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廷高在辦公室給副秘書長梅江和規建局馬局長分別打了手機，叮囑他們，搬遷瑞晶公司的事，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須抓緊處理。該堅持的原則也不能動搖。
穀安市有一條規定，所有領導幹部，不論正副職，手機二十四小時都不準關機。哪怕是淩晨一二點鍾接到電話，該辦的事情也要立刻辦好。誰的電話打不通，唯誰是問。
打完電話，他從飲水機裏接了一杯水，讓紛雜的心緒安寧下來。
不知怎麽，從與台商林光祖的糾糾葛葛，他想起了自己這些年經曆的許多往事。
許廷高出生於鍾州縣的一個普通市民家庭。父親很早就因肺病故世，母親用日夜踩縫紉機賺來的錢，含辛茹苦地供他讀書。所以，他深知任何一點成果都來之不易。高中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省城的建築學院，攻讀規劃設計專業，在學校裏就入了黨。憑他的條件，畢業以後完全有可能留校任教，但他考慮到母親年事已高，身邊不能沒有人照顧，果斷地要求回家鄉工作。
家鄉鍾州是一個農業縣，很小，也窮，靠稻杆子過日子，多年來發展遲緩，幾乎談不上什麽城市建設。他被派到縣建築公司當技術員，畫畫圖紙，打打雜。如果工地上人手緊缺，甚至還會去搬磚頭，遞泥桶。就這樣幹了四五年，才被調到建築設計室，做一些跟專業有關的事情。
與他同時分配到縣城的大學生，幾乎都進了政府機關。但，每當機會女神青睞，莫名的幹擾也伴隨而至。在大學入黨前，他曾向黨組織坦誠地報告社會關係，說有一個叔叔至今仍在台灣，盡管沒有任何聯係。這樣的事，是絕對不能隱瞞的。為此，他被黨組織多考驗了幾個月。好在他勤奮學習，又熱心公益活動，各方麵評價都不錯，入黨問題最終還是解決了。然而，許廷高的頭腦太單純了，根本不懂得那個台灣的叔叔，始終是政治前途的極大障礙，哪怕他從入黨的第一天起，一直對黨組織保持絕對的忠誠，始終沒有動搖過。
時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保守的鍾州縣城，終於也感覺到改革開放的熱風從南方吹來了。領導們都想放開手腳，組織人馬大幹一番，像他這樣有專業知識的大學生頓時顯得很緊缺。然而，許廷高依然遲遲不被重用。原因說簡單也不簡單，他有複雜的社會關係，被定為“內控分子”。允許他幹事，卻不能幹大事。許廷高再木知木覺，也不會什麽都體會不到，這讓他心情很鬱悶。
更讓他鬱悶的，是六十六歲的母親，在本該享清福的年齡，突然發現患了乳房癌，而且已經是晚期。許廷高想盡一切辦法給她醫治，都無法奏效。給母親辦完喪事，許廷高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痛哭了一場，心裏愈加覺得難言的空虛。
是的，他的社會關係很清楚，偏偏有一個叔叔在台灣！那個時候，台灣就是國民黨的代名詞，必須永遠處於敵對的立場。直到好幾年以後，許廷高才弄明白，他的叔叔跟國民黨根本不是一碼事。解放前，叔叔因為失業，急於尋找飯碗，經人介紹，考進了國民黨軍隊辦在南京的一所汽車學校，當了一個小小的駕駛兵。誰知道，幾個月後，因為解放軍勢如破竹，直向南京逼近，根本就沒弄清楚什麽，他就跟隨潰退的國民黨軍隊上了輪船，駛往台灣島——這是1949年，也就是台商們常常說的民國38年的事。從此以後，叔叔與大陸的家人天各一方，音訊不通。直到今天仍然不知是死是活。
許廷高從來沒見過在台灣的叔叔，隻聽父親講起，他們兄弟幾個常常一起瘋玩，有一次去湖裏遊泳，要不是叔叔水性好，一把抓住他的頭發，才沒有淹死。叔叔吃了幾口鼻酸，嗆得眼淚都流了出來。除此以外，父親再也不提有關叔叔的片言隻語。特別是在文革烽煙四起，人人自危時，更是噤若寒蟬。
在他心目中的叔叔，隻是一個極其的模糊印象，說不上好還是壞，然而在冥冥之中左右著他的命運，難以擺脫，讓他心裏常常有些怨恨，卻又無可奈何。
無論如何，許廷高可不能因為是“內控分子”而不做自己能夠做的事。顯然是從母親那裏繼承的秉賦，他兢兢業業，勤懇踏實，什麽事情到他手裏，沒有完不成的。即使連續幾天加班加點，也不會有任何怨言。加上是科班出身，專業水平也比一般人高。
終於，他脫穎而出，被調到規劃建設局，先是當科員，副科長，科長，隨即升任副局長。
許廷高知道自己的崗位來之不易，所以格外珍惜。
記得有一次，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找上門來，自我介紹說是台灣的退伍老兵。因為穀安很適合居住，便拿出多年的積蓄，前來購買了一套住房。他覺得在這兒安度晚年，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再也不想回台灣去了。他誠懇地說：
“我孤身一人，沒有妻小，沒有實業，也沒有牽掛，住在穀安感到心情非常舒暢。唯一的缺憾，就是過三個月就要去公安局，在台胞證上簽章一次。我在大陸居住滿一年時間，就必須回台灣一次，否則不給我簽章。我年紀大了，不像年輕人那麽精力充沛，跑一趟公安局已經感到累了，回一次台灣更是感到疲勞……”
許廷高替他與公安局聯係，希望能夠減少簽章的次數，能否允許他不回台灣去，長期定居在穀安？
公安局的答複很婉轉，說這樣做是上級部門規定的，誰也無權更改。事實上，這也是海峽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決定的。相信老人能夠理解這一點。不過，老人居住在穀安，我們會提供各種方便，並保證他的安全。
得到這樣的答複，盡管有些遺憾，但老人的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神色，顯然他是有思想準備的。
是的，如今不管你是什麽民族、什麽職業、什麽政治信仰，隻要不觸犯法律，就可以在穀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誰也不會來幹涉你。親商、安商、富商，讓新穀安人享受同等的權益，這是穀安市政府的承諾。確實，很多外地人來到這裏，仿佛在家裏一樣，深感自由自在。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有不少大學畢業生，如候鳥似地飛來，成為外企白領。他們說，在這裏更能選準人生的坐標，實現自我價值。
開放，並非抽象的概念。構築起一個舞台，讓願意前來的人們舒展自己的才華，盡情表演，這就是開放。將人拒之千裏之外，從來不是穀安人的性格。
在別人眼裏，許廷高這些年可謂一帆風順。然而隻有他自己才明白，能踏上仕途，並且頗有政聲，不僅靠出眾的才華和非同一般的勤奮，更靠不為別人所知的承受力。每一個崗位，動力與阻力都是並存的。越是作出成績，越有可能冒出莫名的誣告、損毀乃至指控，精神脆弱的人或許會被壓垮。但，假如毫無挫折，也難以成才。
不過，春風畢竟吹來了，“內控分子”的帽子一下子被吹掉了。沒有多久，恰逢換屆，原來的局長由於年齡因素退居二線，他特意推薦許廷高當接班人。
剛剛接上班，事情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許廷高接到一紙調令，讓他去離開家鄉鍾州，去五十公裏以外的穀安市當規建局長。用組織部領導的話說，幹部異地交流，更有利於工作。許廷高無法弄清深層次的原因，也顧不上去弄清，一天也不拖拉地去報到了。
領導幹部手裏確實握著不小的權利，往往能左右一個或一群人的命運。然而他們也總是感慨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應酬忙碌，身不由己的言辭表達，身不由己的升降沉浮。
就這樣，許廷高在緊張忙碌中過去了好幾年。個中的酸甜苦辣，隻有他自己才能體味。
回想起來，許廷高當規劃局長最大的功績，是將黿湖畔的五平方公裏土地，規劃成了工業小區，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七通一平”。外資企業對這裏的環境很滿意，各方麵的服務也很到位，便紛至遝來——其中包括林光祖的瑞晶公司。這對於迅速提升穀安市的經濟總量，產生了根本的作用。
但，許廷高畢竟是冷靜的。所有的成績都歸功於穀安的主要領導，沒有他們的決策，許廷高縱然像孫悟空似的，拔一把毫毛都能變成小猴子，也難以舒展本領。何況，講到底是大氣候好了。黨中央改革開放的決策，太英明了。
當時，外界也有很多風言風語，說許廷高經常跟不少台灣商人混在一起，難怪以前他要被“內控”。與他親近的朋友好心地勸他，那些台灣人鬼精得很，口袋裏都藏著某些太平洋群島小國的護照，什麽斐濟、薩摩亞、基裏巴斯，有些國家名字聽都沒有聽到過，一看苗頭不對，就能哧地溜走，誰也管不著。可你怎麽辦？
這些輿論傳到許廷高的耳朵裏，他無聲地笑笑，不置可否。
在潛意識裏，對“台灣”兩個字確實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忌諱，他想躲避，卻躲避不了。偏偏還要笑臉相迎，熱情地幫助台灣商人選址，做各種各樣的服務，哪怕他們提出某些令人無奈的要求，例如考慮到風水地理，堅持要政府出錢，將直行的小河改成彎道，把廠門開在不該開的地方，旁邊做一個奇形怪狀的蓄水池等等……
為了不影響招商引資，許廷高始終堅守一條，自身必須清白。凡是涉及政府利益，原則永遠保持得很好。
黿湖畔有一片飛地，位於城郊鎮，卻由黿湖鎮的農民種植，四麵環水，交通很不便利，田間管理也很麻煩。幾年前，一個台灣商人看中它，反複去看了幾次，說要開發湖畔度假村。後來才知道，那個台巴子的祖父曾經是這片土地的地主，1948年他去了台灣，土改時這片土地被沒收，臨終前仍念念不忘。
許廷高仔細了解原委，與幾個部門再三商量，決定不批準這個項目。前幾年，招商高於一切，撿到籃子裏的都是菜。現在卻不同了，必須挑挑揀揀，不該接受的，就堅決不接受。他認為，商業投資是商業投資，政治原則是政治原則，兩者扯在一起，難免會惹出什麽麻煩來。難怪一些招商幹部說，台巴子很難弄，盡管他們也提供不可小覷的稅源，讓不少人有就業機會，但無論如何比不上歐美企業規範。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穀安縣在遍布全國的“造城”熱潮中，順利地升格成了穀安市，還專門開辟了一個高新技術開發區。城裏城外熱火朝天，到處都在搞基本建設。上級更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要求縣市班子中必須配備一定數量的大學畢業生。
許廷高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會脫穎而出，被推舉為副市長，分管城市規劃建設。
他感覺到了肩膀上的擔子，也感覺到了權力的分量。他告訴自己千萬不要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以前在大學裏學的東西，早已不敷所用，便設法爭取了十幾個上海同濟大學建築係進修的名額，帶頭去充電。年紀老大不小了，像一個毛頭小夥子一樣坐在教室裏讀書，端著盆子在食堂裏排隊，睡集體宿舍硬板床，頗有些不習慣。然而，他終究適應了，也確實學到了許多東西。
再回過頭來看看這些年做的事，才發覺規劃始終滯後於建設，在實施過程中，也往往由於人為因素而輕易改變。比如黿湖沿岸的工業小區，曾經得到了多少領導的表揚，迎來了多少參觀者啊！然而，僅僅十年，規劃上的失誤就暴露無遺。尤其是土地批租，常常跟著項目走，一個批件，就能將原有的規劃打破。這，恐怕還不能用“形勢發展得太快”作為理由來解釋……
當初認為做得很漂亮的事，後來卻證明是拙劣的；當初並不叫好的事，後來卻被稱為有獨創精神。對錯綜複雜的時局作出正確判斷，實在需要經驗和高智商。
此刻，在林光祖的項目麵前，他也發覺，光謹慎從事已遠遠不夠。看來應該找人谘詢一下。
唯恐忘了，他在筆記本上寫了一行字：“西樵山遺址——土地批租”，旁邊重重地畫了一個問號。
穀安市有一條規定，所有領導幹部，不論正副職，手機二十四小時都不準關機。哪怕是淩晨一二點鍾接到電話，該辦的事情也要立刻辦好。誰的電話打不通，唯誰是問。
打完電話，他從飲水機裏接了一杯水，讓紛雜的心緒安寧下來。
不知怎麽，從與台商林光祖的糾糾葛葛，他想起了自己這些年經曆的許多往事。
許廷高出生於鍾州縣的一個普通市民家庭。父親很早就因肺病故世，母親用日夜踩縫紉機賺來的錢，含辛茹苦地供他讀書。所以，他深知任何一點成果都來之不易。高中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省城的建築學院，攻讀規劃設計專業，在學校裏就入了黨。憑他的條件，畢業以後完全有可能留校任教，但他考慮到母親年事已高，身邊不能沒有人照顧，果斷地要求回家鄉工作。
家鄉鍾州是一個農業縣，很小，也窮，靠稻杆子過日子，多年來發展遲緩，幾乎談不上什麽城市建設。他被派到縣建築公司當技術員，畫畫圖紙，打打雜。如果工地上人手緊缺，甚至還會去搬磚頭，遞泥桶。就這樣幹了四五年，才被調到建築設計室，做一些跟專業有關的事情。
與他同時分配到縣城的大學生，幾乎都進了政府機關。但，每當機會女神青睞，莫名的幹擾也伴隨而至。在大學入黨前，他曾向黨組織坦誠地報告社會關係，說有一個叔叔至今仍在台灣，盡管沒有任何聯係。這樣的事，是絕對不能隱瞞的。為此，他被黨組織多考驗了幾個月。好在他勤奮學習，又熱心公益活動，各方麵評價都不錯，入黨問題最終還是解決了。然而，許廷高的頭腦太單純了，根本不懂得那個台灣的叔叔，始終是政治前途的極大障礙，哪怕他從入黨的第一天起，一直對黨組織保持絕對的忠誠，始終沒有動搖過。
時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保守的鍾州縣城，終於也感覺到改革開放的熱風從南方吹來了。領導們都想放開手腳，組織人馬大幹一番，像他這樣有專業知識的大學生頓時顯得很緊缺。然而，許廷高依然遲遲不被重用。原因說簡單也不簡單，他有複雜的社會關係，被定為“內控分子”。允許他幹事，卻不能幹大事。許廷高再木知木覺，也不會什麽都體會不到，這讓他心情很鬱悶。
更讓他鬱悶的，是六十六歲的母親，在本該享清福的年齡，突然發現患了乳房癌，而且已經是晚期。許廷高想盡一切辦法給她醫治，都無法奏效。給母親辦完喪事，許廷高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痛哭了一場，心裏愈加覺得難言的空虛。
是的，他的社會關係很清楚，偏偏有一個叔叔在台灣！那個時候，台灣就是國民黨的代名詞，必須永遠處於敵對的立場。直到好幾年以後，許廷高才弄明白，他的叔叔跟國民黨根本不是一碼事。解放前，叔叔因為失業，急於尋找飯碗，經人介紹，考進了國民黨軍隊辦在南京的一所汽車學校，當了一個小小的駕駛兵。誰知道，幾個月後，因為解放軍勢如破竹，直向南京逼近，根本就沒弄清楚什麽，他就跟隨潰退的國民黨軍隊上了輪船，駛往台灣島——這是1949年，也就是台商們常常說的民國38年的事。從此以後，叔叔與大陸的家人天各一方，音訊不通。直到今天仍然不知是死是活。
許廷高從來沒見過在台灣的叔叔，隻聽父親講起，他們兄弟幾個常常一起瘋玩，有一次去湖裏遊泳，要不是叔叔水性好，一把抓住他的頭發，才沒有淹死。叔叔吃了幾口鼻酸，嗆得眼淚都流了出來。除此以外，父親再也不提有關叔叔的片言隻語。特別是在文革烽煙四起，人人自危時，更是噤若寒蟬。
在他心目中的叔叔，隻是一個極其的模糊印象，說不上好還是壞，然而在冥冥之中左右著他的命運，難以擺脫，讓他心裏常常有些怨恨，卻又無可奈何。
無論如何，許廷高可不能因為是“內控分子”而不做自己能夠做的事。顯然是從母親那裏繼承的秉賦，他兢兢業業，勤懇踏實，什麽事情到他手裏，沒有完不成的。即使連續幾天加班加點，也不會有任何怨言。加上是科班出身，專業水平也比一般人高。
終於，他脫穎而出，被調到規劃建設局，先是當科員，副科長，科長，隨即升任副局長。
許廷高知道自己的崗位來之不易，所以格外珍惜。
記得有一次，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找上門來，自我介紹說是台灣的退伍老兵。因為穀安很適合居住，便拿出多年的積蓄，前來購買了一套住房。他覺得在這兒安度晚年，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再也不想回台灣去了。他誠懇地說：
“我孤身一人，沒有妻小，沒有實業，也沒有牽掛，住在穀安感到心情非常舒暢。唯一的缺憾，就是過三個月就要去公安局，在台胞證上簽章一次。我在大陸居住滿一年時間，就必須回台灣一次，否則不給我簽章。我年紀大了，不像年輕人那麽精力充沛，跑一趟公安局已經感到累了，回一次台灣更是感到疲勞……”
許廷高替他與公安局聯係，希望能夠減少簽章的次數，能否允許他不回台灣去，長期定居在穀安？
公安局的答複很婉轉，說這樣做是上級部門規定的，誰也無權更改。事實上，這也是海峽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決定的。相信老人能夠理解這一點。不過，老人居住在穀安，我們會提供各種方便，並保證他的安全。
得到這樣的答複，盡管有些遺憾，但老人的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神色，顯然他是有思想準備的。
是的，如今不管你是什麽民族、什麽職業、什麽政治信仰，隻要不觸犯法律，就可以在穀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誰也不會來幹涉你。親商、安商、富商，讓新穀安人享受同等的權益，這是穀安市政府的承諾。確實，很多外地人來到這裏，仿佛在家裏一樣，深感自由自在。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有不少大學畢業生，如候鳥似地飛來，成為外企白領。他們說，在這裏更能選準人生的坐標，實現自我價值。
開放，並非抽象的概念。構築起一個舞台，讓願意前來的人們舒展自己的才華，盡情表演，這就是開放。將人拒之千裏之外，從來不是穀安人的性格。
在別人眼裏，許廷高這些年可謂一帆風順。然而隻有他自己才明白，能踏上仕途，並且頗有政聲，不僅靠出眾的才華和非同一般的勤奮，更靠不為別人所知的承受力。每一個崗位，動力與阻力都是並存的。越是作出成績，越有可能冒出莫名的誣告、損毀乃至指控，精神脆弱的人或許會被壓垮。但，假如毫無挫折，也難以成才。
不過，春風畢竟吹來了，“內控分子”的帽子一下子被吹掉了。沒有多久，恰逢換屆，原來的局長由於年齡因素退居二線，他特意推薦許廷高當接班人。
剛剛接上班，事情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許廷高接到一紙調令，讓他去離開家鄉鍾州，去五十公裏以外的穀安市當規建局長。用組織部領導的話說，幹部異地交流，更有利於工作。許廷高無法弄清深層次的原因，也顧不上去弄清，一天也不拖拉地去報到了。
領導幹部手裏確實握著不小的權利，往往能左右一個或一群人的命運。然而他們也總是感慨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應酬忙碌，身不由己的言辭表達，身不由己的升降沉浮。
就這樣，許廷高在緊張忙碌中過去了好幾年。個中的酸甜苦辣，隻有他自己才能體味。
回想起來，許廷高當規劃局長最大的功績，是將黿湖畔的五平方公裏土地，規劃成了工業小區，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七通一平”。外資企業對這裏的環境很滿意，各方麵的服務也很到位，便紛至遝來——其中包括林光祖的瑞晶公司。這對於迅速提升穀安市的經濟總量，產生了根本的作用。
但，許廷高畢竟是冷靜的。所有的成績都歸功於穀安的主要領導，沒有他們的決策，許廷高縱然像孫悟空似的，拔一把毫毛都能變成小猴子，也難以舒展本領。何況，講到底是大氣候好了。黨中央改革開放的決策，太英明了。
當時，外界也有很多風言風語，說許廷高經常跟不少台灣商人混在一起，難怪以前他要被“內控”。與他親近的朋友好心地勸他，那些台灣人鬼精得很，口袋裏都藏著某些太平洋群島小國的護照，什麽斐濟、薩摩亞、基裏巴斯，有些國家名字聽都沒有聽到過，一看苗頭不對，就能哧地溜走，誰也管不著。可你怎麽辦？
這些輿論傳到許廷高的耳朵裏，他無聲地笑笑，不置可否。
在潛意識裏，對“台灣”兩個字確實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忌諱，他想躲避，卻躲避不了。偏偏還要笑臉相迎，熱情地幫助台灣商人選址，做各種各樣的服務，哪怕他們提出某些令人無奈的要求，例如考慮到風水地理，堅持要政府出錢，將直行的小河改成彎道，把廠門開在不該開的地方，旁邊做一個奇形怪狀的蓄水池等等……
為了不影響招商引資，許廷高始終堅守一條，自身必須清白。凡是涉及政府利益，原則永遠保持得很好。
黿湖畔有一片飛地，位於城郊鎮，卻由黿湖鎮的農民種植，四麵環水，交通很不便利，田間管理也很麻煩。幾年前，一個台灣商人看中它，反複去看了幾次，說要開發湖畔度假村。後來才知道，那個台巴子的祖父曾經是這片土地的地主，1948年他去了台灣，土改時這片土地被沒收，臨終前仍念念不忘。
許廷高仔細了解原委，與幾個部門再三商量，決定不批準這個項目。前幾年，招商高於一切，撿到籃子裏的都是菜。現在卻不同了，必須挑挑揀揀，不該接受的，就堅決不接受。他認為，商業投資是商業投資，政治原則是政治原則，兩者扯在一起，難免會惹出什麽麻煩來。難怪一些招商幹部說，台巴子很難弄，盡管他們也提供不可小覷的稅源，讓不少人有就業機會，但無論如何比不上歐美企業規範。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穀安縣在遍布全國的“造城”熱潮中，順利地升格成了穀安市，還專門開辟了一個高新技術開發區。城裏城外熱火朝天，到處都在搞基本建設。上級更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要求縣市班子中必須配備一定數量的大學畢業生。
許廷高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會脫穎而出，被推舉為副市長，分管城市規劃建設。
他感覺到了肩膀上的擔子，也感覺到了權力的分量。他告訴自己千萬不要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以前在大學裏學的東西，早已不敷所用，便設法爭取了十幾個上海同濟大學建築係進修的名額，帶頭去充電。年紀老大不小了，像一個毛頭小夥子一樣坐在教室裏讀書，端著盆子在食堂裏排隊，睡集體宿舍硬板床，頗有些不習慣。然而，他終究適應了，也確實學到了許多東西。
再回過頭來看看這些年做的事，才發覺規劃始終滯後於建設，在實施過程中，也往往由於人為因素而輕易改變。比如黿湖沿岸的工業小區，曾經得到了多少領導的表揚，迎來了多少參觀者啊！然而，僅僅十年，規劃上的失誤就暴露無遺。尤其是土地批租，常常跟著項目走，一個批件，就能將原有的規劃打破。這，恐怕還不能用“形勢發展得太快”作為理由來解釋……
當初認為做得很漂亮的事，後來卻證明是拙劣的；當初並不叫好的事，後來卻被稱為有獨創精神。對錯綜複雜的時局作出正確判斷，實在需要經驗和高智商。
此刻，在林光祖的項目麵前，他也發覺，光謹慎從事已遠遠不夠。看來應該找人谘詢一下。
唯恐忘了，他在筆記本上寫了一行字：“西樵山遺址——土地批租”，旁邊重重地畫了一個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