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發展而言，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特殊的時期，無論是文學、哲學、藝術和宗教，在那個時代均創造出令人眩目的成就。一群獨具異秉的天才，以年輕人獨有的叛逆和創造力，融合佛、道、儒，在矛盾的社會生活中勇敢地呈現出自己真實的性情，創造出飄逸自由的智慧，讓我們品嚐一種快樂的知識。
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人們說亂世出英雄，同樣亂世也湧現出思想英雄。而高深玄遠的魏晉玄談，則是從漢末開始的人物品評風氣中演化而來的。曹操和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情節，因《三國演義》而曾成為人們經久不衰的談資，而這種品評英雄的行為正是當時的一種時尚。它的形成與漢代的人才選拔製度、察舉製度有很大的關係。所謂“察舉”就是由地方的行政機構推舉人才以供朝廷任用，而這種推舉的重要依據就是鄉賢對於一個人的評價。所以，品評人物成為一項重要的公眾活動。
由於漢代末期政治腐敗和察舉製度的日趨形式化，所以清議逐步在一部分知識群體中形成勢力，並作為一種民間的輿論力量與日趨形式化的察舉製相對抗。
清議的實質就是通過對特定的人格特質推崇，試圖以這種方式來改變社會風氣。當時麵對腐朽的政治局麵，太學生們將人物品評直接用於政治人物。由於東漢太學生數量很多，而且聚集於京師，因此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力，進而被當權者所忌恨，釀成了“黨錮之禍”。但是對於“黨人”的迫害並沒有壓製住這種品評人物的社會風氣，反而強化了公眾輿論對於確立社會身份的重要性。至少在知識階層的心目中，朝廷的祿位甚至比不上清議之士的聲譽，因為這種聲譽是獲得政治權力的重要基礎。可以說，到漢末，清議已成為一種政治運動，即漢末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以宦官專權為特征的腐敗政治的一種批評運動。
無論是獲得正統的榮譽還是民間的聲望，取得聲譽已經成為一種政治資本。而人物品評作為一種專門的職業而產生，如根據一個人的骨相、氣質等綜合因素判定一個人所可能獲得的成就。三國時期魏國學者劉劭的《人物誌》，就是以集中探討當時社會中選拔人才的標準原則問題，而成為這方麵的代表性著作。當時還出現了一批以品評人物而著稱的人物，如郭泰、許劭。
人物品評家甚至成為重要的公眾人物，如許劭，他每個月均會以不同的標準來品評天下人物，人稱“月旦評”。一般說來，如果得到許劭等人的評語，一個人馬上就會聲譽鵲起。即使是像曹操這樣的英雄人物，為求得許劭的評語，也曾不惜采取恩威並施的方法。由此可以了解到人物品評的社會影響。
據說，曹操因為人品不好，所以有人建議他去獲得許劭的評價以抬高社會聲望，但最初被許劭所拒絕。但曹操一邊送禮，一邊采取威脅手段，許劭被他糾纏不過，隻好答應，就說“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這令曹操十分滿意，史書稱這成為曹操仕途的起點。
政治上的策略改變，往往會對人物評價的標準產生很大影響，曹操在取得一定的控製權之後，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就廣羅人才，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他所發布的“求才三令”，明確指出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和實際才能並不一定天然統一，“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這對東漢以舉孝廉為基準的察舉製度是一種極大的否定。這就使天下的各種能人大多集中到曹操的周圍。
不過到了曹丕時期，一種新的選舉製度開始形成，即“九品中正製”。這種製度可以說是對察舉製度的改造。“九品中正製”的核心是由中正官根據一個人的品行、能力等綜合考察，分別定以九個級別中的某一級，從而成為出任官吏的資格認證。這種製度的動機是想結合察舉製和“唯才是舉”政策的合理因素，但是大小中正官員出於對當時漸成氣候的門閥士族勢力的妥協，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麵，九品中正製成為門閥勢力的製度保障。雖然魏晉時期政權更迭頻繁，但是士族勢力始終得以保持。
門閥勢力在政治上的特權，一方麵使他們有意要與寒門子弟保持一定的距離；另一方麵，他們所擁有的經濟和知識上的優勢，也使他們產生一種特殊的“貴族氣質”。這些都是魏晉風度的社會背景和經濟背景。
不過，就我們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魏晉玄談而言，現實的政治環境使士林品評的標準越來越多地離開對實際的政治行為的評論，轉向人物形象和文學才能等抽象化的標準。因為漢末到魏晉南北朝，政治形勢錯綜複雜，朝廷更迭頻繁，曹操殺孔融和司馬家族誅殺嵇康，均對當時的士人以巨大的心理壓力。以品評人物為核心的清議不斷地轉向以哲學趣味為主的玄談。現代學者陳寅恪在其《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中說：“當魏末西晉時代即清談之前期，其清談乃當日政治上之實際問題，與其時士大夫之出處進退至有關係，蓋藉此以表示本人態度及辯護自身立場者，非若東晉一朝即清談後期，清談隻為口中或紙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實際性質，僅作名士身份之裝飾品者也。”那種激烈的、極端的思想和清峻的文風日漸轉變為平和、超越、出世的道家風骨的呈現。魯迅也曾說過：“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憂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裏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讓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即使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
當時清談的內容和風格雖然有很多不同，其主題也有差別，但也有一些比較共同的形式。如采用的方式主要是“辨名析理”的方式，有點先秦名家的遺風。名士之間以辯論的精當與否、言辭的恰當玄遠作為評判的標準，在當時稱為“理賭”。以三國時魏齊王曹芳正始時期的辯論狀態為例，論辯者一般以《老子》《莊子》《周易》“三玄”作為公共的背景話題，各自闡明自己的立場，往返詰難、辯論。如果在座的人均認為該說法不能再駁倒，那麽就稱為“勝理”，並冠以獲勝者的家族姓氏。如對《莊子》的注釋有“向（秀）郭（象）義”、“支（道林）義”等。
玄談參加者之間特別講究辯論的風格，一般還配有道具，如麈尾。所以，清談又稱為“麈談”。所謂“麈”是一種形體較高大的鹿，它長有一條大尾巴，據說在鹿群行走時候，麈一般會擺動大尾巴來指示方向。魏晉士人之所以看上這一道具，一方麵是為了增加戲劇性，同時也借此來表示對自己辯論能力的信心。如《世說新語·文學》中說：“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閑，左右進食，冷而複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以此來描述爭論之激烈（見下表）。
魏晉玄談的分期和代表人物
（幹春鬆）
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人們說亂世出英雄，同樣亂世也湧現出思想英雄。而高深玄遠的魏晉玄談，則是從漢末開始的人物品評風氣中演化而來的。曹操和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情節，因《三國演義》而曾成為人們經久不衰的談資，而這種品評英雄的行為正是當時的一種時尚。它的形成與漢代的人才選拔製度、察舉製度有很大的關係。所謂“察舉”就是由地方的行政機構推舉人才以供朝廷任用，而這種推舉的重要依據就是鄉賢對於一個人的評價。所以，品評人物成為一項重要的公眾活動。
由於漢代末期政治腐敗和察舉製度的日趨形式化，所以清議逐步在一部分知識群體中形成勢力，並作為一種民間的輿論力量與日趨形式化的察舉製相對抗。
清議的實質就是通過對特定的人格特質推崇，試圖以這種方式來改變社會風氣。當時麵對腐朽的政治局麵，太學生們將人物品評直接用於政治人物。由於東漢太學生數量很多，而且聚集於京師，因此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力，進而被當權者所忌恨，釀成了“黨錮之禍”。但是對於“黨人”的迫害並沒有壓製住這種品評人物的社會風氣，反而強化了公眾輿論對於確立社會身份的重要性。至少在知識階層的心目中，朝廷的祿位甚至比不上清議之士的聲譽，因為這種聲譽是獲得政治權力的重要基礎。可以說，到漢末，清議已成為一種政治運動，即漢末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以宦官專權為特征的腐敗政治的一種批評運動。
無論是獲得正統的榮譽還是民間的聲望，取得聲譽已經成為一種政治資本。而人物品評作為一種專門的職業而產生，如根據一個人的骨相、氣質等綜合因素判定一個人所可能獲得的成就。三國時期魏國學者劉劭的《人物誌》，就是以集中探討當時社會中選拔人才的標準原則問題，而成為這方麵的代表性著作。當時還出現了一批以品評人物而著稱的人物，如郭泰、許劭。
人物品評家甚至成為重要的公眾人物，如許劭，他每個月均會以不同的標準來品評天下人物，人稱“月旦評”。一般說來，如果得到許劭等人的評語，一個人馬上就會聲譽鵲起。即使是像曹操這樣的英雄人物，為求得許劭的評語，也曾不惜采取恩威並施的方法。由此可以了解到人物品評的社會影響。
據說，曹操因為人品不好，所以有人建議他去獲得許劭的評價以抬高社會聲望，但最初被許劭所拒絕。但曹操一邊送禮，一邊采取威脅手段，許劭被他糾纏不過，隻好答應，就說“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這令曹操十分滿意，史書稱這成為曹操仕途的起點。
政治上的策略改變，往往會對人物評價的標準產生很大影響，曹操在取得一定的控製權之後，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就廣羅人才，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他所發布的“求才三令”，明確指出一個人的道德品質和實際才能並不一定天然統一，“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這對東漢以舉孝廉為基準的察舉製度是一種極大的否定。這就使天下的各種能人大多集中到曹操的周圍。
不過到了曹丕時期，一種新的選舉製度開始形成，即“九品中正製”。這種製度可以說是對察舉製度的改造。“九品中正製”的核心是由中正官根據一個人的品行、能力等綜合考察，分別定以九個級別中的某一級，從而成為出任官吏的資格認證。這種製度的動機是想結合察舉製和“唯才是舉”政策的合理因素，但是大小中正官員出於對當時漸成氣候的門閥士族勢力的妥協，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麵，九品中正製成為門閥勢力的製度保障。雖然魏晉時期政權更迭頻繁，但是士族勢力始終得以保持。
門閥勢力在政治上的特權，一方麵使他們有意要與寒門子弟保持一定的距離；另一方麵，他們所擁有的經濟和知識上的優勢，也使他們產生一種特殊的“貴族氣質”。這些都是魏晉風度的社會背景和經濟背景。
不過，就我們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魏晉玄談而言，現實的政治環境使士林品評的標準越來越多地離開對實際的政治行為的評論，轉向人物形象和文學才能等抽象化的標準。因為漢末到魏晉南北朝，政治形勢錯綜複雜，朝廷更迭頻繁，曹操殺孔融和司馬家族誅殺嵇康，均對當時的士人以巨大的心理壓力。以品評人物為核心的清議不斷地轉向以哲學趣味為主的玄談。現代學者陳寅恪在其《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中說：“當魏末西晉時代即清談之前期，其清談乃當日政治上之實際問題，與其時士大夫之出處進退至有關係，蓋藉此以表示本人態度及辯護自身立場者，非若東晉一朝即清談後期，清談隻為口中或紙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實際性質，僅作名士身份之裝飾品者也。”那種激烈的、極端的思想和清峻的文風日漸轉變為平和、超越、出世的道家風骨的呈現。魯迅也曾說過：“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憂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裏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讓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即使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
當時清談的內容和風格雖然有很多不同，其主題也有差別，但也有一些比較共同的形式。如采用的方式主要是“辨名析理”的方式，有點先秦名家的遺風。名士之間以辯論的精當與否、言辭的恰當玄遠作為評判的標準，在當時稱為“理賭”。以三國時魏齊王曹芳正始時期的辯論狀態為例，論辯者一般以《老子》《莊子》《周易》“三玄”作為公共的背景話題，各自闡明自己的立場，往返詰難、辯論。如果在座的人均認為該說法不能再駁倒，那麽就稱為“勝理”，並冠以獲勝者的家族姓氏。如對《莊子》的注釋有“向（秀）郭（象）義”、“支（道林）義”等。
玄談參加者之間特別講究辯論的風格，一般還配有道具，如麈尾。所以，清談又稱為“麈談”。所謂“麈”是一種形體較高大的鹿，它長有一條大尾巴，據說在鹿群行走時候，麈一般會擺動大尾巴來指示方向。魏晉士人之所以看上這一道具，一方麵是為了增加戲劇性，同時也借此來表示對自己辯論能力的信心。如《世說新語·文學》中說：“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閑，左右進食，冷而複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以此來描述爭論之激烈（見下表）。
魏晉玄談的分期和代表人物
（幹春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