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當年朱熹鵝湖之會上，二陸主張先發明本心，然後加以博覽，認為本心之性千古不變，明心功夫終究久大；朱熹則主張通過問學致知的方法，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雙方各持己見，陸九齡、陸九淵並賦詩明誌，譏諷朱熹格物漸修功夫為“支離”，總不免要泛觀。這引起朱熹的不滿。雙方辯論三天，觀點始終未得到統一。與會的還有臨川太守趙景明，及所邀劉子澄、趙景昭（《陸九淵年譜》），另據《宋元學案》，陸氏弟子朱亨道及其兄朱濟道也參加了此會。
關於鵝湖之會的詳情，《語錄》中有一段陸九淵的回憶，其中說：呂伯恭為鵝湖之集，先兄複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雲：“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雲：“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雲：‘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隻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某雲：“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雲：“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雲：“不妨一麵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
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兄。某雲：“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雲：‘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隻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
回憶中詳述了鵝湖之會前二陸相互切磋，意見基本達成一致，以及賦詩明誌的經過，略述了會上以陸九淵、陸九齡為一方，朱熹、呂祖謙為另一方討論三天的過程。陸九淵認為，會上，呂祖謙對他與九齡的意見有虛心聽取之意，但其觀點竟限於朱熹的影響而不能拓展。
又據《陸九淵年譜》，朱亨道書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複齋止之。（《陸九淵集》卷三十六《年譜》）
二陸主張“易簡工夫”，是以確認先天心性為前提的。其所謂“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隻此心”和“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的詩句，都是表明先確立“心”本體，以心為一切道德價值根源的觀點，主張由“明心”而擴展到讀書問學的。二陸把“心”當作人生代代相傳、永不磨滅的道德本體，認為千古聖人隻是以心相傳，不用傳之文字，所以陸九淵更欲與朱熹相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這說明他認為朱熹的“支離”，不僅在於方法的不簡易，而且在於沒有找到道德價值的真正淵源——人心本體。
鵝湖之會後三年，朱熹才和陸詩說：“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攜藜杖出寒穀，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陸九淵年譜》）詩中的“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一句，不僅婉轉地批評陸學“脫略文字，直趨本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呂子約》十五）的為學方法，也點出了陸氏心學的本體乃“不依文字而立者”。這恰可以看作朱熹對鵝湖之會上二陸所主張的心學思想，及陸九淵“堯舜之前何書可讀”這一問題的回應。說明鵝湖之會及會後，朱陸雙方都已開始意識到，在工夫問題背後，他們之間還存在著關於本體的分歧。
自此後，兩人算是分道揚鑣了，陸九淵官位不算顯要，學術上也無師承，但他融合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和“良知”、“良能”的觀點以及佛教禪宗“心生”、“心滅”等論點，提出“心即理”的哲學命題，形成一個新的學派——“心學”。天理、人理、物理隻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實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認為心即理是永恒不變的：“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來今，概莫能外。陸九淵認為治學的方法，主要是“發明本心”，不必多讀書外求，“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名揚天下，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可以說是一大怪事。
楊溥用陸九淵這番話，間接的道出了這番恩怨，表明當年的朱熹也容許心學的存在，今日楊崢不過是說了一個格物的邏輯學而已，你們如此阻止，莫非你們的學問，比當年的朱熹還要高明。
朱熹是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在朝中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正有為，振舉書院建設。官拜煥章閣侍製兼侍講，為宋寧宗皇帝講學。
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辭集注》，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這些可不是他們能達到的，所以楊溥隻用這一番話兒，便讓這些言官對楊崢的攻擊徹底鬆了下來。
此事倒是讓楊崢感到有些意外，楊溥畢竟是也是誦讀四書五經才靠上科舉的，這個時候能站出來為自己說話，卻還是用心學的理論，這讓他感到不可理解的同時，也微微感到鬆了一口氣，足見大明的風氣，並非理學一家，還有心學。
心學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顥開其端，南宋陸九淵則大啟其門徑，而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至明朝，由明代大儒王陽明發展的儒家理學。元代以及明初以來流行的程頤朱熹一派的理學強調格物以窮理，王陽明則繼承宋代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從自己心裏即可得到。王陽明的主張為其學生們繼承並發揚光大，並以講會的形式傳播到民間，其中又以泰州學派（又被稱作zuo派王學）將其說法推向一個高峰，認為由於理存在於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堯舜”，“天地雖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雖凡夫俗子，皆可為聖賢”，即使不是讀書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為聖人。王學這種“心即理”看法的發展，也影響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對於**的正麵主張和看法，由於心即理，因此人欲與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認為的那樣對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麵接受的，對於楊崢來說，他兩世為人，早已無所謂心學還是理學了，但他驚喜的是，大明之初就能有這樣一股風氣，不免感到高興。
大明的規矩，被言官攻擊的人，需要上個奏折自辯一番，楊崢不想大談邏輯學的原理，他相信朱瞻基與那些言官雖是飽學之士，未必能看得懂邏輯學的原理，學問這個東西，需要是日積月累，隨著認識漸漸多了，眼界開闊了才能達到那個層麵，他的邏輯學才剛剛開張，什麽三段論說出來，他們一時半會兒也消化吸收不了，若被那些言官抓住把柄，攻擊隻怕更猛烈，而他的目的，隻想給大明注入一股新的學問，而這門學問是一切科學的基礎，所以容不得半點攻擊，最主要的他的目的是讓人明白，這世間的學問，未必就是朱程理學最好，也並非朱程理學一家而已。
“不論是黑白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急於這個論調，楊崢在上自辯奏折時，特意花費了一番功夫。
當日，奏折的內容就傳了出來：“孟子辟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
孟子雲：「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
韓氏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眾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
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
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這份奏折不僅表明的心境，還直接把朱熹看作了墨子楊子一類的人物，徹底劃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揚鑣了。他敢這麽做，除了這番話兒極具說服力外，最主要的是通過楊溥的那番話兒，他倒也看清了，想要讓邏輯學不再遭人話柄，最關鍵的就是讓這幫清流無話可說，所以他上奏折除了辯解幾句外，還附帶了一四句詩詞。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四句詩詞通過朱瞻基的口念出，言官立即閉嘴了，不閉嘴不行，人家先有楊溥說話，傻子都知道，三楊素來和睦，楊溥說話，間接的就是楊士奇，楊榮說話，也就是說，楊崢的邏輯學有內閣的支持，誰敢去動這個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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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鵝湖之會的詳情，《語錄》中有一段陸九淵的回憶，其中說：呂伯恭為鵝湖之集，先兄複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雲：“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雲：“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雲：‘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隻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某雲：“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雲：“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雲：“不妨一麵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
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兄。某雲：“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雲：‘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隻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
回憶中詳述了鵝湖之會前二陸相互切磋，意見基本達成一致，以及賦詩明誌的經過，略述了會上以陸九淵、陸九齡為一方，朱熹、呂祖謙為另一方討論三天的過程。陸九淵認為，會上，呂祖謙對他與九齡的意見有虛心聽取之意，但其觀點竟限於朱熹的影響而不能拓展。
又據《陸九淵年譜》，朱亨道書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複齋止之。（《陸九淵集》卷三十六《年譜》）
二陸主張“易簡工夫”，是以確認先天心性為前提的。其所謂“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隻此心”和“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的詩句，都是表明先確立“心”本體，以心為一切道德價值根源的觀點，主張由“明心”而擴展到讀書問學的。二陸把“心”當作人生代代相傳、永不磨滅的道德本體，認為千古聖人隻是以心相傳，不用傳之文字，所以陸九淵更欲與朱熹相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這說明他認為朱熹的“支離”，不僅在於方法的不簡易，而且在於沒有找到道德價值的真正淵源——人心本體。
鵝湖之會後三年，朱熹才和陸詩說：“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攜藜杖出寒穀，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陸九淵年譜》）詩中的“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一句，不僅婉轉地批評陸學“脫略文字，直趨本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呂子約》十五）的為學方法，也點出了陸氏心學的本體乃“不依文字而立者”。這恰可以看作朱熹對鵝湖之會上二陸所主張的心學思想，及陸九淵“堯舜之前何書可讀”這一問題的回應。說明鵝湖之會及會後，朱陸雙方都已開始意識到，在工夫問題背後，他們之間還存在著關於本體的分歧。
自此後，兩人算是分道揚鑣了，陸九淵官位不算顯要，學術上也無師承，但他融合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和“良知”、“良能”的觀點以及佛教禪宗“心生”、“心滅”等論點，提出“心即理”的哲學命題，形成一個新的學派——“心學”。天理、人理、物理隻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實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認為心即理是永恒不變的：“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來今，概莫能外。陸九淵認為治學的方法，主要是“發明本心”，不必多讀書外求，“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名揚天下，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可以說是一大怪事。
楊溥用陸九淵這番話，間接的道出了這番恩怨，表明當年的朱熹也容許心學的存在，今日楊崢不過是說了一個格物的邏輯學而已，你們如此阻止，莫非你們的學問，比當年的朱熹還要高明。
朱熹是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在朝中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正有為，振舉書院建設。官拜煥章閣侍製兼侍講，為宋寧宗皇帝講學。
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辭集注》，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這些可不是他們能達到的，所以楊溥隻用這一番話兒，便讓這些言官對楊崢的攻擊徹底鬆了下來。
此事倒是讓楊崢感到有些意外，楊溥畢竟是也是誦讀四書五經才靠上科舉的，這個時候能站出來為自己說話，卻還是用心學的理論，這讓他感到不可理解的同時，也微微感到鬆了一口氣，足見大明的風氣，並非理學一家，還有心學。
心學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顥開其端，南宋陸九淵則大啟其門徑，而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至明朝，由明代大儒王陽明發展的儒家理學。元代以及明初以來流行的程頤朱熹一派的理學強調格物以窮理，王陽明則繼承宋代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從自己心裏即可得到。王陽明的主張為其學生們繼承並發揚光大，並以講會的形式傳播到民間，其中又以泰州學派（又被稱作zuo派王學）將其說法推向一個高峰，認為由於理存在於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堯舜”，“天地雖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雖凡夫俗子，皆可為聖賢”，即使不是讀書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為聖人。王學這種“心即理”看法的發展，也影響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對於**的正麵主張和看法，由於心即理，因此人欲與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認為的那樣對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麵接受的，對於楊崢來說，他兩世為人，早已無所謂心學還是理學了，但他驚喜的是，大明之初就能有這樣一股風氣，不免感到高興。
大明的規矩，被言官攻擊的人，需要上個奏折自辯一番，楊崢不想大談邏輯學的原理，他相信朱瞻基與那些言官雖是飽學之士，未必能看得懂邏輯學的原理，學問這個東西，需要是日積月累，隨著認識漸漸多了，眼界開闊了才能達到那個層麵，他的邏輯學才剛剛開張，什麽三段論說出來，他們一時半會兒也消化吸收不了，若被那些言官抓住把柄，攻擊隻怕更猛烈，而他的目的，隻想給大明注入一股新的學問，而這門學問是一切科學的基礎，所以容不得半點攻擊，最主要的他的目的是讓人明白，這世間的學問，未必就是朱程理學最好，也並非朱程理學一家而已。
“不論是黑白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急於這個論調，楊崢在上自辯奏折時，特意花費了一番功夫。
當日，奏折的內容就傳了出來：“孟子辟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
孟子雲：「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
韓氏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眾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
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
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這份奏折不僅表明的心境，還直接把朱熹看作了墨子楊子一類的人物，徹底劃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揚鑣了。他敢這麽做，除了這番話兒極具說服力外，最主要的是通過楊溥的那番話兒，他倒也看清了，想要讓邏輯學不再遭人話柄，最關鍵的就是讓這幫清流無話可說，所以他上奏折除了辯解幾句外，還附帶了一四句詩詞。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四句詩詞通過朱瞻基的口念出，言官立即閉嘴了，不閉嘴不行，人家先有楊溥說話，傻子都知道，三楊素來和睦，楊溥說話，間接的就是楊士奇，楊榮說話，也就是說，楊崢的邏輯學有內閣的支持，誰敢去動這個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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