸之飼養，號之曰“即身布施”。
這一代的僧侶很快地吸引了、也啟蒙了原本窮困無依而激切善感的青年、少年，常常起而追隨他們行腳四方，雖然也還就是過著有如丐者一般的生活，卻備受士商黎庶的尊重。漸漸地，他們也由於反複談辯、議論，而開展出類似教義的綱領；除了一日一食、即身布施之外，還反對念佛三昧，主張不念阿彌陀佛，隻念地藏菩薩。以為一切佛都是泥塑之像，不必禮敬；而真正的佛，就是眾生。
而北齊、北周與南朝對峙的時代也兵疲馬困地落幕了。隋文帝楊堅統一天下，就在此時，一個曾經在相州法藏寺出家、法號“信行”的僧人，忽然在該寺“舍具足戒”；也就是公然宣告不再遵守加入僧團時所誓守的戒律。
信行的用意，並不是還俗，而是更進一步地宣揚、實踐種種親服勞役、節衣縮食和濟貧救苦的職誌，所謂：“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願施無盡，日日不斷”。這個信行僧，正是生小受到從範陽流亡天下的僧人影響極大的人物。
“無盡藏”也就是從這裏發軔的。雖然信行本人體弱多病，不能永壽，在五十四歲上就圓寂了。但是他舍戒之後反而形成了更廣大深刻的感動，他創立“三階教”，並興建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宏善等寺，顯然也都是當年由曇遵及其五十弟子所啟發、傳衍的“營構義福”之親切實踐。
“三階教”依時、處、人三者而立其宗。所謂的“時”，也就是指佛滅後的正、像、末三個時代而言。所謂的“處”，也就是指業報所在，分淨土、穢土與戒見俱破的眾生世界。所謂的“人”，則是因“根機”不同，而劃分的“一乘”，包括持戒正見與破戒不破見兩種；“三乘”，包括戒見俱不破和破見不破戒兩種，以及“世間根機”—為戒見俱破的世間顛倒眾生。
關於“人”的這些論理，都相應於“三時”而成立。信行認為：他所處身的這個時代，已經是第三階的末法時代，善根普滅，正見不存。縱使研讀佛經，輾轉注釋，也無濟於僧俗兩界。反而由於各持經義，別持偏見，因是因彼，乃生愛憎之心而各執一端；一旦言辯，不免謗法。
所以，不論為了弘揚佛法，還是為了拯救知見，唯有力行布施，才是唯一的正道。緣布施而建立寺院，寺院便成為“無盡藏”，必須經營將本出息、子母相生的“無盡財”；這與先前的任何宗派以寺院為誦經禮佛之窟的見解，可以說全然不同。這就引起了許多寺院僧團的不滿。
而從信行圓寂六年之後的開皇二十年起—也就是李白出生前的一百零一年直到李白出生前兩年—的整整一世紀之間，三階教數度被隋、唐兩朝官方宣布為異端，敕令禁行，或是明令指責其經籍違背佛意，將之“盡送禮部集中，作偽經符錄論處”，下場不外是焚毀。此後，這個教派的文字論述可以說就淪亡大半了。不過，在現實生活上受布施而勉強活命、而維持生計者，依舊於感恩戴德之餘，奉之不移。
朝廷之所以嚴厲控製三階教，除了因為其他自居正信正見的僧團圍剿之外，也不免憂心這樣一個看似無所求報的組織會掩翳了天蔭皇恩，而不能不予以遏阻。但是，對於三階教“無盡藏”之提倡布施，積聚財物，卻又顯然有不得不倚賴其分責分憂的苦衷。換言之：當局所無力為之的救濟事業，又委實需要有人代勞。
三階教，便在這樣一個政教的夾縫之中，繼續傳承著“營構義福”的慈悲事業。而大明寺，正是“無盡藏”的一個傳燈之地。
斛律光尚未遇害之前，家室烜赫，當代無可與比肩者。他的弟弟斛律羨，以及斛律羨的兩個兒子斛律世達、斛律世遷，這父子三人在斛律家族被誅滅之前，一直掌握著一個秘密的組織，長達一二十年；由於後世對此所知不多，也隻能猜測。斛律家族最後存活的七年之間—也就是斛律羨擔任幽、安、平、南、北營、東燕等六州軍事都督的期間，曾經相當頻繁地資助並聲援了這個秘密組織的工作。
這個組織沒有其他名稱，就叫做“義”，而且就連這個“義”字，也不是組織中人用以自呼或互稱的。
李白出生之前的一百六十年，高歡奉孝靜帝於鄴城之後，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二局，江山殘破，收拾艱難。尤其是北方各個據地自雄的軍閥連年征戰之餘，遍地皆是無人收葬的腐屍枯骨，綿延數十百裏，行者怵目驚心。
當是時，有一個頗富貲財、名叫王興國的佛教俗家信徒，基於不忍之心，率同了十個鄉人，將戰場上殘留的輜重大車修繕如初，沿著涿水兩岸逐一撿取無名的枯骨，聚埋成大塚。也由於不能確認死者的身份裏籍，便一律視同本鄉父老子弟，稱之為“鄉葬”。
此一義舉源自於十一義人，純粹本乎釋氏慈悲的襟懷，實在沒有其他的動機。善行卻招致了意外的發展。許多失去家人的百姓寧可相信自家失散的亡者都已經入於大塚，得到安息，於是聞風而來，到鄉葬墓所前祭拜。
於死者，王興國已然動容戚心；於生者，更不能拂衣袖手。一見來者都赤貧無可聊賴，王興國便又發起諸鄰裏親友，為這些跋涉而來的陌生人埋鍋造飯，供應漿水，且不索酬值；隻說這飲食是基於佛道之義，故為之“義食”。“義”這個字，恰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才開始具有眾人集資、地方公益以及慈善事業的語意。
十方來者泰半受到鄉葬、義食的感召，盤桓不忍遽去，但是佇留當地，卻仍然缺乏衣食之資，反而不免忍饑受凍以至於憔悴病苦。同時，在附近瀛州、冀州、幽州等戰事仍然膠著之地，尚不斷地湧來大批難民，他們都是聽見道途傳言，以為鄉葬之地可以托身寄命，想要來此度過此一時的災劫。
流離之勢既不可擋，王興國則處於善門難開、善門難閉的窘境，就算是金山銀山的累積也未必能夠支應。除了想盡辦法貢獻一己的家產，還須四處拜謁所結識往來的富人，廣為化募。這時，有人給出了主意，謂：“欲開布施之門，須邀豪貴之家；欲邀豪貴之家，須博高尚之名。”這話的用意雖然不見得純厚，但是點出了一個事實：豪貴之家維係於高尚之名，而高尚之名還倚賴能傳揚周知的布施。
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經由當地—範陽郡—首屈一指的高門大戶盧文翼所紹薦，請來當世知名的高僧曇遵，親自到鄉葬義食之地弘法。這時，大塚旁已經粗建起寬達數十架、深可十多間的“義堂”，日夜前來就食的人何啻千百之數？曇遵一眼看見，不覺為之感動而泣下；這一泣，猶如佛泣，也感動了所有的人，以及日後將要聞知這一盛況的人。
曇遵師承於地論派、四分律宗的宗師慧光，慧光授《十地經論》之根據地即在鄴都，傳人極夥，影響至巨；日後的華嚴宗和律宗也從此一譜係而展開。從佛教史上看，曇遵在宗法教說上或恐不及其師之化移廣遠，但是在對“義”這個慈善組織的長久聲援和支持，則為他奠定了不容磨滅的地位。他當下裁示隨行的五十多名弟子，將鄉葬、義食、義堂的布施廣為宣揚，到處勸化。此外—可以說全然出乎盧文翼等人之所預期；曇遵竟然在範陽郡駐跡五年，並派遣兩個堪稱富室的俗家弟子馮昆、路和仁，拓殖經營，開設“義坊”，供應“義診”。
也就在這一段期間，曇遵和他的弟子便於宣講佛法之際，時時將“義”與“福”牽連成一體，所運用的，是一部《像法決疑經》。
有說佛滅五百年為正法時期，此後一千年為像法時期，再後一萬年為末法時期。紛紜其觀，說亦不同，有改五百為一千者，亦有改一千為五百者。總之，佛滅渡之後，法儀未改，有教有行，有證得果位者，稱為“正法”。像者，似也，法儀不行，隨而無證果，但仍有教有行，唯與佛法行相似，稱為像法。至於“末”者，微也，但有教而無行，更無證果，稱為“末法”。《像法決疑經》就是在佛滅之後千年應運而生的一部佛經。
在《像法決疑經》裏，不斷敘述常施菩薩向釋迦牟尼佛請示：在“像法時期”，何種福德為首要？佛祖所再三開示者，乃以布施貧窮孤老為要務：
善男子，若複有人，多饒財物，獨行布施，從生至老；不如複有眾多人眾，不同貧富貴賤，若道若俗，共相勸他，各出少財，聚集一處，隨宜布施貧窮孤老惡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假使布施，念念之中施功常生無有窮盡，獨行布施其福甚少。
這就是把“布施”和“聚集”綰合為一的論見。甚至隱隱然有“獨行不善”的諷喻之意。
不但如此，濟苦救貧也終將顯現“福田”所涵括之事究竟幾何。除了施衣布食、興造墳塚，人之孤貧堪濟之務多矣，大難來時，“道長食盡，苦口焦唇”，至少要能供應旅人解一時涸渴；那麽，鑿井以奉茶水也是福田之一端。天南地北，相望不能及；那麽，修建橋梁以利往來也是福田之一端。酷暑逼人，每有一經曝曬便瘐斃於荒野者；那麽，種樹成蔭自然也堪為福田之一端了。
由曇遵親自率領躬行的善行，對於俗家廣眾而言，大約便可以名之為“營構義福”的事業。
馮昆於此後十三年一直留守範陽，日夜勤劬奉獻，撫輯流亡，發展人丁家戶，直到北齊篡東魏之政以後，病故於武成帝天保八年。曇遵和路和仁則在一度應武成帝征召入京奉職一年多之後，堅辭官事，回到範陽。他們持續著從鄉葬而發展出來的“營構義福”，可以說在“佛法之義”—也就是“道義”—的基礎上，為孤苦寒弱的百姓重新建立了一個人倫環境，所謂“設供集僧，情同親裏，於是乎人倫哀酸，禽鳥悲咽。有茲善信，仁沾枯朽，義等妻孥，恩同父母”，形成空前廣大的感動。
不料，這卻為整個以鄉葬義食為核心的慈善事業帶來詭譎的變量。
一如前述，從東魏嬗及北齊之間，斛律光家族曾因累世軍功而貴顯無倫；再加上與皇室聯姻的緣故，聲勢幾可與皇室並駕，這是很難免於疑忌的一種處境。當斛律羨和他的兩個兒子也基於佛教信仰而大量捐獻，以“營構義福”之事一旦為皇室得知，便引起了廣泛的遐想和陰苛的猜測—斛律家族如此耗資散財，廣結黎庶，他們究竟想在範陽作什麽？
斛律光的女兒是北齊後帝高緯的皇後，兒子則娶了當時的公主，世傳彼時北周大將韋孝寬謾造謠歌，稱：“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即暗喻一“斛”字，“明月”則是斛律光的號，這十個字的歌訣意旨相當鮮明，就是說斛律光已經和長安的北周政權暗通款曲，即將謀取天下。
然而徒謠曲不足以為據，真正令高緯痛下殺手的傳聞是：斛律光和他的兩個兒子已經在範陽整頓民夫，編裝部曲，號稱“義福”，欲合六州軍民，一舉而下鄴城。高緯於是將斛律光招入涼風堂中，拉殺了時年五十八歲的落雕都督，詔稱斛律一家謀反，盡滅其族。
“義福”之作為一個叛亂部隊，原本是子虛烏有之事。曇遵名望崇隆，高緯亦不敢擅加誣罔。但是為了昭顯在範陽的所作所為，俱屬大慈無私，曇遵再度去至鄴下，請謁至尊，隨即奉詔而出，不多久，曇遵便生了病，“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
經此霹靂當頭的一擊，與曇遵較為親近的五十弟子之中，有的不免灰頹喪誌，而那些曾經蒙“義”之恩、受“福”之惠的人，容或惴惴不安，也奮起了同仇敵愾之情。然而，慈悲之廣大確乎能超脫生死、是非、成敗、得失與夫榮辱；這般憤慨的情緒，很快地便在僧人們的主持之下平靜了。他們知道、也相信：“義福”不是虛設之詞，“營構義福”若真要發展為一個更強大的團體，也並非不可能之事。
曇遵的弟子之中有多半從此離開範陽，他們原先是擁有義堂、義坊的布施者，事之後卻成為雲水天涯接受布施的人。然而，恢複宗派、光大教義、“以道義為福田”的思想傳承從未中斷。相反地，在艱困卓絕的行腳生涯裏，更多的善男信女受到他們修行的感召，而投入了自苦為極的布施行列。
最初的這一批僧人沒有特立名目，隻是約定以吃苦、忍辱為宗旨，每天隻進一餐由乞討得來的飯食，且恪守不向寺院求乞的法則。他們在道途間，遇見了任何男女，皆施以揖拜之禮。由於不能擁有私財，若受了一日一餐以外的布施，便要返還眾生。
與其他僧俗廣眾更不相同的是，一旦去世，連屍體都不能入棺槨、成殯葬。為了不妨礙觀瞻，必須將肉身棄置於森林之中，以為鳥獸之飼養，號之曰“即身布施”。
這一代的僧侶很快地吸引了、也啟蒙了原本窮困無依而激切善感的青年、少年，常常起而追隨他們行腳四方，雖然也還就是過著有如丐者一般的生活，卻備受士商黎庶的尊重。漸漸地，他們也由於反複談辯、議論，而開展出類似教義的綱領；除了一日一食、即身布施之外，還反對念佛三昧，主張不念阿彌陀佛，隻念地藏菩薩。以為一切佛都是泥塑之像，不必禮敬；而真正的佛，就是眾生。
而北齊、北周與南朝對峙的時代也兵疲馬困地落幕了。隋文帝楊堅統一天下，就在此時，一個曾經在相州法藏寺出家、法號“信行”的僧人，忽然在該寺“舍具足戒”；也就是公然宣告不再遵守加入僧團時所誓守的戒律。
信行的用意，並不是還俗，而是更進一步地宣揚、實踐種種親服勞役、節衣縮食和濟貧救苦的職誌，所謂：“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願施無盡，日日不斷”。這個信行僧，正是生小受到從範陽流亡天下的僧人影響極大的人物。
“無盡藏”也就是從這裏發軔的。雖然信行本人體弱多病，不能永壽，在五十四歲上就圓寂了。但是他舍戒之後反而形成了更廣大深刻的感動，他創立“三階教”，並興建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宏善等寺，顯然也都是當年由曇遵及其五十弟子所啟發、傳衍的“營構義福”之親切實踐。
“三階教”依時、處、人三者而立其宗。所謂的“時”，也就是指佛滅後的正、像、末三個時代而言。所謂的“處”，也就是指業報所在，分淨土、穢土與戒見俱破的眾生世界。所謂的“人”，則是因“根機”不同，而劃分的“一乘”，包括持戒正見與破戒不破見兩種；“三乘”，包括戒見俱不破和破見不破戒兩種，以及“世間根機”—為戒見俱破的世間顛倒眾生。
關於“人”的這些論理，都相應於“三時”而成立。信行認為：他所處身的這個時代，已經是第三階的末法時代，善根普滅，正見不存。縱使研讀佛經，輾轉注釋，也無濟於僧俗兩界。反而由於各持經義，別持偏見，因是因彼，乃生愛憎之心而各執一端；一旦言辯，不免謗法。
所以，不論為了弘揚佛法，還是為了拯救知見，唯有力行布施，才是唯一的正道。緣布施而建立寺院，寺院便成為“無盡藏”，必須經營將本出息、子母相生的“無盡財”；這與先前的任何宗派以寺院為誦經禮佛之窟的見解，可以說全然不同。這就引起了許多寺院僧團的不滿。
而從信行圓寂六年之後的開皇二十年起—也就是李白出生前的一百零一年直到李白出生前兩年—的整整一世紀之間，三階教數度被隋、唐兩朝官方宣布為異端，敕令禁行，或是明令指責其經籍違背佛意，將之“盡送禮部集中，作偽經符錄論處”，下場不外是焚毀。此後，這個教派的文字論述可以說就淪亡大半了。不過，在現實生活上受布施而勉強活命、而維持生計者，依舊於感恩戴德之餘，奉之不移。
朝廷之所以嚴厲控製三階教，除了因為其他自居正信正見的僧團圍剿之外，也不免憂心這樣一個看似無所求報的組織會掩翳了天蔭皇恩，而不能不予以遏阻。但是，對於三階教“無盡藏”之提倡布施，積聚財物，卻又顯然有不得不倚賴其分責分憂的苦衷。換言之：當局所無力為之的救濟事業，又委實需要有人代勞。
三階教，便在這樣一個政教的夾縫之中，繼續傳承著“營構義福”的慈悲事業。而大明寺，正是“無盡藏”的一個傳燈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