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了家鄉小鎮教書。這時大哥已經在縣裏一個重要局委擔任了副職，成了頗有頭臉的人物。姐姐已經出嫁到離楊莊四十多裏的一個村莊，二哥在鄭州讀財經大學。偌大的院子裏，隻有我、媽媽和她三個女人常住。父親生病期間，母親信了基督教。此時也已經退休，整天在信徒和教堂之間奔走忙碌，把充裕的時間奉獻給了主。家裏剩下的，常常隻有我和她——不，我早出晚歸地去上班，家裏隻有她。
至今我仍然想象不出她一個人在家的時光是怎麽度過的。隻知道她一天天地老了下去。不，不是一天天，而是半天半天地老下去。每當我早上去上班，中午回來的時候，就覺得她比早上要老一些。而當我黃昏歸來，又覺得她比中午時分更老。本來就不愛笑的她，更不笑了。我們兩個默默相對地吃完飯，我看電視，她也坐在一邊，但是手裏不閑著。總要幹點兒什麽：剝點兒花生，或者玉米。坐一會兒，我們就去睡覺。她睡堂屋西裏間，我睡堂屋東裏間。母親回來睡東廂房。
每當看到她更老的樣子，我就會想：照這樣的速度老下去，她最終會變成什麽樣呢？一個人，每天每天都會老，最終會老到什麽地步呢？
她的性情比以往也有了很大改變。不再串門聊天，也不允許街坊鄰居們在我家久坐。但凡有客，她都是一副木木的樣子，說不上冷淡，但絕對也談不上歡迎。於是客人們就很快訕訕地走了。我當然知道這是因為父親的緣故，就勸解她，說她應該多去和人聊聊，轉移轉移情緒。再想有什麽用？反正父親已經不在了。她拒絕了。她說：“我沒養好兒子，兒子走到了我前邊兒，白發人送黑發人，老敗興。他不在了，我還在。兒子死了，當娘的還到人跟前舉頭豎臉，我沒那心勁兒。”
她硬硬地說著。哭了。我也哭了。我擦幹淚，看見淚水流在她皺紋交錯的臉上，如雨落在旱地裏。這是我第一次那麽仔細地看著她哭。我想找塊毛巾給她擦擦淚，卻始終沒有動。即使手邊有毛巾，我想我也做不出來。我和她之間，從沒有這麽柔軟的表達。如果做了，對彼此也許都是一種驚嚇。
父親的遺像，一直朝下扣在桌子上。
有一天，我下班早了些，一進門就看見她在摸著父親那張扣著的遺像。她說：“上頭我命硬，下頭二妞命硬。我們兩頭都克著你，你怎麽能受得住呢？是受不住。是受不住。”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又難過，又委屈。原來她一直是這麽認為的！原來她還是一直這麽在意我的命硬，就像在意她的——後來我才知道，她生於正月十五。青年喪夫，老年喪子，她的命是夠硬的。但我不服氣。我怎麽能服氣呢？父親得的是胃癌，和我和她有什麽關係？我們並沒有偷了父親的壽，為什麽要自己給自己栽贓？我不明白她這麽做隻是因為無法疏導過於濃鬱的悲痛，隻好自己給自己一個說法。那時我才十八歲，我怎麽可能明白呢？不過，值得安慰的是，我當時什麽都沒說。我知道我的委屈和她的悲傷相比，沒有發作的比重。
工資每月九十八元，隻要發了我就買各種各樣的吃食和玩意兒，大包小包地往回拿。我買了一把星海牌吉他，月光很好的晚上就在大門口的石板上練指法。還買了錄音機，洗衣服做飯的時候一定要聽著費翔和鄧麗君的歌聲。第一個春節來臨之前，我給她和媽媽各買了一件毛衣。每件四十元。媽媽沒說什麽，喜滋滋地穿上了，她卻勃然大怒——我樂了。這是父親去世後，她第一次發怒。
“敗家子兒！就這麽會花錢！我不穿這毛衣！”
“你不穿我送別人穿。”我說，“我還不信沒人要。”
“貴巴巴的你送誰？你敢送？”她說著就把毛衣藏到了箱子裏。那是件帶花的深紅色對襟毛衣。領子和袖口都鑲著很古典的圖案。
九十八元的工資在當時已經很讓鄉裏人眼紅了，卻很快就讓我失去了新鮮感。孩子王的身份更讓我覺得無趣。第二個學期，我開始遲到，早退，應付差事。校長見我太不成體統，就試圖對我因材施教。他每天早上都站在學校門口，一見我遲到就讓我和遲到的學生站在一起。我哪能受得了這個，掉頭就回家睡回籠覺。最典型的一次，是連著遲到了兩周，也就曠課了兩周。所有的人都拿我無可奈何，而我卻不自知——最過分的任性大約就是這種狀況了：別人都知道你的過分，隻有你不自知。
每次看到我回家睡回籠覺她都一副憂心忡忡的神情：一個放著人民教師這樣光榮的職業卻不好好幹的女孩子，她在鬧騰什麽呢？她顯然不明白，似乎也沒有興致去弄明白。她隻是一到周末就等在村頭，等她的兩個孫子從縣城和省城回來看她——她的注意力終於在不知不覺間從父親身上分散到了孫子們身上。每到周末，我們家的飯菜就格外好：豬頭肉切得細細的，烙餅攤得薄薄的，粥熬得濃濃的。然而隻要兩個哥哥不回來，我就都不能動。直到過了飯時，確定他們不會回來了，她才會說：“吃吧。”
我才不吃呢。假裝看電視，不理她。
“死丫頭，這麽好的飯你不吃，不糟蹋東西？”
“又不是給我做的，我不吃。”
“不是給你做的，給狗做的？”
“可不是給狗做的麽？”我伶牙俐齒，一點兒也不饒她，“可惜你那兩隻狗跑得太遠，把家門兒都忘了。”
有時候，實在閑極無聊，她也會和我講一些家常話。話題還是離不開她的兩個寶貝孫子：大哥如何從小就愛吃糖，所以外號叫李糖迷。二哥小時候如何胖，給他擦屁股的時候半天都掰不開屁股縫兒……也會有一些關於姐姐的片段，如何乖巧，如何懂事。卻沒有我的。
“奶奶，”我故意說，“講講我的唄。”
“你？”她猶豫了一下，“沒有。”
“好的沒有，壞的還沒有？”
“壞的麽，倒是有的。”她笑了。講我如何把她的鞋放在蒸饃鍋裏和饅頭一起蒸，隻因她說她的鞋子幹淨我的鞋子髒。我如何故意用竹竿打東廂房門口的那棵棗樹，隻因她說過這樣會把棗樹打死。我如何隔三差五地偷個雞蛋去小賣店換糯米糕吃，還仔細叮囑老板不要跟她講。其中有一件最有趣：一次，她在門口買涼粉，我幫她算賬，故意多算了兩毛錢。等她回家後，我才追了兩條街跟那賣涼粉的人把兩毛錢要了回來。她左思右想覺得錢不夠數，也去追那賣涼粉的人，等她終於明白真相時，我已經把兩毛錢的瓜子嗑完了。
我們哈哈大笑。沒有猜忌，沒有成見，沒有不滿。的的確確是一家人在一起拉家常的樣子。她嘴裏的我是如此頑劣，如此可愛。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但這種和諧甚至是溫馨的時光是不多的。總的來說，我和她的關係還相當冷漠。有時會吵架，有時會客氣——一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也會獲得某種自然而然的程度加深的尊重，她對我的客氣顯然是基於這點。
我的工作狀態越來越糟糕。學年終考，我的學生考試成績在全鎮排名中倒數第一。平日的邋遢和成績的恥辱構成了無可辯駁的因果關係，作為誤人子弟的敗類我不容原諒。終於在一次全校例行的象征性的應聘選舉中，我成了實質性落聘的第一人。懲罰的結果是把我發配到一個偏遠的村小教書。我當然不肯去，也不能再在鎮裏待下去，短暫的考慮之後我決定停薪留職。之前一些和我一樣不安分當老師的師範同學已經有好幾個南下打工，我和他們一直保持著聯係。
正猶豫著怎麽和她們開口，一件事加速了我的進程。那天，我起得早，走到廚房門口，聽見媽媽正在低聲埋怨她：“……你要是當時叫大寶給她跑跑關係，留到縣裏，隻怕她現在也不會弄得這麽拾不起來。”
“她拾不起來是她自己軟。能怨我？”
“絲瓜要長還得搭個架呢。一個孩子，放著關係不讓用，非留在身邊。你看她是個翅膀小的？”
“那幾個白眼狼都跑得八竿子打不著，不留一個，有個病的災的去指靠誰？”
——一切全明白了。原來還是奶奶作祟，在清晨明媚的陽光中，我氣得腦門發漲。我推開廚房的門，目光如炬，聲音如鐵，鏗鏘有力地向她們宣言：“我也是個白眼狼！別指靠我！我也要走了！”
至今我仍然想象不出她一個人在家的時光是怎麽度過的。隻知道她一天天地老了下去。不，不是一天天，而是半天半天地老下去。每當我早上去上班，中午回來的時候，就覺得她比早上要老一些。而當我黃昏歸來，又覺得她比中午時分更老。本來就不愛笑的她，更不笑了。我們兩個默默相對地吃完飯，我看電視，她也坐在一邊，但是手裏不閑著。總要幹點兒什麽：剝點兒花生，或者玉米。坐一會兒，我們就去睡覺。她睡堂屋西裏間，我睡堂屋東裏間。母親回來睡東廂房。
每當看到她更老的樣子，我就會想：照這樣的速度老下去，她最終會變成什麽樣呢？一個人，每天每天都會老，最終會老到什麽地步呢？
她的性情比以往也有了很大改變。不再串門聊天，也不允許街坊鄰居們在我家久坐。但凡有客，她都是一副木木的樣子，說不上冷淡，但絕對也談不上歡迎。於是客人們就很快訕訕地走了。我當然知道這是因為父親的緣故，就勸解她，說她應該多去和人聊聊，轉移轉移情緒。再想有什麽用？反正父親已經不在了。她拒絕了。她說：“我沒養好兒子，兒子走到了我前邊兒，白發人送黑發人，老敗興。他不在了，我還在。兒子死了，當娘的還到人跟前舉頭豎臉，我沒那心勁兒。”
她硬硬地說著。哭了。我也哭了。我擦幹淚，看見淚水流在她皺紋交錯的臉上，如雨落在旱地裏。這是我第一次那麽仔細地看著她哭。我想找塊毛巾給她擦擦淚，卻始終沒有動。即使手邊有毛巾，我想我也做不出來。我和她之間，從沒有這麽柔軟的表達。如果做了，對彼此也許都是一種驚嚇。
父親的遺像，一直朝下扣在桌子上。
有一天，我下班早了些，一進門就看見她在摸著父親那張扣著的遺像。她說：“上頭我命硬，下頭二妞命硬。我們兩頭都克著你，你怎麽能受得住呢？是受不住。是受不住。”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又難過，又委屈。原來她一直是這麽認為的！原來她還是一直這麽在意我的命硬，就像在意她的——後來我才知道，她生於正月十五。青年喪夫，老年喪子，她的命是夠硬的。但我不服氣。我怎麽能服氣呢？父親得的是胃癌，和我和她有什麽關係？我們並沒有偷了父親的壽，為什麽要自己給自己栽贓？我不明白她這麽做隻是因為無法疏導過於濃鬱的悲痛，隻好自己給自己一個說法。那時我才十八歲，我怎麽可能明白呢？不過，值得安慰的是，我當時什麽都沒說。我知道我的委屈和她的悲傷相比，沒有發作的比重。
工資每月九十八元，隻要發了我就買各種各樣的吃食和玩意兒，大包小包地往回拿。我買了一把星海牌吉他，月光很好的晚上就在大門口的石板上練指法。還買了錄音機，洗衣服做飯的時候一定要聽著費翔和鄧麗君的歌聲。第一個春節來臨之前，我給她和媽媽各買了一件毛衣。每件四十元。媽媽沒說什麽，喜滋滋地穿上了，她卻勃然大怒——我樂了。這是父親去世後，她第一次發怒。
“敗家子兒！就這麽會花錢！我不穿這毛衣！”
“你不穿我送別人穿。”我說，“我還不信沒人要。”
“貴巴巴的你送誰？你敢送？”她說著就把毛衣藏到了箱子裏。那是件帶花的深紅色對襟毛衣。領子和袖口都鑲著很古典的圖案。
九十八元的工資在當時已經很讓鄉裏人眼紅了，卻很快就讓我失去了新鮮感。孩子王的身份更讓我覺得無趣。第二個學期，我開始遲到，早退，應付差事。校長見我太不成體統，就試圖對我因材施教。他每天早上都站在學校門口，一見我遲到就讓我和遲到的學生站在一起。我哪能受得了這個，掉頭就回家睡回籠覺。最典型的一次，是連著遲到了兩周，也就曠課了兩周。所有的人都拿我無可奈何，而我卻不自知——最過分的任性大約就是這種狀況了：別人都知道你的過分，隻有你不自知。
每次看到我回家睡回籠覺她都一副憂心忡忡的神情：一個放著人民教師這樣光榮的職業卻不好好幹的女孩子，她在鬧騰什麽呢？她顯然不明白，似乎也沒有興致去弄明白。她隻是一到周末就等在村頭，等她的兩個孫子從縣城和省城回來看她——她的注意力終於在不知不覺間從父親身上分散到了孫子們身上。每到周末，我們家的飯菜就格外好：豬頭肉切得細細的，烙餅攤得薄薄的，粥熬得濃濃的。然而隻要兩個哥哥不回來，我就都不能動。直到過了飯時，確定他們不會回來了，她才會說：“吃吧。”
我才不吃呢。假裝看電視，不理她。
“死丫頭，這麽好的飯你不吃，不糟蹋東西？”
“又不是給我做的，我不吃。”
“不是給你做的，給狗做的？”
“可不是給狗做的麽？”我伶牙俐齒，一點兒也不饒她，“可惜你那兩隻狗跑得太遠，把家門兒都忘了。”
有時候，實在閑極無聊，她也會和我講一些家常話。話題還是離不開她的兩個寶貝孫子：大哥如何從小就愛吃糖，所以外號叫李糖迷。二哥小時候如何胖，給他擦屁股的時候半天都掰不開屁股縫兒……也會有一些關於姐姐的片段，如何乖巧，如何懂事。卻沒有我的。
“奶奶，”我故意說，“講講我的唄。”
“你？”她猶豫了一下，“沒有。”
“好的沒有，壞的還沒有？”
“壞的麽，倒是有的。”她笑了。講我如何把她的鞋放在蒸饃鍋裏和饅頭一起蒸，隻因她說她的鞋子幹淨我的鞋子髒。我如何故意用竹竿打東廂房門口的那棵棗樹，隻因她說過這樣會把棗樹打死。我如何隔三差五地偷個雞蛋去小賣店換糯米糕吃，還仔細叮囑老板不要跟她講。其中有一件最有趣：一次，她在門口買涼粉，我幫她算賬，故意多算了兩毛錢。等她回家後，我才追了兩條街跟那賣涼粉的人把兩毛錢要了回來。她左思右想覺得錢不夠數，也去追那賣涼粉的人，等她終於明白真相時，我已經把兩毛錢的瓜子嗑完了。
我們哈哈大笑。沒有猜忌，沒有成見，沒有不滿。的的確確是一家人在一起拉家常的樣子。她嘴裏的我是如此頑劣，如此可愛。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但這種和諧甚至是溫馨的時光是不多的。總的來說，我和她的關係還相當冷漠。有時會吵架，有時會客氣——一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也會獲得某種自然而然的程度加深的尊重，她對我的客氣顯然是基於這點。
我的工作狀態越來越糟糕。學年終考，我的學生考試成績在全鎮排名中倒數第一。平日的邋遢和成績的恥辱構成了無可辯駁的因果關係，作為誤人子弟的敗類我不容原諒。終於在一次全校例行的象征性的應聘選舉中，我成了實質性落聘的第一人。懲罰的結果是把我發配到一個偏遠的村小教書。我當然不肯去，也不能再在鎮裏待下去，短暫的考慮之後我決定停薪留職。之前一些和我一樣不安分當老師的師範同學已經有好幾個南下打工，我和他們一直保持著聯係。
正猶豫著怎麽和她們開口，一件事加速了我的進程。那天，我起得早，走到廚房門口，聽見媽媽正在低聲埋怨她：“……你要是當時叫大寶給她跑跑關係，留到縣裏，隻怕她現在也不會弄得這麽拾不起來。”
“她拾不起來是她自己軟。能怨我？”
“絲瓜要長還得搭個架呢。一個孩子，放著關係不讓用，非留在身邊。你看她是個翅膀小的？”
“那幾個白眼狼都跑得八竿子打不著，不留一個，有個病的災的去指靠誰？”
——一切全明白了。原來還是奶奶作祟，在清晨明媚的陽光中，我氣得腦門發漲。我推開廚房的門，目光如炬，聲音如鐵，鏗鏘有力地向她們宣言：“我也是個白眼狼！別指靠我！我也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