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山富市murayama tomiichi 1924.3.3— )
出任第81屆 (1994.6.30—1996.1.11)內閣首相
村山富市(1924— )是繼1947年片山哲之後日本曆史上的第二位社會黨首相。這位“做夢也沒想到當首相”的“平成仙人”，在55體製解體後這一政治變革的“亂世”，居然與老對手自民黨變成搭檔，成為日本政壇一年內第三個登上權力頂峰的“英雄”。他也是冷戰結束後日本少有的一個“平民宰相”，以其貧寒的出生在“世襲議員”壟斷相位的時代而顯得卓爾不群；他也以其難得的曆史良知，發表“村山談話”，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尊敬。
1924年3月3日，村山富市出生於大分縣別府灣邊的一個小漁村，父親村山百太郎以賣魚養家糊口。兄弟姐妹11人，村山排行老六。在村山14歲時，父親撒手人寰，剩下母親含辛茹苦每天賣魚，支撐著整個家。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幼小的村山，從小就隨著大人出海捕魚。高等小學畢業後，村山來到東京，一邊在工廠打工，一邊在東京市立商業學校上學，1943年進入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大學時村山積極參加學生哲學研究會“駿哲會”，擔任委員長。社團活動鍛煉了他的思辨能力和組織能力，為其日後進入政界奠定了基礎。二戰末期的1944年，村山被動員到石川島造船廠勞動，整天忙著往軍艦上釘鉚釘，搬運貨物，隨後被編入陸軍。一天在熊本演習時，遇到美國飛機散發傳單，撿起來一看是《波茨坦宣言》，覺得寫得不錯，他估計戰爭也該結束了吧。
1946年村山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大分縣。在民主革新的氛圍中，家境貧寒的他，1947年加入了社會黨，領導縣漁村青年同盟的運動，立誌創建一個能讓勞動者過上好日子的社會。因此，25歲時，村山就在眾人的鼓動下去競選大分市議員。他們自己做了一個樣子有點像反坦克火箭炮、大得嚇人的喇叭筒，三四個人扛著去大街上演講。而且，有個叫植木的朋友向他極力推薦了一個宣傳的“好地方”，於是，村山就跑到一處浴池裏開始了演講：“大家知道，政治裏麵有太多的謊言，但現在我們大家都光著身子，沒有任何掩飾，所以我們今天隻說真話……”。據村山回憶，他講是講了，也不知道人家聽了沒有，每個人的表情都寫滿了詫異。終於講完了準備好的話，回到櫃台前向老爺爺致謝：“老爺爺，打攪您啦！我走啦。”剛想離開，卻被老人叫住了。他指著女浴池的方向，衝著村山眨了眨眼睛：“這邊還沒講呢……”。
1955年，31歲的村山當選大分市議員，1963年當選大分縣議員。村山並沒什麽雄心壯誌，也沒打算非要在政界出人頭地，但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精神深深鼓舞了他，激勵其積極投身社會黨的事業。1972年12月第33屆眾議院大選，在眾人的勸說和推舉下，村山出馬競選，以選區最高票當選眾議員，帶上了國會議員徽章。
成為眾議員後，村山曾擔任社會黨社會勞動部會的會長，隸屬眾議院社會勞動委員會，十年如一日，一直默默無聞地專注於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和年金方麵的工作，實踐著淺沼傳授的“與大眾同行，向大眾學習”的信條，當地人稱他為“年金的村山”。人品端正、和藹可親的村山，是社會黨右派團體——“水曜會”的核心人物，也贏得了一些中間派和左派人物的信賴和支持。1991年，村山出任社會黨國會對策委員長，製訂了一個“廢除密室中的國會對策政治，力爭會議白天於兩院之內舉行的”原則，反對背後交易和權錢政治。圍繞《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案》(“pko法案”)，國會內部鬥爭激烈，朝野政黨意見不一。在1992年6月的“pko國會”上，村山指揮社會黨議員采用“牛步戰術”強烈抵抗自民黨的政策。最後雖然法案在社會黨、社民聯缺席的情況下，自民黨強行通過，但村山的名字與“牛步戰術”卻為廣大國民所熟知。
1993年7月眾議院大選，自民黨議席未過半數而下野，社會黨議席也幾乎減半，由原來的137席降至70席，處於38年來的最低點，成為真正的失敗者。社會黨內部矛盾激化，麵臨著戰後以來前所未有的危機。9月，社會黨委員長山花貞夫因選舉失敗引咎辭職。為了避免社會黨分裂，抱著“前進是地獄，後退也是地獄，那麽隻能前進”的想法，村山富市出任第13任社會黨委員長。在“55年體製”崩潰的情況下，細川護熙聯合政權成立。村山作為聯合執政中最大的執政黨黨首，在積極協調社會黨內部左右兩派立場，力求改變社會黨內部不和、優柔寡斷的形象同時，思考著如何維持聯合政權，貫徹社會黨的政策，以發揮社會黨的主體性。然而，小澤等人積極倡導選舉改革，旨在建立兩大保守政黨體製，並且主張加強日美軍事合作，實現“普通國家”的戰略。村山的主張與之存在明顯分歧，反倒是與喪失政權後主張和平主義的自民黨主流派的看法更趨一致。事實上，細川內閣中的村山是聯合政權內的非主流派，相對保持著一個批判的立場。這實際上成為“非自民黨聯合政權”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
“社會黨決不允許如此隨便地操縱政權，這樣的行為隻會加深國民對聯合政權的不信任……”，1994年4月26日淩晨1點，麵對記者們的麥克風，村山富市鄭重地宣讀了社會黨脫離聯合政權的決定。麵對新生黨、日本新黨、民社黨等撇開社會黨成立新會派“改新”的行為，一向處事慎重的村山，果敢決斷，語驚四座，震驚了日本整個政壇。在細川護熙下台後，剛剛當選首相的羽田孜，轉瞬間淪為少數黨內閣，執政64天，成為戰後第二個短命內閣。
6月25日，羽田孜內閣辭職，為了爭奪政權，朝野政黨展開了又一輪攻防戰。執政的聯合政權希望社會黨拋棄前嫌，重建聯合政府。村山本人最初考慮，隻是讓羽田名義上辭職，進而建立一個社會黨擁有更大發言權的非自民黨政權。與自民黨合作，那是下策。然而，臨近國會會期結束的前一天，即6月28日，急於重返政權的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對村山表示：“隻有您出來組閣，才能解救目前的政治危機”。如同十個月前細川護熙的日本新黨一樣，村山領導的社會黨的去向，成為左右政局的關鍵。當然，社會黨內重新加入聯合政權的呼聲也很高，而自民黨內海部俊樹、中曾根等人也不同意讓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出任首相。最後，在聯合政權說服海部俊樹競選首相的情況下，聯合政權與社會黨的協商也就隻能是以失敗告終了。
於是，日本當代政治史上又上演了一幕頗有戲劇性的政治大戲。自民黨多年來的老對手社會黨，如今變成了同一戰壕的戰友，而曾是本黨總裁的海部俊樹，卻“臨陣投敵”成為競爭首相的強勁“敵人”，這在自民黨曆史上還是頭一次。因此，自民黨總裁接待室裏曆代總裁的照片中，海部俊樹的照片從此被撤掉了。6月29日晚8點，參眾兩院同時開始投票選舉首相。在參議院，自民黨、社會黨和先驅新黨推薦的村山，以148票的多數票當選。而在眾議院第一輪投票中，村山富市241票，海部俊樹220票，共產黨委員長不破哲三15票，河野洋平5票，還有23個無效票，各方都沒有達到超過半數的253票。其中，社會黨有8人投了海部的票，比小澤等人估計的少了1票，但自民黨造反的議員卻少得多。依照規定，前兩名進行第二輪投票角逐，第一輪投了棄權票的16名社會黨議員有3人還是把票投給了村山，結果村山獲得261票，海部得了214票，村山險勝，成為日本第81屆內閣首相。
村山當選首相實乃“天命”，自民黨的大員龜井靜香、野中廣務等如是說。因為這戲劇性的政治變幻，就是當事的政治家也覺得雲山霧罩，難以看清。早已下定決心不再參加下一屆選舉，準備回家伺候老伴的村山，沒想到卻當上了首相，他自歎：“連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實在是太出乎意料。……說不定真有我必須完成的使命……。”6月30日，村山富市內閣成立。自民黨、社會黨和先驅新黨三黨組成的聯合政權取代了非自民黨的羽田聯合內閣，自民黨下野十個月後重返政權，社會黨則時隔47年，第二次可以說也是最後一次上台執政，一舉摘掉了“萬年在野黨”的帽子。按照各黨議席的比例，村山內閣成員分別為：自民黨13名，社會黨5名，先驅新黨2名。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任副總理兼外相，先驅新黨代表武村正義任大藏大臣，橋本龍太郎任通產大臣，社會黨五十嵐廣三任官房長官。對此，輿論界的評價是“社會黨的招牌，自民黨的瓤子”。
村山內閣的誕生，朝野震驚，引起國內外的關注。一對近四十年的政治宿敵、兩個看似水火不相容的政黨竟然組成了聯合政權，不禁讓人們跌破了眼鏡。包括小澤一郎這位“政治操盤能手”亦嚴厲批判這是“野合政權”、“野合政治”。殊不知或許他更清楚，實際上正是他自己親手撮合了這對“野鴛鴦”，是他將社會黨排擠出聯合政權，促成了社會黨與自民黨的結合，也可以說這是小澤一郎政治謀略失算的直接結果。“自社聯姻”除了社會黨對新生黨小澤一郎的政治路線和政治手法不滿的直接原因外，更深層的原因在於，55年體製成立以來，隨著社會黨自身實力的逐漸衰敗以及社會黨本身的右傾化，社會黨實際上在性質上發生著不斷蛻變，冷戰體製的結束，意識形態鬥爭的淡化，自民黨的下台以及新興保守政黨的興起，進一步促進了社會黨政策轉變的進程。因此，在國內外環境的變化過程中，可以說社會黨和自民黨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感情基礎”，盡管他們之間還存在著種種分歧或矛盾。
在非自民黨的聯合政權建立八個月就分道揚鑣的情況下，不少觀察家也給村山聯合政權貼上了“短命政權”、“選舉管理內閣”等的標簽。然而，“長眉長者”村山，積極發揮善於協調的能力，推行“民主、透明度高”的政治運營，鞏固了三黨聯合政權的基礎，也贏得了國民的信賴和支持。
更為主要的是，村山在以往的基礎上對社會黨的基本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在7月召開的第130屆臨時國會上，村山首相拋棄了一些社會黨堅持了約半個世紀的基本理念，闡述了社會黨的新主張。他在國會施政方針演說及質詢答辯中表明“日美安全體製是必要的”，改變了廢除日美安全條約的主張，提出要“堅持日美安全條約”，並稱其是“日美合作關係的政治基礎”、“有利於本地區的和平與繁榮”。這個發言贏得了自民黨議員們的熱烈掌聲，而躍躍欲試、欲在社會黨與自民黨政策分歧上準備大做文章的新生黨等在野黨，卻像是沒有靶子的拳擊手，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據村山回憶，社會黨政策的改變也是個“苦澀的抉擇”，雖經過黨內多次討論，但仍然是“痛苦、苦悶，輾轉反側無數個不眠之夜後，終於，下定了決心”，“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曾高喊著‘反對安保條約’的口號，在首相官邸門前靜坐請願，現而今卻不得不經自己的手親自否定曾經滿腔熱血為之努力奮鬥的目標……”
同時，村山承認“自衛隊符合憲法”，“擁有一個最小規模的、以專守防衛為目的的自衛隊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僅僅幾個月前在細川內閣擔任政治改革大臣的前社會黨委員長山花貞夫在國會答辯時還仍然主張：“作為細川內閣成員，我認為自衛隊合法，但作為社會黨委員長則認為自衛隊違憲。”同時，村山放棄了“非武裝中立論”，“認為當今隨著國際冷戰體製的崩潰，其政策性的作用已經完成。”此外，村山還承認“日章旗”和《君之代》是日本國旗、國歌，認可了核電站的設置，同意了提高消費稅等。然而，這些政策都是此前社會黨一直反對的。同年9月3日召開的第61屆社會黨大會上，通過了改變政策的決議案。村山政策的調整，實際上是與舊的社會黨的訣別，等於徹底為“保守革新對立”的55年體製打上了休止符。
麵對自民黨時代遺留下的各種問題，村山仔細分析了新政權的特點，決定從那些“非本內閣便無法解決”的問題入手。原先因為社會黨和自民黨對立而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兩黨聯合下可以討論解決了，使得一些政策體現了社會黨的色彩。1994年12月，在《原子彈醫療法》和《原子彈受害者特別處置法》的基礎上，追加“特別葬祭支付金”條款，通過了《原子彈受害者援護法》。就長期懸而未決的水俁病問題，政府承擔了相應的責任，患者團體、相關企業和國家三方達成協議，向受害者支付了賠償，實現了和解。
村山當選首相後，帶著一個手提箱、一套被褥和兩套西服，一個人搬進首相官邸(妻子身體不好，住在老家大分)，旋即穿梭般地展開日本外交。幾天後的1994年7月6日，村山穿著剛剛趕製的一套新西服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出席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由於缺乏外交經驗，70歲的村山精神緊張，加上旅途勞頓，竟然因腹瀉脫水，缺席全體首腦會議，不得不讓副首相兼外相河野洋平代勞。此前舉行的日美兩國首腦會議，則消除了美國對村山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者政權”的戒心，美國認為村山是“一位與我們預測完全不同的人”，“是值得對話的內閣。”翌年1月11日，村山如約訪美，與克林頓進行了首腦會談，強調建立“麵向21世紀的日美協調關係”，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及安全合作。雙方約定同年11月克林頓訪日時，發表《日美安全聯合宣言》，結果因9月發生衝繩美軍強暴日本少女事件，在反美的抗議浪潮中，克林頓借故取消了訪日計劃。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的臨近，如何對待曆史問題，開展亞洲外交，成為村山必須麵對的重大問題。村山費了一番心思，力求通過反省曆史問題，構築與亞洲各國的友好信賴關係，實現相互之間的和解。7月23日，村山訪問韓國，與金泳三總統舉行會談，首先村山低頭致歉：“對二戰前和二戰期間日本的殖民統治予以反省，真誠地表示歉意。”
一個月後的8月23日，村山首相又踏上了“謝罪與麵向未來的亞洲之旅”，先後訪問了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四國，在加強經濟合作，密切雙邊關係的同時，表示了道歉和反省的意思。特別是8月28日，村山不顧國內反對勢力的壓力，堅持在新加坡前往參觀“血債之塔”，即日本占領時期新加坡華人大屠殺遇難者紀念碑，鞠躬默哀，前後兩次。村山成為第一個參拜該紀念碑，並“向戰爭中死於日本人刀下的死難者獻花”的日本首相。事前，日本外務省沒有將參觀紀念碑列入日程，聞訊村山要去參觀，外務次官特意趕到首相官邸說：“希望不要去參觀，村山總理去的話，以後到訪的首相都得去”，村山則堅持道：“這件事不用你管。我想去，所以就去。不想去的人，就別去。請你別操多餘的心。”
1995年5月2—6日，村山富市應邀訪華。選擇這個特殊的年份訪華，應該說也有著特殊的政治意義。5月3日上午，村山與李鵬總理舉行了會談，在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時，村山說：“日本的侵略行為和殖民統治，給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帶來了災難，對此日本表示深刻反省。日本願以二戰結束50周年為新的起點，決心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決不當軍事大國，並以中日聯合聲明及和平友好條約為基礎，同中國建立長期穩定的友好關係。”下午，村山首相在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之後，一行驅車盧溝橋，參觀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最後提筆留言：“正視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這一題詞贏得了在場兩國人士的熱烈掌聲。村山也成為第一個訪問抗戰紀念館的日本首相，有著特殊意義，受到國內外的關注。
為了表示對過去戰爭的人道反省，促進與亞洲鄰國的和解，村山還采取了一些具體措施。比如，1994年村山內閣決定出資1000億日元，製訂了一項長達十年的“和平友好交流計劃”，以促進曆史方麵的研究，推進日本與亞洲國家的各種交流。此外，為了解決慰安婦問題，1995年7月，村山政權以官房長官五十嵐廣三為中心組成了官方管理的民間捐款團體“亞洲婦女和平基金”。
村山的目的是希望借二戰結束50周年之機，與過去劃清界限，一勞永逸地解決曆史問題，真正地“回歸”亞洲。然而，日本政界的一些勢力“逆流湧動”，沒有勇氣和信心承認侵略，始終不願麵對這段不光彩的曆史。1994年8月12日，環境廳長官櫻井新在內閣會議商討來年日本在二戰結束50周年時應有何舉動的問題後對記者說：“日本並非想發動侵略戰爭而進行了那場戰爭”，“不應當隻認為日本壞”，“亞洲大多數國家因此擺脫了歐洲的殖民統治，獲得了獨立，教育也普及了”等等。8月14日，櫻井新任職45天後引咎辭職。同年10月24日，通產相橋本龍太郎在眾議院稅製特別委員會會議上答辯時，否認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侵略性質。1995年8月9日，文部大臣島村宜伸炮製出“是否是侵略戰爭，屬於思想方法問題”的謬論。
村山力主推動的國會“非戰決議”，遭到執政黨自民黨213名議員成立的“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1994年12月成立)的阻撓，新進黨的部分議員也表示反對，結果聯合執政三黨擬定了一個態度曖昧、避重就輕的妥協方案。1995年6月9日，日本眾議院在新進黨缺席抵製、還有部分自民黨和社會黨議員未出席的情況下，以剛夠法定半數通過了“以曆史為教訓重申和平決心的決議”，即通稱的“非戰決議”。其核心要點是“本院在對世界近代史上許許多多殖民統治和侵略行為進行回顧時，認識到我國過去進行過的這種行為及給予他國人民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對之表示深刻的反省。”村山本人反省的本意，不能否認，可是這個“非戰決議”的出台，反倒讓人們不得不懷疑日本反省的誠意，招致了世界各國輿論的批評，認為“日本失去了一個對侵略和殖民統治謝罪的最好機會”。
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發表了關於戰後50年的談話，他指出：“我國過去不遠的一段時期，國策錯誤，走上戰爭道路，使國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由於進行殖民統治和侵略，給很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極大的損害和痛苦，我為將來不再犯錯誤，虔誠地接受這些無可懷疑的曆史事實。在此再次表示沉痛的反省、由衷的歉意。同時對因這段曆史而受害的國內外所有犧牲者深表哀悼。”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在正式聲明中承認日本侵略，並表示道歉，是戰後以來日本首相對戰爭和曆史問題最明確的表態，成為以後曆屆日本內閣所遵照的認識“標準”。
同日，村山在東京書麵回答《人民日報》記者提問時，重申了“村山談話”的精神，鄭重表示：“在戰後50周年之際，痛切反省由於我國的殖民統治和侵略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華明確表示道歉。
在戰後50周年之際，國內接踵而至的天災人禍，使村山陷入上任以來最大的危機。1995年1月17日，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是日本關東大地震之後72年來最嚴重的一次，也是日本戰後50年來所遭遇的最大一場災難。大地震暴露了政府在危機管理體製方麵的諸多問題，村山政府被指責救援不力。3月20日，又發生了奧姆真理教製造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殺人事件。日本國內朝野恐慌，世界各國高度關注，因為如此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在日本尚屬首次。一連串的事件打破了日本“安全國家”的神話，搞得村山疲於應付，不安的氣氛彌漫於整個日本列島。
沸沸揚揚的輿論未及平息，9月4日，就發生了美國海軍士兵強暴衝繩少女事件。這一事件激起了衝繩人民的憤怒，迅速波及整個日本列島，持續不斷的抗議浪潮自1960年“反安保”運動以來所未曾有過，日本反美的情緒達到了三十餘年來的高潮。原本日美雙方準備在1995年11月通過首腦會談發表“聯合宣言”，“重新定義”日美關係，結果該計劃不得不一推再推。同時，美軍在衝繩駐軍的部分用地手續將於1996年4月到期，需要更新，而衝繩縣知事大田昌秀拒絕在美軍用地手續上簽字，1995年12月7日，村山首相不得不根據《地方自治法》，違心地向日本最高法院起訴大田，要求法院督促其“履行公務”。首相狀告地方官，日本曆史上未有先例。
而更令村山撓頭的是，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由此暴露的住宅金融專門公司的巨額呆賬及壞賬問題，成為眾矢之的。國內輿論的矛頭紛紛指向村山內閣，要求明確金融機構以及行政當局的責任。
麵對紛繁的政務，村山頗感力不從心。關鍵問題是，新進黨成立後，淪為眾議院第三大黨的社會黨的委員長村山，不僅要與聯合政權內第一大執政黨自民黨協調政策，以對付政權外新進黨等在野黨的攻擊，而且作為委員長，必須麵對黨內走向分裂的局麵，在兩大保守政黨的夾縫中求生存。1995年5月，原社會黨委員長山花貞夫離開社會黨，7月社會黨在參議院選舉中慘敗，村山一度曾表示辭職由第一大黨自民黨來組閣，但先驅新黨黨首武村正義反對，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也希望他繼續執政。最終，在社會黨即將舉行改組時，1996年1月5日，村山在記者招待會上突然發表辭職聲明，561天的首相生涯劃上句號。1月19日，日本社會黨正式更名為“社會民主黨”，村山富市出任首任黨首。在同年眾議院大選中，社民黨僅僅獲得了15個議席，可以說55年體製下一直平均保持上百議席的第一大在野黨社會黨，至此已經是名實俱無了。
村山政權的任期超過了人們的預期，但仍是一個過渡性的政權。可以說其幫助自民黨在短期內重返政權，避免了自民黨的進一步分裂。村山領導的社會黨，因加入聯合政權，也摘掉了“萬年在野黨”的帽子；然而村山在政策上的大轉彎，使得社會黨失去原來的本色，迅速走向了分裂衰敗，標誌著有著50年光榮護憲傳統的“戰後社會黨”的消亡，也標誌著以“保守、革新對立”為特征的55年體製的終結。
內閣官房副長官石原信雄說，村山是曆屆內閣中解決懸案最多的樸實無華之人；社會黨有人說他是毀掉社會黨的“罪人”；也有人說他是日本的“賣國賊”。有的不辯自明，有的可留待曆史評說。
出任第81屆 (1994.6.30—1996.1.11)內閣首相
村山富市(1924— )是繼1947年片山哲之後日本曆史上的第二位社會黨首相。這位“做夢也沒想到當首相”的“平成仙人”，在55體製解體後這一政治變革的“亂世”，居然與老對手自民黨變成搭檔，成為日本政壇一年內第三個登上權力頂峰的“英雄”。他也是冷戰結束後日本少有的一個“平民宰相”，以其貧寒的出生在“世襲議員”壟斷相位的時代而顯得卓爾不群；他也以其難得的曆史良知，發表“村山談話”，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尊敬。
1924年3月3日，村山富市出生於大分縣別府灣邊的一個小漁村，父親村山百太郎以賣魚養家糊口。兄弟姐妹11人，村山排行老六。在村山14歲時，父親撒手人寰，剩下母親含辛茹苦每天賣魚，支撐著整個家。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幼小的村山，從小就隨著大人出海捕魚。高等小學畢業後，村山來到東京，一邊在工廠打工，一邊在東京市立商業學校上學，1943年進入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大學時村山積極參加學生哲學研究會“駿哲會”，擔任委員長。社團活動鍛煉了他的思辨能力和組織能力，為其日後進入政界奠定了基礎。二戰末期的1944年，村山被動員到石川島造船廠勞動，整天忙著往軍艦上釘鉚釘，搬運貨物，隨後被編入陸軍。一天在熊本演習時，遇到美國飛機散發傳單，撿起來一看是《波茨坦宣言》，覺得寫得不錯，他估計戰爭也該結束了吧。
1946年村山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大分縣。在民主革新的氛圍中，家境貧寒的他，1947年加入了社會黨，領導縣漁村青年同盟的運動，立誌創建一個能讓勞動者過上好日子的社會。因此，25歲時，村山就在眾人的鼓動下去競選大分市議員。他們自己做了一個樣子有點像反坦克火箭炮、大得嚇人的喇叭筒，三四個人扛著去大街上演講。而且，有個叫植木的朋友向他極力推薦了一個宣傳的“好地方”，於是，村山就跑到一處浴池裏開始了演講：“大家知道，政治裏麵有太多的謊言，但現在我們大家都光著身子，沒有任何掩飾，所以我們今天隻說真話……”。據村山回憶，他講是講了，也不知道人家聽了沒有，每個人的表情都寫滿了詫異。終於講完了準備好的話，回到櫃台前向老爺爺致謝：“老爺爺，打攪您啦！我走啦。”剛想離開，卻被老人叫住了。他指著女浴池的方向，衝著村山眨了眨眼睛：“這邊還沒講呢……”。
1955年，31歲的村山當選大分市議員，1963年當選大分縣議員。村山並沒什麽雄心壯誌，也沒打算非要在政界出人頭地，但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精神深深鼓舞了他，激勵其積極投身社會黨的事業。1972年12月第33屆眾議院大選，在眾人的勸說和推舉下，村山出馬競選，以選區最高票當選眾議員，帶上了國會議員徽章。
成為眾議員後，村山曾擔任社會黨社會勞動部會的會長，隸屬眾議院社會勞動委員會，十年如一日，一直默默無聞地專注於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和年金方麵的工作，實踐著淺沼傳授的“與大眾同行，向大眾學習”的信條，當地人稱他為“年金的村山”。人品端正、和藹可親的村山，是社會黨右派團體——“水曜會”的核心人物，也贏得了一些中間派和左派人物的信賴和支持。1991年，村山出任社會黨國會對策委員長，製訂了一個“廢除密室中的國會對策政治，力爭會議白天於兩院之內舉行的”原則，反對背後交易和權錢政治。圍繞《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案》(“pko法案”)，國會內部鬥爭激烈，朝野政黨意見不一。在1992年6月的“pko國會”上，村山指揮社會黨議員采用“牛步戰術”強烈抵抗自民黨的政策。最後雖然法案在社會黨、社民聯缺席的情況下，自民黨強行通過，但村山的名字與“牛步戰術”卻為廣大國民所熟知。
1993年7月眾議院大選，自民黨議席未過半數而下野，社會黨議席也幾乎減半，由原來的137席降至70席，處於38年來的最低點，成為真正的失敗者。社會黨內部矛盾激化，麵臨著戰後以來前所未有的危機。9月，社會黨委員長山花貞夫因選舉失敗引咎辭職。為了避免社會黨分裂，抱著“前進是地獄，後退也是地獄，那麽隻能前進”的想法，村山富市出任第13任社會黨委員長。在“55年體製”崩潰的情況下，細川護熙聯合政權成立。村山作為聯合執政中最大的執政黨黨首，在積極協調社會黨內部左右兩派立場，力求改變社會黨內部不和、優柔寡斷的形象同時，思考著如何維持聯合政權，貫徹社會黨的政策，以發揮社會黨的主體性。然而，小澤等人積極倡導選舉改革，旨在建立兩大保守政黨體製，並且主張加強日美軍事合作，實現“普通國家”的戰略。村山的主張與之存在明顯分歧，反倒是與喪失政權後主張和平主義的自民黨主流派的看法更趨一致。事實上，細川內閣中的村山是聯合政權內的非主流派，相對保持著一個批判的立場。這實際上成為“非自民黨聯合政權”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
“社會黨決不允許如此隨便地操縱政權，這樣的行為隻會加深國民對聯合政權的不信任……”，1994年4月26日淩晨1點，麵對記者們的麥克風，村山富市鄭重地宣讀了社會黨脫離聯合政權的決定。麵對新生黨、日本新黨、民社黨等撇開社會黨成立新會派“改新”的行為，一向處事慎重的村山，果敢決斷，語驚四座，震驚了日本整個政壇。在細川護熙下台後，剛剛當選首相的羽田孜，轉瞬間淪為少數黨內閣，執政64天，成為戰後第二個短命內閣。
6月25日，羽田孜內閣辭職，為了爭奪政權，朝野政黨展開了又一輪攻防戰。執政的聯合政權希望社會黨拋棄前嫌，重建聯合政府。村山本人最初考慮，隻是讓羽田名義上辭職，進而建立一個社會黨擁有更大發言權的非自民黨政權。與自民黨合作，那是下策。然而，臨近國會會期結束的前一天，即6月28日，急於重返政權的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對村山表示：“隻有您出來組閣，才能解救目前的政治危機”。如同十個月前細川護熙的日本新黨一樣，村山領導的社會黨的去向，成為左右政局的關鍵。當然，社會黨內重新加入聯合政權的呼聲也很高，而自民黨內海部俊樹、中曾根等人也不同意讓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出任首相。最後，在聯合政權說服海部俊樹競選首相的情況下，聯合政權與社會黨的協商也就隻能是以失敗告終了。
於是，日本當代政治史上又上演了一幕頗有戲劇性的政治大戲。自民黨多年來的老對手社會黨，如今變成了同一戰壕的戰友，而曾是本黨總裁的海部俊樹，卻“臨陣投敵”成為競爭首相的強勁“敵人”，這在自民黨曆史上還是頭一次。因此，自民黨總裁接待室裏曆代總裁的照片中，海部俊樹的照片從此被撤掉了。6月29日晚8點，參眾兩院同時開始投票選舉首相。在參議院，自民黨、社會黨和先驅新黨推薦的村山，以148票的多數票當選。而在眾議院第一輪投票中，村山富市241票，海部俊樹220票，共產黨委員長不破哲三15票，河野洋平5票，還有23個無效票，各方都沒有達到超過半數的253票。其中，社會黨有8人投了海部的票，比小澤等人估計的少了1票，但自民黨造反的議員卻少得多。依照規定，前兩名進行第二輪投票角逐，第一輪投了棄權票的16名社會黨議員有3人還是把票投給了村山，結果村山獲得261票，海部得了214票，村山險勝，成為日本第81屆內閣首相。
村山當選首相實乃“天命”，自民黨的大員龜井靜香、野中廣務等如是說。因為這戲劇性的政治變幻，就是當事的政治家也覺得雲山霧罩，難以看清。早已下定決心不再參加下一屆選舉，準備回家伺候老伴的村山，沒想到卻當上了首相，他自歎：“連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實在是太出乎意料。……說不定真有我必須完成的使命……。”6月30日，村山富市內閣成立。自民黨、社會黨和先驅新黨三黨組成的聯合政權取代了非自民黨的羽田聯合內閣，自民黨下野十個月後重返政權，社會黨則時隔47年，第二次可以說也是最後一次上台執政，一舉摘掉了“萬年在野黨”的帽子。按照各黨議席的比例，村山內閣成員分別為：自民黨13名，社會黨5名，先驅新黨2名。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任副總理兼外相，先驅新黨代表武村正義任大藏大臣，橋本龍太郎任通產大臣，社會黨五十嵐廣三任官房長官。對此，輿論界的評價是“社會黨的招牌，自民黨的瓤子”。
村山內閣的誕生，朝野震驚，引起國內外的關注。一對近四十年的政治宿敵、兩個看似水火不相容的政黨竟然組成了聯合政權，不禁讓人們跌破了眼鏡。包括小澤一郎這位“政治操盤能手”亦嚴厲批判這是“野合政權”、“野合政治”。殊不知或許他更清楚，實際上正是他自己親手撮合了這對“野鴛鴦”，是他將社會黨排擠出聯合政權，促成了社會黨與自民黨的結合，也可以說這是小澤一郎政治謀略失算的直接結果。“自社聯姻”除了社會黨對新生黨小澤一郎的政治路線和政治手法不滿的直接原因外，更深層的原因在於，55年體製成立以來，隨著社會黨自身實力的逐漸衰敗以及社會黨本身的右傾化，社會黨實際上在性質上發生著不斷蛻變，冷戰體製的結束，意識形態鬥爭的淡化，自民黨的下台以及新興保守政黨的興起，進一步促進了社會黨政策轉變的進程。因此，在國內外環境的變化過程中，可以說社會黨和自民黨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感情基礎”，盡管他們之間還存在著種種分歧或矛盾。
在非自民黨的聯合政權建立八個月就分道揚鑣的情況下，不少觀察家也給村山聯合政權貼上了“短命政權”、“選舉管理內閣”等的標簽。然而，“長眉長者”村山，積極發揮善於協調的能力，推行“民主、透明度高”的政治運營，鞏固了三黨聯合政權的基礎，也贏得了國民的信賴和支持。
更為主要的是，村山在以往的基礎上對社會黨的基本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在7月召開的第130屆臨時國會上，村山首相拋棄了一些社會黨堅持了約半個世紀的基本理念，闡述了社會黨的新主張。他在國會施政方針演說及質詢答辯中表明“日美安全體製是必要的”，改變了廢除日美安全條約的主張，提出要“堅持日美安全條約”，並稱其是“日美合作關係的政治基礎”、“有利於本地區的和平與繁榮”。這個發言贏得了自民黨議員們的熱烈掌聲，而躍躍欲試、欲在社會黨與自民黨政策分歧上準備大做文章的新生黨等在野黨，卻像是沒有靶子的拳擊手，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據村山回憶，社會黨政策的改變也是個“苦澀的抉擇”，雖經過黨內多次討論，但仍然是“痛苦、苦悶，輾轉反側無數個不眠之夜後，終於，下定了決心”，“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曾高喊著‘反對安保條約’的口號，在首相官邸門前靜坐請願，現而今卻不得不經自己的手親自否定曾經滿腔熱血為之努力奮鬥的目標……”
同時，村山承認“自衛隊符合憲法”，“擁有一個最小規模的、以專守防衛為目的的自衛隊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僅僅幾個月前在細川內閣擔任政治改革大臣的前社會黨委員長山花貞夫在國會答辯時還仍然主張：“作為細川內閣成員，我認為自衛隊合法，但作為社會黨委員長則認為自衛隊違憲。”同時，村山放棄了“非武裝中立論”，“認為當今隨著國際冷戰體製的崩潰，其政策性的作用已經完成。”此外，村山還承認“日章旗”和《君之代》是日本國旗、國歌，認可了核電站的設置，同意了提高消費稅等。然而，這些政策都是此前社會黨一直反對的。同年9月3日召開的第61屆社會黨大會上，通過了改變政策的決議案。村山政策的調整，實際上是與舊的社會黨的訣別，等於徹底為“保守革新對立”的55年體製打上了休止符。
麵對自民黨時代遺留下的各種問題，村山仔細分析了新政權的特點，決定從那些“非本內閣便無法解決”的問題入手。原先因為社會黨和自民黨對立而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兩黨聯合下可以討論解決了，使得一些政策體現了社會黨的色彩。1994年12月，在《原子彈醫療法》和《原子彈受害者特別處置法》的基礎上，追加“特別葬祭支付金”條款，通過了《原子彈受害者援護法》。就長期懸而未決的水俁病問題，政府承擔了相應的責任，患者團體、相關企業和國家三方達成協議，向受害者支付了賠償，實現了和解。
村山當選首相後，帶著一個手提箱、一套被褥和兩套西服，一個人搬進首相官邸(妻子身體不好，住在老家大分)，旋即穿梭般地展開日本外交。幾天後的1994年7月6日，村山穿著剛剛趕製的一套新西服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出席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由於缺乏外交經驗，70歲的村山精神緊張，加上旅途勞頓，竟然因腹瀉脫水，缺席全體首腦會議，不得不讓副首相兼外相河野洋平代勞。此前舉行的日美兩國首腦會議，則消除了美國對村山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者政權”的戒心，美國認為村山是“一位與我們預測完全不同的人”，“是值得對話的內閣。”翌年1月11日，村山如約訪美，與克林頓進行了首腦會談，強調建立“麵向21世紀的日美協調關係”，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及安全合作。雙方約定同年11月克林頓訪日時，發表《日美安全聯合宣言》，結果因9月發生衝繩美軍強暴日本少女事件，在反美的抗議浪潮中，克林頓借故取消了訪日計劃。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周年的臨近，如何對待曆史問題，開展亞洲外交，成為村山必須麵對的重大問題。村山費了一番心思，力求通過反省曆史問題，構築與亞洲各國的友好信賴關係，實現相互之間的和解。7月23日，村山訪問韓國，與金泳三總統舉行會談，首先村山低頭致歉：“對二戰前和二戰期間日本的殖民統治予以反省，真誠地表示歉意。”
一個月後的8月23日，村山首相又踏上了“謝罪與麵向未來的亞洲之旅”，先後訪問了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四國，在加強經濟合作，密切雙邊關係的同時，表示了道歉和反省的意思。特別是8月28日，村山不顧國內反對勢力的壓力，堅持在新加坡前往參觀“血債之塔”，即日本占領時期新加坡華人大屠殺遇難者紀念碑，鞠躬默哀，前後兩次。村山成為第一個參拜該紀念碑，並“向戰爭中死於日本人刀下的死難者獻花”的日本首相。事前，日本外務省沒有將參觀紀念碑列入日程，聞訊村山要去參觀，外務次官特意趕到首相官邸說：“希望不要去參觀，村山總理去的話，以後到訪的首相都得去”，村山則堅持道：“這件事不用你管。我想去，所以就去。不想去的人，就別去。請你別操多餘的心。”
1995年5月2—6日，村山富市應邀訪華。選擇這個特殊的年份訪華，應該說也有著特殊的政治意義。5月3日上午，村山與李鵬總理舉行了會談，在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時，村山說：“日本的侵略行為和殖民統治，給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帶來了災難，對此日本表示深刻反省。日本願以二戰結束50周年為新的起點，決心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決不當軍事大國，並以中日聯合聲明及和平友好條約為基礎，同中國建立長期穩定的友好關係。”下午，村山首相在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之後，一行驅車盧溝橋，參觀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最後提筆留言：“正視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這一題詞贏得了在場兩國人士的熱烈掌聲。村山也成為第一個訪問抗戰紀念館的日本首相，有著特殊意義，受到國內外的關注。
為了表示對過去戰爭的人道反省，促進與亞洲鄰國的和解，村山還采取了一些具體措施。比如，1994年村山內閣決定出資1000億日元，製訂了一項長達十年的“和平友好交流計劃”，以促進曆史方麵的研究，推進日本與亞洲國家的各種交流。此外，為了解決慰安婦問題，1995年7月，村山政權以官房長官五十嵐廣三為中心組成了官方管理的民間捐款團體“亞洲婦女和平基金”。
村山的目的是希望借二戰結束50周年之機，與過去劃清界限，一勞永逸地解決曆史問題，真正地“回歸”亞洲。然而，日本政界的一些勢力“逆流湧動”，沒有勇氣和信心承認侵略，始終不願麵對這段不光彩的曆史。1994年8月12日，環境廳長官櫻井新在內閣會議商討來年日本在二戰結束50周年時應有何舉動的問題後對記者說：“日本並非想發動侵略戰爭而進行了那場戰爭”，“不應當隻認為日本壞”，“亞洲大多數國家因此擺脫了歐洲的殖民統治，獲得了獨立，教育也普及了”等等。8月14日，櫻井新任職45天後引咎辭職。同年10月24日，通產相橋本龍太郎在眾議院稅製特別委員會會議上答辯時，否認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侵略性質。1995年8月9日，文部大臣島村宜伸炮製出“是否是侵略戰爭，屬於思想方法問題”的謬論。
村山力主推動的國會“非戰決議”，遭到執政黨自民黨213名議員成立的“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1994年12月成立)的阻撓，新進黨的部分議員也表示反對，結果聯合執政三黨擬定了一個態度曖昧、避重就輕的妥協方案。1995年6月9日，日本眾議院在新進黨缺席抵製、還有部分自民黨和社會黨議員未出席的情況下，以剛夠法定半數通過了“以曆史為教訓重申和平決心的決議”，即通稱的“非戰決議”。其核心要點是“本院在對世界近代史上許許多多殖民統治和侵略行為進行回顧時，認識到我國過去進行過的這種行為及給予他國人民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對之表示深刻的反省。”村山本人反省的本意，不能否認，可是這個“非戰決議”的出台，反倒讓人們不得不懷疑日本反省的誠意，招致了世界各國輿論的批評，認為“日本失去了一個對侵略和殖民統治謝罪的最好機會”。
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發表了關於戰後50年的談話，他指出：“我國過去不遠的一段時期，國策錯誤，走上戰爭道路，使國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由於進行殖民統治和侵略，給很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極大的損害和痛苦，我為將來不再犯錯誤，虔誠地接受這些無可懷疑的曆史事實。在此再次表示沉痛的反省、由衷的歉意。同時對因這段曆史而受害的國內外所有犧牲者深表哀悼。”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在正式聲明中承認日本侵略，並表示道歉，是戰後以來日本首相對戰爭和曆史問題最明確的表態，成為以後曆屆日本內閣所遵照的認識“標準”。
同日，村山在東京書麵回答《人民日報》記者提問時，重申了“村山談話”的精神，鄭重表示：“在戰後50周年之際，痛切反省由於我國的殖民統治和侵略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華明確表示道歉。
在戰後50周年之際，國內接踵而至的天災人禍，使村山陷入上任以來最大的危機。1995年1月17日，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是日本關東大地震之後72年來最嚴重的一次，也是日本戰後50年來所遭遇的最大一場災難。大地震暴露了政府在危機管理體製方麵的諸多問題，村山政府被指責救援不力。3月20日，又發生了奧姆真理教製造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殺人事件。日本國內朝野恐慌，世界各國高度關注，因為如此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在日本尚屬首次。一連串的事件打破了日本“安全國家”的神話，搞得村山疲於應付，不安的氣氛彌漫於整個日本列島。
沸沸揚揚的輿論未及平息，9月4日，就發生了美國海軍士兵強暴衝繩少女事件。這一事件激起了衝繩人民的憤怒，迅速波及整個日本列島，持續不斷的抗議浪潮自1960年“反安保”運動以來所未曾有過，日本反美的情緒達到了三十餘年來的高潮。原本日美雙方準備在1995年11月通過首腦會談發表“聯合宣言”，“重新定義”日美關係，結果該計劃不得不一推再推。同時，美軍在衝繩駐軍的部分用地手續將於1996年4月到期，需要更新，而衝繩縣知事大田昌秀拒絕在美軍用地手續上簽字，1995年12月7日，村山首相不得不根據《地方自治法》，違心地向日本最高法院起訴大田，要求法院督促其“履行公務”。首相狀告地方官，日本曆史上未有先例。
而更令村山撓頭的是，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由此暴露的住宅金融專門公司的巨額呆賬及壞賬問題，成為眾矢之的。國內輿論的矛頭紛紛指向村山內閣，要求明確金融機構以及行政當局的責任。
麵對紛繁的政務，村山頗感力不從心。關鍵問題是，新進黨成立後，淪為眾議院第三大黨的社會黨的委員長村山，不僅要與聯合政權內第一大執政黨自民黨協調政策，以對付政權外新進黨等在野黨的攻擊，而且作為委員長，必須麵對黨內走向分裂的局麵，在兩大保守政黨的夾縫中求生存。1995年5月，原社會黨委員長山花貞夫離開社會黨，7月社會黨在參議院選舉中慘敗，村山一度曾表示辭職由第一大黨自民黨來組閣，但先驅新黨黨首武村正義反對，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也希望他繼續執政。最終，在社會黨即將舉行改組時，1996年1月5日，村山在記者招待會上突然發表辭職聲明，561天的首相生涯劃上句號。1月19日，日本社會黨正式更名為“社會民主黨”，村山富市出任首任黨首。在同年眾議院大選中，社民黨僅僅獲得了15個議席，可以說55年體製下一直平均保持上百議席的第一大在野黨社會黨，至此已經是名實俱無了。
村山政權的任期超過了人們的預期，但仍是一個過渡性的政權。可以說其幫助自民黨在短期內重返政權，避免了自民黨的進一步分裂。村山領導的社會黨，因加入聯合政權，也摘掉了“萬年在野黨”的帽子；然而村山在政策上的大轉彎，使得社會黨失去原來的本色，迅速走向了分裂衰敗，標誌著有著50年光榮護憲傳統的“戰後社會黨”的消亡，也標誌著以“保守、革新對立”為特征的55年體製的終結。
內閣官房副長官石原信雄說，村山是曆屆內閣中解決懸案最多的樸實無華之人；社會黨有人說他是毀掉社會黨的“罪人”；也有人說他是日本的“賣國賊”。有的不辯自明，有的可留待曆史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