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二年（1943）11月的一天，年近而立之年的王世襄來向他的“遊樂王國”——王家花園告別，因為他即將遵照父命南下陪都重慶求職謀生。眾所周知，王世襄離開京城南下求職是時事所迫，因為日本早在六年前就已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並於民國三十年（1941）底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占領了整個北京城。
寇入京城，生靈塗炭。王世襄昔日的“遊樂王國”已經沒有了往日的生機勃發，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處荒地廢園，房舍傾頹殘破、雜草瘋長衰枯、樹木幹折凋零……真是完全敗落了。回想舊日，再思眼前，已經完成學業的王世襄麵對王家花園乃至整個北京城蕭條肅殺的淪陷景象，以及父親早在十多年前便賦閑在家的實際狀況，離開京城自謀生活實在是勢在必行了。
不過，王世襄沒有想到就此一走，展開在他麵前的竟是一幅輝煌與滄桑交織的人生畫卷。至於王家花園所見證的內容，除了此前那幾年瀟灑遊藝與潛心論畫之外，六十年後還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趣話。對此，王世襄曾在2002年至2004年先後四次接受《中國書畫》雜誌訪談中，講述了這一趣話的來龍去脈：
20世紀50年代末，我父親已去世。北京大學占用了燕京校園，需要辦一個托兒所，和我聯係購買此園（王家花園），我家賣給了北大，此後我再也沒去看過。後來北大又將托兒所改為小學。完全出我意外，去年夏，小學校長來到我家，他說王家花園的鬆樹已長大成林，十分幽美。又有一棵怪柳，通稱三川流，長得特別高大，北京市園林局定為受保護的珍貴名樹。因此北大小學已成為北京極少數的園林式小學，時常有外賓來參觀。我們知道您在此居住過好幾年，此後出版了多種著作，在文物研究方麵有貢獻，所以希望您為園中的三間北房寫一個“王家花園”的匾額，給楹柱上寫一副對聯，並來校和學生會麵一次。我隻寫了對聯，因行動不便，沒能前往。對聯字句如下：
名曰花園，栽菜範匏，種瓜架豆。
號稱學子，鬥蛩放鴿，遛狗鷹。
前幾個月，我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頒發的最高榮譽獎和文化部與幾家報紙合辦、經網上選出的2003年傑出文化名人獎。北大小學可能更樂意我去一次，來個現身說法，自我批判，說明任何人不求上進，貪玩逃學，如果一旦悔悟，幡然改過，努力學習工作，還是能成為有益於人民國家之人的。於是我又在對聯兩旁加了四行小字：
四年大學，我玩物喪誌，業荒於嬉，在此園度過。1939年慈母逝世，悲痛萬分，幡然改悔。從此努力學習工作，直至今日。數十年來，出版著作約四十種。二千又三年獲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獎及文化部等機構選出的傑出文化人獎。可見有過知改，仍能成為有益於世之人。願全體同學，以上大學之我為戒。
王世襄敬告。
趣話過後，我們還是來看一看王世襄南下求職的經曆吧。
其實，王世襄南下求職並非單純謀生一途，更多成分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事業。民國三十二年（1943）11月，王世襄收拾行囊準備啟程，行囊裏除了他剛剛完成的《中國畫論研究》手稿外，還有母親金章撰述的《濠梁知樂集》四卷，以及一些有關中國美術方麵的書刊史料。王世襄是立誌要從事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所以他南下求職的首選之地就是故宮博物院，而當時已經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長達十年之久的馬衡馬叔平先生，就是父親王繼曾早在南洋公學時的同學。當年馬衡先生就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時，還聘請王繼曾擔任故宮博物院的顧問一職，每逢有外賓參觀故宮時，他都要被邀請前來陪同接待，至於故宮有外文函件時，也要邀請他代為翻譯擬複，由此可見兩人交誼之深厚。
對於父親王繼曾的這位至交摯友，王世襄從小就知道有這麽一位馬老伯，而這位馬老伯也曾多次對王世襄說：“我是看著你長大的。”既然有這麽一層關係，再加上故宮當時實在是研究中國美術史的聖地，王世襄將求職目標選定在故宮博物院應當是一有遠見之舉。不過，要想前往當時已經南遷到重慶南岸海棠溪的故宮求職，王世襄還須穿越戰火紛飛的日軍封鎖線，這對於第一次單獨出遠門的王世襄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好在王世襄畢竟有過多年在北京玩樂遊藝的生活經曆，他這時已經完全具備了獨立生存闖蕩世界的能力，所以他果斷地從北京乘車南下。先是選擇從安徽北部的界首穿越日軍封鎖線，然後繞道河南和陝西兩省，最後到達中國當時的大後方四川省境內。作為從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王世襄在成都燕京大學分校拜訪校長梅貽琦先生時，婉言辭謝了梅先生希望他擔任該校中國文學助教的盛情挽留，一心奔向他日夜向往的故宮博物院。
同年12月，王世襄終於來到了當時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在故宮博物院辦事處當麵向馬衡院長表達了自己熱愛文物和博物館事業的熱切心願，並表示願意終身從事這一神聖事業。對於王世襄的這一誌向，馬衡這位曾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的著名金石學家，當即表示讚賞與接納：“青年人有此誌願的不多，值得歡迎，如願在故宮工作，可任秘書一職。”而當王世襄問及具體工作時，得知當時南遷的故宮文物都分散保存在四川樂山、峨眉山和貴州安順的幾個山洞裏，一時還無法進行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王世襄遂機敏地答複說：“請容許我考慮一下再決定。”
王世襄之所以有此回答，是因為他覺得從事行政事務工作實在沒有什麽意思，與他從事學術研究的願望大相徑庭。幾天後，當王世襄已經接受了當時主持中國營造學社事務的梁思成邀約後，遂巧妙地答複馬衡院長說：“我先到梁思成先生那裏學習古代建築，待今後故宮可以開展研究工作時，希望能給我一個工作的機會。”不愧是看著王世襄長大的馬老伯，馬衡爽快地回答說：“那也好，將來故宮複原，肯定要增加人，那時你可參加。現在先去學學古建築，今後在故宮工作也是用得上的。”就此，也算是奠定了王世襄與故宮博物院的愛恨情緣。
不過，王世襄在接受梁思成先生邀約到中國營造學社工作之前，他求職的第二個機構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隻是在此他遭遇了時任所長傅斯年先生直截了當的拒絕。對此，王世襄在回憶文章中曾多次提及：“1943年冬我從北京來到重慶，一心想去李莊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其實王世襄一心想去的是故宮博物院），主要的考慮是當時很多著名學者都集中在這川南小鎮，到那裏可以有請教學習的機會。史語所所長正是傅先生，辦公地點在重慶聚賢新村。承蒙梁思成先生親自帶我去拜見他。這次進謁，傅先生隻說了兩句話。第一句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我回答：‘燕京大學國文係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說：‘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我隻得赧然而退。”
那麽，傅斯年先生為什麽會說出“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這句有傷燕京大學人的話呢？對此，王世襄曾這樣解釋說：“因為燕京大學確實沒有請到王國維、陳寅恪那樣的國學大師擔任教學。”由此可見，傅斯年先生還是非常看重師承關係的。那麽，傅斯年先生到底又是何許人也？對此，王世襄也有一句言簡意賅的回答：“傅斯年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曆史語言學家，也是文史研究機構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由此可知，王世襄並沒有因為傅斯年先生的拒絕而掛記在懷，反而“自恨緣慳，一生隻聽到傅先生講過四句話”。關於另外兩句話，王世襄在回憶文章《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話》中記述說：
1946年11月南京舉辦“抗戰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通知故宮參加。我和故宮人員押運部分楊寧史銅器前往。會後杭立武召開清損會會議。此時已決定派員赴日交涉索還戰時損失文物。原擬請德高望重的徐鴻寶（森玉）前輩前往，因他年事已高，改派我赴日。那天與會的有傅斯年、梁思成、李濟、徐鴻寶、蔣複璁、曾昭燏等諸位先生。我感到十分榮幸，傅先生居然還認得我，又對我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應當和在平津區一樣，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aggressive在這裏意為“積極進取的”——編者注）。第二句是“那年在重慶你來見我，我不知道你還能辦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對於這後兩句話，王世襄這樣理解：“我受寵若驚，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並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謂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辦公室總務處的跑腿聯係工作，而不是學術研究。”很顯然，那時傅斯年先生並不知道王世襄還是一位極為難得的研究型人才、學術研究型奇才，否則當年何止是要留下他，肯定還要對他青眼相加呢。如此，我們還是來看一看這位令王世襄“十分尊敬的曆史語言學家，也是文史研究機構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傅斯年先生到底是何許人吧。
傅斯年，字孟真，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出生在山東聊城的一個官宦世家、書香門第，其祖先傅以漸是大清王朝的第一位狀元，其祖父傅繼勳曾在安徽任職多年，培植出了像李鴻章和丁寶楨這樣的晚清權貴貞臣，而此後傅氏子孫不再熱衷於仕宦之途。比如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雖是清朝末年舉人，卻沒有出來做官，而是出任了山東東平龍山書院山長。比如傅斯年本人也曾多次拒絕在國民政府任職，但對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一職，以及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和隨後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則嘔心瀝血、盡心盡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性貢獻。
不過，這位以學術成就揚名世界的著名曆史語言學家，其求學之路也頗富傳奇色彩。據說，傅斯年四歲時與祖父傅繼勳同榻而眠，每日臨睡覺和起床前都要聆聽祖父繪聲繪色地講授曆史故事，四年下來竟將一部二十四史口授完畢。傅斯年九歲時，父親傅旭安不幸在壯年病逝於任上，由母親李太夫人教養成人。民國五年（1916），年滿二十歲的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因其國學根底深厚遂在同學中有“孔子以後第一人”之戲說。當然，這一戲說雖屬過譽，但也並非毫無根據，據說經學大師黃侃和劉師培就曾爭著要傅斯年當自己的衣缽傳人。至於同學俞大維有“學文史的出了一個傅胖子，我們再去弄文史便永無出頭之日了”之語，並隨即改學自然科學一事，恐怕也絕非是空穴來風。
確實，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僅三年時間便聲名鵲起，即在民國八年（1919）成為著名“五四運動”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後因謠言中傷而遠赴歐洲求學。在海外求學幾年間，傅斯年先是在倫敦大學研究院從事試驗心理學研究，同時兼修物理、化學和數學等學科，三年後又前往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哲學，並旁涉比較語言學和“科學的史學”等，終於在語言學與曆史學之間找到了結合點。七年後，傅斯年雖然沒能獲得任何學位而回國，但他此時可以說是學富五車、才高八鬥。民國十七年（1928），傅斯年說服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創設曆史語言研究所並擔任所長，從此奠定了這一新學科之基礎。
在該研究所成立之日，傅斯年撰寫了《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其中提出了最能彰顯其學術主張和個人性情的三條宣言：
一、那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曆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誌！
二、要把曆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誌！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
如此鮮明、張揚、絕對的學術研究宣言，以筆者鄙陋之聞還不見有二。確實，這位隨後以《夷夏東西說》和《性命古訓辨證》兩部著述蜚聲學術界的狷介學人，在中國曆史語言學研究方麵不僅發出了以上黃鍾大呂般的鏗鏘號聲，而且搜羅組織了諸如陳寅恪、趙元任、董作賓、李濟和徐仲舒等一大批學術大才，共同開啟了令世界學術界都極為矚目的“史語學派”，以至胡適先生在評價傅斯年這一行為時說：英國培根所謂三百年前“集團研究的辦法”之理想，一百多年前才在西方一些先進國家慢慢地做到，而傅斯年卻在中國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度裏做到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跡。
當然，以傅斯年之大才奇能所創造的奇跡遠不止這些，比如在培養後生學者方麵，筆者願意舉這樣一個例子：據說，有一年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學家周祖謨先生前往南京雞鳴山尋訪當年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舊址時，陪同其尋訪的南京大學教授魯國堯先生曾這樣問道：“當年史語所的年輕人後來有沒有沒有太大成就的？”而周祖謨極為肯定地回答說：“沒有！”接著，魯國堯追問道：“為什麽呢？”周祖謨再答曰：“進來時都是精選過的。”那麽，傅斯年當年是如何精選人才的？他精選人才的標準與拒絕王世襄之求職又有著怎樣的關聯呢？下麵不妨再試舉幾例，讀者也許能從中有所窺見。
一例：曾任台灣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華盛頓大學與耶魯大學客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語言學會名譽會員、國際著名語言學家周法高先生，是民國三十年（1941）從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研究所畢業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學生，他後來在一篇題為《兩句話斷定了我終生研究的方向》的文章中這樣回憶傅斯年：
南京中學畢業後我考進了中央大學。1937年正當升上大三時，中日戰爭爆發，中大遷到重慶沙坪壩。那時中大中文係四年級通常要寫一篇畢業論文才能畢業的。我寫了一篇《經典釋文反切考》，隻利用了一小部分《經典釋文》的材料，使用陳澧《切韻考》聯係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寄到北大文科研究所。
除了畢業論文還有筆試和口試，我記得口試是在傅斯年先生重慶上清寺寓所裏舉行的。傅先生對我說：“你的研究屬於曆史音韻學的範疇，將來你可以從事漢語曆史語言學的研究。”他這兩句話就斷定了我終生研究的方向，我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見。
如果與周法高先生相比，王世襄還比他多聽了兩句話，看來傅斯年先生真是金口玉言。
二例：民國三十年（1941）畢業於武漢大學的嚴耕望先生，後來受聘於安徽學院，是卓有成就的著名學者，當年他在跟隨錢穆先生內遷到四川成都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學習時，因為戰爭滯留重慶而想進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可苦於無人引薦，遂采取了一種特別的投考方式並如願以償。
也許就在這時，我興起了進曆史語言研究所的願望，但苦於沒有適當的人推薦；因此也曾想到毛遂自薦，又覺得不大可能，後來內子的朋友曾祥和女士說傅孟真先生的脾氣比較特別，請有名的人介紹，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己寄幾篇論文去申請入所，他如果欣賞，就渴望成功。我急切希望有個讀書環境，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下，姑且一試。那年的7月中旬，寫了一封申請書，連同自己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三篇論文，直接寄呈傅先生，那是天真的做法，當然不存多大希望，不想8月21日就接到傅先生在前一天寫的一封快件，果然答應了我的請求，說是照論文程度，自當為助理研究員，但論資曆隻能為助理員。
三例：與周法高、嚴耕望兩位一樣以學術論文贏得傅斯年先生器重的，還有著名文史專家王利器先生，不過他在接受傅斯年先生考試時可謂是險象環生。原來，以論文《風俗通義校注》獲得滿分的王利器，從四川大學畢業後報考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時，因為誤了考試時間遂直接奔赴重慶找到傅斯年先生，並幸運地接受了傅斯年先生破例的單獨考試。而僅僅在第一場的英語考試中，傅斯年與王利器就躲避敵機轟炸達七次之多。這一場考試後，傅斯年在招待王利器吃中午飯時對他說：“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敵機濫炸重慶，很危險，不要考了。我告訴你，你早就取了。還準備給你中英庚款獎學金。你去昆明，還是李莊？隨你選擇。昆明有教師；李莊有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在那裏，有書。”不久，王利器來到李莊成了傅斯年的門生。
這就是傅斯年。
既然傅斯年拒絕了王世襄的求職，引薦人梁思成隨即對王世襄說：“你的誌願是搞美術史，如果對古建築有興趣，可以到中國營造學社邊學習邊工作，職位是助理研究員。”毫無疑問，麵對傅斯年的拒絕與梁思成的召喚，梁思成的這一席坦誠之言與傅斯年斷定周法高終生研究方向的那兩句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於是，王世襄欣然接受了梁思成的這一召喚，遂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1月底（或2月初）跟隨梁思成搭乘江輪由重慶前往素有“萬裏長江第一鎮”之稱的四川省南溪縣李莊，就此王世襄便被建築巨人梁思成領進了一片新的學術天地。
寇入京城，生靈塗炭。王世襄昔日的“遊樂王國”已經沒有了往日的生機勃發，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處荒地廢園，房舍傾頹殘破、雜草瘋長衰枯、樹木幹折凋零……真是完全敗落了。回想舊日，再思眼前，已經完成學業的王世襄麵對王家花園乃至整個北京城蕭條肅殺的淪陷景象，以及父親早在十多年前便賦閑在家的實際狀況，離開京城自謀生活實在是勢在必行了。
不過，王世襄沒有想到就此一走，展開在他麵前的竟是一幅輝煌與滄桑交織的人生畫卷。至於王家花園所見證的內容，除了此前那幾年瀟灑遊藝與潛心論畫之外，六十年後還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趣話。對此，王世襄曾在2002年至2004年先後四次接受《中國書畫》雜誌訪談中，講述了這一趣話的來龍去脈：
20世紀50年代末，我父親已去世。北京大學占用了燕京校園，需要辦一個托兒所，和我聯係購買此園（王家花園），我家賣給了北大，此後我再也沒去看過。後來北大又將托兒所改為小學。完全出我意外，去年夏，小學校長來到我家，他說王家花園的鬆樹已長大成林，十分幽美。又有一棵怪柳，通稱三川流，長得特別高大，北京市園林局定為受保護的珍貴名樹。因此北大小學已成為北京極少數的園林式小學，時常有外賓來參觀。我們知道您在此居住過好幾年，此後出版了多種著作，在文物研究方麵有貢獻，所以希望您為園中的三間北房寫一個“王家花園”的匾額，給楹柱上寫一副對聯，並來校和學生會麵一次。我隻寫了對聯，因行動不便，沒能前往。對聯字句如下：
名曰花園，栽菜範匏，種瓜架豆。
號稱學子，鬥蛩放鴿，遛狗鷹。
前幾個月，我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頒發的最高榮譽獎和文化部與幾家報紙合辦、經網上選出的2003年傑出文化名人獎。北大小學可能更樂意我去一次，來個現身說法，自我批判，說明任何人不求上進，貪玩逃學，如果一旦悔悟，幡然改過，努力學習工作，還是能成為有益於人民國家之人的。於是我又在對聯兩旁加了四行小字：
四年大學，我玩物喪誌，業荒於嬉，在此園度過。1939年慈母逝世，悲痛萬分，幡然改悔。從此努力學習工作，直至今日。數十年來，出版著作約四十種。二千又三年獲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獎及文化部等機構選出的傑出文化人獎。可見有過知改，仍能成為有益於世之人。願全體同學，以上大學之我為戒。
王世襄敬告。
趣話過後，我們還是來看一看王世襄南下求職的經曆吧。
其實，王世襄南下求職並非單純謀生一途，更多成分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事業。民國三十二年（1943）11月，王世襄收拾行囊準備啟程，行囊裏除了他剛剛完成的《中國畫論研究》手稿外，還有母親金章撰述的《濠梁知樂集》四卷，以及一些有關中國美術方麵的書刊史料。王世襄是立誌要從事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所以他南下求職的首選之地就是故宮博物院，而當時已經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長達十年之久的馬衡馬叔平先生，就是父親王繼曾早在南洋公學時的同學。當年馬衡先生就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時，還聘請王繼曾擔任故宮博物院的顧問一職，每逢有外賓參觀故宮時，他都要被邀請前來陪同接待，至於故宮有外文函件時，也要邀請他代為翻譯擬複，由此可見兩人交誼之深厚。
對於父親王繼曾的這位至交摯友，王世襄從小就知道有這麽一位馬老伯，而這位馬老伯也曾多次對王世襄說：“我是看著你長大的。”既然有這麽一層關係，再加上故宮當時實在是研究中國美術史的聖地，王世襄將求職目標選定在故宮博物院應當是一有遠見之舉。不過，要想前往當時已經南遷到重慶南岸海棠溪的故宮求職，王世襄還須穿越戰火紛飛的日軍封鎖線，這對於第一次單獨出遠門的王世襄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好在王世襄畢竟有過多年在北京玩樂遊藝的生活經曆，他這時已經完全具備了獨立生存闖蕩世界的能力，所以他果斷地從北京乘車南下。先是選擇從安徽北部的界首穿越日軍封鎖線，然後繞道河南和陝西兩省，最後到達中國當時的大後方四川省境內。作為從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王世襄在成都燕京大學分校拜訪校長梅貽琦先生時，婉言辭謝了梅先生希望他擔任該校中國文學助教的盛情挽留，一心奔向他日夜向往的故宮博物院。
同年12月，王世襄終於來到了當時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在故宮博物院辦事處當麵向馬衡院長表達了自己熱愛文物和博物館事業的熱切心願，並表示願意終身從事這一神聖事業。對於王世襄的這一誌向，馬衡這位曾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的著名金石學家，當即表示讚賞與接納：“青年人有此誌願的不多，值得歡迎，如願在故宮工作，可任秘書一職。”而當王世襄問及具體工作時，得知當時南遷的故宮文物都分散保存在四川樂山、峨眉山和貴州安順的幾個山洞裏，一時還無法進行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王世襄遂機敏地答複說：“請容許我考慮一下再決定。”
王世襄之所以有此回答，是因為他覺得從事行政事務工作實在沒有什麽意思，與他從事學術研究的願望大相徑庭。幾天後，當王世襄已經接受了當時主持中國營造學社事務的梁思成邀約後，遂巧妙地答複馬衡院長說：“我先到梁思成先生那裏學習古代建築，待今後故宮可以開展研究工作時，希望能給我一個工作的機會。”不愧是看著王世襄長大的馬老伯，馬衡爽快地回答說：“那也好，將來故宮複原，肯定要增加人，那時你可參加。現在先去學學古建築，今後在故宮工作也是用得上的。”就此，也算是奠定了王世襄與故宮博物院的愛恨情緣。
不過，王世襄在接受梁思成先生邀約到中國營造學社工作之前，他求職的第二個機構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隻是在此他遭遇了時任所長傅斯年先生直截了當的拒絕。對此，王世襄在回憶文章中曾多次提及：“1943年冬我從北京來到重慶，一心想去李莊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其實王世襄一心想去的是故宮博物院），主要的考慮是當時很多著名學者都集中在這川南小鎮，到那裏可以有請教學習的機會。史語所所長正是傅先生，辦公地點在重慶聚賢新村。承蒙梁思成先生親自帶我去拜見他。這次進謁，傅先生隻說了兩句話。第一句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我回答：‘燕京大學國文係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說：‘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我隻得赧然而退。”
那麽，傅斯年先生為什麽會說出“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這句有傷燕京大學人的話呢？對此，王世襄曾這樣解釋說：“因為燕京大學確實沒有請到王國維、陳寅恪那樣的國學大師擔任教學。”由此可見，傅斯年先生還是非常看重師承關係的。那麽，傅斯年先生到底又是何許人也？對此，王世襄也有一句言簡意賅的回答：“傅斯年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曆史語言學家，也是文史研究機構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由此可知，王世襄並沒有因為傅斯年先生的拒絕而掛記在懷，反而“自恨緣慳，一生隻聽到傅先生講過四句話”。關於另外兩句話，王世襄在回憶文章《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話》中記述說：
1946年11月南京舉辦“抗戰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通知故宮參加。我和故宮人員押運部分楊寧史銅器前往。會後杭立武召開清損會會議。此時已決定派員赴日交涉索還戰時損失文物。原擬請德高望重的徐鴻寶（森玉）前輩前往，因他年事已高，改派我赴日。那天與會的有傅斯年、梁思成、李濟、徐鴻寶、蔣複璁、曾昭燏等諸位先生。我感到十分榮幸，傅先生居然還認得我，又對我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應當和在平津區一樣，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aggressive在這裏意為“積極進取的”——編者注）。第二句是“那年在重慶你來見我，我不知道你還能辦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對於這後兩句話，王世襄這樣理解：“我受寵若驚，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並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謂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辦公室總務處的跑腿聯係工作，而不是學術研究。”很顯然，那時傅斯年先生並不知道王世襄還是一位極為難得的研究型人才、學術研究型奇才，否則當年何止是要留下他，肯定還要對他青眼相加呢。如此，我們還是來看一看這位令王世襄“十分尊敬的曆史語言學家，也是文史研究機構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傅斯年先生到底是何許人吧。
傅斯年，字孟真，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出生在山東聊城的一個官宦世家、書香門第，其祖先傅以漸是大清王朝的第一位狀元，其祖父傅繼勳曾在安徽任職多年，培植出了像李鴻章和丁寶楨這樣的晚清權貴貞臣，而此後傅氏子孫不再熱衷於仕宦之途。比如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雖是清朝末年舉人，卻沒有出來做官，而是出任了山東東平龍山書院山長。比如傅斯年本人也曾多次拒絕在國民政府任職，但對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一職，以及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和隨後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則嘔心瀝血、盡心盡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性貢獻。
不過，這位以學術成就揚名世界的著名曆史語言學家，其求學之路也頗富傳奇色彩。據說，傅斯年四歲時與祖父傅繼勳同榻而眠，每日臨睡覺和起床前都要聆聽祖父繪聲繪色地講授曆史故事，四年下來竟將一部二十四史口授完畢。傅斯年九歲時，父親傅旭安不幸在壯年病逝於任上，由母親李太夫人教養成人。民國五年（1916），年滿二十歲的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因其國學根底深厚遂在同學中有“孔子以後第一人”之戲說。當然，這一戲說雖屬過譽，但也並非毫無根據，據說經學大師黃侃和劉師培就曾爭著要傅斯年當自己的衣缽傳人。至於同學俞大維有“學文史的出了一個傅胖子，我們再去弄文史便永無出頭之日了”之語，並隨即改學自然科學一事，恐怕也絕非是空穴來風。
確實，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僅三年時間便聲名鵲起，即在民國八年（1919）成為著名“五四運動”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後因謠言中傷而遠赴歐洲求學。在海外求學幾年間，傅斯年先是在倫敦大學研究院從事試驗心理學研究，同時兼修物理、化學和數學等學科，三年後又前往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哲學，並旁涉比較語言學和“科學的史學”等，終於在語言學與曆史學之間找到了結合點。七年後，傅斯年雖然沒能獲得任何學位而回國，但他此時可以說是學富五車、才高八鬥。民國十七年（1928），傅斯年說服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創設曆史語言研究所並擔任所長，從此奠定了這一新學科之基礎。
在該研究所成立之日，傅斯年撰寫了《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其中提出了最能彰顯其學術主張和個人性情的三條宣言：
一、那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曆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誌！
二、要把曆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誌！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
如此鮮明、張揚、絕對的學術研究宣言，以筆者鄙陋之聞還不見有二。確實，這位隨後以《夷夏東西說》和《性命古訓辨證》兩部著述蜚聲學術界的狷介學人，在中國曆史語言學研究方麵不僅發出了以上黃鍾大呂般的鏗鏘號聲，而且搜羅組織了諸如陳寅恪、趙元任、董作賓、李濟和徐仲舒等一大批學術大才，共同開啟了令世界學術界都極為矚目的“史語學派”，以至胡適先生在評價傅斯年這一行為時說：英國培根所謂三百年前“集團研究的辦法”之理想，一百多年前才在西方一些先進國家慢慢地做到，而傅斯年卻在中國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度裏做到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跡。
當然，以傅斯年之大才奇能所創造的奇跡遠不止這些，比如在培養後生學者方麵，筆者願意舉這樣一個例子：據說，有一年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學家周祖謨先生前往南京雞鳴山尋訪當年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舊址時，陪同其尋訪的南京大學教授魯國堯先生曾這樣問道：“當年史語所的年輕人後來有沒有沒有太大成就的？”而周祖謨極為肯定地回答說：“沒有！”接著，魯國堯追問道：“為什麽呢？”周祖謨再答曰：“進來時都是精選過的。”那麽，傅斯年當年是如何精選人才的？他精選人才的標準與拒絕王世襄之求職又有著怎樣的關聯呢？下麵不妨再試舉幾例，讀者也許能從中有所窺見。
一例：曾任台灣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華盛頓大學與耶魯大學客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語言學會名譽會員、國際著名語言學家周法高先生，是民國三十年（1941）從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研究所畢業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學生，他後來在一篇題為《兩句話斷定了我終生研究的方向》的文章中這樣回憶傅斯年：
南京中學畢業後我考進了中央大學。1937年正當升上大三時，中日戰爭爆發，中大遷到重慶沙坪壩。那時中大中文係四年級通常要寫一篇畢業論文才能畢業的。我寫了一篇《經典釋文反切考》，隻利用了一小部分《經典釋文》的材料，使用陳澧《切韻考》聯係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寄到北大文科研究所。
除了畢業論文還有筆試和口試，我記得口試是在傅斯年先生重慶上清寺寓所裏舉行的。傅先生對我說：“你的研究屬於曆史音韻學的範疇，將來你可以從事漢語曆史語言學的研究。”他這兩句話就斷定了我終生研究的方向，我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見。
如果與周法高先生相比，王世襄還比他多聽了兩句話，看來傅斯年先生真是金口玉言。
二例：民國三十年（1941）畢業於武漢大學的嚴耕望先生，後來受聘於安徽學院，是卓有成就的著名學者，當年他在跟隨錢穆先生內遷到四川成都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學習時，因為戰爭滯留重慶而想進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可苦於無人引薦，遂采取了一種特別的投考方式並如願以償。
也許就在這時，我興起了進曆史語言研究所的願望，但苦於沒有適當的人推薦；因此也曾想到毛遂自薦，又覺得不大可能，後來內子的朋友曾祥和女士說傅孟真先生的脾氣比較特別，請有名的人介紹，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己寄幾篇論文去申請入所，他如果欣賞，就渴望成功。我急切希望有個讀書環境，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下，姑且一試。那年的7月中旬，寫了一封申請書，連同自己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三篇論文，直接寄呈傅先生，那是天真的做法，當然不存多大希望，不想8月21日就接到傅先生在前一天寫的一封快件，果然答應了我的請求，說是照論文程度，自當為助理研究員，但論資曆隻能為助理員。
三例：與周法高、嚴耕望兩位一樣以學術論文贏得傅斯年先生器重的，還有著名文史專家王利器先生，不過他在接受傅斯年先生考試時可謂是險象環生。原來，以論文《風俗通義校注》獲得滿分的王利器，從四川大學畢業後報考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時，因為誤了考試時間遂直接奔赴重慶找到傅斯年先生，並幸運地接受了傅斯年先生破例的單獨考試。而僅僅在第一場的英語考試中，傅斯年與王利器就躲避敵機轟炸達七次之多。這一場考試後，傅斯年在招待王利器吃中午飯時對他說：“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敵機濫炸重慶，很危險，不要考了。我告訴你，你早就取了。還準備給你中英庚款獎學金。你去昆明，還是李莊？隨你選擇。昆明有教師；李莊有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在那裏，有書。”不久，王利器來到李莊成了傅斯年的門生。
這就是傅斯年。
既然傅斯年拒絕了王世襄的求職，引薦人梁思成隨即對王世襄說：“你的誌願是搞美術史，如果對古建築有興趣，可以到中國營造學社邊學習邊工作，職位是助理研究員。”毫無疑問，麵對傅斯年的拒絕與梁思成的召喚，梁思成的這一席坦誠之言與傅斯年斷定周法高終生研究方向的那兩句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於是，王世襄欣然接受了梁思成的這一召喚，遂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1月底（或2月初）跟隨梁思成搭乘江輪由重慶前往素有“萬裏長江第一鎮”之稱的四川省南溪縣李莊，就此王世襄便被建築巨人梁思成領進了一片新的學術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