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尋王世襄匯編匠作則例之源頭，我們從其吟哦的《大樹圖歌》中可以看到這樣幾句詩：
辭家赴西蜀，營造結勝緣。
著書超喻皓，明仲誠空前。
大木展結構，小木示雕鐫。
梓人製器用，矩矱皆相沿。
又讀清則例，諸作紀綦全。
我生一何幸？得窺此藪淵。
確實，要探尋王世襄匯編匠作則例之緣起，就不能不談到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先生的首倡，以及梁思成、劉敦楨和王璧文等先賢在這方麵的開拓之功。記得朱啟鈐先生在《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一文中，對於為何要搜集整理匠作則例是這樣解說的：
功限料例，為民生物力，隆替所關，於時代性尤易表著。清代雍乾年間，工部物料價值，以及各省工料價值諸書，與內庭圓明園等工料則例，皆屬官書，居今稽古，不難推知傭值之高下，物力之變遷。蓋工部所營，如壇廟宮殿城垣及廨舍倉庫，崇卑有度，經製悉備典章。其內庭及圓明園所營，苑囿寺觀，及裝修陳設，穹奇侈多，結構恢詭。然匠心所運，不規矩，曆史象征，故班班可考者也。……輯錄古今中外營造圖譜，方式變化，具有時代性及地域關係，中外互通，東西文化匯合之源流，極有研究之價值，此種圖譜，一經考證，即為文化重要之史料。
因此，朱啟鈐先生在創設中國營造學社之前，就已經搜集了諸多關於建築方麵的匠作則例，諸如宋李明仲《營造法式》與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等等。為了整理和詮釋這些建築術書，朱啟鈐先生發出了“亟欲喚起並世賢哲，共同討究”之呼聲，還指出應該如何開展研究之途徑，那就是“纂輯營造詞匯”“輯錄古今中外營造圖譜”“編譯古今東西營造論著”及“訪問大木匠師”，從而“作精確之標本”“以貢獻於世界”。對此，我們從梁思成當年編訂《營造算例》《清式營造則例》及劉敦楨校編《牌樓算例》等著述的過程中可以窺知。
民國二十年（1931）9月，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初，就決心要破解中國古代建築中那些神秘的“文法”，否則他立誌所要從事的中國建築史研究將無從談起。為此，梁思成對於朱啟鈐先生當年廣泛搜集的關於建築工程方麵的數十冊手抄本和秘籍，首先進行了係統的整理和研究。這些來自於古代匠師自行總結或由官方樣式房偷偷流傳出來的手抄本和秘籍，內容繁複雜亂，術語晦澀難解，計算方法各異，名詞術語混淆重疊，讓人如墜雲霧，不知所雲。
為了弄懂這些內容，梁思成采取朱啟鈐先生指示的方法，首先將這些抄本和秘籍中的名詞輯錄出來，然後參閱古今中外大量相關典籍著述，並虛心向紫禁城當年的老匠師請教，再參照京城建築實物一一指認（諸如“螞蚱頭”和“三福雲”之類的建築術語，都是通過老匠師現場指認實物後才弄明白的）。在大略了解這些手抄本和秘籍的內容之後，梁思成將整理的成果定名為《營造算例》，於民國二十年（1931）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二卷中分三期陸續刊出。再後來，梁思成對《營造算例》又進行了重新校讀，使之更加清晰明白，並以單行本的方式出版。
不過，《營造算例》“刊行之初，不加筆削，以存其真，歸納演繹，尚有所俟”，也就是說隻是簡單地加以整理，保存其真實而已，還需要進一步進行係統的研究。其實，整理《營造算例》是為了解讀“天書”《營造法式》做準備工作，而要真正解讀距當時已有近千年曆史的《營造法式》，光是整理那些手抄本和秘籍還遠遠不夠，還需要對這些或相關內容進行深入係統的研究。於是，梁思成將突破口選擇在了先注解距當時年代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一書上，然後再逆時向上推演。
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是雍正十二年（1734）官方修訂頒行的一部建築術書，全書共有七十四卷，前二十七卷是對二十七種不同建築物的結構及構件材料尺寸的記述，第二十八卷至第四十卷是對鬥拱這一中國古建築標誌性構件的做法、尺寸及安裝方法的詳細記述，第四十一卷至第四十七卷是對門窗隔扇及石作、瓦作和木作具體做法的記述，此後的二十多卷主要是對各作工料的計算。不過，在這部書中卻很少提到如何確定每一種結構的方法和位置，這就需要通過老匠師的指認和現場講解。
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與宋李誡的《營造法式》，是中國流傳於世僅有的兩部建築專書，其他的如《大唐六典》、宋朝喻皓的《木經》、元朝內府的《宮殿製作》、元人薛景石的《梓人遺製》及明朝的《營造正式》等都已失傳。而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距當年僅有兩百年，而且保存完好的建築實物比比皆是，特別是故宮紫禁城近在咫尺，更是破解這部專書的最好參照。對此，梁思成說：“我認為在這種技術科學性的研究上，要了解古代，應從現代和近代開始；要研究宋《營造法式》，應從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開始；要讀懂這些巨著，應從求教於本行業的活人——老匠師開始。因此，我首先拜楊文起老師傅和彩畫匠祖鶴洲老師傅為師，以故宮和北京的許多其他建築為教材、標本，總算把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多少搞懂了。對於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理解，對進一步追溯上去研究宋《營造法式》打下了初步基礎。”
其實，為了破解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梁思成所付出的心血豈止以上簡單所述。當時，朱啟鈐先生認為《工程做法則例》附圖太少，很難說明問題，曾聘請大小木作、琉璃和彩畫等諸多匠師繪製過四百餘幅圖表，但由於這些老匠師沒有受過科學製圖的專業訓練，並對原文理解不透或誤解，致使所繪製的圖表多不適用。於是，梁思成隻好帶領社友邵力工重新進行繪製，對書中各式建築物都繪製了平麵、立麵和剖麵圖，力求對各式建築的做法有一個準確而詳細的解釋。
對於梁思成當年破解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所付出的辛勞，學社成員莫宗江先生後來曾回憶說：“梁先生的工作特點是計劃性極強，一個題目來了，他能很快地定出計劃，而且完全按計劃執行。寫《清式營造則例》，他一邊學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一邊向老工匠學，隻二十幾天就畫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業，一大摞讓我太吃驚了，他一輩子都是如此嚴格按計劃執行，工作效率非常高。”
確實，正是因為有了梁思成這種精益求精和追求效率的工作作風，才使中國第一部以現代科學觀點和方法總結中國古代建築構造做法的入門讀物——《清式營造則例》，終於在民國二十一年（1932）3月全部脫稿。那麽，這是怎樣的一部書呢？對此，梁思成在序言中曾有過明晰的解說，這一解說對研究或想了解中國建築之人有非常之裨益，也可作為王世襄匯編清代匠作則例的先導，故不妨全文錄下：
這部書不是一部建築史，也不是建築的理論，隻是一部老老實實，呆呆板板的營造則例——純粹限於清代營造的則例。
既不是史，所以中國曆代建築之變遷，不在本書敘述範圍之內。各部結構本身的由來和沿革，以及各時代形製特征，雖然全極有趣，與則例有密切的關係，本書也不能枝節的牽涉及之。既不是理論，所以清式建築在結構方麵，力學方麵，美學方麵，實用及其他方麵的優劣所在，也不能在本書內從事探討或評論。但在研究一代建築則例之前，不能不稍有曆史方麵演變的認識及理論方麵基本的了解。故煩內子林徽因為作緒論一章，將這曆史及理論兩方麵，先略為申述介紹。
至於本書的主要目標，乃在將清代“官式”建築的做法及各部分構材的名稱，權衡大小，功用，並於某另一部分地位上或技能上的聯絡關係，試為注釋，並用圖樣標示各部正麵、側麵，或斷麵及與他部相接的狀況。圖樣以外，更用實物的照片，標明名稱，以求清晰。但這些僅以“建築的”方麵為限，至於“工程的”方麵，由今日工程眼光看來，甚屬幼稚簡陋，對於將來不能有所貢獻，故不贅。
清式則例至為嚴酷，每部有一定的權衡大小，雖極小，極不重要的部分，也得按照則例，不能隨意。在製圖之初，我本擬將每部分權衡數目全在圖上注明，終因繁雜混亂，故未實行，而另作成《權衡尺寸表》，附於卷尾備查。
清式營造專用名詞中有許多怪誕無稽的名稱，混雜無序，難於記憶，茲選擇最通用者約五百項，編成《辭解》，並注明圖版或插圖號數，以便參閱。各名詞的定義，隻能說是一種簡陋的解釋，尚待商榷指正。
本書所用藍本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及拙編《營造算例》為主。《工程做法則例》是一部名實不符的書，因為它既非做法，也非則例，隻是二十七種建築物的各部尺寸單，和瓦石油漆等作的算料算工算賬法。這部《則例》乃是從那裏邊“提濾”出來的。《營造算例》本來是中國營造學社搜集的許多匠師們的秘傳抄本，在標列尺寸方麵的確是一部原則的書，在權衡比例上則有計算的程式，體例比《工程做法則例》的確合用。但其主要目標在算料，而且匠師們並未曾對於任何一構材加以定義，致有許多的名詞，讀到時茫然不知何指。所以本書中較重要的部分，還是在指出建築部分的名稱。在我個人工作的經過裏，最費勁最感困難的也就是在辨認，記憶及了解那些繁雜的各部構材名稱及詳樣。至今《營造算例》裏還有許多怪異名詞，無由知道其為何物，什麽形狀，有何作用的。
至於各部許多詳細做法，如拱頭分瓣，鬥底的斜麵，椽徑及角梁的大小等等，在《工程做法則例》和《營造算例》裏，概無說明，而匠師所授，人各不同，多笨拙不便於用。所以在本書圖版及標內，皆使簡單化，但在插圖或文中，亦將舊法解釋，以便參考。
本書脫稿於二十一年三月，為著許多困難，遲至今日克付印。在這將近兩年的期間，我得著機會改正了許多錯誤，增補了許多遺漏，勉強成此。深知清式營造原則，斷不是這短短的文字和幾張的圖表所能解釋詳盡的，隻望能示其基本大概而已。直至書將成印，我尚時時由老年匠師處得到新的知識；所以本書中的錯誤和遺漏，仍必不少，希望讀者不吝賜正。
我在這裏要向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桂辛先生表示我誠懇的謝意，若沒有先生給我研究的機會和便利，並將他多年收集的許多材料供我采用，這書的完成即使幸能實現，恐怕也要推延到許多年月以後。再次，我得感謝兩位老法的匠師，大木作內拱頭昂嘴等部的做法乃匠師楊文起所指示，彩畫作的規矩全虧匠師祖鶴洲為我詳細解釋。圖版第拾貳，貳拾及貳拾肆乃社友邵力工所繪，插圖中有幾張照片也是他攝影的。內子林徽因在本書上為我分擔的工作，除緒論外，自開始至脫稿，以後數次的增修刪改，在照片之攝製及選擇，圖版之分配上，我實指不出彼此分工區域，最後更精心校讀增削。所以至少說她便是這書一半的著者才對。
梁思成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當然，以上隻是梁思成自己的謙虛說法，其夫人林徽因曾在《清式營造則例》第一章“緒論”中有這樣一段話，讀之也許有益。她說：
不研究中國建築則已，如果認真研究，則非對清代則例相當熟識不可。在年代上既不太遠，術書遺物又最完全，先著手研究清代，是勢所必然。有一近代建築知識作根底，研究古代建築時，在比較上便不至茫然無所依傍，所以研究清式則例，也是研究中國建築史者所必須經過的第一步。
對此，清華大學建築係後來在編輯梁思成的這部《清式營造則例》一書的前言中，也認為：
這部書自出版以來的近半個世紀中，一直是中國建築史界一部重要的教科書。無論中國和外國，凡是想升堂入室，深入弄懂中國古代建築的人，都離不開《清式營造則例》這個必經的門徑。
所以，當王世襄與中國營造學社“結勝緣”時，梁思成引導其入門的就是首先閱讀《營造法式》及清代工匠則例等古代建築典籍，並由此引起了他對其中“小木作”及有關室內外裝修等條款內容的濃厚興趣。
到了民國三十四年（1945）10月，當王世襄回到北京拜訪朱啟鈐先生時便接受其所托，準備對清代匠作則例進行匯編、整理和注解。對此，王世襄在回憶文章中說：
桂老又談到多年來搜集到的清代匠作則例不下數十種，學社南遷，寄存文整會圖書室。其中有關宮殿、城垣、倉庫、橋梁的則例均有官方刊本，梁思成、劉敦楨、王璧文諸先生已進行研究整理，並有專著問世。唯有關園林苑囿、室內外裝修如隔扇、花罩、欄杆、畫舫等供觀賞娛樂設施隻有抄本，未見刊行，殆因統治者恐奢靡淫巧之好廣為人知之故。論其重要性遠不及宮殿廟堂，但中有大量與傳統工藝有關的材料，值得整理研究，詮釋出版。
於是，王世襄在朱啟鈐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將中國營造學社寄存在“文整會”那諸多匠作則例刊本、排印本或抄本借出來，又從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及江蘇師範學院等單位搜借出了相關刊本或抄本。經過一番整理，共得七十三種匠作則例，其中包含有四十六種大小不同的“作”。麵對如此龐大的整理、解說工程，王世襄同樣采取朱啟鈐先生的指示及梁思成之實踐，先是將各“作”條款中的器物和構件名稱及工匠術語摘錄出來，然後再嚐試一一予以詮釋。為此，王世襄曾精心擬定了一個編寫計劃，從中不難看出其治學的條理性與嚴密性：
一、廣收則例，列出目錄，並為編號。
二、為每一種則例寫一提要，包括年代、卷冊、藏處等。
三、按作匯編則例，每作自成一輯。要求從各種則例中輯出該作的最全本。據輯出條款內容，試依分類，或代為分類，依次編排。
四、抄錄條款，逐條編號，號前冠作名及編號，並可據其出處複查。器物名稱及術語的多次出現，可對它有更多的了解。
五、為器物名稱及術語寫簡單的說明，如有可能，後附圖式。
如果按照這一計劃和步驟，王世襄明白即便將各“作”條款進行分類匯編，其總量將有兩百三十萬字之多，很顯然這一工作量遠非他一人在短期內所能完成。於是，王世襄首先從條款內容較少且與家具、髹漆及個人興趣特別有關聯的“作”開始匯編，兩年間便完成了漆作、油作、泥金作、佛作、門神作、石作、裝修作、鐵作、銅作和作等。遺憾的是，就在王世襄潛心匯編匠作則例時，各種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使他隨後不得不將所借各種匠作則例送還各單位，而他本人也僅僅因為佛作一項就遭受了無數次的批判和鬥爭，罪名則是宣揚宗教迷信。那麽，何為匠作則例，匠作則例有何作用，王世襄準備編纂的匠作則例到底是怎樣一項龐大工程呢？
關於匠作則例，王世襄在1963年6月自刊油印《清代匠作則例匯編》的序言一開頭便說道：
什麽是“則例”？“則”是法則、準則或規則的意思，“例”是先例、成例或定例的意思。……這裏所謂的“匠作則例”，指有關營建製造的各作工匠的成規定例。
在舊時，各種匠作則例除了確定各作之經驗外，還有利於統治者對工程進行檢查和驗收，當然也是為了對工匠在營建過程中防奸杜弊。不過，從另一種角度而言，這種成規定例對於承建者來說不僅可以避免差錯，往往還成為“巧工宿匠”營私舞弊的一種護身符。而今，我們雖然很難找到一處建築是完全按照匠作則例之規定所建造，也不能從中獲知具體的操作程序及整體或構件樣式，甚至連有的名詞術語也無從注解，但是誠如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所言要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就必須從整理和研究這些匠作則例開始入門，更何況其中關於工藝美術和手工製造方麵的內容幾乎完全與則例條款相符，這是從事這方麵研究者不能忽視的重要參考史料。
另外，單從匠作則例中關於建築方麵所開列的工料內容，智者依然能夠窺見其中的一些隱秘，因為開列工料時一般會按照操作程序進行開列，這就必然會涉及建築整體及構件的一些名稱，以及各構件之間的關係和操作程序，如果再按照朱啟鈐先生所示參照實物和訪問匠師，還是能夠將則例中的問題分辨清楚明白的。對此，王世襄在《清代匠作則例匯編》中從以下幾個方麵舉例予以說明：
第一，匠作則例能夠啟示人們理解製作過程中的一些具體技法。比如，關於一種采取比較簡省方法來模擬金銀錯效果的金工——作，王世襄最初從匠作則例有關條款中接觸時，隻知道大約有發路、罩、燒砑、勾花和點漆等幾道工序，並不知道當時是否還有人會做這種工藝，直到尋訪通州老匠師王文棟請他現場表演這種操作工藝時，才證實匠作則例中關於作技法的記述基本上是正確的。
第二，匠作則例能夠告知人們一些構件名稱及相互之間的關係。比如，家具中最常見的構件之一——棖子，在近代關於家具的著述文章中都寫作“橕子”或“撐子”，而當王世襄翻閱清代匠作則例時，才得知清代匠人都寫作“棖子”，從而明了今人還是應該沿用“棖子”這一名稱才是科學的道理。至於構件之間的關係，王世襄列舉清代匠作則例中對圈椅所開列十六種構件一例，從這些構件的名稱、件數、尺寸及標注各種榫卯的數量等內容中，很輕易地就複製出了圈椅實物。
第三，匠作則例能夠為人們提供物料的名稱、規格及價格清單。比如，王世襄在列舉裱作中，不僅獲知當時裱作紙張有三四十種之多，並經過對照實物明了了關於清代裝飾用紙的一些做法，同時還提出這些具體文字記述對於當前製造紙張將會有一定參考作用的建議。
第四，匠作則例能夠讓人們獲知古代關於生產工具的基本概況。比如，王世襄根據清《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武備院》第三卷中關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呈請領取亮鐵作全分工具的清單上，不僅獲知亮鐵作可以分為爐作、平作、磨作、雜活作、作和蟒作這六組，還從每組所使用的工具件數及每件所使用的鋼鐵斤兩中，大體推算出該作的工程規模及工作量。很顯然，這在告知人們當時生產工具概況的同時，也對今人研究清代工業史有難得的參考資料價值。
由此可見，整理、匯編和研究這些匠作則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不過，1960年代的現實並不容許王世襄潛心從事這項工作，他隻完成了以上所述十幾小作的條款輯錄，以及對佛作與門神作的匯編油印，而這僅占整個匯編工作的三分之一而已，至於整理研究工作更是幾無談起。為此，王世襄指出，匯編匠作則例隻是整理研究工作的基礎，最重要的工作是應該“根據需要，定出輕重緩急，分作進行，結合工匠訪問及文獻考證，用文字、照片、圖繪等為各作作詳盡的注釋”。遺憾的是，王世襄這項曾被列入文物博物館研究所一項研究項目的巨大工程，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沒能得以完成，後來雖然有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華覺明所長、清華大學建築係郭黛姮教授和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單士元先生，先後向王世襄談及此事並希望他能參加這項工作或接受谘詢，但是最終都由於各不相同的原因而未能實現。下麵摘錄的王世襄編纂的《清代匠作則例匯編》具體計劃，對於今天人們而言也許不是一件沒有參考意義的事情。
1963年秋，王世襄擬訂《清代匠作則例匯編》全書共有十冊：
第一冊：1序例 2總說明（說明則例沿革，概況，匯編及研究則例的意義等） 3清代匠作則例目錄 4則例提要（經《匯編》輯錄者） 5則例提要（因重複或其他原因，未經《匯編》輯錄者。相當於存目）
第二冊：土作 搭材作 大木作
第三冊：石作 瓦作 琉璃作
第四冊：小木作（包括雕鑾作、旋作及裝修作等。裝修作內包括家具、店鋪招牌、燈盞等多項）
第五冊：漆作 泥金作 油作 畫作 裱作
第六冊：佛作 門神作（作為試驗，已將此兩作匯編成冊，油印出版。《佛作》計九百七十六條，《門神作》計三十三條。每條編號，分別冠以“佛”字和“門”字，以便檢索。卷首有《序例》《校例》。《佛作》前有《佛作概述》《輯錄書目》。《門神作》前有《門神作概述》《輯錄書目》）
第七冊：金作 銀作 鍍金作 銅作 錠鉸作 鐵作 作 錫作 玉作 琺琅作
第八冊：竹作 簾子作 藤作 棕作 箭作 纏筋作 繡作 裁縫作 毛襖作 絛作 纓作 皮作 氈作 墨作 香作 刻書作
第九冊：綜合（乘輿、儀仗等有多個“作”合作製造，無法納入某一作者）
第十冊：索引（將以上各作的名詞、術語編入索引，總數當以萬計。注明所出現的條號，撰寫簡略說明。編成後將為建築、工藝美術辭書提供大量條目，要比任何一部建築辭典和工藝美術辭典豐富得多）
從這一詳細的編纂計劃中，我們獲知的恐怕不隻是王世襄的治學之道，更有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在心頭縈繞，那就是我們何時才能不將祖先曆經劫難留傳下來的這些珍貴文化遺產棄如敝屣呢？！
辭家赴西蜀，營造結勝緣。
著書超喻皓，明仲誠空前。
大木展結構，小木示雕鐫。
梓人製器用，矩矱皆相沿。
又讀清則例，諸作紀綦全。
我生一何幸？得窺此藪淵。
確實，要探尋王世襄匯編匠作則例之緣起，就不能不談到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啟鈐先生的首倡，以及梁思成、劉敦楨和王璧文等先賢在這方麵的開拓之功。記得朱啟鈐先生在《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一文中，對於為何要搜集整理匠作則例是這樣解說的：
功限料例，為民生物力，隆替所關，於時代性尤易表著。清代雍乾年間，工部物料價值，以及各省工料價值諸書，與內庭圓明園等工料則例，皆屬官書，居今稽古，不難推知傭值之高下，物力之變遷。蓋工部所營，如壇廟宮殿城垣及廨舍倉庫，崇卑有度，經製悉備典章。其內庭及圓明園所營，苑囿寺觀，及裝修陳設，穹奇侈多，結構恢詭。然匠心所運，不規矩，曆史象征，故班班可考者也。……輯錄古今中外營造圖譜，方式變化，具有時代性及地域關係，中外互通，東西文化匯合之源流，極有研究之價值，此種圖譜，一經考證，即為文化重要之史料。
因此，朱啟鈐先生在創設中國營造學社之前，就已經搜集了諸多關於建築方麵的匠作則例，諸如宋李明仲《營造法式》與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等等。為了整理和詮釋這些建築術書，朱啟鈐先生發出了“亟欲喚起並世賢哲，共同討究”之呼聲，還指出應該如何開展研究之途徑，那就是“纂輯營造詞匯”“輯錄古今中外營造圖譜”“編譯古今東西營造論著”及“訪問大木匠師”，從而“作精確之標本”“以貢獻於世界”。對此，我們從梁思成當年編訂《營造算例》《清式營造則例》及劉敦楨校編《牌樓算例》等著述的過程中可以窺知。
民國二十年（1931）9月，梁思成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初，就決心要破解中國古代建築中那些神秘的“文法”，否則他立誌所要從事的中國建築史研究將無從談起。為此，梁思成對於朱啟鈐先生當年廣泛搜集的關於建築工程方麵的數十冊手抄本和秘籍，首先進行了係統的整理和研究。這些來自於古代匠師自行總結或由官方樣式房偷偷流傳出來的手抄本和秘籍，內容繁複雜亂，術語晦澀難解，計算方法各異，名詞術語混淆重疊，讓人如墜雲霧，不知所雲。
為了弄懂這些內容，梁思成采取朱啟鈐先生指示的方法，首先將這些抄本和秘籍中的名詞輯錄出來，然後參閱古今中外大量相關典籍著述，並虛心向紫禁城當年的老匠師請教，再參照京城建築實物一一指認（諸如“螞蚱頭”和“三福雲”之類的建築術語，都是通過老匠師現場指認實物後才弄明白的）。在大略了解這些手抄本和秘籍的內容之後，梁思成將整理的成果定名為《營造算例》，於民國二十年（1931）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二卷中分三期陸續刊出。再後來，梁思成對《營造算例》又進行了重新校讀，使之更加清晰明白，並以單行本的方式出版。
不過，《營造算例》“刊行之初，不加筆削，以存其真，歸納演繹，尚有所俟”，也就是說隻是簡單地加以整理，保存其真實而已，還需要進一步進行係統的研究。其實，整理《營造算例》是為了解讀“天書”《營造法式》做準備工作，而要真正解讀距當時已有近千年曆史的《營造法式》，光是整理那些手抄本和秘籍還遠遠不夠，還需要對這些或相關內容進行深入係統的研究。於是，梁思成將突破口選擇在了先注解距當時年代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一書上，然後再逆時向上推演。
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是雍正十二年（1734）官方修訂頒行的一部建築術書，全書共有七十四卷，前二十七卷是對二十七種不同建築物的結構及構件材料尺寸的記述，第二十八卷至第四十卷是對鬥拱這一中國古建築標誌性構件的做法、尺寸及安裝方法的詳細記述，第四十一卷至第四十七卷是對門窗隔扇及石作、瓦作和木作具體做法的記述，此後的二十多卷主要是對各作工料的計算。不過，在這部書中卻很少提到如何確定每一種結構的方法和位置，這就需要通過老匠師的指認和現場講解。
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與宋李誡的《營造法式》，是中國流傳於世僅有的兩部建築專書，其他的如《大唐六典》、宋朝喻皓的《木經》、元朝內府的《宮殿製作》、元人薛景石的《梓人遺製》及明朝的《營造正式》等都已失傳。而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距當年僅有兩百年，而且保存完好的建築實物比比皆是，特別是故宮紫禁城近在咫尺，更是破解這部專書的最好參照。對此，梁思成說：“我認為在這種技術科學性的研究上，要了解古代，應從現代和近代開始；要研究宋《營造法式》，應從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開始；要讀懂這些巨著，應從求教於本行業的活人——老匠師開始。因此，我首先拜楊文起老師傅和彩畫匠祖鶴洲老師傅為師，以故宮和北京的許多其他建築為教材、標本，總算把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多少搞懂了。對於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理解，對進一步追溯上去研究宋《營造法式》打下了初步基礎。”
其實，為了破解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梁思成所付出的心血豈止以上簡單所述。當時，朱啟鈐先生認為《工程做法則例》附圖太少，很難說明問題，曾聘請大小木作、琉璃和彩畫等諸多匠師繪製過四百餘幅圖表，但由於這些老匠師沒有受過科學製圖的專業訓練，並對原文理解不透或誤解，致使所繪製的圖表多不適用。於是，梁思成隻好帶領社友邵力工重新進行繪製，對書中各式建築物都繪製了平麵、立麵和剖麵圖，力求對各式建築的做法有一個準確而詳細的解釋。
對於梁思成當年破解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所付出的辛勞，學社成員莫宗江先生後來曾回憶說：“梁先生的工作特點是計劃性極強，一個題目來了，他能很快地定出計劃，而且完全按計劃執行。寫《清式營造則例》，他一邊學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一邊向老工匠學，隻二十幾天就畫了一大摞。我每天都去看他的作業，一大摞讓我太吃驚了，他一輩子都是如此嚴格按計劃執行，工作效率非常高。”
確實，正是因為有了梁思成這種精益求精和追求效率的工作作風，才使中國第一部以現代科學觀點和方法總結中國古代建築構造做法的入門讀物——《清式營造則例》，終於在民國二十一年（1932）3月全部脫稿。那麽，這是怎樣的一部書呢？對此，梁思成在序言中曾有過明晰的解說，這一解說對研究或想了解中國建築之人有非常之裨益，也可作為王世襄匯編清代匠作則例的先導，故不妨全文錄下：
這部書不是一部建築史，也不是建築的理論，隻是一部老老實實，呆呆板板的營造則例——純粹限於清代營造的則例。
既不是史，所以中國曆代建築之變遷，不在本書敘述範圍之內。各部結構本身的由來和沿革，以及各時代形製特征，雖然全極有趣，與則例有密切的關係，本書也不能枝節的牽涉及之。既不是理論，所以清式建築在結構方麵，力學方麵，美學方麵，實用及其他方麵的優劣所在，也不能在本書內從事探討或評論。但在研究一代建築則例之前，不能不稍有曆史方麵演變的認識及理論方麵基本的了解。故煩內子林徽因為作緒論一章，將這曆史及理論兩方麵，先略為申述介紹。
至於本書的主要目標，乃在將清代“官式”建築的做法及各部分構材的名稱，權衡大小，功用，並於某另一部分地位上或技能上的聯絡關係，試為注釋，並用圖樣標示各部正麵、側麵，或斷麵及與他部相接的狀況。圖樣以外，更用實物的照片，標明名稱，以求清晰。但這些僅以“建築的”方麵為限，至於“工程的”方麵，由今日工程眼光看來，甚屬幼稚簡陋，對於將來不能有所貢獻，故不贅。
清式則例至為嚴酷，每部有一定的權衡大小，雖極小，極不重要的部分，也得按照則例，不能隨意。在製圖之初，我本擬將每部分權衡數目全在圖上注明，終因繁雜混亂，故未實行，而另作成《權衡尺寸表》，附於卷尾備查。
清式營造專用名詞中有許多怪誕無稽的名稱，混雜無序，難於記憶，茲選擇最通用者約五百項，編成《辭解》，並注明圖版或插圖號數，以便參閱。各名詞的定義，隻能說是一種簡陋的解釋，尚待商榷指正。
本書所用藍本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及拙編《營造算例》為主。《工程做法則例》是一部名實不符的書，因為它既非做法，也非則例，隻是二十七種建築物的各部尺寸單，和瓦石油漆等作的算料算工算賬法。這部《則例》乃是從那裏邊“提濾”出來的。《營造算例》本來是中國營造學社搜集的許多匠師們的秘傳抄本，在標列尺寸方麵的確是一部原則的書，在權衡比例上則有計算的程式，體例比《工程做法則例》的確合用。但其主要目標在算料，而且匠師們並未曾對於任何一構材加以定義，致有許多的名詞，讀到時茫然不知何指。所以本書中較重要的部分，還是在指出建築部分的名稱。在我個人工作的經過裏，最費勁最感困難的也就是在辨認，記憶及了解那些繁雜的各部構材名稱及詳樣。至今《營造算例》裏還有許多怪異名詞，無由知道其為何物，什麽形狀，有何作用的。
至於各部許多詳細做法，如拱頭分瓣，鬥底的斜麵，椽徑及角梁的大小等等，在《工程做法則例》和《營造算例》裏，概無說明，而匠師所授，人各不同，多笨拙不便於用。所以在本書圖版及標內，皆使簡單化，但在插圖或文中，亦將舊法解釋，以便參考。
本書脫稿於二十一年三月，為著許多困難，遲至今日克付印。在這將近兩年的期間，我得著機會改正了許多錯誤，增補了許多遺漏，勉強成此。深知清式營造原則，斷不是這短短的文字和幾張的圖表所能解釋詳盡的，隻望能示其基本大概而已。直至書將成印，我尚時時由老年匠師處得到新的知識；所以本書中的錯誤和遺漏，仍必不少，希望讀者不吝賜正。
我在這裏要向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桂辛先生表示我誠懇的謝意，若沒有先生給我研究的機會和便利，並將他多年收集的許多材料供我采用，這書的完成即使幸能實現，恐怕也要推延到許多年月以後。再次，我得感謝兩位老法的匠師，大木作內拱頭昂嘴等部的做法乃匠師楊文起所指示，彩畫作的規矩全虧匠師祖鶴洲為我詳細解釋。圖版第拾貳，貳拾及貳拾肆乃社友邵力工所繪，插圖中有幾張照片也是他攝影的。內子林徽因在本書上為我分擔的工作，除緒論外，自開始至脫稿，以後數次的增修刪改，在照片之攝製及選擇，圖版之分配上，我實指不出彼此分工區域，最後更精心校讀增削。所以至少說她便是這書一半的著者才對。
梁思成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當然，以上隻是梁思成自己的謙虛說法，其夫人林徽因曾在《清式營造則例》第一章“緒論”中有這樣一段話，讀之也許有益。她說：
不研究中國建築則已，如果認真研究，則非對清代則例相當熟識不可。在年代上既不太遠，術書遺物又最完全，先著手研究清代，是勢所必然。有一近代建築知識作根底，研究古代建築時，在比較上便不至茫然無所依傍，所以研究清式則例，也是研究中國建築史者所必須經過的第一步。
對此，清華大學建築係後來在編輯梁思成的這部《清式營造則例》一書的前言中，也認為：
這部書自出版以來的近半個世紀中，一直是中國建築史界一部重要的教科書。無論中國和外國，凡是想升堂入室，深入弄懂中國古代建築的人，都離不開《清式營造則例》這個必經的門徑。
所以，當王世襄與中國營造學社“結勝緣”時，梁思成引導其入門的就是首先閱讀《營造法式》及清代工匠則例等古代建築典籍，並由此引起了他對其中“小木作”及有關室內外裝修等條款內容的濃厚興趣。
到了民國三十四年（1945）10月，當王世襄回到北京拜訪朱啟鈐先生時便接受其所托，準備對清代匠作則例進行匯編、整理和注解。對此，王世襄在回憶文章中說：
桂老又談到多年來搜集到的清代匠作則例不下數十種，學社南遷，寄存文整會圖書室。其中有關宮殿、城垣、倉庫、橋梁的則例均有官方刊本，梁思成、劉敦楨、王璧文諸先生已進行研究整理，並有專著問世。唯有關園林苑囿、室內外裝修如隔扇、花罩、欄杆、畫舫等供觀賞娛樂設施隻有抄本，未見刊行，殆因統治者恐奢靡淫巧之好廣為人知之故。論其重要性遠不及宮殿廟堂，但中有大量與傳統工藝有關的材料，值得整理研究，詮釋出版。
於是，王世襄在朱啟鈐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將中國營造學社寄存在“文整會”那諸多匠作則例刊本、排印本或抄本借出來，又從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及江蘇師範學院等單位搜借出了相關刊本或抄本。經過一番整理，共得七十三種匠作則例，其中包含有四十六種大小不同的“作”。麵對如此龐大的整理、解說工程，王世襄同樣采取朱啟鈐先生的指示及梁思成之實踐，先是將各“作”條款中的器物和構件名稱及工匠術語摘錄出來，然後再嚐試一一予以詮釋。為此，王世襄曾精心擬定了一個編寫計劃，從中不難看出其治學的條理性與嚴密性：
一、廣收則例，列出目錄，並為編號。
二、為每一種則例寫一提要，包括年代、卷冊、藏處等。
三、按作匯編則例，每作自成一輯。要求從各種則例中輯出該作的最全本。據輯出條款內容，試依分類，或代為分類，依次編排。
四、抄錄條款，逐條編號，號前冠作名及編號，並可據其出處複查。器物名稱及術語的多次出現，可對它有更多的了解。
五、為器物名稱及術語寫簡單的說明，如有可能，後附圖式。
如果按照這一計劃和步驟，王世襄明白即便將各“作”條款進行分類匯編，其總量將有兩百三十萬字之多，很顯然這一工作量遠非他一人在短期內所能完成。於是，王世襄首先從條款內容較少且與家具、髹漆及個人興趣特別有關聯的“作”開始匯編，兩年間便完成了漆作、油作、泥金作、佛作、門神作、石作、裝修作、鐵作、銅作和作等。遺憾的是，就在王世襄潛心匯編匠作則例時，各種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使他隨後不得不將所借各種匠作則例送還各單位，而他本人也僅僅因為佛作一項就遭受了無數次的批判和鬥爭，罪名則是宣揚宗教迷信。那麽，何為匠作則例，匠作則例有何作用，王世襄準備編纂的匠作則例到底是怎樣一項龐大工程呢？
關於匠作則例，王世襄在1963年6月自刊油印《清代匠作則例匯編》的序言一開頭便說道：
什麽是“則例”？“則”是法則、準則或規則的意思，“例”是先例、成例或定例的意思。……這裏所謂的“匠作則例”，指有關營建製造的各作工匠的成規定例。
在舊時，各種匠作則例除了確定各作之經驗外，還有利於統治者對工程進行檢查和驗收，當然也是為了對工匠在營建過程中防奸杜弊。不過，從另一種角度而言，這種成規定例對於承建者來說不僅可以避免差錯，往往還成為“巧工宿匠”營私舞弊的一種護身符。而今，我們雖然很難找到一處建築是完全按照匠作則例之規定所建造，也不能從中獲知具體的操作程序及整體或構件樣式，甚至連有的名詞術語也無從注解，但是誠如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所言要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就必須從整理和研究這些匠作則例開始入門，更何況其中關於工藝美術和手工製造方麵的內容幾乎完全與則例條款相符，這是從事這方麵研究者不能忽視的重要參考史料。
另外，單從匠作則例中關於建築方麵所開列的工料內容，智者依然能夠窺見其中的一些隱秘，因為開列工料時一般會按照操作程序進行開列，這就必然會涉及建築整體及構件的一些名稱，以及各構件之間的關係和操作程序，如果再按照朱啟鈐先生所示參照實物和訪問匠師，還是能夠將則例中的問題分辨清楚明白的。對此，王世襄在《清代匠作則例匯編》中從以下幾個方麵舉例予以說明：
第一，匠作則例能夠啟示人們理解製作過程中的一些具體技法。比如，關於一種采取比較簡省方法來模擬金銀錯效果的金工——作，王世襄最初從匠作則例有關條款中接觸時，隻知道大約有發路、罩、燒砑、勾花和點漆等幾道工序，並不知道當時是否還有人會做這種工藝，直到尋訪通州老匠師王文棟請他現場表演這種操作工藝時，才證實匠作則例中關於作技法的記述基本上是正確的。
第二，匠作則例能夠告知人們一些構件名稱及相互之間的關係。比如，家具中最常見的構件之一——棖子，在近代關於家具的著述文章中都寫作“橕子”或“撐子”，而當王世襄翻閱清代匠作則例時，才得知清代匠人都寫作“棖子”，從而明了今人還是應該沿用“棖子”這一名稱才是科學的道理。至於構件之間的關係，王世襄列舉清代匠作則例中對圈椅所開列十六種構件一例，從這些構件的名稱、件數、尺寸及標注各種榫卯的數量等內容中，很輕易地就複製出了圈椅實物。
第三，匠作則例能夠為人們提供物料的名稱、規格及價格清單。比如，王世襄在列舉裱作中，不僅獲知當時裱作紙張有三四十種之多，並經過對照實物明了了關於清代裝飾用紙的一些做法，同時還提出這些具體文字記述對於當前製造紙張將會有一定參考作用的建議。
第四，匠作則例能夠讓人們獲知古代關於生產工具的基本概況。比如，王世襄根據清《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武備院》第三卷中關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呈請領取亮鐵作全分工具的清單上，不僅獲知亮鐵作可以分為爐作、平作、磨作、雜活作、作和蟒作這六組，還從每組所使用的工具件數及每件所使用的鋼鐵斤兩中，大體推算出該作的工程規模及工作量。很顯然，這在告知人們當時生產工具概況的同時，也對今人研究清代工業史有難得的參考資料價值。
由此可見，整理、匯編和研究這些匠作則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不過，1960年代的現實並不容許王世襄潛心從事這項工作，他隻完成了以上所述十幾小作的條款輯錄，以及對佛作與門神作的匯編油印，而這僅占整個匯編工作的三分之一而已，至於整理研究工作更是幾無談起。為此，王世襄指出，匯編匠作則例隻是整理研究工作的基礎，最重要的工作是應該“根據需要，定出輕重緩急，分作進行，結合工匠訪問及文獻考證，用文字、照片、圖繪等為各作作詳盡的注釋”。遺憾的是，王世襄這項曾被列入文物博物館研究所一項研究項目的巨大工程，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沒能得以完成，後來雖然有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華覺明所長、清華大學建築係郭黛姮教授和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單士元先生，先後向王世襄談及此事並希望他能參加這項工作或接受谘詢，但是最終都由於各不相同的原因而未能實現。下麵摘錄的王世襄編纂的《清代匠作則例匯編》具體計劃，對於今天人們而言也許不是一件沒有參考意義的事情。
1963年秋，王世襄擬訂《清代匠作則例匯編》全書共有十冊：
第一冊：1序例 2總說明（說明則例沿革，概況，匯編及研究則例的意義等） 3清代匠作則例目錄 4則例提要（經《匯編》輯錄者） 5則例提要（因重複或其他原因，未經《匯編》輯錄者。相當於存目）
第二冊：土作 搭材作 大木作
第三冊：石作 瓦作 琉璃作
第四冊：小木作（包括雕鑾作、旋作及裝修作等。裝修作內包括家具、店鋪招牌、燈盞等多項）
第五冊：漆作 泥金作 油作 畫作 裱作
第六冊：佛作 門神作（作為試驗，已將此兩作匯編成冊，油印出版。《佛作》計九百七十六條，《門神作》計三十三條。每條編號，分別冠以“佛”字和“門”字，以便檢索。卷首有《序例》《校例》。《佛作》前有《佛作概述》《輯錄書目》。《門神作》前有《門神作概述》《輯錄書目》）
第七冊：金作 銀作 鍍金作 銅作 錠鉸作 鐵作 作 錫作 玉作 琺琅作
第八冊：竹作 簾子作 藤作 棕作 箭作 纏筋作 繡作 裁縫作 毛襖作 絛作 纓作 皮作 氈作 墨作 香作 刻書作
第九冊：綜合（乘輿、儀仗等有多個“作”合作製造，無法納入某一作者）
第十冊：索引（將以上各作的名詞、術語編入索引，總數當以萬計。注明所出現的條號，撰寫簡略說明。編成後將為建築、工藝美術辭書提供大量條目，要比任何一部建築辭典和工藝美術辭典豐富得多）
從這一詳細的編纂計劃中，我們獲知的恐怕不隻是王世襄的治學之道，更有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在心頭縈繞，那就是我們何時才能不將祖先曆經劫難留傳下來的這些珍貴文化遺產棄如敝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