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莊這個川南小鎮，拙作《梁思成傳》中曾有過一段概述：
雖說李莊有“萬裏長江第一鎮”之稱，在曆史上也曾是兵家必爭之地和西南地區的貨物集散中心，但因為上下距離宜賓和南溪均有二十五公裏的水路，且沒有任何陸路可以通行，所以到民國年間已變成了一處極為閉塞落後的孤寂之地。不過，在抗日戰爭期間，由於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和金陵大學文學研究院等機構搬遷至此，使小小的李莊一時間聲名鵲起，不僅成為與重慶、昆明和成都齊名的戰時四大文化中心之一，還為它贏得了一個村鎮級行政單位不可輕易使用的前綴詞——中國。
確實，在抗戰時期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的郵件隻要寫上“中國李莊”四個字，便能準確無誤地送達收件人的手中。即便是在今天，當人們提到李莊的時候，往往在文字的表述中也會不自覺而又自豪地使用“中國李莊”這個新專用名詞。當然，今日李莊的驕傲、輝煌與聞名遐邇，是來自於昔日上述文化和學術機構人員的苦難。
不過，來到中國營造學社的王世襄，在這裏並沒有感受到生活的苦難，而是在營造學術天地間自由馳騁，並以其特有之性情在李莊留下了諸多有趣生動的美好回憶。在詳述王世襄在中國營造學社短短近兩年時間裏的學術及生活狀況之前，似乎應該對中國營造學社及其創始人朱啟鈐先生做一介紹，因為這與此後王世襄研究髹漆及明式家具等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
眾所周知，在中國漫長的建築曆史上，曾經出現過“覆壓三百餘裏，隔離天日”的秦阿房宮，也曾有過氣派恢宏、聲勢奪人的漢未央宮和唐大明宮，更有集數千年中國建築技術之大成的明清時期那金碧輝煌、富麗奢華、巍峨非凡的故宮紫禁城。不過，人們見到的似乎隻有這些“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的華麗建築，並不曾知道是什麽人創造了這些經典而不朽的藝術精品。當然，囿於自古以來“道器分途，重士輕工”之痼習，中國學界從來就不曾將建築列入屬於高雅的藝術門類，人們似乎也並不想知道或記住那些印象中行為粗拙的“匠人”。正因如此，在這裏就不能不提到在中國建築史上做出某種開創性和奠基性貢獻的一個人——朱啟鈐，以及最先由他個人出資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
清同治十一年（1872），朱啟鈐出生在河南信陽，其祖籍則為貴州開陽，字桂辛，晚年號蠖公，後人多尊稱他為桂老或朱桂老。清光緒年間舉人出身的朱啟鈐，自光緒二十年（1894）任職於瀘州鹽務局後，仕途一直平淡無奇，直到光緒三十年（1904）與河南項城的袁世凱結識後，由於受到袁世凱的器重才開始平步青雲，乃至最後竟就任了北洋政府的內務總長兼交通總長之顯職。民國六年（1917），朱啟鈐脫離政界開始經營地方實業，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民國八年（1919），朱啟鈐受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的委托前往上海出席南北議和會議路過南京時，偶然間於南京的江南圖書館裏發現了《營造法式》一書，這是一部北宋年間官方修訂的關於建築設計和施工的專業性書籍。對於這部中國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築技術專著，朱啟鈐明白它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特別是宋代建築必不可少的參考書，於是就委托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到了民國十四年（1925），朱啟鈐竟然個人出資創辦了“營造學社”，後來還以他個人的聲望和影響爭取到了中美庚款基金會的支持，並於民國十九年（1930）3月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
作為一個民間的學術機構，中國營造學社最初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先後在北京珠寶子胡同七號、天安門內西朝房、趙堂子胡同三號朱啟鈐私宅和今天的中山公園內輾轉遷移辦公，而且應邀加入中國營造學社的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政府官員，雖然他們多是中國學界最頂尖的國學家或金石學家，但他們對於建築學幾乎是一無所知，隻是習慣於用傳統思維方式在浩瀚的古書典籍中，去搜尋有關文獻加以文字考證。對此，朱啟鈐認為還應該“訪問大木匠師，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樣房算房專家”，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本為世家之工，號稱專家，至今猶有存者”，可以當麵向他們請教艱深晦澀的建築專業術語，而且還可以參照實物“製作模型，燙樣傅彩”，使原本隻限於口口相傳的建築技藝得以用現代文字的方式記述流傳下來。
即便如此，中國營造學社如果按照這條路子走下去，也不會像後來那樣有所大成乃至學人皆知。所以，民國十八年（1929），當朱啟鈐向支配美國退還中國庚子賠款的“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申請經費補助時，該董事會董事、中國營造學社成員周詒春則提議說：中國營造學社缺少懂得現代建築學的專業人才，即便有了“庚款”經費補助也難有什麽大的作為和成就。於是，他將自己當年從梁啟超那裏得知其子梁思成有誌於研究中國建築的誌向，並從美國留學歸來現在東北大學執教的消息告知了朱啟鈐，希望能聘請到梁思成加盟中國營造學社。聞聽此言，朱啟鈐十分興奮，當即請周詒春親往東北沈陽邀請梁思成。
周詒春曾經是朱啟鈐的幕僚，也是梁思成在清華學堂求學時的校長，而當他來到東北大學動員梁思成加盟營造學社時，梁思成卻沒有立即應允，因為他還舍不得放棄自己剛剛一手創建起來的中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建築係，但他也沒有直接表示拒絕，而是希望給他一點時間進行考慮。後來，隨著東北局勢的日益惡化，以及妻子林徽因患病等原因，再加上周詒春多次誠懇地遊說，梁思成終於答應加盟中國營造學社。正是因為有了梁思成的加盟，中國營造學社終於走出中國學者積習多年的老路，開創和奠定了用現代科學技術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一條新路。
當然，因為有了梁思成的加盟，朱啟鈐也熱情高漲，他不僅親自主持中國營造學社的事務，還先後對北京的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也做出了重大貢獻。例如，打通東西長安街、開放南北長街和南北池子、修築環城鐵路、疏浚護城河、創辦北京第一個公園——中山公園，以及將承德避暑山莊二十餘萬件文物運抵北京、開設古物陳列館、開放皇家園林頤和園北海及天壇雍和宮、搜集和保護江南絲繡文物等。同時，朱啟鈐還發表、刊印了諸多相關的學術文章、刊物和著作，例如：《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元大都宮苑圖考》（與闞鐸合著）、《存素堂絲繡錄》、《存素堂入藏圖書河渠之部目錄》、《題姚承祖補雲小築卷》、《梓人遺製》（元薛景石著）（與劉敦楨校譯）、《哲匠錄》（與梁啟雄、劉敦楨合著），以及《蠖園文存》《芋香詩錄》等著述和校刊的《三圖兒（蝶兒、燕兒、匡兒）》，等等。那麽，朱啟鈐為什麽要創立中國營造學社，並為此付出如此的辛勞呢？
他在《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一文中是這樣解說的：“中國之營造學，在曆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曆劫不磨之價值。啟鈐自刊行宋李明仲營造法式，而海內同誌，始有致力之塗輒。年來東西學者，項背相望，發皇國粹，靡然成風。方今世界大同，物質演進。茲事體大，非依科學之眼光，作有係統之研究，不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啟鈐無似，年事日增，深懼文物淪胥，傳述漸替，爰發起中國營造學社。”同時，朱啟鈐也是為了“糾合同誌若而人，相與商略義例，分別部居，庶幾絕學大昌，群才致用”。另外，朱啟鈐在創立中國營造學社之初，還十分清醒地意識到了要糾正“自古以來理論與實踐分離，士、匠相分開的偏向”，並使之能夠相互結合起來。對於朱啟鈐的這一做法，中國營造學社最後一名社員，後任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的羅哲文先生稱之為“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確實，朱啟鈐在大力發展和弘揚中國“曆劫不磨之營造學”的同時，還特別重視那些建造了諸多經典建築的“匠人們”，並為他們專門列傳，這就是刊行於20世紀30年代的《哲匠錄》。在《哲匠錄》中，朱啟鈐“不論其人為聖為凡，為創為述，上而王侯將相，降而梓匠輪輿，凡於工藝上曾著一事，傳一藝，顯一技，立一言若，以其於人類文化有所貢獻。悉數裒冣，而以‘哲’字嘉其稱，題曰：《哲匠錄》，實本表彰前賢，策勵後生之旨也”。對此，羅哲文先生在2005年1月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的新《哲匠錄》的序言中寫道：
我認為更有值得推崇的是，桂老在《哲匠錄》中把王侯將相和梓匠輪輿都一視同仁，一般看待，凡是對營造之事有所貢獻，一技之長者，都尊之為“哲匠”。今天看來還有重要的意義。
是的，在中國曆史上從來就不曾為建築師留有一席之位，就連“像李明仲這樣的大家，也以其官匠作，宋史囿於義例，斤斤於道器之分，不為立傳”。而至於主持建造了像紫禁城、明十三陵、北海和中南海這等世界不朽工程的“大匠”蒯祥，雖然後來由於這些偉大工程的緣故被朝廷授予工部左侍郎之職，也就是相當於現在國家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這樣的顯赫人物，在史書上也不過隻留下寥寥幾筆，更何況那些來自民間歸於民間的其他工匠建築師呢？雖然他們同樣創造了驚世不朽的建築作品，但對於那些反映了他們智慧、技巧、力量和情感的偉大建築物，他們個人卻不曾讓人們記住並受到應有的尊重，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到缺憾的事。
如今想來仍覺得非常有趣的是，朱啟鈐先生竟然因為一部《營造法式》而發起成立中國營造學社，並由此開創了一門新的學科。那麽，是何人編撰了《營造法式》這樣一部偉大著作？它的版本源流又如何呢？
民國八年（1919）朱啟鈐先生在南京江南圖書館發現的《營造法式》一書，是北宋年間的將作監李誡重新編修的一部關於建築設計和施工的專業性書籍。出生年月不詳的李誡（字明仲），出生於河南鄭州管城縣（今河南省新鄭）一官宦之家，北宋元豐八年（1085）因祖蔭被朝廷授予郊社齋郎一職，後來出任曹州濟陰（今山東菏澤）縣尉，元祐七年（1092）以承郎之職進入隸屬於朝廷工部土建設計施工機構——將作監工作，十三年間曆任監丞、少監和將作監等職。在這期間，李誡負責主持過諸多不同類型的新建或重修之重大工程，比如王邸、宮殿、辟雍、府廨和太廟等，這使他學習積累了極為豐富的建築技術和實踐經驗。
到了紹聖四年（1097），李誡針對當時建築工程中存在的嚴重浪費和貪汙現象，奉旨製定有關建築工程的工料定額，並重新編修《營造法式》一書。之所以說是重新編修，是因為在李誡編修《營造法式》之前，即他剛剛供職將作監的那一年，將作監就已經奉詔編修了《營造法式》。也許是朝廷對這次編修不太滿意的緣故，故又改由李誡負責重新編修。三年後，也就是元符三年（1100），李誡編修完成了《營造法式》一書。又經三年即到了崇寧二年（1103），該書才正式頒行。遺憾的是，到了大觀四年（1110），李誡不幸故去。但他因為《營造法式》這部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而揚名今日之世界。
其實，博學多才的李誡不僅在工程的規劃、組織和管理等方麵有著十分豐富的實際經驗，而且精通書畫，著作頗豐，比如《續山海經》十卷、《續同姓同名錄》兩卷、《琵琶錄》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卷及《大篆說文》十卷等。由此可見，李誡能將《營造法式》編修得如此成功，絕非是什麽無心草率之作。
北宋崇寧二年（1103）奉旨“用小字鏤版”刊行的《營造法式》一書，也就是現今人們所說的“崇寧版”，是中國古籍中一部記述最完善的建築技術專著。到了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中國曆史上臭名昭著奸臣秦檜的妻弟、當時知平江（今江蘇蘇州）軍府事提舉勸農使王，因為“崇寧版”的《營造法式》已經被金人付之一炬，所以覺得有必要進行重新刊印，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紹興本”，這也是《營造法式》得以流傳於世的一次極為重要的刊行。
南宋末年，平江府又對紹興十五年（1145）的版本進行了覆刻，留存下來的部分殘本存放在明清時期的內閣庫房裏。到了明清時期，一共有三種抄本，即“梁溪故家鏤本”，也就是收藏在明朝末年江南名士錢謙益絳雲樓中的南宋刻本，以及清道光年間的楊墨林刻本和山西楊氏“連筠簃叢書”刻本。不過，據著名建築史學家傅熹年先生考證說，楊墨林刻本其實就是“連筠簃叢書”刻本，據說當時楊氏準備刊行，但最終似乎並沒有刊印，所以流傳的極為罕見。這也就是說，明清時期流傳於世的隻有錢謙益刊印南宋年間的“紹興本”。
到了民國八年（1919），朱啟鈐先生在南京江南圖書館發現了另外一種版本——“丁氏抄本”，並隨後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即今天人們所稱的“丁本”。這“丁氏抄本”，據傅熹年先生考證是出自道光元年（1821）的“張蓉鏡抄本”，而“張氏抄本”原收藏在晚清名臣翁同龢家中。至今，也不知這“張氏抄本”是何人從錢謙益絳雲樓抄本中影寫而出，更不知這“丁氏”是何許人也。不過，自從朱啟鈐發現重印這“丁氏抄本”後，不久人們又從內閣庫房散出的廢紙堆中發現了宋本殘頁，於是朱啟鈐便將“丁氏抄本”、宋本殘頁和他後來發現的“蔣氏密韻樓本”，參照陶湘掌管的四庫文溯閣珍本，於民國十四年（1925）重新進行繪圖、鏤版刊行，這就是後來梁思成從父親梁啟超那裏得到的那種“陶本”。再後來，人們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在故宮殿本書庫中又發現了一種抄本，被稱為“故宮本”，不僅版麵格式與宋本殘頁相同，在卷後還有“平江府重刊”的字樣，且與“紹興本”的諸多抄本相同。
麵對諸多版本的《營造法式》，梁思成和劉敦楨早在中國營造學社南遷之前，就曾以“陶本”為基礎並參照諸多版本進行過相互校勘，並糾正了許多缺失和遺漏的內容。不過，當時梁思成等人對《營造法式》的校勘，僅限於對版本和文字方麵的校勘，即便到了民國二十九年（1940）底他在李莊係統校勘之前也僅限於此，隻不過在上述方麵“已經做到力所能及的程度”而已。當王世襄來到中國營造學社時，梁思成帶領莫宗江和羅哲文這兩名助手已經完成了《營造法式》中的“壕寨製度”“石作製度”和“大木作製度”等圖樣，以及部分文字的注釋工作，這為王世襄能夠順利地解讀《營造法式》這部“天書”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條件。不過，王世襄初到中國營造學社時並沒有接觸該書，而是從“試畫建築構件並臨摹寫在圖上的中外文字體”等基本功開始學習古建築知識，後來又因為對“鬥拱梁柱、希臘、羅馬柱式（order）我畫得七扭八歪，外文字體也總寫不好，隻有中文字體勉強可用”之故，梁思成遂讓王世襄廣泛閱讀《營造法式》及清代工匠則例等古代建築典籍，就此引起了他對其中的“小木作”和有關室內外裝修等條款內容的興趣，這也許就是引起王世襄後來搜集研究明式家具興趣長達數十年之啟蒙和發軔吧！
作為中國近現代建築教育之開先河者，梁思成確實深諳孔子“因材施教”之深意，當他發現王世襄是一塊“不夠學製圖的材料”後，遂從閱讀《營造法式》這等典籍開始對其進行啟蒙引導，並很快達到了“人盡其才”的預想效果，這從王世襄撰寫的《四川南溪李莊宋墓》一文中可得到驗證。民國三十三年（1944）春，王世襄跟隨梁思成到達李莊不久，李莊村民便在小鎮南邊不遠處的唐家灣築路時發現了三座古代墓穴，王世襄與中國營造學社同人隨即前往發掘勘察，隨後便撰寫了《四川南溪李莊宋墓》一文，並刊登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七卷第一期上。在這篇學術文章中，王世襄著重對墓穴的結構與雕飾兩個方麵進行了探討，其中他在談到墓穴內月梁的形製及後龕假門的雕飾時，就恰如其分地參照了《營造法式》中的有關條款形製。比如，“月梁兩頭，留出較梁身稍窄之梁首，餘鑿為向內傾側之斜坡，與李氏《營造法式》所規定之月梁斜項向外傾側者正相反”；比如，“後龕假門為四斜球文格眼式，四桯雙腰串，中有腰華版，下有障水版，一一皆與《法式》格子門之製度吻合，僅細部略有出入。如《法式》規定‘四角各令一瓣入角’，此則所有直角悉經用四十五度斜角切去，而球文之瓣便不得直插入角矣。腰華版雕卷草紋，障水版刻類似壼門之圖案，內作下收上張之花紋，察其母題，亦自植物來者。全門矮而闊，廣與高之比例約為五與六之比而強，其權衡乃介乎《法式》之格子門及堂閣內截間格子之間也”。
由此可見，王世襄依然保有他觸類旁通的學術悟性，以及快速找準切入點的治學方法。至於在這篇文章中，王世襄將門上之雕刻圖案與其偏愛的繪畫藝術相聯係之論，更是不諳繪畫藝術者所不能為也。比如，他在發出“門蔽半身之婦人，為全墓最易引人注意之點。貌奇醜，耳際垂兩髻，禦右衽窄袖衫，百褶裙，其形製與宜賓舊州壩宋墓所見者，頗多似處，可見為當時極普遍之裝飾”這一番概述之後，遂有這樣一段注腳：
宋代繪畫，亦有用此題材者。鄧椿《畫繼》卷十“論近”雲：“嚐見一軸，甚可愛玩。畫一殿廊，金碧晃耀，朱門半開，一宮女露半身於戶外，以箕貯果皮，作棄擲狀。如鴨腳、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屬，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筆墨精微，有如是者。”
很顯然，這與王世襄曆時多年撰述《中國畫論研究》而打下這方麵根基有著重要的關係。當然，王世襄在中國營造學社不足兩年間，除了撰寫《四川南溪李莊宋墓》這一學術論文外，還翻譯了費慰梅女士撰寫的《漢武梁祠建築原形考》這一論文，後來也刊登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七期第二卷上，這不僅屬於他純熟英文水平的一次體現，也是對他建築學領悟能力的一次檢驗。
與學術研究所不同的是，王世襄在中國營造學社期間還協助梁思成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那就是編寫《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對此，王世襄與羅哲文後來都有回憶文章記述此事，可見這確實是一件值得記憶的大事。
民國三十三年（1944），日本侵略者在世界各地戰場上呈現出節節敗退之頹勢，各國同盟軍就此擬定了全麵反攻的作戰計劃，其中中國戰場自然成為反攻之重點。麵對這一戰爭形勢，中國一些有識之學者鑒於反攻時將會毀壞遍布全國各地重要文物古跡之緣故，遂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成立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由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擔任主任委員，馬衡、李濟與梁思成擔任副主任委員。
作為建築學家，梁思成很清楚所謂文物古跡多屬古代建築瑰寶，所以他對此事最為重視也最感焦慮。為了確保文物古跡之安全，當時“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幾經磋商，決定盡快編撰出一本文物古跡目錄，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出這些文物古跡的名稱及位置，及時發放到中國和美國空軍參加反攻作戰部隊的各級軍官與飛行員手中，以便他們能夠快速而準確地辨識出哪些屬於保護範疇的文物古跡，從而避免對其進行轟炸與毀壞。對於這樣一項繁重而又時間緊迫的任務，非熟悉全國各地文物古跡之人不能擔當，而梁思成很顯然是最合適之人，因為他早在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初便開始對各地古建築進行實地考察，特別是華北地區及抗戰後西南地區的文物古建築，他幾乎是了如指掌，即便是那些沒能實地考察過的文物古跡，也因為他經常翻閱各地方誌而同樣諳熟於心。
記得筆者在拙作《梁思成傳》中將梁思成定位為“赤誠的愛國者”。確實，麵對這一事關中國文物古跡存亡之大事，梁思成不顧自己及夫人林徽因重病纏身之境況，毅然以責無旁貸的愛國情懷與精神擔當起來。在編撰過程中，王世襄曾這樣記述說：
民國三十四年（1945）5月，《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編撰完成並印刷成冊。對於這樣一份有著重要曆史意義與參考價值的文物目錄，王世襄在三個月後準備離開中國營造學社擔任“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前往北京時，梁思成鄭重地將一冊目錄交給了他，並叮囑他“如果有機會去看一看平津一帶的重要古建築，發現嚴重損壞，應立即報告，請有關部門搶救修繕”。而對於王世襄來說，他認為從這冊文物目錄中還可以“看到梁先生的為人和學識”，因為“綜觀全目錄，深感梁先生能把這一繁重而急迫的任務完成得如此出色，全仗他思想縝密，考慮周詳，方法科學，語言簡明，非常適合對文物接觸不多甚至從未接觸過的人員使用，真是用心良苦！現在重讀反比我當時校對時更加親切，覺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動他那不能站直的身子頑強忘我地工作。那股力量來自他那顆熱愛祖國、熱愛文物的心。每一頁、每一行都閃耀著從那顆赤誠的心發射出來的光輝”！
寫到這，我們不妨在腦海中回顧一下王世襄離京南下之前的生活狀況，那時他除了沉湎於玩樂遊藝及後來幾年潛心論畫之外，似乎極少關注國家及人民的命運，而筆者在自序中將王世襄定位為“自珍的愛國者”，很顯然他的愛國情懷與梁思成這一時期的言傳身教緊密相關，至於“愛國者”的前綴詞“自珍”二字，那當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經曆一些冤屈後才萌生的，而這也不能不說與他的愛國情懷有關，否則何有他發出“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之語呢？所以，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哲匠梁思成對王世襄的引路，不單純是建築學術上的啟蒙，更是愛國思想上的感染。
與協助梁思成校對完成《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所傾注感情有別的是，王世襄初到中國營造學社時並沒有忘記自己從事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最初理想，因為這是他自幼受母親金章濡染而生的願望。當初，王世襄離京南下行囊中之所以藏有母親遺稿《濠梁知樂集》（四卷），其目的就是“以防散失，且盼幸遇機緣，刊印傳世”。而今，在李莊這個相對穩定安寧之地，王世襄遂利用業餘時間，在昏暗的油燈下用工整小楷將《濠梁知樂集》抄錄下來。為了使其“刊印傳世”，王世襄從學社同人口中得知李莊有一石印車間，隨即前往走訪考察。
這是一間隻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屋內的鐵支架、厚石板、鐵皮、滾軸和磨石各一具，就是這家印刷車間所有設備。不過，這間原本隻承接印刷售貨用的包裝紙的車間，自中國營造學社等諸多學術機構遷來後，也開始印刷書刊雜誌，比如《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七卷第一、二期就是在此印刷成冊後分寄到全國乃至世界一些學術機構的。在走訪考察中，王世襄還了解到，石印方法雖操作簡單，但程序極為繁瑣，即“由主人提供藥紙、藥墨，書寫後送還車間，將紙反鋪石板上，蓋好鐵皮，滾軸往返滾壓，直至紙上墨跡已過到石板上。揭紙刷墨，以字跡已盡受墨為度。上鋪白紙，蓋鐵皮，再滾滾軸兩三次，去鐵皮揭紙，一張已經印成。以上法再印，可印一二百張。改印他頁，須將石板上字跡磨去，以上述程序再印第二張”。
既然李莊有這樣一家石印車間，王世襄遂想將母親遺稿刊印傳世。但是因車間主人所提供的藥紙較為粗劣，他便想到了鄰近南溪的夾江是產竹紙之故鄉，而要想買到這種後來經張大千改良的號稱“大千紙”的紙張，則必須到宜賓。於是，阮囊羞澀的王世襄便提著中國營造學社發給的一桶煤油，搭乘當日往返之小火輪前往宜賓，用一桶煤油換回了兩刀竹紙及深色封麵紙。萬事俱備，王世襄又懇請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與著名書畫家沈尹默題寫書簽及扉頁。接下來便是利用每周日時間到石印車間進行印刷。由於每周日隻能印刷五六頁，因此約七十頁的《濠梁知樂集》雖僅印刷了一百冊，竟也花費了三個月的時間。另外，石印車間隻管印刷，並不負責折頁和裝訂等工作，王世襄又利用空閑時間進行折頁與裝訂，直到他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秋離開李莊時，也隻裝訂了近五十冊。他隨後將此書分贈給了圖書館及親朋好友，從而使母親金章當年在中國畫學研究會教授學生的這冊畫魚專著得以傳世，也使母親金章的藝名更加彰顯。
以王世襄的性情，在李莊那極為艱苦閉塞的生活環境中，他同樣能夠體味出與眾不同的樂趣來，比如他後來在《李莊瑣憶》一文中就記述了幾件有趣的往事。其中，除了“賣煤油，買竹紙，石印先慈遺稿”一憶在上麵已經記述之外，王世襄還饒有興趣地記述了“元宵舞龍”“火把照明的學問”“過江撿卵石”“步行去宜賓”“留芬飯館”和“‘豆尖兒’”六憶。而在這些看似“瑣憶”中，王世襄卻有著自己獨特的感受和體悟。比如，王世襄在“火把照明的學問”中就曾這樣寫道：“天下許多小事物看似簡單，其實也蘊藏著道理和技巧。我從當時隻花幾分錢便可買到的火把，經過照明失敗，悟出了平時不可因事物微小而輕視它的道理。”比如，他在參加“元宵舞龍”後這樣寫下自己的回憶：“一直在城市生活，從未見過鄉村小鎮新年伊始真情奔放、盡興歡騰、樸實卻又毫不吝惜花費的場麵。”比如，王世襄當年“過江撿卵石”，至今還留有兩塊置放在他那自製花梨獨麵板大畫案上，閑暇摩挲，怎能不懷想李莊之舊夢呢？而作為美食家，王世襄竟然常常懷念小小李莊那“留芬飯館”裏的“大轉彎”（即紅燒、雞腿，因其形狀彎曲而名之）、夾沙肉（即豬肉夾豆沙蒸爛可食者）和炒豬肝、魚香肉絲等鄉村佳肴，至於如今最最普通的“豆尖兒”，即素炒豌豆苗那本色清香，更是王世襄的一簾清夢。
確實，自從民國三十四年（1945）8月告別中國營造學社師友後，王世襄也隻能在夢中懷想他的李莊了。
雖說李莊有“萬裏長江第一鎮”之稱，在曆史上也曾是兵家必爭之地和西南地區的貨物集散中心，但因為上下距離宜賓和南溪均有二十五公裏的水路，且沒有任何陸路可以通行，所以到民國年間已變成了一處極為閉塞落後的孤寂之地。不過，在抗日戰爭期間，由於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和金陵大學文學研究院等機構搬遷至此，使小小的李莊一時間聲名鵲起，不僅成為與重慶、昆明和成都齊名的戰時四大文化中心之一，還為它贏得了一個村鎮級行政單位不可輕易使用的前綴詞——中國。
確實，在抗戰時期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的郵件隻要寫上“中國李莊”四個字，便能準確無誤地送達收件人的手中。即便是在今天，當人們提到李莊的時候，往往在文字的表述中也會不自覺而又自豪地使用“中國李莊”這個新專用名詞。當然，今日李莊的驕傲、輝煌與聞名遐邇，是來自於昔日上述文化和學術機構人員的苦難。
不過，來到中國營造學社的王世襄，在這裏並沒有感受到生活的苦難，而是在營造學術天地間自由馳騁，並以其特有之性情在李莊留下了諸多有趣生動的美好回憶。在詳述王世襄在中國營造學社短短近兩年時間裏的學術及生活狀況之前，似乎應該對中國營造學社及其創始人朱啟鈐先生做一介紹，因為這與此後王世襄研究髹漆及明式家具等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
眾所周知，在中國漫長的建築曆史上，曾經出現過“覆壓三百餘裏，隔離天日”的秦阿房宮，也曾有過氣派恢宏、聲勢奪人的漢未央宮和唐大明宮，更有集數千年中國建築技術之大成的明清時期那金碧輝煌、富麗奢華、巍峨非凡的故宮紫禁城。不過，人們見到的似乎隻有這些“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的華麗建築，並不曾知道是什麽人創造了這些經典而不朽的藝術精品。當然，囿於自古以來“道器分途，重士輕工”之痼習，中國學界從來就不曾將建築列入屬於高雅的藝術門類，人們似乎也並不想知道或記住那些印象中行為粗拙的“匠人”。正因如此，在這裏就不能不提到在中國建築史上做出某種開創性和奠基性貢獻的一個人——朱啟鈐，以及最先由他個人出資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
清同治十一年（1872），朱啟鈐出生在河南信陽，其祖籍則為貴州開陽，字桂辛，晚年號蠖公，後人多尊稱他為桂老或朱桂老。清光緒年間舉人出身的朱啟鈐，自光緒二十年（1894）任職於瀘州鹽務局後，仕途一直平淡無奇，直到光緒三十年（1904）與河南項城的袁世凱結識後，由於受到袁世凱的器重才開始平步青雲，乃至最後竟就任了北洋政府的內務總長兼交通總長之顯職。民國六年（1917），朱啟鈐脫離政界開始經營地方實業，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民國八年（1919），朱啟鈐受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的委托前往上海出席南北議和會議路過南京時，偶然間於南京的江南圖書館裏發現了《營造法式》一書，這是一部北宋年間官方修訂的關於建築設計和施工的專業性書籍。對於這部中國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築技術專著，朱啟鈐明白它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特別是宋代建築必不可少的參考書，於是就委托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到了民國十四年（1925），朱啟鈐竟然個人出資創辦了“營造學社”，後來還以他個人的聲望和影響爭取到了中美庚款基金會的支持，並於民國十九年（1930）3月正式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
作為一個民間的學術機構，中國營造學社最初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先後在北京珠寶子胡同七號、天安門內西朝房、趙堂子胡同三號朱啟鈐私宅和今天的中山公園內輾轉遷移辦公，而且應邀加入中國營造學社的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政府官員，雖然他們多是中國學界最頂尖的國學家或金石學家，但他們對於建築學幾乎是一無所知，隻是習慣於用傳統思維方式在浩瀚的古書典籍中，去搜尋有關文獻加以文字考證。對此，朱啟鈐認為還應該“訪問大木匠師，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樣房算房專家”，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本為世家之工，號稱專家，至今猶有存者”，可以當麵向他們請教艱深晦澀的建築專業術語，而且還可以參照實物“製作模型，燙樣傅彩”，使原本隻限於口口相傳的建築技藝得以用現代文字的方式記述流傳下來。
即便如此，中國營造學社如果按照這條路子走下去，也不會像後來那樣有所大成乃至學人皆知。所以，民國十八年（1929），當朱啟鈐向支配美國退還中國庚子賠款的“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申請經費補助時，該董事會董事、中國營造學社成員周詒春則提議說：中國營造學社缺少懂得現代建築學的專業人才，即便有了“庚款”經費補助也難有什麽大的作為和成就。於是，他將自己當年從梁啟超那裏得知其子梁思成有誌於研究中國建築的誌向，並從美國留學歸來現在東北大學執教的消息告知了朱啟鈐，希望能聘請到梁思成加盟中國營造學社。聞聽此言，朱啟鈐十分興奮，當即請周詒春親往東北沈陽邀請梁思成。
周詒春曾經是朱啟鈐的幕僚，也是梁思成在清華學堂求學時的校長，而當他來到東北大學動員梁思成加盟營造學社時，梁思成卻沒有立即應允，因為他還舍不得放棄自己剛剛一手創建起來的中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建築係，但他也沒有直接表示拒絕，而是希望給他一點時間進行考慮。後來，隨著東北局勢的日益惡化，以及妻子林徽因患病等原因，再加上周詒春多次誠懇地遊說，梁思成終於答應加盟中國營造學社。正是因為有了梁思成的加盟，中國營造學社終於走出中國學者積習多年的老路，開創和奠定了用現代科學技術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一條新路。
當然，因為有了梁思成的加盟，朱啟鈐也熱情高漲，他不僅親自主持中國營造學社的事務，還先後對北京的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也做出了重大貢獻。例如，打通東西長安街、開放南北長街和南北池子、修築環城鐵路、疏浚護城河、創辦北京第一個公園——中山公園，以及將承德避暑山莊二十餘萬件文物運抵北京、開設古物陳列館、開放皇家園林頤和園北海及天壇雍和宮、搜集和保護江南絲繡文物等。同時，朱啟鈐還發表、刊印了諸多相關的學術文章、刊物和著作，例如：《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元大都宮苑圖考》（與闞鐸合著）、《存素堂絲繡錄》、《存素堂入藏圖書河渠之部目錄》、《題姚承祖補雲小築卷》、《梓人遺製》（元薛景石著）（與劉敦楨校譯）、《哲匠錄》（與梁啟雄、劉敦楨合著），以及《蠖園文存》《芋香詩錄》等著述和校刊的《三圖兒（蝶兒、燕兒、匡兒）》，等等。那麽，朱啟鈐為什麽要創立中國營造學社，並為此付出如此的辛勞呢？
他在《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一文中是這樣解說的：“中國之營造學，在曆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曆劫不磨之價值。啟鈐自刊行宋李明仲營造法式，而海內同誌，始有致力之塗輒。年來東西學者，項背相望，發皇國粹，靡然成風。方今世界大同，物質演進。茲事體大，非依科學之眼光，作有係統之研究，不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啟鈐無似，年事日增，深懼文物淪胥，傳述漸替，爰發起中國營造學社。”同時，朱啟鈐也是為了“糾合同誌若而人，相與商略義例，分別部居，庶幾絕學大昌，群才致用”。另外，朱啟鈐在創立中國營造學社之初，還十分清醒地意識到了要糾正“自古以來理論與實踐分離，士、匠相分開的偏向”，並使之能夠相互結合起來。對於朱啟鈐的這一做法，中國營造學社最後一名社員，後任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的羅哲文先生稱之為“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確實，朱啟鈐在大力發展和弘揚中國“曆劫不磨之營造學”的同時，還特別重視那些建造了諸多經典建築的“匠人們”，並為他們專門列傳，這就是刊行於20世紀30年代的《哲匠錄》。在《哲匠錄》中，朱啟鈐“不論其人為聖為凡，為創為述，上而王侯將相，降而梓匠輪輿，凡於工藝上曾著一事，傳一藝，顯一技，立一言若，以其於人類文化有所貢獻。悉數裒冣，而以‘哲’字嘉其稱，題曰：《哲匠錄》，實本表彰前賢，策勵後生之旨也”。對此，羅哲文先生在2005年1月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的新《哲匠錄》的序言中寫道：
我認為更有值得推崇的是，桂老在《哲匠錄》中把王侯將相和梓匠輪輿都一視同仁，一般看待，凡是對營造之事有所貢獻，一技之長者，都尊之為“哲匠”。今天看來還有重要的意義。
是的，在中國曆史上從來就不曾為建築師留有一席之位，就連“像李明仲這樣的大家，也以其官匠作，宋史囿於義例，斤斤於道器之分，不為立傳”。而至於主持建造了像紫禁城、明十三陵、北海和中南海這等世界不朽工程的“大匠”蒯祥，雖然後來由於這些偉大工程的緣故被朝廷授予工部左侍郎之職，也就是相當於現在國家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這樣的顯赫人物，在史書上也不過隻留下寥寥幾筆，更何況那些來自民間歸於民間的其他工匠建築師呢？雖然他們同樣創造了驚世不朽的建築作品，但對於那些反映了他們智慧、技巧、力量和情感的偉大建築物，他們個人卻不曾讓人們記住並受到應有的尊重，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到缺憾的事。
如今想來仍覺得非常有趣的是，朱啟鈐先生竟然因為一部《營造法式》而發起成立中國營造學社，並由此開創了一門新的學科。那麽，是何人編撰了《營造法式》這樣一部偉大著作？它的版本源流又如何呢？
民國八年（1919）朱啟鈐先生在南京江南圖書館發現的《營造法式》一書，是北宋年間的將作監李誡重新編修的一部關於建築設計和施工的專業性書籍。出生年月不詳的李誡（字明仲），出生於河南鄭州管城縣（今河南省新鄭）一官宦之家，北宋元豐八年（1085）因祖蔭被朝廷授予郊社齋郎一職，後來出任曹州濟陰（今山東菏澤）縣尉，元祐七年（1092）以承郎之職進入隸屬於朝廷工部土建設計施工機構——將作監工作，十三年間曆任監丞、少監和將作監等職。在這期間，李誡負責主持過諸多不同類型的新建或重修之重大工程，比如王邸、宮殿、辟雍、府廨和太廟等，這使他學習積累了極為豐富的建築技術和實踐經驗。
到了紹聖四年（1097），李誡針對當時建築工程中存在的嚴重浪費和貪汙現象，奉旨製定有關建築工程的工料定額，並重新編修《營造法式》一書。之所以說是重新編修，是因為在李誡編修《營造法式》之前，即他剛剛供職將作監的那一年，將作監就已經奉詔編修了《營造法式》。也許是朝廷對這次編修不太滿意的緣故，故又改由李誡負責重新編修。三年後，也就是元符三年（1100），李誡編修完成了《營造法式》一書。又經三年即到了崇寧二年（1103），該書才正式頒行。遺憾的是，到了大觀四年（1110），李誡不幸故去。但他因為《營造法式》這部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文獻而揚名今日之世界。
其實，博學多才的李誡不僅在工程的規劃、組織和管理等方麵有著十分豐富的實際經驗，而且精通書畫，著作頗豐，比如《續山海經》十卷、《續同姓同名錄》兩卷、《琵琶錄》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卷及《大篆說文》十卷等。由此可見，李誡能將《營造法式》編修得如此成功，絕非是什麽無心草率之作。
北宋崇寧二年（1103）奉旨“用小字鏤版”刊行的《營造法式》一書，也就是現今人們所說的“崇寧版”，是中國古籍中一部記述最完善的建築技術專著。到了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中國曆史上臭名昭著奸臣秦檜的妻弟、當時知平江（今江蘇蘇州）軍府事提舉勸農使王，因為“崇寧版”的《營造法式》已經被金人付之一炬，所以覺得有必要進行重新刊印，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紹興本”，這也是《營造法式》得以流傳於世的一次極為重要的刊行。
南宋末年，平江府又對紹興十五年（1145）的版本進行了覆刻，留存下來的部分殘本存放在明清時期的內閣庫房裏。到了明清時期，一共有三種抄本，即“梁溪故家鏤本”，也就是收藏在明朝末年江南名士錢謙益絳雲樓中的南宋刻本，以及清道光年間的楊墨林刻本和山西楊氏“連筠簃叢書”刻本。不過，據著名建築史學家傅熹年先生考證說，楊墨林刻本其實就是“連筠簃叢書”刻本，據說當時楊氏準備刊行，但最終似乎並沒有刊印，所以流傳的極為罕見。這也就是說，明清時期流傳於世的隻有錢謙益刊印南宋年間的“紹興本”。
到了民國八年（1919），朱啟鈐先生在南京江南圖書館發現了另外一種版本——“丁氏抄本”，並隨後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即今天人們所稱的“丁本”。這“丁氏抄本”，據傅熹年先生考證是出自道光元年（1821）的“張蓉鏡抄本”，而“張氏抄本”原收藏在晚清名臣翁同龢家中。至今，也不知這“張氏抄本”是何人從錢謙益絳雲樓抄本中影寫而出，更不知這“丁氏”是何許人也。不過，自從朱啟鈐發現重印這“丁氏抄本”後，不久人們又從內閣庫房散出的廢紙堆中發現了宋本殘頁，於是朱啟鈐便將“丁氏抄本”、宋本殘頁和他後來發現的“蔣氏密韻樓本”，參照陶湘掌管的四庫文溯閣珍本，於民國十四年（1925）重新進行繪圖、鏤版刊行，這就是後來梁思成從父親梁啟超那裏得到的那種“陶本”。再後來，人們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在故宮殿本書庫中又發現了一種抄本，被稱為“故宮本”，不僅版麵格式與宋本殘頁相同，在卷後還有“平江府重刊”的字樣，且與“紹興本”的諸多抄本相同。
麵對諸多版本的《營造法式》，梁思成和劉敦楨早在中國營造學社南遷之前，就曾以“陶本”為基礎並參照諸多版本進行過相互校勘，並糾正了許多缺失和遺漏的內容。不過，當時梁思成等人對《營造法式》的校勘，僅限於對版本和文字方麵的校勘，即便到了民國二十九年（1940）底他在李莊係統校勘之前也僅限於此，隻不過在上述方麵“已經做到力所能及的程度”而已。當王世襄來到中國營造學社時，梁思成帶領莫宗江和羅哲文這兩名助手已經完成了《營造法式》中的“壕寨製度”“石作製度”和“大木作製度”等圖樣，以及部分文字的注釋工作，這為王世襄能夠順利地解讀《營造法式》這部“天書”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條件。不過，王世襄初到中國營造學社時並沒有接觸該書，而是從“試畫建築構件並臨摹寫在圖上的中外文字體”等基本功開始學習古建築知識，後來又因為對“鬥拱梁柱、希臘、羅馬柱式（order）我畫得七扭八歪，外文字體也總寫不好，隻有中文字體勉強可用”之故，梁思成遂讓王世襄廣泛閱讀《營造法式》及清代工匠則例等古代建築典籍，就此引起了他對其中的“小木作”和有關室內外裝修等條款內容的興趣，這也許就是引起王世襄後來搜集研究明式家具興趣長達數十年之啟蒙和發軔吧！
作為中國近現代建築教育之開先河者，梁思成確實深諳孔子“因材施教”之深意，當他發現王世襄是一塊“不夠學製圖的材料”後，遂從閱讀《營造法式》這等典籍開始對其進行啟蒙引導，並很快達到了“人盡其才”的預想效果，這從王世襄撰寫的《四川南溪李莊宋墓》一文中可得到驗證。民國三十三年（1944）春，王世襄跟隨梁思成到達李莊不久，李莊村民便在小鎮南邊不遠處的唐家灣築路時發現了三座古代墓穴，王世襄與中國營造學社同人隨即前往發掘勘察，隨後便撰寫了《四川南溪李莊宋墓》一文，並刊登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七卷第一期上。在這篇學術文章中，王世襄著重對墓穴的結構與雕飾兩個方麵進行了探討，其中他在談到墓穴內月梁的形製及後龕假門的雕飾時，就恰如其分地參照了《營造法式》中的有關條款形製。比如，“月梁兩頭，留出較梁身稍窄之梁首，餘鑿為向內傾側之斜坡，與李氏《營造法式》所規定之月梁斜項向外傾側者正相反”；比如，“後龕假門為四斜球文格眼式，四桯雙腰串，中有腰華版，下有障水版，一一皆與《法式》格子門之製度吻合，僅細部略有出入。如《法式》規定‘四角各令一瓣入角’，此則所有直角悉經用四十五度斜角切去，而球文之瓣便不得直插入角矣。腰華版雕卷草紋，障水版刻類似壼門之圖案，內作下收上張之花紋，察其母題，亦自植物來者。全門矮而闊，廣與高之比例約為五與六之比而強，其權衡乃介乎《法式》之格子門及堂閣內截間格子之間也”。
由此可見，王世襄依然保有他觸類旁通的學術悟性，以及快速找準切入點的治學方法。至於在這篇文章中，王世襄將門上之雕刻圖案與其偏愛的繪畫藝術相聯係之論，更是不諳繪畫藝術者所不能為也。比如，他在發出“門蔽半身之婦人，為全墓最易引人注意之點。貌奇醜，耳際垂兩髻，禦右衽窄袖衫，百褶裙，其形製與宜賓舊州壩宋墓所見者，頗多似處，可見為當時極普遍之裝飾”這一番概述之後，遂有這樣一段注腳：
宋代繪畫，亦有用此題材者。鄧椿《畫繼》卷十“論近”雲：“嚐見一軸，甚可愛玩。畫一殿廊，金碧晃耀，朱門半開，一宮女露半身於戶外，以箕貯果皮，作棄擲狀。如鴨腳、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屬，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筆墨精微，有如是者。”
很顯然，這與王世襄曆時多年撰述《中國畫論研究》而打下這方麵根基有著重要的關係。當然，王世襄在中國營造學社不足兩年間，除了撰寫《四川南溪李莊宋墓》這一學術論文外，還翻譯了費慰梅女士撰寫的《漢武梁祠建築原形考》這一論文，後來也刊登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七期第二卷上，這不僅屬於他純熟英文水平的一次體現，也是對他建築學領悟能力的一次檢驗。
與學術研究所不同的是，王世襄在中國營造學社期間還協助梁思成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那就是編寫《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對此，王世襄與羅哲文後來都有回憶文章記述此事，可見這確實是一件值得記憶的大事。
民國三十三年（1944），日本侵略者在世界各地戰場上呈現出節節敗退之頹勢，各國同盟軍就此擬定了全麵反攻的作戰計劃，其中中國戰場自然成為反攻之重點。麵對這一戰爭形勢，中國一些有識之學者鑒於反攻時將會毀壞遍布全國各地重要文物古跡之緣故，遂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成立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由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擔任主任委員，馬衡、李濟與梁思成擔任副主任委員。
作為建築學家，梁思成很清楚所謂文物古跡多屬古代建築瑰寶，所以他對此事最為重視也最感焦慮。為了確保文物古跡之安全，當時“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幾經磋商，決定盡快編撰出一本文物古跡目錄，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出這些文物古跡的名稱及位置，及時發放到中國和美國空軍參加反攻作戰部隊的各級軍官與飛行員手中，以便他們能夠快速而準確地辨識出哪些屬於保護範疇的文物古跡，從而避免對其進行轟炸與毀壞。對於這樣一項繁重而又時間緊迫的任務，非熟悉全國各地文物古跡之人不能擔當，而梁思成很顯然是最合適之人，因為他早在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初便開始對各地古建築進行實地考察，特別是華北地區及抗戰後西南地區的文物古建築，他幾乎是了如指掌，即便是那些沒能實地考察過的文物古跡，也因為他經常翻閱各地方誌而同樣諳熟於心。
記得筆者在拙作《梁思成傳》中將梁思成定位為“赤誠的愛國者”。確實，麵對這一事關中國文物古跡存亡之大事，梁思成不顧自己及夫人林徽因重病纏身之境況，毅然以責無旁貸的愛國情懷與精神擔當起來。在編撰過程中，王世襄曾這樣記述說：
民國三十四年（1945）5月，《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編撰完成並印刷成冊。對於這樣一份有著重要曆史意義與參考價值的文物目錄，王世襄在三個月後準備離開中國營造學社擔任“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前往北京時，梁思成鄭重地將一冊目錄交給了他，並叮囑他“如果有機會去看一看平津一帶的重要古建築，發現嚴重損壞，應立即報告，請有關部門搶救修繕”。而對於王世襄來說，他認為從這冊文物目錄中還可以“看到梁先生的為人和學識”，因為“綜觀全目錄，深感梁先生能把這一繁重而急迫的任務完成得如此出色，全仗他思想縝密，考慮周詳，方法科學，語言簡明，非常適合對文物接觸不多甚至從未接觸過的人員使用，真是用心良苦！現在重讀反比我當時校對時更加親切，覺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動他那不能站直的身子頑強忘我地工作。那股力量來自他那顆熱愛祖國、熱愛文物的心。每一頁、每一行都閃耀著從那顆赤誠的心發射出來的光輝”！
寫到這，我們不妨在腦海中回顧一下王世襄離京南下之前的生活狀況，那時他除了沉湎於玩樂遊藝及後來幾年潛心論畫之外，似乎極少關注國家及人民的命運，而筆者在自序中將王世襄定位為“自珍的愛國者”，很顯然他的愛國情懷與梁思成這一時期的言傳身教緊密相關，至於“愛國者”的前綴詞“自珍”二字，那當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經曆一些冤屈後才萌生的，而這也不能不說與他的愛國情懷有關，否則何有他發出“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之語呢？所以，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哲匠梁思成對王世襄的引路，不單純是建築學術上的啟蒙，更是愛國思想上的感染。
與協助梁思成校對完成《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所傾注感情有別的是，王世襄初到中國營造學社時並沒有忘記自己從事中國美術史研究的最初理想，因為這是他自幼受母親金章濡染而生的願望。當初，王世襄離京南下行囊中之所以藏有母親遺稿《濠梁知樂集》（四卷），其目的就是“以防散失，且盼幸遇機緣，刊印傳世”。而今，在李莊這個相對穩定安寧之地，王世襄遂利用業餘時間，在昏暗的油燈下用工整小楷將《濠梁知樂集》抄錄下來。為了使其“刊印傳世”，王世襄從學社同人口中得知李莊有一石印車間，隨即前往走訪考察。
這是一間隻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屋內的鐵支架、厚石板、鐵皮、滾軸和磨石各一具，就是這家印刷車間所有設備。不過，這間原本隻承接印刷售貨用的包裝紙的車間，自中國營造學社等諸多學術機構遷來後，也開始印刷書刊雜誌，比如《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七卷第一、二期就是在此印刷成冊後分寄到全國乃至世界一些學術機構的。在走訪考察中，王世襄還了解到，石印方法雖操作簡單，但程序極為繁瑣，即“由主人提供藥紙、藥墨，書寫後送還車間，將紙反鋪石板上，蓋好鐵皮，滾軸往返滾壓，直至紙上墨跡已過到石板上。揭紙刷墨，以字跡已盡受墨為度。上鋪白紙，蓋鐵皮，再滾滾軸兩三次，去鐵皮揭紙，一張已經印成。以上法再印，可印一二百張。改印他頁，須將石板上字跡磨去，以上述程序再印第二張”。
既然李莊有這樣一家石印車間，王世襄遂想將母親遺稿刊印傳世。但是因車間主人所提供的藥紙較為粗劣，他便想到了鄰近南溪的夾江是產竹紙之故鄉，而要想買到這種後來經張大千改良的號稱“大千紙”的紙張，則必須到宜賓。於是，阮囊羞澀的王世襄便提著中國營造學社發給的一桶煤油，搭乘當日往返之小火輪前往宜賓，用一桶煤油換回了兩刀竹紙及深色封麵紙。萬事俱備，王世襄又懇請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與著名書畫家沈尹默題寫書簽及扉頁。接下來便是利用每周日時間到石印車間進行印刷。由於每周日隻能印刷五六頁，因此約七十頁的《濠梁知樂集》雖僅印刷了一百冊，竟也花費了三個月的時間。另外，石印車間隻管印刷，並不負責折頁和裝訂等工作，王世襄又利用空閑時間進行折頁與裝訂，直到他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秋離開李莊時，也隻裝訂了近五十冊。他隨後將此書分贈給了圖書館及親朋好友，從而使母親金章當年在中國畫學研究會教授學生的這冊畫魚專著得以傳世，也使母親金章的藝名更加彰顯。
以王世襄的性情，在李莊那極為艱苦閉塞的生活環境中，他同樣能夠體味出與眾不同的樂趣來，比如他後來在《李莊瑣憶》一文中就記述了幾件有趣的往事。其中，除了“賣煤油，買竹紙，石印先慈遺稿”一憶在上麵已經記述之外，王世襄還饒有興趣地記述了“元宵舞龍”“火把照明的學問”“過江撿卵石”“步行去宜賓”“留芬飯館”和“‘豆尖兒’”六憶。而在這些看似“瑣憶”中，王世襄卻有著自己獨特的感受和體悟。比如，王世襄在“火把照明的學問”中就曾這樣寫道：“天下許多小事物看似簡單，其實也蘊藏著道理和技巧。我從當時隻花幾分錢便可買到的火把，經過照明失敗，悟出了平時不可因事物微小而輕視它的道理。”比如，他在參加“元宵舞龍”後這樣寫下自己的回憶：“一直在城市生活，從未見過鄉村小鎮新年伊始真情奔放、盡興歡騰、樸實卻又毫不吝惜花費的場麵。”比如，王世襄當年“過江撿卵石”，至今還留有兩塊置放在他那自製花梨獨麵板大畫案上，閑暇摩挲，怎能不懷想李莊之舊夢呢？而作為美食家，王世襄竟然常常懷念小小李莊那“留芬飯館”裏的“大轉彎”（即紅燒、雞腿，因其形狀彎曲而名之）、夾沙肉（即豬肉夾豆沙蒸爛可食者）和炒豬肝、魚香肉絲等鄉村佳肴，至於如今最最普通的“豆尖兒”，即素炒豌豆苗那本色清香，更是王世襄的一簾清夢。
確實，自從民國三十四年（1945）8月告別中國營造學社師友後，王世襄也隻能在夢中懷想他的李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