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楊崢也有這個打算，隻是對於學問，他的確不如這幫庶吉士，加上對古代文學理解不夠，所以一直也找不到很好的切入法子，而曾鶴齡就不一樣了，
自小熟讀四書五經，狀元及第後，曆官翰林院修撰、侍講，至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參與編修《成祖實錄》、《仁宗實錄》，學識極為淵博，在楊崢的潛移默化之下，眼界比其先前開闊了不少，通過這兩日的誦讀研究，以及結合實際，他發現邏輯學最大的好處就是明確概念。怎麽明確？墨子認為：異類不必比，說在量。”如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幾個概念不同類所用的量也不同。無法比較。但想要比較，也不是不可能，隻要定與之比對的量了，而邏輯學就是很好的定下了數量、關係、性質、位置、時間、狀況、屬有、動作、承受。本體的自身獨立存在，而其他九個範疇都必須依賴本體。通過分類，基於這個，他發現，這個邏輯學可以微微修改一下，向格物上靠攏也不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來，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這個想法與楊崢一說，立即獲得了楊崢的同意，從今日一早開始，他就開始分明吸收這六本書中的精華，然後加以消化，從而提取公論、十倫論，下編論三段法，是各家關於邏輯問題的論述及對亞裏士多德命題、三段論的解釋，編輯成書，書最好是上下兩冊的那種，上策說的是五公論講概念的種屬關係和它的五種特性，解釋的方法是按公元四世紀薄斐略所述亞裏士多德範疇概念的：“五旌”之說“宗、類、殊、獨、依”，即今所謂“屬、種、種差、固性、偶性”的煩瑣注釋來分析的。後五卷的十倫是以亞裏士多德範疇為綱，自立體、幾何、互視、何似、施作、承受、何居、暫久、體勢、得有，即為實體、數量、關係、性質、動作、遭受、地點、時間、狀況，綜合薄斐略以來“經院派”煩瑣學者們的辯論寫成的，增進了當時所謂範疇的辯論問題。
下策則是更多是說的是實際問題了，這些問題，加上眾人的看法，溶入其中，多餘理學格物靠攏，如此一來，這本學問書也算是披上了一件神聖的外衣，日後他人也好接受些。
這想法經過曾鶴齡說出，楊崢就同意了，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工具論》最主要內容是形式邏輯，其中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判斷、判斷形式、三段論等，都是由亞裏士多德首先規範的。早期教會是反亞裏士多德哲學的，羅馬教皇格裏哥裏九世時代改變了原來的方針，認為可以利用這一邏輯體係來修補基督教神學體係。這部書就是歐洲中世紀融合了亞裏士多德邏輯體係的“經院哲學”的代表，對後世的歐洲文藝複興的影響力是相當持久的。
能不能通過這門學問給大明注入新的活力，說到底除了學問的自身外，更大的則是直觀的感覺，領悟了，而這些東西最快的來源地，無疑是書本了，所以對於曾鶴齡讓邏輯學披上神聖的外衣，他是同意的，但不能光顧著披上外衣，從而忽視了真正的東西，所以他對這本書的要求極為苛刻，除了維持這部書達辭“艱深邃奧”外，曾鶴齡等人在提煉時需要反複琢磨，字斟句酌，整個提煉過程，要經得起考驗，要有“隻字未妥，含毫幾腐；或片言少棘，證解移時”的一絲不苟的提煉作風，為大明留下了一批邏輯名詞，如以直通、斷通，及推通來譯概念、判斷與推論；以明辯，推辯，來譯釋演繹、歸納；以致知、致明、致用，分別來譯科學、理論、實用等，不能局限於五年，十年，甚是二十年，最低限度五十年，再者，提煉之時，需要根據中國邏輯史上的名詞名字，結合西方邏輯術語，把物理學譯為形性學，數學譯為審形學，形而上學譯為超形性學，自然科學譯為明藝，精神科學譯為韞藝，邏輯學譯為辯藝、名理等等，總之要準、細、嚴，否則不用也罷。
曾鶴齡本就是個認真的人，加上在翰林院編修了不好書，對於一本書如何提煉，如何編修，如何彰顯內容，極有經驗，除了融入了楊崢的幾點要求外，還主動的加入了在翰林院編修時的經驗，所以提煉這六本書的工作極為嚴謹。
楊崢與楊溥走進翰林院的時候，曾鶴齡等人已經開始著手了，楊溥隨手拿起書稿，見字跡工整，各種理念都一一列出，難的事各種名詞與眼下的理學詞兒多有掛鉤，不禁暗暗點了點頭心道：“年紀輕輕，能有這份心思做學問，著實不簡單的？”
這時曾鶴齡提著與眾人商議提煉的書稿，走了過來給楊崢過目。
楊崢對此事極為重視，自是不含糊，細細看了一番，見提煉的內容並不少，語句顯然是經過反複推敲，基本上達到了自己的要求，當然了缺點也是有的，一來這幾本書太過深奧，許多需要詳細解釋的反而沒解釋，而比不要的多說，一看就明白的理論，卻占據了大量的篇幅，對於這一點，他隻好繼續解說了一番，最後正色道：“此學實乃百學之宗，乃訂是非之磨勘，驗真偽之礪石，是萬藝之司衡，靈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義理之啟鑰，為諸學之首需者也。諸君之努力，必為廣開華夏百學之門，隨此書永垂萬世！”不可兒戲，我等須得拿出漢宋兩代司馬公寫史書的態度來完善此書，為邏輯學在我大明開花結果，人人都明白邏輯治理，從而探求真理！”
“大人請放心，我們定會秉承司馬公的精神，嚴謹著述，反複琢磨，字斟句酌，必須以‘隻字未妥，含毫幾腐；片言少棘，證解移時’的一絲不苟的提煉這本書，好叫大人滿意？”
楊崢搖了搖頭道：“你錯了，我一人滿意，不過是一人懂得邏輯學而已，我要的天下人，至少是天下讀書人滿意，所以這本書要讓天下讀書人滿意，讓他們看出這邏輯學的精髓，看出邏輯學的好處……，你們可明白！“
曾鶴齡畢恭畢敬的道：“卑職明白！“其他眾人紛紛點頭。
通過這些時日的接觸，以及對邏輯學的研究，這幫年輕人早就退去了往日的那份驕傲，隻覺得在掌院的麵前，往日的所學根本不足以炫耀，這世間除了每日要誦讀的四書五經外，還有哲學、文學、詩歌、建築、機械、造船、美學、物理、法學、藝術、藥學、數學、天文、修辭、語法……？除了大明所處的亞洲外，還有三大洲，七大洋，我們所住居的地方是一個球體上，它有幾億年的曆史等等……這一切仿佛一記重拳，打開了他們久久封閉的那一扇窗戶，讓他們看到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他們驚訝，更多是佩服，這一刻他們才明白，原來學好了四書五經，中了狀元，中了進士並不算一件什麽了不不起的事情，比起掌院大人胸中所學，這一點不錯是星火之光而已，因此對這位年輕而博學的掌管大人，人人出奇的敬重。
與楊崢又細細說了一番，這才將手中提煉的書稿重新下發了下去，繼續做出斟酌，正要離開，忽想起了什麽，又著過身來道：“大人，此書隻怕用不了幾日便可編織成功，若繼續用《工具論》顯然是不合適，用《邏輯學》倒是可行，隻是我大明不知邏輯久矣，怕是難以吸引更多的目光，所以卑職想請大人取個書名。
楊崢想了想道：“進《窮理學》之書，以明曆理，以廣開百學之門，永垂萬世”，並聲稱凡“學曆者，必先熟習窮理之總學”，“窮理學為百學之宗，謂訂非之磨勘，試真之礪石，萬藝之司衡，靈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義理之啟鑰，為諸學之首需者也。我看就叫《窮理學》吧，不知閣老以為如何？“
^^^^^^^^^^^^^^^^^^^^^^^^^^^^^^
ps：傳教士南懷仁見科學技術在中國殘敗沒落，甚至過去明朝已經取得的成果都喪失掉，實在看不下眼去，於是他把過去明朝翻譯編寫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匯編整理，並略微補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譯和著作，編成《窮理學》，想呈現給康熙，並加以刊行流傳。
就他的這部叢書，這部書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還是明朝翻譯出版的書籍的匯集綜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禎皇帝能熱心鼓勵讚助的書籍，他現在又加以整理匯總，讓康熙過目一下，然後“鏤板施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畢竟明朝的崇禎組織人力對西方科技進行有組織有係統的大規模翻譯研究（這在後文說明），現在不必要求你清朝再去這麽做，那至少把過去已經做好的東西加以整理保存發揚流傳，總不是太難的事情吧。然而他，卻真的是熱臉貼了冷屁股，碰了一個大釘子！被人稱讚千古一帝的康熙，在這件事後，卻沒起到好作用，他也確實呢看了或者說翻了這部書，然後怎麽樣呢？他就把書很輕鬆地發還給了南懷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這樣的記載：“上曰：‘此書內文辭甚悖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雲人之知識記憶皆係於頭腦等語，於理實為舛謬。’上曰：‘部複本不必發還南懷仁，所撰書著發還。’”
就這樣，《窮理學》這套西方科技譯著的叢書，就因為康熙的不待見，沒有被刊刻，不僅沒有刊刻，而且也沒有能完整保存下來，隻剩下殘本，而殘本中一大部分都是崇禎元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會士傅泛際開始合作翻譯的《名理探》。說起來寫《康熙起居注》的那些禦用的文人們，留下這段記錄，本來是想作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證據，現在卻反成了康熙愚昧的記錄，這一點不僅他們想不到，就是康熙隻怕也想不到。
說起來，清朝也有機會發展西方科學的，在南懷仁還向康熙介紹《窮理學》和其他科學知識不久，隨著清朝國內穩定後。
京師學術活動極為頻繁。康熙十七年年，召征博學鴻儒，次年三月，在太和殿禦試「璿璣玉衡賦」和「省耕詩」。康熙設立博學鴻詞科，在全國範圍內選拔了數十名學者，讓漢人編修史書，以拉攏箝製漢族文人。「璿璣玉衡賦」竟然是試題之一，頗耐人尋味。璿璣、玉衡通常被看作中國古代的天文觀測儀器，這使人聯想到，康熙之目的可能是想借此考察漢人的科學修養，這與他的科學興趣不無關係。此賦影響很大，當時入選的鴻儒，多把此賦收入自己的文集中。
連沒有參加考試的梅文鼎，也大約在康熙二十八年到北京之後，擬作長篇「璿璣玉衡賦」，充分體現了其淵博的天文學知識，此賦被爭相傳抄，一時洛陽紙貴。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此賦對推動曆算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參加博學鴻詞科的學者無人精通曆算，可以想見，這次答卷很難令康熙滿意。康熙崇尚朱子，又對曆算(曆算作為實學)頗為重視。清初理學名臣「精研性理，好治經學，而於曆數亦多通曉。」究其原因，和康熙之提倡有重要關係。
但這種良好的氣氛，並沒有維持多久，就發生了觀星台事件，這件事說起來有些可笑，事件的主角名叫李光地的科學家，此人是福建人，康熙九年中進士，同年選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十一年授翰林院編修，十四年後任掌院學士。
又八年後，提督順天學政，此後授直隸巡撫，任禮部尚書，升文淵閣大學士，名聲顯赫一時。他曾陷入官場之爭，雖為官時有升降，但他能投康熙皇帝之所好，致力於學術研究，凡《周易》、音韻及朱子之學，皆有所好，曾奉旨編纂《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提倡朱學，甚為得力。清初學術門戶之爭頗烈，如何在朱、王學說之間作出選擇，以迎合時勢之需，爭論相當激烈。李光地在當時複雜的背景之下，實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賞識，以至於康熙有「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之歎。
康熙二十五年春，李光地疏乞終養，請假一年，臨走前，康熙特意召見李光地，談論曆算，特別是關於西方天文學，這是康熙和李光地討論西洋科學的首次記載：
(上)又問：「曆法日月交蝕、五星留逆、淩犯，古人推得多錯，其原安在？」奏曰：「曆法不能不差，……即今曆極精，然稍久亦當必差，所以要隨時修正。」上曰：「古人七政各為度數，所以難於推算。今西洋人打幾個團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縮，這是他一點好處。」……
上又問：「西洋曆法果好麽？」奏曰：「其法先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幾處明白曉暢，自漢以來曆家所未發者。看來西洋人學甚荒唐，而譚曆卻精實切當，此乃本朝曆數在躬受命之符也。皇上戡平禍亂，功德巍巍，臣不敢讚。即製度文為有兩事，足跨前古。」上問：「何事？」奏曰：「曆法其一也。又滿州十二字頭盡合古韻，得天地之元聲，亦從來所未及。」
李光地為政之餘，除研習朱子外，還對曆算頗有愛好，與康熙的問對很有關係。康熙三十年年，梅文鼎到達北京，不久李光地就把他聘入館中，以梅文鼎為師，網羅愛好曆算的學生，形成了清初研究曆算的集體，為康熙時代蒙養齋開館、《律曆淵源》的編纂培養了一批人才。他為什麽對天文曆算抱以如此大的熱情，個中緣由，值得深思。讓我們先考察李光地和梅文鼎在康熙三十年前後的一些活動。
1670年李光地考中進士，後經清初理學名臣熊賜履(當時任掌院學士)的推薦，得到重用。此後李光地升任掌院學士，這是通向大學士的重要職位。但是到了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李光地卻受到康熙批評，被調為通政使司通政使，實權有所下降。為弄清李光地降職之經過，有必要回顧在此前後康熙和李光地的一些活動。令人頗感興趣的是，李光地的調職，與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時在南京觀星台的活動有一定關係。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康熙二十八年，李光地扈從康熙南巡，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為觀測天象，康熙在一班大臣的護擁下到達觀星台，李光地也得以隨侍。李光地曾生動地記載了康熙在觀星台的活動：
己康熙二十八年，上南巡。……予隨駕至南京，果見孝感(按：即熊賜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與語至黃昏始出。上問孝感：「李某學問何如？」曰：「一字不識，皆剽竊他人議論亂說，總是一味欺詐。」上曰：「聞得他曉得天文曆法。」曰：「一些不知，皇上試問他天上的星，一個也不認得。」孝感才出，上便卒然上觀星台。……既登，予與京江(按：即張玉書)相攀步上，氣喘欲絕。上顏色赤紅，怒氣問予雲：「你識得星？」予奏曰：「不曉得，不過書本上的曆法剿襲幾句，也不知到深處，至星象全不認得。」上指參星問雲：「這是甚麽星？」答以參星。
上雲：「汝說不認得，如何又認得參星？」奏雲：「經星能有幾個，人人都曉得，至於天上星極多，別底實在不認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說：「據書本上說，老人星見，天下太平。」上雲：「甚麽相幹，都是胡說，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見，到這裏自然看得見，若再到你們閩廣，連南極星也看見，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說見則太平。」……上問淡人(即高士奇)：「李某學問如何？」曰：「不相與，不知。」
在中國古代，老人星的出現，被視為「仁壽之征」，故李光地奏稱「老人星見，天下太平」，想借此討好康熙，而事實適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責備。
這段君臣對話表示康熙對李光地已抱有戒心，康熙想從他人口中探聽李光地的為人，而熊賜履當時正因母喪在南京守製，故向熊氏打聽。熊賜履可算是李光地的座師，而竟在康熙皇帝麵前中傷李光地，說明師徒之間已交惡極深。李光地和熊賜履之間的恩怨，《榕村語錄續集》亦有記載，稱：「孝感(按：指熊賜履)氣概亦籠罩人，似不可遽窺其底裏，後頻造求見，每往必有徐健庵(按：指徐乾學)，及見時又不說及學問，及問所疑，又不答所問。」字裏行間，流露出對熊賜履的不滿。從中還可看出熊賜履和徐乾學關係非常密切。而徐乾學因向李光地遞交陳夢雷的絕交書，很可能引起李光地的不快，倆人也可能為此積怨。
康熙南巡時，適逢「天主堂遠西天學士」法國耶穌會士洪若翰、意大利耶穌會士畢嘉在南京。洪若翰是法國著名的天文學家，作為路易十四的「國王數學家」被派遣到中國，來華前即以擅長觀測享譽法國，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到達北京後，曾受到康熙之接見，對洪若翰的成就，康熙已有所耳聞。在南京時，畢嘉和洪若翰還向康熙進獻「方物、測量儀器」。
此次南巡，康熙所到之處，屢次召見傳教士。據《熙朝定案》記載，康熙在到觀星台觀測星象之前，已經派侍衛趙昌向洪若翰、畢嘉打聽能否在南京見到老人星，他們就有關天文問題作了解答。《熙朝定案》雲：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由丹陽陸路至江寧。……廿七日，……侍衛趙又奉旨來堂問：「南極老人星，江寧可能見否？出廣東地平幾度？江寧幾度？」等語，畢、洪一一講述。侍衛趙即飛馬複旨矣。畢、洪因匆遽回答，恐難以詳悉，至晚戌初時分，觀看天象，驗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數，詳察明白，另具一冊，於二十八日早送入行宮。
^^^^^^
以上記載說明，康熙對「老人星」確切位置所知不多，故有詢於洪若翰等人。《聖zu實錄》也提及康熙觀測老人星之事，以及和李光地的問對，而隻字未提洪若翰。更有甚者，據實錄所記，康熙懂得「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這完全顛倒了前因後果。《聖zu實錄》雲：(二月)乙醜(二十七日)上幸觀星台。……上又披小星圖，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諭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據史傳謂老人星見，天下仁壽之征」。上曰：「以北極度推之，江寧合見是星，此豈有隱現也？」
康熙在談論老人星以外，還和大臣談到了其他天文現象，如「熒惑退舍」、「五星聯珠」，以及觜、參在天空位置的先後問題。清初曆法改革，耶穌會士改變了傳統的觜、參先後問題，但這個問題遭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對，康熙再次提及這個問題，說明它仍然困擾著當時的許多學者，《康熙起居注》詳細記述了此事，原文如下：
酉刻，上幸觀星台，召部院諸臣前，上問：「漢臣中有曉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嚐通曉。」上又問掌院學士李光地：「爾所識星宿幾何？」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盡識。」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問：「古曆觜、參，今為參、觜，其理雲何？」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曉。」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謬誤。
以觀星台儀器測之，參宿至天中，確在觜宿之先。觀於此，足證今曆不謬矣。」……上又披小星圖，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諭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曰：「據史傳謂，老人星見，天下仁壽之征。」上曰：「以北極度推之，江寧合見是星。此豈有隱現耶？」諭畢，回行宮。是日，上駐蹕江寧府。
康熙君臨觀星台，與李光地等人的問對，顯示了自己的博學多識，康熙又借此對漢人進行批評。因此，觀星台的君臣之對，康熙已有準備，不過是逢場作戲，並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學，康熙的這種性格，還有多種表現，在此暫不論列。顯而易見，李光地等漢族大臣的答複難以使康熙滿意，而李光地繪聲繪色記錄這次問對，可見他所受到的心理打擊，絕非尋常。
同年五月，康熙回北京之後不久，就認為：「李光地等冒名道學，自謂通曉《易經》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後，許多大臣都爭向康熙獻賦，以表祝賀，而李光地因沒有進獻，故康熙大為不滿，於是將李光地調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對李光地來說，打擊亦複不小。
康熙十五年，熊賜履曾因內閣票擬事致仕回籍，後寓居南京，在家閑居十餘年，以藏書為樂事。康熙二十七年年，以禮部尚書再次受到重用，之後一些漢人官員在康熙麵前說熊賜履的好話。次年九月，康熙談話間論及熊賜履、李光地等人，對漢人奉承拍馬的作風深惡痛絕，甚至發出「漢人行徑殊為可恥！」的感歎。康熙認為李光地所講的不過是王陽明的「道學」，而認為熊賜履宣揚的是朱熹的學問，對李光地進行了批評。
《康熙起居注》記載了大學士王熙的奏對：「道學之人當涵養性情，若各立門戶，各持意見，互相陷害結仇，何雲道學？」康熙則說：「意見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變易其說耳。」康熙對漢官陽奉陰違的作法，已經不能容忍，同時也表現出康熙對漢族官員的防範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於朱、王之間，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評而被撤消掌院學士，使得他在為學宗尚方麵作出調整，一改先前的徘徊遊移，轉而篤信朱學，自此西方科技這股風氣就此定下了基調。
與此做對照，我們來看看明朝的崇禎皇帝又是如何。
徐guang啟在崇禎二年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提出“yu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真是斬釘截鐵，字字有力！以翻譯為手段，以超勝為目標，這是何等氣魄，又是何等雄心！
這一個主張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的時候，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在徐guang啟生前，在明朝朝廷u的支持下，圍繞著編寫《崇禎曆書》而對西方天文數學著作進行了大規模的翻譯和引入，這下麵會介紹到。徐guang啟死後，李天經接任了他在科學方麵的工作，不僅繼續完成《崇禎曆書》餘下部分的編寫，而且按照徐guang啟“yu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的原則，在明朝朝廷的支持下，繼續組織人力物力進行對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
比如《坤輿格致》是在李天經主持下，湯若望和中國人楊之華、黃宏憲合作翻譯，共四卷。原著是德國學者阿格裏科拉的《礦冶全書》。《礦冶全書》共十二卷，是歐洲礦冶技術的一部經典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金屬的分離、製取和提純方法，也詳細介紹了各種無機酸的製法，包含有許多重要的化學知識。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崇禎皇帝批示戶部將《坤輿格致》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隻可惜，隨著明朝的滅亡，崇禎皇帝的批示沒有辦法落實，連這本中國朝廷組織中西學者合力翻譯的書籍，在清朝統治下也徹底散失，不得不說這是這種類型書籍的必然命運，《天工開物》都會在中國失傳，更不必說別的了。
崇禎時期，明朝對待科技持歡迎積極的態度非常普遍，例子很多，舉例實在太多了。下麵僅僅重點介紹一下《崇禎曆書》。
崇禎二年，崇禎皇帝親筆批準了徐guang啟提出的宏大的修曆計劃，並且要求他“廣集眾長，虛心采聽，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務求綜合。”徐guang啟奉崇禎皇帝旨，在欽天監開設西局，又於崇禎二年，到崇禎七年由徐guang啟，李之藻，李天經，先後以以西法督修曆法。其間任用湯若望，羅雅穀，龍華民，鄧玉函等修成《崇禎曆書》共四十六種一百三十七卷。
《崇禎曆書》並非如某些人顧名思義想象的那樣，僅僅是一部曆書。更確切的說，這是一部在崇禎皇帝為首的明朝朝廷的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進西方數學天文知識的大型叢書。在徐guang啟“yu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這個思想原則指導下，明朝上至皇帝，士大夫，朝廷官員，甚至民間都開始了對西方的數學工程等書籍進行有意識有目標的大規模翻譯。
在徐guang啟看來，這些工作已經並非僅僅是為了修曆本身，他說“事竣曆成，要求大備，一義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從流溯源，因枝達本，兼能為萬務之根本”說的很明確，最後的目標是能成為萬務之根本。《崇禎曆書》正是按照這樣的目標來編寫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這是基本理論，包括數學，天文，宇宙觀等各方麵的基本理論
第二，法數，這是天文學、數學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學計算所必須的數學知識，主要是球麵三角學和幾何學
第四，法器，天文測量儀器和計算工具
第五，會通，中國的傳統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單位的各種換算表。
正是為了實現“一義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從流溯源，因枝達本”，作為基礎理論部分的“法原”，占據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四十餘卷，占全叢書的1/3。這在中國曆代修曆法中是絕無僅有的《崇禎曆書》采用了西方第穀天體運動體係和幾何學的計算係統，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經緯度，引入球麵三角形，區分冬至點和ri行最速點，引入蒙氣差校正，采用黃道圈為基本大圓的黃道坐標係統，采用歐洲通行的度量單位。
在崇禎曆書中《大測》、《測量全義》、《割圓八線表》、《八線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麵三角學和平麵三角學，《比例規解》《籌算》引入兩種計算工具，和過去徐guang啟、李之藻等人翻譯的《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圓容較義》已經把西方數學中幾何，算術，計算工具等基本內容係統傳入了中國，而且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識的組織下進行。
明亡以後，曾參與編寫《崇禎曆書》的西方傳教士湯若望無恥的把《崇禎曆書》修改後，據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曆書》，獻給了清朝朝廷。在當時這本書還是很先進的。
《崇禎曆書》在崇禎七年的時候，跟歐洲的天文學差距很小。但是編完之後，兩百多年幾乎不變。後來清朝修訂過幾次，補充過零星的歐洲天文學知識，但是實際上我們完全脫離了歐洲天文學的進程。接著兩百年，我們幾乎原地不動，而歐洲這兩百年年天文學發展如火如荼。
《崇禎曆書》曾經有一個機會能夠讓我們跟國際接軌，但是因為清朝對待科學的態度，最終中國仍然失去了這個機會。我們一度跟國際接軌但很快又脫軌，最終等到鴉片戰爭結束，西方文學第二次大舉進入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幾乎不認識它了，因為我們落後了差不多兩百年，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
（不算字數，純粹是給諸位看一段小趣事，請見諒！）
!!
自小熟讀四書五經，狀元及第後，曆官翰林院修撰、侍講，至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參與編修《成祖實錄》、《仁宗實錄》，學識極為淵博，在楊崢的潛移默化之下，眼界比其先前開闊了不少，通過這兩日的誦讀研究，以及結合實際，他發現邏輯學最大的好處就是明確概念。怎麽明確？墨子認為：異類不必比，說在量。”如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幾個概念不同類所用的量也不同。無法比較。但想要比較，也不是不可能，隻要定與之比對的量了，而邏輯學就是很好的定下了數量、關係、性質、位置、時間、狀況、屬有、動作、承受。本體的自身獨立存在，而其他九個範疇都必須依賴本體。通過分類，基於這個，他發現，這個邏輯學可以微微修改一下，向格物上靠攏也不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來，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這個想法與楊崢一說，立即獲得了楊崢的同意，從今日一早開始，他就開始分明吸收這六本書中的精華，然後加以消化，從而提取公論、十倫論，下編論三段法，是各家關於邏輯問題的論述及對亞裏士多德命題、三段論的解釋，編輯成書，書最好是上下兩冊的那種，上策說的是五公論講概念的種屬關係和它的五種特性，解釋的方法是按公元四世紀薄斐略所述亞裏士多德範疇概念的：“五旌”之說“宗、類、殊、獨、依”，即今所謂“屬、種、種差、固性、偶性”的煩瑣注釋來分析的。後五卷的十倫是以亞裏士多德範疇為綱，自立體、幾何、互視、何似、施作、承受、何居、暫久、體勢、得有，即為實體、數量、關係、性質、動作、遭受、地點、時間、狀況，綜合薄斐略以來“經院派”煩瑣學者們的辯論寫成的，增進了當時所謂範疇的辯論問題。
下策則是更多是說的是實際問題了，這些問題，加上眾人的看法，溶入其中，多餘理學格物靠攏，如此一來，這本學問書也算是披上了一件神聖的外衣，日後他人也好接受些。
這想法經過曾鶴齡說出，楊崢就同意了，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工具論》最主要內容是形式邏輯，其中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判斷、判斷形式、三段論等，都是由亞裏士多德首先規範的。早期教會是反亞裏士多德哲學的，羅馬教皇格裏哥裏九世時代改變了原來的方針，認為可以利用這一邏輯體係來修補基督教神學體係。這部書就是歐洲中世紀融合了亞裏士多德邏輯體係的“經院哲學”的代表，對後世的歐洲文藝複興的影響力是相當持久的。
能不能通過這門學問給大明注入新的活力，說到底除了學問的自身外，更大的則是直觀的感覺，領悟了，而這些東西最快的來源地，無疑是書本了，所以對於曾鶴齡讓邏輯學披上神聖的外衣，他是同意的，但不能光顧著披上外衣，從而忽視了真正的東西，所以他對這本書的要求極為苛刻，除了維持這部書達辭“艱深邃奧”外，曾鶴齡等人在提煉時需要反複琢磨，字斟句酌，整個提煉過程，要經得起考驗，要有“隻字未妥，含毫幾腐；或片言少棘，證解移時”的一絲不苟的提煉作風，為大明留下了一批邏輯名詞，如以直通、斷通，及推通來譯概念、判斷與推論；以明辯，推辯，來譯釋演繹、歸納；以致知、致明、致用，分別來譯科學、理論、實用等，不能局限於五年，十年，甚是二十年，最低限度五十年，再者，提煉之時，需要根據中國邏輯史上的名詞名字，結合西方邏輯術語，把物理學譯為形性學，數學譯為審形學，形而上學譯為超形性學，自然科學譯為明藝，精神科學譯為韞藝，邏輯學譯為辯藝、名理等等，總之要準、細、嚴，否則不用也罷。
曾鶴齡本就是個認真的人，加上在翰林院編修了不好書，對於一本書如何提煉，如何編修，如何彰顯內容，極有經驗，除了融入了楊崢的幾點要求外，還主動的加入了在翰林院編修時的經驗，所以提煉這六本書的工作極為嚴謹。
楊崢與楊溥走進翰林院的時候，曾鶴齡等人已經開始著手了，楊溥隨手拿起書稿，見字跡工整，各種理念都一一列出，難的事各種名詞與眼下的理學詞兒多有掛鉤，不禁暗暗點了點頭心道：“年紀輕輕，能有這份心思做學問，著實不簡單的？”
這時曾鶴齡提著與眾人商議提煉的書稿，走了過來給楊崢過目。
楊崢對此事極為重視，自是不含糊，細細看了一番，見提煉的內容並不少，語句顯然是經過反複推敲，基本上達到了自己的要求，當然了缺點也是有的，一來這幾本書太過深奧，許多需要詳細解釋的反而沒解釋，而比不要的多說，一看就明白的理論，卻占據了大量的篇幅，對於這一點，他隻好繼續解說了一番，最後正色道：“此學實乃百學之宗，乃訂是非之磨勘，驗真偽之礪石，是萬藝之司衡，靈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義理之啟鑰，為諸學之首需者也。諸君之努力，必為廣開華夏百學之門，隨此書永垂萬世！”不可兒戲，我等須得拿出漢宋兩代司馬公寫史書的態度來完善此書，為邏輯學在我大明開花結果，人人都明白邏輯治理，從而探求真理！”
“大人請放心，我們定會秉承司馬公的精神，嚴謹著述，反複琢磨，字斟句酌，必須以‘隻字未妥，含毫幾腐；片言少棘，證解移時’的一絲不苟的提煉這本書，好叫大人滿意？”
楊崢搖了搖頭道：“你錯了，我一人滿意，不過是一人懂得邏輯學而已，我要的天下人，至少是天下讀書人滿意，所以這本書要讓天下讀書人滿意，讓他們看出這邏輯學的精髓，看出邏輯學的好處……，你們可明白！“
曾鶴齡畢恭畢敬的道：“卑職明白！“其他眾人紛紛點頭。
通過這些時日的接觸，以及對邏輯學的研究，這幫年輕人早就退去了往日的那份驕傲，隻覺得在掌院的麵前，往日的所學根本不足以炫耀，這世間除了每日要誦讀的四書五經外，還有哲學、文學、詩歌、建築、機械、造船、美學、物理、法學、藝術、藥學、數學、天文、修辭、語法……？除了大明所處的亞洲外，還有三大洲，七大洋，我們所住居的地方是一個球體上，它有幾億年的曆史等等……這一切仿佛一記重拳，打開了他們久久封閉的那一扇窗戶，讓他們看到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他們驚訝，更多是佩服，這一刻他們才明白，原來學好了四書五經，中了狀元，中了進士並不算一件什麽了不不起的事情，比起掌院大人胸中所學，這一點不錯是星火之光而已，因此對這位年輕而博學的掌管大人，人人出奇的敬重。
與楊崢又細細說了一番，這才將手中提煉的書稿重新下發了下去，繼續做出斟酌，正要離開，忽想起了什麽，又著過身來道：“大人，此書隻怕用不了幾日便可編織成功，若繼續用《工具論》顯然是不合適，用《邏輯學》倒是可行，隻是我大明不知邏輯久矣，怕是難以吸引更多的目光，所以卑職想請大人取個書名。
楊崢想了想道：“進《窮理學》之書，以明曆理，以廣開百學之門，永垂萬世”，並聲稱凡“學曆者，必先熟習窮理之總學”，“窮理學為百學之宗，謂訂非之磨勘，試真之礪石，萬藝之司衡，靈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義理之啟鑰，為諸學之首需者也。我看就叫《窮理學》吧，不知閣老以為如何？“
^^^^^^^^^^^^^^^^^^^^^^^^^^^^^^
ps：傳教士南懷仁見科學技術在中國殘敗沒落，甚至過去明朝已經取得的成果都喪失掉，實在看不下眼去，於是他把過去明朝翻譯編寫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匯編整理，並略微補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譯和著作，編成《窮理學》，想呈現給康熙，並加以刊行流傳。
就他的這部叢書，這部書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還是明朝翻譯出版的書籍的匯集綜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禎皇帝能熱心鼓勵讚助的書籍，他現在又加以整理匯總，讓康熙過目一下，然後“鏤板施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畢竟明朝的崇禎組織人力對西方科技進行有組織有係統的大規模翻譯研究（這在後文說明），現在不必要求你清朝再去這麽做，那至少把過去已經做好的東西加以整理保存發揚流傳，總不是太難的事情吧。然而他，卻真的是熱臉貼了冷屁股，碰了一個大釘子！被人稱讚千古一帝的康熙，在這件事後，卻沒起到好作用，他也確實呢看了或者說翻了這部書，然後怎麽樣呢？他就把書很輕鬆地發還給了南懷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這樣的記載：“上曰：‘此書內文辭甚悖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雲人之知識記憶皆係於頭腦等語，於理實為舛謬。’上曰：‘部複本不必發還南懷仁，所撰書著發還。’”
就這樣，《窮理學》這套西方科技譯著的叢書，就因為康熙的不待見，沒有被刊刻，不僅沒有刊刻，而且也沒有能完整保存下來，隻剩下殘本，而殘本中一大部分都是崇禎元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會士傅泛際開始合作翻譯的《名理探》。說起來寫《康熙起居注》的那些禦用的文人們，留下這段記錄，本來是想作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證據，現在卻反成了康熙愚昧的記錄，這一點不僅他們想不到，就是康熙隻怕也想不到。
說起來，清朝也有機會發展西方科學的，在南懷仁還向康熙介紹《窮理學》和其他科學知識不久，隨著清朝國內穩定後。
京師學術活動極為頻繁。康熙十七年年，召征博學鴻儒，次年三月，在太和殿禦試「璿璣玉衡賦」和「省耕詩」。康熙設立博學鴻詞科，在全國範圍內選拔了數十名學者，讓漢人編修史書，以拉攏箝製漢族文人。「璿璣玉衡賦」竟然是試題之一，頗耐人尋味。璿璣、玉衡通常被看作中國古代的天文觀測儀器，這使人聯想到，康熙之目的可能是想借此考察漢人的科學修養，這與他的科學興趣不無關係。此賦影響很大，當時入選的鴻儒，多把此賦收入自己的文集中。
連沒有參加考試的梅文鼎，也大約在康熙二十八年到北京之後，擬作長篇「璿璣玉衡賦」，充分體現了其淵博的天文學知識，此賦被爭相傳抄，一時洛陽紙貴。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此賦對推動曆算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參加博學鴻詞科的學者無人精通曆算，可以想見，這次答卷很難令康熙滿意。康熙崇尚朱子，又對曆算(曆算作為實學)頗為重視。清初理學名臣「精研性理，好治經學，而於曆數亦多通曉。」究其原因，和康熙之提倡有重要關係。
但這種良好的氣氛，並沒有維持多久，就發生了觀星台事件，這件事說起來有些可笑，事件的主角名叫李光地的科學家，此人是福建人，康熙九年中進士，同年選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十一年授翰林院編修，十四年後任掌院學士。
又八年後，提督順天學政，此後授直隸巡撫，任禮部尚書，升文淵閣大學士，名聲顯赫一時。他曾陷入官場之爭，雖為官時有升降，但他能投康熙皇帝之所好，致力於學術研究，凡《周易》、音韻及朱子之學，皆有所好，曾奉旨編纂《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提倡朱學，甚為得力。清初學術門戶之爭頗烈，如何在朱、王學說之間作出選擇，以迎合時勢之需，爭論相當激烈。李光地在當時複雜的背景之下，實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賞識，以至於康熙有「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之歎。
康熙二十五年春，李光地疏乞終養，請假一年，臨走前，康熙特意召見李光地，談論曆算，特別是關於西方天文學，這是康熙和李光地討論西洋科學的首次記載：
(上)又問：「曆法日月交蝕、五星留逆、淩犯，古人推得多錯，其原安在？」奏曰：「曆法不能不差，……即今曆極精，然稍久亦當必差，所以要隨時修正。」上曰：「古人七政各為度數，所以難於推算。今西洋人打幾個團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縮，這是他一點好處。」……
上又問：「西洋曆法果好麽？」奏曰：「其法先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幾處明白曉暢，自漢以來曆家所未發者。看來西洋人學甚荒唐，而譚曆卻精實切當，此乃本朝曆數在躬受命之符也。皇上戡平禍亂，功德巍巍，臣不敢讚。即製度文為有兩事，足跨前古。」上問：「何事？」奏曰：「曆法其一也。又滿州十二字頭盡合古韻，得天地之元聲，亦從來所未及。」
李光地為政之餘，除研習朱子外，還對曆算頗有愛好，與康熙的問對很有關係。康熙三十年年，梅文鼎到達北京，不久李光地就把他聘入館中，以梅文鼎為師，網羅愛好曆算的學生，形成了清初研究曆算的集體，為康熙時代蒙養齋開館、《律曆淵源》的編纂培養了一批人才。他為什麽對天文曆算抱以如此大的熱情，個中緣由，值得深思。讓我們先考察李光地和梅文鼎在康熙三十年前後的一些活動。
1670年李光地考中進士，後經清初理學名臣熊賜履(當時任掌院學士)的推薦，得到重用。此後李光地升任掌院學士，這是通向大學士的重要職位。但是到了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李光地卻受到康熙批評，被調為通政使司通政使，實權有所下降。為弄清李光地降職之經過，有必要回顧在此前後康熙和李光地的一些活動。令人頗感興趣的是，李光地的調職，與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時在南京觀星台的活動有一定關係。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康熙二十八年，李光地扈從康熙南巡，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為觀測天象，康熙在一班大臣的護擁下到達觀星台，李光地也得以隨侍。李光地曾生動地記載了康熙在觀星台的活動：
己康熙二十八年，上南巡。……予隨駕至南京，果見孝感(按：即熊賜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與語至黃昏始出。上問孝感：「李某學問何如？」曰：「一字不識，皆剽竊他人議論亂說，總是一味欺詐。」上曰：「聞得他曉得天文曆法。」曰：「一些不知，皇上試問他天上的星，一個也不認得。」孝感才出，上便卒然上觀星台。……既登，予與京江(按：即張玉書)相攀步上，氣喘欲絕。上顏色赤紅，怒氣問予雲：「你識得星？」予奏曰：「不曉得，不過書本上的曆法剿襲幾句，也不知到深處，至星象全不認得。」上指參星問雲：「這是甚麽星？」答以參星。
上雲：「汝說不認得，如何又認得參星？」奏雲：「經星能有幾個，人人都曉得，至於天上星極多，別底實在不認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說：「據書本上說，老人星見，天下太平。」上雲：「甚麽相幹，都是胡說，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見，到這裏自然看得見，若再到你們閩廣，連南極星也看見，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說見則太平。」……上問淡人(即高士奇)：「李某學問如何？」曰：「不相與，不知。」
在中國古代，老人星的出現，被視為「仁壽之征」，故李光地奏稱「老人星見，天下太平」，想借此討好康熙，而事實適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責備。
這段君臣對話表示康熙對李光地已抱有戒心，康熙想從他人口中探聽李光地的為人，而熊賜履當時正因母喪在南京守製，故向熊氏打聽。熊賜履可算是李光地的座師，而竟在康熙皇帝麵前中傷李光地，說明師徒之間已交惡極深。李光地和熊賜履之間的恩怨，《榕村語錄續集》亦有記載，稱：「孝感(按：指熊賜履)氣概亦籠罩人，似不可遽窺其底裏，後頻造求見，每往必有徐健庵(按：指徐乾學)，及見時又不說及學問，及問所疑，又不答所問。」字裏行間，流露出對熊賜履的不滿。從中還可看出熊賜履和徐乾學關係非常密切。而徐乾學因向李光地遞交陳夢雷的絕交書，很可能引起李光地的不快，倆人也可能為此積怨。
康熙南巡時，適逢「天主堂遠西天學士」法國耶穌會士洪若翰、意大利耶穌會士畢嘉在南京。洪若翰是法國著名的天文學家，作為路易十四的「國王數學家」被派遣到中國，來華前即以擅長觀測享譽法國，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到達北京後，曾受到康熙之接見，對洪若翰的成就，康熙已有所耳聞。在南京時，畢嘉和洪若翰還向康熙進獻「方物、測量儀器」。
此次南巡，康熙所到之處，屢次召見傳教士。據《熙朝定案》記載，康熙在到觀星台觀測星象之前，已經派侍衛趙昌向洪若翰、畢嘉打聽能否在南京見到老人星，他們就有關天文問題作了解答。《熙朝定案》雲：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由丹陽陸路至江寧。……廿七日，……侍衛趙又奉旨來堂問：「南極老人星，江寧可能見否？出廣東地平幾度？江寧幾度？」等語，畢、洪一一講述。侍衛趙即飛馬複旨矣。畢、洪因匆遽回答，恐難以詳悉，至晚戌初時分，觀看天象，驗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數，詳察明白，另具一冊，於二十八日早送入行宮。
^^^^^^
以上記載說明，康熙對「老人星」確切位置所知不多，故有詢於洪若翰等人。《聖zu實錄》也提及康熙觀測老人星之事，以及和李光地的問對，而隻字未提洪若翰。更有甚者，據實錄所記，康熙懂得「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這完全顛倒了前因後果。《聖zu實錄》雲：(二月)乙醜(二十七日)上幸觀星台。……上又披小星圖，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諭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據史傳謂老人星見，天下仁壽之征」。上曰：「以北極度推之，江寧合見是星，此豈有隱現也？」
康熙在談論老人星以外，還和大臣談到了其他天文現象，如「熒惑退舍」、「五星聯珠」，以及觜、參在天空位置的先後問題。清初曆法改革，耶穌會士改變了傳統的觜、參先後問題，但這個問題遭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對，康熙再次提及這個問題，說明它仍然困擾著當時的許多學者，《康熙起居注》詳細記述了此事，原文如下：
酉刻，上幸觀星台，召部院諸臣前，上問：「漢臣中有曉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嚐通曉。」上又問掌院學士李光地：「爾所識星宿幾何？」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盡識。」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問：「古曆觜、參，今為參、觜，其理雲何？」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曉。」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謬誤。
以觀星台儀器測之，參宿至天中，確在觜宿之先。觀於此，足證今曆不謬矣。」……上又披小星圖，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諭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曰：「據史傳謂，老人星見，天下仁壽之征。」上曰：「以北極度推之，江寧合見是星。此豈有隱現耶？」諭畢，回行宮。是日，上駐蹕江寧府。
康熙君臨觀星台，與李光地等人的問對，顯示了自己的博學多識，康熙又借此對漢人進行批評。因此，觀星台的君臣之對，康熙已有準備，不過是逢場作戲，並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學，康熙的這種性格，還有多種表現，在此暫不論列。顯而易見，李光地等漢族大臣的答複難以使康熙滿意，而李光地繪聲繪色記錄這次問對，可見他所受到的心理打擊，絕非尋常。
同年五月，康熙回北京之後不久，就認為：「李光地等冒名道學，自謂通曉《易經》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後，許多大臣都爭向康熙獻賦，以表祝賀，而李光地因沒有進獻，故康熙大為不滿，於是將李光地調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對李光地來說，打擊亦複不小。
康熙十五年，熊賜履曾因內閣票擬事致仕回籍，後寓居南京，在家閑居十餘年，以藏書為樂事。康熙二十七年年，以禮部尚書再次受到重用，之後一些漢人官員在康熙麵前說熊賜履的好話。次年九月，康熙談話間論及熊賜履、李光地等人，對漢人奉承拍馬的作風深惡痛絕，甚至發出「漢人行徑殊為可恥！」的感歎。康熙認為李光地所講的不過是王陽明的「道學」，而認為熊賜履宣揚的是朱熹的學問，對李光地進行了批評。
《康熙起居注》記載了大學士王熙的奏對：「道學之人當涵養性情，若各立門戶，各持意見，互相陷害結仇，何雲道學？」康熙則說：「意見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變易其說耳。」康熙對漢官陽奉陰違的作法，已經不能容忍，同時也表現出康熙對漢族官員的防範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於朱、王之間，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評而被撤消掌院學士，使得他在為學宗尚方麵作出調整，一改先前的徘徊遊移，轉而篤信朱學，自此西方科技這股風氣就此定下了基調。
與此做對照，我們來看看明朝的崇禎皇帝又是如何。
徐guang啟在崇禎二年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提出“yu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真是斬釘截鐵，字字有力！以翻譯為手段，以超勝為目標，這是何等氣魄，又是何等雄心！
這一個主張得到了崇禎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實上，明朝的時候，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在徐guang啟生前，在明朝朝廷u的支持下，圍繞著編寫《崇禎曆書》而對西方天文數學著作進行了大規模的翻譯和引入，這下麵會介紹到。徐guang啟死後，李天經接任了他在科學方麵的工作，不僅繼續完成《崇禎曆書》餘下部分的編寫，而且按照徐guang啟“yu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的原則，在明朝朝廷的支持下，繼續組織人力物力進行對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
比如《坤輿格致》是在李天經主持下，湯若望和中國人楊之華、黃宏憲合作翻譯，共四卷。原著是德國學者阿格裏科拉的《礦冶全書》。《礦冶全書》共十二卷，是歐洲礦冶技術的一部經典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金屬的分離、製取和提純方法，也詳細介紹了各種無機酸的製法，包含有許多重要的化學知識。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崇禎皇帝批示戶部將《坤輿格致》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隻可惜，隨著明朝的滅亡，崇禎皇帝的批示沒有辦法落實，連這本中國朝廷組織中西學者合力翻譯的書籍，在清朝統治下也徹底散失，不得不說這是這種類型書籍的必然命運，《天工開物》都會在中國失傳，更不必說別的了。
崇禎時期，明朝對待科技持歡迎積極的態度非常普遍，例子很多，舉例實在太多了。下麵僅僅重點介紹一下《崇禎曆書》。
崇禎二年，崇禎皇帝親筆批準了徐guang啟提出的宏大的修曆計劃，並且要求他“廣集眾長，虛心采聽，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務求綜合。”徐guang啟奉崇禎皇帝旨，在欽天監開設西局，又於崇禎二年，到崇禎七年由徐guang啟，李之藻，李天經，先後以以西法督修曆法。其間任用湯若望，羅雅穀，龍華民，鄧玉函等修成《崇禎曆書》共四十六種一百三十七卷。
《崇禎曆書》並非如某些人顧名思義想象的那樣，僅僅是一部曆書。更確切的說，這是一部在崇禎皇帝為首的明朝朝廷的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進西方數學天文知識的大型叢書。在徐guang啟“yu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這個思想原則指導下，明朝上至皇帝，士大夫，朝廷官員，甚至民間都開始了對西方的數學工程等書籍進行有意識有目標的大規模翻譯。
在徐guang啟看來，這些工作已經並非僅僅是為了修曆本身，他說“事竣曆成，要求大備，一義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從流溯源，因枝達本，兼能為萬務之根本”說的很明確，最後的目標是能成為萬務之根本。《崇禎曆書》正是按照這樣的目標來編寫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這是基本理論，包括數學，天文，宇宙觀等各方麵的基本理論
第二，法數，這是天文學、數學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學計算所必須的數學知識，主要是球麵三角學和幾何學
第四，法器，天文測量儀器和計算工具
第五，會通，中國的傳統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單位的各種換算表。
正是為了實現“一義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從流溯源，因枝達本”，作為基礎理論部分的“法原”，占據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四十餘卷，占全叢書的1/3。這在中國曆代修曆法中是絕無僅有的《崇禎曆書》采用了西方第穀天體運動體係和幾何學的計算係統，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經緯度，引入球麵三角形，區分冬至點和ri行最速點，引入蒙氣差校正，采用黃道圈為基本大圓的黃道坐標係統，采用歐洲通行的度量單位。
在崇禎曆書中《大測》、《測量全義》、《割圓八線表》、《八線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麵三角學和平麵三角學，《比例規解》《籌算》引入兩種計算工具，和過去徐guang啟、李之藻等人翻譯的《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圓容較義》已經把西方數學中幾何，算術，計算工具等基本內容係統傳入了中國，而且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識的組織下進行。
明亡以後，曾參與編寫《崇禎曆書》的西方傳教士湯若望無恥的把《崇禎曆書》修改後，據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曆書》，獻給了清朝朝廷。在當時這本書還是很先進的。
《崇禎曆書》在崇禎七年的時候，跟歐洲的天文學差距很小。但是編完之後，兩百多年幾乎不變。後來清朝修訂過幾次，補充過零星的歐洲天文學知識，但是實際上我們完全脫離了歐洲天文學的進程。接著兩百年，我們幾乎原地不動，而歐洲這兩百年年天文學發展如火如荼。
《崇禎曆書》曾經有一個機會能夠讓我們跟國際接軌，但是因為清朝對待科學的態度，最終中國仍然失去了這個機會。我們一度跟國際接軌但很快又脫軌，最終等到鴉片戰爭結束，西方文學第二次大舉進入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幾乎不認識它了，因為我們落後了差不多兩百年，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
（不算字數，純粹是給諸位看一段小趣事，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