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世間的事情就是那麽奇怪,從永樂年到如今差不多十幾年了,言官也加入了不少能人,昔日的少年,也熬成了老臣,按說這個一個人才濟濟的地方,怎麽也出一兩個精才豔豔的青年才俊,幫忙撐起場麵,但這麽多年過去了,仍沒有,讓人不免感歎人才太少。


    這種失落感,讓言官們,不由得懷念洪武時代。


    那時,洪武爺以曆史為鑒,確定言官製度,他們的春天的就到了,洪武爺重用言官,並且在言官的選拔與待遇上製定了完善的製度,由於言官的選拔是很嚴格的,他們的素質很高,從而稱為明代官場上的一支特別的力量,滿朝文武百官無人敢輕視。


    那時候他們也的確厲害,上至皇上,下到百姓,他們都可以毫無顧忌的彈劾,卻無人不服,那個時候也是人才輩出的時候,不說禦史王樸、周觀等人,最耀眼的當屬快口禦史”的韓宜可,此人在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察禦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方有寵於帝,嚐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禦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九年出為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至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別,以協眾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沒官男女,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製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況男女,人之大倫,婚姻逾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禦謹身殿親鞫之,獲免。複疏,陳二十餘事,皆報可。名聲之響亮,可謂無人能比擬,讓人好生羨慕,單說胡惟庸到也罷了,就是洪武爺也被他罵了好幾回,這樣的榜樣,又怎麽能不讓人懷念呢,雖人人都以為韓禦史為榜樣,無奈有心無力,科道言官雖越來越多,終究是少了先輩的那點血性,最終泯然眾人矣,這也是科道不昌盛的原因了,好在還有一個李時勉,不得已隻好請這位老人家充充場麵了,希望能憑著前輩的名聲,一舉震懾楊崢,免費口舌,那最好不過了。


    隻可惜算盤打得太好,未免太不現實,先是那幫翰林院的編修,庶吉士不知怎麽了,從今日一早就開始上書言語言官的不是,一篇篇的文章引經據典,把個科道罵得體無完膚,讓這些自以為罵人為職業的言官都羞愧自如,尤其是那個曾鶴齡竟不顧體統,直接寫幾句“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三十年前塵土麵,如今使得碧紗籠”。這就是打言官的臉了,這可是一個有名的罵人典故了,說的是大唐乾元年間進士王播的故事,他年輕時家境貧寒,寄居在揚州一座寺院裏複習功課準備參加科考,久而久之,廟裏的和尚對這個終日悶頭讀書、不事生產隻吃白食的人非常厭惡,有一天就想整他一下,由於寺院開飯是以敲鍾為號,因此這一天和尚們故意吃過飯才敲鍾,王播聽到鍾聲來到飯堂,發現隻剩下殘羹剩飯,非常憤怒,但又對寄人籬下的現實無可奈何,隻好作罷,提筆在牆上寫了兩句詩抒發心情:“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闍黎是對和尚的一種稱呼。


    後來王播發奮讀書,終於考中進士,並被派到揚州做官,他上任後又故地重遊,來到當年寄居的這座寺院,此時看到的卻隻有和尚們的諂媚和逢迎,甚至當年落魄時寫的兩句詩也被和尚罩上了碧紗保護起來。王播非常感慨,就又提筆續了兩句:“三十年前塵土麵,如今使得碧紗籠。”算是徹徹底底的打了一回和尚的臉了。這本是個典故,可用在這兒就太明顯了,人家分明就是來讓他們難看的。


    單說這個含蓄的罵人法,諸位科道同仁們還能鎮定,可那馬愉就太不地道了,這廝寫詩詞歌賦雖比不上曾鶴齡,但用隱喻罵人卻是高人一等了,他也不知從哪兒想到了好一個的隱喻,竟將他們這幫飽讀聖賢之書的言官,愣是隱喻成了一群瘋狗,還是專門咬人的狗,具體來說,就是這群瘋狗見不得有人過得好,更見不得人犯點小錯誤,一旦被他們發現,他們就充分發揮了瘋狗的潛質,對著他們不滿的人,或者在他們眼裏,必須要撕咬的人汪汪大叫,叫得天下皆知,而被咬的人,不過是雞毛蒜皮大點的小事,你發火吧有損形象,所以隻能自己憋氣。而叫喚過的狗就從此身價倍增,成為升官加爵的寵兒,他們常常以此為人生最大的得意之處,認為自己是一條忠誠的瘋狗,直言犯諫,敢罵皇帝。貌似英勇無比,但細看看他們的罵人文章,卻都在小問題上唧唧喳喳,屬於典型的沒事找抽。可皇帝顧全天下,也不能為了這麽一點小事,而落下懲罰瘋狗的罪名,所以上至皇上,下到黎明百姓,明明生氣,還得忍著。可這些瘋狗卻以皇上怕了他們,天下的官兒、百姓怕了他們,他們開始肆無忌憚的四處撕咬人,早已忘記了他們本應該有的責任,一心想著名揚天下,名垂千古,隻可惜罵人的瘋狗不少,真正罵到流芳百世的,卻也隻有周觀、韓大人這麽幾個人,人家才是真正為國家前途而罵。至於其他大多數人,相似的言行,卻有著本質上不同,說到底不過一隻咬人的瘋狗罷了!


    這樣隱喻的一番話兒,如眼力勁兒差了點,還以為人家在說狗呢,哪知道人家這是以狗來罵他們。


    如今的言官雖說沒有韓宜可,周觀這樣的大人物,但言官作為“治官之官”,其選任標準和條件自然有別於一般官吏。自洪武就定下了規矩,“考選之例,優者授給事中,次者禦史,又次者以部曹用。”能成為言官,足以證明其本身才學就是大明最為優秀的官員,不僅如此,他們的政治素養、德行品格、學識經驗、體貌年齡等方麵,有明確嚴格的標準和要求,入選言官者必須“身、言、書、判”都具備,即必須兼具倫理道德修養,治國安民的政治才識,淵博的文化知識,善辯的口才,仕途經曆和實踐經驗,以及年富力強、體貌端厚等條件。從實際情況看,明代九成以上的言官為進士出身,還是成績最好的,足見他們自身的本事並不小,因此曾鶴齡的這番指桑罵槐、馬愉的隱喻,他們還是能看得出來,聽得明白的。但有些事情,看得太明白,聽得太清楚未必是件好事,就比如今日一早他們一個個氣得麵色鐵青,大罵不止,就差沒把翰林院那幫狀元郎、庶吉士的祖宗問候幾遍,有些氣不過的言官,幹脆就卷起了袖子,開始寫起了文章來,放出話兒要狠狠將那幫天之驕子參上一本,好讓他們知道知道怎麽尊老愛幼。


    哪知人家翰林院迅速做出了回應,且還是老把戲,以詩詞歌賦,以典故、以隱喻罵人,雙方你來我往好不熱鬧,最狠的,也不知是誰引用了大詩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作為反擊,這詩兒就太過隱喻了,那幫可憐的言官,也不知哪兒出了毛病,竟一時沒反應過來,愣是把這兩句詩詞當做了讚美,大感得意,最後還是那幫庶吉士親自解說了一番,這幫言官才算是回過味兒來,那一張張的老臉登時白一陣,青一陣。


    要說這隱喻也太狠了,誰都知道大詩人杜牧好手筆,語言清麗,情韻綿長,風調悠揚,在藝術上別具一格,若沒有真本事,未必能體會其中含義,這兩句詩詞,其中的典故與南北朝時期南梁朝武帝蕭衍有關,他雖然於治國上頗有建樹,但是也因酷愛佛教而受到後世非議,並被冠之以“和尚皇帝”的稱號。他在位後期,居然上演了幾次到寺中出家的鬧劇,甚至要大臣們用錢來贖,前後花費了四億錢之多,由此朝政也漸漸荒廢。杜牧生活的唐中期時代,也是佛教大發展甚至是惡性發展時期,因此杜牧本人對佛教有一種厭惡情緒,使他對以“佞佛”著稱的梁武帝頗有微詞,因此在這首詩裏,前兩句描繪了江南風光,後兩句話鋒一轉,表明上讚歎寺廟規模宏大,實際上暗諷了蕭衍盲目崇信佛教的荒唐可笑。而庶吉士用這兩句來罵言官,其寓意如何,不用多說,都在詩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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