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崇拜的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反感阿諾德貝內特[36]的寫作方式。她在一篇文學宣言中抨擊了他的寫作方式。她覺得他太過於強調現實和數字,以及肮髒的英鎊和便士等與人物出場不相關的外在因素。她覺得,小說人物的個性,能夠通過人物的口音、穿了十年的冬衣和裝滿蔬菜與通心粉的網袋表現出來,借助一個眼神、一聲歎息,艱難走下火車台階,消失在利物浦的昏暗燈光裏來刻畫,而不需要通過個人銀行賬單來看清他們的性格。我不太關注貝內特,我喜歡伍爾夫,但我覺得,這肮髒的英鎊和便士在塑造羅達和伯納德[37]這兩個人物形象上,起到的作用比她想象中大。哦,她是知道的。她明白需要五百英鎊度過一年的感受,知道需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的感受。她可以想象莎士比亞有個妹妹[38],卻為她構想了一個暴力的、末日般的結局,然而,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你也看到了,沒那個必要。我還知道,有許多中國女人,因為嫁給她們憎惡的人,過著自己都鄙夷的生活,後來投井自殺。我不是說這樣的事不會發生。我的意思是,這並不經常發生。如果這種事常有,那我們也不用擔心人口問題了。要毀掉一個女人,比這簡單的方法多了去了。你根本用不著強奸她或殺了她,你甚至不用打她。你隻需要把她娶回家。你甚至都不必這麽做,你隻需要讓她在你的辦公室做一份周薪三十五美元的工作。正如伍爾夫所想,莎士比亞的妹妹跟著哥哥去了倫敦,但她並沒有到達那裏。出門在外的第一晚,她被強奸了,身體流著血,內心也遭受重創。她踉踉蹌蹌地走到下一個村莊,找個地方躲了起來。不久後,她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保護自己和孩子,她想出了一個辦法。她找到一個對她迷戀不已的男人,意識到她說什麽他都會相信,於是和他睡了。幾個月後,她把懷孕的消息告訴他,他負責地娶了她。提早出生的嬰兒讓他生疑,於是他們吵架,他打了她,但最後他還是忍下了這口氣。因為這種局麵對他有利:他在家裏要多舒服有多舒服,還能享受到一些連母親也給不了的東西。如果他不得不忍受這個可能不是自己親生的哭叫的孩子,那麽,現在他覺得,鄉村小酒館裏那麽多的男孩,沒有誰就一定是他父親的孩子或者他孩子的父親。可是,莎士比亞的妹妹吸取了全天下女人都該吸取的教訓:男人才是我們的終極敵人。同時,她也知道,如果不找一個男人,她就無法獨自在這個世界立身。所以,她用上了她的才能,她把本用來創作戲劇和詩歌的才能用於話術,而非寫作。她用言語對付男人:她苛求、哄騙、逗弄、引誘、算計和控製這種上帝認為有權掌控她的生物,他很愚鈍,所以她對這粗笨的白癡不屑一顧;他又令人生畏,因為他能對她造成傷害。
兩性之間的天然聯係就這麽多。
可是你看,他不必經常打她,他也不必殺了她,如果這樣,他就沒有女仆了。英鎊和便士本身就是強大的武器。當然,它們對男人來說很重要,但對女人來說,更加重要,盡管她們的勞動大多是免費的。因為女人,甚至包括未婚的女人,都被要求進行同樣的勞動,不管她們是否接受過訓練,也不管她們是否喜歡,若沒有那些閃閃發光的英鎊和便士,她們就無法擺脫這些。多少年來,她們用廚刀刮下尿布上的屎,她們四處尋找便宜兩美分的四季豆,她們學會聽到咳嗽聲就醒來,她們傷透腦筋去計算最有效、費時最少的方法為男人們熨燙白襯衫,清洗廚房地板並打蠟,一邊照顧家裏和孩子一邊工作,或者把去酒館的錢存起來,供孩子上大學——這些不僅需要精力、勇氣和頭腦,而且構成了生活的真正核心。
你也隻能無可奈何地說,是啊,可誰又感興趣呢?你可以去讀那些有關鯨類、堆料場和鉚釘的文章,或者《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39]。說實話,我對這些肮髒細節的厭惡並不比你少。我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會提到這些細節,卻不過多描寫。它們往往蘊含在背景當中,如同不可見的飛逝的時間。可是,肮髒的細節並非大多數女人生活的背景,而是她們生活的全部。
米拉已經沉下去兩次,而且,她還會再沉下去。然後,她就會被淹沒。多年的成長與準備後,她成熟了——生過孩子,不就成熟了嗎?然後開始墮落。伍爾夫是知道的,她常常注意到女人們在婚後是如何墮落的。而米拉的下沉,甚至沉溺,也算是明智之舉,以接受無力改變、不可避免的事實。可是,當她哭著步入婚姻的殿堂時,她是對的;當她哭著坐在搖椅上,想要選擇死亡時,也是對的。
我們的文化理念認為,強大的個體能超越他們所處的環境。就我而言,我不太喜歡哈代、德萊塞或華頓的書,他們把外部世界描繪得太過強大、不可抗拒,讓個體毫無機會。我開始變得不耐煩了,我不斷感覺到這紙牌遊戲的不公平。不公平就對了,可是,如果真是這樣,我就不玩了。我寧願換一台賭桌,在那裏,我可以保留我的幻覺,我隻是在與概率對抗,我還有贏的機會。然後,如果你輸了,你可以怪自己的技術不好。那是一種悲劇性的缺陷,就像罪過一樣,這種解釋令人欣慰。你還是可以繼續相信,正確方法是有的,隻是你還沒有找到。
我最尊敬的人,比如卡西雷爾[40],那個美麗的靈魂,堅持不讓內心被外界觸碰。真能做到嗎,你怎麽看?我從畢生所讀中明白,精神生活是卓越的,它能超越一切身體的墮落。但我卻沒能體驗到這點。如果你的身體一天到晚都在處理屎和四季豆之類的事,你的精神世界就免不了充斥著這些。
兩性之間的天然聯係就這麽多。
可是你看,他不必經常打她,他也不必殺了她,如果這樣,他就沒有女仆了。英鎊和便士本身就是強大的武器。當然,它們對男人來說很重要,但對女人來說,更加重要,盡管她們的勞動大多是免費的。因為女人,甚至包括未婚的女人,都被要求進行同樣的勞動,不管她們是否接受過訓練,也不管她們是否喜歡,若沒有那些閃閃發光的英鎊和便士,她們就無法擺脫這些。多少年來,她們用廚刀刮下尿布上的屎,她們四處尋找便宜兩美分的四季豆,她們學會聽到咳嗽聲就醒來,她們傷透腦筋去計算最有效、費時最少的方法為男人們熨燙白襯衫,清洗廚房地板並打蠟,一邊照顧家裏和孩子一邊工作,或者把去酒館的錢存起來,供孩子上大學——這些不僅需要精力、勇氣和頭腦,而且構成了生活的真正核心。
你也隻能無可奈何地說,是啊,可誰又感興趣呢?你可以去讀那些有關鯨類、堆料場和鉚釘的文章,或者《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39]。說實話,我對這些肮髒細節的厭惡並不比你少。我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會提到這些細節,卻不過多描寫。它們往往蘊含在背景當中,如同不可見的飛逝的時間。可是,肮髒的細節並非大多數女人生活的背景,而是她們生活的全部。
米拉已經沉下去兩次,而且,她還會再沉下去。然後,她就會被淹沒。多年的成長與準備後,她成熟了——生過孩子,不就成熟了嗎?然後開始墮落。伍爾夫是知道的,她常常注意到女人們在婚後是如何墮落的。而米拉的下沉,甚至沉溺,也算是明智之舉,以接受無力改變、不可避免的事實。可是,當她哭著步入婚姻的殿堂時,她是對的;當她哭著坐在搖椅上,想要選擇死亡時,也是對的。
我們的文化理念認為,強大的個體能超越他們所處的環境。就我而言,我不太喜歡哈代、德萊塞或華頓的書,他們把外部世界描繪得太過強大、不可抗拒,讓個體毫無機會。我開始變得不耐煩了,我不斷感覺到這紙牌遊戲的不公平。不公平就對了,可是,如果真是這樣,我就不玩了。我寧願換一台賭桌,在那裏,我可以保留我的幻覺,我隻是在與概率對抗,我還有贏的機會。然後,如果你輸了,你可以怪自己的技術不好。那是一種悲劇性的缺陷,就像罪過一樣,這種解釋令人欣慰。你還是可以繼續相信,正確方法是有的,隻是你還沒有找到。
我最尊敬的人,比如卡西雷爾[40],那個美麗的靈魂,堅持不讓內心被外界觸碰。真能做到嗎,你怎麽看?我從畢生所讀中明白,精神生活是卓越的,它能超越一切身體的墮落。但我卻沒能體驗到這點。如果你的身體一天到晚都在處理屎和四季豆之類的事,你的精神世界就免不了充斥著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