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參加了許多政治團體，米拉有時會和她一起去開會。她不再有那種極度的孤獨感，但她總是隱隱希望，能遇到一個有趣的男人。然而，這些小組裏的男人要麽太理想主義，要麽太熱情，要麽很自負，要麽性取向模糊。而且他們並沒有對米拉表現出興趣。盡管她下意識地希望男性采取主動，但內心深處，她其實對他們一點兒興趣都沒有。他們讓她想起了那些處於青春期的自大狂、童年的帖木兒[54]和愛德華二世[55]。
那些會議在劍橋簡陋的公寓裏召開，每個參會的人都捧著塑料杯子喝咖啡，杯子總被捏得劈啪作響。米拉經常幫他們端咖啡。
周四的會議上，政治學院的一個優等生安東韋特和瓦爾爭論起來。安東那漂亮的黝黑膚色和他對整個世界的全然藐視很引人注目。瓦爾正在感慨理想主義者的愚蠢——一九六八年的民主黨大會後，左派拒絕投票給漢弗萊，一些左翼分子認為，尼克鬆的勝利會是革命的催化劑，最終會促成“尼克鬆最高法院”——她哀歎道，這會使國家倒退四十年。
“你說的那不是政治，是宗教。”安東說。盡管他和瓦爾都坐在地上，可他還是能俯視瓦爾。
瓦爾沉默了一陣。“老天，你說得對！”她說。
這時，一個坐在角落裏，穿著挽起袖子的白襯衫、膚色黝黑的男人說話了：“沒錯，我們都應該有政治頭腦。我覺得我們都算是理想主義者，不然，我們就會走出去，做一些更實際的事情了。或者說，宗教和政治是一碼事，政治學和倫理學是一碼事。政治隻是道德實施的一個領域罷了。”
安東對說話人表現出了足夠的尊重，他半轉過頭去看著他：“本，我們把道德問題留給女人和孩子吧，那是他們的強項。道德體係在利阿努運行得成功嗎？”
本笑了笑。那是自然的、發自內心的笑，好像覺得自己很有趣似的。他叼起一支沒有過濾嘴的香煙：“安東，我不得不承認，利阿努目前需要的並不是某種可實踐的道德體係。它隻關心生存，生存就意味著力量，當然那也正是你所談論的東西。但我覺得，人類在行動之前必須明確終極目標，否則無論我們做什麽，都是對曆史的犯罪。”
“圖書館裏充斥著各種虔誠的戒律，但它們對政治現實一點兒影響都沒有。”安東嘲諷地說。
“可基督教教義又怎麽說？”米拉大聲喊道。因為她知道如果不大聲喊，他們是聽不到她說話的。
安東轉過身，香煙從他嘴裏掉了出來。有人在笑，米拉臉紅了。
“除了道德審判，它還有過什麽作用？”
“不管怎麽說，”米拉有些猶豫地說，“那是影響政治現實的一套倫理體係。”
安東嘲笑道：“那是局外人為了擠進政治圈而使用的迷信手段。”
“但至少基督教為我們留下了遺產，”瓦爾說，“至少，我們對作惡會感到愧疚。”
“去和納粹分子說內疚吧。”
“英國人就是因為道德傳統才沒有謀殺甘地的，”本插話道，“想象一下甘地要是落到納粹手裏會如何。”
“沒錯！”安東強調道，“所謂的有道德的英國——暫且不論英國帝國主義的醜惡行徑——和納粹分子打仗，誰更可能會贏？”
“那與道德無關。那要取決於資源、戰備、武器和人口等。”
“對啦！”安東總結道，“還是要看力量。好了，孩子們，我們還是說正經的吧。”
今天的議題還是老問題：小組應該用僅有的那點兒經費去印宣傳冊嗎？如果要印，那是去廣場或其他繁華地區分發，還是在劍橋挨家挨戶地發？如果是後者，他們去哪裏找那麽多人手？
米拉坐在那兒煮咖啡。她想大聲質問安東，美國有那麽多財富和武器，卻為什麽沒能贏得越戰？為什麽沒能打贏朝鮮戰爭？從他說的那些實用主義的政治主張來看，他也不過是一個醜惡的政客：他罔顧他人的意見，壓製他們，對他們毫不尊重，又怎麽能讓他們投票給自己？她想起古希臘的悲劇，領悟到：政治是從家裏開始的。
但其實到了會後表決的時候，本、瓦爾、米拉，還有其他大多數人，都投票給了安東的提案。
會議結束之後，米拉走到本的身邊，自嘲地把剛才的想法告訴了他。他笑容可掬地，專注地凝視著她，真正像人與人之間交流那樣凝視著她。“我也有和你一樣的問題，”他笑著說，“我知道什麽是對的，但現實中安東總是對的。再說，”他扮了個鬼臉，“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無論安東怎麽批評理想主義，他最後還得依靠它。”
“理想主義者似乎總處於劣勢。你覺得有可能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實幹家嗎？”
“當然是可能的，毛澤東就是。”
“一代人一種特征呢？”
“不太可能。”
這時，在屋子另一頭一群人中的布拉德叫本過去。那群人都是男的，正在活躍地討論著什麽。本於是跟米拉告辭，加入了他們，他邊走邊對米拉說：“我也說不清為什麽。”
米拉和瓦爾離開了。大家基本都走了，隻留下裏麵的那圈人和幾個打掃的女人。
“我真討厭那個叫安東的。”米拉說。
“是啊，你可不會樂意見到這樣的人統治世界。”
“誰來統治世界我都不樂意，不過，我寧願像本那樣的人或其他實心眼的理想主義者來統治世界。”
“我不那麽認為。像本那樣實心眼的理想主義者總是會被精明的法西斯主義者擊敗。我想不通，為什麽我們隻能做出這樣不愉快的選擇。我覺得我們一直活在道德的矛盾分裂中：在家庭中，在城市裏，在國家中，我們都有一定的行為方式，但一涉及政治問題，我們的行為就與平常判若兩人。比如，如果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在家裏被他用來對付世界的手段對待，他會崩潰的。這種道德分裂症全都是因為男女的分裂。男人讓女人表現得仁慈得體，以便他們白天在外麵為非作歹，晚上卻能安然入睡。安東的確很聰明，如果他還能表現出一點點仁慈，如果他是女的，那……”
“不可能！”
“對了！正是社會規則使他不可能如此。”
“瓦爾，這麽說就有點兒過分了。也有冷酷的女人，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男人是仁慈的。有這種可能。”
“當然。問題是我們在分析男女的性別模式。我敢打賭，如果你遇到一個仁慈的男人，他十有八九是同性戀者。”
“瓦爾！”
“想想看，假如列寧是女人。”
米拉禁不住咯咯笑起來，她們一路想象著一些不可能的事，一路歡聲笑語地走回家——約翰韋恩是女的，亨利基辛格穿著裙子，加裏庫珀和傑克帕蘭切是女的。走到門口時，米拉依依不舍，她問：“你認識這個叫本的男人嗎？進來喝一杯，給我講講他的事吧。”
“好啊。我明天沒課。如果尼克鬆是個女人會怎樣？還有喬納馬思[56]？”
她們一路傻笑著爬上樓梯，瓦爾將手臂搭在米拉的手臂上：“啊，做女人真好，可以享受這麽多樂趣。”
“如果隻有一輩子可活，”米拉唱道，“就像女人一樣去活吧！”
進屋後，米拉倒上酒，急切地說：“給我講講，講講！”
一年前，本福勒參加過幾次會議，可後來他又申請到了研究經費，去了非洲利阿努，他在那裏做了幾年的研究。他是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他比大多數研究生的年齡都大，可能三十出頭。他結過婚，但他的妻子無法忍受非洲的生活，於是他們離婚了。他這學期才剛回來，一邊主持一門關於非洲的研討課，一邊寫博士學位論文。他被認為是國內關於利阿努問題的專家。他說，在利阿努，白人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非洲黑人是時候站起來了。
米拉不停地發問。那他的妻子呢，是個什麽樣的人？離婚後她都做了些什麽？他們有孩子嗎？他打算做什麽，教書嗎？他是真的有學識，還是隻有專家的虛名而已？
“天哪，姑娘，你是打算嫁給他嗎？”
“瓦爾，他是我到這兒以來，第一個感興趣的男人。”
瓦爾歎了口氣，往後坐了坐，溫柔地看著米拉：“可我隻知道這些了。”
“那就給我講講格蘭特吧，我還不太了解他呢。”
“談起他就難受。格蘭特就是痛苦本身。我受夠他了。”
“為什麽？”
“你也見過他了。他是一個不善交際的人，太自我了，他滿腹牢騷，他……他就是一個普通男人，隻想著他自己，自己，自己，他那寶貴的自我太脆弱了。”
“那你為什麽喜歡他？你們是怎麽認識的？”
“哦，幾年前，我在一個致力於劍橋改革的組織裏做事。我們試圖改變校方對待黑人的方式，雖然我們沒有明確那麽說。比如，他們專門設立了一個外國學生班。聽起來倒沒什麽，但那些學生都是黑人，大多來自法屬殖民地。學校把他們安排在這個班，讓那些不受待見的老師來教他們——通常是前一年偏袒過黑人學生的新老師。這些老師隻會說英語，而學生們不會說英語。有人提議將這些學生轉到法語班，但被校方否決了。但他們的意見總有一天會受到正視的，這會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可問題是這些無辜的學生也將為此受苦。我們隻是觀察著，看看能做些什麽，試圖讓黑人孩子的父母參與進來。出於某種原因，格蘭特也來參加會議了。他走到我麵前，眼神閃閃發亮，他說：‘我隻是想告訴你，你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們聊了一會兒。我不覺得他多有趣——當時要是聽從這種第一印象就好了——但我覺得他很聰明，有高尚的價值觀。他說他不喜歡現在住的地方，想找一個公社去住。當時，我住在薩默維爾的一個公社裏，共有六個人。那地方需要八個人才能維持運轉。於是我和他說了。有天晚上他來看了房子，後來就搬進來了。
“很久以後的一天夜裏，我去了他的房間，上了他的床。從那以後，我就成了他的情人。盡管從我搬出來後，我們就沒那麽親密了。他現在還住在那兒。”
“你為什麽會跟他上床？”
瓦爾想了想：“是因為螞蟻。”
“螞蟻？”
“一天晚上，我們一群人正坐在桌邊吃飯，不知怎的，我們就談到了螞蟻。很顯然，格蘭特是花了一些時間來研究螞蟻的，他為它們著迷。就螞蟻的話題，他談了很久，說到它們的種類、特征、社會組織和共同原則——道德。他越講越入迷，渾然忘我，他並不經常這樣的。那時候的他看起來很帥。那是在他留胡子以前。他容光煥發，眼睛也閃著光，他侃侃而談，興高采烈，激情澎湃。他隻是希望我們認識，了解，喜愛螞蟻這種昆蟲！我就這樣愛上了那樣的他，愛上了那個晚上的他。”最後她說，“不幸的是，他隻有在談論螞蟻時才會忘記自我。”
米拉又問起了瓦爾的前夫尼爾，瓦爾則問起了諾姆。然後米拉跟瓦爾講了蘭尼的事，瓦爾說起了她的其他幾個情人。她們之間的談話越來越親密，越來越真誠。她們喝酒，聊天，放聲大笑，笑得汗濕了衣襟。她們沉浸在這美好的發泄、放縱的自由當中，對彼此說了不曾說給別人聽的話。
一直聊到了淩晨三點。米拉說：“你聽聽我們都在說什麽？就跟兩個十幾歲的姑娘在一起議論喜歡過的男孩子似的。”
“是啊。盡管我們如此痛罵他們，可他們還是我們話題的中心。”
“不過，瓦爾，那是自然的。你的工作是你的重心，但如果你和我聊工作，我估計會睡著。我要是跟你聊工作也一樣。”
四點時，瓦爾疲倦地站起來：“今晚真的很棒，米拉美人兒。”
她們互道晚安後，又偎依了一會兒，好像彼此是這世間唯一堅不可摧的事物。然後瓦爾就走了。晨光傾瀉進屋裏，米拉拉上遮光簾，抱怨了一番外麵嘰嘰喳喳的鳥兒，就上床睡覺了。
那些會議在劍橋簡陋的公寓裏召開，每個參會的人都捧著塑料杯子喝咖啡，杯子總被捏得劈啪作響。米拉經常幫他們端咖啡。
周四的會議上，政治學院的一個優等生安東韋特和瓦爾爭論起來。安東那漂亮的黝黑膚色和他對整個世界的全然藐視很引人注目。瓦爾正在感慨理想主義者的愚蠢——一九六八年的民主黨大會後，左派拒絕投票給漢弗萊，一些左翼分子認為，尼克鬆的勝利會是革命的催化劑，最終會促成“尼克鬆最高法院”——她哀歎道，這會使國家倒退四十年。
“你說的那不是政治，是宗教。”安東說。盡管他和瓦爾都坐在地上，可他還是能俯視瓦爾。
瓦爾沉默了一陣。“老天，你說得對！”她說。
這時，一個坐在角落裏，穿著挽起袖子的白襯衫、膚色黝黑的男人說話了：“沒錯，我們都應該有政治頭腦。我覺得我們都算是理想主義者，不然，我們就會走出去，做一些更實際的事情了。或者說，宗教和政治是一碼事，政治學和倫理學是一碼事。政治隻是道德實施的一個領域罷了。”
安東對說話人表現出了足夠的尊重，他半轉過頭去看著他：“本，我們把道德問題留給女人和孩子吧，那是他們的強項。道德體係在利阿努運行得成功嗎？”
本笑了笑。那是自然的、發自內心的笑，好像覺得自己很有趣似的。他叼起一支沒有過濾嘴的香煙：“安東，我不得不承認，利阿努目前需要的並不是某種可實踐的道德體係。它隻關心生存，生存就意味著力量，當然那也正是你所談論的東西。但我覺得，人類在行動之前必須明確終極目標，否則無論我們做什麽，都是對曆史的犯罪。”
“圖書館裏充斥著各種虔誠的戒律，但它們對政治現實一點兒影響都沒有。”安東嘲諷地說。
“可基督教教義又怎麽說？”米拉大聲喊道。因為她知道如果不大聲喊，他們是聽不到她說話的。
安東轉過身，香煙從他嘴裏掉了出來。有人在笑，米拉臉紅了。
“除了道德審判，它還有過什麽作用？”
“不管怎麽說，”米拉有些猶豫地說，“那是影響政治現實的一套倫理體係。”
安東嘲笑道：“那是局外人為了擠進政治圈而使用的迷信手段。”
“但至少基督教為我們留下了遺產，”瓦爾說，“至少，我們對作惡會感到愧疚。”
“去和納粹分子說內疚吧。”
“英國人就是因為道德傳統才沒有謀殺甘地的，”本插話道，“想象一下甘地要是落到納粹手裏會如何。”
“沒錯！”安東強調道，“所謂的有道德的英國——暫且不論英國帝國主義的醜惡行徑——和納粹分子打仗，誰更可能會贏？”
“那與道德無關。那要取決於資源、戰備、武器和人口等。”
“對啦！”安東總結道，“還是要看力量。好了，孩子們，我們還是說正經的吧。”
今天的議題還是老問題：小組應該用僅有的那點兒經費去印宣傳冊嗎？如果要印，那是去廣場或其他繁華地區分發，還是在劍橋挨家挨戶地發？如果是後者，他們去哪裏找那麽多人手？
米拉坐在那兒煮咖啡。她想大聲質問安東，美國有那麽多財富和武器，卻為什麽沒能贏得越戰？為什麽沒能打贏朝鮮戰爭？從他說的那些實用主義的政治主張來看，他也不過是一個醜惡的政客：他罔顧他人的意見，壓製他們，對他們毫不尊重，又怎麽能讓他們投票給自己？她想起古希臘的悲劇，領悟到：政治是從家裏開始的。
但其實到了會後表決的時候，本、瓦爾、米拉，還有其他大多數人，都投票給了安東的提案。
會議結束之後，米拉走到本的身邊，自嘲地把剛才的想法告訴了他。他笑容可掬地，專注地凝視著她，真正像人與人之間交流那樣凝視著她。“我也有和你一樣的問題，”他笑著說，“我知道什麽是對的，但現實中安東總是對的。再說，”他扮了個鬼臉，“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無論安東怎麽批評理想主義，他最後還得依靠它。”
“理想主義者似乎總處於劣勢。你覺得有可能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實幹家嗎？”
“當然是可能的，毛澤東就是。”
“一代人一種特征呢？”
“不太可能。”
這時，在屋子另一頭一群人中的布拉德叫本過去。那群人都是男的，正在活躍地討論著什麽。本於是跟米拉告辭，加入了他們，他邊走邊對米拉說：“我也說不清為什麽。”
米拉和瓦爾離開了。大家基本都走了，隻留下裏麵的那圈人和幾個打掃的女人。
“我真討厭那個叫安東的。”米拉說。
“是啊，你可不會樂意見到這樣的人統治世界。”
“誰來統治世界我都不樂意，不過，我寧願像本那樣的人或其他實心眼的理想主義者來統治世界。”
“我不那麽認為。像本那樣實心眼的理想主義者總是會被精明的法西斯主義者擊敗。我想不通，為什麽我們隻能做出這樣不愉快的選擇。我覺得我們一直活在道德的矛盾分裂中：在家庭中，在城市裏，在國家中，我們都有一定的行為方式，但一涉及政治問題，我們的行為就與平常判若兩人。比如，如果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在家裏被他用來對付世界的手段對待，他會崩潰的。這種道德分裂症全都是因為男女的分裂。男人讓女人表現得仁慈得體，以便他們白天在外麵為非作歹，晚上卻能安然入睡。安東的確很聰明，如果他還能表現出一點點仁慈，如果他是女的，那……”
“不可能！”
“對了！正是社會規則使他不可能如此。”
“瓦爾，這麽說就有點兒過分了。也有冷酷的女人，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男人是仁慈的。有這種可能。”
“當然。問題是我們在分析男女的性別模式。我敢打賭，如果你遇到一個仁慈的男人，他十有八九是同性戀者。”
“瓦爾！”
“想想看，假如列寧是女人。”
米拉禁不住咯咯笑起來，她們一路想象著一些不可能的事，一路歡聲笑語地走回家——約翰韋恩是女的，亨利基辛格穿著裙子，加裏庫珀和傑克帕蘭切是女的。走到門口時，米拉依依不舍，她問：“你認識這個叫本的男人嗎？進來喝一杯，給我講講他的事吧。”
“好啊。我明天沒課。如果尼克鬆是個女人會怎樣？還有喬納馬思[56]？”
她們一路傻笑著爬上樓梯，瓦爾將手臂搭在米拉的手臂上：“啊，做女人真好，可以享受這麽多樂趣。”
“如果隻有一輩子可活，”米拉唱道，“就像女人一樣去活吧！”
進屋後，米拉倒上酒，急切地說：“給我講講，講講！”
一年前，本福勒參加過幾次會議，可後來他又申請到了研究經費，去了非洲利阿努，他在那裏做了幾年的研究。他是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他比大多數研究生的年齡都大，可能三十出頭。他結過婚，但他的妻子無法忍受非洲的生活，於是他們離婚了。他這學期才剛回來，一邊主持一門關於非洲的研討課，一邊寫博士學位論文。他被認為是國內關於利阿努問題的專家。他說，在利阿努，白人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非洲黑人是時候站起來了。
米拉不停地發問。那他的妻子呢，是個什麽樣的人？離婚後她都做了些什麽？他們有孩子嗎？他打算做什麽，教書嗎？他是真的有學識，還是隻有專家的虛名而已？
“天哪，姑娘，你是打算嫁給他嗎？”
“瓦爾，他是我到這兒以來，第一個感興趣的男人。”
瓦爾歎了口氣，往後坐了坐，溫柔地看著米拉：“可我隻知道這些了。”
“那就給我講講格蘭特吧，我還不太了解他呢。”
“談起他就難受。格蘭特就是痛苦本身。我受夠他了。”
“為什麽？”
“你也見過他了。他是一個不善交際的人，太自我了，他滿腹牢騷，他……他就是一個普通男人，隻想著他自己，自己，自己，他那寶貴的自我太脆弱了。”
“那你為什麽喜歡他？你們是怎麽認識的？”
“哦，幾年前，我在一個致力於劍橋改革的組織裏做事。我們試圖改變校方對待黑人的方式，雖然我們沒有明確那麽說。比如，他們專門設立了一個外國學生班。聽起來倒沒什麽，但那些學生都是黑人，大多來自法屬殖民地。學校把他們安排在這個班，讓那些不受待見的老師來教他們——通常是前一年偏袒過黑人學生的新老師。這些老師隻會說英語，而學生們不會說英語。有人提議將這些學生轉到法語班，但被校方否決了。但他們的意見總有一天會受到正視的，這會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可問題是這些無辜的學生也將為此受苦。我們隻是觀察著，看看能做些什麽，試圖讓黑人孩子的父母參與進來。出於某種原因，格蘭特也來參加會議了。他走到我麵前，眼神閃閃發亮，他說：‘我隻是想告訴你，你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們聊了一會兒。我不覺得他多有趣——當時要是聽從這種第一印象就好了——但我覺得他很聰明，有高尚的價值觀。他說他不喜歡現在住的地方，想找一個公社去住。當時，我住在薩默維爾的一個公社裏，共有六個人。那地方需要八個人才能維持運轉。於是我和他說了。有天晚上他來看了房子，後來就搬進來了。
“很久以後的一天夜裏，我去了他的房間，上了他的床。從那以後，我就成了他的情人。盡管從我搬出來後，我們就沒那麽親密了。他現在還住在那兒。”
“你為什麽會跟他上床？”
瓦爾想了想：“是因為螞蟻。”
“螞蟻？”
“一天晚上，我們一群人正坐在桌邊吃飯，不知怎的，我們就談到了螞蟻。很顯然，格蘭特是花了一些時間來研究螞蟻的，他為它們著迷。就螞蟻的話題，他談了很久，說到它們的種類、特征、社會組織和共同原則——道德。他越講越入迷，渾然忘我，他並不經常這樣的。那時候的他看起來很帥。那是在他留胡子以前。他容光煥發，眼睛也閃著光，他侃侃而談，興高采烈，激情澎湃。他隻是希望我們認識，了解，喜愛螞蟻這種昆蟲！我就這樣愛上了那樣的他，愛上了那個晚上的他。”最後她說，“不幸的是，他隻有在談論螞蟻時才會忘記自我。”
米拉又問起了瓦爾的前夫尼爾，瓦爾則問起了諾姆。然後米拉跟瓦爾講了蘭尼的事，瓦爾說起了她的其他幾個情人。她們之間的談話越來越親密，越來越真誠。她們喝酒，聊天，放聲大笑，笑得汗濕了衣襟。她們沉浸在這美好的發泄、放縱的自由當中，對彼此說了不曾說給別人聽的話。
一直聊到了淩晨三點。米拉說：“你聽聽我們都在說什麽？就跟兩個十幾歲的姑娘在一起議論喜歡過的男孩子似的。”
“是啊。盡管我們如此痛罵他們，可他們還是我們話題的中心。”
“不過，瓦爾，那是自然的。你的工作是你的重心，但如果你和我聊工作，我估計會睡著。我要是跟你聊工作也一樣。”
四點時，瓦爾疲倦地站起來：“今晚真的很棒，米拉美人兒。”
她們互道晚安後，又偎依了一會兒，好像彼此是這世間唯一堅不可摧的事物。然後瓦爾就走了。晨光傾瀉進屋裏，米拉拉上遮光簾，抱怨了一番外麵嘰嘰喳喳的鳥兒，就上床睡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