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日本軍事情報機關決定以蔣介石的家鄉，尤其是蔣家宅院，作為攻擊目標。有一天上午，光天化日之下，兩架俯衝式轟炸機出現在溪口鎮上空，武嶺街上的警報登時大響。毛福梅和女傭阿王正在豐鎬房二樓，趕緊扶著後頭樓梯（為了方便纏足婦人，刻意蓋得狹窄）下樓，預備跑向屋子後方，阿王聽到炸彈呼嘯落下。她們打開後門時，炸彈已落到庭院。阿王後來傷愈，可是毛夫人當場殞命。
不到幾小時，蔣經國通過短波電台聽到噩耗，立刻兼程趕往溪口；這段路有七百公裏之遙，必須穿越贛、浙兩省的山區小路。他的汽車連開二十小時，遇到橋燒毀，還得涉水而過，總算在毛夫人遇害次日趕到家門。檢視母親炸得粉碎的遺體之後，他安排臨時葬禮，並且在她遇害的地方立了一塊一米高的石碑，這塊石碑今天還立在溪口，上麵鐫刻四個大字：“以血洗血”。
此後四個月，日軍連續轟炸溪口十三次，終於在1943年4月進占小鎮，並以豐鎬房作為總部，日軍司令官和汪精衛傀儡政府代表或許出於爭取蔣介石的心理，把經國的母親、祖母等蔣氏先人的墳墓打掃清潔，拍下照片，寄給蔣氏父子；不過，這一招並未奏效。
蔣經國回到贛州後，一連好幾個星期不刮胡子，也不見笑容。他全力投入工作，紓解內心的痛苦。他認為要把專區管好，執行改革，必須有一批信得過的助手，尤其是一群廉潔公正的督察員以確保地方官員落實他的改革方案。要得到這樣一批幹部，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開班培訓，他的父親認可同意，於是中央軍校由當期政治訓練班一千名結業學員中挑選出七十二人，送到經國在贛州城外數裏的赤朱嶺新成立的三青團幹部訓練班學習。通過競爭極為激烈的招考，經國另外錄取七十二名學員。蔣經國定期到幹訓班講話，有時也睡在學校裏，早會時帶領學員呼口號，宣誓效忠國家和領袖。
蔣經國極力推動向他父親效忠的熱情，但是不搞個人崇拜。在對保安司令部一群士兵演講時，他注意到每當他提到“蔣委員長”或“蔣總司令”時，人人都立正。於是他改口稱他父親“老先生”，可是聽眾還是由座位站起來、立正。經國隻好停止演講，不耐煩地說：“我改口稱呼委員長‘老先生’，就是要避免立正致敬這一套。這是法西斯作風，以後都不要再這麽做！”
幹訓班有位學員王昇，出身贛南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王昇果敢勇毅、精力充沛，以第一名畢業，被派為主管三個縣的主任督導，由於表現良好，經國在1940年把他召回贛州專員分署，讓他管理七個鄉鎮。
幹訓班第一期學員當中有位女生章亞若，出身於南昌一個讀書人家。亞若十七歲時就依父母之命，嫁給一位表親。她的丈夫自殺身亡時，亞若隻有二十來歲，還有兩個小孩。她是個有決心的愛國青年，決定參加抗日工作；聽說幹訓班招生，她把兩個小孩托付給公婆，毅然投奔贛州。 [1]
根據她的照片以及朋友們對她的描述，章亞若是個漂亮、活力充沛的女性。她在幹訓班裏最好的朋友就是王昇和另一位女同學桂輝。結業之後，亞若被分派到專員公署的“抗日動員通訊社”工作，由於賣力工作，經國注意到她。她唱平劇（京劇，國民黨統治時期，北京叫北平，故稱平劇）的功力已臻職業水準，有時候還在贛州城裏票戲。某個星期六夜裏，經國聽完她唱戲，跑到後台稱讚。亞若告訴她的昵友桂輝，她當夜失眠！
不久，蔣經國調章亞若為私人秘書。她偶爾會到蔣家，教孝文、孝章做功課。顯然她與方良也彼此認識。亞若和經國都是無可救藥的浪漫派，兩人發展出親密感情，私底下相處時，她稱呼他“慧風”，他則稱她為“慧雲”。蔣經國隻送過她一份禮物——他在重慶舊市場買來的一麵歐式鏡子，他說要讓它照出她的美麗容貌。方良對於他們倆這段戀情，顯然毫無所悉。 [2]
由於背景影響，蔣經國非常注意心理作戰（包括宣傳）的重要性。當時，不少青年在“到延安去”的口號號召下，奔往毛澤東的陝北基地，蔣經國提出“到贛南來”的口號予以反製。他自己辦一份《正氣日報》，還設立通訊社、新贛南出版社、新贛南書店，以及《江西青年月刊》。這些媒體事業在在和國民黨已於江西省及贛州成立多年的單位競爭。國民黨地方官員對此頗為不滿，認為蔣經國意在貶抑他們，捧自己。蔣介石有一封信提醒兒子：“你應該專心地方上的實際工作，不需要對外界宣傳你的作為，因為我們家越能隱蔽，越不致招忌。”
陳氏兄弟掌控的中統，以及戴笠主持的軍統，此時已向重慶當局提出報告，指稱共產黨員已經潛伏進蔣經國的文宣機關工作。藍衣社舊成員也打報告，蔣經國的辦公室本身遭到共產黨員滲透。地方士紳重彈經國在南昌時期已經被指控的舊調，認為小蔣的做法和口號，與共產黨一模一樣。
1940年6月，戴笠手下抓到一個中共地下黨員，此人負責中共在江西和廣東的青年工作，旋即同意與國民黨合作，指認潛伏在贛南工作的若幹中國共產黨員之身份。
蔣委員長把兒子召到重慶，讓他讀這些報告。被指控是中共黨員的名單中，頭五名裏赫然包括蔣經國的主任秘書兼情報主管黃中美。蔣經國替這五個人擔保。他在回到贛州後，逮捕了其他涉嫌共產黨員；12月，保安隊在贛南突襲共產黨員一次秘密會議，逮捕了二十多個共產黨員。
為了處理這類安全問題，蔣經國派王昇擔任專區警察首長。此後，王昇就統管贛南的情報和警務工作。蔣經國又派王昇兼任軍事科科長，職責包括征兵入伍。按照中央配下來的征兵名額，贛南地區落後，還“欠”中央三千名新兵。王昇處理征兵問題頗有一套，有一回逮捕兩百名拿不出身份證的年輕人，把他們統統送去當兵。不久，贛南就符合中央征兵員額的要求了。 [3]
蔣經國掃除土匪和其他“壞分子”之後，發動一項計劃要把贛南改造成模範經濟區。1940年1月，他公布“三個計劃”，提出“五有”的遠程目標——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書讀。
專員公署開辦經濟開發單位。蔣經國到任前贛南的經濟主力是礦業和艱苦的農業，生產隻夠地區消費量的一半。他推動成立一些小型工廠、碾米廠、燒窯廠等鄉村企業。新組訓的農業官員下鄉，鼓勵農民養蠶，並發動每個“保”（百戶為一保）挖掘一個池塘，不僅可以養魚，還能用來灌溉菜園。
三年計劃裏頭有一個重要項目，即是教育，包括青少年強製入學念書。他把村子裏的宗祠借來辦學校，“把新神帶進舊廟”。他又命令沒念過書的成年人參加識字班，每十家為一組，強迫大家每天花兩小時讀書、寫字、做算術、通曉時事。他用粗紙印出簡單的教材，有時候一個村子隻夠配到一份教材。
小蔣下鄉視察時，穿著普通的棉布衫，會檢查老百姓的作業簿，聽他們念念書，還會檢查巡回老師填寫的成績單。有位美國記者跟他一起下鄉，看到村民向他下跪，經國立刻扶起他們，一邊說：“別跪！別跪！”
1939年夏天，蔣經國的弟弟緯國自德國慕尼黑軍校畢業。前一年，緯國身著士官（軍官候補生）製服，坐在山地師卡車中開進奧地利。納粹進占奧地利的過程並未發生戰鬥；德軍輕易就接管了奧地利部隊；緯國和其他軍官候補生成了指揮奧地利軍隊的小軍官。10月間，德軍又占領了捷克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d）。緯國沒有參加這次行動，不過他在1996年6月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承認他會樂意參加。
緯國畢業後，中國陸軍頒授他少尉軍階。重慶的軍政部派他以觀察員身份到奧得河（oder river）前線參加德國某步兵師。可是，緯國很遺憾沒有機會隨德軍進占波蘭。他在前往德、波邊境途中經過柏林，向中國大使館報到，卻接奉新命令，要他到美國受訓。他在阿姆斯特丹登船，抵達美國之時，歐戰正好爆發。蔣緯國先在一個中國空軍訪美代表團擔任侍從軍官，然後到阿拉巴馬州麥斯維爾基地的美國陸軍航空隊學校受訓。然而，美國軍方獲悉緯國有在德軍服役、受訓的經驗，請他到諾克斯堡新成立的裝甲兵中心擔任顧問。此後四個月，他參加訓練以及師級的兵棋演練，也因此學會一口流利的英語。 [4]
1940年11月，蔣緯國由夏威夷搭機回遠東，中途停了六站，才抵達香港。此時，中環英國總督官邸還飛揚著英國國旗，因此由國民黨控製地區仍可前往香港。在碼頭上迎接緯國的，是一位童年的老朋友和另一個年輕人。招呼完畢，這位朋友問緯國：“你認得這個人嗎？”緯國說：“很麵熟。”這個朋友才說：“他是你哥哥呀！”闊別十五年的經國、緯國擁抱成一團。回到思豪酒店，兩兄弟竟夜未眠，邊喝啤酒邊互敘別情。
次日，經國帶著弟弟去見宋美齡。緯國出發到德國之前，宋美齡和蔣介石成婚已有九年，可是他從來沒見過她，她也不曉得有他的存在。1927年，蔣、宋結婚之前，蔣介石就把姚夫人和緯國送回她老家蘇州居住。1928至1936年，緯國都在蘇州念中學、大學。這期間，緯國偶爾會到南京住幾天，見見父親；蔣介石刻意安排，不讓緯國碰上宋美齡。然而，香港之會，蔣夫人熱烈歡迎緯國，對於蔣先生不讓他們親近，殊表遺憾。蔣夫人是到香港治病，經國奉父命陪她到香港。這是經國唯一一次親睹大英帝國治下東方明珠的景色。蔣家兄弟在香港住了三天，然後分途回內地。
法國在1940年6月21日對德投降，但是到了10月，英國在不列顛之役擊敗德國空軍之進襲。斯大林因此有理由希望，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殘酷血戰，還會鏖戰一段時間。然而，希特勒已經把目標秘密瞄準東方。日本此時宣布要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以及“大東亞共榮圈”。9月間，日本、德國、意大利簽訂三邊同盟條約，目標不是共產主義蘇聯，而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美國。斯大林批準開始跟東京當局談判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或日蘇中立條約。蘇聯對國民政府的援助也開始減少。
歐戰戰火熾烈之際，中國方麵國共之間的緊張亦急速升高。蔣介石命令長江以南的中共新四軍，在1940年底以前全部開往長江以北。1941年1月，有一支新四軍部隊卻往長江以南移動，國民黨軍隊對它發動攻擊。這場“新四軍事件”（譯按：中共方麵稱之為“皖南事變”） 證實，即使抗日戰爭到了緊要關頭，國共雙方都對戰後必須攤牌對決，非常重視。“聯合陣線”自此以後最多隻是武裝停火而已。
“新四軍事件”亦進一步降低了蘇聯協助國民政府的興趣。然而，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這個時候送給中國一百架p-40戰鬥機，並同意美國空軍“誌願隊”擔任飛行員。陳納德指揮的飛虎隊開始對日軍造成重大傷害。美國對於力抗法西斯侵略的英國和中國這兩個國家，增加物資及財務援助，戰爭的態勢開始起變化。斯大林則樂得在世界政治兩極化的大局勢裏袖手旁觀。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麵帶笑容參加觀禮，俄國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和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右簽署一項有效期五年的日蘇中立條約。條約中附帶一份雙邊聯合聲明，蘇聯保證尊重偽滿洲國領土的完整與不容侵犯，日本也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的完整與不容侵犯。日本因而可放手由偽滿洲國調動精銳部隊，投入即將對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西方民主國家屬地的作戰。
蘇聯與日本眉來眼去之際，蔣經國開始公開高唱“反共”。他在《青年日報》上發表兩篇“反共”文章，也不再發表演說替蘇聯辯護。
在莫斯科方麵，1941年的暖春似乎預示著俄國人民會有和平的日子過。不料，德軍卻在6月22日對俄國發動閃電突襲。希特勒邀請日本聯手瓜分蘇聯，可是日本對德國會撕毀德蘇協定又是事先完全不知情，它決定按照新訂的南進政策擴張勢力。7月21日，日本軍隊占領印度支那（中南半島）南部，美國宣布對日本實施全麵貿易禁運。東京的軍國主義者決心南征，認為與美國交戰已無可避免，決定突襲珍珠港，摧毀美國海軍武力，奪占整個東南亞。
蔣介石和毛澤東，也跟丘吉爾、斯大林一樣，非常高興美國加入戰局。羅斯福指派史迪威將軍擔任他和蔣介石之間的軍事聯絡人、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以及美國對華“租借法案”執行官。史迪威同時與何應欽共同擔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名義上是蔣的部屬，也是美軍的戰場指揮官。飛虎隊正式納入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以將軍之階正式回役。美國已經參戰，斯大林覺得他已沒有必要協助國民政府或嬌寵蔣介石。1942年，蘇聯新聞媒體再度開始批評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蔣經國在贛南對朋友提到，美國人參戰之下，中國內部的衝突會日益激烈，而他們本身的工作，也會越發重要。
1942年1月，蔣介石把他手下的德式裝備、訓練之第五軍、第六軍投入緬甸戰場，協助英國人保衛其殖民地，尤其是要確保滇緬公路。仰光在2月底淪陷；幾星期後，蔣委員長飛到臘戌，檢閱國民黨軍隊。蔣經國隨侍在側，但是並未對外公布。史迪威在前往重慶報到途中，由加爾各答飛來，與蔣氏父子同一天抵達臘戌。蔣介石和史迪威有一個簡短的會晤。史迪威提到，他受到蔣“熱烈的歡迎”——這恐怕是他最後一次對蔣介石的好評。
蔣經國到達臘戌，史迪威並不曉得。經國在臘戌又多逗留一星期，走遍國民黨軍隊第六軍每個連隊。他每天比士兵早起床，等著和士兵一起做早操。他參觀營區廚房、廁所，鼓勵軍官主動替士兵（幾乎全都不識字）寫家書。經國和軍官談話時強調部隊士氣是製勝的關鍵，一般士兵曉得為何而戰、官兵團結，非常重要。回到贛州後，蔣經國還寫信給他見過的每個軍官。
蔣介石讓史迪威全權指揮駐緬甸的中國部隊。可是，中國將領常不執行史迪威的命令，有時候蔣介石沒有照會史迪威，就推翻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雖有駐華經驗，也通曉中文，個性卻難以與蔣委員長或當時任何一位中方領導人打交道。史迪威沉默寡言、個性急躁、主見極強、作風直率，使他在許多情況下是個優秀的戰地指揮官，卻不是一個幹練的外交官。蔣介石不願意改組國民黨軍隊，投入攻勢作戰，或開革腐化無能的將領；史迪威因而倍感挫折，乃是可以理解的反應。然而，從蔣委員長的角度思考，要采取上述任何動作，都會對國民政府派係勢力均衡產生重大影響，不能不謹慎從事。史迪威聽到外界對經國的好評，可是兩人沒有碰過麵，實在是一大憾事；因為史迪威提議的許多改革，經國也有同感。
蔣經國在贛南主政三年之後，他的父親對他的表現相當欣慰，曾經拍發一個電報說：“兒任專員已足三載，人民愛戴，建設進步，時用快慰！”蔣介石現在開始認為，經國通曉俄文，又有行政才能，可以培養為新疆省主席。到了1942年，雖然俄援不再經由新疆進來，這個關鍵省份的政治發展卻轉而對國民黨有利。新疆有崇山峻嶺，沙漠廣袤、平原不毛，是穆斯林定居的一塊大地，一般又稱它為大西北。1934年，曾經在北伐時期於蔣總司令麾下擔任過參謀的盛世才，借俄國部隊之助，掌控住新疆。盛世才的省政府實質上是蘇聯的傀儡，新疆實際上由俄國顧問經管。但是，1942年初，蘇聯岌岌可危，顯然已瀕臨遭德軍擊潰的噩運，盛世才開始重新評估他和蘇聯的關係。因此，莫斯科與重慶關係冷卻之際，盛世才與中央的關係卻開始改善。
4月底，也就是蔣氏父子視察緬甸國民黨軍部隊後不久，蔣介石命令經國到西北考察，還要他帶緯國同行。此行目的是讓經國有機會第一手觀察新疆局勢，並提供政策建議。
此行非常危險，經常要在前線附近出入。啟程之前，蔣介石給經國一顆毒藥，以備一旦遭日本人俘虜時可以服用。 [5] 經國由重慶搭飛機飛成都，轉火車到寶雞，再乘汽車到西安與緯國會合；蔣緯國當時服役的裝甲兵部隊，駐紮在西安郊區。
兩兄弟搭火車到達與日軍防線相距頗近的潼關；再沿著一條民工以手開挖的壕溝，搭乘卡車到達洛陽。為了防止日軍炮火攻擊，確保軍事運輸安全，民工挖了一條四米深、足容兩車交會的這條大壕溝。數以萬計的中國農民在洛陽城內外，獻身國防工事，使得經國大受感動，寫了一首普羅大眾的詩：“這許多勞動者的聲音匯合起來，變成了一支偉大的勞動進行曲。”
兩兄弟以二十輛卡車組織一支車隊，載滿布匹和禮物，預備送給沿路見到的少數民族領袖。他們倆謝絕軍方派兵護送，來到長城西端的嘉峪關這個遠眺一片大漠的邊城。邊塞景色壯麗，讓經國大為感動，他寫下：“西北，偉大的西北……你這個中華民族的古老的故鄉，我們祖先的墳墓，我們祖先留下的燦爛的文化、遺產都在那裏蘊藏著……那裏豐腴的物產，堅強淳樸的人民、燦爛的文化，都是抗戰建國唯一的力量……有誌青年，應當回到我們這古老的故鄉去，有誌的青年應當到西北去。”
他對父親報告：隻要經濟開發起來，“新疆的政治問題一定可以解決”。他也相信，必須加強在西北地區對抗蘇聯和中共的努力。蔣經國到訪後不久，盛世才加快和蔣介石修睦。1943年初，盛世才重新加入國民黨，最後一支蘇聯部隊撤離新疆。同年，盛世才宣稱破獲蘇聯和中共一項“陰謀”，大肆逮捕境內共產黨員，統統處以極刑。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身為共產黨派在迪化（烏魯木齊）的代表，也未能幸免。
珍珠港事變新聞傳抵贛州的兩個月前，蔣經國的秘書章亞若告訴經國，她懷孕了。不久，這兩位戀人話別。亞若在好友桂輝的陪伴下，坐上一輛破舊的巴士跋涉長途到桂林。她選擇景色秀麗的桂林待產，是因為她有個弟弟在桂林附近擔任縣長。亞若和桂輝在麗獅路覓得一戶民宅落腳，見過醫生，就隱姓埋名等待臨盆。經國給了她們足夠的生活費。亞若已經生過兩個小孩，可是她立刻發覺比起前兩次懷孕，腹部似乎隆腫更大，醫生猜測她恐怕懷的是雙胞胎。
1942年5月21日，章亞若生下兩個男嬰，在經國還沒趕到之前，她以當時居住的麗獅路各取一字，替他們各取乳名“麗兒”、“獅兒”。幾天之後，經國趕到，很高興地抱著兩個兒子，他僅停留兩天，就趕往重慶向父親報告他和亞若的戀情，以及添了兩個兒子。 [6] 蔣介石接受這個事實，以祖父的身份給這對雙胞胎取名“孝嚴”、“孝慈”，納入蔣家第三代的“孝”字輩。可是，蔣介石提議雙胞胎跟從母姓。亞若明白這項建議的意義——她和兩個兒子不會是蔣家成員。
章亞若是個解放女性，不願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開始在桂林活動。當時桂林有十多個美國機構，她請了一個美國人教她英文。桂輝說，大約六個月之後，11月的某一天，她和亞若上街買東西，感覺有人跟蹤她們。兩天後，有小偷侵入她們住處。廣西省民政廳廳長邱昌渭聞訊，派兵保護她們住家。亞若到邱家致謝；當她回到家後，開始瀉肚子，腹部嚴重絞痛。
桂輝趕緊把她送到醫院，徹夜陪伴著她。亞若在劇痛中要求桂輝，如果她不幸死了，務必代為照料兩個小孩。她說，蔣經國曾經答應她，日後會讓兒子認祖歸宗。她也把蔣經國送給她的鏡子、粉盒給了桂輝。翌晨，亞若腹痛未止，但似乎病情好轉。醫生檢查完，給她打了一針。幾分鍾後，亞若驚呼她眼睛看不見！醫護人員衝進病房，派桂輝去取冰塊。桂輝回來時，醫生告訴她，亞若死了。按照南方的習俗，第二天就埋了。王昇把噩耗向蔣經國報告，經國放聲痛哭，此後一連多日戴著墨鏡，遮掩哭腫的雙眼。
桂輝把雙胞胎送交給亞若的母親周錦華，並告訴章母，她懷疑有人下毒手。照她的說法，章家也相信亞若遭到謀殺，背後另有主謀。他們擔心雙胞胎也會遭遇不測，故意把小孩登記出生在不同年份，以掩人耳目。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傳聞、臆測亞若的死因。贛州《正氣日報》編輯漆高儒，在他寫的蔣經國傳記中聲稱，亞若死前不久，他偶然聽到黃中美（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說，章亞若在桂林自稱是蔣經國夫人，製造出麻煩。據說，黃中美指示一名部下，“把她殺了，我來負責”。漆高儒還記得，黃中美曾抱怨他替經國做了不少事，可是小蔣“不了解我”。漆高儒猜測，黃中美自作主張，下令殺害章亞若。許多中國傳記作者都相信這說法。可是，除了漆高儒事隔數十年後這段記載，以及桂輝的猜疑之外，我們找不到其他根據支持亞若是在中共、蔣介石或蔣經國本人命令之下遇害。
方良對於先生和章亞若的戀情、生下雙胞胎，渾然不知。她從來不問先生的公事，他對她的交往也定下嚴格規矩，譬如不準方良和富商太太等有心攀附的人來往。她和經國似乎是一對摩登的親密夫婦。方良經常在機場迎送丈夫時，擁抱他、吻他，旁邊的中國人有時還挺難為情。這段時間，經國和太太在一起，經常以俄語交談。經國也還喜歡讀俄國文學作品，譬如美國記者傅爾曼就曾經看到他讀19世紀烏克蘭詩人舍甫琴科（shevchenko）的作品。後來為了免人猜疑他們的親蘇，他和方良放棄了與俄羅斯的文化關係。
蔣經國在1942、1943年仍在贛南盯緊推動三年建設計劃。訪賓對於原本十分窮困落後的贛南，與中國其他地方的情況相對照，印象格外深刻。《紐約時報》記者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報道，經國的改革計劃使得贛南地區麵貌一新。戰前，贛州隻有三家工廠，現在已有四十四家工廠，包括一家酒廠、一家麵粉廠、一家火柴廠，若幹紡紗廠。通過一年兩作及新的農耕方法，贛南原本是糧食嚴重短缺的地區，現在的產量卻足可供應十個月的消耗量，預期到了1944年就可完全自給自足。在阿特金森眼裏，贛州是中國最現代化、最幹淨的城市。 [7]
1943年，數千名青少年失去父母，住在貢水岸邊難民營裏的破房子、破帳篷裏。蔣經國下令在離贛州城一小時車程的貢水岸邊，興建一所學校（命名為中華兒童新村）。學校蓋好後，大約一千三百名中、小學學齡青少年孤兒遷入新村。蔣經國打破中國傳統，禁止校中有任何體罰，他要學生組成自治會，推選自己的村長，選派自己的糾察。 [8]
1943年夏天，經國經常住在新村學校裏。他早晨和學生一道起床，帶領學生做體操，然後跳進冰涼的溪水裏。他的辦公室門口隻掛著一個牌子：“蔣經國先生”。今天的訪客在接待室還可以看到一排泛黃的舊照片，其中有一張是經國和方良夫婦合影，還有一張照片當年一定不會在那裏，影中人正是漂亮的章亞若。樓上是一間小辦公室，擺著一張破舊書桌，經國在這裏至少接見了兩個美國客人，一是新聞記者傅爾曼，一是美國駐桂林領事館副領事謝偉思（richard service。譯按：與派駐延安的謝偉思john service同姓，但不同名） 。
陳納德和史迪威自從1942年以來就為戰略觀點爭執不下。陳納德主張空戰優先，史迪威卻認為首要目標應該是建立訓練精良的地麵部隊。蔣介石和羅斯福支持陳納德的觀點，於是陳納德1943年沿著國民政府統治地區外緣，開始構工興建一係列機場。陳納德計劃以這些機場作為b-29轟炸機出擊基地，它們可以遠及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在泰國的基地。根據這項戰略，美國第十四航空隊要在贛州附近蓋一座機場，以便p-38偵察機由日本上空執行任務回航途中緊急降落之用。
謝偉思搭乘一輛載運武器的貨車顛簸到贛州，安排機場興建事宜。謝偉思在新村學校蔣經國的辦公室見到他；這位美國外交官記得經國“很友善，合作，肯幫忙”。他跟謝偉思駐華多年所見過的絕大多數中國官員不一樣，“真心關懷民眾福祉”。經國邀請謝偉思到他家吃飯，這也是謝偉思第一次獲邀到中國高級政府官員家中做客！
謝偉思記得蔣經國那位漂亮的俄國太太，說得一口寧波話，但是她不多話。每個人“盡歡，尤其是劃拳劃得真熱鬧，經國是劃拳高手，老是贏”。經國隨口就是一些笑話，逗得客人大笑。餐後，經國表演一套絕技，更令人佩服。他拿出一排三張椅子、躺上去，頭在第一張椅子，腳擱在第二張椅子，屁股放在中間的第三張椅子。方良把中間的椅子抽走，他竟能懸空好一會兒。美國賓客認為經國這類大男人英雄表演，和他在俄國多年沾染的脾性有關。
據謝偉思說，蔣經國治理贛南十一個縣，在美國人心目中，仿佛“在中國打造出烏托邦”。蔣經國消滅娼妓、賭博，讓犯人做工，訓練犯人有一技之長，出獄後能找到工作，甚至史迪威也在日記裏記下，他聽說蔣經國“表現很好”。
贛州機場興建期間，經國幾乎每天都到現場觀察，與美國陸軍工程師結成朋友，邀請他們到家裏吃飯。機場竣工，他還開車到桂林，在美國總領事淩華德（arthur ringwalt）寓邸，和謝偉思等人吃晚飯。席間，蔣經國還是很風趣、可親、開放。據謝偉思的回憶，小蔣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可是“已經隱然有要人之姿，不是池中物”。當時絕大多數美國駐華外交官員認為，蔣委員長對於調度對日作戰和治理中國，都顯然心餘力絀，可是他這位三十三歲的英年長子，卻給人“中國就是迫切需要這一型領導人——精力充沛、幹練又廉正”的印象。
謝偉思還記得涉及蔣經國的另一樁事件。1944年中，甘介侯將軍告訴謝偉思，省裏軍事領袖底下有個秘密組織，對於戰事的進展不滿意。謝把他和甘介侯談話內容以密電呈報給駐重慶美國大使館。美國大使卻犯了專業上的重大失誤，把電報交給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過目。雖然電文沒有提名道姓直接點到甘介侯，宋子文卻認出這項報告的消息來源。戴笠手下立刻以泄露敏感資料給美國人的理由逮捕甘介侯，軍事法庭判處甘介侯死刑。謝偉思找到蔣經國，蔣介入此事，救了甘介侯一命，戴笠為此大大不高興。 [9]
蔣介石繼續在百忙中寫信給經國，指示他讀書、做學問。1943年8月，他曾教誨兒子，讀書學習“欲速則不達”。他建議經國，學習算學和英文“每周均不宜超過六小時”。除了要經國研讀中國古籍、總理遺訓之外，他還鼓勵兒子多讀《聖經》和其他基督教書籍。1956年經國在介紹父親行誼時，強調基督教信仰在父親一生中起極大作用。顯然父親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蔣經國1939年抵達贛州後不久，就開始讀起《聖經》。1943年複活節，經國一家人在重慶由畢範宇牧師施洗，正式成為基督徒。
蔣經國受洗成為衛理公會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聖賢之道一樣，是出於父親的意旨。他和父親一樣，對誓言遵奉不渝，此後一生，經常帶著兩本書——一是日記本，一是《聖經》。在父親推薦下，經國也讀《荒漠甘泉》。這是一本每日一題、闡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蔣介石每天讀後，就在空白處記下自己的靈思心得，他建議經國一樣讀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麵對失敗、災禍或悲劇要如何堅毅忍耐、信念不渝。蔣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現在陪著他的遺體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葉歸根，歸葬故土。不知是出於孝心，還是真心喜歡，《荒漠甘泉》也成為蔣經國喜愛的讀物之一。20世紀50年代初期，美軍官員可以看到蔣經國在戰地翻讀一本已經快翻爛了的《聖經》。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裏到他房裏聽取最後指示時，經常看到床頭或桌上有一本《聖經》。蔣經國把《聖經》從頭到尾讀了好幾遍，每讀完一遍，他在第一頁就做個記號，在他逝世時，總共有十七個記號。
但是，據蔣家在台灣的家庭牧師周聯華說，經國在宗教信仰及其他問題上，都不堅持教條，不會有封閉心態。他隻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讀《聖經》，不跟周聯華或其他傳教士討論宗教問題，也僅隻偶然參加做禮拜。他可以到衛理公會以外的基督教會做禮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竇寺就是他年幼時常去的地方。
蔣經國對於三民主義青年團不能成為動員中國青年的大力量，頗有挫折感。他認為，跟他主持贛南專區一樣，三青團要成功，就得靠一批廉潔、堅貞的青年幹部。1943年蔣經國到重慶出席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他提議擴大幹部訓練班，成立青年幹部學校，大量培養青年領袖。在父親的讚同下，大會通過這項提案，12月間，蔣介石任命經國為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負責籌辦工作及從零開始規劃課程。
蔣經國仍保留贛南行政專員職位，經常往來重慶、贛州兩地。日本軍機兩次追逐他搭乘的飛機，不久他就把大部分時間花在重慶。王昇和他在贛州的若幹部屬，跟隨他到戰時陪都重慶，進入中央幹部學校當學員。1944年1月17日，日本發動“一號作戰”，針對美國空軍新辟建的一係列機場進襲。數天之內，日軍已推進到贛州城郊，經國趕回贛州處理此一危機。情勢顯示贛州守不住時，他把跟政府以及他本人關係密切的人統統疏散，方良、子女和毛夫人的侍婢阿王也都撤往重慶。2月3日，山區裏槍聲陣陣，蔣經國搭乘dc-3飛機從他替美國人蓋的機場起飛。2月5日，日軍進入贛州城，已是十室九空。
扣除掉宣傳和傳聞的部分，蔣經國在贛南的治績按照當時的環境條件，殊為不易。他最可觀的一項成績是推動治安，又不失地方民心。其中關鍵訣竅在於他個人清廉正直的官聲，真正與百姓同甘苦，因此得到百姓信任他的確為民服務。上級交付的征兵員額，他可以如命達成；但是和中國絕大多數地區不同的是，在贛南農村征兵，並沒有造成百姓害怕、仇恨當局的情緒。至少，在贛南沒有人記恨，也沒有這類記載。
但是，撇開領導人獨特的意誌以及一批忠勤幹部的努力不談，在全中國要推動打造新贛南，還有其他原因，使得它困難重重，甚至寸步難行。譬如，地方上收繳的田賦，通常要上繳省政府，經國卻可以保留而增添財源——這個政策其他的地方官員就無法延用。或許，他比其他同層級官吏，更有本事說服銀行做低利放款。此外，經國得到省政府、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是其他行政專區專員所無法企求的。據當時在贛南工作的一位中國新聞記者說，經國得到的特殊協助包括保安隊、自衛隊的兵丁員額增多，憲兵、警察員額也多。此外，他可以直接指揮調度這些單位，其他的專員就沒有這種權力。贛南的政府文職公務員也比其他專區多。根據一個消息來源，經國的辦公室屬員一百人，其他專員平均隻有二十來人。中央政府特別撥款，或許蔣夫人自掏腰包協助，幫助贛州若幹項目（如大型操場）的建設。
贛南經驗為蔣經國的前途打下堅實的基礎，他掙得幹練、有活力、有創意、清廉正直的領導人之名聲，具有行政及地方發展的經驗，包括教育、青年工作和地方治安等工作經驗。他也累積起一批可信賴的部屬追隨左右，當然同樣也樹立若幹政敵！蔣經國通過在江西省的經驗，深刻了解到國民黨的弊病——貪汙腐敗、派係鬥爭。他深入了解新兵受到的非人待遇、軍隊組織吃空缺等問題。他到重慶，也有助於掌握國民黨軍隊中的基本問題——派係林立、割據為王、兵力不足等。他愈來愈不能相信中國共產黨。他在演講和編造口號上，能巧妙地把他重視平等、反抗既有體製的名詞，與他父親鍾愛的新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可是，國民黨內最保守的一些人士曉得經國不喜歡他們，因此以牙還牙，一再傳布謠言，指控經國是蘇聯的秘密工具。
蔣介石這人沒有真正的朋友，現在隻剩下太太和兒子兩個人可以信任。父子之間開始交換日記閱讀——這是父子關係密切的跡象。此時，經國與繼母相處上沒有問題。至於緯國，並沒有重要的政治角色，因此他跟蔣夫人的關係純屬家庭親人關係。一般人認為宋美齡比較喜歡緯國，因為他英俊、儒雅，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然而，經國在孝道上也無懈可擊，農曆新年，他會到重慶向父母親拜年，致敬；他穿傳統長袍，進門就跪下磕頭。 [10] 不過，經國在江西的生活與工作，跟他這些遵守禮儀的動作大相徑庭，呈現出他不肯太死板、頑固的一麵——這種平易作風在重慶、延安高級領導人當中，都相當罕見。
注釋：
[1] 章孝嚴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之記錄。原書注9。
[2] 王力行《蔣孝勇的最後聲音》，載1996年9月15日《遠見》雜誌。這是蔣經國和方良幼子蔣孝勇接受訪問的一篇文章。原書注13。
[3] 見王昇1995年9月8日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原書注20。
[4] 蔣緯國《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路》，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6年，第78頁。另見本書作者1996年6月7日訪問蔣緯國的談話記錄。原書注25。
[5] 蔣孝勇1996年5月1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孝勇的祖父告訴他，每次派經國從事危險任務，都會給他毒藥。原書注40。
[6] 章孝嚴1995年9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原書注49。
[7] 阿特金森的報道刊在1943年11月5日《紐約時報》第5頁。原書注58。
[8] 作者1996年6月13日走訪新村學校，訪問了當地方姓導遊所悉。原書注59。
[9] 謝偉思1996年4月11日接受本書作者電話訪談。原書注63。
[10] 某位與蔣夫人關係密切的華裔美國人，1995年12月接受作者訪談時提起這個故事。原書注80。
不到幾小時，蔣經國通過短波電台聽到噩耗，立刻兼程趕往溪口；這段路有七百公裏之遙，必須穿越贛、浙兩省的山區小路。他的汽車連開二十小時，遇到橋燒毀，還得涉水而過，總算在毛夫人遇害次日趕到家門。檢視母親炸得粉碎的遺體之後，他安排臨時葬禮，並且在她遇害的地方立了一塊一米高的石碑，這塊石碑今天還立在溪口，上麵鐫刻四個大字：“以血洗血”。
此後四個月，日軍連續轟炸溪口十三次，終於在1943年4月進占小鎮，並以豐鎬房作為總部，日軍司令官和汪精衛傀儡政府代表或許出於爭取蔣介石的心理，把經國的母親、祖母等蔣氏先人的墳墓打掃清潔，拍下照片，寄給蔣氏父子；不過，這一招並未奏效。
蔣經國回到贛州後，一連好幾個星期不刮胡子，也不見笑容。他全力投入工作，紓解內心的痛苦。他認為要把專區管好，執行改革，必須有一批信得過的助手，尤其是一群廉潔公正的督察員以確保地方官員落實他的改革方案。要得到這樣一批幹部，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開班培訓，他的父親認可同意，於是中央軍校由當期政治訓練班一千名結業學員中挑選出七十二人，送到經國在贛州城外數裏的赤朱嶺新成立的三青團幹部訓練班學習。通過競爭極為激烈的招考，經國另外錄取七十二名學員。蔣經國定期到幹訓班講話，有時也睡在學校裏，早會時帶領學員呼口號，宣誓效忠國家和領袖。
蔣經國極力推動向他父親效忠的熱情，但是不搞個人崇拜。在對保安司令部一群士兵演講時，他注意到每當他提到“蔣委員長”或“蔣總司令”時，人人都立正。於是他改口稱他父親“老先生”，可是聽眾還是由座位站起來、立正。經國隻好停止演講，不耐煩地說：“我改口稱呼委員長‘老先生’，就是要避免立正致敬這一套。這是法西斯作風，以後都不要再這麽做！”
幹訓班有位學員王昇，出身贛南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王昇果敢勇毅、精力充沛，以第一名畢業，被派為主管三個縣的主任督導，由於表現良好，經國在1940年把他召回贛州專員分署，讓他管理七個鄉鎮。
幹訓班第一期學員當中有位女生章亞若，出身於南昌一個讀書人家。亞若十七歲時就依父母之命，嫁給一位表親。她的丈夫自殺身亡時，亞若隻有二十來歲，還有兩個小孩。她是個有決心的愛國青年，決定參加抗日工作；聽說幹訓班招生，她把兩個小孩托付給公婆，毅然投奔贛州。 [1]
根據她的照片以及朋友們對她的描述，章亞若是個漂亮、活力充沛的女性。她在幹訓班裏最好的朋友就是王昇和另一位女同學桂輝。結業之後，亞若被分派到專員公署的“抗日動員通訊社”工作，由於賣力工作，經國注意到她。她唱平劇（京劇，國民黨統治時期，北京叫北平，故稱平劇）的功力已臻職業水準，有時候還在贛州城裏票戲。某個星期六夜裏，經國聽完她唱戲，跑到後台稱讚。亞若告訴她的昵友桂輝，她當夜失眠！
不久，蔣經國調章亞若為私人秘書。她偶爾會到蔣家，教孝文、孝章做功課。顯然她與方良也彼此認識。亞若和經國都是無可救藥的浪漫派，兩人發展出親密感情，私底下相處時，她稱呼他“慧風”，他則稱她為“慧雲”。蔣經國隻送過她一份禮物——他在重慶舊市場買來的一麵歐式鏡子，他說要讓它照出她的美麗容貌。方良對於他們倆這段戀情，顯然毫無所悉。 [2]
由於背景影響，蔣經國非常注意心理作戰（包括宣傳）的重要性。當時，不少青年在“到延安去”的口號號召下，奔往毛澤東的陝北基地，蔣經國提出“到贛南來”的口號予以反製。他自己辦一份《正氣日報》，還設立通訊社、新贛南出版社、新贛南書店，以及《江西青年月刊》。這些媒體事業在在和國民黨已於江西省及贛州成立多年的單位競爭。國民黨地方官員對此頗為不滿，認為蔣經國意在貶抑他們，捧自己。蔣介石有一封信提醒兒子：“你應該專心地方上的實際工作，不需要對外界宣傳你的作為，因為我們家越能隱蔽，越不致招忌。”
陳氏兄弟掌控的中統，以及戴笠主持的軍統，此時已向重慶當局提出報告，指稱共產黨員已經潛伏進蔣經國的文宣機關工作。藍衣社舊成員也打報告，蔣經國的辦公室本身遭到共產黨員滲透。地方士紳重彈經國在南昌時期已經被指控的舊調，認為小蔣的做法和口號，與共產黨一模一樣。
1940年6月，戴笠手下抓到一個中共地下黨員，此人負責中共在江西和廣東的青年工作，旋即同意與國民黨合作，指認潛伏在贛南工作的若幹中國共產黨員之身份。
蔣委員長把兒子召到重慶，讓他讀這些報告。被指控是中共黨員的名單中，頭五名裏赫然包括蔣經國的主任秘書兼情報主管黃中美。蔣經國替這五個人擔保。他在回到贛州後，逮捕了其他涉嫌共產黨員；12月，保安隊在贛南突襲共產黨員一次秘密會議，逮捕了二十多個共產黨員。
為了處理這類安全問題，蔣經國派王昇擔任專區警察首長。此後，王昇就統管贛南的情報和警務工作。蔣經國又派王昇兼任軍事科科長，職責包括征兵入伍。按照中央配下來的征兵名額，贛南地區落後，還“欠”中央三千名新兵。王昇處理征兵問題頗有一套，有一回逮捕兩百名拿不出身份證的年輕人，把他們統統送去當兵。不久，贛南就符合中央征兵員額的要求了。 [3]
蔣經國掃除土匪和其他“壞分子”之後，發動一項計劃要把贛南改造成模範經濟區。1940年1月，他公布“三個計劃”，提出“五有”的遠程目標——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書讀。
專員公署開辦經濟開發單位。蔣經國到任前贛南的經濟主力是礦業和艱苦的農業，生產隻夠地區消費量的一半。他推動成立一些小型工廠、碾米廠、燒窯廠等鄉村企業。新組訓的農業官員下鄉，鼓勵農民養蠶，並發動每個“保”（百戶為一保）挖掘一個池塘，不僅可以養魚，還能用來灌溉菜園。
三年計劃裏頭有一個重要項目，即是教育，包括青少年強製入學念書。他把村子裏的宗祠借來辦學校，“把新神帶進舊廟”。他又命令沒念過書的成年人參加識字班，每十家為一組，強迫大家每天花兩小時讀書、寫字、做算術、通曉時事。他用粗紙印出簡單的教材，有時候一個村子隻夠配到一份教材。
小蔣下鄉視察時，穿著普通的棉布衫，會檢查老百姓的作業簿，聽他們念念書，還會檢查巡回老師填寫的成績單。有位美國記者跟他一起下鄉，看到村民向他下跪，經國立刻扶起他們，一邊說：“別跪！別跪！”
1939年夏天，蔣經國的弟弟緯國自德國慕尼黑軍校畢業。前一年，緯國身著士官（軍官候補生）製服，坐在山地師卡車中開進奧地利。納粹進占奧地利的過程並未發生戰鬥；德軍輕易就接管了奧地利部隊；緯國和其他軍官候補生成了指揮奧地利軍隊的小軍官。10月間，德軍又占領了捷克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d）。緯國沒有參加這次行動，不過他在1996年6月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承認他會樂意參加。
緯國畢業後，中國陸軍頒授他少尉軍階。重慶的軍政部派他以觀察員身份到奧得河（oder river）前線參加德國某步兵師。可是，緯國很遺憾沒有機會隨德軍進占波蘭。他在前往德、波邊境途中經過柏林，向中國大使館報到，卻接奉新命令，要他到美國受訓。他在阿姆斯特丹登船，抵達美國之時，歐戰正好爆發。蔣緯國先在一個中國空軍訪美代表團擔任侍從軍官，然後到阿拉巴馬州麥斯維爾基地的美國陸軍航空隊學校受訓。然而，美國軍方獲悉緯國有在德軍服役、受訓的經驗，請他到諾克斯堡新成立的裝甲兵中心擔任顧問。此後四個月，他參加訓練以及師級的兵棋演練，也因此學會一口流利的英語。 [4]
1940年11月，蔣緯國由夏威夷搭機回遠東，中途停了六站，才抵達香港。此時，中環英國總督官邸還飛揚著英國國旗，因此由國民黨控製地區仍可前往香港。在碼頭上迎接緯國的，是一位童年的老朋友和另一個年輕人。招呼完畢，這位朋友問緯國：“你認得這個人嗎？”緯國說：“很麵熟。”這個朋友才說：“他是你哥哥呀！”闊別十五年的經國、緯國擁抱成一團。回到思豪酒店，兩兄弟竟夜未眠，邊喝啤酒邊互敘別情。
次日，經國帶著弟弟去見宋美齡。緯國出發到德國之前，宋美齡和蔣介石成婚已有九年，可是他從來沒見過她，她也不曉得有他的存在。1927年，蔣、宋結婚之前，蔣介石就把姚夫人和緯國送回她老家蘇州居住。1928至1936年，緯國都在蘇州念中學、大學。這期間，緯國偶爾會到南京住幾天，見見父親；蔣介石刻意安排，不讓緯國碰上宋美齡。然而，香港之會，蔣夫人熱烈歡迎緯國，對於蔣先生不讓他們親近，殊表遺憾。蔣夫人是到香港治病，經國奉父命陪她到香港。這是經國唯一一次親睹大英帝國治下東方明珠的景色。蔣家兄弟在香港住了三天，然後分途回內地。
法國在1940年6月21日對德投降，但是到了10月，英國在不列顛之役擊敗德國空軍之進襲。斯大林因此有理由希望，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殘酷血戰，還會鏖戰一段時間。然而，希特勒已經把目標秘密瞄準東方。日本此時宣布要建立“大東亞新秩序”以及“大東亞共榮圈”。9月間，日本、德國、意大利簽訂三邊同盟條約，目標不是共產主義蘇聯，而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美國。斯大林批準開始跟東京當局談判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或日蘇中立條約。蘇聯對國民政府的援助也開始減少。
歐戰戰火熾烈之際，中國方麵國共之間的緊張亦急速升高。蔣介石命令長江以南的中共新四軍，在1940年底以前全部開往長江以北。1941年1月，有一支新四軍部隊卻往長江以南移動，國民黨軍隊對它發動攻擊。這場“新四軍事件”（譯按：中共方麵稱之為“皖南事變”） 證實，即使抗日戰爭到了緊要關頭，國共雙方都對戰後必須攤牌對決，非常重視。“聯合陣線”自此以後最多隻是武裝停火而已。
“新四軍事件”亦進一步降低了蘇聯協助國民政府的興趣。然而，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這個時候送給中國一百架p-40戰鬥機，並同意美國空軍“誌願隊”擔任飛行員。陳納德指揮的飛虎隊開始對日軍造成重大傷害。美國對於力抗法西斯侵略的英國和中國這兩個國家，增加物資及財務援助，戰爭的態勢開始起變化。斯大林則樂得在世界政治兩極化的大局勢裏袖手旁觀。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麵帶笑容參加觀禮，俄國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和日本外務大臣鬆岡洋右簽署一項有效期五年的日蘇中立條約。條約中附帶一份雙邊聯合聲明，蘇聯保證尊重偽滿洲國領土的完整與不容侵犯，日本也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的完整與不容侵犯。日本因而可放手由偽滿洲國調動精銳部隊，投入即將對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西方民主國家屬地的作戰。
蘇聯與日本眉來眼去之際，蔣經國開始公開高唱“反共”。他在《青年日報》上發表兩篇“反共”文章，也不再發表演說替蘇聯辯護。
在莫斯科方麵，1941年的暖春似乎預示著俄國人民會有和平的日子過。不料，德軍卻在6月22日對俄國發動閃電突襲。希特勒邀請日本聯手瓜分蘇聯，可是日本對德國會撕毀德蘇協定又是事先完全不知情，它決定按照新訂的南進政策擴張勢力。7月21日，日本軍隊占領印度支那（中南半島）南部，美國宣布對日本實施全麵貿易禁運。東京的軍國主義者決心南征，認為與美國交戰已無可避免，決定突襲珍珠港，摧毀美國海軍武力，奪占整個東南亞。
蔣介石和毛澤東，也跟丘吉爾、斯大林一樣，非常高興美國加入戰局。羅斯福指派史迪威將軍擔任他和蔣介石之間的軍事聯絡人、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以及美國對華“租借法案”執行官。史迪威同時與何應欽共同擔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名義上是蔣的部屬，也是美軍的戰場指揮官。飛虎隊正式納入美國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以將軍之階正式回役。美國已經參戰，斯大林覺得他已沒有必要協助國民政府或嬌寵蔣介石。1942年，蘇聯新聞媒體再度開始批評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蔣經國在贛南對朋友提到，美國人參戰之下，中國內部的衝突會日益激烈，而他們本身的工作，也會越發重要。
1942年1月，蔣介石把他手下的德式裝備、訓練之第五軍、第六軍投入緬甸戰場，協助英國人保衛其殖民地，尤其是要確保滇緬公路。仰光在2月底淪陷；幾星期後，蔣委員長飛到臘戌，檢閱國民黨軍隊。蔣經國隨侍在側，但是並未對外公布。史迪威在前往重慶報到途中，由加爾各答飛來，與蔣氏父子同一天抵達臘戌。蔣介石和史迪威有一個簡短的會晤。史迪威提到，他受到蔣“熱烈的歡迎”——這恐怕是他最後一次對蔣介石的好評。
蔣經國到達臘戌，史迪威並不曉得。經國在臘戌又多逗留一星期，走遍國民黨軍隊第六軍每個連隊。他每天比士兵早起床，等著和士兵一起做早操。他參觀營區廚房、廁所，鼓勵軍官主動替士兵（幾乎全都不識字）寫家書。經國和軍官談話時強調部隊士氣是製勝的關鍵，一般士兵曉得為何而戰、官兵團結，非常重要。回到贛州後，蔣經國還寫信給他見過的每個軍官。
蔣介石讓史迪威全權指揮駐緬甸的中國部隊。可是，中國將領常不執行史迪威的命令，有時候蔣介石沒有照會史迪威，就推翻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雖有駐華經驗，也通曉中文，個性卻難以與蔣委員長或當時任何一位中方領導人打交道。史迪威沉默寡言、個性急躁、主見極強、作風直率，使他在許多情況下是個優秀的戰地指揮官，卻不是一個幹練的外交官。蔣介石不願意改組國民黨軍隊，投入攻勢作戰，或開革腐化無能的將領；史迪威因而倍感挫折，乃是可以理解的反應。然而，從蔣委員長的角度思考，要采取上述任何動作，都會對國民政府派係勢力均衡產生重大影響，不能不謹慎從事。史迪威聽到外界對經國的好評，可是兩人沒有碰過麵，實在是一大憾事；因為史迪威提議的許多改革，經國也有同感。
蔣經國在贛南主政三年之後，他的父親對他的表現相當欣慰，曾經拍發一個電報說：“兒任專員已足三載，人民愛戴，建設進步，時用快慰！”蔣介石現在開始認為，經國通曉俄文，又有行政才能，可以培養為新疆省主席。到了1942年，雖然俄援不再經由新疆進來，這個關鍵省份的政治發展卻轉而對國民黨有利。新疆有崇山峻嶺，沙漠廣袤、平原不毛，是穆斯林定居的一塊大地，一般又稱它為大西北。1934年，曾經在北伐時期於蔣總司令麾下擔任過參謀的盛世才，借俄國部隊之助，掌控住新疆。盛世才的省政府實質上是蘇聯的傀儡，新疆實際上由俄國顧問經管。但是，1942年初，蘇聯岌岌可危，顯然已瀕臨遭德軍擊潰的噩運，盛世才開始重新評估他和蘇聯的關係。因此，莫斯科與重慶關係冷卻之際，盛世才與中央的關係卻開始改善。
4月底，也就是蔣氏父子視察緬甸國民黨軍部隊後不久，蔣介石命令經國到西北考察，還要他帶緯國同行。此行目的是讓經國有機會第一手觀察新疆局勢，並提供政策建議。
此行非常危險，經常要在前線附近出入。啟程之前，蔣介石給經國一顆毒藥，以備一旦遭日本人俘虜時可以服用。 [5] 經國由重慶搭飛機飛成都，轉火車到寶雞，再乘汽車到西安與緯國會合；蔣緯國當時服役的裝甲兵部隊，駐紮在西安郊區。
兩兄弟搭火車到達與日軍防線相距頗近的潼關；再沿著一條民工以手開挖的壕溝，搭乘卡車到達洛陽。為了防止日軍炮火攻擊，確保軍事運輸安全，民工挖了一條四米深、足容兩車交會的這條大壕溝。數以萬計的中國農民在洛陽城內外，獻身國防工事，使得經國大受感動，寫了一首普羅大眾的詩：“這許多勞動者的聲音匯合起來，變成了一支偉大的勞動進行曲。”
兩兄弟以二十輛卡車組織一支車隊，載滿布匹和禮物，預備送給沿路見到的少數民族領袖。他們倆謝絕軍方派兵護送，來到長城西端的嘉峪關這個遠眺一片大漠的邊城。邊塞景色壯麗，讓經國大為感動，他寫下：“西北，偉大的西北……你這個中華民族的古老的故鄉，我們祖先的墳墓，我們祖先留下的燦爛的文化、遺產都在那裏蘊藏著……那裏豐腴的物產，堅強淳樸的人民、燦爛的文化，都是抗戰建國唯一的力量……有誌青年，應當回到我們這古老的故鄉去，有誌的青年應當到西北去。”
他對父親報告：隻要經濟開發起來，“新疆的政治問題一定可以解決”。他也相信，必須加強在西北地區對抗蘇聯和中共的努力。蔣經國到訪後不久，盛世才加快和蔣介石修睦。1943年初，盛世才重新加入國民黨，最後一支蘇聯部隊撤離新疆。同年，盛世才宣稱破獲蘇聯和中共一項“陰謀”，大肆逮捕境內共產黨員，統統處以極刑。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身為共產黨派在迪化（烏魯木齊）的代表，也未能幸免。
珍珠港事變新聞傳抵贛州的兩個月前，蔣經國的秘書章亞若告訴經國，她懷孕了。不久，這兩位戀人話別。亞若在好友桂輝的陪伴下，坐上一輛破舊的巴士跋涉長途到桂林。她選擇景色秀麗的桂林待產，是因為她有個弟弟在桂林附近擔任縣長。亞若和桂輝在麗獅路覓得一戶民宅落腳，見過醫生，就隱姓埋名等待臨盆。經國給了她們足夠的生活費。亞若已經生過兩個小孩，可是她立刻發覺比起前兩次懷孕，腹部似乎隆腫更大，醫生猜測她恐怕懷的是雙胞胎。
1942年5月21日，章亞若生下兩個男嬰，在經國還沒趕到之前，她以當時居住的麗獅路各取一字，替他們各取乳名“麗兒”、“獅兒”。幾天之後，經國趕到，很高興地抱著兩個兒子，他僅停留兩天，就趕往重慶向父親報告他和亞若的戀情，以及添了兩個兒子。 [6] 蔣介石接受這個事實，以祖父的身份給這對雙胞胎取名“孝嚴”、“孝慈”，納入蔣家第三代的“孝”字輩。可是，蔣介石提議雙胞胎跟從母姓。亞若明白這項建議的意義——她和兩個兒子不會是蔣家成員。
章亞若是個解放女性，不願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開始在桂林活動。當時桂林有十多個美國機構，她請了一個美國人教她英文。桂輝說，大約六個月之後，11月的某一天，她和亞若上街買東西，感覺有人跟蹤她們。兩天後，有小偷侵入她們住處。廣西省民政廳廳長邱昌渭聞訊，派兵保護她們住家。亞若到邱家致謝；當她回到家後，開始瀉肚子，腹部嚴重絞痛。
桂輝趕緊把她送到醫院，徹夜陪伴著她。亞若在劇痛中要求桂輝，如果她不幸死了，務必代為照料兩個小孩。她說，蔣經國曾經答應她，日後會讓兒子認祖歸宗。她也把蔣經國送給她的鏡子、粉盒給了桂輝。翌晨，亞若腹痛未止，但似乎病情好轉。醫生檢查完，給她打了一針。幾分鍾後，亞若驚呼她眼睛看不見！醫護人員衝進病房，派桂輝去取冰塊。桂輝回來時，醫生告訴她，亞若死了。按照南方的習俗，第二天就埋了。王昇把噩耗向蔣經國報告，經國放聲痛哭，此後一連多日戴著墨鏡，遮掩哭腫的雙眼。
桂輝把雙胞胎送交給亞若的母親周錦華，並告訴章母，她懷疑有人下毒手。照她的說法，章家也相信亞若遭到謀殺，背後另有主謀。他們擔心雙胞胎也會遭遇不測，故意把小孩登記出生在不同年份，以掩人耳目。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傳聞、臆測亞若的死因。贛州《正氣日報》編輯漆高儒，在他寫的蔣經國傳記中聲稱，亞若死前不久，他偶然聽到黃中美（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說，章亞若在桂林自稱是蔣經國夫人，製造出麻煩。據說，黃中美指示一名部下，“把她殺了，我來負責”。漆高儒還記得，黃中美曾抱怨他替經國做了不少事，可是小蔣“不了解我”。漆高儒猜測，黃中美自作主張，下令殺害章亞若。許多中國傳記作者都相信這說法。可是，除了漆高儒事隔數十年後這段記載，以及桂輝的猜疑之外，我們找不到其他根據支持亞若是在中共、蔣介石或蔣經國本人命令之下遇害。
方良對於先生和章亞若的戀情、生下雙胞胎，渾然不知。她從來不問先生的公事，他對她的交往也定下嚴格規矩，譬如不準方良和富商太太等有心攀附的人來往。她和經國似乎是一對摩登的親密夫婦。方良經常在機場迎送丈夫時，擁抱他、吻他，旁邊的中國人有時還挺難為情。這段時間，經國和太太在一起，經常以俄語交談。經國也還喜歡讀俄國文學作品，譬如美國記者傅爾曼就曾經看到他讀19世紀烏克蘭詩人舍甫琴科（shevchenko）的作品。後來為了免人猜疑他們的親蘇，他和方良放棄了與俄羅斯的文化關係。
蔣經國在1942、1943年仍在贛南盯緊推動三年建設計劃。訪賓對於原本十分窮困落後的贛南，與中國其他地方的情況相對照，印象格外深刻。《紐約時報》記者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報道，經國的改革計劃使得贛南地區麵貌一新。戰前，贛州隻有三家工廠，現在已有四十四家工廠，包括一家酒廠、一家麵粉廠、一家火柴廠，若幹紡紗廠。通過一年兩作及新的農耕方法，贛南原本是糧食嚴重短缺的地區，現在的產量卻足可供應十個月的消耗量，預期到了1944年就可完全自給自足。在阿特金森眼裏，贛州是中國最現代化、最幹淨的城市。 [7]
1943年，數千名青少年失去父母，住在貢水岸邊難民營裏的破房子、破帳篷裏。蔣經國下令在離贛州城一小時車程的貢水岸邊，興建一所學校（命名為中華兒童新村）。學校蓋好後，大約一千三百名中、小學學齡青少年孤兒遷入新村。蔣經國打破中國傳統，禁止校中有任何體罰，他要學生組成自治會，推選自己的村長，選派自己的糾察。 [8]
1943年夏天，經國經常住在新村學校裏。他早晨和學生一道起床，帶領學生做體操，然後跳進冰涼的溪水裏。他的辦公室門口隻掛著一個牌子：“蔣經國先生”。今天的訪客在接待室還可以看到一排泛黃的舊照片，其中有一張是經國和方良夫婦合影，還有一張照片當年一定不會在那裏，影中人正是漂亮的章亞若。樓上是一間小辦公室，擺著一張破舊書桌，經國在這裏至少接見了兩個美國客人，一是新聞記者傅爾曼，一是美國駐桂林領事館副領事謝偉思（richard service。譯按：與派駐延安的謝偉思john service同姓，但不同名） 。
陳納德和史迪威自從1942年以來就為戰略觀點爭執不下。陳納德主張空戰優先，史迪威卻認為首要目標應該是建立訓練精良的地麵部隊。蔣介石和羅斯福支持陳納德的觀點，於是陳納德1943年沿著國民政府統治地區外緣，開始構工興建一係列機場。陳納德計劃以這些機場作為b-29轟炸機出擊基地，它們可以遠及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在泰國的基地。根據這項戰略，美國第十四航空隊要在贛州附近蓋一座機場，以便p-38偵察機由日本上空執行任務回航途中緊急降落之用。
謝偉思搭乘一輛載運武器的貨車顛簸到贛州，安排機場興建事宜。謝偉思在新村學校蔣經國的辦公室見到他；這位美國外交官記得經國“很友善，合作，肯幫忙”。他跟謝偉思駐華多年所見過的絕大多數中國官員不一樣，“真心關懷民眾福祉”。經國邀請謝偉思到他家吃飯，這也是謝偉思第一次獲邀到中國高級政府官員家中做客！
謝偉思記得蔣經國那位漂亮的俄國太太，說得一口寧波話，但是她不多話。每個人“盡歡，尤其是劃拳劃得真熱鬧，經國是劃拳高手，老是贏”。經國隨口就是一些笑話，逗得客人大笑。餐後，經國表演一套絕技，更令人佩服。他拿出一排三張椅子、躺上去，頭在第一張椅子，腳擱在第二張椅子，屁股放在中間的第三張椅子。方良把中間的椅子抽走，他竟能懸空好一會兒。美國賓客認為經國這類大男人英雄表演，和他在俄國多年沾染的脾性有關。
據謝偉思說，蔣經國治理贛南十一個縣，在美國人心目中，仿佛“在中國打造出烏托邦”。蔣經國消滅娼妓、賭博，讓犯人做工，訓練犯人有一技之長，出獄後能找到工作，甚至史迪威也在日記裏記下，他聽說蔣經國“表現很好”。
贛州機場興建期間，經國幾乎每天都到現場觀察，與美國陸軍工程師結成朋友，邀請他們到家裏吃飯。機場竣工，他還開車到桂林，在美國總領事淩華德（arthur ringwalt）寓邸，和謝偉思等人吃晚飯。席間，蔣經國還是很風趣、可親、開放。據謝偉思的回憶，小蔣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可是“已經隱然有要人之姿，不是池中物”。當時絕大多數美國駐華外交官員認為，蔣委員長對於調度對日作戰和治理中國，都顯然心餘力絀，可是他這位三十三歲的英年長子，卻給人“中國就是迫切需要這一型領導人——精力充沛、幹練又廉正”的印象。
謝偉思還記得涉及蔣經國的另一樁事件。1944年中，甘介侯將軍告訴謝偉思，省裏軍事領袖底下有個秘密組織，對於戰事的進展不滿意。謝把他和甘介侯談話內容以密電呈報給駐重慶美國大使館。美國大使卻犯了專業上的重大失誤，把電報交給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過目。雖然電文沒有提名道姓直接點到甘介侯，宋子文卻認出這項報告的消息來源。戴笠手下立刻以泄露敏感資料給美國人的理由逮捕甘介侯，軍事法庭判處甘介侯死刑。謝偉思找到蔣經國，蔣介入此事，救了甘介侯一命，戴笠為此大大不高興。 [9]
蔣介石繼續在百忙中寫信給經國，指示他讀書、做學問。1943年8月，他曾教誨兒子，讀書學習“欲速則不達”。他建議經國，學習算學和英文“每周均不宜超過六小時”。除了要經國研讀中國古籍、總理遺訓之外，他還鼓勵兒子多讀《聖經》和其他基督教書籍。1956年經國在介紹父親行誼時，強調基督教信仰在父親一生中起極大作用。顯然父親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蔣經國1939年抵達贛州後不久，就開始讀起《聖經》。1943年複活節，經國一家人在重慶由畢範宇牧師施洗，正式成為基督徒。
蔣經國受洗成為衛理公會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聖賢之道一樣，是出於父親的意旨。他和父親一樣，對誓言遵奉不渝，此後一生，經常帶著兩本書——一是日記本，一是《聖經》。在父親推薦下，經國也讀《荒漠甘泉》。這是一本每日一題、闡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蔣介石每天讀後，就在空白處記下自己的靈思心得，他建議經國一樣讀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麵對失敗、災禍或悲劇要如何堅毅忍耐、信念不渝。蔣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現在陪著他的遺體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葉歸根，歸葬故土。不知是出於孝心，還是真心喜歡，《荒漠甘泉》也成為蔣經國喜愛的讀物之一。20世紀50年代初期，美軍官員可以看到蔣經國在戰地翻讀一本已經快翻爛了的《聖經》。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裏到他房裏聽取最後指示時，經常看到床頭或桌上有一本《聖經》。蔣經國把《聖經》從頭到尾讀了好幾遍，每讀完一遍，他在第一頁就做個記號，在他逝世時，總共有十七個記號。
但是，據蔣家在台灣的家庭牧師周聯華說，經國在宗教信仰及其他問題上，都不堅持教條，不會有封閉心態。他隻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讀《聖經》，不跟周聯華或其他傳教士討論宗教問題，也僅隻偶然參加做禮拜。他可以到衛理公會以外的基督教會做禮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竇寺就是他年幼時常去的地方。
蔣經國對於三民主義青年團不能成為動員中國青年的大力量，頗有挫折感。他認為，跟他主持贛南專區一樣，三青團要成功，就得靠一批廉潔、堅貞的青年幹部。1943年蔣經國到重慶出席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他提議擴大幹部訓練班，成立青年幹部學校，大量培養青年領袖。在父親的讚同下，大會通過這項提案，12月間，蔣介石任命經國為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負責籌辦工作及從零開始規劃課程。
蔣經國仍保留贛南行政專員職位，經常往來重慶、贛州兩地。日本軍機兩次追逐他搭乘的飛機，不久他就把大部分時間花在重慶。王昇和他在贛州的若幹部屬，跟隨他到戰時陪都重慶，進入中央幹部學校當學員。1944年1月17日，日本發動“一號作戰”，針對美國空軍新辟建的一係列機場進襲。數天之內，日軍已推進到贛州城郊，經國趕回贛州處理此一危機。情勢顯示贛州守不住時，他把跟政府以及他本人關係密切的人統統疏散，方良、子女和毛夫人的侍婢阿王也都撤往重慶。2月3日，山區裏槍聲陣陣，蔣經國搭乘dc-3飛機從他替美國人蓋的機場起飛。2月5日，日軍進入贛州城，已是十室九空。
扣除掉宣傳和傳聞的部分，蔣經國在贛南的治績按照當時的環境條件，殊為不易。他最可觀的一項成績是推動治安，又不失地方民心。其中關鍵訣竅在於他個人清廉正直的官聲，真正與百姓同甘苦，因此得到百姓信任他的確為民服務。上級交付的征兵員額，他可以如命達成；但是和中國絕大多數地區不同的是，在贛南農村征兵，並沒有造成百姓害怕、仇恨當局的情緒。至少，在贛南沒有人記恨，也沒有這類記載。
但是，撇開領導人獨特的意誌以及一批忠勤幹部的努力不談，在全中國要推動打造新贛南，還有其他原因，使得它困難重重，甚至寸步難行。譬如，地方上收繳的田賦，通常要上繳省政府，經國卻可以保留而增添財源——這個政策其他的地方官員就無法延用。或許，他比其他同層級官吏，更有本事說服銀行做低利放款。此外，經國得到省政府、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是其他行政專區專員所無法企求的。據當時在贛南工作的一位中國新聞記者說，經國得到的特殊協助包括保安隊、自衛隊的兵丁員額增多，憲兵、警察員額也多。此外，他可以直接指揮調度這些單位，其他的專員就沒有這種權力。贛南的政府文職公務員也比其他專區多。根據一個消息來源，經國的辦公室屬員一百人，其他專員平均隻有二十來人。中央政府特別撥款，或許蔣夫人自掏腰包協助，幫助贛州若幹項目（如大型操場）的建設。
贛南經驗為蔣經國的前途打下堅實的基礎，他掙得幹練、有活力、有創意、清廉正直的領導人之名聲，具有行政及地方發展的經驗，包括教育、青年工作和地方治安等工作經驗。他也累積起一批可信賴的部屬追隨左右，當然同樣也樹立若幹政敵！蔣經國通過在江西省的經驗，深刻了解到國民黨的弊病——貪汙腐敗、派係鬥爭。他深入了解新兵受到的非人待遇、軍隊組織吃空缺等問題。他到重慶，也有助於掌握國民黨軍隊中的基本問題——派係林立、割據為王、兵力不足等。他愈來愈不能相信中國共產黨。他在演講和編造口號上，能巧妙地把他重視平等、反抗既有體製的名詞，與他父親鍾愛的新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可是，國民黨內最保守的一些人士曉得經國不喜歡他們，因此以牙還牙，一再傳布謠言，指控經國是蘇聯的秘密工具。
蔣介石這人沒有真正的朋友，現在隻剩下太太和兒子兩個人可以信任。父子之間開始交換日記閱讀——這是父子關係密切的跡象。此時，經國與繼母相處上沒有問題。至於緯國，並沒有重要的政治角色，因此他跟蔣夫人的關係純屬家庭親人關係。一般人認為宋美齡比較喜歡緯國，因為他英俊、儒雅，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然而，經國在孝道上也無懈可擊，農曆新年，他會到重慶向父母親拜年，致敬；他穿傳統長袍，進門就跪下磕頭。 [10] 不過，經國在江西的生活與工作，跟他這些遵守禮儀的動作大相徑庭，呈現出他不肯太死板、頑固的一麵——這種平易作風在重慶、延安高級領導人當中，都相當罕見。
注釋：
[1] 章孝嚴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之記錄。原書注9。
[2] 王力行《蔣孝勇的最後聲音》，載1996年9月15日《遠見》雜誌。這是蔣經國和方良幼子蔣孝勇接受訪問的一篇文章。原書注13。
[3] 見王昇1995年9月8日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原書注20。
[4] 蔣緯國《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路》，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6年，第78頁。另見本書作者1996年6月7日訪問蔣緯國的談話記錄。原書注25。
[5] 蔣孝勇1996年5月1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孝勇的祖父告訴他，每次派經國從事危險任務，都會給他毒藥。原書注40。
[6] 章孝嚴1995年9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原書注49。
[7] 阿特金森的報道刊在1943年11月5日《紐約時報》第5頁。原書注58。
[8] 作者1996年6月13日走訪新村學校，訪問了當地方姓導遊所悉。原書注59。
[9] 謝偉思1996年4月11日接受本書作者電話訪談。原書注63。
[10] 某位與蔣夫人關係密切的華裔美國人，1995年12月接受作者訪談時提起這個故事。原書注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