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6日
俄勒岡海岸
那份該死的邀請函一直都在困擾著我。我發誓，它就像是有生命一樣。
好幾天過去了，我一直都沒有理睬它，可是在這個陽光明媚的春日清晨裏，我發現自己走到了桌旁，低頭凝視著它。真有意思，我都不記得自己是怎麽走過來的，卻鬼使神差地站在了這裏。
另一個女人的手朝它伸了過去。那不可能是我的手，一隻布滿了脈紋、骨節粗大、畸形而又顫抖著的手。那個女人，她拾起了信封。
她的手臂比往日裏顫抖得更加厲害了。
值此戰爭結束五十周年之際，
請參加我們於1995年5月7日在巴黎舉行的afees重聚活動。
第一次，越境者的家人和朋友們將懷著感恩之心
前來紀念傑出的“夜鶯”朱麗葉特·傑維茲。
巴黎法蘭西島嶼酒店大宴會廳，晚七點。
我身旁的電話響了起來。在我伸手拿起聽筒時，邀請函從我的手中滑落下去，掉在了桌麵上。
“你好？”
有人用法語回應了我，或者這難道是我憑空想象出來的？
“這是什麽推銷電話嗎？”我困惑地問道。
“不！不！是有關邀請函的事情。”
我驚訝得差點把手中的聽筒扔掉。
“我們費盡周折才找到你，夫人。我打電話來是為了和你商量一下明晚越境者重聚活動的事情，我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紀念那些保證了夜鶯逃生路線勝利的功臣們。你收到我們的邀請函了嗎？”
“是的。”我邊說邊緊緊握住了聽筒。
“很抱歉地告訴你，我們寄給你的第一封邀請函被退回來了。請原諒我們遲遲才寄來這一封，但是……你能出席嗎？”
“大家想要見的人不是我，是朱麗葉特。她早就不存在了。”
“你這話就大錯特錯了，夫人。見你一麵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意義非凡。”
我重重地掛上了電話，像是在拍打一隻蟲子。
突然間，回去——回家——的想法再一次出現在了我的腦海裏。除了這件事情，我什麽也想不起來了。
這麽多年以來，我一直壓抑著這段回憶。我把它藏在了塵封的閣樓裏，讓它遠離那些好奇的眼神。我告訴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還有我自己，法國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的意義。我以為自己能夠在美國創造一段新的人生，忘卻我曾經為了活下來所做過的事情。
現在我卻怎麽也無法忘懷。
我需不需要做出一個決定？一個清醒的、“讓我們思考一下什麽才是最好的”之類的決定？
不用了。我給我的旅行代辦員打了一個電話，訂購了一張經由紐約轉機飛往巴黎的機票，然後動手收拾了一件行李。行李的個頭不大，不過是一個帶輪子的登機箱，和那些出差兩天的女商人隨身攜帶的行李差不多。我在裏麵裝了幾雙尼龍襪、一條寬鬆的長褲、幾件毛衣，還有我丈夫在我們四十周年紀念日之際送給我的珍珠耳環，以及其他必需品。我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麽，總之思緒並不是很清晰。然後我便開始等待，心裏很不耐煩。
拖到最後一刻，我在叫了一輛出租車之後，撥了個電話給我的兒子，結果被轉到了他的答錄機上。在這一點上，我還是挺走運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氣直率地對他坦白。
“你好，於連。”我盡可能地用明朗的語氣說道，“我周末要去一趟巴黎。我的航班一點十分起飛，到了就會給你打電話報平安的。替我告訴女孩們我愛她們。”我停頓了一下，心裏十分清楚他在收到這條消息時會作何感受，心中又會是怎樣的混亂。這是因為，這麽多年以來，我一直都讓他以為我是個弱不禁風的女人；他看到我是那樣地依賴他的父親，遵從他做出的決定。他聽到我說過不下一百萬次“如果你是這麽想的，親愛的”。他眼中的我一直都站在他人生的邊線上，卻不曾向他展示真實的自我。這都是我的錯。難怪他會喜歡那個不完整的我。“我應該把真相告訴你。”我在心裏自語。
掛上電話，我看到出租車停在了門口。我走了。
俄勒岡海岸
那份該死的邀請函一直都在困擾著我。我發誓，它就像是有生命一樣。
好幾天過去了，我一直都沒有理睬它，可是在這個陽光明媚的春日清晨裏，我發現自己走到了桌旁，低頭凝視著它。真有意思，我都不記得自己是怎麽走過來的，卻鬼使神差地站在了這裏。
另一個女人的手朝它伸了過去。那不可能是我的手，一隻布滿了脈紋、骨節粗大、畸形而又顫抖著的手。那個女人，她拾起了信封。
她的手臂比往日裏顫抖得更加厲害了。
值此戰爭結束五十周年之際，
請參加我們於1995年5月7日在巴黎舉行的afees重聚活動。
第一次，越境者的家人和朋友們將懷著感恩之心
前來紀念傑出的“夜鶯”朱麗葉特·傑維茲。
巴黎法蘭西島嶼酒店大宴會廳，晚七點。
我身旁的電話響了起來。在我伸手拿起聽筒時，邀請函從我的手中滑落下去，掉在了桌麵上。
“你好？”
有人用法語回應了我，或者這難道是我憑空想象出來的？
“這是什麽推銷電話嗎？”我困惑地問道。
“不！不！是有關邀請函的事情。”
我驚訝得差點把手中的聽筒扔掉。
“我們費盡周折才找到你，夫人。我打電話來是為了和你商量一下明晚越境者重聚活動的事情，我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紀念那些保證了夜鶯逃生路線勝利的功臣們。你收到我們的邀請函了嗎？”
“是的。”我邊說邊緊緊握住了聽筒。
“很抱歉地告訴你，我們寄給你的第一封邀請函被退回來了。請原諒我們遲遲才寄來這一封，但是……你能出席嗎？”
“大家想要見的人不是我，是朱麗葉特。她早就不存在了。”
“你這話就大錯特錯了，夫人。見你一麵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意義非凡。”
我重重地掛上了電話，像是在拍打一隻蟲子。
突然間，回去——回家——的想法再一次出現在了我的腦海裏。除了這件事情，我什麽也想不起來了。
這麽多年以來，我一直壓抑著這段回憶。我把它藏在了塵封的閣樓裏，讓它遠離那些好奇的眼神。我告訴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還有我自己，法國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的意義。我以為自己能夠在美國創造一段新的人生，忘卻我曾經為了活下來所做過的事情。
現在我卻怎麽也無法忘懷。
我需不需要做出一個決定？一個清醒的、“讓我們思考一下什麽才是最好的”之類的決定？
不用了。我給我的旅行代辦員打了一個電話，訂購了一張經由紐約轉機飛往巴黎的機票，然後動手收拾了一件行李。行李的個頭不大，不過是一個帶輪子的登機箱，和那些出差兩天的女商人隨身攜帶的行李差不多。我在裏麵裝了幾雙尼龍襪、一條寬鬆的長褲、幾件毛衣，還有我丈夫在我們四十周年紀念日之際送給我的珍珠耳環，以及其他必需品。我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麽，總之思緒並不是很清晰。然後我便開始等待，心裏很不耐煩。
拖到最後一刻，我在叫了一輛出租車之後，撥了個電話給我的兒子，結果被轉到了他的答錄機上。在這一點上，我還是挺走運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氣直率地對他坦白。
“你好，於連。”我盡可能地用明朗的語氣說道，“我周末要去一趟巴黎。我的航班一點十分起飛，到了就會給你打電話報平安的。替我告訴女孩們我愛她們。”我停頓了一下，心裏十分清楚他在收到這條消息時會作何感受，心中又會是怎樣的混亂。這是因為，這麽多年以來，我一直都讓他以為我是個弱不禁風的女人；他看到我是那樣地依賴他的父親，遵從他做出的決定。他聽到我說過不下一百萬次“如果你是這麽想的，親愛的”。他眼中的我一直都站在他人生的邊線上，卻不曾向他展示真實的自我。這都是我的錯。難怪他會喜歡那個不完整的我。“我應該把真相告訴你。”我在心裏自語。
掛上電話，我看到出租車停在了門口。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