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四年（1945）8月，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終於勝利了。當這一消息傳到李莊時，這個川南小鎮頓時沸騰起來，村民們敲鑼打鼓耍起了節日龍燈，往日舉止斯文的學者們竟披著床單拿著臉盆跳躍敲打起來，就連臥病多年的林徽因也坐著滑竿加入到了人們的狂歡行列。
不過，在這狂歡隊伍中的王世襄卻顯得有些心情急切，因為林徽因告訴他，梁思成在來信中談到“清損會”正在選派人員準備前往全國各地清理戰時損失文物事宜。對此，王世襄在重慶協助梁思成校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時，就曾耳聞國民政府教育部將改“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為“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之動議，當時梁思成還詢問他是否願意參加這一工作，他隨即表示願意並說最好能派他到北方尤其是北平一帶工作，因為那是他生活了近三十年最為熟悉的地方。如今，“清損會”的工作即將全麵展開，王世襄心裏明白，此時的他絕不能坐等李莊，而應該立即前往重慶去找梁思成和馬衡這兩位“清損會”的副主任委員。於是，王世襄回到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地便展紙提筆分別給梁思成與馬衡兩人寫信表達了自己的願望，並整理行裝等待回信後立即出發。不日，王世襄收到回信，便向林徽因及學社同人辭行，告別了他學術事業的啟蒙地李莊前往重慶，就此揭開了他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頁。
同年9月，王世襄到達重慶後由梁思成與馬衡兩人向“清損會”主任委員、教育部次長杭立武進行了引薦，遂受命擔任“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一職，協助國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員兼“清損會”平津區代表沈兼士展開工作。曾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的沈兼士，也曾與馬衡同時兼任過北京大學教授，所以兩人關係較為密切深厚，而隨後馬衡又特意帶著王世襄拜見沈兼士，這為王世襄後來在平津區順利地展開追繳、清理戰時損失文物工作奠定了基礎。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當時還有兩名副代表唐蘭和傅振倫先生，但他們由於種種原因並沒能及時到任，所以平津區戰時損失文物的清理工作基本上是由王世襄一人具體負責。
在王世襄前往平津區展開工作之前，“清損會”在重慶召開會議確定了工作思路及方法：一、“清損會”各區人員到達後立即成立辦公處；二、前往各藏有文物、圖書等機構查詢淪陷期間文物損失情況，要求各機構開列文物損失清單上報“清損會”該區辦公處；三、各區辦公處在報紙上刊登通告，明確不論是機關還是個人凡有文物損失者都應開列損失清單上報，並由辦公處登記備案以便據此進行追查索償；四、追查並繳沒被日寇和德國納粹分子所藏匿之文物。
萬事俱備，可王世襄並沒有能夠立即前往平津區展開工作，因為抗戰剛剛勝利之際，國民政府南遷的許多機構都在準備複員回遷，一時間交通運輸工具不敷使用，諸多機構都隻能按有關規定登記排序等候回遷，比如中國營造學社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共同被編為第四十七號。即便如此，除了國民政府一些中央大員能夠乘坐飛機直接回遷之外，其他單位與人員隻能乘坐輪船押運物品輾轉回遷，比如王世襄要到平津區就隻能乘坐輪船到武漢或上海再轉往北平。就在王世襄於重慶焦灼等待前往北平時，一個意外機緣使他回京時間得以提前。原來，這時手持聯合國文物保護組織函件的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副館長翟蔭來到中國重慶，聲稱其受托前來中國調查戰時文物損失及保護情況。由於翟蔭不通漢語，他在向“清損會”主任委員杭立武提出希望到北平、西安和成都三地進行察看的同時，還希望中國政府有關部門能夠為他配備一名懂英語的譯員。
對於翟蔭的這一要求，杭立武表示可以安排，但因找不到合適的交通工具一時難以成行。而翟蔭則表示他可以與美軍聯係，搭乘他們的軍用飛機前往各處調查。既然如此，杭立武與馬衡、梁思成三人一致認為派遣王世襄陪同翟蔭同行較為合適，因為王世襄不僅正在等待北上展開工作，而且英語嫻熟並懂得鑒賞文物。於是，民國三十四年（1945）10月6日，王世襄陪同翟蔭離開重慶，先後在成都、西安和上海三地進行了各為期一周的文物調查工作，之後於10月27日抵達北平。一路上，王世襄遵照馬衡在其臨行前的囑托，始終與翟蔭形影不離，密切注視著他的一切行動，以防他借調查中國文物損失之機行盜竊搜購中國文物之實，因為此前這樣的事例並不鮮見。
到達北平後，王世襄將翟蔭安排住進了六國飯店，遂立即前往設在東廠胡同的教育部特派員兼“清損會”平津區代表沈兼士的辦公處報到。隨後，王世襄又來到朱啟鈐府第匯報關於中國營造學社在四川李莊開展工作的具體情況，這是梁思成在他臨行前所交代的事宜。王世襄結識朱桂老為他隨後成功地追查清理幾批文物埋下伏筆，這是後話。向沈兼士匯報“清損會”在重慶召開會議所明確的有關事宜的同時，王世襄還匯報了自己陪同翟蔭調查以上三地文物損失的行程情況。至於“清損會”平津區將如何開展工作等事宜，沈兼士向王世襄做出了明確安排：一是辦公地點由其介紹王世襄到故宮博物院找總務處處長張庭濟（字柱中）幫助解決；二是由王世襄自己聘請一兩名合適人員協助其工作；三是由於沈兼士擔負教育部特派員一職，事務繁忙而無法兼顧“清損會”工作，故“清損會”平津區許多具體事宜都由王世襄負責辦理。當然，如果需要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出麵協調或幫助解決的問題，沈兼士則指派其秘書費致德專門負責予以辦理解決。
隨後，王世襄便遵照沈兼士的這一安排，找到了故宮博物院總務處處長張庭濟，並由他協調將當時屬於故宮博物院管理的北海團城上的兩間房子提供給“清損會”平津區辦公使用，另借調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賈玉田到團城協助“清損會”平津區收發文件通告等事宜。另外，王世襄還找到了當年幫助其抄寫《中國畫論研究》書稿的周士莊，聘請他來到“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幫助工作。一切準備停當，王世襄又以“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的名義，在《華北日報》上刊登了清理該地區戰時損失文物的通告，明示平津區有關戰時損失文物的機構和個人可以按照通告要求將函件寄到團城來，以便“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負責追繳索償。
通告一出，平津一帶在抗戰時期有文物損失的單位和個人紛紛將有關材料寄到了團城，不料所報內容多屬一般性舊物或根本不屬文物範疇之列，比如故宮博物院上報的一些清代用於消防存水的銅缸，以及個人損失的圖書如《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及《四部叢刊》，等等。對此，王世襄明白，如果照此追查所獲，實與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清損會”的宗旨有違，所以他決定將工作重點放在清查日本人與德國人所盜藏搜購的文物方麵。於是，王世襄為了獲得相關方麵的信息，廣泛走訪北京城內的古玩商人及店鋪，還特意在中山公園董事會設宴招待諸多知名古玩商人，希望他們打消顧慮，積極提供線索，並表示凡是提供有價值線索者將予以一定的物質獎勵。果然，王世襄的這一方法很快奏效，使他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11月至民國三十五年（1946）9月先後追查、清理了六批重要文物，為國家追查收回了數千件珍貴文物，其中不乏“國之重寶”。關於王世襄追查、清理這六批重要文物的事宜，他曾在回憶文章中予以詳述，下麵就參照其回憶及有關史料一一表述。
一、調查接收楊寧史青銅器一事。民國三十四年（1945）11月，王世襄得到古玩商陳耀先、陳鑒堂與張彬青等人提供的信息說，在淪陷期間，河南等地出土的諸多重要青銅器大多被德國商人楊寧史搜購。隨後，王世襄根據有關線索得知楊寧史這位德國商人是禪臣洋行的經理,該洋行及其住宅位於北平東城區幹麵胡同中間路北，並在天津也設有洋行分號及住宅。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來到禪臣洋行進行調查，非常具有戲劇性的是，他一進門便見到一位外籍女秘書正在打印文件，而文件內容竟然是一份青銅器目錄。王世襄隨即將那份目錄拿到手，並聲稱正是為此而來。那位女秘書見狀，告訴王世襄說這份目錄是羅越先生交給她打印的，如果王世襄想要這份目錄須向他本人索要。王世襄一聽心中暗喜，因為女秘書所提到的那位德國人羅越，早在他南下求職時便認識，且就住在自家東隔壁的芳嘉園一號。
於是，王世襄拿著那份目錄找到了羅越，羅越承認目錄是他編寫的，但是器物則為楊寧史所有，而楊寧史當時並不在北平而寓居天津。因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限製日本人與德國人在中國境內自由行動，所以王世襄要想追查收回這批青銅器，必須使羅越與楊寧史兩人當麵對質後，才能得知這批青銅器的具體下落。
為此，王世襄決定帶著羅越前往天津。行前王世襄先是找到沈兼士前往北平市警察局為羅越辦理了離北平簽發手續。隨後，又到敵偽產業處理局北平辦公處聯係，請其將此事告知該局設在天津的辦公處，以便會同該處調查處理此事。同時，王世襄還找到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的負責人譚伯羽與曾昭六兩人，請求他們也對此事予以支持。
11月14日，王世襄帶領羅越來到天津後，立即會同敵偽產業處理局天津辦公處人員順利地找到了德商楊寧史。麵對王世襄的追查及羅越的當場對質，楊寧史隻得承認他確實擁有這些青銅器，但所有器物全被封存在他天津的那棟住宅內，而那棟住宅當時已被國民黨九十四軍所占用，並告知王世襄如果要接收這批文物隻能與九十四軍直接接洽，他本人則無能為力。對此，王世襄明白他要想進入被九十四軍占用的那棟楊寧史住宅，並順利地接收這批青銅器文物，沒有相關手續是無法進行的。於是，王世襄於11月20日返回北平後，立即與羅越到警察局注銷離北平赴津許可並將其送回到家中，然後又來到沈兼士辦公處開具了一份公函，公函中不僅說明楊寧史那批青銅器的重要文物價值，而且在言辭中請求九十四軍允許王世襄進入楊寧史住宅察看，並希望協助清點接收等有關事宜。
11月26日，當王世襄手持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公函再次來到天津，會同敵偽產業處理局天津辦公處人員來到九十四軍駐地送交那份公函時，不料卻遭到了九十四軍辦事處人員的冷遇，“放在這裏，你回北平吧，等收到我們的回信再來”。對此，不甘心就此無功而返的王世襄於第二天再次來到九十四軍催問，得到的同樣是一句愛答不理的托辭：“這幾天太忙，到時候我們會往上送，你還是回北平等著吧。”
既然九十四軍不買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的賬，王世襄隻好返回北平向沈兼士匯報情況，而沈兼士對此也表示無可奈何。幾天後，沈兼士突然要王世襄來到他的辦公處，高興地告訴他說：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字騮先）此時正在天津，你拿著我的介紹信去找他，請他就近過問一下清查接收楊寧史青銅器一事，也許會有些效果。就這樣，王世襄第三次來到天津，並於當日傍晚在一家外商飯店裏見到了朱家驊。王世襄呈上沈兼士的介紹信後，朱家驊閱畢轉臉交代其秘書說：“你來接待他吧，有何要求，你給他辦理。”
不日，王世襄手持由朱家驊簽署的公函又一次來到九十四軍交涉，九十四軍雖有人出麵接待了王世襄，但除了那句搪塞之托辭外，最後還饒上一句：“什麽教育部不教育部的，管不著我們九十四軍。”第二天，王世襄將其與九十四軍交涉一事麵告朱家驊秘書後，那位秘書也隻是淡淡且無奈地說：“那就等等再說吧。”那位秘書也許是同情王世襄天津的無果之行，遂讓王世襄搭乘朱家驊的專列返回北平，不料由於豐台站鐵軌出現故障，專列臨時改停在了西直門車站。專列到站後，國民政府大員朱家驊隨即被沈兼士等教育部的下屬官員簇擁著絕塵而去，而當王世襄從車站步行走到西直門時，城門卻早已經關閉了。不得已，王世襄隻好打電話找到沈兼士的秘書費致德說明情況，最後才頗費周折地進了城，等他回到家中已經是午夜時分了。
隨後，調查接收德商楊寧史青銅器一事就此擱置，直到民國三十四年（1945）12月28日才出現轉機，一舉解決了接收楊寧史青銅器與收購郭觶齋所藏大量瓷器兩件清理文物大事。原來，某日王世襄為接收楊寧史青銅器一籌莫展向朱啟鈐先生請教今後將如何開展清理戰時損失文物一事時，朱桂老笑著說：“你今天來得正好，下午宋子文來看望我，你中午就別回家了，在我這裏吃飯，趕快把洽辦楊銅、郭瓷的經過及當前存在的問題簡要地寫個節略，等他來時我當麵交給他。”
果然，午飯後國民政府政務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宋子文來到了朱啟鈐先生位於東裱褙胡同的府第，王世襄旁聽了朱桂老與宋子文交談的全過程，朱桂老先談及他過去所藏一批古代絲繡現在長春需要保護後，隨即談到了收購郭觶齋瓷器與接收楊寧史青銅器兩件事。這時，朱桂老將王世襄中午所寫的節略交給了宋子文，並用手指著王世襄說：“他是專門派來清理戰後文物的，我說得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補充。”宋子文接過節略看了一下，隨即向朱桂老表示他馬上辦理這兩件事，而朱桂老則進一步建議說：“郭家的情況，中南銀行經理張重威最熟悉，我準備找張重威和郭昭俊麵談一次，再請張到中南海去見你好不好？”對此，宋子文也表示同意，之後便離開了朱桂老的府第。在此，關於收購郭觶齋瓷器一事暫緩解說，下麵我們還是先來看一看接收楊寧史青銅器的具體過程。
宋子文自朱桂老家離開後不久便前往南京，途經天津暫留時，專門找到德商楊寧史與其談了接收其所藏青銅器之事，表示在名義上算是由其呈獻，並答應在故宮博物院為其開辟專門陳列室，還準許德國人羅越與康斯頓前往故宮博物院參閱這些器物直至他們將有關圖錄編寫完成。民國三十五年（1946）1月18日，沈兼士與故宮博物院分別接到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及敵偽產業處理局北平辦公處的通知，可以前往北平台基廠外商運輸公司百利洋行裝運楊寧史所藏的那批青銅器。至此，王世襄才明白，原先楊寧史所說其所藏青銅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內是一個謊言，其目的是想增加王世襄查沒這批文物的困難，以便伺機偷運出境。
1月22日，由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派車，王世襄等人親自前往台基廠裝運楊寧史所藏青銅器，隨後直接運送到故宮博物院禦花園絳雪軒進行清點交接。參加清點接收的人員除了沈兼士、王世襄與周士莊等代表“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之外，還有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專門委員曾昭六、董洗凡，故宮博物院總務處處長張庭濟，鑒定人於思泊、鄧以蟄，以及趙席慈、唐蘭、於省吾等人，點交一方有楊寧史、羅越與康斯頓三人。清點交接完畢，由楊寧史所藏一百二十七件古青銅器和一百三十六件古兵器隨即被送到古物館延禧宮庫房存放，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則在絳雪軒設宴款待楊寧史等人。三天後，即1月25日，《華北日報》上刊登的標題為“德人楊寧史呈獻所藏古銅器經我接收在故宮陳列”的一則消息：
德商禪臣洋行華北經理楊寧史，酷好中國藝術，搜藏古代銅器及兵器，中多商周時代精品。宋院長上月蒞平獲得關於文物報告，過津時，曾召楊晉謁。而楊以該項藏器，原係中國古物，自願全部呈獻我國政府。現經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譚主任（譚伯羽）指派專門委員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特派員沈兼士，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王世襄，故宮博物院處長張庭濟，國內專家於思泊、鄧以蟄等，於一月二十二日在故宮禦花園絳雪軒點收，共二百四十餘件，由故宮博物院保管，並辟專室陳列。據專家稱，此批銅器在學術上甚有價值。
確實，這批在學術研究上具有重要價值的青銅器，不僅全部是生坑所出之器物，而且類別全、涵蓋廣、時代序列完整、器型和花紋圖案都十分精美，其珍貴程度超過民國年間其他各家所收藏品。比如最為著名的戰國宴樂漁獵紋青銅壺、商饕餮紋大鉞及諸多鼎、卣、爵杯、玉柄戊等器物，後來在南京舉辦的“抗戰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二、收購郭葆昌所藏數百件瓷器一事。緊接接收楊寧史青銅器之後的，便是收購民國年間最著名瓷器收藏家郭觶齋所藏的四百二十二件瓷器，其中包括：後周柴窯瓶一件、唐昌南窯宮碗一件、唐邢窯三件、宋景德鎮窯十件、宋鈞窯九件、宋東窯八件、宋汝窯四件、宋官窯三件、南宋官窯四件、宋龍泉窯八件、宋哥窯六件、宋定窯十一件、宋建安窯三件、宋建陽窯五件、宋河南窯一件、宋磁州窯一件、南宋吉州窯九件、南宋廣窯五件、金宿州窯三件、元臨川窯二件、元樞府窯五件、元景德鎮窯一件、元鈞窯天青窯二件、元龍泉窯二件、明鈞窯三件、明景德鎮窯十一件、明處州窯一件、明德化窯五件、明洪武窯二件、明永樂窯九件、明宣德窯二十七件、明廠官窯八件、明成化窯二十九件、明弘治窯二件、明正德窯九件、明嘉靖窯五件、明隆慶窯一件、明萬曆窯二件，以及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大量瓷器。由此可見，郭觶齋所藏瓷器時間跨度大、種類器型多，可以說幾乎涵蓋了中國陶瓷史上各個階段的代表器物。
那麽，這位藏有如此豐富瓷器的大藏家郭觶齋到底是何許人也？
郭觶齋，本名郭葆昌，字世五，觶齋是其別號。出生於清同治六年（1867）的郭葆昌，是河北定興人，年少時便進入北京城闖蕩，先是在西城區羊市大街古玩鋪當學徒，由於他辦事機敏又好學上進，很快就掌握了一定的古物鑒定知識和經驗，並對古董經營也積累了自己的心得。後來，郭葆昌在一個偶然機會得以進入袁世凱府中當差，憑著自己多年在市井中磨煉出的善於鑽營的心性，很快便當上了袁府總管。對此有傳聞說，一天袁世凱在庭院中散步時，見池內缺少荷花，不由心生感歎，這讓在一旁伺候的郭葆昌記在了心裏，他連夜從老家定興運來兩車荷花栽入池中。第二天袁世凱忽然見到庭院中荷花滿池，心中十分驚喜，於是便提拔郭葆昌當了袁府總管。自此，精明幹練的郭葆昌不僅發家致富大肆收藏古物，還因其精於鑒定古瓷器而被袁世凱授命管理景德鎮瓷窯事務，並燒製出了極為著名的“洪憲瓷”，這使他在古陶瓷收藏鑒定方麵成為一代大家。
再後來，“洪憲皇帝”袁世凱一命嗚呼，郭葆昌這位袁府總管便以自己在古陶瓷鑒定上的精深造詣和豐富的收藏，被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任命為該院瓷器館館長。就此，郭葆昌開始潛心於古陶瓷方麵的研究，並因工作之便而有機會查閱大量清宮舊檔，翔實考訂雍正、乾隆年間官窯瓷器總監唐英的一生事跡，編纂出了《唐俊公先生陶務紀年表》這一清代官窯瓷器研究的開山之作。至於郭葆昌編撰的另一書《瓷器概說》，不僅成為瓷學研究者的入門讀物，而且由於是用中英文雙語所印，也成為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係統介紹中國瓷器的專著。這部《瓷器概說》的英譯精準而優雅，堪稱同類學術著述英譯之範本。另外，郭葆昌在其壽誕時精心編印的《項子京藏瓷器圖譜》，如今已經被收入善本之列。當然，最引人注目的則是郭葆昌將自家所藏瓷器編成燕瓷圖譜，也就是那部多達二十冊的《觶齋瓷乘》。
作為民國年間最著名的陶瓷收藏家，郭葆昌不幸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因胃癌病逝，其所藏瓷器隨後由其子女郭昭俊等人所有。民國三十四年（1945）10月，王世襄離開重慶前馬衡曾特意叮囑他說：“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宋瓷有的很精，清官窯古銅彩犧耳尊連故宮都沒有。你到北平後要注意這一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懇切地談一談，最好不要讓它散掉，將來完整地歸公家收藏才好。”所以，王世襄回到北平後便專程找到郭昭俊與其協商，郭昭俊表示他也不願意看到其父所藏的這批瓷器散落四方，如果政府部門能夠收購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過，由於郭家所藏這批瓷器不屬於敵偽資產，除了收購外確實別無他法，而當時要想申請到這樣一大筆專款，實在是一件容易遭到非議的事情。為此，王世襄先後向馬衡和沈兼士做了匯報，但他們也想不出具體辦法，直到王世襄拜望朱啟鈐先生時才出現了轉機。
前麵談到宋子文看望朱桂老時，朱桂老當麵向其提及應該保護長春那批絲繡、接收楊寧史銅器及收購郭觶齋藏瓷三事，朱桂老並表示要找中南銀行經理張重威和郭昭俊麵談。當晚，朱桂老便將張重威與郭昭俊兩人找到了其府第，具體商談收購觶齋藏瓷一事。經過磋商，由郭昭俊立即準備一份呈文，讓張重威於第二天送到中南海呈交宋子文，同時郭昭俊將其父郭葆昌編撰的《觶齋瓷乘》二十冊送到朱桂老處，然後再由王世襄組織人員將《觶齋瓷乘》抄成清冊，以便將來對照該冊清點接收這批瓷器。另外，王世襄還遵照朱桂老之意，草擬了一份接收這批瓷器的具體辦法。
民國三十四年（1945）12月30日，王世襄與張重威、郭昭俊三人按照朱桂老與宋子文前一天之約定，前往中南海懷仁堂拜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向其匯報了朱桂老與郭昭俊等人洽談收購瓷器的經過。不久，宋子文便批示由財政部撥款十萬美金收購了郭葆昌所藏這批瓷器，並為郭昭俊在中央銀行安排了工作，隨後便由郭昭俊與張重威兩人親自到故宮博物院麵告張庭濟，商定日期前往八麵槽錫拉胡同14號郭府清點接收。自民國三十五年（1946）2月20日至23日，由故宮博物院、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及王世襄與周士莊代表的“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三方共同前往郭府，對照《觶齋瓷乘》中所載瓷器的照片及注明尺寸等，逐箱逐件一一進行清點後再裝回原箱，最後加貼上故宮博物院封條，直接運往故宮博物院存入了古物館延禧宮庫房。與接收楊寧史銅器一樣，王世襄於同年10月與故宮博物院古物館人員在景陽宮後院的禦書房，為郭葆昌所藏瓷器也開辟了專門陳列室。關於這批瓷器的文物學術價值，有專家指出，即便與故宮博物院原有藏瓷相比較，也稱得上是極為難得的瓷器珍品。
其實，與這批瓷器收藏相比而言，郭葆昌所藏古代書畫在當時的藏家中也可以說是罕有比肩者，比如其中最著名的王珣《伯遠帖》與王獻之《中秋帖》。作為乾隆皇帝“三希堂”法帖中的“二希”，有資料記述說《伯遠帖》和《中秋帖》是郭葆昌於20世紀30年代初從天津所收購，其實早在瑾太妃命小太監將此二帖悄悄售於北平一名叫品古齋的小古董鋪時，就被郭葆昌用重金收購秘藏了。而正因郭葆昌有此之舉，遂刺激大收藏家張伯駒不惜傾其全力收購了陸機的《平複帖》，才使其心理稍感欣慰與平衡。如今，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占有極其重要地位的這三帖，已經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
關於郭葆昌所藏“二王之帖”回歸北京故宮博物院一事，據有關資料記載說，曾被郭昭俊於20世紀40年代末攜至台灣準備售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後因該院剛剛搬遷至台無力收購，又輾轉到香港作為抵押品向一家英商銀行貸款。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郭昭俊因不能按期還款準備將此二帖售予該銀行，此事被時任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經理即徐森玉之長子徐伯郊得知，他一邊力勸郭昭俊不應將此二帖售於海外，一邊迅速向時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父親徐森玉和國家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匯報，隨後由徐森玉和鄭振鐸兩人（也有資料說是由張珩張蔥玉和鄭振鐸兩人）上報中央人民政府，並報請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撥專款予以購回。
至於《觶齋書畫錄》中所收其他諸多書畫巨跡，除了唐寅（字伯虎）《孟蜀宮妓圖》和仇英（字十洲）《滄浪漁笛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外，其他書法名跡大都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中。比如，宋王嚴叟《墨梅卷》和元鄒複雷《春消息圖卷》今藏於華盛頓佛利爾博物館，元王淵《鴝鵒梅雀圖》現藏於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另外，曾由清皇室收藏的書畫名跡，如焦秉貞《午瑞圖冊》和文俶《宜男圖卷》等，至今仍散落民間不見蹤跡。由此可見，郭葆昌作為一代收藏大家，其人生經曆實在是充滿了傳奇色彩，其收藏也堪稱曆經波折。
三、追查收回美軍中尉德士嘉定非法接收日本人所藏宋元瓷器一事。民國三十五年（1946）3月15日，王世襄得到北京成古齋古玩鋪商人孫成章的報告，說天津古玩商人李文治知道日本人原田廣治和稅田義人藏有一批精美的宋元瓷器，應該予以追查收繳。於是，王世襄遂宴請孫成章在北平墨蝶齋吃飯，並在飯桌上商定於3月21日一同前往天津辦理此事。恰巧，這一天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張之奇、李爾康兩人也要到天津察看一批沒收自日本人的文物，於是王世襄與他們一同前往。到達天津後，王世襄與張之奇、李爾康及敵偽產業處理局駐津辦事處人員共同察看了那批被沒收的文物，因多是近年仿製石刻而非文物，王世襄遂將主要精力放在追查原田廣治和稅田義人所藏的那批瓷器上。
當王世襄等人找到天津古玩商人李文治，並向敵偽產業處理局駐津辦事處及天津市警察局說明來意後，那兩處也均派人與王世襄等共同找到了原田廣治、稅田義人這兩名日本人。不料，原田廣治和稅田義人兩人卻說他們因為知曉不能攜帶中國文物出境，已經將那批瓷器轉讓給了美軍中尉德士嘉定。非常巧合的是，這位美軍中尉德士嘉定就居住在原田這兩名日本人的樓上，於是王世襄等人當即帶領原田這兩名日本人與其當場對質，美軍中尉德士嘉定見狀無法抵賴，遂承認他確實接收有這批瓷器，但已經采取軍郵方式寄往了美國。
對此，王世襄並沒有放棄追查，而是在嚴厲指出其行為違反了中國有關法令規定之後，令其與原田等人開具出這批瓷器的品名、件數，以及郵寄的地點、收件人姓名、日期和收執號等內容，然後拿著這些證據前往駐津美軍軍郵處進行核對。在核對無誤後，王世襄便返回北平向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敵偽產業處理局辦公處和南京的教育部“清損會”分別做了匯報。隨即，王世襄又找到沈兼士以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的名義向美軍駐平司令邁爾斯中將發函，通知其美軍中尉德士嘉定的違法行為及所獲證據，要求其追查處理此案。
此後，王世襄因為繼續追查其他幾批文物及就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等原因，未再負責此案，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從原任國家文物局處長王振鐸處得知了其中的具體情形。這批文物已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由美國駐華大使館送交給了國民政府外交部。據有關資料記述，這批由美軍中尉德士嘉定非法接收日本人的瓷器共有二十五件，其中包括：宋定窯碗、宋黑定窯碗、宋梅瓶、元鈞窯香爐、宋香爐、明宣德碗、三代銅器、三代小爵、三代香爐、明初青花梅瓶各一件及鬆畫兩幅；稅田義人贈送美軍的古物二十五件，其中包括清康熙青花壺一件、清乾隆粉彩皿六枚、清康熙青花小壺一件、明青花小壺四件、清雍正青花小杯五件、宋磁州窯花瓶一件、宋龍泉窯皿一件、宋龍泉窯碗二件、元鈞窯碗一件和明青花皿一件。
四、搶救朱啟鈐存素堂舊藏絲繡一事。民國三十五年（1946）5月的一天傍晚，王世襄忽然接到朱桂老的電話，要他立即趕到其府第。原來朱桂老獲悉長春已經被人民解放軍包圍，擔心原先由他收藏的一批古代絲繡在炮火中遭到損毀，遂找到王世襄商量如何進行搶救。眾所周知，朱桂老在發掘、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麵有著多方麵特殊而卓越的貢獻，其中就包括前麵提到《存素堂絲繡錄》一書中所涉及的絲繡文物，而由此隱約可知朱桂老曾藏有一大批珍貴的絲繡文物製品。
據《朱啟鈐的文物賬冊》中記載，朱桂老所藏緙絲刺繡珍品多達兩百餘件，時代自宋至清各個朝代都有，其中最為珍貴的是辛亥革命後收購清恭親王府斥賣之舊藏，至於清內府舊藏及明朝項子京與清朝安岐、梁清標、盛昱等人所藏，也大多被朱桂老所購藏。比如，收錄於《存素堂絲繡錄》中的珍品有：宋緙絲繡線合璧冊（朱克柔緙絲牡丹、朱克柔緙絲山茶、緙絲宋徽宗禦筆花卉）、宋緙絲崔白《三秋圖》軸、宋緙絲《八仙介壽圖》軸、宋緙絲《迎陽介壽圖》、宋緙絲《海屋添籌》卷、宋緙絲吳熙《蟠桃花卉》軸、宋緙絲《蟠桃春燕圖》軸、宋緙絲《天官》軸、宋緙絲《紫鸞鵲譜》軸、宋緙絲牡丹團扇、宋緙絲芙蓉片段、宋緙絲米芾行書卷、元緙絲《釋迦牟尼佛像》軸、元緙絲通景花卉屏障殘幅、元緙絲宜春帖子和《歲朝圖》合璧軸、宋緙絲繡線合璧冊（宋繡瑤台跨鶴、宋繡海棠雙鳥、宋繡梅竹鸚鵡）、宋繡《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明顧繡韓希孟花鳥冊及明顧繡花鳥人物，等等。朱桂老的《存素堂絲繡錄》對中國工藝美術史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朱桂老因為影刻宋版《營造法式》和編印明岐陽王世家文物圖冊，以及創辦中國營造學社等事宜，特別是閑居天津期間被蔣介石勒捐一百萬元銀洋軍餉後，經濟嚴重拮據。即便如此，當日本商業巨頭大倉喜八郎準備以銀洋一百萬元購買他的這批絲繡時，朱桂老婉言謝絕。後來，朱桂老經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張學良的介紹，在不得出售給外國人（當時主要是指日本人）的前提下，以二十萬元的價格賣給了東北邊業銀行。很顯然，這批絲繡價值遠不止二十萬元，朱桂老之所以在困境中如此行事，明顯帶有捐贈意味。
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後，這批珍貴絲繡隨邊業銀行一同陷入日本正金銀行之手，朱桂老遂通過曾任吉林省財政廳長、後任偽滿洲國中央銀行總裁、其盟弟榮厚（字叔章）的職務之便，設法將這批絲繡定為偽滿洲國的“國寶”，從而得以長期保存在東北邊業銀行保險庫中，而不致被日本人劫奪而去。與此同時，偽滿洲國還在日本編印了三百部《纂組英華》大型圖錄行世，遂使這批絲繡成為聞名世界的珍貴文物。當朱桂老得知保存有這批絲繡的長春城已經被人民解放軍所包圍，並隨時都有可能被戰火毀壞的消息後，內心十分焦急不安，所以早在宋子文來看望他時就曾囑托其設法予以保護。
如今，朱桂老之所以急招王世襄來見他，是因為他得知國民政府第一夫人宋美齡已經來到北平，並即將飛赴東北戰場，所以希望通過宋美齡能夠搶救出這批珍貴的絲繡文物。於是，當王世襄急忙趕到朱桂老家時，朱桂老便告知他說：“現長春被圍困，危在旦夕，如遭轟炸或發生巷戰，絲繡極可能被毀，所以最好是搶運出來，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現在宋美齡已到北平，將去東北，你趕快用‘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及你個人的名義，寫一個呈文，就說長春危急，這批絲繡十分重要，建議將它空運到安全地點。寫好呈文交給我，一切就不用你管了。”王世襄遵照朱桂老所說趕寫了一份呈文，朱桂老親自修改後又讓王世襄重新謄抄了一遍。後來，當王世襄接到教育部“清損會”秘書郭誌嵩從南京寄來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的一封申斥信時，才得知那批絲繡已經空運到北平存放進了中央銀行的保險庫。
原來，當朱桂老將那份呈文及親筆信麵交宋美齡後，宋美齡隨後在東北觀賞了那批絲繡文物，並經其幹預將那批絲繡文物安全地搶運出了戰火紛飛之地。到了民國三十六年（1947）3月，當王世襄從日本押運一批善本書回到故宮博物院工作時，他又得知那批絲繡已經撥交給了故宮博物院。大約在1951年，遼寧省博物館通過國家文化部從中協調，以其所搜集的溥儀當年從故宮攜帶出的若幹善本書為條件，將那批絲繡又調換回了東北。
五、接收溥儀遺留天津張園保險櫃中大批珍貴文物一事。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10日前後，王世襄應沈兼士之召前往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受命前往天津張園接收溥儀存放在保險櫃中的一批重要文物。原來，日前駐平美軍上校葛利告知沈兼士，駐津美軍在末代皇帝溥儀曾經的寓所張園內發現了兩具保險櫃,發現時一具保險櫃已經被打開，內裏空無一物；另一具用鐵鎖鎖著，不知其中有何物品。葛利上校之所以通報國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是希望“清損會”能派人與美軍一同前往天津打開這具保險櫃，如有物品以便當場接收。隨後，王世襄便按照沈兼士之交代，立即告知敵偽產業處理局辦公處，接著又趕到東交民巷與美軍上校葛利協商前往天津的日期。經過協商，雙方前往天津的時間定於7月16日，但葛利上校因有其他事務，遂派美軍代表克利夫斯與王世襄一同前往。到達天津後，王世襄與克利夫斯首先來到了敵偽產業處理局駐津辦公處請其派人參加，再到美軍駐津辦事處請他們也派人參加，隨後三方一同趕往張園。
坐落在原日租界宮島街的張園，是一棟建造於民國四年（1915）至民國五年（1916）間的紅磚洋房，原先是清末湖北提督兼駐武昌第八鎮新軍標統張彪的私人花園住宅。由於園內砌築假山，築引水池，還種植有諸多名貴花木，每當鮮花盛開時，園內花香四溢，所以取名“露香園”，又因其主人姓張，故人們稱之為“張園”。不過，張園的名氣並非來自原主人張彪，也不是因為民國十三年（1924）孫中山先生北上來津時曾在這裏下榻過，而是由於末代皇帝溥儀從北京逃到天津後曾經住在這裏。民國十四年（1925）2月24日，溥儀於舊曆“龍抬頭”這一天，在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警察署和便衣特務們的“護送”下，從北京前門火車站化裝逃往天津。初到天津時，由於時間倉促，準備不足，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隻得將溥儀等人安排住進日租界內的大和旅館，後來才租住了張園。
據說，末代皇帝溥儀逃亡天津後，平常難得一見“龍顏”的張彪為了表示忠心，親往收拾花園及布置屋內陳設，還專門跑到市場上買來了當時新奇的無線電收音機送給這位末代皇帝。對此，落寞的皇帝溥儀心存感激，在民國十六年（1927）張彪患病時，特意派“禦醫”為其診治，並在張彪彌留之際贈其“忠恪”二字諡號，以示“皇恩浩蕩”。後來，張彪因病勢嚴重去世，溥儀又為其題寫了“心如金石”的匾額，以示對張彪忠心的嘉勉。既然末代皇帝能駕臨張園，並對張園主人嘉勉有加，想來張園建造得自然是不同凡響。
確實，現今地址變更為鞍山道59號、功用改為天津市少年兒童圖書館的張園，建築平麵呈“丁”字形，是由一棟坐東朝西二層磚木結構主樓，與一排坐南朝北西式平房相連而組成，並在主樓突出的西北角設有一座角樓。在整個建築的外簷牆裙和門窗套上，飾有許多道水平線角，並以水刷石裝飾牆麵，就連牆身也是用清水磚砌築而成。在主樓的正門前，是一個由三麵拱券支撐的大平台，下麵兩側設有坡道，以供汽車直接駛入門廳。穿過以大理石鋪設牆裙和地麵的過廳，迎麵大廳內是兩座木質樓梯，樓梯與二樓外挑的木回廊相連接，在樓梯欄杆和扶手上都刻有精美的花飾，就連樓梯休息平台上的采光窗戶，也是用玉蘭花圖案的玻璃裝飾而成，室內顯得十分明亮而考究。進入大廳，在天井中央安裝有華美的大吊燈，四麵牆壁上也裝有許多造型精妙的壁燈。在主樓一、二層的側麵，同樣設有外挑的大采光窗，主樓屋頂是大筒瓦四坡頂，具有典型的西洋古典主義風格。以內走廊與主樓相通的西式平房，室內裝飾同樣十分考究，四麵牆壁安裝有護牆板、雕花木護角、掛鏡線和窗簾盒等，就連門窗處也設有窗口板和筒子板等。不過，使這排西式平房充滿一種靈動生機的，則是平房前那用巨大條石砌築而成的露台，因為其上特意設計有一眼噴泉，噴薄而出的泉水總是給人一種希望。當然，末代皇帝溥儀在這裏的“生機”和希望，似乎就是整天琢磨如何潛逃到中國東北，以望在其祖上肇基之地東山再起。在此，至於溥儀的最終結局如何，已經不是張園所應承載，因為它的曆史使命隻是一個過渡。不過，十多年後張園竟然見證了一樁與溥儀有著直接關係的文物回收案，而負責具體事宜的就是王世襄。
王世襄等人到達張園看見那具保險櫃時，已經是下午5點多鍾了。當時為了打開保險櫃櫃門，先是找來專門修配鐵櫃鑰匙的匠人，可是那匠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能將保險櫃打開，最後隻好用氧氣噴火器將櫃門燒開，在其中發現了二十一個手提式小型保險匣。由於已經是夜間10點多鍾，不便清點，而第二天才有火車返回北平，所以三方決定先將那二十一個保險匣用封條封存，並用汽車押運到美軍辦事處的一間庫房，庫房門窗一律用鐵鎖鎖上，同時美軍加派士兵負責看守執勤。一切安排停當，王世襄又連夜打電話向馬衡和沈兼士做了匯報，商定第二天押運這批物品乘坐特快返回北平，並請派車前往車站接運。
第二天，也就是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18日，王世襄等三方人員在驗看封條完好無損之後，便在美軍派遣的多名士兵的保護下共同押運這批物品返回北平。王世襄等人到北平時，敵偽產業處理局辦公處、故宮博物院和沈兼士及美軍葛利上校都派人派車在車站迎接，並直接將這批物品押運到了故宮博物院禦花園絳雪軒進行清點。清點時，現場除王世襄等押運人員及十多名負責打開保險匣的工作人員之外，還有沈兼士、馬衡與葛利等人。物品多達一千多件，大多屬於細軟一類，其價值堪稱連城。由於件頭小、數量多，故每清點一件便登記在冊，以便將來整理時核實無誤。所以，當這批物品徹底清點完畢送入延禧宮庫房時，已經過了午夜時分。
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20日，《華北日報》以“溥儀出宮時攜去文物經美軍在天津發現現已運平移交故宮博物院”為題刊登消息，對王世襄等人接收這批文物進行了詳細的報道。7月21日，王世襄陪同馬衡院長拜訪了美軍上校葛利，對他表示感謝，後又設宴招待了葛利上校與克利夫斯。再後來，王世襄在回憶文章稱：
這批物品中，現在還能記得的珍品有古玉數百件之多。近年編入《故宮博物院藏工藝品選》的商代鷹攫人頭玉佩無上精品，即是其中之一。新中國成立後故宮發現乾隆時為古玉特製的分屜匣，屜中依每件玉形挖槽製囊，玉形都可與槽形對上。當時溥儀出走，棄匣取玉，遂致玉、匣分離。宋元人手卷有四件，都高不及尺，它們是：宋馬和之《赤壁賦圖卷》、元鄧文原《章草卷》、元趙孟頫設色《秋郊飲馬圖卷》及《老子像道德經書卷》。此外有古月軒琺琅煙壺、痕都斯坦嵌寶石玉碗、嵌珠寶琺琅懷表等。至於黃楊綠翡翠扳指等，更是價值連城，使同批物品中的金銀器顯得黯然無色。
有的物品為故宮後來開辟的珍寶館確實增添了光彩。比如：五百五十件玉器、三十五件瓷器、七十二件珠寶飾物、八十二件翡翠、三十九件朝珠手串、二十四件金器、五件書畫、十八件景泰藍琺琅、六十四件洋表、四十四件煙壺、二件銅鏡、七十件圖章、七件舊筆、五十八件文玩什物及十五件雜項。
六、接受海關移交德孚洋行文物一事。民國三十五年（1946）9月10日，王世襄接到敵偽產業處理局北平辦事處的通知，說是海關扣留了德商德孚洋行的十幾箱物品，現已運到東城區本司胡同，希望故宮博物院派人予以接收。三天後，王世襄、周士莊與海關一名叫陶器（或契）的工作人員及故宮博物院有關人員前往本司胡同，將那十幾箱物品運往故宮博物院的禦花園。據說這是一德國民俗研究機構或博物館所搜集的物品。由於這批物品件頭較大，不宜在絳雪軒內進行清點，故改在絳雪軒北麵的一個亭子內。遺憾的是這批物品並非都屬文物範疇，大多屬於近代工藝品，比如晚清服裝、木佛、年畫、皮影戲人、剪紙、日用銅器及錫器等。所以，這批物品經清點後並沒有存入延禧宮庫房，而是存進了禦花園堆秀山東麵的一棟小樓內。直到1979年，當故宮博物院派人向王世襄了解這批物品來源時，王世襄才得知這批物品依然存放在故宮博物院內。
這就是王世襄當年負責或參與清理的六批文物情況。後來教育部特派員兼“清損會”代表沈兼士不幸中風而逝，王世襄也將主要精力投向了他夢寐以求的故宮博物院建設當中。不過，王世襄雖然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10日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但他此後依然以“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的名義在工作，特別是參加組織“抗戰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及前往日本交涉賠償文物事宜，王世襄都在其中擔負重要角色，所以在此一並詳細記述似乎並不勉強。
民國三十五年（1946）春天，王世襄按照教育部“清損會”秘書郭誌嵩來函所示，參照《現在日本支那名畫目錄》《泉屋清賞》及《爽籟館藏畫》等書籍，輯錄了一本中國重要文物現藏日本的目錄，以便赴日開展交涉賠償文物等事宜。果然到了民國三十五年（1946）八九月間，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告知王世襄說，教育部“清損會”來函準備派遣人員前往日本交涉賠償文物事宜，原本打算派文博名家徐森玉前往，因徐森玉年老體弱不宜遠行，且徐老不通外文需帶翻譯一名，這將增大編製且增加花費，所以準備改派王世襄擔此重任。當時，王世襄正積極投身故宮博物院的基本建設當中，對於前往日本交涉文物賠償事宜並無多少把握，故對此一時未置可否。接著，教育部“清損會”來函通知將於當年11月在南京舉辦“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要求故宮博物院挑選新入藏的文物參加展覽，於是王世襄與已經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的周士莊兩人，遵照馬衡與唐蘭等人安排從楊寧史青銅器陳列室中挑選出部分精品，前往南京參加該展覽。
為期一周的文物展覽結束後，由周士莊押運這批文物返回北平。而王世襄則與因故宮博物院事宜趕來南京的馬衡一同參加了由教育部“清損會”召開的會議。會議議題有兩個：一是各區匯報一年來清理戰時損失文物情況及收獲；二是討論前往日本交涉文物賠償具體事宜。此後他以中國國民政府教育部“清損會”專員身份，被分配在中國赴日代表團第四組，即文化教育組，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清理、調查和追索文物工作，這當屬他人生曆程中“戰後追寶”的又一曆史功績。
王世襄作為中國赴日本代表團文化教育組的成員前往日本的任務主要有三個方麵，即運回被日寇搶去的國民政府中央圖書館善本書一批，向日本政府追查戰爭時期中國各地損失的公私文物下落，與日本政府進一步交涉以期達到“以類賠償”，這也是教育部“清損會”在南京召開的那次會議所討論的內容。任務明確後，王世襄將自己一年多來清理戰時損失文物工作所經手的賬目、單據及文件等，都向“清損會”主任委員杭立武及其秘書郭誌嵩做了交代，並從他們那裏領取了兩千元美鈔作為赴日工作費用，接著又往返南京與上海兩地辦理了簽證、護照及機票等相關事宜。
同年12月的一天，王世襄飛抵日本羽田機場，由代表團工作人員李漢援接到中國赴日代表團駐地，隨後向其所在第四組即文化教育組組長、北京大學原教授張鳳舉報到。令王世襄感到高興的是，在代表團裏他還遇到了求學燕京時的老師吳文藻與冰心夫婦等人，這使他在日本工作期間遇事有了請教和商量的對象。其實，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3月31日，中國的這一代表團就已進駐日本，其使命是作為同盟國勝利方一成員前往日本參加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以及接收在“二戰”中被日寇掠奪的本國物資等，團長是因此而為人們所熟知的朱世明將軍。
不料，當王世襄參照聯合國會議所製定的有關文物賠償規定，準備向日本政府提出這些損失文物的賠償要求時才發現，如果按照這一規定要求聯合國駐日本有關機構督促日本政府進行賠償的話，必須明確是在“二戰”期間被日寇劫奪或盜竊之文物，而且還要提供一份注明有這些文物的名稱、年代、形狀、尺寸、重量、原在何處、原所有人、何時被劫奪、劫奪該文物的日寇部隊番號等的詳細材料。
很顯然，聯合國的這一規定對要求賠償的一方極為不利，或者說有明顯傾向甚至是偏袒日本國之嫌疑。比如，中國人民在那國破家亡連自身生命都無法保障的戰爭歲月裏，有誰會在炮火連天的狂轟濫炸中去留心記錄那些損失文物的有關詳細信息呢？比如，屬於嚴格保密範疇的日軍部隊番號，中國人民又如何能夠知曉得清楚呢？盡管聯合國有此不合理之規定，王世襄還是積極搜集材料向日本政府提出賠償的要求。在聯合國這一規定偏袒下，日本國僅以材料不全無從尋找為借口，便輕而易舉地回絕了這一要求。此路不通，王世襄轉而希望與日本政府交涉“以類賠償”事宜。可是他的這一提議當即遭到了中國代表團第四組組長張鳳舉的反對，因為張鳳舉知道聯合國有關規定中並沒有什麽“以類賠償”的說法。按照規定即使是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清損會”會議上所討論的決定，在這裏也必須以第四組的名義請示代表團團部。當張鳳舉就此事向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口頭提出時，朱世明將軍也告知說這牽涉聯合國所規定賠償的原則問題，根本不可能在中國代表團與日本政府之間得到解決。
對此，王世襄隻得將此情況向“清損會”進行匯報，並提議由中國政府在聯合國會議上爭取“以類賠償”的要求。
既然交涉文物賠償一途難以通行，王世襄遂決定從文物調查入手，就像在國內“清損會”平津區開展工作一樣，隻要找到被日寇所劫奪盜竊文物的下落，便可據此提出賠償的要求。於是，王世襄首先找到設在日本東京一條街道上的負責管理日本文物的美國機構，在一位工作人員的熱情接待下，查閱了部分已經編寫好的文物卡片，從中獲悉一些有關中國文物古建築遺址被損毀的信息。因該機構當天已到下班時間，王世襄遂與那名工作人員約定第二天繼續查閱。不料，第二天還沒等王世襄前往該機構，那名美國工作人員竟然在清晨找到王世襄所在代表團的駐地，說昨天因擅自讓王世襄查看有關文物卡片，已經遭到了該機構負責人霍利斯和李雪曼的責備，聲明如果王世襄想繼續查閱那些卡片資料，必須由中國代表團通知美國代表團，並與美國該文物負責機構事先約定時間，否則即便王世襄前往該機構也不能予以接待。然而，當王世襄按照有關規定辦理好所需手續向該機構提出要求時，該機構多次以事務太忙沒人接待為由予以拒絕，實際上就是防止中國方麵獲知有關信息從而接收回損失的文物。
當然，這並不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揣測。因為民國三十七年（1948）王世襄在美國考察博物館時，獲知那位霍利斯已從克利夫蘭美術館辭職，後成為一名經營中國文物而暴富的古玩商。確實，王世襄在日本追查交涉文物賠償處處受阻碰壁並非個別現象，比如同時在日本追查“二戰”期間失竊的中國周口店北京猿人頭蓋骨一案，同樣因為美國相關機構從中作梗，使中國代表團在追查過程中一籌莫展，並使原本較為清晰的追查線索變得撲朔迷離，成為了今天世界的一大謎案（關於北京猿人頭蓋骨失竊及追查過程中驚險曲折的曆史舊事，筆者曾在拙作《迷失周口店》一書中有過較為詳細的記述，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讀，從中可推知王世襄在日本追查文物之艱難）。在日本交涉文物賠償事宜舉步維艱，王世襄遂萌生了回國參加故宮博物院基本建設的想法，而當他寫信分別向馬衡和杭立武表達這一想法時，卻得到“清損會”秘書郭誌嵩的回信稱遵照杭立武的要求讓其隨同中國代表團在完成同日本的交涉工作後一同回國。對於這一回信，心係故宮博物院的王世襄並沒有接受，他遂將自己要求回國的希望寄托在代表團的批準上，而要想得到代表團的批準，非由團長朱世明將軍親自批示不可。可王世襄作為代表團的一般成員，是很難見到或直接向朱世明將軍請示的，他這時便想到請老師吳文藻與冰心夫婦從中引見。果然，當王世襄在吳文藻與冰心夫婦引見下，向朱世明將軍匯報因在文物追償過程中受到種種阻礙而想回國參加故宮博物院工作時，朱世明將軍表示，如果王世襄一定要回國的話就負責把那批已經查明的善本書押運回去。得到朱世明將軍這一許可後，王世襄一邊將此情況向杭立武寫信匯報，一邊積極運籌押運那批善本書回國等有關事宜。
有必要交代的是，在詳述王世襄押運這批善本書回國具體經過之前，應該讓讀者了解關於這批善本書的來源、被日寇劫奪及被中國代表團查獲的過程。
數百年來，江南作為中國文化最繁茂的區域，不僅文人薈萃、佳作紛呈，領中國人文之風騷，而且讀書、愛書、刻書、藏書蔚然成風，從而催生出了諸多大藏書家及其聞名遐邇的藏書樓。比如，並稱晚清四大藏書樓的歸安皕宋樓、聊城海源閣、常熟鐵琴銅劍樓和杭州八千卷樓；比如，繆荃孫的藝風堂、李盛鐸的木犀軒、葉德輝的觀古堂、鄧邦述的群碧樓、董康的誦芬室、傅增湘的雙鑒樓、蔣汝藻的密韻樓、劉承幹的嘉業堂、宗舜年的咫園、朱希祖的酈亭、劉世珩的玉海堂、鄧實的風雨樓、張均衡的適園、葉景葵的卷盦及張元濟的涵芬樓，等等，多由江南著名文人、仕宦之家或實業家所創設。遺憾的是，所有藏家都沒能跳出藏品最終散失的宿命，有的是因為子孫不善或不願守業將其散賣，有的是因為仕途遭受厄運無法留藏，有的是因為經營慘淡無力為繼，有的是因為遭遇戰爭導致損毀失散，總之，作為收藏家鮮有藏品永存不散之理，除非像本書主人公王世襄那樣將所藏明式家具采取集中捐獻給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方法，否則都必將應驗中國那句習慣性應用到朝代興亡更替規律中的俗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至於民國年間江南諸多著名藏書樓中珍本秘籍紛紛散失的原因，那就不能不歸咎於日本對中國發動的那場罪惡戰爭。
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8月13日上海淞滬戰爭爆發之前，江南諸多藏書家鑒於國內局勢長年動蕩不安，已經開始出售其所藏圖書，而作為全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大都會上海，無疑成為這些圖書最佳也是最大的交易市場。眼看戰事即開，原本難得一見的珍本古籍竟然以極低的價格予以拋售，一時間各色人等紛紛擁進上海，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搶購風潮。在這一風潮中，有達官貴人、敵偽機構、境外院所、投機書商，也有熱愛中華文明而憂心忡忡的文人誌士，比如由鄭振鐸、張元濟、何炳鬆與張壽鏞等人聯名致電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機構，請求在上海迅速組織成立文獻保存同誌會，並撥付專款搶購已經開始大量流失境外的珍本圖書。
麵對江南文獻慘遭散失毀壞這一嚴重局麵，國民政府有關部門的有識之士積極予以響應與支持。比如時任國民政府組織部部長兼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的朱家驊，先是與中央圖書館館長蔣複璁協商動用原先撥付給該單位的一大筆建築款項，用於在上海搶購這些圖書典籍，隨後又特意派遣蔣複璁與故宮博物院徐森玉兩人秘密趕赴上海，與鄭振鐸、張元濟等已經投身到這場文化典籍搶救行動中的人員，共同展開了在“孤島”上海所進行的這場驚心動魄的中華文化搶救工程。在這個旨在搶購珍本圖書的文獻保存同誌會裏，有創辦商務印書館及涵芬樓的圖書經營者張元濟等，也有精通版本目錄學善於鑒別古籍珍本的專家徐森玉，而且該同誌會的幾乎所有成員都是文化底蘊深厚的學問家，所以他們一加入到上海的這場圖書搶購風潮，便很快有了豐碩的成果。比如，劉承幹的嘉業堂、鄧邦述的群碧樓、劉世珩的玉海堂、鄧實的風雨樓及張均衡的適園等諸多知名藏書樓內的藏書，紛紛被文獻保存同誌會搶購下來。
民國三十年（1941）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文獻保存同誌會不得不停止了在即將全麵淪陷的上海的這場搶救民族文化遺產的行動，隨之策劃將這批搶購下來的文化典籍運送到安全地帶。經過一番磋商後，同誌會決定將這些圖書典籍分兩批運送出上海，一批經香港運送到重慶以便供遷移到那裏的學術文化機構參閱使用，一批也經香港運送到美國，由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負責轉存進美國國會圖書館。遺憾的是，當準備轉運美國的那批圖書從上海運送到香港時，香港隨即淪陷日寇之手，那批圖書便被日寇轉運到了日本東京。到了民國三十五年（1946），中國赴日本代表團成員顧毓秀先生經過一番艱苦查找後，終於在東京市郊帝國圖書館的地下室及伊勢原鄉下發現了這批圖書，隨即與日本政府交涉予以接收，並轉存到東京上野公園和中國赴日代表團駐地。民國三十六年（1947）2月，當王世襄以中國國民政府教育部“清損會”專員身份趕赴日本負責交涉索償戰時被日寇劫奪文物處處受阻而轉念想回國時，中國赴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遂指示他負責將這批圖書押運回國。
對於朱世明將軍交付的這一任務，歸國心切的王世襄雖不敢懈怠但又心存顧忌，因為他剛到日本東京不久，就曾因提議將存放在代表團駐地那十箱善本書搭空載回國的中央航空公司專機運回上海，而受到“清損會”主任委員、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的來信責怪，理由是怕飛機失事損毀了那十箱善本書，其實是因為教育部將承擔部分回航費用。既有前車之鑒，這次王世襄負責押運多達一百零七箱善本書回國，不能不考慮安全及費用問題。於是，王世襄決定用船海運到上海。而要想圓滿完成這一艱巨任務，其間仍有諸多事務需要妥善協調，否則稍有疏忽就極有可能發生事故。對此，王世襄在回憶文章中說，要想采取船運的方式，首先必須將存放在東京上野公園內的圖書用汽車運送到橫濱，然後從橫濱裝船啟運。
雖然從東京上野公園到橫濱碼頭采用汽車運輸隻需一個多小時，但必須保證書運到橫濱碼頭時能夠立即裝船，因為在橫濱一時難以找到可存放這些善本書的保險倉庫。這就需要王世襄預先處理好兩件事：一是查明橫濱確有前往上海的船隻，該船既要有足以存放這一百零七箱善本書的噸位，還須在橫濱碼頭至少停靠三天以上的時間，否則王世襄無法將這批善本書從上野公園運送到橫濱並裝載上船；二是裝船之前必須提前聯係好能夠裝載這批善本書的汽車並告知日本文部省，否則不能直接從上野公園提出這些善本書。即便這兩件事都能夠安排妥當，王世襄還必須行動緊湊，能夠在該輪船裝卸貨物的規定時間內將這些善本書及時裝上輪船，否則因延長裝貨時間而導致輪船不能正點運行時，每在港口碼頭多停留二十四小時將支付數千美元費用。
於是，王世襄在運書之前的那十多天裏，每天上午都要前往橫濱坐在船運公司內探查船隻航運情況，下午再返回東京中國代表團駐地。代表團第四組組長張鳳舉見王世襄每天乘坐高架火車奔波往返於東京與橫濱之間時，竟當麵對王世襄說：“真沒有見過你這樣的人。你現在有清理文物的職務，正可借機去日本各處觀光觀光，給你時間，給你旅差費，何樂而不為？為什麽偏要冒風險急急忙忙去運這批善本書呢？現在國內的人擠破頭想到代表團來，而你卻忙著要回去，真是不可理解！”
對此，王世襄回答說：“故宮有許多事情要做，我不能在這裏耗費時日。”就這樣，王世襄經過十多天的奔波守候，終於查明一艘美國貨船將在日本橫濱停靠三天後前往中國上海，而且船上有足夠存放那一百零七箱善本書的噸位。於是，王世襄立即行動起來，先是報告中國代表團、通知日本文部省、借調運輸汽車、裝運圖書上船，然後告別中國赴日代表團有關成員，乘風破浪押運這批多達一百零七箱共三千兩百八十六部三萬四千九百七十餘冊的善本書回到了中國上海。到達上海碼頭時，王世襄與由鄭振鐸派遣前來迎接的謝辰生、孫家晉等將這批善本書清點無誤後，交由他們二人運走。
據有關資料記載，這批善本書後來先是被運送到了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後來又隨國民黨撤退台灣時被運送到了台灣。後來，台灣著名學者蘇精先生評價說：這是中央圖書館一批空前絕後的精品藏書。任務完成後，王世襄便立即趕往南京向“清損會”主任委員杭立武匯報自己的日本之行，並將護照及有關賬目、單據與剩餘美金一並交還給了杭立武及其秘書郭誌嵩，從而結束了他擔任的國民政府教育部“清損會”一職，開始了他圓夢故宮的一段歲月。
遺憾的是，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物首次大規模回歸之舉，王世襄押運被日寇劫奪的這一百零七箱善本書回國，在當時不僅不為一些人所理解，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還因此遭受審查監禁，其愛國熱忱及搶救中華文化所立功勳被湮滅在曆史煙塵中長達半個多世紀，至今世人多不相聞。
不過，在這狂歡隊伍中的王世襄卻顯得有些心情急切，因為林徽因告訴他，梁思成在來信中談到“清損會”正在選派人員準備前往全國各地清理戰時損失文物事宜。對此，王世襄在重慶協助梁思成校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時，就曾耳聞國民政府教育部將改“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為“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之動議，當時梁思成還詢問他是否願意參加這一工作，他隨即表示願意並說最好能派他到北方尤其是北平一帶工作，因為那是他生活了近三十年最為熟悉的地方。如今，“清損會”的工作即將全麵展開，王世襄心裏明白，此時的他絕不能坐等李莊，而應該立即前往重慶去找梁思成和馬衡這兩位“清損會”的副主任委員。於是，王世襄回到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地便展紙提筆分別給梁思成與馬衡兩人寫信表達了自己的願望，並整理行裝等待回信後立即出發。不日，王世襄收到回信，便向林徽因及學社同人辭行，告別了他學術事業的啟蒙地李莊前往重慶，就此揭開了他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頁。
同年9月，王世襄到達重慶後由梁思成與馬衡兩人向“清損會”主任委員、教育部次長杭立武進行了引薦，遂受命擔任“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一職，協助國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員兼“清損會”平津區代表沈兼士展開工作。曾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的沈兼士，也曾與馬衡同時兼任過北京大學教授，所以兩人關係較為密切深厚，而隨後馬衡又特意帶著王世襄拜見沈兼士，這為王世襄後來在平津區順利地展開追繳、清理戰時損失文物工作奠定了基礎。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當時還有兩名副代表唐蘭和傅振倫先生，但他們由於種種原因並沒能及時到任，所以平津區戰時損失文物的清理工作基本上是由王世襄一人具體負責。
在王世襄前往平津區展開工作之前，“清損會”在重慶召開會議確定了工作思路及方法：一、“清損會”各區人員到達後立即成立辦公處；二、前往各藏有文物、圖書等機構查詢淪陷期間文物損失情況，要求各機構開列文物損失清單上報“清損會”該區辦公處；三、各區辦公處在報紙上刊登通告，明確不論是機關還是個人凡有文物損失者都應開列損失清單上報，並由辦公處登記備案以便據此進行追查索償；四、追查並繳沒被日寇和德國納粹分子所藏匿之文物。
萬事俱備，可王世襄並沒有能夠立即前往平津區展開工作，因為抗戰剛剛勝利之際，國民政府南遷的許多機構都在準備複員回遷，一時間交通運輸工具不敷使用，諸多機構都隻能按有關規定登記排序等候回遷，比如中國營造學社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共同被編為第四十七號。即便如此，除了國民政府一些中央大員能夠乘坐飛機直接回遷之外，其他單位與人員隻能乘坐輪船押運物品輾轉回遷，比如王世襄要到平津區就隻能乘坐輪船到武漢或上海再轉往北平。就在王世襄於重慶焦灼等待前往北平時，一個意外機緣使他回京時間得以提前。原來，這時手持聯合國文物保護組織函件的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副館長翟蔭來到中國重慶，聲稱其受托前來中國調查戰時文物損失及保護情況。由於翟蔭不通漢語，他在向“清損會”主任委員杭立武提出希望到北平、西安和成都三地進行察看的同時，還希望中國政府有關部門能夠為他配備一名懂英語的譯員。
對於翟蔭的這一要求，杭立武表示可以安排，但因找不到合適的交通工具一時難以成行。而翟蔭則表示他可以與美軍聯係，搭乘他們的軍用飛機前往各處調查。既然如此，杭立武與馬衡、梁思成三人一致認為派遣王世襄陪同翟蔭同行較為合適，因為王世襄不僅正在等待北上展開工作，而且英語嫻熟並懂得鑒賞文物。於是，民國三十四年（1945）10月6日，王世襄陪同翟蔭離開重慶，先後在成都、西安和上海三地進行了各為期一周的文物調查工作，之後於10月27日抵達北平。一路上，王世襄遵照馬衡在其臨行前的囑托，始終與翟蔭形影不離，密切注視著他的一切行動，以防他借調查中國文物損失之機行盜竊搜購中國文物之實，因為此前這樣的事例並不鮮見。
到達北平後，王世襄將翟蔭安排住進了六國飯店，遂立即前往設在東廠胡同的教育部特派員兼“清損會”平津區代表沈兼士的辦公處報到。隨後，王世襄又來到朱啟鈐府第匯報關於中國營造學社在四川李莊開展工作的具體情況，這是梁思成在他臨行前所交代的事宜。王世襄結識朱桂老為他隨後成功地追查清理幾批文物埋下伏筆，這是後話。向沈兼士匯報“清損會”在重慶召開會議所明確的有關事宜的同時，王世襄還匯報了自己陪同翟蔭調查以上三地文物損失的行程情況。至於“清損會”平津區將如何開展工作等事宜，沈兼士向王世襄做出了明確安排：一是辦公地點由其介紹王世襄到故宮博物院找總務處處長張庭濟（字柱中）幫助解決；二是由王世襄自己聘請一兩名合適人員協助其工作；三是由於沈兼士擔負教育部特派員一職，事務繁忙而無法兼顧“清損會”工作，故“清損會”平津區許多具體事宜都由王世襄負責辦理。當然，如果需要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出麵協調或幫助解決的問題，沈兼士則指派其秘書費致德專門負責予以辦理解決。
隨後，王世襄便遵照沈兼士的這一安排，找到了故宮博物院總務處處長張庭濟，並由他協調將當時屬於故宮博物院管理的北海團城上的兩間房子提供給“清損會”平津區辦公使用，另借調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賈玉田到團城協助“清損會”平津區收發文件通告等事宜。另外，王世襄還找到了當年幫助其抄寫《中國畫論研究》書稿的周士莊，聘請他來到“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幫助工作。一切準備停當，王世襄又以“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的名義，在《華北日報》上刊登了清理該地區戰時損失文物的通告，明示平津區有關戰時損失文物的機構和個人可以按照通告要求將函件寄到團城來，以便“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負責追繳索償。
通告一出，平津一帶在抗戰時期有文物損失的單位和個人紛紛將有關材料寄到了團城，不料所報內容多屬一般性舊物或根本不屬文物範疇之列，比如故宮博物院上報的一些清代用於消防存水的銅缸，以及個人損失的圖書如《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及《四部叢刊》，等等。對此，王世襄明白，如果照此追查所獲，實與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清損會”的宗旨有違，所以他決定將工作重點放在清查日本人與德國人所盜藏搜購的文物方麵。於是，王世襄為了獲得相關方麵的信息，廣泛走訪北京城內的古玩商人及店鋪，還特意在中山公園董事會設宴招待諸多知名古玩商人，希望他們打消顧慮，積極提供線索，並表示凡是提供有價值線索者將予以一定的物質獎勵。果然，王世襄的這一方法很快奏效，使他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11月至民國三十五年（1946）9月先後追查、清理了六批重要文物，為國家追查收回了數千件珍貴文物，其中不乏“國之重寶”。關於王世襄追查、清理這六批重要文物的事宜，他曾在回憶文章中予以詳述，下麵就參照其回憶及有關史料一一表述。
一、調查接收楊寧史青銅器一事。民國三十四年（1945）11月，王世襄得到古玩商陳耀先、陳鑒堂與張彬青等人提供的信息說，在淪陷期間，河南等地出土的諸多重要青銅器大多被德國商人楊寧史搜購。隨後，王世襄根據有關線索得知楊寧史這位德國商人是禪臣洋行的經理,該洋行及其住宅位於北平東城區幹麵胡同中間路北，並在天津也設有洋行分號及住宅。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來到禪臣洋行進行調查，非常具有戲劇性的是，他一進門便見到一位外籍女秘書正在打印文件，而文件內容竟然是一份青銅器目錄。王世襄隨即將那份目錄拿到手，並聲稱正是為此而來。那位女秘書見狀，告訴王世襄說這份目錄是羅越先生交給她打印的，如果王世襄想要這份目錄須向他本人索要。王世襄一聽心中暗喜，因為女秘書所提到的那位德國人羅越，早在他南下求職時便認識，且就住在自家東隔壁的芳嘉園一號。
於是，王世襄拿著那份目錄找到了羅越，羅越承認目錄是他編寫的，但是器物則為楊寧史所有，而楊寧史當時並不在北平而寓居天津。因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限製日本人與德國人在中國境內自由行動，所以王世襄要想追查收回這批青銅器，必須使羅越與楊寧史兩人當麵對質後，才能得知這批青銅器的具體下落。
為此，王世襄決定帶著羅越前往天津。行前王世襄先是找到沈兼士前往北平市警察局為羅越辦理了離北平簽發手續。隨後，又到敵偽產業處理局北平辦公處聯係，請其將此事告知該局設在天津的辦公處，以便會同該處調查處理此事。同時，王世襄還找到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的負責人譚伯羽與曾昭六兩人，請求他們也對此事予以支持。
11月14日，王世襄帶領羅越來到天津後，立即會同敵偽產業處理局天津辦公處人員順利地找到了德商楊寧史。麵對王世襄的追查及羅越的當場對質，楊寧史隻得承認他確實擁有這些青銅器，但所有器物全被封存在他天津的那棟住宅內，而那棟住宅當時已被國民黨九十四軍所占用，並告知王世襄如果要接收這批文物隻能與九十四軍直接接洽，他本人則無能為力。對此，王世襄明白他要想進入被九十四軍占用的那棟楊寧史住宅，並順利地接收這批青銅器文物，沒有相關手續是無法進行的。於是，王世襄於11月20日返回北平後，立即與羅越到警察局注銷離北平赴津許可並將其送回到家中，然後又來到沈兼士辦公處開具了一份公函，公函中不僅說明楊寧史那批青銅器的重要文物價值，而且在言辭中請求九十四軍允許王世襄進入楊寧史住宅察看，並希望協助清點接收等有關事宜。
11月26日，當王世襄手持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公函再次來到天津，會同敵偽產業處理局天津辦公處人員來到九十四軍駐地送交那份公函時，不料卻遭到了九十四軍辦事處人員的冷遇，“放在這裏，你回北平吧，等收到我們的回信再來”。對此，不甘心就此無功而返的王世襄於第二天再次來到九十四軍催問，得到的同樣是一句愛答不理的托辭：“這幾天太忙，到時候我們會往上送，你還是回北平等著吧。”
既然九十四軍不買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的賬，王世襄隻好返回北平向沈兼士匯報情況，而沈兼士對此也表示無可奈何。幾天後，沈兼士突然要王世襄來到他的辦公處，高興地告訴他說：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字騮先）此時正在天津，你拿著我的介紹信去找他，請他就近過問一下清查接收楊寧史青銅器一事，也許會有些效果。就這樣，王世襄第三次來到天津，並於當日傍晚在一家外商飯店裏見到了朱家驊。王世襄呈上沈兼士的介紹信後，朱家驊閱畢轉臉交代其秘書說：“你來接待他吧，有何要求，你給他辦理。”
不日，王世襄手持由朱家驊簽署的公函又一次來到九十四軍交涉，九十四軍雖有人出麵接待了王世襄，但除了那句搪塞之托辭外，最後還饒上一句：“什麽教育部不教育部的，管不著我們九十四軍。”第二天，王世襄將其與九十四軍交涉一事麵告朱家驊秘書後，那位秘書也隻是淡淡且無奈地說：“那就等等再說吧。”那位秘書也許是同情王世襄天津的無果之行，遂讓王世襄搭乘朱家驊的專列返回北平，不料由於豐台站鐵軌出現故障，專列臨時改停在了西直門車站。專列到站後，國民政府大員朱家驊隨即被沈兼士等教育部的下屬官員簇擁著絕塵而去，而當王世襄從車站步行走到西直門時，城門卻早已經關閉了。不得已，王世襄隻好打電話找到沈兼士的秘書費致德說明情況，最後才頗費周折地進了城，等他回到家中已經是午夜時分了。
隨後，調查接收德商楊寧史青銅器一事就此擱置，直到民國三十四年（1945）12月28日才出現轉機，一舉解決了接收楊寧史青銅器與收購郭觶齋所藏大量瓷器兩件清理文物大事。原來，某日王世襄為接收楊寧史青銅器一籌莫展向朱啟鈐先生請教今後將如何開展清理戰時損失文物一事時，朱桂老笑著說：“你今天來得正好，下午宋子文來看望我，你中午就別回家了，在我這裏吃飯，趕快把洽辦楊銅、郭瓷的經過及當前存在的問題簡要地寫個節略，等他來時我當麵交給他。”
果然，午飯後國民政府政務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宋子文來到了朱啟鈐先生位於東裱褙胡同的府第，王世襄旁聽了朱桂老與宋子文交談的全過程，朱桂老先談及他過去所藏一批古代絲繡現在長春需要保護後，隨即談到了收購郭觶齋瓷器與接收楊寧史青銅器兩件事。這時，朱桂老將王世襄中午所寫的節略交給了宋子文，並用手指著王世襄說：“他是專門派來清理戰後文物的，我說得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補充。”宋子文接過節略看了一下，隨即向朱桂老表示他馬上辦理這兩件事，而朱桂老則進一步建議說：“郭家的情況，中南銀行經理張重威最熟悉，我準備找張重威和郭昭俊麵談一次，再請張到中南海去見你好不好？”對此，宋子文也表示同意，之後便離開了朱桂老的府第。在此，關於收購郭觶齋瓷器一事暫緩解說，下麵我們還是先來看一看接收楊寧史青銅器的具體過程。
宋子文自朱桂老家離開後不久便前往南京，途經天津暫留時，專門找到德商楊寧史與其談了接收其所藏青銅器之事，表示在名義上算是由其呈獻，並答應在故宮博物院為其開辟專門陳列室，還準許德國人羅越與康斯頓前往故宮博物院參閱這些器物直至他們將有關圖錄編寫完成。民國三十五年（1946）1月18日，沈兼士與故宮博物院分別接到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及敵偽產業處理局北平辦公處的通知，可以前往北平台基廠外商運輸公司百利洋行裝運楊寧史所藏的那批青銅器。至此，王世襄才明白，原先楊寧史所說其所藏青銅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內是一個謊言，其目的是想增加王世襄查沒這批文物的困難，以便伺機偷運出境。
1月22日，由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派車，王世襄等人親自前往台基廠裝運楊寧史所藏青銅器，隨後直接運送到故宮博物院禦花園絳雪軒進行清點交接。參加清點接收的人員除了沈兼士、王世襄與周士莊等代表“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之外，還有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專門委員曾昭六、董洗凡，故宮博物院總務處處長張庭濟，鑒定人於思泊、鄧以蟄，以及趙席慈、唐蘭、於省吾等人，點交一方有楊寧史、羅越與康斯頓三人。清點交接完畢，由楊寧史所藏一百二十七件古青銅器和一百三十六件古兵器隨即被送到古物館延禧宮庫房存放，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則在絳雪軒設宴款待楊寧史等人。三天後，即1月25日，《華北日報》上刊登的標題為“德人楊寧史呈獻所藏古銅器經我接收在故宮陳列”的一則消息：
德商禪臣洋行華北經理楊寧史，酷好中國藝術，搜藏古代銅器及兵器，中多商周時代精品。宋院長上月蒞平獲得關於文物報告，過津時，曾召楊晉謁。而楊以該項藏器，原係中國古物，自願全部呈獻我國政府。現經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譚主任（譚伯羽）指派專門委員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特派員沈兼士，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王世襄，故宮博物院處長張庭濟，國內專家於思泊、鄧以蟄等，於一月二十二日在故宮禦花園絳雪軒點收，共二百四十餘件，由故宮博物院保管，並辟專室陳列。據專家稱，此批銅器在學術上甚有價值。
確實，這批在學術研究上具有重要價值的青銅器，不僅全部是生坑所出之器物，而且類別全、涵蓋廣、時代序列完整、器型和花紋圖案都十分精美，其珍貴程度超過民國年間其他各家所收藏品。比如最為著名的戰國宴樂漁獵紋青銅壺、商饕餮紋大鉞及諸多鼎、卣、爵杯、玉柄戊等器物，後來在南京舉辦的“抗戰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會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二、收購郭葆昌所藏數百件瓷器一事。緊接接收楊寧史青銅器之後的，便是收購民國年間最著名瓷器收藏家郭觶齋所藏的四百二十二件瓷器，其中包括：後周柴窯瓶一件、唐昌南窯宮碗一件、唐邢窯三件、宋景德鎮窯十件、宋鈞窯九件、宋東窯八件、宋汝窯四件、宋官窯三件、南宋官窯四件、宋龍泉窯八件、宋哥窯六件、宋定窯十一件、宋建安窯三件、宋建陽窯五件、宋河南窯一件、宋磁州窯一件、南宋吉州窯九件、南宋廣窯五件、金宿州窯三件、元臨川窯二件、元樞府窯五件、元景德鎮窯一件、元鈞窯天青窯二件、元龍泉窯二件、明鈞窯三件、明景德鎮窯十一件、明處州窯一件、明德化窯五件、明洪武窯二件、明永樂窯九件、明宣德窯二十七件、明廠官窯八件、明成化窯二十九件、明弘治窯二件、明正德窯九件、明嘉靖窯五件、明隆慶窯一件、明萬曆窯二件，以及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大量瓷器。由此可見，郭觶齋所藏瓷器時間跨度大、種類器型多，可以說幾乎涵蓋了中國陶瓷史上各個階段的代表器物。
那麽，這位藏有如此豐富瓷器的大藏家郭觶齋到底是何許人也？
郭觶齋，本名郭葆昌，字世五，觶齋是其別號。出生於清同治六年（1867）的郭葆昌，是河北定興人，年少時便進入北京城闖蕩，先是在西城區羊市大街古玩鋪當學徒，由於他辦事機敏又好學上進，很快就掌握了一定的古物鑒定知識和經驗，並對古董經營也積累了自己的心得。後來，郭葆昌在一個偶然機會得以進入袁世凱府中當差，憑著自己多年在市井中磨煉出的善於鑽營的心性，很快便當上了袁府總管。對此有傳聞說，一天袁世凱在庭院中散步時，見池內缺少荷花，不由心生感歎，這讓在一旁伺候的郭葆昌記在了心裏，他連夜從老家定興運來兩車荷花栽入池中。第二天袁世凱忽然見到庭院中荷花滿池，心中十分驚喜，於是便提拔郭葆昌當了袁府總管。自此，精明幹練的郭葆昌不僅發家致富大肆收藏古物，還因其精於鑒定古瓷器而被袁世凱授命管理景德鎮瓷窯事務，並燒製出了極為著名的“洪憲瓷”，這使他在古陶瓷收藏鑒定方麵成為一代大家。
再後來，“洪憲皇帝”袁世凱一命嗚呼，郭葆昌這位袁府總管便以自己在古陶瓷鑒定上的精深造詣和豐富的收藏，被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任命為該院瓷器館館長。就此，郭葆昌開始潛心於古陶瓷方麵的研究，並因工作之便而有機會查閱大量清宮舊檔，翔實考訂雍正、乾隆年間官窯瓷器總監唐英的一生事跡，編纂出了《唐俊公先生陶務紀年表》這一清代官窯瓷器研究的開山之作。至於郭葆昌編撰的另一書《瓷器概說》，不僅成為瓷學研究者的入門讀物，而且由於是用中英文雙語所印，也成為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係統介紹中國瓷器的專著。這部《瓷器概說》的英譯精準而優雅，堪稱同類學術著述英譯之範本。另外，郭葆昌在其壽誕時精心編印的《項子京藏瓷器圖譜》，如今已經被收入善本之列。當然，最引人注目的則是郭葆昌將自家所藏瓷器編成燕瓷圖譜，也就是那部多達二十冊的《觶齋瓷乘》。
作為民國年間最著名的陶瓷收藏家，郭葆昌不幸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因胃癌病逝，其所藏瓷器隨後由其子女郭昭俊等人所有。民國三十四年（1945）10月，王世襄離開重慶前馬衡曾特意叮囑他說：“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宋瓷有的很精，清官窯古銅彩犧耳尊連故宮都沒有。你到北平後要注意這一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懇切地談一談，最好不要讓它散掉，將來完整地歸公家收藏才好。”所以，王世襄回到北平後便專程找到郭昭俊與其協商，郭昭俊表示他也不願意看到其父所藏的這批瓷器散落四方，如果政府部門能夠收購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過，由於郭家所藏這批瓷器不屬於敵偽資產，除了收購外確實別無他法，而當時要想申請到這樣一大筆專款，實在是一件容易遭到非議的事情。為此，王世襄先後向馬衡和沈兼士做了匯報，但他們也想不出具體辦法，直到王世襄拜望朱啟鈐先生時才出現了轉機。
前麵談到宋子文看望朱桂老時，朱桂老當麵向其提及應該保護長春那批絲繡、接收楊寧史銅器及收購郭觶齋藏瓷三事，朱桂老並表示要找中南銀行經理張重威和郭昭俊麵談。當晚，朱桂老便將張重威與郭昭俊兩人找到了其府第，具體商談收購觶齋藏瓷一事。經過磋商，由郭昭俊立即準備一份呈文，讓張重威於第二天送到中南海呈交宋子文，同時郭昭俊將其父郭葆昌編撰的《觶齋瓷乘》二十冊送到朱桂老處，然後再由王世襄組織人員將《觶齋瓷乘》抄成清冊，以便將來對照該冊清點接收這批瓷器。另外，王世襄還遵照朱桂老之意，草擬了一份接收這批瓷器的具體辦法。
民國三十四年（1945）12月30日，王世襄與張重威、郭昭俊三人按照朱桂老與宋子文前一天之約定，前往中南海懷仁堂拜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向其匯報了朱桂老與郭昭俊等人洽談收購瓷器的經過。不久，宋子文便批示由財政部撥款十萬美金收購了郭葆昌所藏這批瓷器，並為郭昭俊在中央銀行安排了工作，隨後便由郭昭俊與張重威兩人親自到故宮博物院麵告張庭濟，商定日期前往八麵槽錫拉胡同14號郭府清點接收。自民國三十五年（1946）2月20日至23日，由故宮博物院、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及王世襄與周士莊代表的“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三方共同前往郭府，對照《觶齋瓷乘》中所載瓷器的照片及注明尺寸等，逐箱逐件一一進行清點後再裝回原箱，最後加貼上故宮博物院封條，直接運往故宮博物院存入了古物館延禧宮庫房。與接收楊寧史銅器一樣，王世襄於同年10月與故宮博物院古物館人員在景陽宮後院的禦書房，為郭葆昌所藏瓷器也開辟了專門陳列室。關於這批瓷器的文物學術價值，有專家指出，即便與故宮博物院原有藏瓷相比較，也稱得上是極為難得的瓷器珍品。
其實，與這批瓷器收藏相比而言，郭葆昌所藏古代書畫在當時的藏家中也可以說是罕有比肩者，比如其中最著名的王珣《伯遠帖》與王獻之《中秋帖》。作為乾隆皇帝“三希堂”法帖中的“二希”，有資料記述說《伯遠帖》和《中秋帖》是郭葆昌於20世紀30年代初從天津所收購，其實早在瑾太妃命小太監將此二帖悄悄售於北平一名叫品古齋的小古董鋪時，就被郭葆昌用重金收購秘藏了。而正因郭葆昌有此之舉，遂刺激大收藏家張伯駒不惜傾其全力收購了陸機的《平複帖》，才使其心理稍感欣慰與平衡。如今，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占有極其重要地位的這三帖，已經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
關於郭葆昌所藏“二王之帖”回歸北京故宮博物院一事，據有關資料記載說，曾被郭昭俊於20世紀40年代末攜至台灣準備售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後因該院剛剛搬遷至台無力收購，又輾轉到香港作為抵押品向一家英商銀行貸款。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郭昭俊因不能按期還款準備將此二帖售予該銀行，此事被時任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經理即徐森玉之長子徐伯郊得知，他一邊力勸郭昭俊不應將此二帖售於海外，一邊迅速向時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父親徐森玉和國家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匯報，隨後由徐森玉和鄭振鐸兩人（也有資料說是由張珩張蔥玉和鄭振鐸兩人）上報中央人民政府，並報請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撥專款予以購回。
至於《觶齋書畫錄》中所收其他諸多書畫巨跡，除了唐寅（字伯虎）《孟蜀宮妓圖》和仇英（字十洲）《滄浪漁笛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外，其他書法名跡大都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中。比如，宋王嚴叟《墨梅卷》和元鄒複雷《春消息圖卷》今藏於華盛頓佛利爾博物館，元王淵《鴝鵒梅雀圖》現藏於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另外，曾由清皇室收藏的書畫名跡，如焦秉貞《午瑞圖冊》和文俶《宜男圖卷》等，至今仍散落民間不見蹤跡。由此可見，郭葆昌作為一代收藏大家，其人生經曆實在是充滿了傳奇色彩，其收藏也堪稱曆經波折。
三、追查收回美軍中尉德士嘉定非法接收日本人所藏宋元瓷器一事。民國三十五年（1946）3月15日，王世襄得到北京成古齋古玩鋪商人孫成章的報告，說天津古玩商人李文治知道日本人原田廣治和稅田義人藏有一批精美的宋元瓷器，應該予以追查收繳。於是，王世襄遂宴請孫成章在北平墨蝶齋吃飯，並在飯桌上商定於3月21日一同前往天津辦理此事。恰巧，這一天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張之奇、李爾康兩人也要到天津察看一批沒收自日本人的文物，於是王世襄與他們一同前往。到達天津後，王世襄與張之奇、李爾康及敵偽產業處理局駐津辦事處人員共同察看了那批被沒收的文物，因多是近年仿製石刻而非文物，王世襄遂將主要精力放在追查原田廣治和稅田義人所藏的那批瓷器上。
當王世襄等人找到天津古玩商人李文治，並向敵偽產業處理局駐津辦事處及天津市警察局說明來意後，那兩處也均派人與王世襄等共同找到了原田廣治、稅田義人這兩名日本人。不料，原田廣治和稅田義人兩人卻說他們因為知曉不能攜帶中國文物出境，已經將那批瓷器轉讓給了美軍中尉德士嘉定。非常巧合的是，這位美軍中尉德士嘉定就居住在原田這兩名日本人的樓上，於是王世襄等人當即帶領原田這兩名日本人與其當場對質，美軍中尉德士嘉定見狀無法抵賴，遂承認他確實接收有這批瓷器，但已經采取軍郵方式寄往了美國。
對此，王世襄並沒有放棄追查，而是在嚴厲指出其行為違反了中國有關法令規定之後，令其與原田等人開具出這批瓷器的品名、件數，以及郵寄的地點、收件人姓名、日期和收執號等內容，然後拿著這些證據前往駐津美軍軍郵處進行核對。在核對無誤後，王世襄便返回北平向行政院院長臨時駐平辦公處、敵偽產業處理局辦公處和南京的教育部“清損會”分別做了匯報。隨即，王世襄又找到沈兼士以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的名義向美軍駐平司令邁爾斯中將發函，通知其美軍中尉德士嘉定的違法行為及所獲證據，要求其追查處理此案。
此後，王世襄因為繼續追查其他幾批文物及就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等原因，未再負責此案，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從原任國家文物局處長王振鐸處得知了其中的具體情形。這批文物已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由美國駐華大使館送交給了國民政府外交部。據有關資料記述，這批由美軍中尉德士嘉定非法接收日本人的瓷器共有二十五件，其中包括：宋定窯碗、宋黑定窯碗、宋梅瓶、元鈞窯香爐、宋香爐、明宣德碗、三代銅器、三代小爵、三代香爐、明初青花梅瓶各一件及鬆畫兩幅；稅田義人贈送美軍的古物二十五件，其中包括清康熙青花壺一件、清乾隆粉彩皿六枚、清康熙青花小壺一件、明青花小壺四件、清雍正青花小杯五件、宋磁州窯花瓶一件、宋龍泉窯皿一件、宋龍泉窯碗二件、元鈞窯碗一件和明青花皿一件。
四、搶救朱啟鈐存素堂舊藏絲繡一事。民國三十五年（1946）5月的一天傍晚，王世襄忽然接到朱桂老的電話，要他立即趕到其府第。原來朱桂老獲悉長春已經被人民解放軍包圍，擔心原先由他收藏的一批古代絲繡在炮火中遭到損毀，遂找到王世襄商量如何進行搶救。眾所周知，朱桂老在發掘、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麵有著多方麵特殊而卓越的貢獻，其中就包括前麵提到《存素堂絲繡錄》一書中所涉及的絲繡文物，而由此隱約可知朱桂老曾藏有一大批珍貴的絲繡文物製品。
據《朱啟鈐的文物賬冊》中記載，朱桂老所藏緙絲刺繡珍品多達兩百餘件，時代自宋至清各個朝代都有，其中最為珍貴的是辛亥革命後收購清恭親王府斥賣之舊藏，至於清內府舊藏及明朝項子京與清朝安岐、梁清標、盛昱等人所藏，也大多被朱桂老所購藏。比如，收錄於《存素堂絲繡錄》中的珍品有：宋緙絲繡線合璧冊（朱克柔緙絲牡丹、朱克柔緙絲山茶、緙絲宋徽宗禦筆花卉）、宋緙絲崔白《三秋圖》軸、宋緙絲《八仙介壽圖》軸、宋緙絲《迎陽介壽圖》、宋緙絲《海屋添籌》卷、宋緙絲吳熙《蟠桃花卉》軸、宋緙絲《蟠桃春燕圖》軸、宋緙絲《天官》軸、宋緙絲《紫鸞鵲譜》軸、宋緙絲牡丹團扇、宋緙絲芙蓉片段、宋緙絲米芾行書卷、元緙絲《釋迦牟尼佛像》軸、元緙絲通景花卉屏障殘幅、元緙絲宜春帖子和《歲朝圖》合璧軸、宋緙絲繡線合璧冊（宋繡瑤台跨鶴、宋繡海棠雙鳥、宋繡梅竹鸚鵡）、宋繡《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明顧繡韓希孟花鳥冊及明顧繡花鳥人物，等等。朱桂老的《存素堂絲繡錄》對中國工藝美術史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朱桂老因為影刻宋版《營造法式》和編印明岐陽王世家文物圖冊，以及創辦中國營造學社等事宜，特別是閑居天津期間被蔣介石勒捐一百萬元銀洋軍餉後，經濟嚴重拮據。即便如此，當日本商業巨頭大倉喜八郎準備以銀洋一百萬元購買他的這批絲繡時，朱桂老婉言謝絕。後來，朱桂老經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張學良的介紹，在不得出售給外國人（當時主要是指日本人）的前提下，以二十萬元的價格賣給了東北邊業銀行。很顯然，這批絲繡價值遠不止二十萬元，朱桂老之所以在困境中如此行事，明顯帶有捐贈意味。
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後，這批珍貴絲繡隨邊業銀行一同陷入日本正金銀行之手，朱桂老遂通過曾任吉林省財政廳長、後任偽滿洲國中央銀行總裁、其盟弟榮厚（字叔章）的職務之便，設法將這批絲繡定為偽滿洲國的“國寶”，從而得以長期保存在東北邊業銀行保險庫中，而不致被日本人劫奪而去。與此同時，偽滿洲國還在日本編印了三百部《纂組英華》大型圖錄行世，遂使這批絲繡成為聞名世界的珍貴文物。當朱桂老得知保存有這批絲繡的長春城已經被人民解放軍所包圍，並隨時都有可能被戰火毀壞的消息後，內心十分焦急不安，所以早在宋子文來看望他時就曾囑托其設法予以保護。
如今，朱桂老之所以急招王世襄來見他，是因為他得知國民政府第一夫人宋美齡已經來到北平，並即將飛赴東北戰場，所以希望通過宋美齡能夠搶救出這批珍貴的絲繡文物。於是，當王世襄急忙趕到朱桂老家時，朱桂老便告知他說：“現長春被圍困，危在旦夕，如遭轟炸或發生巷戰，絲繡極可能被毀，所以最好是搶運出來，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現在宋美齡已到北平，將去東北，你趕快用‘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及你個人的名義，寫一個呈文，就說長春危急，這批絲繡十分重要，建議將它空運到安全地點。寫好呈文交給我，一切就不用你管了。”王世襄遵照朱桂老所說趕寫了一份呈文，朱桂老親自修改後又讓王世襄重新謄抄了一遍。後來，當王世襄接到教育部“清損會”秘書郭誌嵩從南京寄來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的一封申斥信時，才得知那批絲繡已經空運到北平存放進了中央銀行的保險庫。
原來，當朱桂老將那份呈文及親筆信麵交宋美齡後，宋美齡隨後在東北觀賞了那批絲繡文物，並經其幹預將那批絲繡文物安全地搶運出了戰火紛飛之地。到了民國三十六年（1947）3月，當王世襄從日本押運一批善本書回到故宮博物院工作時，他又得知那批絲繡已經撥交給了故宮博物院。大約在1951年，遼寧省博物館通過國家文化部從中協調，以其所搜集的溥儀當年從故宮攜帶出的若幹善本書為條件，將那批絲繡又調換回了東北。
五、接收溥儀遺留天津張園保險櫃中大批珍貴文物一事。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10日前後，王世襄應沈兼士之召前往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受命前往天津張園接收溥儀存放在保險櫃中的一批重要文物。原來，日前駐平美軍上校葛利告知沈兼士，駐津美軍在末代皇帝溥儀曾經的寓所張園內發現了兩具保險櫃,發現時一具保險櫃已經被打開，內裏空無一物；另一具用鐵鎖鎖著，不知其中有何物品。葛利上校之所以通報國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是希望“清損會”能派人與美軍一同前往天津打開這具保險櫃，如有物品以便當場接收。隨後，王世襄便按照沈兼士之交代，立即告知敵偽產業處理局辦公處，接著又趕到東交民巷與美軍上校葛利協商前往天津的日期。經過協商，雙方前往天津的時間定於7月16日，但葛利上校因有其他事務，遂派美軍代表克利夫斯與王世襄一同前往。到達天津後，王世襄與克利夫斯首先來到了敵偽產業處理局駐津辦公處請其派人參加，再到美軍駐津辦事處請他們也派人參加，隨後三方一同趕往張園。
坐落在原日租界宮島街的張園，是一棟建造於民國四年（1915）至民國五年（1916）間的紅磚洋房，原先是清末湖北提督兼駐武昌第八鎮新軍標統張彪的私人花園住宅。由於園內砌築假山，築引水池，還種植有諸多名貴花木，每當鮮花盛開時，園內花香四溢，所以取名“露香園”，又因其主人姓張，故人們稱之為“張園”。不過，張園的名氣並非來自原主人張彪，也不是因為民國十三年（1924）孫中山先生北上來津時曾在這裏下榻過，而是由於末代皇帝溥儀從北京逃到天津後曾經住在這裏。民國十四年（1925）2月24日，溥儀於舊曆“龍抬頭”這一天，在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警察署和便衣特務們的“護送”下，從北京前門火車站化裝逃往天津。初到天津時，由於時間倉促，準備不足，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隻得將溥儀等人安排住進日租界內的大和旅館，後來才租住了張園。
據說，末代皇帝溥儀逃亡天津後，平常難得一見“龍顏”的張彪為了表示忠心，親往收拾花園及布置屋內陳設，還專門跑到市場上買來了當時新奇的無線電收音機送給這位末代皇帝。對此，落寞的皇帝溥儀心存感激，在民國十六年（1927）張彪患病時，特意派“禦醫”為其診治，並在張彪彌留之際贈其“忠恪”二字諡號，以示“皇恩浩蕩”。後來，張彪因病勢嚴重去世，溥儀又為其題寫了“心如金石”的匾額，以示對張彪忠心的嘉勉。既然末代皇帝能駕臨張園，並對張園主人嘉勉有加，想來張園建造得自然是不同凡響。
確實，現今地址變更為鞍山道59號、功用改為天津市少年兒童圖書館的張園，建築平麵呈“丁”字形，是由一棟坐東朝西二層磚木結構主樓，與一排坐南朝北西式平房相連而組成，並在主樓突出的西北角設有一座角樓。在整個建築的外簷牆裙和門窗套上，飾有許多道水平線角，並以水刷石裝飾牆麵，就連牆身也是用清水磚砌築而成。在主樓的正門前，是一個由三麵拱券支撐的大平台，下麵兩側設有坡道，以供汽車直接駛入門廳。穿過以大理石鋪設牆裙和地麵的過廳，迎麵大廳內是兩座木質樓梯，樓梯與二樓外挑的木回廊相連接，在樓梯欄杆和扶手上都刻有精美的花飾，就連樓梯休息平台上的采光窗戶，也是用玉蘭花圖案的玻璃裝飾而成，室內顯得十分明亮而考究。進入大廳，在天井中央安裝有華美的大吊燈，四麵牆壁上也裝有許多造型精妙的壁燈。在主樓一、二層的側麵，同樣設有外挑的大采光窗，主樓屋頂是大筒瓦四坡頂，具有典型的西洋古典主義風格。以內走廊與主樓相通的西式平房，室內裝飾同樣十分考究，四麵牆壁安裝有護牆板、雕花木護角、掛鏡線和窗簾盒等，就連門窗處也設有窗口板和筒子板等。不過，使這排西式平房充滿一種靈動生機的，則是平房前那用巨大條石砌築而成的露台，因為其上特意設計有一眼噴泉，噴薄而出的泉水總是給人一種希望。當然，末代皇帝溥儀在這裏的“生機”和希望，似乎就是整天琢磨如何潛逃到中國東北，以望在其祖上肇基之地東山再起。在此，至於溥儀的最終結局如何，已經不是張園所應承載，因為它的曆史使命隻是一個過渡。不過，十多年後張園竟然見證了一樁與溥儀有著直接關係的文物回收案，而負責具體事宜的就是王世襄。
王世襄等人到達張園看見那具保險櫃時，已經是下午5點多鍾了。當時為了打開保險櫃櫃門，先是找來專門修配鐵櫃鑰匙的匠人，可是那匠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能將保險櫃打開，最後隻好用氧氣噴火器將櫃門燒開，在其中發現了二十一個手提式小型保險匣。由於已經是夜間10點多鍾，不便清點，而第二天才有火車返回北平，所以三方決定先將那二十一個保險匣用封條封存，並用汽車押運到美軍辦事處的一間庫房，庫房門窗一律用鐵鎖鎖上，同時美軍加派士兵負責看守執勤。一切安排停當，王世襄又連夜打電話向馬衡和沈兼士做了匯報，商定第二天押運這批物品乘坐特快返回北平，並請派車前往車站接運。
第二天，也就是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18日，王世襄等三方人員在驗看封條完好無損之後，便在美軍派遣的多名士兵的保護下共同押運這批物品返回北平。王世襄等人到北平時，敵偽產業處理局辦公處、故宮博物院和沈兼士及美軍葛利上校都派人派車在車站迎接，並直接將這批物品押運到了故宮博物院禦花園絳雪軒進行清點。清點時，現場除王世襄等押運人員及十多名負責打開保險匣的工作人員之外，還有沈兼士、馬衡與葛利等人。物品多達一千多件，大多屬於細軟一類，其價值堪稱連城。由於件頭小、數量多，故每清點一件便登記在冊，以便將來整理時核實無誤。所以，當這批物品徹底清點完畢送入延禧宮庫房時，已經過了午夜時分。
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20日，《華北日報》以“溥儀出宮時攜去文物經美軍在天津發現現已運平移交故宮博物院”為題刊登消息，對王世襄等人接收這批文物進行了詳細的報道。7月21日，王世襄陪同馬衡院長拜訪了美軍上校葛利，對他表示感謝，後又設宴招待了葛利上校與克利夫斯。再後來，王世襄在回憶文章稱：
這批物品中，現在還能記得的珍品有古玉數百件之多。近年編入《故宮博物院藏工藝品選》的商代鷹攫人頭玉佩無上精品，即是其中之一。新中國成立後故宮發現乾隆時為古玉特製的分屜匣，屜中依每件玉形挖槽製囊，玉形都可與槽形對上。當時溥儀出走，棄匣取玉，遂致玉、匣分離。宋元人手卷有四件，都高不及尺，它們是：宋馬和之《赤壁賦圖卷》、元鄧文原《章草卷》、元趙孟頫設色《秋郊飲馬圖卷》及《老子像道德經書卷》。此外有古月軒琺琅煙壺、痕都斯坦嵌寶石玉碗、嵌珠寶琺琅懷表等。至於黃楊綠翡翠扳指等，更是價值連城，使同批物品中的金銀器顯得黯然無色。
有的物品為故宮後來開辟的珍寶館確實增添了光彩。比如：五百五十件玉器、三十五件瓷器、七十二件珠寶飾物、八十二件翡翠、三十九件朝珠手串、二十四件金器、五件書畫、十八件景泰藍琺琅、六十四件洋表、四十四件煙壺、二件銅鏡、七十件圖章、七件舊筆、五十八件文玩什物及十五件雜項。
六、接受海關移交德孚洋行文物一事。民國三十五年（1946）9月10日，王世襄接到敵偽產業處理局北平辦事處的通知，說是海關扣留了德商德孚洋行的十幾箱物品，現已運到東城區本司胡同，希望故宮博物院派人予以接收。三天後，王世襄、周士莊與海關一名叫陶器（或契）的工作人員及故宮博物院有關人員前往本司胡同，將那十幾箱物品運往故宮博物院的禦花園。據說這是一德國民俗研究機構或博物館所搜集的物品。由於這批物品件頭較大，不宜在絳雪軒內進行清點，故改在絳雪軒北麵的一個亭子內。遺憾的是這批物品並非都屬文物範疇，大多屬於近代工藝品，比如晚清服裝、木佛、年畫、皮影戲人、剪紙、日用銅器及錫器等。所以，這批物品經清點後並沒有存入延禧宮庫房，而是存進了禦花園堆秀山東麵的一棟小樓內。直到1979年，當故宮博物院派人向王世襄了解這批物品來源時，王世襄才得知這批物品依然存放在故宮博物院內。
這就是王世襄當年負責或參與清理的六批文物情況。後來教育部特派員兼“清損會”代表沈兼士不幸中風而逝，王世襄也將主要精力投向了他夢寐以求的故宮博物院建設當中。不過，王世襄雖然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10日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但他此後依然以“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的名義在工作，特別是參加組織“抗戰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及前往日本交涉賠償文物事宜，王世襄都在其中擔負重要角色，所以在此一並詳細記述似乎並不勉強。
民國三十五年（1946）春天，王世襄按照教育部“清損會”秘書郭誌嵩來函所示，參照《現在日本支那名畫目錄》《泉屋清賞》及《爽籟館藏畫》等書籍，輯錄了一本中國重要文物現藏日本的目錄，以便赴日開展交涉賠償文物等事宜。果然到了民國三十五年（1946）八九月間，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告知王世襄說，教育部“清損會”來函準備派遣人員前往日本交涉賠償文物事宜，原本打算派文博名家徐森玉前往，因徐森玉年老體弱不宜遠行，且徐老不通外文需帶翻譯一名，這將增大編製且增加花費，所以準備改派王世襄擔此重任。當時，王世襄正積極投身故宮博物院的基本建設當中，對於前往日本交涉文物賠償事宜並無多少把握，故對此一時未置可否。接著，教育部“清損會”來函通知將於當年11月在南京舉辦“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要求故宮博物院挑選新入藏的文物參加展覽，於是王世襄與已經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的周士莊兩人，遵照馬衡與唐蘭等人安排從楊寧史青銅器陳列室中挑選出部分精品，前往南京參加該展覽。
為期一周的文物展覽結束後，由周士莊押運這批文物返回北平。而王世襄則與因故宮博物院事宜趕來南京的馬衡一同參加了由教育部“清損會”召開的會議。會議議題有兩個：一是各區匯報一年來清理戰時損失文物情況及收獲；二是討論前往日本交涉文物賠償具體事宜。此後他以中國國民政府教育部“清損會”專員身份，被分配在中國赴日代表團第四組，即文化教育組，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兩個月的清理、調查和追索文物工作，這當屬他人生曆程中“戰後追寶”的又一曆史功績。
王世襄作為中國赴日本代表團文化教育組的成員前往日本的任務主要有三個方麵，即運回被日寇搶去的國民政府中央圖書館善本書一批，向日本政府追查戰爭時期中國各地損失的公私文物下落，與日本政府進一步交涉以期達到“以類賠償”，這也是教育部“清損會”在南京召開的那次會議所討論的內容。任務明確後，王世襄將自己一年多來清理戰時損失文物工作所經手的賬目、單據及文件等，都向“清損會”主任委員杭立武及其秘書郭誌嵩做了交代，並從他們那裏領取了兩千元美鈔作為赴日工作費用，接著又往返南京與上海兩地辦理了簽證、護照及機票等相關事宜。
同年12月的一天，王世襄飛抵日本羽田機場，由代表團工作人員李漢援接到中國赴日代表團駐地，隨後向其所在第四組即文化教育組組長、北京大學原教授張鳳舉報到。令王世襄感到高興的是，在代表團裏他還遇到了求學燕京時的老師吳文藻與冰心夫婦等人，這使他在日本工作期間遇事有了請教和商量的對象。其實，在民國三十五年（1946）3月31日，中國的這一代表團就已進駐日本，其使命是作為同盟國勝利方一成員前往日本參加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以及接收在“二戰”中被日寇掠奪的本國物資等，團長是因此而為人們所熟知的朱世明將軍。
不料，當王世襄參照聯合國會議所製定的有關文物賠償規定，準備向日本政府提出這些損失文物的賠償要求時才發現，如果按照這一規定要求聯合國駐日本有關機構督促日本政府進行賠償的話，必須明確是在“二戰”期間被日寇劫奪或盜竊之文物，而且還要提供一份注明有這些文物的名稱、年代、形狀、尺寸、重量、原在何處、原所有人、何時被劫奪、劫奪該文物的日寇部隊番號等的詳細材料。
很顯然，聯合國的這一規定對要求賠償的一方極為不利，或者說有明顯傾向甚至是偏袒日本國之嫌疑。比如，中國人民在那國破家亡連自身生命都無法保障的戰爭歲月裏，有誰會在炮火連天的狂轟濫炸中去留心記錄那些損失文物的有關詳細信息呢？比如，屬於嚴格保密範疇的日軍部隊番號，中國人民又如何能夠知曉得清楚呢？盡管聯合國有此不合理之規定，王世襄還是積極搜集材料向日本政府提出賠償的要求。在聯合國這一規定偏袒下，日本國僅以材料不全無從尋找為借口，便輕而易舉地回絕了這一要求。此路不通，王世襄轉而希望與日本政府交涉“以類賠償”事宜。可是他的這一提議當即遭到了中國代表團第四組組長張鳳舉的反對，因為張鳳舉知道聯合國有關規定中並沒有什麽“以類賠償”的說法。按照規定即使是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清損會”會議上所討論的決定，在這裏也必須以第四組的名義請示代表團團部。當張鳳舉就此事向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口頭提出時，朱世明將軍也告知說這牽涉聯合國所規定賠償的原則問題，根本不可能在中國代表團與日本政府之間得到解決。
對此，王世襄隻得將此情況向“清損會”進行匯報，並提議由中國政府在聯合國會議上爭取“以類賠償”的要求。
既然交涉文物賠償一途難以通行，王世襄遂決定從文物調查入手，就像在國內“清損會”平津區開展工作一樣，隻要找到被日寇所劫奪盜竊文物的下落，便可據此提出賠償的要求。於是，王世襄首先找到設在日本東京一條街道上的負責管理日本文物的美國機構，在一位工作人員的熱情接待下，查閱了部分已經編寫好的文物卡片，從中獲悉一些有關中國文物古建築遺址被損毀的信息。因該機構當天已到下班時間，王世襄遂與那名工作人員約定第二天繼續查閱。不料，第二天還沒等王世襄前往該機構，那名美國工作人員竟然在清晨找到王世襄所在代表團的駐地，說昨天因擅自讓王世襄查看有關文物卡片，已經遭到了該機構負責人霍利斯和李雪曼的責備，聲明如果王世襄想繼續查閱那些卡片資料，必須由中國代表團通知美國代表團，並與美國該文物負責機構事先約定時間，否則即便王世襄前往該機構也不能予以接待。然而，當王世襄按照有關規定辦理好所需手續向該機構提出要求時，該機構多次以事務太忙沒人接待為由予以拒絕，實際上就是防止中國方麵獲知有關信息從而接收回損失的文物。
當然，這並不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揣測。因為民國三十七年（1948）王世襄在美國考察博物館時，獲知那位霍利斯已從克利夫蘭美術館辭職，後成為一名經營中國文物而暴富的古玩商。確實，王世襄在日本追查交涉文物賠償處處受阻碰壁並非個別現象，比如同時在日本追查“二戰”期間失竊的中國周口店北京猿人頭蓋骨一案，同樣因為美國相關機構從中作梗，使中國代表團在追查過程中一籌莫展，並使原本較為清晰的追查線索變得撲朔迷離，成為了今天世界的一大謎案（關於北京猿人頭蓋骨失竊及追查過程中驚險曲折的曆史舊事，筆者曾在拙作《迷失周口店》一書中有過較為詳細的記述，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讀，從中可推知王世襄在日本追查文物之艱難）。在日本交涉文物賠償事宜舉步維艱，王世襄遂萌生了回國參加故宮博物院基本建設的想法，而當他寫信分別向馬衡和杭立武表達這一想法時，卻得到“清損會”秘書郭誌嵩的回信稱遵照杭立武的要求讓其隨同中國代表團在完成同日本的交涉工作後一同回國。對於這一回信，心係故宮博物院的王世襄並沒有接受，他遂將自己要求回國的希望寄托在代表團的批準上，而要想得到代表團的批準，非由團長朱世明將軍親自批示不可。可王世襄作為代表團的一般成員，是很難見到或直接向朱世明將軍請示的，他這時便想到請老師吳文藻與冰心夫婦從中引見。果然，當王世襄在吳文藻與冰心夫婦引見下，向朱世明將軍匯報因在文物追償過程中受到種種阻礙而想回國參加故宮博物院工作時，朱世明將軍表示，如果王世襄一定要回國的話就負責把那批已經查明的善本書押運回去。得到朱世明將軍這一許可後，王世襄一邊將此情況向杭立武寫信匯報，一邊積極運籌押運那批善本書回國等有關事宜。
有必要交代的是，在詳述王世襄押運這批善本書回國具體經過之前，應該讓讀者了解關於這批善本書的來源、被日寇劫奪及被中國代表團查獲的過程。
數百年來，江南作為中國文化最繁茂的區域，不僅文人薈萃、佳作紛呈，領中國人文之風騷，而且讀書、愛書、刻書、藏書蔚然成風，從而催生出了諸多大藏書家及其聞名遐邇的藏書樓。比如，並稱晚清四大藏書樓的歸安皕宋樓、聊城海源閣、常熟鐵琴銅劍樓和杭州八千卷樓；比如，繆荃孫的藝風堂、李盛鐸的木犀軒、葉德輝的觀古堂、鄧邦述的群碧樓、董康的誦芬室、傅增湘的雙鑒樓、蔣汝藻的密韻樓、劉承幹的嘉業堂、宗舜年的咫園、朱希祖的酈亭、劉世珩的玉海堂、鄧實的風雨樓、張均衡的適園、葉景葵的卷盦及張元濟的涵芬樓，等等，多由江南著名文人、仕宦之家或實業家所創設。遺憾的是，所有藏家都沒能跳出藏品最終散失的宿命，有的是因為子孫不善或不願守業將其散賣，有的是因為仕途遭受厄運無法留藏，有的是因為經營慘淡無力為繼，有的是因為遭遇戰爭導致損毀失散，總之，作為收藏家鮮有藏品永存不散之理，除非像本書主人公王世襄那樣將所藏明式家具采取集中捐獻給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方法，否則都必將應驗中國那句習慣性應用到朝代興亡更替規律中的俗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至於民國年間江南諸多著名藏書樓中珍本秘籍紛紛散失的原因，那就不能不歸咎於日本對中國發動的那場罪惡戰爭。
在民國二十六年（1937）8月13日上海淞滬戰爭爆發之前，江南諸多藏書家鑒於國內局勢長年動蕩不安，已經開始出售其所藏圖書，而作為全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大都會上海，無疑成為這些圖書最佳也是最大的交易市場。眼看戰事即開，原本難得一見的珍本古籍竟然以極低的價格予以拋售，一時間各色人等紛紛擁進上海，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搶購風潮。在這一風潮中，有達官貴人、敵偽機構、境外院所、投機書商，也有熱愛中華文明而憂心忡忡的文人誌士，比如由鄭振鐸、張元濟、何炳鬆與張壽鏞等人聯名致電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機構，請求在上海迅速組織成立文獻保存同誌會，並撥付專款搶購已經開始大量流失境外的珍本圖書。
麵對江南文獻慘遭散失毀壞這一嚴重局麵，國民政府有關部門的有識之士積極予以響應與支持。比如時任國民政府組織部部長兼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的朱家驊，先是與中央圖書館館長蔣複璁協商動用原先撥付給該單位的一大筆建築款項，用於在上海搶購這些圖書典籍，隨後又特意派遣蔣複璁與故宮博物院徐森玉兩人秘密趕赴上海，與鄭振鐸、張元濟等已經投身到這場文化典籍搶救行動中的人員，共同展開了在“孤島”上海所進行的這場驚心動魄的中華文化搶救工程。在這個旨在搶購珍本圖書的文獻保存同誌會裏，有創辦商務印書館及涵芬樓的圖書經營者張元濟等，也有精通版本目錄學善於鑒別古籍珍本的專家徐森玉，而且該同誌會的幾乎所有成員都是文化底蘊深厚的學問家，所以他們一加入到上海的這場圖書搶購風潮，便很快有了豐碩的成果。比如，劉承幹的嘉業堂、鄧邦述的群碧樓、劉世珩的玉海堂、鄧實的風雨樓及張均衡的適園等諸多知名藏書樓內的藏書，紛紛被文獻保存同誌會搶購下來。
民國三十年（1941）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文獻保存同誌會不得不停止了在即將全麵淪陷的上海的這場搶救民族文化遺產的行動，隨之策劃將這批搶購下來的文化典籍運送到安全地帶。經過一番磋商後，同誌會決定將這些圖書典籍分兩批運送出上海，一批經香港運送到重慶以便供遷移到那裏的學術文化機構參閱使用，一批也經香港運送到美國，由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負責轉存進美國國會圖書館。遺憾的是，當準備轉運美國的那批圖書從上海運送到香港時，香港隨即淪陷日寇之手，那批圖書便被日寇轉運到了日本東京。到了民國三十五年（1946），中國赴日本代表團成員顧毓秀先生經過一番艱苦查找後，終於在東京市郊帝國圖書館的地下室及伊勢原鄉下發現了這批圖書，隨即與日本政府交涉予以接收，並轉存到東京上野公園和中國赴日代表團駐地。民國三十六年（1947）2月，當王世襄以中國國民政府教育部“清損會”專員身份趕赴日本負責交涉索償戰時被日寇劫奪文物處處受阻而轉念想回國時，中國赴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遂指示他負責將這批圖書押運回國。
對於朱世明將軍交付的這一任務，歸國心切的王世襄雖不敢懈怠但又心存顧忌，因為他剛到日本東京不久，就曾因提議將存放在代表團駐地那十箱善本書搭空載回國的中央航空公司專機運回上海，而受到“清損會”主任委員、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的來信責怪，理由是怕飛機失事損毀了那十箱善本書，其實是因為教育部將承擔部分回航費用。既有前車之鑒，這次王世襄負責押運多達一百零七箱善本書回國，不能不考慮安全及費用問題。於是，王世襄決定用船海運到上海。而要想圓滿完成這一艱巨任務，其間仍有諸多事務需要妥善協調，否則稍有疏忽就極有可能發生事故。對此，王世襄在回憶文章中說，要想采取船運的方式，首先必須將存放在東京上野公園內的圖書用汽車運送到橫濱，然後從橫濱裝船啟運。
雖然從東京上野公園到橫濱碼頭采用汽車運輸隻需一個多小時，但必須保證書運到橫濱碼頭時能夠立即裝船，因為在橫濱一時難以找到可存放這些善本書的保險倉庫。這就需要王世襄預先處理好兩件事：一是查明橫濱確有前往上海的船隻，該船既要有足以存放這一百零七箱善本書的噸位，還須在橫濱碼頭至少停靠三天以上的時間，否則王世襄無法將這批善本書從上野公園運送到橫濱並裝載上船；二是裝船之前必須提前聯係好能夠裝載這批善本書的汽車並告知日本文部省，否則不能直接從上野公園提出這些善本書。即便這兩件事都能夠安排妥當，王世襄還必須行動緊湊，能夠在該輪船裝卸貨物的規定時間內將這些善本書及時裝上輪船，否則因延長裝貨時間而導致輪船不能正點運行時，每在港口碼頭多停留二十四小時將支付數千美元費用。
於是，王世襄在運書之前的那十多天裏，每天上午都要前往橫濱坐在船運公司內探查船隻航運情況，下午再返回東京中國代表團駐地。代表團第四組組長張鳳舉見王世襄每天乘坐高架火車奔波往返於東京與橫濱之間時，竟當麵對王世襄說：“真沒有見過你這樣的人。你現在有清理文物的職務，正可借機去日本各處觀光觀光，給你時間，給你旅差費，何樂而不為？為什麽偏要冒風險急急忙忙去運這批善本書呢？現在國內的人擠破頭想到代表團來，而你卻忙著要回去，真是不可理解！”
對此，王世襄回答說：“故宮有許多事情要做，我不能在這裏耗費時日。”就這樣，王世襄經過十多天的奔波守候，終於查明一艘美國貨船將在日本橫濱停靠三天後前往中國上海，而且船上有足夠存放那一百零七箱善本書的噸位。於是，王世襄立即行動起來，先是報告中國代表團、通知日本文部省、借調運輸汽車、裝運圖書上船，然後告別中國赴日代表團有關成員，乘風破浪押運這批多達一百零七箱共三千兩百八十六部三萬四千九百七十餘冊的善本書回到了中國上海。到達上海碼頭時，王世襄與由鄭振鐸派遣前來迎接的謝辰生、孫家晉等將這批善本書清點無誤後，交由他們二人運走。
據有關資料記載，這批善本書後來先是被運送到了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後來又隨國民黨撤退台灣時被運送到了台灣。後來，台灣著名學者蘇精先生評價說：這是中央圖書館一批空前絕後的精品藏書。任務完成後，王世襄便立即趕往南京向“清損會”主任委員杭立武匯報自己的日本之行，並將護照及有關賬目、單據與剩餘美金一並交還給了杭立武及其秘書郭誌嵩，從而結束了他擔任的國民政府教育部“清損會”一職，開始了他圓夢故宮的一段歲月。
遺憾的是，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物首次大規模回歸之舉，王世襄押運被日寇劫奪的這一百零七箱善本書回國，在當時不僅不為一些人所理解，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還因此遭受審查監禁，其愛國熱忱及搶救中華文化所立功勳被湮滅在曆史煙塵中長達半個多世紀，至今世人多不相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