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李安浦打開電腦。
他為宋翰林新近寫的博客吸引住了。
宋翰林博客的題目是《異形器上的倉頡——漢字源始的民間探索》。說是民間探索，卻顯得挺專業的。
……漢字的根伸向哪兒，它的源始何在？曆來有許多爭論。大多古文獻都說漢字是由倉頡創造的，許慎的《說文解宇》試圖作出圓通的解釋，認為伏羲作八卦“以垂憲象”，是啟發人們根據不同的事物去作不同的符號。神農氏“結繩而治”，但庶事繁多，結繩不能滿足。黃帝時代，“雙瞳四目”的奇人倉頡誕生了。他仰觀星象圓曲之勢，俯察龜紋、鳥羽、山川，乃至手掌紋路，終於造出了文字。
倉頡，黃帝時期造字的一位史官。確切地說，他隻是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性人物。《荀子?解蔽》記載：“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也說過：“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是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來由，恐怕逃不出這例子。”漢字的出現，其實並非倉頡一個人的功勞，而是由許許多多像倉頡這樣的人共同創造的。倉頡不過是文字起源的代名詞。所以，研究漢字如何起源的意義，遠遠大於是誰創造了漢字。
考古發掘，是釋疑解惑、證實曆史的一種最好方法。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動搖了《說文解字》中有關文字起源的解釋，對於“六書”理論，也提出了質疑。在江南，在太湖流域考古中，不少良渚文化遺址出士了帶有記事符號的陶器。專家們把這些符號稱之為“原始字符”。仔細分析，有些確實很接近文字。說起來，最早是在1935年，考古學家何天行在浙江良渚發現過刻有十幾個符號的黑陶盤，經過與甲骨文、金文中的符號對照、分析，發現其中七個符號在甲骨文中有同形字，三個在金文中有同形字。可惜，當時受到種種局限，沒有將研究深入下去。此後，考古中不斷發現有原始刻符的良渚文化器物。趙陵山遺址一件陶蓋上的紋飾，布局均衡，流暢細膩，意象神聖，被稱之為“源極圖”，是良渚先民思維智慧的結晶。近些年，浙江良渚博物院組織了專題研究工作，僅僅七八個月，就收集到器物五百多件，刻符六百多個。有一些刻符，一眼就可辨別出花、鳥、龍蝦、鱷魚、毛毛蟲的形狀。有一個圖案像是咬了一口的蘋果，令人聯想起了偉大的喬布斯。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民間人士也醉心於這個課題。杭州的收藏家們在熱心人士的支持下，創辦了一家遠古文化博物館，陳列的史前文物中，不僅有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石器、陶器等，還有十分罕見的異型器——從未見諸書刊、難以名狀的骨器、玉器。
異形器上也留下了倉頡的印痕，這不能不引起人們高度關注。
那些原始刻劃字符，大多由簡單的短線段、弧線，通過並列、垂直、交叉等組成不同的形狀。如果說陶符的刻劃部位，幾乎都在黑皮陶罐的沿口或罐身，而異形器上的刻符則出現在動物胛骨上、石器上，甚或出現在玉器上。有些刻符還與良渚時期最典型的人獸紋同時出現。他們發現了十幾件器物上有“台地立鳥”圖案，這種圖案隻在良渚博物院的一件玉璧上見到過。由於尚在草始階段，更多的符號一時還難以破譯，但已有一些刻符能看出人、鳥、獸的象形，辨認出水（川）字。
遠古文化博物館的創辦者們，憑借自己的藏品與研究，十分興奮地說：這是中國殷商甲骨文的祖形，中國文字的源頭在良渚文化時期！骨器上有文字，玉器上也有文字。中國印璽的曆史源頭找到了，也是在良渚文化時期！印麵既有圖紋，也有文字。
究竟是真是偽？究竟是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它們具有怎樣的學術意義？一切尚在探索之中，過早地下結論，於事無補。事實上，民間人士的研究各方麵局限頗多。但是不管怎麽樣，良渚文化異形器上的倉頡——所有關心中國文字史的人，都無法漠視這個現象。
專家們曆來認為，漢字體係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係，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符號係統。
可是，隨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理論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接受，漢字源始的課題，也迅速與良渚文化結緣。良渚文化曆史悠久，博大精深。七十多年來，考古學家們從環太湖良渚遺址中發掘出大量文物，見到了很多刻劃象形、圖騰和幾何形的符號，這些符號，對於研究良渚時期有無原始文字，良渚刻劃字符在中國文字起源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提供了無比珍貴、不可忽視的資料。
根據已經發表的良渚刻劃符號資料分析，這些符號可以分為單個符號、串連在一起構成句子的文字符號、串連在一起的圖畫符號等類型。多為陶器上的刻劃符號。最著名的，是澄湖遺址出土的貫耳黑陶罐，腹部並列刻有四個被李學勤先生釋為“巫鉞五俞”的符號。有學者認為，這四個字符，“如果自左至右讀，它們似乎記錄了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澄湖地區一個以魚為圖騰的強大的部落聯盟，曾經征服吞並了許多與之毗鄰的擅長造船的氏族這樣一個重大曆史事件；如果自右至左讀，這似乎是一個以魚為圖騰的部落曾經製造了一批玉戚的記錄。”並且認為它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原始文章”。
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黑陶貫耳壺，圈足內壁刻有多字陶符，也很是為考古學家、文字學家們看重。饒宗頤先生曾經考釋說，“乃有關古代奇肱民之記載”，並認為這“是相當成熟之文字記載，與甲骨文為同一係統，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學者懷疑，覺得有可能是當年購買這件陶器時，“為利所驅使者作偽，以抬高‘身價’”，或者是“可能屬於一種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玉器上刻劃的單個符號，主要是與陶文“炅”有關的符號，如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均刻有字符“”，即上邊為日形的圓圈，下邊為火形的符號。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號。符號下部猶如人字形似的分開，有的學者稱之為鳥紋，有的學者稱之為雲紋。
但，迄今為止，幾乎所有關於刻劃字符的報道中，都沒有涉及到異形器。也就是說，杭州的遠古文化博物館的發現尚屬個案。原因何在？有人作出了如下兩點解釋：
一是很多良渚文化遺址，與農田在同一個水平麵上。遺址本身就在農田裏，被發現了是遺址，沒有發現就是農田。而農田麵積遠遠地大於遺址麵積。許多遺址都是在意外發現後才被“搶救性”發掘的。農民往往是發現“寶貝”的第一人群。出於種種可以理解的因素，在長期的市場流轉中，許多文物被民間收藏家收藏。這個數字很難統計，可以估計高於博物館收藏。某些品類或許博物館尚不具備。
二是經過幾十年的刻苦學習、研究，民間鑒賞家的專業水平，已經不亞於專家。他們大多不是富裕的人，不想跟自己的錢“較勁”。他們的鑒賞能力是在實戰中，摸爬滾打出來的。所以他們特別用功，特別謹慎，特別注重比對，認真向高手請教，虛心汲取經驗教訓。相比而言，他們比專家們少一點陳見，少一點主觀，少一點條條框框。
正是如此，民間研究者們大膽地提出了“疑似紅山文化玉璽文字”（距今5300年——）、“良渚文化甲骨文祖型”（距今4200年——）、“昌樂骨刻文”（距今4000年——）、“殷墟甲骨文”（距今3700年——）的概念。認為這已經構成一個完整的脈絡。中國文字的萌發、形成與發展，是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
中國的文明起源一樣，是四麵八方的星星之火，匯聚成神州大地的燎原烈火。漢字的源始也是多元一體。所以，每一個有理智的學者，都必須摒棄“中原文化中心論”、“黃河中心論”，承認良渚文化字符也是漢字的重要源頭之一。
何況還有實物佐證。
應該看到，良渚時期的刻劃字符，並沒有專屬的器類以及刻劃部位，表現出相當多的隨意性。它們是先人的某些特殊的記事符號，具有標誌的作用。因而不難推測，它們出現在民間收藏家所說的“異形器”上，也是完全可能的。我們對於“異形器”的鑒別和研究，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但已經預示，“異形器”蘊藏著意想不到的秘密。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機構牽頭認證，也很少有人願意站出來表態支持。遠古文化博物館很想向某個國有博物館無償捐贈一批藏品，卻得不到回應。滿懷希望登門拜訪，不僅連一杯茶水都難以享受，藏品更是不屑一顧。顯然，這不是對人的冷漠，而是對於民間人士參與考古研究的冷漠，對於文字源始探索的冷漠。
當東方文明的曙色剛剛吐露，先人們揉揉惺忪的眼睛，走出懵懂，迎接黎明的時刻，以刻劃字符表達內心的感覺，無疑是很大的進步。他們都是“前倉頡”。一個字符或許含有不同的意思，隻有“前倉頡”，才能解釋清楚。字符的主要功能是幫助記憶，在某種特定場景下，為了引發記憶，必須由當事人作解釋。一旦脫離那個場景，或者“前倉頡”有所遺忘，這個字符就會失去何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刻劃字符號植根於文化背景關係中，隻可意會不可言傳，即便是那些有所組合的多個刻符，意義較為豐富，仍處於文字產生之前的起源階段，尚不能稱作文字。但無論如何，史誌不曾記載的“前倉頡”，功不可沒。
關於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正在極其艱難地進行。惟其難，才需要多種力量參與。在漢字源始的研究中排斥民間人士，顯然是愚蠢的。隨著考古發掘與研究的深入，隨著不同器物、不同刻劃字符的發現和釋讀，解決漢字源始問題的陽光，終究會穿透雲翳。
李安浦讀過宋翰林的博客，又把它收藏了。也許過一些時候讀，還會有新的理解。與此同時，他聯想起了宋翰林這個人，是收藏家、鑒定家，還是學者、研究員？似乎什麽都是，卻又什麽都不是。他的興趣很廣泛，每個領域都能說幾句，甚至都想把手伸進去。不過，從字裏行間不難看出，宋翰林似乎在發牢騷，為了他和他的朋友們創辦的遠古文化博物館，並沒有受到很高的重視。他把自己擺在民間人士的位置上。退休了，或許應該算民間人士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們想給一家國有博物館捐贈文物，竟然不受待見。
這究竟是為了什麽呢？
難道在許多人眼裏，宋翰林早已不算權威？或者，他們所研究的課題，在專業人士看來，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李安浦想來想去不明白，隻好把疑團丟在了一邊。心想，“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須待七年期”，慢慢來吧。
他為宋翰林新近寫的博客吸引住了。
宋翰林博客的題目是《異形器上的倉頡——漢字源始的民間探索》。說是民間探索，卻顯得挺專業的。
……漢字的根伸向哪兒，它的源始何在？曆來有許多爭論。大多古文獻都說漢字是由倉頡創造的，許慎的《說文解宇》試圖作出圓通的解釋，認為伏羲作八卦“以垂憲象”，是啟發人們根據不同的事物去作不同的符號。神農氏“結繩而治”，但庶事繁多，結繩不能滿足。黃帝時代，“雙瞳四目”的奇人倉頡誕生了。他仰觀星象圓曲之勢，俯察龜紋、鳥羽、山川，乃至手掌紋路，終於造出了文字。
倉頡，黃帝時期造字的一位史官。確切地說，他隻是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性人物。《荀子?解蔽》記載：“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也說過：“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是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來由，恐怕逃不出這例子。”漢字的出現，其實並非倉頡一個人的功勞，而是由許許多多像倉頡這樣的人共同創造的。倉頡不過是文字起源的代名詞。所以，研究漢字如何起源的意義，遠遠大於是誰創造了漢字。
考古發掘，是釋疑解惑、證實曆史的一種最好方法。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動搖了《說文解字》中有關文字起源的解釋，對於“六書”理論，也提出了質疑。在江南，在太湖流域考古中，不少良渚文化遺址出士了帶有記事符號的陶器。專家們把這些符號稱之為“原始字符”。仔細分析，有些確實很接近文字。說起來，最早是在1935年，考古學家何天行在浙江良渚發現過刻有十幾個符號的黑陶盤，經過與甲骨文、金文中的符號對照、分析，發現其中七個符號在甲骨文中有同形字，三個在金文中有同形字。可惜，當時受到種種局限，沒有將研究深入下去。此後，考古中不斷發現有原始刻符的良渚文化器物。趙陵山遺址一件陶蓋上的紋飾，布局均衡，流暢細膩，意象神聖，被稱之為“源極圖”，是良渚先民思維智慧的結晶。近些年，浙江良渚博物院組織了專題研究工作，僅僅七八個月，就收集到器物五百多件，刻符六百多個。有一些刻符，一眼就可辨別出花、鳥、龍蝦、鱷魚、毛毛蟲的形狀。有一個圖案像是咬了一口的蘋果，令人聯想起了偉大的喬布斯。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民間人士也醉心於這個課題。杭州的收藏家們在熱心人士的支持下，創辦了一家遠古文化博物館，陳列的史前文物中，不僅有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石器、陶器等，還有十分罕見的異型器——從未見諸書刊、難以名狀的骨器、玉器。
異形器上也留下了倉頡的印痕，這不能不引起人們高度關注。
那些原始刻劃字符，大多由簡單的短線段、弧線，通過並列、垂直、交叉等組成不同的形狀。如果說陶符的刻劃部位，幾乎都在黑皮陶罐的沿口或罐身，而異形器上的刻符則出現在動物胛骨上、石器上，甚或出現在玉器上。有些刻符還與良渚時期最典型的人獸紋同時出現。他們發現了十幾件器物上有“台地立鳥”圖案，這種圖案隻在良渚博物院的一件玉璧上見到過。由於尚在草始階段，更多的符號一時還難以破譯，但已有一些刻符能看出人、鳥、獸的象形，辨認出水（川）字。
遠古文化博物館的創辦者們，憑借自己的藏品與研究，十分興奮地說：這是中國殷商甲骨文的祖形，中國文字的源頭在良渚文化時期！骨器上有文字，玉器上也有文字。中國印璽的曆史源頭找到了，也是在良渚文化時期！印麵既有圖紋，也有文字。
究竟是真是偽？究竟是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它們具有怎樣的學術意義？一切尚在探索之中，過早地下結論，於事無補。事實上，民間人士的研究各方麵局限頗多。但是不管怎麽樣，良渚文化異形器上的倉頡——所有關心中國文字史的人，都無法漠視這個現象。
專家們曆來認為，漢字體係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區。漢字是獨立起源的一種文字體係，不依存於任何一種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單一的，經過了多元的、長期的磨合，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符號係統。
可是，隨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理論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接受，漢字源始的課題，也迅速與良渚文化結緣。良渚文化曆史悠久，博大精深。七十多年來，考古學家們從環太湖良渚遺址中發掘出大量文物，見到了很多刻劃象形、圖騰和幾何形的符號，這些符號，對於研究良渚時期有無原始文字，良渚刻劃字符在中國文字起源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提供了無比珍貴、不可忽視的資料。
根據已經發表的良渚刻劃符號資料分析，這些符號可以分為單個符號、串連在一起構成句子的文字符號、串連在一起的圖畫符號等類型。多為陶器上的刻劃符號。最著名的，是澄湖遺址出土的貫耳黑陶罐，腹部並列刻有四個被李學勤先生釋為“巫鉞五俞”的符號。有學者認為，這四個字符，“如果自左至右讀，它們似乎記錄了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澄湖地區一個以魚為圖騰的強大的部落聯盟，曾經征服吞並了許多與之毗鄰的擅長造船的氏族這樣一個重大曆史事件；如果自右至左讀，這似乎是一個以魚為圖騰的部落曾經製造了一批玉戚的記錄。”並且認為它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原始文章”。
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黑陶貫耳壺，圈足內壁刻有多字陶符，也很是為考古學家、文字學家們看重。饒宗頤先生曾經考釋說，“乃有關古代奇肱民之記載”，並認為這“是相當成熟之文字記載，與甲骨文為同一係統，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學者懷疑，覺得有可能是當年購買這件陶器時，“為利所驅使者作偽，以抬高‘身價’”，或者是“可能屬於一種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玉器上刻劃的單個符號，主要是與陶文“炅”有關的符號，如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均刻有字符“”，即上邊為日形的圓圈，下邊為火形的符號。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號。符號下部猶如人字形似的分開，有的學者稱之為鳥紋，有的學者稱之為雲紋。
但，迄今為止，幾乎所有關於刻劃字符的報道中，都沒有涉及到異形器。也就是說，杭州的遠古文化博物館的發現尚屬個案。原因何在？有人作出了如下兩點解釋：
一是很多良渚文化遺址，與農田在同一個水平麵上。遺址本身就在農田裏，被發現了是遺址，沒有發現就是農田。而農田麵積遠遠地大於遺址麵積。許多遺址都是在意外發現後才被“搶救性”發掘的。農民往往是發現“寶貝”的第一人群。出於種種可以理解的因素，在長期的市場流轉中，許多文物被民間收藏家收藏。這個數字很難統計，可以估計高於博物館收藏。某些品類或許博物館尚不具備。
二是經過幾十年的刻苦學習、研究，民間鑒賞家的專業水平，已經不亞於專家。他們大多不是富裕的人，不想跟自己的錢“較勁”。他們的鑒賞能力是在實戰中，摸爬滾打出來的。所以他們特別用功，特別謹慎，特別注重比對，認真向高手請教，虛心汲取經驗教訓。相比而言，他們比專家們少一點陳見，少一點主觀，少一點條條框框。
正是如此，民間研究者們大膽地提出了“疑似紅山文化玉璽文字”（距今5300年——）、“良渚文化甲骨文祖型”（距今4200年——）、“昌樂骨刻文”（距今4000年——）、“殷墟甲骨文”（距今3700年——）的概念。認為這已經構成一個完整的脈絡。中國文字的萌發、形成與發展，是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
中國的文明起源一樣，是四麵八方的星星之火，匯聚成神州大地的燎原烈火。漢字的源始也是多元一體。所以，每一個有理智的學者，都必須摒棄“中原文化中心論”、“黃河中心論”，承認良渚文化字符也是漢字的重要源頭之一。
何況還有實物佐證。
應該看到，良渚時期的刻劃字符，並沒有專屬的器類以及刻劃部位，表現出相當多的隨意性。它們是先人的某些特殊的記事符號，具有標誌的作用。因而不難推測，它們出現在民間收藏家所說的“異形器”上，也是完全可能的。我們對於“異形器”的鑒別和研究，還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但已經預示，“異形器”蘊藏著意想不到的秘密。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機構牽頭認證，也很少有人願意站出來表態支持。遠古文化博物館很想向某個國有博物館無償捐贈一批藏品，卻得不到回應。滿懷希望登門拜訪，不僅連一杯茶水都難以享受，藏品更是不屑一顧。顯然，這不是對人的冷漠，而是對於民間人士參與考古研究的冷漠，對於文字源始探索的冷漠。
當東方文明的曙色剛剛吐露，先人們揉揉惺忪的眼睛，走出懵懂，迎接黎明的時刻，以刻劃字符表達內心的感覺，無疑是很大的進步。他們都是“前倉頡”。一個字符或許含有不同的意思，隻有“前倉頡”，才能解釋清楚。字符的主要功能是幫助記憶，在某種特定場景下，為了引發記憶，必須由當事人作解釋。一旦脫離那個場景，或者“前倉頡”有所遺忘，這個字符就會失去何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刻劃字符號植根於文化背景關係中，隻可意會不可言傳，即便是那些有所組合的多個刻符，意義較為豐富，仍處於文字產生之前的起源階段，尚不能稱作文字。但無論如何，史誌不曾記載的“前倉頡”，功不可沒。
關於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正在極其艱難地進行。惟其難，才需要多種力量參與。在漢字源始的研究中排斥民間人士，顯然是愚蠢的。隨著考古發掘與研究的深入，隨著不同器物、不同刻劃字符的發現和釋讀，解決漢字源始問題的陽光，終究會穿透雲翳。
李安浦讀過宋翰林的博客，又把它收藏了。也許過一些時候讀，還會有新的理解。與此同時，他聯想起了宋翰林這個人，是收藏家、鑒定家，還是學者、研究員？似乎什麽都是，卻又什麽都不是。他的興趣很廣泛，每個領域都能說幾句，甚至都想把手伸進去。不過，從字裏行間不難看出，宋翰林似乎在發牢騷，為了他和他的朋友們創辦的遠古文化博物館，並沒有受到很高的重視。他把自己擺在民間人士的位置上。退休了，或許應該算民間人士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們想給一家國有博物館捐贈文物，竟然不受待見。
這究竟是為了什麽呢？
難道在許多人眼裏，宋翰林早已不算權威？或者，他們所研究的課題，在專業人士看來，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李安浦想來想去不明白，隻好把疑團丟在了一邊。心想，“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須待七年期”，慢慢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