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本龍太郎hashimoto ryutaro 1937.7.29—2006.7.1)
連任第82—83屆(1996.1.11—1998.7.30)內閣首相
橋本龍太郎(1937—2006)是日本“後自民黨時代”的第一位首相，即1993年自民黨一度下野後重新上台入主相府的“奪回政權”首相，也是繼宇野宗佑、海部俊樹和河野洋平之後第四個不是派係領袖而擔任自民黨總裁、首相的政治強人。作為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任期間對內力推行政改革，對外進行了日美同盟的“再定義”，對日本新世紀的內政外交產生了巨大影響。
1937年7月29日，橋本龍太郎出生於日本東京都涉穀區一個官宦之家。祖父橋本卯太郎是當時“大日本啤酒公司”的常務董事，父親橋本龍伍東京大學畢業後進入大藏省工作，戰後曾先後出任吉田內閣的官房次長、厚生大臣兼行政管理廳長官，是吉田茂身邊赫赫有名的“吉田十三大金剛”之一，還擔任過岸信介內閣的厚生大臣和文部大臣，是當時“有名的厚生相”、佐藤派的大員。橋本龍太郎自幼喪母，在祖母的照顧下長大。7歲時，父親迎娶繼母正，生下弟弟橋本大二郎(原高知縣知事)。生母方的外祖父大野綠一郎是日本帝國議會的貴族院議員，曾任警察總監、朝鮮總督府政務總監，繼母方的外祖父若宮貞夫也是帝國議會的眾議員，曾任政友會的幹事長。從這個角度來說，橋本龍太郎也算是出生於一個政治世家。
談到幼年時的記憶，橋本說：“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從未背過我、抱過我。我總是小心翼翼地跟在拖著一根拐杖的父親的後邊。”但就是這位身殘誌堅的父親，對橋本的人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繁忙的政務工作之餘，父親帶領他們兄弟學習劍道、遊泳、騎馬、登山，培養他們良好的生活習慣，鍛煉他們堅強的意誌。
父親為人處事的作風，同樣影響了橋本此後的從政生涯。1952年1月，當時正在東京麻布中學上學的橋本，在涉穀站吃驚地看到，報紙上醒目的大標題“橋本龍伍厚生相辭職！”原來擔任第三屆吉田改造內閣厚生相的橋本龍伍，出於政府削減對戰爭遺屬補助的抗議，憤然辭職。對於這樣一位父親，橋本經常提到：“父親時常教導我們說‘所謂政治，就是為幫助弱者而存在’，我從心底為有這樣的父親而感到自豪。”還有一次是在橋本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國會專車的司機在沒有什麽活動安排的情況下，就帶著橋本和弟弟大二郎去兜風，沒想到二人興高采烈地一進家門，就被父親劈頭蓋臉地狠批一通：“國會的專車是專門為辦公事用的，怎麽能用它去兜風，簡直是豈有此理！”為此，他還挨了拳頭。父親的“公私要分家”的話，從此深深地印在橋本的腦海裏。
同樣是受父親的影響，高中畢業後，橋本報考了慶應大學法學部。橋本在回憶自己為什麽選擇慶應大學時說：“我自己作這樣的選擇與我的父親有不小的關係。父親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得了腰椎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離開拐杖便寸步難行，日本戰前歧視殘疾人，像一高這樣的重點高中根本不允許殘疾人參加考試。當時為殘疾人打開方便之門的隻有慶應等為數不多的幾所學校。據我父親講，當時他隻在慶應上了三天學，從第四天開始休學，到當時的文部省前麵靜坐，以示抗議為什麽‘一高’不給殘疾人就學機會。從第二年開始，像父親這樣的殘疾人有了參加考試的機會，並轉入‘一高’上學。對於父親來說，雖然隻在慶應上了三天學，但是終身都對慶應懷有感激之情。”正是這樣的經曆，為橋本日後成為日本政壇上活躍的“社勞族”(負責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和勞動就業等領域工作的政治家)議員注入了一種激情。
1960年4月，橋本大學畢業後，就職於吳羽紡織公司(現在的東洋紡織公司)。當時他並沒有想當政治家，而是曾滿懷壯誌地說：“我將來要做這個公司的老板給你們看看。”然而，1962年11月21日，橋本龍伍的早逝(年僅57歲)徹底改變了橋本龍太郎的人生軌跡。據說橋本龍伍生前本來希望讓他的弟弟大二郎繼承父業，可是這時大二郎剛上高三，還沒有被選舉權，要接班有點太早。橋本回憶時也談道：“父親沒打算讓我幹政治家這行，我也完全沒有熱情，因為是個淘氣鬼。”
麵對社會黨的實力人物江田三郎要從參議院的岡山地方區移師眾議院岡山二區、來搶奪橋本龍伍“地盤”的形勢，後援會提出應該讓老橋本的夫人或龍太郎出馬，究竟由誰來繼承？一時陷入困頓狀態。最後佐藤榮作拍板：“讓龍太郎接班！”於是，25歲的橋本辭去紡織公司的工作，在1963年眾議院大選中，繼承了父親的地盤和後援會，打出了 “繼承父親遺誌，全力建設福利國家”的選舉口號。11月21日的投票日恰逢橋本龍伍的忌日，橋本獲得了大量的同情票，繼江田三郎之後，以名列第二的74564票當選，時年26歲，成為日本曆史上最年輕的眾議院議員。
步入政界的橋本，投在佐藤榮作的門下，幸運地進入了自民黨的主流派。因為佐藤不僅是他父親橋本龍伍的同僚，而且他們還是鄰居，兩家在長野縣輕井澤的別墅緊挨著，每年夏天都能在那裏見麵。因此，橋本龍伍去世後的喪葬委員會就是由佐藤主持的，橋本與久美子的媒人也是佐藤夫婦。在佐藤政權下，橋本先後擔任了自民黨學生部部長、青年婦女對策特別委員會副委員長、產業勞動部部長、文教部會副部長等職務，這些經曆礪練了橋本的能力，加上他聰明好學，很快就成為自民黨內的一個政策通。
1970年1月，橋本擔任佐藤內閣的厚生省政務次官。1972年佐藤下台後，橋本支持田中角榮出任首相，成為田中派的得意門生。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內閣成立，橋本擔任厚生大臣，時年41歲，是新內閣中最年輕的大臣，僅次於此前的田中角榮(1957年39歲的田中出任岸信介內閣的郵政大臣)，成為戰後日本曆史上第二位年輕的大臣，也成為日本曆史上的首對父子厚生相。接到入閣的電話後，橋本的感言是：“從父親那兒學到的就是‘政治是為弱者而存在的’，明天，我要去青山墓地祭拜父親”。
麵對厚生省的修改醫生優待稅製、醫療保險製度改革和斯蒙病訴訟等棘手問題，人們有些懷疑這個長著娃娃臉的年輕大臣。懷著“努力工作以不輸給先父”的抱負，橋本上台半年後，堅持不懈地協調與“日本醫師會”的矛盾，著手解決了受到強烈批判的醫生優待稅製的難題，其堅韌頑強的印象，得到了各界人士的交口稱讚。擺在橋本麵前的最大難題，恐怕是斯蒙病訴訟問題。斯蒙病是一種四肢麻木、癱瘓或失明的神經性疾病，原因與服用一種叫“奎諾仿”的藥物有關。萬餘名患者中的一半將製藥公司和批準生產的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曠日持久的訴訟戰，多年來折磨著曆屆厚生大臣。橋本在父親教導的“政治為弱者而存在”的感召下，在患者代表、製藥公司和大藏省、法務省之間反複交涉，終於在1979年9月15日淩晨4點50分，三方代表在協議書上簽了字。橋本當場表示：“這件事拖了很久，很對不起。……作為政府方麵的負責人，我深感慚愧。我向大家道歉。”政策通加實幹家的形象，使橋本聲名大振，威望遠播。原本忙於斯蒙病等政務而難以全力投入選舉的橋本，正在對同月進行的大選結果忐忑不安之時，結果他以104395票頭名當選，開創了岡山縣的新紀錄。
1980年8月到1986年1月，在鈴木、中曾根執政期間，橋本擔任了自民黨行政財政調查委員會會長，他排除黨內強烈的反對意見，成功地將日本電信電話公司和日本專賣公司由國營企業轉為民營，使步履維艱的行政改革邁出可喜的一步。時任臨時調查委員會會員的瀨島龍三高度讚賞：“其業績令人敬佩，如果沒有橋本，電信電話與專賣兩公司的轉軌問題不可能解決。”1986年7月，中曾根任命橋本擔任運輸大臣，在百日的任期內，橋本身先士卒、雷厲風行，勇於承認政府和執政的自民黨的政治責任，一舉完成了行政改革的重大舉措——長達二十年的日本國鐵民營化改革，其出色的政策協調與駕馭複雜局麵的才能，贏得了“自民黨內唯一的幹將”(鈴木、中曾根的評價)的美稱。然而，橋本能力超群的另一麵，是他孤傲倔強、嚴厲尖刻、我行我素的個性，導致他缺乏應有的親和力，雖在國民中享有很高聲譽，可是在派內卻少有追隨者，形同一匹獨來獨往的“孤狼”，數次準備出馬競選總裁，卻均因在派內未得到足夠的支持而屢屢受挫，這成為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個致命弱點。
隨著田中派勢力的衰退，橋本追隨竹下登，擔任了“創政會”的副會長。1987年10月，“竹下派七大幹將”之一的橋本，被任命為新幹事長安倍晉太郎的幹事長代理，在竹下登下台後，一度從少壯派議員中也傳出推薦橋本的呼聲。1989年6月，宇野內閣成立後，在竹下登的舉薦下橋本升任自民黨幹事長，時年51歲，成為首位昭和時代出生的幹事長、自民黨的二號人物。在利庫路特案曝光和宇野深陷女性醜聞的被動局麵下，橋本不得不代替宇野首相四處遊說，全力迎戰7月的參議院選舉。選舉雖以自民黨慘敗告終，而橋本卻獲得了相當的聲譽。1989年8月宇野辭職後，橋本繼任總裁的輿論呼聲最高，但是對總裁人選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竹下派，不願意推薦本派的橋本，因為會長金丸信希望小澤一郎將來當自己的後繼者，而竹下登還想著自己有朝一日再重新出山，即使考慮後繼者也應是小淵惠三。於是，以社會上傳聞的“女性問題”為由，“橋本政權”胎死腹中。其間小澤一郎與橋本龍太郎的政治爭鬥被稱為“一龍戰爭”。最終，社會輿論沒能左右首相的人選，派係鬥爭的詭異性逐步將自民黨體製推向崩潰的邊緣。
1989年8月，黨內最小派係——河本派的二號人物海部俊樹出任首相後，將大藏大臣這個重要的位置交給了人氣頗高的橋本。橋本首先麵臨的就是“修改消費稅”這個難啃的硬骨頭，其事關下次眾議院選舉勝敗和自民黨存亡問題。為了尋求國民的理解，橋本奇思妙想出“怪招”，8月底在各大報紙整版登載了自己的照片，配上了廣告詞“請允許我再說一說——關於消費稅”，接著9月中旬又打出“請將您關於消費稅的寶貴意見寄往大臣室”的廣告，“地址是東京中央郵政局私人信箱1327號，郵編100—91，大藏大臣橋本龍太郎”。信件和電話潮水般湧來，橋本共收到近1.9萬份信，起初他還親筆寫回信，但是當寫到500份左右時實在寫不過來了，就改為在印好的感謝信上簽名的方式，給所有人都回了信。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完成了“消費稅修改方針”。1990年8月海灣戰爭爆發後，橋本出於參與構建“國際新秩序”和早日實現“政治大國”的目標，積極響應美國的號召，全盤接受了出資90億美元的要求(日本總計出資130億美元)，並且支持海部首相向海灣派遣了掃雷艇。他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積累了外交經驗。
時事通信社1991年2月進行的下屆首相人選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橋本仍位列榜首，小澤一郎排名第四。正在橋本向首相寶座穩步進軍的時候，東京證券醜聞事件和橋本的秘書涉嫌非正當融資的醜聞相繼被揭發，主管證券業的橋本不得不於同年10月14日引咎辭職，自民黨內開始計劃擁立橋本為首相的打算再次化為泡影。1992年10月，竹下派會長金丸信因“佐川事件”辭職後，小淵繼任派閥領袖，橋本擔任副會長，竹下派分裂。在1993年的大選中，雖然橋本、河野洋平和石原慎太郎等人全力遊說，但終究未能改變自民黨下野的命運。宮澤喜一被迫辭去總裁之後，橋本認為時機已到，躍躍欲試，但在元老後藤田正晴的勸說下，隻好放棄，將位置讓給了河野洋平，自己擔任了已淪為在野黨的自民黨的政務調查會長。在八黨派聯合執政的情況下，橋本的首相夢似乎又變得遙不可及，焦躁憤懣的他，著書立說，1993年12月出版了《日本的未來——我心中的政策》，翌年4月又出版了《政權奪回論》，前者以內外政策為中心，後者則是以政略為中心，強烈地表達了奪回政權的執著信念。
1994年6月，村山富市的社會黨、自民黨和先驅新黨三黨聯合政權建立後，橋本出任通商產業大臣，雖不是他期望的外務大臣或大藏大臣，但這次入閣也成為橋本的轉機。他在1995年6月與美國的汽車貿易談判中，針鋒相對、唇槍舌劍，敢於對美國說“不”，終於迫使美國放棄製裁，簽署協議，避免了一場兩敗俱傷的貿易戰。其堅忍不拔的談判風格，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讚譽。對於存在“厭美”情緒的日本人，更是把他當做凱旋的勇士。橋本的聲譽如日中天，為他登上自民黨總裁、內閣總理的寶座，鋪就了一條比較堅實的道路。
同年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為了贏得下次大選，各派新老議員大都支持人氣頗高的橋本，河野洋平則不得不宣布退出總裁競選。原本是橋本與河野之間的新領導競爭，最後演變為橋本與小泉純一郎之間的“總裁競選作秀”，橋本以304票對87票的戰績毫無懸念地擊敗小泉，出任自民黨第17任總裁。1996年1月5日，村山首相突然提出辭職。1月11日，橋本順利地當選為日本第82任首相，從政三十餘年的橋本終於如願以償，登上了權力的巔峰。時隔兩年半，自民黨在橋本的領導下，奪回了首相寶座。
第一屆橋本內閣是由自民黨、社會黨和先驅新黨組成的三黨聯合政權。橋本在1月22日第136屆國會施政方針演說中，高舉“改革”和“創造”的旗幟，提出了重建日本經濟、建設長壽社會、開展獨立外交和推動行政財政改革四個最重要的課題。
然而，實際上橋本新政府首當其衝麵臨的一個棘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住宅金融專門公司的壞賬問題。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日本一些大銀行組建的“住宅金融專門公司”將大量資金投向房地產，隨著泡沫經濟的崩潰，這些公司的壞賬愈加嚴重，已經阻礙了日本經濟的複蘇。橋本準備在1996年度財政預算中追加6850億日元，以逐步解決“住專”問題。這種做法招致國民不滿和在野黨反對。小澤一郎鼓動新進黨國會議員輪流在國會通道上“靜坐”，阻撓議員入室審議。橋本不得不做出讓步，暫不討論對“住專”的補貼問題。
1996年11月7日，第二屆橋本內閣成立，時隔三年零三個月自民黨又恢複了一黨執政。橋本打出了六大改革的旗號，即行政改革、經濟構造改革、金融體係改革、社會保障構造改革、財政構造改革和教育改革。其中成效較為顯著的是以中央政府機構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行政改革。橋本設立了直屬首相的“行政改革會議”，排除官僚和官僚出身的人選，組成了一個包括12名財界首腦、學界泰鬥的委員會，旨在“確立政治主導的行政模式”。其具體內容主要是根據1998年6月《中央省廳等改革基本法案》，改革中央行政機構，將原有的1府22省廳精簡為1府12省廳；放寬限製，整頓削減特殊法人，減少政府的權限和經濟職能；繼續推進地方分權改革，根本改變國家與地方的存在方式，提高地方公共團體的自主性和自立性；製訂《信息公開法》，提高行政機構工作的透明度等。本次行政改革作為一次“新自由主義改革”，目標是在建立“強政治弱行政、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體製的同時，也是在冷戰後的新時期，適應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的一個重要步驟。
與日美關係相關的“衝繩問題”，是橋本從村山手中接過來的一個“燙手山芋”。本來由於蘇聯解體、冷戰體製崩潰，日美安全合作成為一個沒有對手的“拳擊手”；加之日美貿易摩擦的隱患，使得日美同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橋本就任首相約四個月前的1995年9月4日，爆發了駐衝繩美軍強暴日本少女的惡性事件。如何處理衝繩問題，成為橫亙在日美之間的一個難題。
橋本上台後，他出色地既扮演了美國最可信賴的盟友，又扮演了衝繩人最大的同情者角色。1996年1月23日，橋本將大田知事邀請到首相官邸，聽取了大田提出的要求。 2月23—25日，橋本閃電式地訪問了美國，以求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建立親密的“比爾”和“阿龍”的私人關係，同時他利用衝繩事件，將克林頓訪日的重點從以往的經貿關係轉到強化日美安全關係上。4月12日，日美雙方終於達成協議，美國許諾歸還衝繩普天間機場等地，而日本則同意簽署《日美相互提供物資和勞務協定》，並同意修改1978年製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1996年4月16日，克林頓對日本進行了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翌日，橋本與克林頓共同發表《日美安全聯合宣言——麵向21世紀的同盟》。該宣言的適用範圍已擴大到亞太地區，適用對象也發生改變，提出了所謂亞太地區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宣言列舉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核武器等軍事力量的大量集中存在、懸而未決的領土問題、潛在的地區爭端、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擴散等。1997年9月23日，日美安全協商委員會發表的《日美防務合作指導方針》(即“新指針”)中又提出了“周邊事態”的概念，所謂“周邊事態是指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造成重大影響的事態”。其不是地理性概念，而是著眼於事態的性質”。同時，日本的軍事作用顯著擴大。《聯合宣言》指出：日本防衛力量將在穩定亞太地區安全形勢方麵“發揮適當作用”。根據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日本的所謂“適當作用”是：“在日本周邊地區爆發對日本和平與安全產生重要影響事態(周邊事態)時”，各級政府、民間企事業團體和自衛隊分別向美軍提供軍民用機場、港口、“後方支援”、軍事情報和公海掃雷等等。並且，新指針還特意規定日本提供“後方支援”隻在日本領域和“與戰鬥地域劃清界線的日本周圍海空域”進行。實際上，在現代化的遠距離、快速反應作戰下，前後方難以明確區分，無論提供何種形式的支援，都將被視作直接作戰行為。正如日本共產黨書記局長誌位和夫指出：這樣的話，將導致日本自動參加美軍在地區內進行的任何戰爭行為。
橋本內閣時期的日俄關係取得了新的進展。1996年4月18日，橋本在送走克林頓後，訪問了俄羅斯。這是自1985年中曾根首相出席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葬禮以來，日本首相時隔十一年訪問莫斯科。橋本與葉利欽的會談中，雙方確認了1993年葉利欽訪日時共同發表的《東京宣言》是處理雙邊關係的原則框架，一致同意恢複締結和平條約的談判。緊接著4月29日，日本防衛廳長官臼井日出男訪俄，簽署了日俄軍事交流備忘錄。防衛廳長官訪俄，在雙方關係曆史上尚屬首次。1997年1月，橋本宣布了以“多層次接觸”為核心的對俄新政策。同年7月，橋本又提出了“相互信賴”、“利益互惠”、“著眼未來”的對俄政策三原則。1997年11月，橋本再次訪問俄羅斯，與葉利欽舉行了非正式會晤，簽署了有關經濟合作的“橋本—葉利欽計劃”，一致同意爭取在2000年前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翌年4月，在日本川奈進行的首腦會談中，橋本曾提出俄國確認日本對北方四島的主權，在此基礎上劃定兩國國境線。然而，隨著葉利欽的辭職，北方四島問題多年來沒有取得多大進展。
東盟成立30周年之際，橋本首相對東盟的訪問，揭開了日本與東盟關係的新篇章。1997年1月7—14日，橋本訪問文萊、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等東盟五國，在新加坡發表題為《為迎接日本與東盟的新時代而改革——建立更深更廣的夥伴關係》的演說。香港《亞洲新聞》的評論認為，日本此次對東盟政策的調整“是日本在外交上的又一個裏程碑”。日本外務省的目的，就是要在這次訪問中發表與“福田主義”同等重要的“橋本主義”。同年12月，時隔10年，第三屆日本—東盟首腦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原本雙方不定期的首腦會議，從此作為慣例每年召開。日本成為第一個定期參加東盟首腦會議的大國。會後雙方發表聯合聲明，重申麵向21世紀，加強首腦對話，尤其是在政治安全領域的對話與交流，以及人員、文化、經濟方麵的合作。這是自福田1977年訪問東盟以來雙方發表的第一個聯合聲明。
對華關係中的橋本，同樣體現了日本政治家複雜的多麵性。一方麵是在出任首相前曾否定日本侵略，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給人以一副鷹派的強硬色彩；另一方麵又是重視對華關係，當政時以及引退之後，多次率團訪華，致力於推進中日關係，被日本右翼指責為“親中”、“媚華”的“賣國賊”。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橋本先後多次訪問中國。1979年7月，橋本率團來華領取被美軍擊沉的“阿波丸號”的遺骨。中日友好醫院是1979年日本對華無償援助項目，作為厚生大臣，他還為出席中日友好醫院的奠基和落成典禮而專程訪華。1982年、1988年，橋本分別率領日本劍道代表團和日本登山隊訪華。1990年5月，他作為日本大藏大臣訪華，成為北京政治風波之後西方國家第一個訪華的部長級官員。他多次對美國表示，要支持中國早日加入世貿組織。
然而，由於橋本在戰爭認識上的態度，他被認為是日本自民黨內的“鷹派人物”。他曾長期擔任“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會長和“日本遺族會”會長，每年從不間斷地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1985年10月，他曾對中曾根首相中止參拜靖國神社表示不滿。1992年10月，他又聲稱“軍人家屬無法理解政府稱其戰死的丈夫為侵略者。”1994年10月24日，時任村山內閣通產大臣的橋本在眾議院稅製改革特別委員會上，雖然承認日本“侵略過中國”，“對朝鮮半島實行過殖民統治”，但不承認對亞太其他國家的侵略，認為“是否是侵略，是一個相當微妙的問題”。1995年8月15日，橋本再次參拜靖國神社時稱：“我不想強迫別人，但希望不要妨礙我的感情”，“我是作為日本遺族會會長參拜的，不是私人性質的”。
橋本出任自民黨總裁後，1995年10月辭去了日本遺族會會長職務。當選首相後的1996年1月26日，橋本在第136屆參議院大會上回答日本共產黨議員立木洋的提問時表示：“我們必須謙虛地承認這一事實，即在過去一段曆史時期，由於我國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在對此作出深刻反省的基礎上，應盡力為世界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在記者問起南京大屠殺時，橋本認為：“具體數字另當別論，我認為有此事。”關於日軍“慰安婦”的賠償問題，橋本也表明，從國際法上講戰爭賠償問題已經解決，但從道義上講可以考慮通過民間基金方式給予一定補償。據報道，橋本還向“亞洲婦女和平基金”捐贈了15萬日元。
關於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1996年5月，橋本表示，“既然進了首相官邸，8月15日就不能去了”，但“並非不能以私人方式去”。然而，同年7月29日，在他59歲生日那天，橋本參拜了靖國神社，自中曾根1985年參拜以來，時隔十一年成為又一個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橋本此舉再次對中日關係產生了消極影響。誠然，橋本的這種“反複”或看似前後矛盾的行為，可以從他所謂的“個人感情論”中作出一些解釋。那就是他曾說過，他的堂兄和小學老師當年出征前曾跟他說過“靖國神社見”，可他們一去無回，所以出於個人感情前往參拜，而不是參拜甲級戰犯。抑或從他的成長經曆中，尋找某些“令人信服”的答案。出身於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1937年，成長於戰後新憲法時代的他，戲稱自己為“三明治中的火腿腸”，一邊是戰前的老一輩，一邊是戰後的新生代，所以他一邊參拜靖國神社，一邊推崇戰後民主改革。
但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通過前後比較日本曆任首相就會發現，作為日本的執政者或政治家，其之所以在台上和台下、或在不同時期出現不同的“鍾擺式”表現，正是日本著名政論家若宮啟文先生在其著作《和解與民族主義》中提出的“翌年法則”的反映，即日本所謂的“回歸傳統”的民族主義的大事，都是出現在與亞洲實現和解的第二年。橋本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可以認為是在1995年“村山曆史認識的談話”和橋本辭去日本遺族會會長之後，“翌年法則”在橋本首相身上的體現。作為日本自民黨政權的政治家，在推進與中國等亞洲國家關係的同時，不得不“巧妙地接受右翼的要求”，向遺族會證明自己的態度。歸根結底，一個根本性的決定性因素，就是像前首相中曾根在回答社會黨土井多賀子有關取消參拜的理由時解釋的那樣，“國際關係不可能一廂情願。特別是涉及亞洲各國的國民感情時更是如此。如果不是按照這樣的國際理念行事，最終將損害日本的國家利益”。於是，在中韓等國的強烈抗議後，橋本在首相任內沒有再參拜過靖國神社。
1996年由於日美同盟再定義、對華經濟援助政治化、釣魚島問題和參拜靖國神社等的影響，中日政治摩擦升級，雙邊關係一度跌入低穀。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橋本將此作為改善中日關係的良好時機。他在新年年初(1月20日)的施政方針演說中明確指出：“無論從曆史上看，還是從地理上看，日本都是亞太國家。亞太地區維持、實現以開放的區域合作為基礎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對我國外交極其重要”，“日美中任何一組雙邊關係的改善，都有利於亞太地區整體的穩定與發展……兩國國民衷心祝福建交25周年，相互信賴基礎為兩國關係的，努力發展中日關係支持中國早日加入wto，促進中國與國際社會進一步融合。”
1997年9月4—7日，橋本首相訪華，與江澤民主席、李鵬總理等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會談，雙方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在此問題上的雙邊談判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重大進展。橋本還在中國國家行政學院作了題為《新時代的中日關係》的演講。他從四個方麵強調了中日加強“對話與合作的重要性”，即中日是地理上的鄰邦；曆史上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化上具有共通性；在地區及世界範圍內擔負著責任。此後，橋本前往沈陽參觀了“九一八”紀念館，寫下了“以和為貴”四個字，成為第一個走進該紀念館的日本首相。他公開對中國記者表示，“日本人再健忘，也不會外忘記‘九一八’。曆史是可以學習的，但曆史是不能改寫的。”
自認為“政策通”的橋本在全力推進改革的同時，卻誤判了經濟形勢，沒有處理好改革與經濟景氣的關係。1997年4月，橋本內閣將消費稅由3%提高到5%，又取消了連續兩年實施的特別減稅措施，抑製了民間消費，加劇了通貨緊縮，造成剛剛走上複蘇軌道的經濟持續滑坡，成為在野黨攻擊的口實。在1996年10月眾議院大選中一度獲勝的自民黨，曾期望橋本成為一個長期政權，誰料1998年4月民主黨勢力進一步擴大，在同年7月第18屆參議院選舉的角逐中，自民黨慘敗，失去參議院第一大黨的地位，日本國會史上出現第二次“非常國會”。在參議院選舉失敗後的第二天，即7月13日橋本被迫引咎辭職。
躊躇滿誌的橋本離開首相位置後，被授予了一個“外交最高顧問”的頭銜，協助處理日俄關係。2000年7月，小淵惠三病逝後，橋本被推選為派係領袖，小淵派也改名為橋本派。同年12月，森喜朗改組內閣時，邀請橋本擔任行政改革擔當大臣並兼任衝繩開發廳長官，繼續推進其在位時未竟的中央省廳等的改革事業。橋本的工作態度，贏得了不少官僚和政客的讚譽。橋本將成為森喜朗後繼者的傳言，不能不說是橋本欲謀求再度複出的印證。在森喜朗下台後，橋本果然披掛上陣，與小泉純一郎等展開了一場自民黨總裁的競選大戰，最初呼聲很高的橋本，最終敗在了“小泉旋風”之下。2004年7月，橋本因卷入“日本牙醫協會”一億日元政治資金的醜聞，被迫辭去派閥領袖職務，並表明了從政界引退的意向。2005年8月的眾議院大選中，橋本正式退出，次子橋本嶽成為後繼者當選。
卸任首相後的橋本依然熱心推進中日友好事業。1998年10月，為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20周年，橋本專程訪華。2005年4月，他作為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第32次訪華團團長帶隊訪華。小泉執政時期，在中日關係發展遇到困難的情況下，引退後的他仍於2006年3月30日作為日中友好七團體聯袂訪華團的團長來到中國，受到胡錦濤主席的會見。橋本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兩國隻有在政治外交上成功，才能在經濟合作上取得成績。”同年4月18日，他再次率領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訪華團訪華。此前積極參拜靖國神社的橋本，還曾連同其他七位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村山富市、森喜朗、海部俊樹、中曾根康弘、細川護熙以及羽田孜，提議督促小泉停止參拜靖國神社，認為“小泉繼續參拜將給日中關係帶來不良影響”。
2006年7月1日，一代“劍客首相”橋本龍太郎因病在東京去世，享年68歲。日本各界一片震驚和惋惜之聲。《讀賣新聞》將橋本起伏跌宕的一生總結為“光影交錯的政治家人生”。《日本經濟新聞》則評價說：“橋本的墓碑上應該刻上‘改革’的字樣。”
連任第82—83屆(1996.1.11—1998.7.30)內閣首相
橋本龍太郎(1937—2006)是日本“後自民黨時代”的第一位首相，即1993年自民黨一度下野後重新上台入主相府的“奪回政權”首相，也是繼宇野宗佑、海部俊樹和河野洋平之後第四個不是派係領袖而擔任自民黨總裁、首相的政治強人。作為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任期間對內力推行政改革，對外進行了日美同盟的“再定義”，對日本新世紀的內政外交產生了巨大影響。
1937年7月29日，橋本龍太郎出生於日本東京都涉穀區一個官宦之家。祖父橋本卯太郎是當時“大日本啤酒公司”的常務董事，父親橋本龍伍東京大學畢業後進入大藏省工作，戰後曾先後出任吉田內閣的官房次長、厚生大臣兼行政管理廳長官，是吉田茂身邊赫赫有名的“吉田十三大金剛”之一，還擔任過岸信介內閣的厚生大臣和文部大臣，是當時“有名的厚生相”、佐藤派的大員。橋本龍太郎自幼喪母，在祖母的照顧下長大。7歲時，父親迎娶繼母正，生下弟弟橋本大二郎(原高知縣知事)。生母方的外祖父大野綠一郎是日本帝國議會的貴族院議員，曾任警察總監、朝鮮總督府政務總監，繼母方的外祖父若宮貞夫也是帝國議會的眾議員，曾任政友會的幹事長。從這個角度來說，橋本龍太郎也算是出生於一個政治世家。
談到幼年時的記憶，橋本說：“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從未背過我、抱過我。我總是小心翼翼地跟在拖著一根拐杖的父親的後邊。”但就是這位身殘誌堅的父親，對橋本的人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繁忙的政務工作之餘，父親帶領他們兄弟學習劍道、遊泳、騎馬、登山，培養他們良好的生活習慣，鍛煉他們堅強的意誌。
父親為人處事的作風，同樣影響了橋本此後的從政生涯。1952年1月，當時正在東京麻布中學上學的橋本，在涉穀站吃驚地看到，報紙上醒目的大標題“橋本龍伍厚生相辭職！”原來擔任第三屆吉田改造內閣厚生相的橋本龍伍，出於政府削減對戰爭遺屬補助的抗議，憤然辭職。對於這樣一位父親，橋本經常提到：“父親時常教導我們說‘所謂政治，就是為幫助弱者而存在’，我從心底為有這樣的父親而感到自豪。”還有一次是在橋本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國會專車的司機在沒有什麽活動安排的情況下，就帶著橋本和弟弟大二郎去兜風，沒想到二人興高采烈地一進家門，就被父親劈頭蓋臉地狠批一通：“國會的專車是專門為辦公事用的，怎麽能用它去兜風，簡直是豈有此理！”為此，他還挨了拳頭。父親的“公私要分家”的話，從此深深地印在橋本的腦海裏。
同樣是受父親的影響，高中畢業後，橋本報考了慶應大學法學部。橋本在回憶自己為什麽選擇慶應大學時說：“我自己作這樣的選擇與我的父親有不小的關係。父親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得了腰椎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離開拐杖便寸步難行，日本戰前歧視殘疾人，像一高這樣的重點高中根本不允許殘疾人參加考試。當時為殘疾人打開方便之門的隻有慶應等為數不多的幾所學校。據我父親講，當時他隻在慶應上了三天學，從第四天開始休學，到當時的文部省前麵靜坐，以示抗議為什麽‘一高’不給殘疾人就學機會。從第二年開始，像父親這樣的殘疾人有了參加考試的機會，並轉入‘一高’上學。對於父親來說，雖然隻在慶應上了三天學，但是終身都對慶應懷有感激之情。”正是這樣的經曆，為橋本日後成為日本政壇上活躍的“社勞族”(負責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和勞動就業等領域工作的政治家)議員注入了一種激情。
1960年4月，橋本大學畢業後，就職於吳羽紡織公司(現在的東洋紡織公司)。當時他並沒有想當政治家，而是曾滿懷壯誌地說：“我將來要做這個公司的老板給你們看看。”然而，1962年11月21日，橋本龍伍的早逝(年僅57歲)徹底改變了橋本龍太郎的人生軌跡。據說橋本龍伍生前本來希望讓他的弟弟大二郎繼承父業，可是這時大二郎剛上高三，還沒有被選舉權，要接班有點太早。橋本回憶時也談道：“父親沒打算讓我幹政治家這行，我也完全沒有熱情，因為是個淘氣鬼。”
麵對社會黨的實力人物江田三郎要從參議院的岡山地方區移師眾議院岡山二區、來搶奪橋本龍伍“地盤”的形勢，後援會提出應該讓老橋本的夫人或龍太郎出馬，究竟由誰來繼承？一時陷入困頓狀態。最後佐藤榮作拍板：“讓龍太郎接班！”於是，25歲的橋本辭去紡織公司的工作，在1963年眾議院大選中，繼承了父親的地盤和後援會，打出了 “繼承父親遺誌，全力建設福利國家”的選舉口號。11月21日的投票日恰逢橋本龍伍的忌日，橋本獲得了大量的同情票，繼江田三郎之後，以名列第二的74564票當選，時年26歲，成為日本曆史上最年輕的眾議院議員。
步入政界的橋本，投在佐藤榮作的門下，幸運地進入了自民黨的主流派。因為佐藤不僅是他父親橋本龍伍的同僚，而且他們還是鄰居，兩家在長野縣輕井澤的別墅緊挨著，每年夏天都能在那裏見麵。因此，橋本龍伍去世後的喪葬委員會就是由佐藤主持的，橋本與久美子的媒人也是佐藤夫婦。在佐藤政權下，橋本先後擔任了自民黨學生部部長、青年婦女對策特別委員會副委員長、產業勞動部部長、文教部會副部長等職務，這些經曆礪練了橋本的能力，加上他聰明好學，很快就成為自民黨內的一個政策通。
1970年1月，橋本擔任佐藤內閣的厚生省政務次官。1972年佐藤下台後，橋本支持田中角榮出任首相，成為田中派的得意門生。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內閣成立，橋本擔任厚生大臣，時年41歲，是新內閣中最年輕的大臣，僅次於此前的田中角榮(1957年39歲的田中出任岸信介內閣的郵政大臣)，成為戰後日本曆史上第二位年輕的大臣，也成為日本曆史上的首對父子厚生相。接到入閣的電話後，橋本的感言是：“從父親那兒學到的就是‘政治是為弱者而存在的’，明天，我要去青山墓地祭拜父親”。
麵對厚生省的修改醫生優待稅製、醫療保險製度改革和斯蒙病訴訟等棘手問題，人們有些懷疑這個長著娃娃臉的年輕大臣。懷著“努力工作以不輸給先父”的抱負，橋本上台半年後，堅持不懈地協調與“日本醫師會”的矛盾，著手解決了受到強烈批判的醫生優待稅製的難題，其堅韌頑強的印象，得到了各界人士的交口稱讚。擺在橋本麵前的最大難題，恐怕是斯蒙病訴訟問題。斯蒙病是一種四肢麻木、癱瘓或失明的神經性疾病，原因與服用一種叫“奎諾仿”的藥物有關。萬餘名患者中的一半將製藥公司和批準生產的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曠日持久的訴訟戰，多年來折磨著曆屆厚生大臣。橋本在父親教導的“政治為弱者而存在”的感召下，在患者代表、製藥公司和大藏省、法務省之間反複交涉，終於在1979年9月15日淩晨4點50分，三方代表在協議書上簽了字。橋本當場表示：“這件事拖了很久，很對不起。……作為政府方麵的負責人，我深感慚愧。我向大家道歉。”政策通加實幹家的形象，使橋本聲名大振，威望遠播。原本忙於斯蒙病等政務而難以全力投入選舉的橋本，正在對同月進行的大選結果忐忑不安之時，結果他以104395票頭名當選，開創了岡山縣的新紀錄。
1980年8月到1986年1月，在鈴木、中曾根執政期間，橋本擔任了自民黨行政財政調查委員會會長，他排除黨內強烈的反對意見，成功地將日本電信電話公司和日本專賣公司由國營企業轉為民營，使步履維艱的行政改革邁出可喜的一步。時任臨時調查委員會會員的瀨島龍三高度讚賞：“其業績令人敬佩，如果沒有橋本，電信電話與專賣兩公司的轉軌問題不可能解決。”1986年7月，中曾根任命橋本擔任運輸大臣，在百日的任期內，橋本身先士卒、雷厲風行，勇於承認政府和執政的自民黨的政治責任，一舉完成了行政改革的重大舉措——長達二十年的日本國鐵民營化改革，其出色的政策協調與駕馭複雜局麵的才能，贏得了“自民黨內唯一的幹將”(鈴木、中曾根的評價)的美稱。然而，橋本能力超群的另一麵，是他孤傲倔強、嚴厲尖刻、我行我素的個性，導致他缺乏應有的親和力，雖在國民中享有很高聲譽，可是在派內卻少有追隨者，形同一匹獨來獨往的“孤狼”，數次準備出馬競選總裁，卻均因在派內未得到足夠的支持而屢屢受挫，這成為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個致命弱點。
隨著田中派勢力的衰退，橋本追隨竹下登，擔任了“創政會”的副會長。1987年10月，“竹下派七大幹將”之一的橋本，被任命為新幹事長安倍晉太郎的幹事長代理，在竹下登下台後，一度從少壯派議員中也傳出推薦橋本的呼聲。1989年6月，宇野內閣成立後，在竹下登的舉薦下橋本升任自民黨幹事長，時年51歲，成為首位昭和時代出生的幹事長、自民黨的二號人物。在利庫路特案曝光和宇野深陷女性醜聞的被動局麵下，橋本不得不代替宇野首相四處遊說，全力迎戰7月的參議院選舉。選舉雖以自民黨慘敗告終，而橋本卻獲得了相當的聲譽。1989年8月宇野辭職後，橋本繼任總裁的輿論呼聲最高，但是對總裁人選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竹下派，不願意推薦本派的橋本，因為會長金丸信希望小澤一郎將來當自己的後繼者，而竹下登還想著自己有朝一日再重新出山，即使考慮後繼者也應是小淵惠三。於是，以社會上傳聞的“女性問題”為由，“橋本政權”胎死腹中。其間小澤一郎與橋本龍太郎的政治爭鬥被稱為“一龍戰爭”。最終，社會輿論沒能左右首相的人選，派係鬥爭的詭異性逐步將自民黨體製推向崩潰的邊緣。
1989年8月，黨內最小派係——河本派的二號人物海部俊樹出任首相後，將大藏大臣這個重要的位置交給了人氣頗高的橋本。橋本首先麵臨的就是“修改消費稅”這個難啃的硬骨頭，其事關下次眾議院選舉勝敗和自民黨存亡問題。為了尋求國民的理解，橋本奇思妙想出“怪招”，8月底在各大報紙整版登載了自己的照片，配上了廣告詞“請允許我再說一說——關於消費稅”，接著9月中旬又打出“請將您關於消費稅的寶貴意見寄往大臣室”的廣告，“地址是東京中央郵政局私人信箱1327號，郵編100—91，大藏大臣橋本龍太郎”。信件和電話潮水般湧來，橋本共收到近1.9萬份信，起初他還親筆寫回信，但是當寫到500份左右時實在寫不過來了，就改為在印好的感謝信上簽名的方式，給所有人都回了信。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完成了“消費稅修改方針”。1990年8月海灣戰爭爆發後，橋本出於參與構建“國際新秩序”和早日實現“政治大國”的目標，積極響應美國的號召，全盤接受了出資90億美元的要求(日本總計出資130億美元)，並且支持海部首相向海灣派遣了掃雷艇。他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積累了外交經驗。
時事通信社1991年2月進行的下屆首相人選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橋本仍位列榜首，小澤一郎排名第四。正在橋本向首相寶座穩步進軍的時候，東京證券醜聞事件和橋本的秘書涉嫌非正當融資的醜聞相繼被揭發，主管證券業的橋本不得不於同年10月14日引咎辭職，自民黨內開始計劃擁立橋本為首相的打算再次化為泡影。1992年10月，竹下派會長金丸信因“佐川事件”辭職後，小淵繼任派閥領袖，橋本擔任副會長，竹下派分裂。在1993年的大選中，雖然橋本、河野洋平和石原慎太郎等人全力遊說，但終究未能改變自民黨下野的命運。宮澤喜一被迫辭去總裁之後，橋本認為時機已到，躍躍欲試，但在元老後藤田正晴的勸說下，隻好放棄，將位置讓給了河野洋平，自己擔任了已淪為在野黨的自民黨的政務調查會長。在八黨派聯合執政的情況下，橋本的首相夢似乎又變得遙不可及，焦躁憤懣的他，著書立說，1993年12月出版了《日本的未來——我心中的政策》，翌年4月又出版了《政權奪回論》，前者以內外政策為中心，後者則是以政略為中心，強烈地表達了奪回政權的執著信念。
1994年6月，村山富市的社會黨、自民黨和先驅新黨三黨聯合政權建立後，橋本出任通商產業大臣，雖不是他期望的外務大臣或大藏大臣，但這次入閣也成為橋本的轉機。他在1995年6月與美國的汽車貿易談判中，針鋒相對、唇槍舌劍，敢於對美國說“不”，終於迫使美國放棄製裁，簽署協議，避免了一場兩敗俱傷的貿易戰。其堅忍不拔的談判風格，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讚譽。對於存在“厭美”情緒的日本人，更是把他當做凱旋的勇士。橋本的聲譽如日中天，為他登上自民黨總裁、內閣總理的寶座，鋪就了一條比較堅實的道路。
同年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為了贏得下次大選，各派新老議員大都支持人氣頗高的橋本，河野洋平則不得不宣布退出總裁競選。原本是橋本與河野之間的新領導競爭，最後演變為橋本與小泉純一郎之間的“總裁競選作秀”，橋本以304票對87票的戰績毫無懸念地擊敗小泉，出任自民黨第17任總裁。1996年1月5日，村山首相突然提出辭職。1月11日，橋本順利地當選為日本第82任首相，從政三十餘年的橋本終於如願以償，登上了權力的巔峰。時隔兩年半，自民黨在橋本的領導下，奪回了首相寶座。
第一屆橋本內閣是由自民黨、社會黨和先驅新黨組成的三黨聯合政權。橋本在1月22日第136屆國會施政方針演說中，高舉“改革”和“創造”的旗幟，提出了重建日本經濟、建設長壽社會、開展獨立外交和推動行政財政改革四個最重要的課題。
然而，實際上橋本新政府首當其衝麵臨的一個棘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住宅金融專門公司的壞賬問題。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日本一些大銀行組建的“住宅金融專門公司”將大量資金投向房地產，隨著泡沫經濟的崩潰，這些公司的壞賬愈加嚴重，已經阻礙了日本經濟的複蘇。橋本準備在1996年度財政預算中追加6850億日元，以逐步解決“住專”問題。這種做法招致國民不滿和在野黨反對。小澤一郎鼓動新進黨國會議員輪流在國會通道上“靜坐”，阻撓議員入室審議。橋本不得不做出讓步，暫不討論對“住專”的補貼問題。
1996年11月7日，第二屆橋本內閣成立，時隔三年零三個月自民黨又恢複了一黨執政。橋本打出了六大改革的旗號，即行政改革、經濟構造改革、金融體係改革、社會保障構造改革、財政構造改革和教育改革。其中成效較為顯著的是以中央政府機構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行政改革。橋本設立了直屬首相的“行政改革會議”，排除官僚和官僚出身的人選，組成了一個包括12名財界首腦、學界泰鬥的委員會，旨在“確立政治主導的行政模式”。其具體內容主要是根據1998年6月《中央省廳等改革基本法案》，改革中央行政機構，將原有的1府22省廳精簡為1府12省廳；放寬限製，整頓削減特殊法人，減少政府的權限和經濟職能；繼續推進地方分權改革，根本改變國家與地方的存在方式，提高地方公共團體的自主性和自立性；製訂《信息公開法》，提高行政機構工作的透明度等。本次行政改革作為一次“新自由主義改革”，目標是在建立“強政治弱行政、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體製的同時，也是在冷戰後的新時期，適應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的一個重要步驟。
與日美關係相關的“衝繩問題”，是橋本從村山手中接過來的一個“燙手山芋”。本來由於蘇聯解體、冷戰體製崩潰，日美安全合作成為一個沒有對手的“拳擊手”；加之日美貿易摩擦的隱患，使得日美同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橋本就任首相約四個月前的1995年9月4日，爆發了駐衝繩美軍強暴日本少女的惡性事件。如何處理衝繩問題，成為橫亙在日美之間的一個難題。
橋本上台後，他出色地既扮演了美國最可信賴的盟友，又扮演了衝繩人最大的同情者角色。1996年1月23日，橋本將大田知事邀請到首相官邸，聽取了大田提出的要求。 2月23—25日，橋本閃電式地訪問了美國，以求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建立親密的“比爾”和“阿龍”的私人關係，同時他利用衝繩事件，將克林頓訪日的重點從以往的經貿關係轉到強化日美安全關係上。4月12日，日美雙方終於達成協議，美國許諾歸還衝繩普天間機場等地，而日本則同意簽署《日美相互提供物資和勞務協定》，並同意修改1978年製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1996年4月16日，克林頓對日本進行了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翌日，橋本與克林頓共同發表《日美安全聯合宣言——麵向21世紀的同盟》。該宣言的適用範圍已擴大到亞太地區，適用對象也發生改變，提出了所謂亞太地區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宣言列舉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核武器等軍事力量的大量集中存在、懸而未決的領土問題、潛在的地區爭端、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擴散等。1997年9月23日，日美安全協商委員會發表的《日美防務合作指導方針》(即“新指針”)中又提出了“周邊事態”的概念，所謂“周邊事態是指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造成重大影響的事態”。其不是地理性概念，而是著眼於事態的性質”。同時，日本的軍事作用顯著擴大。《聯合宣言》指出：日本防衛力量將在穩定亞太地區安全形勢方麵“發揮適當作用”。根據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日本的所謂“適當作用”是：“在日本周邊地區爆發對日本和平與安全產生重要影響事態(周邊事態)時”，各級政府、民間企事業團體和自衛隊分別向美軍提供軍民用機場、港口、“後方支援”、軍事情報和公海掃雷等等。並且，新指針還特意規定日本提供“後方支援”隻在日本領域和“與戰鬥地域劃清界線的日本周圍海空域”進行。實際上，在現代化的遠距離、快速反應作戰下，前後方難以明確區分，無論提供何種形式的支援，都將被視作直接作戰行為。正如日本共產黨書記局長誌位和夫指出：這樣的話，將導致日本自動參加美軍在地區內進行的任何戰爭行為。
橋本內閣時期的日俄關係取得了新的進展。1996年4月18日，橋本在送走克林頓後，訪問了俄羅斯。這是自1985年中曾根首相出席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葬禮以來，日本首相時隔十一年訪問莫斯科。橋本與葉利欽的會談中，雙方確認了1993年葉利欽訪日時共同發表的《東京宣言》是處理雙邊關係的原則框架，一致同意恢複締結和平條約的談判。緊接著4月29日，日本防衛廳長官臼井日出男訪俄，簽署了日俄軍事交流備忘錄。防衛廳長官訪俄，在雙方關係曆史上尚屬首次。1997年1月，橋本宣布了以“多層次接觸”為核心的對俄新政策。同年7月，橋本又提出了“相互信賴”、“利益互惠”、“著眼未來”的對俄政策三原則。1997年11月，橋本再次訪問俄羅斯，與葉利欽舉行了非正式會晤，簽署了有關經濟合作的“橋本—葉利欽計劃”，一致同意爭取在2000年前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翌年4月，在日本川奈進行的首腦會談中，橋本曾提出俄國確認日本對北方四島的主權，在此基礎上劃定兩國國境線。然而，隨著葉利欽的辭職，北方四島問題多年來沒有取得多大進展。
東盟成立30周年之際，橋本首相對東盟的訪問，揭開了日本與東盟關係的新篇章。1997年1月7—14日，橋本訪問文萊、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等東盟五國，在新加坡發表題為《為迎接日本與東盟的新時代而改革——建立更深更廣的夥伴關係》的演說。香港《亞洲新聞》的評論認為，日本此次對東盟政策的調整“是日本在外交上的又一個裏程碑”。日本外務省的目的，就是要在這次訪問中發表與“福田主義”同等重要的“橋本主義”。同年12月，時隔10年，第三屆日本—東盟首腦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原本雙方不定期的首腦會議，從此作為慣例每年召開。日本成為第一個定期參加東盟首腦會議的大國。會後雙方發表聯合聲明，重申麵向21世紀，加強首腦對話，尤其是在政治安全領域的對話與交流，以及人員、文化、經濟方麵的合作。這是自福田1977年訪問東盟以來雙方發表的第一個聯合聲明。
對華關係中的橋本，同樣體現了日本政治家複雜的多麵性。一方麵是在出任首相前曾否定日本侵略，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給人以一副鷹派的強硬色彩；另一方麵又是重視對華關係，當政時以及引退之後，多次率團訪華，致力於推進中日關係，被日本右翼指責為“親中”、“媚華”的“賣國賊”。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橋本先後多次訪問中國。1979年7月，橋本率團來華領取被美軍擊沉的“阿波丸號”的遺骨。中日友好醫院是1979年日本對華無償援助項目，作為厚生大臣，他還為出席中日友好醫院的奠基和落成典禮而專程訪華。1982年、1988年，橋本分別率領日本劍道代表團和日本登山隊訪華。1990年5月，他作為日本大藏大臣訪華，成為北京政治風波之後西方國家第一個訪華的部長級官員。他多次對美國表示，要支持中國早日加入世貿組織。
然而，由於橋本在戰爭認識上的態度，他被認為是日本自民黨內的“鷹派人物”。他曾長期擔任“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會長和“日本遺族會”會長，每年從不間斷地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1985年10月，他曾對中曾根首相中止參拜靖國神社表示不滿。1992年10月，他又聲稱“軍人家屬無法理解政府稱其戰死的丈夫為侵略者。”1994年10月24日，時任村山內閣通產大臣的橋本在眾議院稅製改革特別委員會上，雖然承認日本“侵略過中國”，“對朝鮮半島實行過殖民統治”，但不承認對亞太其他國家的侵略，認為“是否是侵略，是一個相當微妙的問題”。1995年8月15日，橋本再次參拜靖國神社時稱：“我不想強迫別人，但希望不要妨礙我的感情”，“我是作為日本遺族會會長參拜的，不是私人性質的”。
橋本出任自民黨總裁後，1995年10月辭去了日本遺族會會長職務。當選首相後的1996年1月26日，橋本在第136屆參議院大會上回答日本共產黨議員立木洋的提問時表示：“我們必須謙虛地承認這一事實，即在過去一段曆史時期，由於我國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在對此作出深刻反省的基礎上，應盡力為世界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在記者問起南京大屠殺時，橋本認為：“具體數字另當別論，我認為有此事。”關於日軍“慰安婦”的賠償問題，橋本也表明，從國際法上講戰爭賠償問題已經解決，但從道義上講可以考慮通過民間基金方式給予一定補償。據報道，橋本還向“亞洲婦女和平基金”捐贈了15萬日元。
關於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1996年5月，橋本表示，“既然進了首相官邸，8月15日就不能去了”，但“並非不能以私人方式去”。然而，同年7月29日，在他59歲生日那天，橋本參拜了靖國神社，自中曾根1985年參拜以來，時隔十一年成為又一個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橋本此舉再次對中日關係產生了消極影響。誠然，橋本的這種“反複”或看似前後矛盾的行為，可以從他所謂的“個人感情論”中作出一些解釋。那就是他曾說過，他的堂兄和小學老師當年出征前曾跟他說過“靖國神社見”，可他們一去無回，所以出於個人感情前往參拜，而不是參拜甲級戰犯。抑或從他的成長經曆中，尋找某些“令人信服”的答案。出身於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1937年，成長於戰後新憲法時代的他，戲稱自己為“三明治中的火腿腸”，一邊是戰前的老一輩，一邊是戰後的新生代，所以他一邊參拜靖國神社，一邊推崇戰後民主改革。
但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通過前後比較日本曆任首相就會發現，作為日本的執政者或政治家，其之所以在台上和台下、或在不同時期出現不同的“鍾擺式”表現，正是日本著名政論家若宮啟文先生在其著作《和解與民族主義》中提出的“翌年法則”的反映，即日本所謂的“回歸傳統”的民族主義的大事，都是出現在與亞洲實現和解的第二年。橋本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可以認為是在1995年“村山曆史認識的談話”和橋本辭去日本遺族會會長之後，“翌年法則”在橋本首相身上的體現。作為日本自民黨政權的政治家，在推進與中國等亞洲國家關係的同時，不得不“巧妙地接受右翼的要求”，向遺族會證明自己的態度。歸根結底，一個根本性的決定性因素，就是像前首相中曾根在回答社會黨土井多賀子有關取消參拜的理由時解釋的那樣，“國際關係不可能一廂情願。特別是涉及亞洲各國的國民感情時更是如此。如果不是按照這樣的國際理念行事，最終將損害日本的國家利益”。於是，在中韓等國的強烈抗議後，橋本在首相任內沒有再參拜過靖國神社。
1996年由於日美同盟再定義、對華經濟援助政治化、釣魚島問題和參拜靖國神社等的影響，中日政治摩擦升級，雙邊關係一度跌入低穀。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橋本將此作為改善中日關係的良好時機。他在新年年初(1月20日)的施政方針演說中明確指出：“無論從曆史上看，還是從地理上看，日本都是亞太國家。亞太地區維持、實現以開放的區域合作為基礎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對我國外交極其重要”，“日美中任何一組雙邊關係的改善，都有利於亞太地區整體的穩定與發展……兩國國民衷心祝福建交25周年，相互信賴基礎為兩國關係的，努力發展中日關係支持中國早日加入wto，促進中國與國際社會進一步融合。”
1997年9月4—7日，橋本首相訪華，與江澤民主席、李鵬總理等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會談，雙方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在此問題上的雙邊談判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重大進展。橋本還在中國國家行政學院作了題為《新時代的中日關係》的演講。他從四個方麵強調了中日加強“對話與合作的重要性”，即中日是地理上的鄰邦；曆史上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化上具有共通性；在地區及世界範圍內擔負著責任。此後，橋本前往沈陽參觀了“九一八”紀念館，寫下了“以和為貴”四個字，成為第一個走進該紀念館的日本首相。他公開對中國記者表示，“日本人再健忘，也不會外忘記‘九一八’。曆史是可以學習的，但曆史是不能改寫的。”
自認為“政策通”的橋本在全力推進改革的同時，卻誤判了經濟形勢，沒有處理好改革與經濟景氣的關係。1997年4月，橋本內閣將消費稅由3%提高到5%，又取消了連續兩年實施的特別減稅措施，抑製了民間消費，加劇了通貨緊縮，造成剛剛走上複蘇軌道的經濟持續滑坡，成為在野黨攻擊的口實。在1996年10月眾議院大選中一度獲勝的自民黨，曾期望橋本成為一個長期政權，誰料1998年4月民主黨勢力進一步擴大，在同年7月第18屆參議院選舉的角逐中，自民黨慘敗，失去參議院第一大黨的地位，日本國會史上出現第二次“非常國會”。在參議院選舉失敗後的第二天，即7月13日橋本被迫引咎辭職。
躊躇滿誌的橋本離開首相位置後，被授予了一個“外交最高顧問”的頭銜，協助處理日俄關係。2000年7月，小淵惠三病逝後，橋本被推選為派係領袖，小淵派也改名為橋本派。同年12月，森喜朗改組內閣時，邀請橋本擔任行政改革擔當大臣並兼任衝繩開發廳長官，繼續推進其在位時未竟的中央省廳等的改革事業。橋本的工作態度，贏得了不少官僚和政客的讚譽。橋本將成為森喜朗後繼者的傳言，不能不說是橋本欲謀求再度複出的印證。在森喜朗下台後，橋本果然披掛上陣，與小泉純一郎等展開了一場自民黨總裁的競選大戰，最初呼聲很高的橋本，最終敗在了“小泉旋風”之下。2004年7月，橋本因卷入“日本牙醫協會”一億日元政治資金的醜聞，被迫辭去派閥領袖職務，並表明了從政界引退的意向。2005年8月的眾議院大選中，橋本正式退出，次子橋本嶽成為後繼者當選。
卸任首相後的橋本依然熱心推進中日友好事業。1998年10月，為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20周年，橋本專程訪華。2005年4月，他作為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第32次訪華團團長帶隊訪華。小泉執政時期，在中日關係發展遇到困難的情況下，引退後的他仍於2006年3月30日作為日中友好七團體聯袂訪華團的團長來到中國，受到胡錦濤主席的會見。橋本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兩國隻有在政治外交上成功，才能在經濟合作上取得成績。”同年4月18日，他再次率領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訪華團訪華。此前積極參拜靖國神社的橋本，還曾連同其他七位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村山富市、森喜朗、海部俊樹、中曾根康弘、細川護熙以及羽田孜，提議督促小泉停止參拜靖國神社，認為“小泉繼續參拜將給日中關係帶來不良影響”。
2006年7月1日，一代“劍客首相”橋本龍太郎因病在東京去世，享年68歲。日本各界一片震驚和惋惜之聲。《讀賣新聞》將橋本起伏跌宕的一生總結為“光影交錯的政治家人生”。《日本經濟新聞》則評價說：“橋本的墓碑上應該刻上‘改革’的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