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
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名士，許多人往往浮現出放浪形骸的印象，但除了眾所周知的“竹林七賢”以外，更多的人則是以注重人為修飾為特征，以陰柔美為風尚的。
在中國文化中，對於男人的形象，一般地說以儀容魁偉為重，對於相貌本身倒不是十分注重。但在魏晉時期則是異數，對於相貌和形態的關注則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在大多數時代被視為病態的癖好，在魏晉時期卻是互相誇耀的資本。當時一個名士要是長得像個美貌的女子才會被人稱道，所以男人們塗脂抹粉也就不足為奇了。比如何晏“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還說他喜歡穿婦人的衣衫。《世說新語·容止》說：“何平叔美姿儀，麵至白，魏明帝疑其敷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據說曹植也有敷粉的習慣。
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南北朝，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勉學》中說：“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無不熏衣剃麵，敷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所謂“熏衣剃麵”就是在衣服上熏香或者隨身攜帶香料。當時曹操曾下過一個命令，禁止在衣服裏帶上香料。
一個人的風度儀表，自漢末以來一直被視為一個人的社會道德和人格魅力的重要標誌。士人們注重儀容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關注這一點，並將之作為重要的談資。這從《世說新語》中專門辟一部分來描述人的“容止”就可明了。如有一則關於書聖王羲之的描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麵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魏晉時讚美一個人常言過其實，用詞華麗，但以“麵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這樣的用詞來讚美一個男性，在現代人的眼裏，可能會懷疑其有同性戀的傾向。
雖然放浪形骸是魏晉時期的重要時尚，但是對於風流雅致的追求，始終是主題。最典型的就是對嵇康的描述。嵇康毫無疑問是當時最中心的人物，他的“聲無哀樂論”、“養生論”是晉代士人清談時的背景性知識，而他的特殊氣質，已經作為一種典範性的存在。《世說新語·容止》中說：“嵇康身長七尺八寸（相當於1.8米多），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鬆下風，高而徐引。’山（濤）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雖然魏晉士人好做驚人之語，但這也是我們所能看到的對一個人的形象最為誇張的描述。
關於嵇康，最令人感歎的是他的死。據史書記載，嵇康是死於對於朋友的義。當他的朋友呂安以非孝的罪名被拘捕的時候，嵇康並沒有選擇逃避，而是主動為其辯誣。嵇康作為曹氏家族的姻親，在司馬家族掌權之後，處境本來就不妙，而他平時“菲薄周孔”的言論早已讓很多人不舒服了。所以當他站出來為朋友辯護時，加上他所具有的影響力，理所當然以同樣的罪名被收監。盡管在洛陽的3000太學生紛紛上書請願，但在專製政治之下，這種請願往往會堅定權貴們除掉心頭之患的決心。於是在公元262年的某天，嵇康被押赴洛陽東市，在臨刑前，他讓在人群中的哥哥遞過他心愛的琴，感歎道：以前有人想向我學《廣陵散》這支曲子，我沒有教他，從今以後，《廣陵散》恐怕要成為千古絕唱了。
藥和酒
由於神仙信仰在漢代的流行，所以通過服食而企求長生的方術也成為一種流行。至東漢末年，由於張角利用道教信仰發動起義，所以曹操等人對具有很大社會號召力的方士始終存有很大的戒心，並在魏初決定對方士等人進行限製。
曹操及其左右，在一開始對方術本身是持有懷疑態度的，如曹操的詩中就有：“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步出夏門行》）但是方士們所掌握的看起來神秘的法術，還是使他們逐漸改變了將方士等同於騙子的想法。曹操自己就開始實施包括房中術和服食兩項內容的養生術，他還向一些盛傳掌握了長命之術的人寫信，希望得到秘方。張華所寫的《博物誌》中，就記載了曹操服食野葛、鴆酒的事實。
“飲鴆止渴”這句成語使人想起所謂的“鴆酒”是一種毒酒，但在中國古代，向來視藥毒為一家，而魏晉時期的養生家更是相信適當地服用毒藥，可以起到一種以毒攻毒的功效。魏晉時期最為流行的一種服食藥品是寒食散。
寒食散的具體配方我們已經不太清楚，據說發明者是張仲景或華佗，據當時的醫書的介紹，吃了以後，伴隨毒力的發作，會產生一種巨大的內熱。因此，需要一整套複雜的程序將毒力、熱氣散發掉，稱之為“散發”，也叫作“石發”。假如散發得當，體內的疾病就將隨著熱氣的散發而根除，而散發不當則會產生許多副作用。但因為何晏等人的成功，所以服者不絕，而且創造出許多配方，許多沒有錢又愛趕時髦的人往往將發熱稱為“石發”。當時流傳的一則笑話說，有一個人在市場的門口躺著，不一會兒說自己發熱，引起眾人的圍觀，同伴問他怎麽突然發熱，他回答說：我“石發”。同伴問他什麽時候服食，他說他昨天在糧店買的米，米中有石頭，他吃了，今天就“石發”了。這則笑話充分反映了當時服食“寒食散”的風氣之盛。
在魏晉士人的風尚中，除了服藥，還有一種就是飲酒。《世說新語·任誕》中有：“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現代學者王瑤說：“魏晉名士，雖然都以老莊為宗，崇尚玄遠，但由他們的行為看來，也有兩派顯然的不同。阮籍他們是以日常行為來表達他們的曠達和自然，不大尚玄談，我們可以叫作飲酒派，或任達派；而何晏他們則正是清談的祖師，有他們一定的‘論題’，如‘才性四本’、‘聖人無情’等等，我們不妨稱之為服藥派，或清談派。”（《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當然，即使學者王瑤自己也承認這兩派經常有融合的情況出現，但就服食和飲酒的關係而言，兩者是有內在聯係的。因為根據當時的醫學理論，寒食散需配用溫酒，唐朝孫思邈《千金翼方》二十二中說：“凡是五石散，先名寒食散者，言此散宜寒食冷水洗取寒，惟酒欲清，熱飲之；不爾，即百病生焉。”所以飲酒的人不一定服藥，但服藥的人卻必須飲酒。
服藥之後會產生發熱現象是魏晉時期流行寬大衣服的重要原因。在當時養生熱中，對於神仙飄逸形象的思慕固然是寬衣大氅的原因之一，但因為發熱時，身上還會發癢，所以隻能穿寬大衣服。因為名人們吃藥隻能穿寬大的衣服，由此形成明星效應。因為新衣服比較硬，所以隻能穿一些舊衣服，且不能常洗，這樣便衍生出“捫虱而談”的典故。《世說新語·雅量》載：“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曆和車邊，和覓虱，夷然不動。”《晉書·苻堅載記》附《王猛傳》雲：“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麵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北齊書·邢邵傳》載：“士無賢愚，皆能顧及，對客或解衣覓虱。”大名士嵇康在其名篇《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說了他不可忍受的多種生活內容，其中一種便與捫虱有關：“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複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本來服藥之後藥性發作，人的性情就會變得急躁暴怒，加之難堪虱子的咬齧，關鍵時節，免不得顧不了禮儀，神情舉止就免不了會簡傲輕慢了。
下麵再說一下酒的事。
酒和文人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因此魏晉名士們便感覺到，要是三天不喝醉一次，便會覺得身體和靈魂不再親近。但古人早已有話，“醉翁之意不在酒”，魏晉時期的名士們縱情豪飲顯然也是各有心事在眼前。《石林詩話》中有一段話說得透辟：“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雲：‘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為例，濡首腐脅，亦何恨於死邪！”（《苕溪漁隱叢話》引）
從漢末開始，飲酒已經成為文人集會時的重要飲品，比如曹氏父子就十分喜歡美酒佳肴、絲竹歌舞、詩賦文章和清談論辯組成的“公宴”活動。曹氏父子經常身著平常的衣服，以一種有別於政治身份的平常人的狀態參加這些活動，並不在意酒後失態的窘迫，而是充分享受酒給他們帶來的超越於日常生活的快意。因為流傳久遠的《蘭亭集序》而更為我們熟悉的王羲之，在今浙江紹興的“蘭亭之會”，就以曲水流觴之法，飲酒作詩，不能作詩的則罰酒三鬥。這是何等的快意人生。這在當時是文人雅士集會的常態。
而社會的動蕩和文人對生命的特殊感懷也使酒成為抒發人生悲情的重要途徑。曹操《短歌行》中歎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而解憂之法依然是“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極端之人甚至視飲酒之樂高於功名。《世說新語·任誕》說：“張季鷹（翰）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同一篇中記述另一位叫畢茂世的有詩曰：“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竹林七賢
飲酒之風在竹林七賢時期達到了高峰。竹林七賢由於深陷曹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的矛盾衝突之中，因此內心的緊張非常人可體察。特別是阮籍和劉伶，他們幾乎將酒作為對現實矛盾的一種逃避的重要手段，但同時也將飲酒上升到一種超越禮教的束縛，追求心靈自由境界的途徑。《世說新語·任誕》說：“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鹹，河內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聚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這七人都以能飲出眾，其中尤其以劉伶為甚。劉伶經常因為縱酒耽誤正事，他出門的時候帶一個酒壺，後麵的隨從帶一把鋤頭，劉伶囑咐他：我在哪兒死了，你就在哪兒埋了我。《世說新語·任誕》中有一條說：“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劉伶還是當時一度盛行的裸體風氣的始作俑者，他酒喝多了，就在家裏脫衣放歌，有人責備的時候，他卻說：“我以天地為房子，以房子為衣服，你為什麽鑽到我的褲襠裏？”
阮籍是另一位以飲酒著稱的名士。阮籍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他在言談中，幾乎不對具體的人物作評價，也不想攀附權貴。比如司馬懿想與他結親家的時候，阮籍天天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以至於對方無法提親而作罷。但飲酒似乎都難以掩蓋其內心的苦痛。他曾經縱車在荒野馳騁，直至無路可走，大聲痛哭才返回。
後世很多人都批評嵇康、阮籍對於社會倫紀的破壞，但魯迅曾經指出魏晉名士對於名教的執著和憂慮。他們所反對的是當權者借用名教殺人的虛偽，因而提倡回複名教背後的真情實感。的確，他們的行為有異於常規，但卻是至性至情。比如阮籍母親死的時候，他正在與別人下棋，別人勸他趕緊回家料理，但阮籍卻堅持要下完棋，並喝下了兩大碗酒，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在埋葬母親的那一天，他吃下一燉豬蹄，喝下兩碗酒，又是一聲哀歎，吐血數口，以至於人很憔悴。有人認為這是至孝，但更多的人則認為是蔑視禮法。
酒作為一種精神性的飲品，在魏晉士人那裏更多地被賦予了他們的理想，因而飲酒也成為一種境界。劉伶專門寫了一篇《酒德頌》以攻擊那些拘禮之人，認為他們無從了解酒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酒之麻醉性在這裏被轉換為對於某種秩序的否定和某種意義的解構，酒已然成為名士之標誌。
（幹春鬆）
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名士，許多人往往浮現出放浪形骸的印象，但除了眾所周知的“竹林七賢”以外，更多的人則是以注重人為修飾為特征，以陰柔美為風尚的。
在中國文化中，對於男人的形象，一般地說以儀容魁偉為重，對於相貌本身倒不是十分注重。但在魏晉時期則是異數，對於相貌和形態的關注則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在大多數時代被視為病態的癖好，在魏晉時期卻是互相誇耀的資本。當時一個名士要是長得像個美貌的女子才會被人稱道，所以男人們塗脂抹粉也就不足為奇了。比如何晏“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還說他喜歡穿婦人的衣衫。《世說新語·容止》說：“何平叔美姿儀，麵至白，魏明帝疑其敷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據說曹植也有敷粉的習慣。
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南北朝，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勉學》中說：“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無不熏衣剃麵，敷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所謂“熏衣剃麵”就是在衣服上熏香或者隨身攜帶香料。當時曹操曾下過一個命令，禁止在衣服裏帶上香料。
一個人的風度儀表，自漢末以來一直被視為一個人的社會道德和人格魅力的重要標誌。士人們注重儀容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關注這一點，並將之作為重要的談資。這從《世說新語》中專門辟一部分來描述人的“容止”就可明了。如有一則關於書聖王羲之的描述：“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麵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魏晉時讚美一個人常言過其實，用詞華麗，但以“麵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這樣的用詞來讚美一個男性，在現代人的眼裏，可能會懷疑其有同性戀的傾向。
雖然放浪形骸是魏晉時期的重要時尚，但是對於風流雅致的追求，始終是主題。最典型的就是對嵇康的描述。嵇康毫無疑問是當時最中心的人物，他的“聲無哀樂論”、“養生論”是晉代士人清談時的背景性知識，而他的特殊氣質，已經作為一種典範性的存在。《世說新語·容止》中說：“嵇康身長七尺八寸（相當於1.8米多），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鬆下風，高而徐引。’山（濤）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雖然魏晉士人好做驚人之語，但這也是我們所能看到的對一個人的形象最為誇張的描述。
關於嵇康，最令人感歎的是他的死。據史書記載，嵇康是死於對於朋友的義。當他的朋友呂安以非孝的罪名被拘捕的時候，嵇康並沒有選擇逃避，而是主動為其辯誣。嵇康作為曹氏家族的姻親，在司馬家族掌權之後，處境本來就不妙，而他平時“菲薄周孔”的言論早已讓很多人不舒服了。所以當他站出來為朋友辯護時，加上他所具有的影響力，理所當然以同樣的罪名被收監。盡管在洛陽的3000太學生紛紛上書請願，但在專製政治之下，這種請願往往會堅定權貴們除掉心頭之患的決心。於是在公元262年的某天，嵇康被押赴洛陽東市，在臨刑前，他讓在人群中的哥哥遞過他心愛的琴，感歎道：以前有人想向我學《廣陵散》這支曲子，我沒有教他，從今以後，《廣陵散》恐怕要成為千古絕唱了。
藥和酒
由於神仙信仰在漢代的流行，所以通過服食而企求長生的方術也成為一種流行。至東漢末年，由於張角利用道教信仰發動起義，所以曹操等人對具有很大社會號召力的方士始終存有很大的戒心，並在魏初決定對方士等人進行限製。
曹操及其左右，在一開始對方術本身是持有懷疑態度的，如曹操的詩中就有：“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步出夏門行》）但是方士們所掌握的看起來神秘的法術，還是使他們逐漸改變了將方士等同於騙子的想法。曹操自己就開始實施包括房中術和服食兩項內容的養生術，他還向一些盛傳掌握了長命之術的人寫信，希望得到秘方。張華所寫的《博物誌》中，就記載了曹操服食野葛、鴆酒的事實。
“飲鴆止渴”這句成語使人想起所謂的“鴆酒”是一種毒酒，但在中國古代，向來視藥毒為一家，而魏晉時期的養生家更是相信適當地服用毒藥，可以起到一種以毒攻毒的功效。魏晉時期最為流行的一種服食藥品是寒食散。
寒食散的具體配方我們已經不太清楚，據說發明者是張仲景或華佗，據當時的醫書的介紹，吃了以後，伴隨毒力的發作，會產生一種巨大的內熱。因此，需要一整套複雜的程序將毒力、熱氣散發掉，稱之為“散發”，也叫作“石發”。假如散發得當，體內的疾病就將隨著熱氣的散發而根除，而散發不當則會產生許多副作用。但因為何晏等人的成功，所以服者不絕，而且創造出許多配方，許多沒有錢又愛趕時髦的人往往將發熱稱為“石發”。當時流傳的一則笑話說，有一個人在市場的門口躺著，不一會兒說自己發熱，引起眾人的圍觀，同伴問他怎麽突然發熱，他回答說：我“石發”。同伴問他什麽時候服食，他說他昨天在糧店買的米，米中有石頭，他吃了，今天就“石發”了。這則笑話充分反映了當時服食“寒食散”的風氣之盛。
在魏晉士人的風尚中，除了服藥，還有一種就是飲酒。《世說新語·任誕》中有：“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現代學者王瑤說：“魏晉名士，雖然都以老莊為宗，崇尚玄遠，但由他們的行為看來，也有兩派顯然的不同。阮籍他們是以日常行為來表達他們的曠達和自然，不大尚玄談，我們可以叫作飲酒派，或任達派；而何晏他們則正是清談的祖師，有他們一定的‘論題’，如‘才性四本’、‘聖人無情’等等，我們不妨稱之為服藥派，或清談派。”（《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當然，即使學者王瑤自己也承認這兩派經常有融合的情況出現，但就服食和飲酒的關係而言，兩者是有內在聯係的。因為根據當時的醫學理論，寒食散需配用溫酒，唐朝孫思邈《千金翼方》二十二中說：“凡是五石散，先名寒食散者，言此散宜寒食冷水洗取寒，惟酒欲清，熱飲之；不爾，即百病生焉。”所以飲酒的人不一定服藥，但服藥的人卻必須飲酒。
服藥之後會產生發熱現象是魏晉時期流行寬大衣服的重要原因。在當時養生熱中，對於神仙飄逸形象的思慕固然是寬衣大氅的原因之一，但因為發熱時，身上還會發癢，所以隻能穿寬大衣服。因為名人們吃藥隻能穿寬大的衣服，由此形成明星效應。因為新衣服比較硬，所以隻能穿一些舊衣服，且不能常洗，這樣便衍生出“捫虱而談”的典故。《世說新語·雅量》載：“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曆和車邊，和覓虱，夷然不動。”《晉書·苻堅載記》附《王猛傳》雲：“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麵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北齊書·邢邵傳》載：“士無賢愚，皆能顧及，對客或解衣覓虱。”大名士嵇康在其名篇《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說了他不可忍受的多種生活內容，其中一種便與捫虱有關：“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複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本來服藥之後藥性發作，人的性情就會變得急躁暴怒，加之難堪虱子的咬齧，關鍵時節，免不得顧不了禮儀，神情舉止就免不了會簡傲輕慢了。
下麵再說一下酒的事。
酒和文人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因此魏晉名士們便感覺到，要是三天不喝醉一次，便會覺得身體和靈魂不再親近。但古人早已有話，“醉翁之意不在酒”，魏晉時期的名士們縱情豪飲顯然也是各有心事在眼前。《石林詩話》中有一段話說得透辟：“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雲：‘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為例，濡首腐脅，亦何恨於死邪！”（《苕溪漁隱叢話》引）
從漢末開始，飲酒已經成為文人集會時的重要飲品，比如曹氏父子就十分喜歡美酒佳肴、絲竹歌舞、詩賦文章和清談論辯組成的“公宴”活動。曹氏父子經常身著平常的衣服，以一種有別於政治身份的平常人的狀態參加這些活動，並不在意酒後失態的窘迫，而是充分享受酒給他們帶來的超越於日常生活的快意。因為流傳久遠的《蘭亭集序》而更為我們熟悉的王羲之，在今浙江紹興的“蘭亭之會”，就以曲水流觴之法，飲酒作詩，不能作詩的則罰酒三鬥。這是何等的快意人生。這在當時是文人雅士集會的常態。
而社會的動蕩和文人對生命的特殊感懷也使酒成為抒發人生悲情的重要途徑。曹操《短歌行》中歎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而解憂之法依然是“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極端之人甚至視飲酒之樂高於功名。《世說新語·任誕》說：“張季鷹（翰）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同一篇中記述另一位叫畢茂世的有詩曰：“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竹林七賢
飲酒之風在竹林七賢時期達到了高峰。竹林七賢由於深陷曹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的矛盾衝突之中，因此內心的緊張非常人可體察。特別是阮籍和劉伶，他們幾乎將酒作為對現實矛盾的一種逃避的重要手段，但同時也將飲酒上升到一種超越禮教的束縛，追求心靈自由境界的途徑。《世說新語·任誕》說：“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鹹，河內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聚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這七人都以能飲出眾，其中尤其以劉伶為甚。劉伶經常因為縱酒耽誤正事，他出門的時候帶一個酒壺，後麵的隨從帶一把鋤頭，劉伶囑咐他：我在哪兒死了，你就在哪兒埋了我。《世說新語·任誕》中有一條說：“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劉伶還是當時一度盛行的裸體風氣的始作俑者，他酒喝多了，就在家裏脫衣放歌，有人責備的時候，他卻說：“我以天地為房子，以房子為衣服，你為什麽鑽到我的褲襠裏？”
阮籍是另一位以飲酒著稱的名士。阮籍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他在言談中，幾乎不對具體的人物作評價，也不想攀附權貴。比如司馬懿想與他結親家的時候，阮籍天天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以至於對方無法提親而作罷。但飲酒似乎都難以掩蓋其內心的苦痛。他曾經縱車在荒野馳騁，直至無路可走，大聲痛哭才返回。
後世很多人都批評嵇康、阮籍對於社會倫紀的破壞，但魯迅曾經指出魏晉名士對於名教的執著和憂慮。他們所反對的是當權者借用名教殺人的虛偽，因而提倡回複名教背後的真情實感。的確，他們的行為有異於常規，但卻是至性至情。比如阮籍母親死的時候，他正在與別人下棋，別人勸他趕緊回家料理，但阮籍卻堅持要下完棋，並喝下了兩大碗酒，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在埋葬母親的那一天，他吃下一燉豬蹄，喝下兩碗酒，又是一聲哀歎，吐血數口，以至於人很憔悴。有人認為這是至孝，但更多的人則認為是蔑視禮法。
酒作為一種精神性的飲品，在魏晉士人那裏更多地被賦予了他們的理想，因而飲酒也成為一種境界。劉伶專門寫了一篇《酒德頌》以攻擊那些拘禮之人，認為他們無從了解酒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酒之麻醉性在這裏被轉換為對於某種秩序的否定和某種意義的解構，酒已然成為名士之標誌。
（幹春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