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幹部學校設在重慶市郊十幾公裏外幾棟舊建築物裏，於1944年5月5日正式開訓。蔣委員長預期中央幹校在革命之中的作用“就像黃埔”，幹校也開始自命“第二個黃埔”。這個比喻引起若幹人士憂慮，因為它透露出即將以三青團和蔣經國為核心，出現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蔣經國通過招考，甄選了兩百八十名第一期學員。他們是最近才從大學畢業的青年，或是對青年工作饒富經驗的幹部。另外還有六十至七十名女性的女生隊。學生多數來自中、上階層的城市家庭。他們知識水平高、愛國精神強，又充滿理想；在他們心目中，經國是他們向往的新領袖。1944年剛由大學畢業的陳正卿就是一例，他極端“反共”、“愛國”，但是認為國民黨“腐敗、沒有希望”。他和朋友聽說蔣經國是委員長的兒子，在贛南心口如一，積極改革。陳正卿前往中央幹校參加招生考試時，看到校門貼著標語——“做官的莫進來，發財的請出去”，穿著工作服在門口招呼考生的，赫然就是教育長蔣經國。
經國喜歡這份辦學的工作，甚至到了他貴為最高領袖，最親近的老部屬私下都還喊他“教育長”或“校長”。教育長住在學校一間小房子，與學生一起用餐、從事勞動。有一次突擊檢查內務，他發現某個房間裏有斯大林傳記和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他順手翻翻，沒說話就走開。早晨點名、早操完畢，盡管天氣冷峭，教育長把上衣一脫，帶領學生衝上附近一個山頭，口裏喊著：“男子漢跟上來！”不久，這裏就被取名“好漢坡”。他經常跟隨一群幹校師生到重慶聽戲。有一天夜裏，大雨滂沱，經國卻豪興大發，要求全隊跑步十幾公裏回校，沿路還大唱愛國歌曲。 [1]
跟在贛南辦學校一樣，他在中央幹校也成立學生自治機構。學校實施軍事管理，但是經國不準學生向他敬禮。校規令出必行，沒有偏袒。他最重視無私、無我的奉獻服務。有一群學員建議，畢業後應該獲頒碩士學位。下次集會時，蔣經國表示，他很驚訝怎麽大家入學不久就這麽關心學位問題。
他說：“好吧，我頒給每位革命博士。”學生們笑了開來，此後大家再也不提學位問題了。 [2]
雖然自贛南撤退，頭半年中央幹校師生士氣十分高昂。蔣委員長與蔣夫人的聲望空前高漲。蔣委員長出席開羅會議，與羅斯福、丘吉爾並坐合影的照片廣為流傳。同盟國終於放棄帝國主義時期遺留下來的“治外法權”特權，從此以後，西方國家居住在中國的公民得以不受中國法令管轄的這項特權不再存在。由美國訓練的新一軍（軍長是美國弗吉尼亞軍校畢業生孫立人）和新六軍亦由緬甸戰場傳來捷訊，令人心為之振奮。史迪威不改尖酸脾氣，即使讚美也還要加幾分侮慢口氣，稱緬甸戰場告捷是“中國有史以來對抗第一流的敵人，第一次展現出強勁持久的攻勢”。同一時期，美國海軍在珊瑚島之役殲滅日本殘留的海軍艦隊大部分武力，美軍陸戰隊在傷亡慘重下，亦在太平洋諸島穩定進展。
然而，中國戰場上的發展就不是太順利。陳納德的飛行員和中國陸軍都沒有能力阻擋日本“一號作戰”的攻勢。中國高級軍事指揮部不能合作，總部對不得寵的將領不肯提供補給，而且蔣委員長下令投入好幾個師兵力防衛實際上已遭包圍的城市，也造成巨大的傷亡損失。日軍“一號作戰”對國民政府產生重大的軍事及政治危機，而使美國政策丕變。史迪威要求上級罷黜陳納德，可是羅斯福反而把史迪威解職，換上較諳外交之道的魏德邁將軍（albert c. wedemeyer）。魏德邁這位新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與蔣介石處得不錯，不過他呈報給華府的密電中，觀點與史迪威並沒有太大差異。
中國軍隊在上海、武漢、長沙及其他戰役中，都顯示出麵對強敵無畏抗戰的勇氣，也有陳誠、白崇禧、李宗仁、孫立人等一流的軍事領袖，可是領導權不統一，加上新兵（絕大多數是農民）待遇奇差，摧毀了部隊的戰鬥精神。當日軍部隊的優勢兵力再次擊潰中方防線時，蔣經國的挫折感大增。有一天，他帶父親到重慶附近一個營區視察。蔣介石目睹士兵在被子裏饑病而死，大為震怒，用手杖怒擊主管軍官，當場予以解職。1944年8月，重慶市政府工人由街頭載走一百三十八具士兵屍體。蔣經國把這個狀況報告給父親，但是委員長這次並沒有親臨現場檢視。
根據長期擔任蔣經國辦公室執行官的一位軍官所述，蔣經國從來不當麵頂撞父親，會委婉建言，讓委員長相信這是他自己做的裁定。 [3] 蔣經國經常告訴父親，中國迫切需要的一支新軍，由愛國知識青年組成，並由情操高貴、獻身報國的忠貞將領領導。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國民黨的關係既密切，又不盡然隸屬國民黨，正是征募這樣一支精銳部隊的絕佳來源。
美方在這個時候已承諾要替國民政府訓練裝備三十九個師的兵力。蔣介石接受兒子的建議，決定以其中九個師的編製（大約十萬名兵員）組織起這樣一支知識青年新軍。10月10日，蔣委員長號召全國青年投身這支精銳部隊。（譯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應運而生。） 雖然期待許多人誌願從軍，尤其是加入軍官團，蔣委員長仍特別組織一個全國委員會處理征集知識青年的工作。
在中國，征集高中、大學學生及畢業生入伍服役乃是創舉。抗戰已經進入第八年，國民政府除了征調醫科、工科及英語專修學生（後者是擔任翻譯官）的大學生及畢業生之外，並沒有全麵征集大、中學生服役的動作。抗戰開始之際，全中國隻有大約四萬名大學畢業生，當時認為這些精英及其他培養不易的知識青年，宜用於維持經濟建設和政府運作上。 [4] 比較難以解釋的是，高中學生及畢業生也常常逃避兵役。蔣委員長一聲令下，將扭轉此一局勢，至少若幹知識青年的命運會有所變化。11月，蔣委員長替這支新軍正式取名“青年遠征軍”，派軍政部長陳誠為總司令，蔣經國出任青年軍政治部主任。蔣委員長把青年軍政治部歸屬在軍事委員會訓練處之下，並不隸屬總政治部管轄。這個不尋常的做法使得蔣經國和青年軍享有獨特地位，不受軍方原有的政工製度節製。蔣經國決心培訓出一個真正有效率、強悍的政治作戰幹部隊伍。到了年底，征集及自願入伍的青年軍人員已有十四萬人。蔣經國的軍官得以從中組成九個師的兵力——番號為第二○一師至二○九師，以及一支三千人的女青年作戰輔助大隊。蔣經國委派由委員長正式挑選的資深軍官，作為青年軍專業的指揮官；同時，政治指導員全由經國本人親自甄選，大部分由軍隊之外取才。中央幹校第一期學員接受了約六個月的訓練，提前結業，一百多名畢業學員加入青年軍政治工作幹部行列。
到了1945年2月，青年軍新兵已有四萬人在訓練中，另十萬人等候設施騰出來才能受訓。根據青年軍退役老兵的說法，蔣經國一本平日習慣，每天早早起床，與新兵一起做操，然後檢查廚房、廁所。蔣委員長有一次對第一期軍官團學員講話，稱呼他們是“革命先鋒隊”，要發揮“以一當十”的作戰精神。青年軍是蔣介石倚為股肱的力量。
蔣介石又派他兒子擔任另一項工作——三青團政治部主任。陳果夫兩兄弟擔心的狀況果然出現：團員人數達五十萬之眾的三青團，加上青年軍，乃至一般青年工作，即將是蔣經國的勢力範圍派成員和康澤的藍衣社舊屬，遲早會丟掉在三青團內的要職，被派到前線，屆時是否戰死就很難說了。（譯按：康澤後來被俘，並未戰死。）
時常麵帶微笑的蔣經國，培養出在工作時不苟言笑的習慣。他的父親非常重視儀表外貌，一再勸他嚴肅自持。但是，蔣經國一生都維持平易近人的精神，看到有人進到辦公室，他一定起身招呼。工作餘暇，吃了飯、喝過酒之後，他會和部屬勾肩搭背講笑話、劃拳助興。雖然工作之餘喝了不少酒，此時他的糖尿病痼疾還未發現診治，僅隻偶爾有些麻煩。經國此時體力、健康可謂處於巔峰期，依然瘦削、活潑、自信、充滿精力。
蔣經國擔頭重負越來越多，沒有太多時間與方良、子女相處。1935年以來慢慢演進的生活方式，現在逐漸定型。根據長久追隨他的部屬的說法，經國把他的工作、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分開來。他深愛家人，有機會也與子女玩，但是在家的時間越來越少。若幹貌美、聰明的女性受到他的吸引而與他親近，已婚、單身的都有。有一位女性友人是某空軍將領的女兒，懷了身孕，前往美國。 [5]
1944年12月，日軍突然停止“一號作戰”的攻勢。太平洋戰事頻頻失利，日本不想再多占領中國領土。中、美雙方正在規劃一項軍事行動計劃，由中方發動攻勢，美軍則由海上在華南登陸。但是，“一號作戰”的危機甫解，蔣委員長比以前更重視與共產黨的對決作戰。他指派陳誠兼任敵後作戰總司令。積極組建三青團以防止中共吸收青年學生，也成為當務之急。
許多在1940年代中期接近蔣經國的人士相信，蔣介石在這個時期開始考慮，陳誠是個可能的繼承人，經國則是第二人選。就經國本人而言，他曉得有些人現在開始背地裏稱他“太子”，而且他父親至少已經起了念頭，有朝一日兒子可能成為中國的領導人。陳誠和蔣經國也努力維持平順關係，相處上大體也不錯。陳誠是蔣經國尊重的少數幾位國民黨將領之一。但是兩人之間也無可避免地會產生競爭的緊張態勢。蔣經國曾經對一名隨從透露：“如果陳誠對，我服從他；但是，他錯了，我又怎麽能服從他呢？” [6]
全球戰局現在情勢一片大好。美軍陸戰隊攻陷硫磺島，以衝繩為起降基地的美軍b-29轟炸機在日本領空如入無人之境。2月初，孫立人率領新一軍重新打下臘戌，打通滇緬公路，中國從此不再受到封鎖，可以與海路接通。
近1944年底時，美國新任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在前來重慶途中，經過莫斯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對他表示，蘇聯已經對中國共產黨完全失去興趣，蘇聯希望與國民政府增進關係。赫爾利抵達重慶不久，蘇聯駐華大使館代辦向蔣經國建議，宜安排斯大林和蔣介石會談。然而，這件事沒有下文，很可能是斯大林決定暫且按下，等到雅爾塔會談之後再說。 [7]
這時候，美國軍方相信，唯有借由地麵作戰才能在亞洲大陸擊敗日軍，而中國軍隊沒有能力完成此一任務。日軍“一號作戰”及其他事件（如蔣介石一度聲稱他若未多得到美援，即將退出戰局），使得羅斯福對國民政府失去信心。美國外交官員、新聞記者及駐華機關其他人員一再抨擊國民黨，史迪威也不時批評重慶當局，又加上好消息似乎總是由延安中共陣營傳來，對華府的對華印象起了重大影響。基於種種原因，羅斯福總統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高峰會議裏，預備瞞著蔣介石政府及中華民國，讓中方付出重大政治代價，換取蘇聯承諾出兵中國東北，攻打日本。
美方同意把旅順港和中東鐵路交還給蘇聯控製。至於中國另一塊領土——“外蒙古”，羅斯福同意“外蒙古”地位問題由蘇聯操控的公民投票來決定。他還同意，在德國戰敗、蘇聯能把二十五個師兵力部署到遠東之前，不通知重慶的美國盟友這些影響到中國領土權益的條款。
斯大林告訴身染重疾的羅斯福，中國共產黨是“蘿卜共產黨”（radishmunists）——外紅內白；斯大林又保證，派兵進入東北之前，他會與國民政府簽訂一項友好同盟條約，恢複對重慶提供軍事援助。實質上，斯大林此時相信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得勝的話，可以在遠東地區帶來蘇聯紅軍在東歐、中歐所導致的相同之地緣政治大轉變。 [8] 毛澤東的武力已穩定成長。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已經在拍發給美國國內的電文中預測，抗戰結束之後，中國已無可避免要爆發內戰。由於國民黨部隊的腐化和無能，絕大多數美國的外交官和新聞記者相信，中共極可能贏得國共內戰。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分析，以及斯大林駐延安代表的報告，毫無疑問也與美方見解相同。俄國人曉得，一旦蘇聯占領東北，中國共產黨在戰後的前途更將情勢大好。
盟國在雅爾塔會談及稍後的德黑蘭會談中，議定戰後世界地圖，同意朝鮮及德國分治。從斯大林的觀點看，中國分治（一半共產黨、一半國民黨）將有許多利益；但是，若是整個中國都落到中共控製更好。蔣介石直到6月份才被告知雅爾塔會談有關遠東的協議，斯大林可能早就通知了毛澤東。莫斯科與延安早已做好軍事規劃，中共部隊將在蘇聯紅軍打進東北之後，緊隨著搶進。然而情勢發展卻比任何人的預期發生得更快。
國共雙方在美國人力勸之下，自從1944年底即就組織聯合政府一事，不時談判。周恩來代表中共在重慶談判，迭次堅持先成立聯合政府，中共才肯解散其軍事組織。國民黨政府則堅持，中共先解散軍事組織輸誠，再成立聯合政府。3月份，蔣介石提議召開國民大會，結束一黨專政、起草新憲法。中共為了強化“外紅內白”形象，4月間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綱中取消言必稱蘇聯及推動世界共產革命的文字。中共新黨綱通過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針。
國民黨也在4月間於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六大”會場卻爆發對領導體製的公開批評。這股批評浪潮肇始自三青團團員，雖然沒有指向兼團長的蔣介石，卻對黨、政、軍普遍的腐化、無能現象炮聲隆隆。毫無疑問，已具黨中央委員身份的蔣經國，在取得父親首肯下，批準三青團成員對國民黨領導體製發動口頭攻擊。蔣介石可能認為，借著這類批評可以駁斥外界指控國民黨不民主的說法，或許也可以迫使黨進行肅清、改造。國民黨“六大”反映著蔣經國的意願，批準三青團結束與國民黨的鬆散關係，把它轉型為一個專司青年組訓工作的政府組織。
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5月底，斯大林告訴杜魯門總統的特使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俄國可以在8月8日開始對東北用兵，蘇聯願在發動對日作戰前，與蔣介石交涉中蘇條約。斯大林重申他在1927和1937年的說法，強調蔣介石是唯一能領導全中國的領袖。他保證允許蔣氏的國民政府在蘇軍進占的東北地區組織地方政府。6月間，美國照會蔣委員長有關雅爾塔會談的協議，也告訴他蘇聯有進攻東北日軍的計劃。
蔣介石陷入必須奮力突圍的困局。他若想在戰後的國共鬥爭中取勝，必須有美國的援助，以及莫斯科不插手，至少也得節製的條件。蔣介石曉得蘇聯必將占領東北，更亟須爭取一切可能，與斯大林獲致新協議。
新疆是國民政府必須贏得蘇聯節製的另一個重要地區。蔣介石父子相信，如果他們讓步，同意“外蒙古”獨立，斯大林可能會在東北及新疆問題方麵與國民黨合作。蘇聯自1943年退出西北以來，依然插手該地區事務。同時，盛世才的政策使得本地區居於多數的非漢人疏離。1944年底，蔣介石迫使盛世才離職之後，烏孜別克族領袖法哈德（farkhad）在距迪化一百二十公裏處宣告成立“共和國”。
國民政府派到新疆的新任省主席與新疆軍事指揮官不和，使得局勢更加惡化。蔣介石派經國前往新疆化解。他在1945年4月13日抵達迪化，與新疆的官員開會，也見了前往重慶履新、路經烏魯木齊的蘇聯新任駐華大使彼得羅夫（a. a. petrov）。根據美國駐迪化領事華德（robert s. ward）拍發回華府的電報，經國出現在新疆似乎代表“中國方麵首次真心尋求蘇聯善意表現”。甚至在迪化方麵還激發一種揣測，希望蔣經國會出任新疆省主席。6月間，重慶方麵有位“特別代表”建請華德，讓美國政府出麵向蔣委員長提議，派經國為新疆省主席。 [9]
新疆省主席必然會涉及和蘇聯打交道，經國的資曆、條件非常充分。甚且，他和許多漢人官員不同，非常樂意到西北工作。但是，蔣委員長雖一度打算兒子下一個曆練的職務是新疆省主席，到了1945年春天，卻已另有想法。鑒於蘇聯即將出兵占領東北，抗戰結束指日可待，蔣介石希望經國留在中央，隨侍在側諮商，父子倆也可以持續增進親密關係，不過，這趟第二次新疆之行倒有助於蔣經國的下一個任務——在闊別八載之後，回到莫斯科。
6月間，蔣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仍兼外交部長。蔣介石指示宋子文立即率團赴莫斯科商討中蘇條約，並建議宋子文帶蔣經國（身份是顧問）一起到俄京。宋子文雖然不喜歡小蔣，但小蔣是他父親俄國事務的第一號專家，當然從命帶經國同行。事實上，宋子文在舊金山（譯按：盟國籌組聯合國） 開會的兩個月期間，蔣介石父子已經議定與斯大林談判的策略大綱。這項政策就是，中國可以在“外蒙古”問題上讓步，交換蘇聯承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以及蘇方堅決承諾不對中國共產黨和新疆的反叛團體提供援助。起先，中國代表團並不預備透露在“外蒙古”問題上有任何彈性，可是重慶報紙顯然奉上級指示，暗示有妥協空間。
宋子文一行借用一架美國飛機及組員，於6月26日由重慶出發。蔣經國在青年軍中官拜中將政治部主任，在訪蘇代表團中卻隻配掛上校軍階。莫洛托夫在軍用機場熱切歡迎中國代表團——他在同一個機場，也曾於1939年熱切歡迎希特勒的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另於1941年迎接過日本特使鬆岡洋右。宋子文與斯大林有五次會談，蔣經國至少出席了其中兩次會談。宋子文是哈佛大學畢業生，以英語發言，一名蘇聯譯員譯成俄語。斯大林非常親切，說話相當友善。
蔣經國在代表團裏姿態雖然很低，卻在談判中扮演關鍵角色。令宋子文大為不滿的是，小蔣竟然與斯大林有一次私下密談。我們很可以假設，蔣經國傳遞了他父親的訊息。而斯大林再次盛讚蔣介石，保證蘇聯將與國民政府密切合作，也問起蔣方良和他們在俄國出生的長子近況如何。斯大林還交給經國一支槍，作為送給孝文的禮物。蔣經國注意到，斯大林辦公室外頭牆上掛了張彼得大帝的畫像，他記得多年前這塊地方懸掛的是列寧站在坦克車上的一張畫像。他在腦海裏一轉，認為換了畫像，反映出斯大林觀點變了，民族主義勝過意識形態——他認為，這是可喜的訊息。
中國代表團7月中旬回到重慶時，經國抱持樂觀心情。斯大林向中方擔保，日本投降的三個星期之後，蘇軍就開始撤離東北，三個月內完成撤軍行動。7月20日，盡管國民黨內部反對就“外蒙古”地位做出任何讓步，蔣介石批準最後訓令，隻要斯大林預備承諾不幹涉中國內政，在這個議題上不必再堅持。宋子文在回到莫斯科之前告訴赫爾利，任何人執行這項訓令，必然毀掉政治前途。他不願作為送掉“外蒙古”的中方官員。宋子文後來同意率團到莫斯科，但是在中蘇條約簽字前就先離開。
蔣經國沒有參加第二次訪蘇代表團。蔣委員長顯然預料到，右派人士反彈聲浪一定十分猛烈，決定不讓他去，以減弱遭抨擊的強大壓力。此外，8月6日（也就是中方代表團啟程前一天），中國聽到原子彈摧毀廣島的新聞。華府事先並未告知中方美國已有原子彈的消息，但是蔣介石當然高興原子彈派上用場。核爆一方麵可以強化斯大林尊重美國的實力，也可有助於中國最後一輪的談判，同樣也會鼓舞蘇聯實現中、蘇條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於1945年8月14日，保證一旦再有日本侵略事宜，兩國相互支持，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原則，互不幹涉對方內政。在交換備忘錄時，中國同意在蘇聯主導的公民投票下，“外蒙古”人民若表決讚成獨立，中國將承認“外蒙古”的獨立。莫斯科方麵則承諾在道義上支持國民政府，所有的軍事援助全都交付國民政府，並針對新疆最近之發展宣布“無意幹預中國內政”。
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的翌日，蘇聯宣布對日本開戰，七十萬名在西線戰場戰鬥經驗豐富的紅軍，衝進中國東北。莫斯科在中蘇條約中重申，保證在日本投降之後三星期開始把紅軍撤出東北，三個月之內完成撤軍行動。中方可就東北解放地區派出政府代表及隨員，任何地區若不再是立即交戰區，也比照辦理，由國民政府恢複全麵權力。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提出警告稱，俄方對東北態度放溫和“隻是表麵文章”，斯大林將通過運用“受培養接受其紀律要求、分享其意識形態的人士”——亦即中國共產黨——繼續追求在東北地區最大的影響力。 [10] 但是，同盟國除了接受蘇聯會有善意之外，別無其他選擇。蘇聯對於盟國擊敗納粹，做出至關緊要的貢獻，而且遭受極大的傷亡損失。戰後新秩序必須初步以蘇聯合作為假設基礎來架構。 [11] 8月14日，中國新任外交部長王世傑簽下中蘇條約。翌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天鶴之聲”下達旨令，宣布投降。
過去二十五年（其中八年陷入血腥交戰），人類文明在嶄新的革命動能、知識和權力時代裏，發生方向何去何從的激烈競逐。差不多在20世紀的中間點，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的兩道潮流——雅各賓（the jacobin）和民主（後者也有中國這樣的威權政府盟友）——戰勝了法西斯主義這股原始的反潮流。20世紀下半葉將是這場全球大內戰的第二階段——激進／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和自由／民主陣營，彼此各抓著一批第三世界追隨者展開鬥爭。這場鬥爭的初期在中國爆發，尤其是在東北先發生。這場鬥爭的一方是中國共產黨，另一方則是中國國民黨，結合著各種意識形態及政治勢力的大混合，國民黨一直要到與中共決戰前夕，才宣布要實施代議製民主，但是又沒有充足的時間與堅定的意誌去落實此一理想。
注釋：
[1]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係史話》，第107—108頁。蔡是三青團秘書，前此在贛南追隨蔣經國工作。原書注6。
[2] 李煥、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台北天下文化1998年版，第30頁。原書注8。
[3] 溫哈熊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原書注12。
[4] 陳立夫與張緒心（sindey h. chang）《中國風雨已過》（<i>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i>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1994年出版，第170頁。陳立夫由1938年元月擔任教育部長至1944年12月為止。原書注14。
[5] 消息來源是與蔣夫人關係密切的華裔美國人。1996年，這位女士仍住在華盛頓地區，但不肯接受訪問。原書注24。
[6] 賈亦斌1995年9月21日在北京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原書注25。［譯按：賈亦斌曾任青年軍複員管理處組長，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副局長、代理局長（局長原本是蔣經國），1949年4月率領預幹總隊在浙江投向共產黨。 ］
[7] 陳立夫，前舉書，第178頁說，蔣委員長擔心會遭綁架，沒接受斯大林邀請。原書注26。
[8]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探索近代中國》（<i>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i> ），1990年版，第482頁。1945年4月，中共號稱黨員一百二十萬人，擁有九十萬名武裝部隊，占領地區轄有人口九千五百萬人。原書注27。
[9] 美國駐迪化領事館1945年6月22日電報，收於《美國外交關係》第七卷第1001—1002頁。原書注34。
[10] 《美國對華關係，特別是1944至1949年期間》（<i>united states’r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i> ），俗稱《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第123頁。原書注43。
[11] 蘇聯陣亡軍人達六百萬人、中國軍隊亦有二百二十萬人陣亡。見帕謨（r. r. palmer）和柯爾頓（joel colton）《現代世界史》（<i>a history of the moden world</i> ），第860頁。原書注44。
蔣經國通過招考，甄選了兩百八十名第一期學員。他們是最近才從大學畢業的青年，或是對青年工作饒富經驗的幹部。另外還有六十至七十名女性的女生隊。學生多數來自中、上階層的城市家庭。他們知識水平高、愛國精神強，又充滿理想；在他們心目中，經國是他們向往的新領袖。1944年剛由大學畢業的陳正卿就是一例，他極端“反共”、“愛國”，但是認為國民黨“腐敗、沒有希望”。他和朋友聽說蔣經國是委員長的兒子，在贛南心口如一，積極改革。陳正卿前往中央幹校參加招生考試時，看到校門貼著標語——“做官的莫進來，發財的請出去”，穿著工作服在門口招呼考生的，赫然就是教育長蔣經國。
經國喜歡這份辦學的工作，甚至到了他貴為最高領袖，最親近的老部屬私下都還喊他“教育長”或“校長”。教育長住在學校一間小房子，與學生一起用餐、從事勞動。有一次突擊檢查內務，他發現某個房間裏有斯大林傳記和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他順手翻翻，沒說話就走開。早晨點名、早操完畢，盡管天氣冷峭，教育長把上衣一脫，帶領學生衝上附近一個山頭，口裏喊著：“男子漢跟上來！”不久，這裏就被取名“好漢坡”。他經常跟隨一群幹校師生到重慶聽戲。有一天夜裏，大雨滂沱，經國卻豪興大發，要求全隊跑步十幾公裏回校，沿路還大唱愛國歌曲。 [1]
跟在贛南辦學校一樣，他在中央幹校也成立學生自治機構。學校實施軍事管理，但是經國不準學生向他敬禮。校規令出必行，沒有偏袒。他最重視無私、無我的奉獻服務。有一群學員建議，畢業後應該獲頒碩士學位。下次集會時，蔣經國表示，他很驚訝怎麽大家入學不久就這麽關心學位問題。
他說：“好吧，我頒給每位革命博士。”學生們笑了開來，此後大家再也不提學位問題了。 [2]
雖然自贛南撤退，頭半年中央幹校師生士氣十分高昂。蔣委員長與蔣夫人的聲望空前高漲。蔣委員長出席開羅會議，與羅斯福、丘吉爾並坐合影的照片廣為流傳。同盟國終於放棄帝國主義時期遺留下來的“治外法權”特權，從此以後，西方國家居住在中國的公民得以不受中國法令管轄的這項特權不再存在。由美國訓練的新一軍（軍長是美國弗吉尼亞軍校畢業生孫立人）和新六軍亦由緬甸戰場傳來捷訊，令人心為之振奮。史迪威不改尖酸脾氣，即使讚美也還要加幾分侮慢口氣，稱緬甸戰場告捷是“中國有史以來對抗第一流的敵人，第一次展現出強勁持久的攻勢”。同一時期，美國海軍在珊瑚島之役殲滅日本殘留的海軍艦隊大部分武力，美軍陸戰隊在傷亡慘重下，亦在太平洋諸島穩定進展。
然而，中國戰場上的發展就不是太順利。陳納德的飛行員和中國陸軍都沒有能力阻擋日本“一號作戰”的攻勢。中國高級軍事指揮部不能合作，總部對不得寵的將領不肯提供補給，而且蔣委員長下令投入好幾個師兵力防衛實際上已遭包圍的城市，也造成巨大的傷亡損失。日軍“一號作戰”對國民政府產生重大的軍事及政治危機，而使美國政策丕變。史迪威要求上級罷黜陳納德，可是羅斯福反而把史迪威解職，換上較諳外交之道的魏德邁將軍（albert c. wedemeyer）。魏德邁這位新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與蔣介石處得不錯，不過他呈報給華府的密電中，觀點與史迪威並沒有太大差異。
中國軍隊在上海、武漢、長沙及其他戰役中，都顯示出麵對強敵無畏抗戰的勇氣，也有陳誠、白崇禧、李宗仁、孫立人等一流的軍事領袖，可是領導權不統一，加上新兵（絕大多數是農民）待遇奇差，摧毀了部隊的戰鬥精神。當日軍部隊的優勢兵力再次擊潰中方防線時，蔣經國的挫折感大增。有一天，他帶父親到重慶附近一個營區視察。蔣介石目睹士兵在被子裏饑病而死，大為震怒，用手杖怒擊主管軍官，當場予以解職。1944年8月，重慶市政府工人由街頭載走一百三十八具士兵屍體。蔣經國把這個狀況報告給父親，但是委員長這次並沒有親臨現場檢視。
根據長期擔任蔣經國辦公室執行官的一位軍官所述，蔣經國從來不當麵頂撞父親，會委婉建言，讓委員長相信這是他自己做的裁定。 [3] 蔣經國經常告訴父親，中國迫切需要的一支新軍，由愛國知識青年組成，並由情操高貴、獻身報國的忠貞將領領導。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國民黨的關係既密切，又不盡然隸屬國民黨，正是征募這樣一支精銳部隊的絕佳來源。
美方在這個時候已承諾要替國民政府訓練裝備三十九個師的兵力。蔣介石接受兒子的建議，決定以其中九個師的編製（大約十萬名兵員）組織起這樣一支知識青年新軍。10月10日，蔣委員長號召全國青年投身這支精銳部隊。（譯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應運而生。） 雖然期待許多人誌願從軍，尤其是加入軍官團，蔣委員長仍特別組織一個全國委員會處理征集知識青年的工作。
在中國，征集高中、大學學生及畢業生入伍服役乃是創舉。抗戰已經進入第八年，國民政府除了征調醫科、工科及英語專修學生（後者是擔任翻譯官）的大學生及畢業生之外，並沒有全麵征集大、中學生服役的動作。抗戰開始之際，全中國隻有大約四萬名大學畢業生，當時認為這些精英及其他培養不易的知識青年，宜用於維持經濟建設和政府運作上。 [4] 比較難以解釋的是，高中學生及畢業生也常常逃避兵役。蔣委員長一聲令下，將扭轉此一局勢，至少若幹知識青年的命運會有所變化。11月，蔣委員長替這支新軍正式取名“青年遠征軍”，派軍政部長陳誠為總司令，蔣經國出任青年軍政治部主任。蔣委員長把青年軍政治部歸屬在軍事委員會訓練處之下，並不隸屬總政治部管轄。這個不尋常的做法使得蔣經國和青年軍享有獨特地位，不受軍方原有的政工製度節製。蔣經國決心培訓出一個真正有效率、強悍的政治作戰幹部隊伍。到了年底，征集及自願入伍的青年軍人員已有十四萬人。蔣經國的軍官得以從中組成九個師的兵力——番號為第二○一師至二○九師，以及一支三千人的女青年作戰輔助大隊。蔣經國委派由委員長正式挑選的資深軍官，作為青年軍專業的指揮官；同時，政治指導員全由經國本人親自甄選，大部分由軍隊之外取才。中央幹校第一期學員接受了約六個月的訓練，提前結業，一百多名畢業學員加入青年軍政治工作幹部行列。
到了1945年2月，青年軍新兵已有四萬人在訓練中，另十萬人等候設施騰出來才能受訓。根據青年軍退役老兵的說法，蔣經國一本平日習慣，每天早早起床，與新兵一起做操，然後檢查廚房、廁所。蔣委員長有一次對第一期軍官團學員講話，稱呼他們是“革命先鋒隊”，要發揮“以一當十”的作戰精神。青年軍是蔣介石倚為股肱的力量。
蔣介石又派他兒子擔任另一項工作——三青團政治部主任。陳果夫兩兄弟擔心的狀況果然出現：團員人數達五十萬之眾的三青團，加上青年軍，乃至一般青年工作，即將是蔣經國的勢力範圍派成員和康澤的藍衣社舊屬，遲早會丟掉在三青團內的要職，被派到前線，屆時是否戰死就很難說了。（譯按：康澤後來被俘，並未戰死。）
時常麵帶微笑的蔣經國，培養出在工作時不苟言笑的習慣。他的父親非常重視儀表外貌，一再勸他嚴肅自持。但是，蔣經國一生都維持平易近人的精神，看到有人進到辦公室，他一定起身招呼。工作餘暇，吃了飯、喝過酒之後，他會和部屬勾肩搭背講笑話、劃拳助興。雖然工作之餘喝了不少酒，此時他的糖尿病痼疾還未發現診治，僅隻偶爾有些麻煩。經國此時體力、健康可謂處於巔峰期，依然瘦削、活潑、自信、充滿精力。
蔣經國擔頭重負越來越多，沒有太多時間與方良、子女相處。1935年以來慢慢演進的生活方式，現在逐漸定型。根據長久追隨他的部屬的說法，經國把他的工作、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分開來。他深愛家人，有機會也與子女玩，但是在家的時間越來越少。若幹貌美、聰明的女性受到他的吸引而與他親近，已婚、單身的都有。有一位女性友人是某空軍將領的女兒，懷了身孕，前往美國。 [5]
1944年12月，日軍突然停止“一號作戰”的攻勢。太平洋戰事頻頻失利，日本不想再多占領中國領土。中、美雙方正在規劃一項軍事行動計劃，由中方發動攻勢，美軍則由海上在華南登陸。但是，“一號作戰”的危機甫解，蔣委員長比以前更重視與共產黨的對決作戰。他指派陳誠兼任敵後作戰總司令。積極組建三青團以防止中共吸收青年學生，也成為當務之急。
許多在1940年代中期接近蔣經國的人士相信，蔣介石在這個時期開始考慮，陳誠是個可能的繼承人，經國則是第二人選。就經國本人而言，他曉得有些人現在開始背地裏稱他“太子”，而且他父親至少已經起了念頭，有朝一日兒子可能成為中國的領導人。陳誠和蔣經國也努力維持平順關係，相處上大體也不錯。陳誠是蔣經國尊重的少數幾位國民黨將領之一。但是兩人之間也無可避免地會產生競爭的緊張態勢。蔣經國曾經對一名隨從透露：“如果陳誠對，我服從他；但是，他錯了，我又怎麽能服從他呢？” [6]
全球戰局現在情勢一片大好。美軍陸戰隊攻陷硫磺島，以衝繩為起降基地的美軍b-29轟炸機在日本領空如入無人之境。2月初，孫立人率領新一軍重新打下臘戌，打通滇緬公路，中國從此不再受到封鎖，可以與海路接通。
近1944年底時，美國新任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在前來重慶途中，經過莫斯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對他表示，蘇聯已經對中國共產黨完全失去興趣，蘇聯希望與國民政府增進關係。赫爾利抵達重慶不久，蘇聯駐華大使館代辦向蔣經國建議，宜安排斯大林和蔣介石會談。然而，這件事沒有下文，很可能是斯大林決定暫且按下，等到雅爾塔會談之後再說。 [7]
這時候，美國軍方相信，唯有借由地麵作戰才能在亞洲大陸擊敗日軍，而中國軍隊沒有能力完成此一任務。日軍“一號作戰”及其他事件（如蔣介石一度聲稱他若未多得到美援，即將退出戰局），使得羅斯福對國民政府失去信心。美國外交官員、新聞記者及駐華機關其他人員一再抨擊國民黨，史迪威也不時批評重慶當局，又加上好消息似乎總是由延安中共陣營傳來，對華府的對華印象起了重大影響。基於種種原因，羅斯福總統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高峰會議裏，預備瞞著蔣介石政府及中華民國，讓中方付出重大政治代價，換取蘇聯承諾出兵中國東北，攻打日本。
美方同意把旅順港和中東鐵路交還給蘇聯控製。至於中國另一塊領土——“外蒙古”，羅斯福同意“外蒙古”地位問題由蘇聯操控的公民投票來決定。他還同意，在德國戰敗、蘇聯能把二十五個師兵力部署到遠東之前，不通知重慶的美國盟友這些影響到中國領土權益的條款。
斯大林告訴身染重疾的羅斯福，中國共產黨是“蘿卜共產黨”（radishmunists）——外紅內白；斯大林又保證，派兵進入東北之前，他會與國民政府簽訂一項友好同盟條約，恢複對重慶提供軍事援助。實質上，斯大林此時相信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得勝的話，可以在遠東地區帶來蘇聯紅軍在東歐、中歐所導致的相同之地緣政治大轉變。 [8] 毛澤東的武力已穩定成長。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已經在拍發給美國國內的電文中預測，抗戰結束之後，中國已無可避免要爆發內戰。由於國民黨部隊的腐化和無能，絕大多數美國的外交官和新聞記者相信，中共極可能贏得國共內戰。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分析，以及斯大林駐延安代表的報告，毫無疑問也與美方見解相同。俄國人曉得，一旦蘇聯占領東北，中國共產黨在戰後的前途更將情勢大好。
盟國在雅爾塔會談及稍後的德黑蘭會談中，議定戰後世界地圖，同意朝鮮及德國分治。從斯大林的觀點看，中國分治（一半共產黨、一半國民黨）將有許多利益；但是，若是整個中國都落到中共控製更好。蔣介石直到6月份才被告知雅爾塔會談有關遠東的協議，斯大林可能早就通知了毛澤東。莫斯科與延安早已做好軍事規劃，中共部隊將在蘇聯紅軍打進東北之後，緊隨著搶進。然而情勢發展卻比任何人的預期發生得更快。
國共雙方在美國人力勸之下，自從1944年底即就組織聯合政府一事，不時談判。周恩來代表中共在重慶談判，迭次堅持先成立聯合政府，中共才肯解散其軍事組織。國民黨政府則堅持，中共先解散軍事組織輸誠，再成立聯合政府。3月份，蔣介石提議召開國民大會，結束一黨專政、起草新憲法。中共為了強化“外紅內白”形象，4月間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綱中取消言必稱蘇聯及推動世界共產革命的文字。中共新黨綱通過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針。
國民黨也在4月間於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六大”會場卻爆發對領導體製的公開批評。這股批評浪潮肇始自三青團團員，雖然沒有指向兼團長的蔣介石，卻對黨、政、軍普遍的腐化、無能現象炮聲隆隆。毫無疑問，已具黨中央委員身份的蔣經國，在取得父親首肯下，批準三青團成員對國民黨領導體製發動口頭攻擊。蔣介石可能認為，借著這類批評可以駁斥外界指控國民黨不民主的說法，或許也可以迫使黨進行肅清、改造。國民黨“六大”反映著蔣經國的意願，批準三青團結束與國民黨的鬆散關係，把它轉型為一個專司青年組訓工作的政府組織。
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5月底，斯大林告訴杜魯門總統的特使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俄國可以在8月8日開始對東北用兵，蘇聯願在發動對日作戰前，與蔣介石交涉中蘇條約。斯大林重申他在1927和1937年的說法，強調蔣介石是唯一能領導全中國的領袖。他保證允許蔣氏的國民政府在蘇軍進占的東北地區組織地方政府。6月間，美國照會蔣委員長有關雅爾塔會談的協議，也告訴他蘇聯有進攻東北日軍的計劃。
蔣介石陷入必須奮力突圍的困局。他若想在戰後的國共鬥爭中取勝，必須有美國的援助，以及莫斯科不插手，至少也得節製的條件。蔣介石曉得蘇聯必將占領東北，更亟須爭取一切可能，與斯大林獲致新協議。
新疆是國民政府必須贏得蘇聯節製的另一個重要地區。蔣介石父子相信，如果他們讓步，同意“外蒙古”獨立，斯大林可能會在東北及新疆問題方麵與國民黨合作。蘇聯自1943年退出西北以來，依然插手該地區事務。同時，盛世才的政策使得本地區居於多數的非漢人疏離。1944年底，蔣介石迫使盛世才離職之後，烏孜別克族領袖法哈德（farkhad）在距迪化一百二十公裏處宣告成立“共和國”。
國民政府派到新疆的新任省主席與新疆軍事指揮官不和，使得局勢更加惡化。蔣介石派經國前往新疆化解。他在1945年4月13日抵達迪化，與新疆的官員開會，也見了前往重慶履新、路經烏魯木齊的蘇聯新任駐華大使彼得羅夫（a. a. petrov）。根據美國駐迪化領事華德（robert s. ward）拍發回華府的電報，經國出現在新疆似乎代表“中國方麵首次真心尋求蘇聯善意表現”。甚至在迪化方麵還激發一種揣測，希望蔣經國會出任新疆省主席。6月間，重慶方麵有位“特別代表”建請華德，讓美國政府出麵向蔣委員長提議，派經國為新疆省主席。 [9]
新疆省主席必然會涉及和蘇聯打交道，經國的資曆、條件非常充分。甚且，他和許多漢人官員不同，非常樂意到西北工作。但是，蔣委員長雖一度打算兒子下一個曆練的職務是新疆省主席，到了1945年春天，卻已另有想法。鑒於蘇聯即將出兵占領東北，抗戰結束指日可待，蔣介石希望經國留在中央，隨侍在側諮商，父子倆也可以持續增進親密關係，不過，這趟第二次新疆之行倒有助於蔣經國的下一個任務——在闊別八載之後，回到莫斯科。
6月間，蔣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仍兼外交部長。蔣介石指示宋子文立即率團赴莫斯科商討中蘇條約，並建議宋子文帶蔣經國（身份是顧問）一起到俄京。宋子文雖然不喜歡小蔣，但小蔣是他父親俄國事務的第一號專家，當然從命帶經國同行。事實上，宋子文在舊金山（譯按：盟國籌組聯合國） 開會的兩個月期間，蔣介石父子已經議定與斯大林談判的策略大綱。這項政策就是，中國可以在“外蒙古”問題上讓步，交換蘇聯承認中國在東北的主權，以及蘇方堅決承諾不對中國共產黨和新疆的反叛團體提供援助。起先，中國代表團並不預備透露在“外蒙古”問題上有任何彈性，可是重慶報紙顯然奉上級指示，暗示有妥協空間。
宋子文一行借用一架美國飛機及組員，於6月26日由重慶出發。蔣經國在青年軍中官拜中將政治部主任，在訪蘇代表團中卻隻配掛上校軍階。莫洛托夫在軍用機場熱切歡迎中國代表團——他在同一個機場，也曾於1939年熱切歡迎希特勒的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另於1941年迎接過日本特使鬆岡洋右。宋子文與斯大林有五次會談，蔣經國至少出席了其中兩次會談。宋子文是哈佛大學畢業生，以英語發言，一名蘇聯譯員譯成俄語。斯大林非常親切，說話相當友善。
蔣經國在代表團裏姿態雖然很低，卻在談判中扮演關鍵角色。令宋子文大為不滿的是，小蔣竟然與斯大林有一次私下密談。我們很可以假設，蔣經國傳遞了他父親的訊息。而斯大林再次盛讚蔣介石，保證蘇聯將與國民政府密切合作，也問起蔣方良和他們在俄國出生的長子近況如何。斯大林還交給經國一支槍，作為送給孝文的禮物。蔣經國注意到，斯大林辦公室外頭牆上掛了張彼得大帝的畫像，他記得多年前這塊地方懸掛的是列寧站在坦克車上的一張畫像。他在腦海裏一轉，認為換了畫像，反映出斯大林觀點變了，民族主義勝過意識形態——他認為，這是可喜的訊息。
中國代表團7月中旬回到重慶時，經國抱持樂觀心情。斯大林向中方擔保，日本投降的三個星期之後，蘇軍就開始撤離東北，三個月內完成撤軍行動。7月20日，盡管國民黨內部反對就“外蒙古”地位做出任何讓步，蔣介石批準最後訓令，隻要斯大林預備承諾不幹涉中國內政，在這個議題上不必再堅持。宋子文在回到莫斯科之前告訴赫爾利，任何人執行這項訓令，必然毀掉政治前途。他不願作為送掉“外蒙古”的中方官員。宋子文後來同意率團到莫斯科，但是在中蘇條約簽字前就先離開。
蔣經國沒有參加第二次訪蘇代表團。蔣委員長顯然預料到，右派人士反彈聲浪一定十分猛烈，決定不讓他去，以減弱遭抨擊的強大壓力。此外，8月6日（也就是中方代表團啟程前一天），中國聽到原子彈摧毀廣島的新聞。華府事先並未告知中方美國已有原子彈的消息，但是蔣介石當然高興原子彈派上用場。核爆一方麵可以強化斯大林尊重美國的實力，也可有助於中國最後一輪的談判，同樣也會鼓舞蘇聯實現中、蘇條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於1945年8月14日，保證一旦再有日本侵略事宜，兩國相互支持，互相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原則，互不幹涉對方內政。在交換備忘錄時，中國同意在蘇聯主導的公民投票下，“外蒙古”人民若表決讚成獨立，中國將承認“外蒙古”的獨立。莫斯科方麵則承諾在道義上支持國民政府，所有的軍事援助全都交付國民政府，並針對新疆最近之發展宣布“無意幹預中國內政”。
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的翌日，蘇聯宣布對日本開戰，七十萬名在西線戰場戰鬥經驗豐富的紅軍，衝進中國東北。莫斯科在中蘇條約中重申，保證在日本投降之後三星期開始把紅軍撤出東北，三個月之內完成撤軍行動。中方可就東北解放地區派出政府代表及隨員，任何地區若不再是立即交戰區，也比照辦理，由國民政府恢複全麵權力。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提出警告稱，俄方對東北態度放溫和“隻是表麵文章”，斯大林將通過運用“受培養接受其紀律要求、分享其意識形態的人士”——亦即中國共產黨——繼續追求在東北地區最大的影響力。 [10] 但是，同盟國除了接受蘇聯會有善意之外，別無其他選擇。蘇聯對於盟國擊敗納粹，做出至關緊要的貢獻，而且遭受極大的傷亡損失。戰後新秩序必須初步以蘇聯合作為假設基礎來架構。 [11] 8月14日，中國新任外交部長王世傑簽下中蘇條約。翌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天鶴之聲”下達旨令，宣布投降。
過去二十五年（其中八年陷入血腥交戰），人類文明在嶄新的革命動能、知識和權力時代裏，發生方向何去何從的激烈競逐。差不多在20世紀的中間點，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的兩道潮流——雅各賓（the jacobin）和民主（後者也有中國這樣的威權政府盟友）——戰勝了法西斯主義這股原始的反潮流。20世紀下半葉將是這場全球大內戰的第二階段——激進／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者，和自由／民主陣營，彼此各抓著一批第三世界追隨者展開鬥爭。這場鬥爭的初期在中國爆發，尤其是在東北先發生。這場鬥爭的一方是中國共產黨，另一方則是中國國民黨，結合著各種意識形態及政治勢力的大混合，國民黨一直要到與中共決戰前夕，才宣布要實施代議製民主，但是又沒有充足的時間與堅定的意誌去落實此一理想。
注釋：
[1]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係史話》，第107—108頁。蔡是三青團秘書，前此在贛南追隨蔣經國工作。原書注6。
[2] 李煥、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台北天下文化1998年版，第30頁。原書注8。
[3] 溫哈熊1996年5月17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原書注12。
[4] 陳立夫與張緒心（sindey h. chang）《中國風雨已過》（<i>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i>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1994年出版，第170頁。陳立夫由1938年元月擔任教育部長至1944年12月為止。原書注14。
[5] 消息來源是與蔣夫人關係密切的華裔美國人。1996年，這位女士仍住在華盛頓地區，但不肯接受訪問。原書注24。
[6] 賈亦斌1995年9月21日在北京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記錄。原書注25。［譯按：賈亦斌曾任青年軍複員管理處組長，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副局長、代理局長（局長原本是蔣經國），1949年4月率領預幹總隊在浙江投向共產黨。 ］
[7] 陳立夫，前舉書，第178頁說，蔣委員長擔心會遭綁架，沒接受斯大林邀請。原書注26。
[8]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探索近代中國》（<i>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i> ），1990年版，第482頁。1945年4月，中共號稱黨員一百二十萬人，擁有九十萬名武裝部隊，占領地區轄有人口九千五百萬人。原書注27。
[9] 美國駐迪化領事館1945年6月22日電報，收於《美國外交關係》第七卷第1001—1002頁。原書注34。
[10] 《美國對華關係，特別是1944至1949年期間》（<i>united states’r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i> ），俗稱《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第123頁。原書注43。
[11] 蘇聯陣亡軍人達六百萬人、中國軍隊亦有二百二十萬人陣亡。見帕謨（r. r. palmer）和柯爾頓（joel colton）《現代世界史》（<i>a history of the moden world</i> ），第860頁。原書注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