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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丁說，是非標準是人判別事物的一個基本標準，有“大”“小”之分。
“大”，通常是社會極力倡導的做人的底線，是共性的，靠長期的培養累積形成，一旦形成，除非遇有過於強大的外力，不會輕易改變，一旦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問題，常常能夠誘發社會的動蕩，所以盡管這個過程是緩慢的，卻是不容忽視的。
“小”，則是相對的，相對性表現在“小”總是在“大”的原則指導下無限地接近於“大”，也就是說，“大”是靠“小”來貫徹的，而且在貫徹上存有彈性，彈性的大小取決於個體。
正因為是非標準的“大”“小”之分，才有了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差別，依據自然是由於個體差異而形成的堅持是非標準的堅決性。
我猜想，大人物必定是因為具備某種能夠提高而且能夠轉化為堅忍不拔的自我控製力的學識的潛質才讓自己成為萬眾注目領袖群倫的大人物。
由於自我控製力的存在和層次性，決定了大人物的層次性，不同層次的控製力便有不同層次的大人物，盡管也存在著具有極強控製力的大人物暫時不居於大人物層次的個別，這種個別稱之為潛龍，正所謂“有朝一日，飛龍在天”，實在飛不起來的隻能算悲劇或根本算不得龍了。
而對於小人物來說，是非標準隻能具體地表現為壯誌難酬的強烈地騷動與不安與落魄，雖或默默地獨自承受或毫無節製地盲目反抗，生命卻猶如夾縫中的小草艱難而又無奈。
我們都是小人物，完全沒有必要過多地去關注大人物而忽視了自己。所以，我的任務就是帶兄弟們一起去感受這種騷動。
兄弟們必定已從前麵的講述中了解到，我是個隻顧忙於工作而別無他顧的人。其實，從書記調走那天起，我的處境已經開始變得不妙了，隻不過被我忽視了而已，其時機敏的人早已在靜觀其變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原是應該感受得到的，他幾乎參加了所有部門為他舉行的慶功宴而唯獨拒絕了我，而且一本正經地訓斥了我。
那一天，從不吃機關夥房的他偏偏到食堂就餐，盡管食堂特地為他燒了四樣小菜，卻畢竟吃在食堂。這絕對是一種姿態，我直到現在才領悟到，當領導向你故作姿態時，說明隔閡已經產生了，離穿小鞋為期不遠了。
但我當時無論如何也不會如此去想，反以為領導必定是因為怕給我添麻煩才拒絕的，因為我當時凡是組織如此場合都是自掏腰包由老婆去做的，我自信老婆的廚藝，甚至連領導嫌棄的念頭都沒有動過，暗暗地便誇書記重感情，頗有點兒感恩的意思，唯一能報答知遇之恩的便以為必要不惜一切做好工作。
直至稀裏糊塗地調入農技站，我仍沒有徹底悔悟，堅信領導關於“工作需要，提拔重用”的說法，並且努力地去找一些理由來說服自己。
事實上，“工作需要”常常是領導的一種托辭，而“提拔重用”更多的則是一門高超的語言藝術。
人是極其古怪的動物，隻要具備了特定環境，便容易形成“自己如此別人必定如此”的多疑性格，連我常自掏腰包請客的事兒，人家也是萬不肯信的，認為我必定是揩了集體的油，因此表現得極為不屑。
——關於我調農技站，不少的好心朋友為此憤憤不平，勸我盡快想方設法調離以圖發展。
他們所說的想方設法自然是指前任老書記，他們知道老書記最欣賞我，盡管我們之間隻有工作關係並無人們想象中的那種利益關係存在，但畢竟被他們認作了關係。
事實上，關係除了“親”的那種，多是在相互交往中建立起來的，隻不過建立的方式不同，不少人認為隻有那種建立了物質利益關係的關係才真正算得上關係，而我卻認為隻有排出了物質利益的關係才能稱得上關係，因為那叫感情，才是真正無價的，至少當時我是這樣認為的。
基於這樣的觀點，這些詞義含糊卻用意明確的勸告並沒有引起我的足夠重視，在我看來，隻要能夠開創工作上的新局麵，便會贏得足夠的尊重，正如老書記所說的“有作為才能有地位”，因此便隻管一門心思地去工作。
值得欣慰的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工作果然便有了起色，書記大會小會上的表揚更是讓我欣喜不已幹勁十足，很快便把那些好心的勸告完全拋諸了腦後。
朋友們又勸我，說農技站是個火藥桶，沒人敢引爆，你的工作成績越大，得罪的人就越多，越是趁了某個人當然是指書記的願。
其實，這也是一種誤解，工作不一定要得罪人，更何況如果不得罪壞人又怎麽去認識好人呢？豈不是要良莠不分？
朋友辯解道，什麽是好人什麽是壞人呢？原本就是無法區分的，他們的臉上又沒有寫著字，難道那些形貌醜陋不堪的便一定是壞人嗎？是，現在那些留著光頭染著彩發的小青年被認為是混子，而且他們也把這種形象當成混子的標誌去這樣做，難道他們便甘願這樣而不是屈於某種壓力故意做出如此姿態以追求一種狐假虎威的效果嗎？他們便一定都是從骨子裏往外透著壞水的壞人嗎？
一連串地詰問之後，朋友歎息道，果真如此的話，倒真的不如去得罪壞人，壞人畢竟可以真刀真槍地幹一場，頭破血流一番，再一起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一笑泯恩仇豈不痛快？！官場卻不這樣，冷不丁便會給你一槍一刀，血流滿地，往往卻找不出傷口在哪兒。難道這便是******素質？朋友嘴裏帶了髒話，繼續感歎道，是啊，這就是素質。
朋友的苦苦勸告並沒有讓我因此而改變觀點，我是一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人，仍頑固地堅持，工作沒有好歹之說，隻要能夠讓自己能力得到充分發揮的工作，便是最好的工作，至少領導不會如此不堪。
許是朋友戴了茶色眼睛，事實並非如朋友所說那樣不堪，應該說，我那一段的工作同樣是繁忙愉快而又充滿成就感的，看得出來，書記對我的好感日增，他甚至又可以跟我坐到同一張桌上吃飯。
那時候，我對領導是最崇拜的，領導終究有領導水平，絕不會跟一般人那樣小肚雞腸，能夠跟領導坐到同一張桌上吃飯，盡管總要不停地忙著照顧領導唯恐不周，還是讓我感到了莫大的榮幸，幸福感常常會持續好長一段時間，難怪自尊心高貴的人會那麽喜歡回憶與領導在一起的時光。
但人常常會有意外，此後的意外徹底改變了這種良好的局麵。當然，也有人說，書記壓根兒就沒有改變過對我的印象，我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始終認為，完全是因為我沒有把握好自己才造成的，事實上，我確是情非得已的。
就在我調農技站那年，恰逢鎮級領導班子換屆選舉，曾竭力勸過我的那位朋友神秘地告訴我，說大家想選你做鎮領導。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按照曆次鎮級換屆選舉的經驗，縣裏鎮裏都在力保選舉意圖的實現，從未出現過差錯，因此我權作一次玩笑。
隨後的黨代會上，連差額都不是的我居然得到了二十票，與候選人當選差了六十票。
我知道是朋友搗鬼，如果不是他的話，我絕對會以為有人在故意出我的洋相，因為即使要搗鬼，黨代會也是無法操作的——參加黨代會的都是黨員，黨紀不容忽視，每次黨代會前，黨委書記都要在由黨委絕對信得過的黨員擔任的代表團長會議上三令五申，而且代表團長們多是按照團長所在轄區來安排的，不僅在代表中享有絕對的威信，並且具有較強的組織協調和鼓動能力，自不會讓選舉跑了題。
盡管如此，書記還是衝我笑了，鎮裏的人都知道，書記或許為了自己的威嚴是從來不笑的，隻要他衝誰笑，便必定會有事。因為我不是代表，所以最初並不知情，反以為書記在向我示好。他說，想當官告訴一聲，沒有必要去做一些小動作。
他的話讓我一頭霧水，反反複複地掂量了一下午，也沒能嚼出其中的滋味。直到晚上，人們拿我的選票搞笑，我才明白了個大概，難怪書記要我到人代會上試吧試吧，我一下子便讀出了他那滿臉堆笑中的令人恐懼的不屑與譏笑。
我徑直去找朋友，大發雷霆，沒想到朋友居然不以為意，毫無正經地說，試吧試吧就試吧試吧。
他正在喝酒，酒已有了五成，未及我發完火，便非要逼著我入席，他總是這樣讓我無可奈何。——他的酒，我是不敢奉陪的，量奇大，有癮，一天三頓必喝，他曾經自我解嘲說，一頓不喝，渾身便如同遭了蟲災，咬得渾身不自在。
他喝酒方式極不文明，逼人酒，“一二三三二一”就是六杯，倘若碰上對手，便會梁山好漢似地換大碗，人們送他外號“大一碗”。
為了進一步說明他的酒，不妨再提一下另一個與他有關的故事，據說他兒子剛結婚那會兒，老婆勸他少喝免得被兒媳笑話，他果真便有一頓沒喝，到第二頓便已不可忍受了，又不能跟老婆鬧僵，吃飯的時候，趁老婆不注意，一杯酒便全部倒入了他慣常使用的大水杯內，待老婆轉身端飯時，兩口就把酒幹掉了。兒子結婚不到一周的時間，他便因酒的問題把兒子分了出去，惹來了不少的非議，盡管對於兒子兒媳的孝順，他是滿意的、自豪的，關係也非常融洽。
千不該萬不該的，是他不該玩笑時漏了嘴，自己把這一段說了出來，外號由此而起。他不以為意，吹噓地說，喝酒拚的是身體，量不大的人，必定身體有病。
據此，我常常懷疑他患有酒精依賴症，也就是說慢性酒精中毒，他的身體居然查不出任何毛病，反比那些量不大卻因酒而傷心傷肺的人要強健得多，這也算是一個奇跡吧。
人是應該相信緣分的，他逼酒，卻從不對我，原因是他那年為了兒子結婚買了席夢思床墊邀我去看，自然要喝酒，喝酒的人總會給自己找理由，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喝酒，自覺酒量的我居然喝了個人仰馬翻，全部吐在了他的新床墊上。
為此，我深為愧疚，而他卻毫不在意，反倒為我扯心裂肺的嘔吐而不好意思，每當談及我吐酒的樣子，他便一臉的恐怖，他說他從不吐酒，吐酒的人不宜飲酒，沒有比自己身體更重要的友誼，說喝酒如喝情純******胡扯蛋。從此，我們成了莫逆。
那天，他把我喝趴下了。他酒後從不糊塗，思路反常地清晰，從他的身上，我才真正打消了長期對“李白鬥酒詩百篇”的疑惑；而我，酒後就是一個糊塗蛋，滿臉赤色，渾身奇癢難當，除非喝睡過去，便會失了自製力，必要胡言亂語一通，事後又記不起到底說了些什麽。這是他最看不中我的地方，也是他從不逼我喝酒的原因。
但那天，他勸我，胡言亂語便胡言亂語吧，人是必須要給自己找平衡的，發泄一通總比悶到心裏好。
原是趕來問罪的我，居然聽了他，一會兒便已迷糊起來，至於自己到底說了些什麽，一句也記不起了，隻記得他不停地嘮叨，人是當逆向思考的，有人投票便說明有人信得過，不見得就是壞事。
第二天，我便病了，整整一周沒能起床。與此同時，按照既定的日程，黨代會結束之後，人代會如期舉行了。
人代會不同於黨代會，因為人大代表結構上的要求，不僅比黨代會更難把握，而且必須公開計票，當場公布選舉結果，所以也更容易出問題。
怕出問題，偏偏要出問題，我居然獲得了比得票最末一位當選的副鎮長僅僅少一票的選票，如果不是這場不該得或者得的不是時候的病，後果當真難以預料了。
這麽一次瀏河鎮有史以來最大的無組織事件，很難有人會相信其中的當事人竟然毫不知情，直至事件發生之後才了解事實的真相。
信息是“大一碗”傳來的，他也是在會議之後遍尋我不見得知了我生病才來探望我的，我們之間雖有年齡上二十多歲的差距，卻是心心相通，時間稍長一點兒不相見，彼此間就要相互探望，至少也要打一次電話，可以稱得上忘年交。
肯定有人會認為，必定是他幫我做了手腳，天地良心，絕無此事，我們連麵也沒有碰過。
他確幫我做過手腳，因此見麵時，他一臉地愧疚，連呼“對不起”“沒有料到”，直到從不拖泥帶水的他一連串的道歉結束之後，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或許書記認為我的威信在這一年間已基本上消耗殆盡，這次選舉的候選人差額居然安排了我。
候選人差額簡稱差額，盡管在正式會議上絕不能明確指出，但多數代表都能從組織安排的實職上辨得出來，為了防止一些新代表不了解其中的關竅，黨委也會通過一些其他的途徑讓他們徹底搞懂。
所謂“關竅”，即差額是不能當選的，隻有這樣才能真算人代會的成功。
黨代會的結果讓書記大吃一驚，他必定戰戰栗一身冷汗，自作主張地把我從已於正式選舉前一天公布的候選人名單中剔了出去，待選票發下來代表們才了解到，差額已換成了一位長年病休在家臨近退休的老者。
他的行為無異於弄巧成拙，惹起了不少代表的反感，“大一碗”便從中替我煽風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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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者要掌握信息，永遠比普通人容易得多，因為永遠都不會缺企圖靠向當權者兜售信息而獲得信任乃至器重的人，如果這些信息能夠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其實也算不得壞事，當權者因為職責無疑比普通人更需要信息。然而，這些信息往往攙雜一些個人猜想甚至捏造的成分，因為隻有這樣的信息才往往是能夠吸引人注意力的信息。
說到這裏，不得不提一下鎮裏的秘書：他原是臨時工，鎮裏的“交通”，也就是負責鎮裏“兩辦”衛生等雜務的那位。凡“交通”都多少有點兒門道，且不說足以讓他們到鎮裏幹的社會關係，僅為人處世這一點兒便是一門學問。“交通”無疑是伺候鎮裏頭頭的，所以並不好幹，前麵的幾位都沒有幹好，偏有這位獨好。其中的原因不足以與外人道，現實是盡管他並不被多數人看好，卻獨得書記青睞，幹了不到一年，便轉正提了秘書。前麵政治家曾提及，秘書就是領導的貼身小棉襖，據說他連為書記洗短褲的事都做。
估計書記很快便會探知了“大一碗”的動作，聯係到病休的我，必定會有一些關於我與“大一碗”有預謀地搞陰謀的猜測，他原本就多疑，多疑的人往往有一些不切實際的猜想，如果加上秘書的旁證，搞陰謀必定成了書記心目中早已認定的鐵定事實，因為書記很快便親自登門向每名黨員代表談了話，而且把黨員聯戶的做法成功地推廣到了代表身上，與“大一碗”的力度自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大一碗”有足夠的威信，而且憑借著多年的鄉情和交情。
了解了事情的內幕後，我終於弄明白了秘書何以會在我生病期間那麽頻繁地探望我，我們之間從無交往，而且因為工作上意見不合經常有齟齬，他的旁證比於我不力，最不該的是我為了表示友好而故作精神飽滿地接待他。
說完之後，“大一碗”便軟軟地仰躺到我的床上，一動不動，一句話也不說，兩眼隻管死死地盯著天花板，看得出已是羞愧難當，我自不便再去埋怨他。突然，他猛地彈起來，兩手緊緊地抓住我的胳膊，抓得我生疼，近乎乞求地說，還是原來那句老話，還是調走吧。
我或許真該調走了，既然出了事故，第二天，我便提前結束了病休，徑直去了書記的辦公室。我曾反複地考慮過，如此做是否有掩耳盜鈴之嫌，能不能反而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一直到他辦公室的門口，我仍在不停地權衡，但我實在不能再病休下去了，我必須要有一番解釋，我強烈地希望不要把自己精心改善的關係再度弄僵，我甚至做好諸如他大發雷霆拳打腳踢之類的一切準備。
但出人意料得讓人震驚——他不僅沒有象往常那樣，反而熱情地接見了我，熱情得隻顧關懷我的病情，絲毫不提選舉的事，連我想解釋一番的想法也被他的熱情燒得蕩然無存，但待我受寵若驚地關門欲離開時，我分明聽到了他低聲的“不識抬舉”的咕嚕聲，咕嚕聲雖然迅速地被他故意把桌椅弄出的巨大響聲和誇張地惡心嘔吐聲所淹沒。
我原準備再去解釋一番的，但是忍住了。他絕不能算是大度的人，或許，我真的該調走了。
說是說辦就辦，但對於一般幹部來說，調動也不是易事，必須要求人，而且必須要辦成，否則後果會更加惡劣。所以求人前，必會反複地細細斟酌謀劃。
但我所找的並不是朋友所指的前任，而是安寧鄉的老書記，前麵的講述中曾提及，他是一位忠厚長者，我相信他辦這類事要比書記的前任把握得多，而且我始終堅信他的人品和能力。
果不出所料，聽完我的陳述，他非常樂於幫忙，但拒不肯收我帶去的一萬元錢。
關於一萬元錢，我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盡管我們之間從未有過金錢上的往來，但我還是決定必須要帶的。
為此，我曾經征求過“大一碗”的意見，他堅決主張帶，而且給我提供了這樣一些當時我幾乎聞所未聞的信息：現在辦事都明碼標價，這個明當然不是指通常說在嘴上的那個“明”，而是心知肚明的“明”，辦事必須首先準確把握“明”，太多了，事有不值；太少了，事有不成；必須恰到好處。據說，我們縣當時一般調到不能少於五千元；進城則因為工資和進步上的差異必須達到一萬元以上；至於提拔便要根據職位的不同定價，至少得兩萬，高者幾十萬。
我決定帶錢，並沒有考慮交易的問題，憑我們之間的關係，根本無需交易，主要考慮他同樣需要找人，咱總不能求人辦了事又讓人賠了錢，至於數量，自是最低檔的，即使這些，已足以令我頭重腳輕。
關於我的決定，盡管曾向“大一碗”征求過意見，並且是在他的意見基礎上形成的，但真正實施的時候，我並沒有告訴他，我隱隱地感覺不能告訴他，盡管他見我為難，曾慷慨地向我甩出五萬活動經費，但我既不打算讓他知道，便不會收，盡管我非常迫切地需要，但我還是嚴辭拒絕了，而是靠老婆以購買家具的名義去娘家借了來，這不僅事關臉麵，還有其他。
我朋友不多，卻盡是“大一碗”之類的人物。僅憑這一點兒，我便遠不如他們，別看官不大，倒沾染了不少官氣。
閑話少說，且說既已帶了去，便要留下，似乎不留下心便總在懸著，任憑他如何肯定的答應。——我象做賊一樣不自然，心也跳，臉也紅，說話也囉哩囉嗦，總怕說不明白，偏偏又說不到點子上去，手腳在不由自主地顫抖，越顫抖越手腳乏力。許是他看出了我的緊張，便勉為其難地收下了，隨意地扔到沙發上。
不知所語地忙不迭地離開後，我感覺後背已經濕透了，內衣貼到身上，涼颼颼的，心裏先是因似乎看到了某種可能的希望而一陣輕鬆，繼而便是反複地利弊權衡與對比，因為那畢竟是巨額的一萬元，而且是債務。
說巨額，千萬別不信，那時相當於我們夫妻兩人一年的工資，而且必須拋除吃喝的因素，一萬元送出去了，必須全家人一年不吃不喝。
想著，心裏便亂糟糟的，便不願回家，因為我實在無法麵對短視的老婆因老大不樂意而翹得老高能夠拴住驢的嘴。
去哪裏？唯有去找“大一碗”，我甚至萌生了他或許能給予幫忙的卑鄙念頭，但我非常清醒，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不能做的。
“大一碗”又在喝小酒兒，見我頹廢的樣子，比猴兒還精的他已猜到了幾分，高興得手舞足蹈，連呼“有門兒”，當晚喝了一公斤酒，睡了個踏踏實實。而我沾了酒，卻愈加難受，說不出有股什麽滋味在心裏不停地翻騰，隻有嘔吐得渾身狼藉。真********世道，調動工作還要花錢！！！吐著，心裏更不平衡，嘴裏便不由自主地罵著，稀裏糊塗，倒頭便睡到地上。
你肯定不會相信，天地下居然有這樣的領導——第二天，他便怕錢燙手似地把錢送了回來，我感覺自己有點兒死皮賴臉，因為我居然死活不肯再要，推辭不過，他便上了車。我剛鬆了一口氣，他突然敞開車窗從窗上扔了出來，扔出來的仍是我原來的那個因為反複掂量而弄折了的信封。
送錢用信封是我們縣當時的流行，我至今也搞不懂其中的用意，大概是圖個安全吧，信封就這樣成了送錢的代名詞，類似於紅包一類吧。
人真******怪物，送的時候緊張，人家收下了不痛快，當真退回來了卻複雜起來：尷尬、不安、絕望一湧而上，非要把人煮糊不可，尤其是當“大一碗”不見眼色地狂喊亂叫“事無成”時，我看似平靜實欲炸裂開來，反不如前麵患得患失充滿猜測而又惴惴不安的期盼。
就是從那時起，我認定，期盼也是一種享受。所謂享受，便是咂摸，直至品出味來。盡管徹頭徹尾的絕望也能咂摸，終究死灰一樣，遠不如期盼更加耐人尋味——裏麵透著悠閑與瀟灑與猜測與猜測中的不斷變化。猜測有時候也是徒勞的，事物總是偶然中孕育著必然，必然中伴隨著偶然在發展。
死灰一樣的絕望中，我突然間接到了一個電話，是老書記打來的，聲音裏洋溢著興奮，說我托他的事已經辦成了，能夠聽得出來，對方顯然剛得到消息，而且有外人在場，除非因事情成功無法掩飾常人通常會有的從心裏直往外透地興奮，以他那樣的修為（姑且稱修為吧，說不清是何原因，這一段我總喜歡把經驗豐富稱之為修為），絕不會亂打這樣的電話，所以話說得很模糊，而話越模糊越值得推敲咂摸。
果真仔細咂摸，人有不少事情是無法用語言說清的，但隻要心意相通，往往又不需要太多的言語去說，一個音符一個眼神彼此間便能心領神會。
盡管如此，突然間地絕處逢生，讓一股比他更興奮的強烈的急於要感恩的心情緊緊纏繞著我，使我茫然無措又似乎非要做點什麽，卻又想不起要做點什麽又該怎樣做。忽忽悠悠地什麽也沒做成便過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漸漸平靜了下來，我不應該對此無動於衷，我應該給他打個電話。
但臨到打電話時，雖準備了無數的言語，又突感實在無話可說。說什麽呢？感激？太俗了，實在太俗了，豈是一句感激就能表達得了的？再證實一下？因為直疑心自己的耳朵有錯，又擔心實在太過冒昧。翻來覆去地想了許久，我還是在想象著電話打通之後該如何說。說實在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當時滿腦子想的並不單純是感恩，更多的恐怕要數再做進一步證實的衝動。
其實，事情往往並不如想象中的那樣複雜，到強烈的衝動催逼著我去打電話時，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原先設計好的語言和順序早已飛到了九霄之外，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場。
幸好，電話一打便通，因為我選擇了某本書上離領導上班前半小時打電話的吹噓，說此時正是領導最閑適所以心情最好的時候，凡事都好辦。
電話一接通，立即便傳來了對方低沉的聲音，此時他這唯一曾讓我感到美中不足的低沉聲音也變得極富磁性起來，緊緊地吸住了我。盡管我用力地放平心情，心髒還是要蹦出來似地，語調因此變得有些囁嚅。再三鼓勵自己，我終於問出了一句現在想起來頗有點兒藝術性帶有外交辭令的“老書記，您挺忙？”
“忙，哪找不忙的時候？”對方永遠是那樣幹脆，未及我繼續說話，他已在問，還是那事吧？
我說，嗯。
我懷疑他根本沒有聽清我的回答，又說道，耐心等待吧，最近組織人事部門便會下去考察。何等美妙的聲音，未等我認真地聽夠，他已掛斷了電話，他永遠都是這樣風風火火，總會給我留下些許的不足之感，這或許也能算得上一種風格一門藝術吧。人生得領導如此，夫複何求？
要知道，自他調走後，我再也沒有去看望過他，不是不想，而是我不習慣那種對誰都畢恭畢敬的做作，我始終認為，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是那份相互的牽掛，越是心靈相通的人越不需要去注重那些形式上的東西，不是說“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嗎？
事實上，還是這種我竭力反對而有的人偏偏稱之為素質和能力的做作見效來得快，而且更適合。或許，人在困難的必須求人的時候，或多或少都有一點兒奴性，做作實際上就是一種奴性。但這絕對不等於說我便高貴，相反，我至今也搞不清自己當時何以會有如此大的奴性，到現在想起來，仍難免麵紅心跳愧疚不已。
因為漫無天際地想著，我居然受寵若驚起來，感恩一次比一次更強烈地衝撞著我。居然用六個字便解決了如此複雜的問題，感恩中不覺自傲起來，我一旦自傲起來，常常目空一切，這是我最致命的弱點，那一刻，我甚至以為自己當真具備外交家的天才。
自傲畢竟不是優秀的品質，往往連著一些更猛烈地對目標的追求，伴著自傲難免又多了些對調走的期待。人能夠有期待是幸福的，時光總能在期待中飛快地流逝。期待連著希望，沒有希望的期待根本算不上期待，而隻能叫做空想。我當然不是空想，是希望，書記的話是明確的，讓我堅信。
我開始關注鎮裏的來人來客情況，這在以前是從未有過的，事不關己的事兒何必要如此費心勞神呢？但我認為這是我的一大發現，指不定哪輛車載的便是前來考察我的領導。興許是以前沒有關注這方麵的情況，鎮裏居然有如此多的來人來客，難怪一年要幾十萬的接待費。這些車中，有熟悉的，有陌生的，熟悉的少，陌生的多，漸漸地便亂了起來，我根本無法辨出到底哪輛車是前來考察我的，或許壓根沒有，反正我辨不出。
組織人事部門原也有幾位朋友，但事情尚處於保密階段，不便於問，當然也擔心他們的層次太低根本無從知道其中的故事，據說人事方麵的故事最神秘，即使層次稍低一點兒，也絕不會知道，而且問不得，問的本身就犯戒。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自己去關注，盡管累，也不可能，但終究也是一種期待。
有一階段，終於讓我發現了變化：來的小號車多了！我便按照工作上的分工去揣測這些小號車主與老書記的關係，我那時候認為，分管的領導與下屬的局長必定是要好的，倘若是與老領導工作關係密切的，我就會以為指不定便是老書記托來給我講情的。我後來才弄明白，其實不然，如同鎮裏一樣，分管領導與分管單位頭頭之間通常是有矛盾的，若不是極親密的關係，通常就是仇敵。
隻說以我當時的經曆，要弄明白這些車的車主與老書記的關係，無異於天方夜譚。弄不明白，更想明白，這是人的天性。我隻有故作糊塗地去打聽，聽到的自然隻能是一些道聽途說的半真半假的消息，然後再把這些消息進行加工企圖從中發現點兒什麽。
我每天都樂此不彼，並幽默地稱之為“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隻要有五十號以內的車來，我必要千方百計地去向秘書打聽：車主是誰，來幹什麽。盡管我常常裝得極為隨意，問的方式也自覺極為恰當，但問得多了，難免要引起秘書的注意，他奇怪地盯著我問，你最近怎麽盡關注縣裏領導的事，以前可不這樣啊，豈不成要上調？
我一驚，莫不要又成了他向書記賣好的證據！
正惴惴不安，他卻故作親密地勸我，不該問的事兒千萬別問，這是機關的規矩，事兒知道多了，有時候反不是好事。
他居然能對我說出如此真誠的話！我莫名其妙地有些感動，但仍是瞧不上他。當然，我也知道他在向我示好，但我認為必是懷疑讓他產生了我有巨大背景的猜測，那一段，他總在向我示好，或許想與我冰釋前嫌。越是這樣，我越是反感，於是便常常想，有朝一日，我絕不用這樣的秘書，而且，而且要讓他永遠提不起來，最好的位置便是交通，不，連交通也不能讓他幹，****個三二十年臨時工，然後灰溜溜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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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狠毒的想法，都來自於當時的迷茫和因反感而反感他的所有包括語言即使是善言所帶來尷尬的情緒。然而，既有了勸告，自不能也不敢再問。
事後，我才得知，其時正是書記運作副縣長的緊要關頭，所以才有小號車走馬燈似地來去。而我……簡直風馬牛不相及！
但我那時卻樂於這樣想，而且似乎隻有這樣想，才能讓我充滿信心，或者說我當時就是靠這種虛擬的信心在過日子。
不知不覺中時間已過了三個月，仍不見有甚消息，我不免急躁起來，急躁之下難免便失了控製。失了控製之後，願望變得象火一樣燙，灼得我隱隱生疼。我終於耐不住給書記又打了一個電話，由於焦躁，已不再有那麽講究，但仍是小心翼翼地問了一句曾讓我自以為發明創造而引以為自豪的“您挺忙的？”，而對方卻仍是那樣平靜，先是問了一句“誰呀？”，接著便是慣常的類似於自言自語地“是你呀，還是那事吧，那事還要再耐心地等一等”，隨後便掛了機。之後的十多天裏，再打電話，不是關機，就是無法接通。
難道會出現了問題？我開始擔心起來，我不知道自己何以會突然冒出老書記被雙軌了的這樣的混蛋想法，而且這樣的想法變得越來越深刻越來越真實，恐懼象蛇一樣遊遍了全身。
這是不可能的。“大一碗”叫嚷道，盡管他並不知道我在找誰，也從不問我，但我敢斷定，他必是認為我在找現任書記的前任，他與之也有良好的關係。
他當時的日子，因為參與人代會選舉的事兒也不好過，據說書記正醞釀著要免掉他。但他並不悲觀，他判斷事兒辦事兒全憑熱情和厚積薄發的經驗，依舊熱情不減地待我。他幫我分析道，出事兒是不可能的，要不是
因事兒外出，便是事情辦起來不順手，官場的事兒變數太大，永遠無法說清。
還是旁觀者清，又過了三天，電話終於再次打通了，電話裏傳來老書記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聲，我大吃一驚，印象中湧上的第一感覺便是他病了，問話也脫口而出。電話裏的聲音甚是熱情，我來了外地，正在爬山，還是那事吧，事成了，忘了告訴你，明後天組織人事部門可能就會去。
事情突然間一下子有了結果，由於長期期待與猜測的煎熬，我反而興奮不起來了，隻長舒了一口氣，轉而去想離開居住了十多年的瀏河鎮的感受，那感覺必定是酸酸的澀澀的，我甚至看到了與“大一碗”等一幹朋友分別時他們熱淚盈眶的殘樣兒。
事實上，待我真正離開時，盡管他們有些悵然，卻並沒有流淚，隻是安排了三大桌告別酒席，兄弟們狠狠實實地喝了一場，醉得我三天沒有醒過來。
大家或許能夠而且已經看出，我那一段的心理是脆弱的。——原已板上釘釘的事兒，卻又被無限期地拖了下來，或許恰如老婆所說，我命犯克星，辦事盡不順。本已平靜下來的心態，再度動蕩起來，讓我更加密切地注意起進出鎮黨委的車輛，企圖從中發現有利於我的蛛絲馬跡。然而，那一段鎮裏卻突然冷清了許多，少有車輛進出。
仔細探聽才得知，原來縣紀委下了整頓公款吃喝的緊急通知，偶有車輛進入，也是稍停即走。這並不等於沒有車，有車便難保不會有組織人事部門的車。實在找不出任何有利的線索，隻有厚著臉去巧妙地向秘書探聽。
此一段，盡管我仍一如既往地反感秘書的作派，他卻對我愈加熱情起來，熱情裏攙雜著讓我反感的濃濃的討好和對誰都有的畢恭畢敬。見我到來，他總是上揚著的眉毛總算垂了下來，未及說話，便抿著嘴衝我直笑，接上話後也盡是些肉麻的打情罵俏，讓我無法得到絲毫有價值的信息。這或許便是他到死也改不了的本性，不知道他剛生下來便這樣還是環境使然，我常常想，盡管常常想不明白。
一個月後，連“大一碗”這樣的人都喪失了信心，他問我，是不是太小氣了？該去看一看了，現在就興這個。說著，便用指頭熟練地做出數錢的姿勢。我送錢的事兒不能告訴他，退回錢來的事兒自更不能告訴他。表演完之後，他忘記了什麽似地開了抽屜，麻利地拿出三萬塊扔到桌上，頗有經驗地說道，去試試，如果收了錢，事定成，事不成，錢必退回來；倘若當真不收，咱還是另謀他法吧。
他的話盡管不合拍，卻極大地刺激了我，我決定親自去看一看再說，因為老書記不是電話無人接聽，便是“等等再說”，聽到我要去看他，又怕麻煩似地堅決拒絕，讓我實在心裏沒底。
我當然不能收“大一碗”的錢，我必須要保守好送錢的秘密。錢這東西不是鬧著玩的，豈能送了人又說出去，這是最起碼的做人道德，是底線。因此，我還是揣了原先的一萬元未及對方同意便去找他。
他是大局的局長，必然要忙。我原已做好了兩手準備，萬一他不在，便說明自己沒有這個緣，從此不再提及此事，或許因為上次尷尬的經驗，我甚至隱隱希望他不在。幸好他在，卻甚忙，排了一流長隊在等他接見或匯報。我覺得自己的事兒緊要必須當麵說清，便主動給後來的人讓號，等到最後見他。好不容易捱到了最後，已近中午十二點。
他與我禮節性地握了手，靜靜地待辦公室主任上了茶退出，才熱情地跟我談話，直埋怨我為什麽不早說，看不出有任何做作，說著話的空當便打電話連辭了三個酒局，其中有的必定還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遇有這樣的情況他必定要連連致歉，我明白這是他的習慣。原本他要趕三個場，由於我的到來，他反而解脫了，因此一臉的輕鬆。
我們之間的飯吃的簡單而又輕鬆，我、他和他的司機三個人，找了一家小肉館鑽了進去。他是吃肉的高手，而且肚子大，可以喝兩斤酒吃四個大豬蹄子，所以人都叫他大肚子。邊吃喝著，他邊告訴了我原委：在他給我打電話的第二天，組織人事部門便來到了我們鎮，可書記死活不放我，說我是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鎮裏準備提拔重用，除非提拔，鎮裏是堅決不放的。末了，他告訴我，他與現在的書記交情也很好，是不會騙他的。
現在我才明白，領導不放的原因隻能有兩個，除了領導確欣賞準備提拔重用之外，便是要吊死你。
我當然屬於後者。但當時我卻不這樣認為，心裏竟是一陣激動，仿佛自己已被提拔重用了，說話語氣立馬便有些粗，酒也豪爽起來。從這一點兒看，我打心眼裏是不想離開瀏河鎮的。
待酒醒過來之後，我發覺自己已躺在自家的床上，老婆說你可長足了麵子，是老書記的司機親自把你送回來的。瞧，你喝個熊樣。說完，便自顧低頭忙著打毛衣，那一陣子興婦女織毛衣，大家都在織，她也學著織，象是要跟誰爭個高低似地。
我心裏一陣甜蜜，覺得她聲也柔，人也美，便非要與她幹那事兒，她半推半就地依了。說來奇怪，隻要心情好，中午喝了酒便想幹那事。完事後，便心滿意足地睡一覺，竟是爽！但今天不行，恰逢兒子星期天，唯恐兒子碰上，剛完事便忙著穿衣。
上衣裏有一沉甸甸的物件，是那一萬元錢，我記得自己曾借著酒勁強逼著給了老書記，必是他又放回了我的口袋。心裏想著，竟覺眼睛一澀，居然有眼淚湧上，說不清是感激還是難過。畢竟酒力未消，一會兒又和衣睡了過去。
之後的事兒，前麵的講述中已有提及，便不再贅述，現在隻說沒有了編製便意味著跟工人一樣下崗，也就是說再也沒有資格去從事自己心愛的工作，雖然我有做好工作的足夠能力，我是當時全縣獲得高級職稱的唯一，盡管書記再三找我談話，說有編沒編一個樣，工資照發，工作照幹，關鍵是要搞好與同事的關係，這次失編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群眾威信太低，但我還是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這畢竟是個讓人無法接受的現實，在他找我談話之後，這種感受愈發強烈了。
我感覺自己怎麽也無法抬起頭來，但由於當時我仍抱著他許諾的增編的希望，對於他的談話，“屁話”兩個字才沒罵出口，直至我再次去找老書記，老書記已退休，滿臉憤怒，卻又無可奈何，我徹底絕望了才終於起了爭執。
——由於我的告發，他先於我調離了瀏河鎮，副縣級的希望也泡了湯。他終究是張大牌，而我就是張小牌，我狠狠地想，但他畢竟實現了“除非他離開我才能離開”的願望，這是他調離後秘書告訴我的。
當然，經曆了如此折騰，我也付出了“被認作刺兒頭”的代價。可能是後任書記出於好鞋不踩臭****的想法，又與我無冤無仇，便把我調離了。但這走不同於那走，終究灰溜溜的。
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安排去給我送行的居然是差一點兒被我差掉的那位副鎮長，如果他能夠憤怒一點兒或者再趾高氣揚一點的話，我或許還能好受些，他卻偏偏不這樣，盡管話不多，卻盡說我的優點。因此，與他握手道別後，我竟是止不住地流淚，惹得他一陣哈哈大笑，而後上車，揚長而去，隻留下一股輕煙。
人一生最難的恐怕要數消除業已形成的影響，因為影響存在於人的思維，能夠演義。我們那個地方自古就喜歡演義，凡演義必會因人智慧的加入而讓影響順著人好惡的方向內容變得更加複雜流傳更廣了，而且演義的版本不止一個，原來的事實當然早已麵目全非。
關於這一點兒，我剛到思鄉鎮便強烈地感受到了。——思鄉鎮與瀏河鎮猶如四邊形對角線上的兩個頂點，規模隻有瀏河鎮的一半大小，經濟總量卻連三分之一都不到，工作人員實際上拿到手的工資則更少了，是全縣的最低。
經濟落後，人心必散。凡是稍有門路兒的人早已想方設法調離了思鄉鎮，剩下的自稱為“淘金者”。大不了便是調離，那是巴不得的好事兒，所以“淘金者”原已毫無顧忌，除了犯罪這條底線，幾乎沒有不敢做的事，沒有不敢說的話。
對於我的到來，盡管為我送行的副鎮長替我說了許多動聽的話，或許由於我的影響和不合潮流的調動，人們看我的目光還是怪怪的，仿佛我衣著不得體或長了什麽不該長的東西。
不過，我沒有被這些怪怪的目光所左右，因為我那時候唯一關注的便是能不能有事幹，從而讓自覺的滿腹經綸盡情地釋放出來——或許是還不夠成熟，我總覺自己有使不盡的奇思妙想，盡管曾因此碰得頭破血出，但還是會產生一種不能痛快淋漓施展的無奈，尤其失去幹事的機會之後。——既已到了如此境地，凡事都要有一個過程。我這樣勸著自己，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自從參加了工作以後，便失去了學生時期那樣長的寒暑假，尤其是做部門負責人那一段，終日裏便隻知道忙，當真連認真梳理一下自己的時間也沒有。
人是需要思考的，猶如機械需要加油才能行駛，隻有學會了用腦工作，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成熟。一番經曆之後，我堅持這樣認為。
重新調動了工作的環境是新鮮的，但同樣是陌生的，由於缺少了老朋友的嗬護，必然會有一段寂寞難耐的日子。
或許隻要有過工作調動經曆的人便不會反對“大一碗”他們這樣的預測，我卻牢牢地抓住了這一段空隙，認真地反複地自始至終地如同放電影一樣對自己的經曆進行了反思，不肯漏掉哪怕是一個細節。所以我不僅沒有感到寂寞，反而成了“精神貴族”，終日裏默默的卻又是充實的，以致於“淘金者”們誤以為我精神受了刺激，便百倍地嗬護我。
原來，他們並不像外表所表現得那樣玩世不恭，真誠、堅強、細膩，屬於最容易成為莫逆的一類。且無需說他們日後如何堅定地支持我，大概凡人都需要一麵旗幟吧，他們必是把我看成了旗幟，單說反思的結果也沒能讓我象人們所說的那樣成熟起來，反而又恢複了學生時代那種“寧肯自找麻煩去擴張經曆”的激情飛揚，唯一的不同便是有了從眾多出路中去尋找最佳出路的意識。
至於後來的事兒，前麵已有提及，話既已說到了這裏，不妨再回顧一下我做鎮長之後的那段經曆——實事求是地說，能夠做到鎮長這一級，雖然不是副書記兼任的，也是我做夢都無法想到的事情。其中包含了多麽沉重的期待啊！
但他們很快便開始反對我，原因是嫌我太過懦弱，不能與書記做針鋒相對的鬥爭。
說是懦弱，其實也算不得懦弱，因為我不是黨委委員，根本無權參加黨委會，爭執自無從談起——既有不同意見，便要拿到會上去議，私下裏絕不可以隨意亂說，而一旦形成決議，便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尤其作為鎮長，更要自覺帶頭維護團結，離了團結，任何事都無從談起，這是大局，而且絕不是做作，而是我當時最真實的想法，也可以說成是我對農村工作經驗的總結。
所以，對於經我再三請求書記仍不給我分配工作的做法，我雖強烈不滿，但還是不肯表露出來。——做著鎮長，又不履行鎮長的職務，還要隨時保著微笑以應答別人對自己鎮長的稱呼，既有稱呼，便會有人而且希望有人請示工作，麵對請示，卻又不知如何作答。
至此，我方才對“官差不自由”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任何一級官員都不是隨意的，而且越靠上的級別反不如靠下的級別自由，正所謂“巨棒可以壓死大象，但要軋死螞蟻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兒”，我堅信無此經曆的人必難體會其中的尷尬。
既無事可做，我便到村裏去做調研，幸喜農民是真誠的，走到哪裏，都會受到熱忱地歡迎。應該說，這是我之前的任何一屆坐著轎車下鄉的鎮長都沒有得到過的殊榮，從他們那裏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可能書記連這點兒事兒也不想讓我做，因為他非要說我煽動群眾情緒，而且認認真真地向縣委做了匯報。
其實，我到村裏做調研，從不涉及政事兒，即使別人主動提及，我也會盡力把話題岔開。
唯獨這點兒，我偏不信邪，你支持也罷反對也罷，既然我問心無愧，便照舊做著自己的例行功課——幫著想想法出出主意，機緣巧合也做一些牽線搭橋的工作。
鄉丁說，是非標準是人判別事物的一個基本標準，有“大”“小”之分。
“大”，通常是社會極力倡導的做人的底線，是共性的，靠長期的培養累積形成，一旦形成，除非遇有過於強大的外力，不會輕易改變，一旦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問題，常常能夠誘發社會的動蕩，所以盡管這個過程是緩慢的，卻是不容忽視的。
“小”，則是相對的，相對性表現在“小”總是在“大”的原則指導下無限地接近於“大”，也就是說，“大”是靠“小”來貫徹的，而且在貫徹上存有彈性，彈性的大小取決於個體。
正因為是非標準的“大”“小”之分，才有了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差別，依據自然是由於個體差異而形成的堅持是非標準的堅決性。
我猜想，大人物必定是因為具備某種能夠提高而且能夠轉化為堅忍不拔的自我控製力的學識的潛質才讓自己成為萬眾注目領袖群倫的大人物。
由於自我控製力的存在和層次性，決定了大人物的層次性，不同層次的控製力便有不同層次的大人物，盡管也存在著具有極強控製力的大人物暫時不居於大人物層次的個別，這種個別稱之為潛龍，正所謂“有朝一日，飛龍在天”，實在飛不起來的隻能算悲劇或根本算不得龍了。
而對於小人物來說，是非標準隻能具體地表現為壯誌難酬的強烈地騷動與不安與落魄，雖或默默地獨自承受或毫無節製地盲目反抗，生命卻猶如夾縫中的小草艱難而又無奈。
我們都是小人物，完全沒有必要過多地去關注大人物而忽視了自己。所以，我的任務就是帶兄弟們一起去感受這種騷動。
兄弟們必定已從前麵的講述中了解到，我是個隻顧忙於工作而別無他顧的人。其實，從書記調走那天起，我的處境已經開始變得不妙了，隻不過被我忽視了而已，其時機敏的人早已在靜觀其變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原是應該感受得到的，他幾乎參加了所有部門為他舉行的慶功宴而唯獨拒絕了我，而且一本正經地訓斥了我。
那一天，從不吃機關夥房的他偏偏到食堂就餐，盡管食堂特地為他燒了四樣小菜，卻畢竟吃在食堂。這絕對是一種姿態，我直到現在才領悟到，當領導向你故作姿態時，說明隔閡已經產生了，離穿小鞋為期不遠了。
但我當時無論如何也不會如此去想，反以為領導必定是因為怕給我添麻煩才拒絕的，因為我當時凡是組織如此場合都是自掏腰包由老婆去做的，我自信老婆的廚藝，甚至連領導嫌棄的念頭都沒有動過，暗暗地便誇書記重感情，頗有點兒感恩的意思，唯一能報答知遇之恩的便以為必要不惜一切做好工作。
直至稀裏糊塗地調入農技站，我仍沒有徹底悔悟，堅信領導關於“工作需要，提拔重用”的說法，並且努力地去找一些理由來說服自己。
事實上，“工作需要”常常是領導的一種托辭，而“提拔重用”更多的則是一門高超的語言藝術。
人是極其古怪的動物，隻要具備了特定環境，便容易形成“自己如此別人必定如此”的多疑性格，連我常自掏腰包請客的事兒，人家也是萬不肯信的，認為我必定是揩了集體的油，因此表現得極為不屑。
——關於我調農技站，不少的好心朋友為此憤憤不平，勸我盡快想方設法調離以圖發展。
他們所說的想方設法自然是指前任老書記，他們知道老書記最欣賞我，盡管我們之間隻有工作關係並無人們想象中的那種利益關係存在，但畢竟被他們認作了關係。
事實上，關係除了“親”的那種，多是在相互交往中建立起來的，隻不過建立的方式不同，不少人認為隻有那種建立了物質利益關係的關係才真正算得上關係，而我卻認為隻有排出了物質利益的關係才能稱得上關係，因為那叫感情，才是真正無價的，至少當時我是這樣認為的。
基於這樣的觀點，這些詞義含糊卻用意明確的勸告並沒有引起我的足夠重視，在我看來，隻要能夠開創工作上的新局麵，便會贏得足夠的尊重，正如老書記所說的“有作為才能有地位”，因此便隻管一門心思地去工作。
值得欣慰的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工作果然便有了起色，書記大會小會上的表揚更是讓我欣喜不已幹勁十足，很快便把那些好心的勸告完全拋諸了腦後。
朋友們又勸我，說農技站是個火藥桶，沒人敢引爆，你的工作成績越大，得罪的人就越多，越是趁了某個人當然是指書記的願。
其實，這也是一種誤解，工作不一定要得罪人，更何況如果不得罪壞人又怎麽去認識好人呢？豈不是要良莠不分？
朋友辯解道，什麽是好人什麽是壞人呢？原本就是無法區分的，他們的臉上又沒有寫著字，難道那些形貌醜陋不堪的便一定是壞人嗎？是，現在那些留著光頭染著彩發的小青年被認為是混子，而且他們也把這種形象當成混子的標誌去這樣做，難道他們便甘願這樣而不是屈於某種壓力故意做出如此姿態以追求一種狐假虎威的效果嗎？他們便一定都是從骨子裏往外透著壞水的壞人嗎？
一連串地詰問之後，朋友歎息道，果真如此的話，倒真的不如去得罪壞人，壞人畢竟可以真刀真槍地幹一場，頭破血流一番，再一起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一笑泯恩仇豈不痛快？！官場卻不這樣，冷不丁便會給你一槍一刀，血流滿地，往往卻找不出傷口在哪兒。難道這便是******素質？朋友嘴裏帶了髒話，繼續感歎道，是啊，這就是素質。
朋友的苦苦勸告並沒有讓我因此而改變觀點，我是一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人，仍頑固地堅持，工作沒有好歹之說，隻要能夠讓自己能力得到充分發揮的工作，便是最好的工作，至少領導不會如此不堪。
許是朋友戴了茶色眼睛，事實並非如朋友所說那樣不堪，應該說，我那一段的工作同樣是繁忙愉快而又充滿成就感的，看得出來，書記對我的好感日增，他甚至又可以跟我坐到同一張桌上吃飯。
那時候，我對領導是最崇拜的，領導終究有領導水平，絕不會跟一般人那樣小肚雞腸，能夠跟領導坐到同一張桌上吃飯，盡管總要不停地忙著照顧領導唯恐不周，還是讓我感到了莫大的榮幸，幸福感常常會持續好長一段時間，難怪自尊心高貴的人會那麽喜歡回憶與領導在一起的時光。
但人常常會有意外，此後的意外徹底改變了這種良好的局麵。當然，也有人說，書記壓根兒就沒有改變過對我的印象，我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始終認為，完全是因為我沒有把握好自己才造成的，事實上，我確是情非得已的。
就在我調農技站那年，恰逢鎮級領導班子換屆選舉，曾竭力勸過我的那位朋友神秘地告訴我，說大家想選你做鎮領導。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按照曆次鎮級換屆選舉的經驗，縣裏鎮裏都在力保選舉意圖的實現，從未出現過差錯，因此我權作一次玩笑。
隨後的黨代會上，連差額都不是的我居然得到了二十票，與候選人當選差了六十票。
我知道是朋友搗鬼，如果不是他的話，我絕對會以為有人在故意出我的洋相，因為即使要搗鬼，黨代會也是無法操作的——參加黨代會的都是黨員，黨紀不容忽視，每次黨代會前，黨委書記都要在由黨委絕對信得過的黨員擔任的代表團長會議上三令五申，而且代表團長們多是按照團長所在轄區來安排的，不僅在代表中享有絕對的威信，並且具有較強的組織協調和鼓動能力，自不會讓選舉跑了題。
盡管如此，書記還是衝我笑了，鎮裏的人都知道，書記或許為了自己的威嚴是從來不笑的，隻要他衝誰笑，便必定會有事。因為我不是代表，所以最初並不知情，反以為書記在向我示好。他說，想當官告訴一聲，沒有必要去做一些小動作。
他的話讓我一頭霧水，反反複複地掂量了一下午，也沒能嚼出其中的滋味。直到晚上，人們拿我的選票搞笑，我才明白了個大概，難怪書記要我到人代會上試吧試吧，我一下子便讀出了他那滿臉堆笑中的令人恐懼的不屑與譏笑。
我徑直去找朋友，大發雷霆，沒想到朋友居然不以為意，毫無正經地說，試吧試吧就試吧試吧。
他正在喝酒，酒已有了五成，未及我發完火，便非要逼著我入席，他總是這樣讓我無可奈何。——他的酒，我是不敢奉陪的，量奇大，有癮，一天三頓必喝，他曾經自我解嘲說，一頓不喝，渾身便如同遭了蟲災，咬得渾身不自在。
他喝酒方式極不文明，逼人酒，“一二三三二一”就是六杯，倘若碰上對手，便會梁山好漢似地換大碗，人們送他外號“大一碗”。
為了進一步說明他的酒，不妨再提一下另一個與他有關的故事，據說他兒子剛結婚那會兒，老婆勸他少喝免得被兒媳笑話，他果真便有一頓沒喝，到第二頓便已不可忍受了，又不能跟老婆鬧僵，吃飯的時候，趁老婆不注意，一杯酒便全部倒入了他慣常使用的大水杯內，待老婆轉身端飯時，兩口就把酒幹掉了。兒子結婚不到一周的時間，他便因酒的問題把兒子分了出去，惹來了不少的非議，盡管對於兒子兒媳的孝順，他是滿意的、自豪的，關係也非常融洽。
千不該萬不該的，是他不該玩笑時漏了嘴，自己把這一段說了出來，外號由此而起。他不以為意，吹噓地說，喝酒拚的是身體，量不大的人，必定身體有病。
據此，我常常懷疑他患有酒精依賴症，也就是說慢性酒精中毒，他的身體居然查不出任何毛病，反比那些量不大卻因酒而傷心傷肺的人要強健得多，這也算是一個奇跡吧。
人是應該相信緣分的，他逼酒，卻從不對我，原因是他那年為了兒子結婚買了席夢思床墊邀我去看，自然要喝酒，喝酒的人總會給自己找理由，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喝酒，自覺酒量的我居然喝了個人仰馬翻，全部吐在了他的新床墊上。
為此，我深為愧疚，而他卻毫不在意，反倒為我扯心裂肺的嘔吐而不好意思，每當談及我吐酒的樣子，他便一臉的恐怖，他說他從不吐酒，吐酒的人不宜飲酒，沒有比自己身體更重要的友誼，說喝酒如喝情純******胡扯蛋。從此，我們成了莫逆。
那天，他把我喝趴下了。他酒後從不糊塗，思路反常地清晰，從他的身上，我才真正打消了長期對“李白鬥酒詩百篇”的疑惑；而我，酒後就是一個糊塗蛋，滿臉赤色，渾身奇癢難當，除非喝睡過去，便會失了自製力，必要胡言亂語一通，事後又記不起到底說了些什麽。這是他最看不中我的地方，也是他從不逼我喝酒的原因。
但那天，他勸我，胡言亂語便胡言亂語吧，人是必須要給自己找平衡的，發泄一通總比悶到心裏好。
原是趕來問罪的我，居然聽了他，一會兒便已迷糊起來，至於自己到底說了些什麽，一句也記不起了，隻記得他不停地嘮叨，人是當逆向思考的，有人投票便說明有人信得過，不見得就是壞事。
第二天，我便病了，整整一周沒能起床。與此同時，按照既定的日程，黨代會結束之後，人代會如期舉行了。
人代會不同於黨代會，因為人大代表結構上的要求，不僅比黨代會更難把握，而且必須公開計票，當場公布選舉結果，所以也更容易出問題。
怕出問題，偏偏要出問題，我居然獲得了比得票最末一位當選的副鎮長僅僅少一票的選票，如果不是這場不該得或者得的不是時候的病，後果當真難以預料了。
這麽一次瀏河鎮有史以來最大的無組織事件，很難有人會相信其中的當事人竟然毫不知情，直至事件發生之後才了解事實的真相。
信息是“大一碗”傳來的，他也是在會議之後遍尋我不見得知了我生病才來探望我的，我們之間雖有年齡上二十多歲的差距，卻是心心相通，時間稍長一點兒不相見，彼此間就要相互探望，至少也要打一次電話，可以稱得上忘年交。
肯定有人會認為，必定是他幫我做了手腳，天地良心，絕無此事，我們連麵也沒有碰過。
他確幫我做過手腳，因此見麵時，他一臉地愧疚，連呼“對不起”“沒有料到”，直到從不拖泥帶水的他一連串的道歉結束之後，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或許書記認為我的威信在這一年間已基本上消耗殆盡，這次選舉的候選人差額居然安排了我。
候選人差額簡稱差額，盡管在正式會議上絕不能明確指出，但多數代表都能從組織安排的實職上辨得出來，為了防止一些新代表不了解其中的關竅，黨委也會通過一些其他的途徑讓他們徹底搞懂。
所謂“關竅”，即差額是不能當選的，隻有這樣才能真算人代會的成功。
黨代會的結果讓書記大吃一驚，他必定戰戰栗一身冷汗，自作主張地把我從已於正式選舉前一天公布的候選人名單中剔了出去，待選票發下來代表們才了解到，差額已換成了一位長年病休在家臨近退休的老者。
他的行為無異於弄巧成拙，惹起了不少代表的反感，“大一碗”便從中替我煽風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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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者要掌握信息，永遠比普通人容易得多，因為永遠都不會缺企圖靠向當權者兜售信息而獲得信任乃至器重的人，如果這些信息能夠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其實也算不得壞事，當權者因為職責無疑比普通人更需要信息。然而，這些信息往往攙雜一些個人猜想甚至捏造的成分，因為隻有這樣的信息才往往是能夠吸引人注意力的信息。
說到這裏，不得不提一下鎮裏的秘書：他原是臨時工，鎮裏的“交通”，也就是負責鎮裏“兩辦”衛生等雜務的那位。凡“交通”都多少有點兒門道，且不說足以讓他們到鎮裏幹的社會關係，僅為人處世這一點兒便是一門學問。“交通”無疑是伺候鎮裏頭頭的，所以並不好幹，前麵的幾位都沒有幹好，偏有這位獨好。其中的原因不足以與外人道，現實是盡管他並不被多數人看好，卻獨得書記青睞，幹了不到一年，便轉正提了秘書。前麵政治家曾提及，秘書就是領導的貼身小棉襖，據說他連為書記洗短褲的事都做。
估計書記很快便會探知了“大一碗”的動作，聯係到病休的我，必定會有一些關於我與“大一碗”有預謀地搞陰謀的猜測，他原本就多疑，多疑的人往往有一些不切實際的猜想，如果加上秘書的旁證，搞陰謀必定成了書記心目中早已認定的鐵定事實，因為書記很快便親自登門向每名黨員代表談了話，而且把黨員聯戶的做法成功地推廣到了代表身上，與“大一碗”的力度自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大一碗”有足夠的威信，而且憑借著多年的鄉情和交情。
了解了事情的內幕後，我終於弄明白了秘書何以會在我生病期間那麽頻繁地探望我，我們之間從無交往，而且因為工作上意見不合經常有齟齬，他的旁證比於我不力，最不該的是我為了表示友好而故作精神飽滿地接待他。
說完之後，“大一碗”便軟軟地仰躺到我的床上，一動不動，一句話也不說，兩眼隻管死死地盯著天花板，看得出已是羞愧難當，我自不便再去埋怨他。突然，他猛地彈起來，兩手緊緊地抓住我的胳膊，抓得我生疼，近乎乞求地說，還是原來那句老話，還是調走吧。
我或許真該調走了，既然出了事故，第二天，我便提前結束了病休，徑直去了書記的辦公室。我曾反複地考慮過，如此做是否有掩耳盜鈴之嫌，能不能反而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一直到他辦公室的門口，我仍在不停地權衡，但我實在不能再病休下去了，我必須要有一番解釋，我強烈地希望不要把自己精心改善的關係再度弄僵，我甚至做好諸如他大發雷霆拳打腳踢之類的一切準備。
但出人意料得讓人震驚——他不僅沒有象往常那樣，反而熱情地接見了我，熱情得隻顧關懷我的病情，絲毫不提選舉的事，連我想解釋一番的想法也被他的熱情燒得蕩然無存，但待我受寵若驚地關門欲離開時，我分明聽到了他低聲的“不識抬舉”的咕嚕聲，咕嚕聲雖然迅速地被他故意把桌椅弄出的巨大響聲和誇張地惡心嘔吐聲所淹沒。
我原準備再去解釋一番的，但是忍住了。他絕不能算是大度的人，或許，我真的該調走了。
說是說辦就辦，但對於一般幹部來說，調動也不是易事，必須要求人，而且必須要辦成，否則後果會更加惡劣。所以求人前，必會反複地細細斟酌謀劃。
但我所找的並不是朋友所指的前任，而是安寧鄉的老書記，前麵的講述中曾提及，他是一位忠厚長者，我相信他辦這類事要比書記的前任把握得多，而且我始終堅信他的人品和能力。
果不出所料，聽完我的陳述，他非常樂於幫忙，但拒不肯收我帶去的一萬元錢。
關於一萬元錢，我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盡管我們之間從未有過金錢上的往來，但我還是決定必須要帶的。
為此，我曾經征求過“大一碗”的意見，他堅決主張帶，而且給我提供了這樣一些當時我幾乎聞所未聞的信息：現在辦事都明碼標價，這個明當然不是指通常說在嘴上的那個“明”，而是心知肚明的“明”，辦事必須首先準確把握“明”，太多了，事有不值；太少了，事有不成；必須恰到好處。據說，我們縣當時一般調到不能少於五千元；進城則因為工資和進步上的差異必須達到一萬元以上；至於提拔便要根據職位的不同定價，至少得兩萬，高者幾十萬。
我決定帶錢，並沒有考慮交易的問題，憑我們之間的關係，根本無需交易，主要考慮他同樣需要找人，咱總不能求人辦了事又讓人賠了錢，至於數量，自是最低檔的，即使這些，已足以令我頭重腳輕。
關於我的決定，盡管曾向“大一碗”征求過意見，並且是在他的意見基礎上形成的，但真正實施的時候，我並沒有告訴他，我隱隱地感覺不能告訴他，盡管他見我為難，曾慷慨地向我甩出五萬活動經費，但我既不打算讓他知道，便不會收，盡管我非常迫切地需要，但我還是嚴辭拒絕了，而是靠老婆以購買家具的名義去娘家借了來，這不僅事關臉麵，還有其他。
我朋友不多，卻盡是“大一碗”之類的人物。僅憑這一點兒，我便遠不如他們，別看官不大，倒沾染了不少官氣。
閑話少說，且說既已帶了去，便要留下，似乎不留下心便總在懸著，任憑他如何肯定的答應。——我象做賊一樣不自然，心也跳，臉也紅，說話也囉哩囉嗦，總怕說不明白，偏偏又說不到點子上去，手腳在不由自主地顫抖，越顫抖越手腳乏力。許是他看出了我的緊張，便勉為其難地收下了，隨意地扔到沙發上。
不知所語地忙不迭地離開後，我感覺後背已經濕透了，內衣貼到身上，涼颼颼的，心裏先是因似乎看到了某種可能的希望而一陣輕鬆，繼而便是反複地利弊權衡與對比，因為那畢竟是巨額的一萬元，而且是債務。
說巨額，千萬別不信，那時相當於我們夫妻兩人一年的工資，而且必須拋除吃喝的因素，一萬元送出去了，必須全家人一年不吃不喝。
想著，心裏便亂糟糟的，便不願回家，因為我實在無法麵對短視的老婆因老大不樂意而翹得老高能夠拴住驢的嘴。
去哪裏？唯有去找“大一碗”，我甚至萌生了他或許能給予幫忙的卑鄙念頭，但我非常清醒，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不能做的。
“大一碗”又在喝小酒兒，見我頹廢的樣子，比猴兒還精的他已猜到了幾分，高興得手舞足蹈，連呼“有門兒”，當晚喝了一公斤酒，睡了個踏踏實實。而我沾了酒，卻愈加難受，說不出有股什麽滋味在心裏不停地翻騰，隻有嘔吐得渾身狼藉。真********世道，調動工作還要花錢！！！吐著，心裏更不平衡，嘴裏便不由自主地罵著，稀裏糊塗，倒頭便睡到地上。
你肯定不會相信，天地下居然有這樣的領導——第二天，他便怕錢燙手似地把錢送了回來，我感覺自己有點兒死皮賴臉，因為我居然死活不肯再要，推辭不過，他便上了車。我剛鬆了一口氣，他突然敞開車窗從窗上扔了出來，扔出來的仍是我原來的那個因為反複掂量而弄折了的信封。
送錢用信封是我們縣當時的流行，我至今也搞不懂其中的用意，大概是圖個安全吧，信封就這樣成了送錢的代名詞，類似於紅包一類吧。
人真******怪物，送的時候緊張，人家收下了不痛快，當真退回來了卻複雜起來：尷尬、不安、絕望一湧而上，非要把人煮糊不可，尤其是當“大一碗”不見眼色地狂喊亂叫“事無成”時，我看似平靜實欲炸裂開來，反不如前麵患得患失充滿猜測而又惴惴不安的期盼。
就是從那時起，我認定，期盼也是一種享受。所謂享受，便是咂摸，直至品出味來。盡管徹頭徹尾的絕望也能咂摸，終究死灰一樣，遠不如期盼更加耐人尋味——裏麵透著悠閑與瀟灑與猜測與猜測中的不斷變化。猜測有時候也是徒勞的，事物總是偶然中孕育著必然，必然中伴隨著偶然在發展。
死灰一樣的絕望中，我突然間接到了一個電話，是老書記打來的，聲音裏洋溢著興奮，說我托他的事已經辦成了，能夠聽得出來，對方顯然剛得到消息，而且有外人在場，除非因事情成功無法掩飾常人通常會有的從心裏直往外透地興奮，以他那樣的修為（姑且稱修為吧，說不清是何原因，這一段我總喜歡把經驗豐富稱之為修為），絕不會亂打這樣的電話，所以話說得很模糊，而話越模糊越值得推敲咂摸。
果真仔細咂摸，人有不少事情是無法用語言說清的，但隻要心意相通，往往又不需要太多的言語去說，一個音符一個眼神彼此間便能心領神會。
盡管如此，突然間地絕處逢生，讓一股比他更興奮的強烈的急於要感恩的心情緊緊纏繞著我，使我茫然無措又似乎非要做點什麽，卻又想不起要做點什麽又該怎樣做。忽忽悠悠地什麽也沒做成便過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漸漸平靜了下來，我不應該對此無動於衷，我應該給他打個電話。
但臨到打電話時，雖準備了無數的言語，又突感實在無話可說。說什麽呢？感激？太俗了，實在太俗了，豈是一句感激就能表達得了的？再證實一下？因為直疑心自己的耳朵有錯，又擔心實在太過冒昧。翻來覆去地想了許久，我還是在想象著電話打通之後該如何說。說實在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當時滿腦子想的並不單純是感恩，更多的恐怕要數再做進一步證實的衝動。
其實，事情往往並不如想象中的那樣複雜，到強烈的衝動催逼著我去打電話時，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原先設計好的語言和順序早已飛到了九霄之外，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場。
幸好，電話一打便通，因為我選擇了某本書上離領導上班前半小時打電話的吹噓，說此時正是領導最閑適所以心情最好的時候，凡事都好辦。
電話一接通，立即便傳來了對方低沉的聲音，此時他這唯一曾讓我感到美中不足的低沉聲音也變得極富磁性起來，緊緊地吸住了我。盡管我用力地放平心情，心髒還是要蹦出來似地，語調因此變得有些囁嚅。再三鼓勵自己，我終於問出了一句現在想起來頗有點兒藝術性帶有外交辭令的“老書記，您挺忙？”
“忙，哪找不忙的時候？”對方永遠是那樣幹脆，未及我繼續說話，他已在問，還是那事吧？
我說，嗯。
我懷疑他根本沒有聽清我的回答，又說道，耐心等待吧，最近組織人事部門便會下去考察。何等美妙的聲音，未等我認真地聽夠，他已掛斷了電話，他永遠都是這樣風風火火，總會給我留下些許的不足之感，這或許也能算得上一種風格一門藝術吧。人生得領導如此，夫複何求？
要知道，自他調走後，我再也沒有去看望過他，不是不想，而是我不習慣那種對誰都畢恭畢敬的做作，我始終認為，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是那份相互的牽掛，越是心靈相通的人越不需要去注重那些形式上的東西，不是說“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嗎？
事實上，還是這種我竭力反對而有的人偏偏稱之為素質和能力的做作見效來得快，而且更適合。或許，人在困難的必須求人的時候，或多或少都有一點兒奴性，做作實際上就是一種奴性。但這絕對不等於說我便高貴，相反，我至今也搞不清自己當時何以會有如此大的奴性，到現在想起來，仍難免麵紅心跳愧疚不已。
因為漫無天際地想著，我居然受寵若驚起來，感恩一次比一次更強烈地衝撞著我。居然用六個字便解決了如此複雜的問題，感恩中不覺自傲起來，我一旦自傲起來，常常目空一切，這是我最致命的弱點，那一刻，我甚至以為自己當真具備外交家的天才。
自傲畢竟不是優秀的品質，往往連著一些更猛烈地對目標的追求，伴著自傲難免又多了些對調走的期待。人能夠有期待是幸福的，時光總能在期待中飛快地流逝。期待連著希望，沒有希望的期待根本算不上期待，而隻能叫做空想。我當然不是空想，是希望，書記的話是明確的，讓我堅信。
我開始關注鎮裏的來人來客情況，這在以前是從未有過的，事不關己的事兒何必要如此費心勞神呢？但我認為這是我的一大發現，指不定哪輛車載的便是前來考察我的領導。興許是以前沒有關注這方麵的情況，鎮裏居然有如此多的來人來客，難怪一年要幾十萬的接待費。這些車中，有熟悉的，有陌生的，熟悉的少，陌生的多，漸漸地便亂了起來，我根本無法辨出到底哪輛車是前來考察我的，或許壓根沒有，反正我辨不出。
組織人事部門原也有幾位朋友，但事情尚處於保密階段，不便於問，當然也擔心他們的層次太低根本無從知道其中的故事，據說人事方麵的故事最神秘，即使層次稍低一點兒，也絕不會知道，而且問不得，問的本身就犯戒。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自己去關注，盡管累，也不可能，但終究也是一種期待。
有一階段，終於讓我發現了變化：來的小號車多了！我便按照工作上的分工去揣測這些小號車主與老書記的關係，我那時候認為，分管的領導與下屬的局長必定是要好的，倘若是與老領導工作關係密切的，我就會以為指不定便是老書記托來給我講情的。我後來才弄明白，其實不然，如同鎮裏一樣，分管領導與分管單位頭頭之間通常是有矛盾的，若不是極親密的關係，通常就是仇敵。
隻說以我當時的經曆，要弄明白這些車的車主與老書記的關係，無異於天方夜譚。弄不明白，更想明白，這是人的天性。我隻有故作糊塗地去打聽，聽到的自然隻能是一些道聽途說的半真半假的消息，然後再把這些消息進行加工企圖從中發現點兒什麽。
我每天都樂此不彼，並幽默地稱之為“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隻要有五十號以內的車來，我必要千方百計地去向秘書打聽：車主是誰，來幹什麽。盡管我常常裝得極為隨意，問的方式也自覺極為恰當，但問得多了，難免要引起秘書的注意，他奇怪地盯著我問，你最近怎麽盡關注縣裏領導的事，以前可不這樣啊，豈不成要上調？
我一驚，莫不要又成了他向書記賣好的證據！
正惴惴不安，他卻故作親密地勸我，不該問的事兒千萬別問，這是機關的規矩，事兒知道多了，有時候反不是好事。
他居然能對我說出如此真誠的話！我莫名其妙地有些感動，但仍是瞧不上他。當然，我也知道他在向我示好，但我認為必是懷疑讓他產生了我有巨大背景的猜測，那一段，他總在向我示好，或許想與我冰釋前嫌。越是這樣，我越是反感，於是便常常想，有朝一日，我絕不用這樣的秘書，而且，而且要讓他永遠提不起來，最好的位置便是交通，不，連交通也不能讓他幹，****個三二十年臨時工，然後灰溜溜地回家。
3
何其狠毒的想法，都來自於當時的迷茫和因反感而反感他的所有包括語言即使是善言所帶來尷尬的情緒。然而，既有了勸告，自不能也不敢再問。
事後，我才得知，其時正是書記運作副縣長的緊要關頭，所以才有小號車走馬燈似地來去。而我……簡直風馬牛不相及！
但我那時卻樂於這樣想，而且似乎隻有這樣想，才能讓我充滿信心，或者說我當時就是靠這種虛擬的信心在過日子。
不知不覺中時間已過了三個月，仍不見有甚消息，我不免急躁起來，急躁之下難免便失了控製。失了控製之後，願望變得象火一樣燙，灼得我隱隱生疼。我終於耐不住給書記又打了一個電話，由於焦躁，已不再有那麽講究，但仍是小心翼翼地問了一句曾讓我自以為發明創造而引以為自豪的“您挺忙的？”，而對方卻仍是那樣平靜，先是問了一句“誰呀？”，接著便是慣常的類似於自言自語地“是你呀，還是那事吧，那事還要再耐心地等一等”，隨後便掛了機。之後的十多天裏，再打電話，不是關機，就是無法接通。
難道會出現了問題？我開始擔心起來，我不知道自己何以會突然冒出老書記被雙軌了的這樣的混蛋想法，而且這樣的想法變得越來越深刻越來越真實，恐懼象蛇一樣遊遍了全身。
這是不可能的。“大一碗”叫嚷道，盡管他並不知道我在找誰，也從不問我，但我敢斷定，他必是認為我在找現任書記的前任，他與之也有良好的關係。
他當時的日子，因為參與人代會選舉的事兒也不好過，據說書記正醞釀著要免掉他。但他並不悲觀，他判斷事兒辦事兒全憑熱情和厚積薄發的經驗，依舊熱情不減地待我。他幫我分析道，出事兒是不可能的，要不是
因事兒外出，便是事情辦起來不順手，官場的事兒變數太大，永遠無法說清。
還是旁觀者清，又過了三天，電話終於再次打通了，電話裏傳來老書記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聲，我大吃一驚，印象中湧上的第一感覺便是他病了，問話也脫口而出。電話裏的聲音甚是熱情，我來了外地，正在爬山，還是那事吧，事成了，忘了告訴你，明後天組織人事部門可能就會去。
事情突然間一下子有了結果，由於長期期待與猜測的煎熬，我反而興奮不起來了，隻長舒了一口氣，轉而去想離開居住了十多年的瀏河鎮的感受，那感覺必定是酸酸的澀澀的，我甚至看到了與“大一碗”等一幹朋友分別時他們熱淚盈眶的殘樣兒。
事實上，待我真正離開時，盡管他們有些悵然，卻並沒有流淚，隻是安排了三大桌告別酒席，兄弟們狠狠實實地喝了一場，醉得我三天沒有醒過來。
大家或許能夠而且已經看出，我那一段的心理是脆弱的。——原已板上釘釘的事兒，卻又被無限期地拖了下來，或許恰如老婆所說，我命犯克星，辦事盡不順。本已平靜下來的心態，再度動蕩起來，讓我更加密切地注意起進出鎮黨委的車輛，企圖從中發現有利於我的蛛絲馬跡。然而，那一段鎮裏卻突然冷清了許多，少有車輛進出。
仔細探聽才得知，原來縣紀委下了整頓公款吃喝的緊急通知，偶有車輛進入，也是稍停即走。這並不等於沒有車，有車便難保不會有組織人事部門的車。實在找不出任何有利的線索，隻有厚著臉去巧妙地向秘書探聽。
此一段，盡管我仍一如既往地反感秘書的作派，他卻對我愈加熱情起來，熱情裏攙雜著讓我反感的濃濃的討好和對誰都有的畢恭畢敬。見我到來，他總是上揚著的眉毛總算垂了下來，未及說話，便抿著嘴衝我直笑，接上話後也盡是些肉麻的打情罵俏，讓我無法得到絲毫有價值的信息。這或許便是他到死也改不了的本性，不知道他剛生下來便這樣還是環境使然，我常常想，盡管常常想不明白。
一個月後，連“大一碗”這樣的人都喪失了信心，他問我，是不是太小氣了？該去看一看了，現在就興這個。說著，便用指頭熟練地做出數錢的姿勢。我送錢的事兒不能告訴他，退回錢來的事兒自更不能告訴他。表演完之後，他忘記了什麽似地開了抽屜，麻利地拿出三萬塊扔到桌上，頗有經驗地說道，去試試，如果收了錢，事定成，事不成，錢必退回來；倘若當真不收，咱還是另謀他法吧。
他的話盡管不合拍，卻極大地刺激了我，我決定親自去看一看再說，因為老書記不是電話無人接聽，便是“等等再說”，聽到我要去看他，又怕麻煩似地堅決拒絕，讓我實在心裏沒底。
我當然不能收“大一碗”的錢，我必須要保守好送錢的秘密。錢這東西不是鬧著玩的，豈能送了人又說出去，這是最起碼的做人道德，是底線。因此，我還是揣了原先的一萬元未及對方同意便去找他。
他是大局的局長，必然要忙。我原已做好了兩手準備，萬一他不在，便說明自己沒有這個緣，從此不再提及此事，或許因為上次尷尬的經驗，我甚至隱隱希望他不在。幸好他在，卻甚忙，排了一流長隊在等他接見或匯報。我覺得自己的事兒緊要必須當麵說清，便主動給後來的人讓號，等到最後見他。好不容易捱到了最後，已近中午十二點。
他與我禮節性地握了手，靜靜地待辦公室主任上了茶退出，才熱情地跟我談話，直埋怨我為什麽不早說，看不出有任何做作，說著話的空當便打電話連辭了三個酒局，其中有的必定還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遇有這樣的情況他必定要連連致歉，我明白這是他的習慣。原本他要趕三個場，由於我的到來，他反而解脫了，因此一臉的輕鬆。
我們之間的飯吃的簡單而又輕鬆，我、他和他的司機三個人，找了一家小肉館鑽了進去。他是吃肉的高手，而且肚子大，可以喝兩斤酒吃四個大豬蹄子，所以人都叫他大肚子。邊吃喝著，他邊告訴了我原委：在他給我打電話的第二天，組織人事部門便來到了我們鎮，可書記死活不放我，說我是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鎮裏準備提拔重用，除非提拔，鎮裏是堅決不放的。末了，他告訴我，他與現在的書記交情也很好，是不會騙他的。
現在我才明白，領導不放的原因隻能有兩個，除了領導確欣賞準備提拔重用之外，便是要吊死你。
我當然屬於後者。但當時我卻不這樣認為，心裏竟是一陣激動，仿佛自己已被提拔重用了，說話語氣立馬便有些粗，酒也豪爽起來。從這一點兒看，我打心眼裏是不想離開瀏河鎮的。
待酒醒過來之後，我發覺自己已躺在自家的床上，老婆說你可長足了麵子，是老書記的司機親自把你送回來的。瞧，你喝個熊樣。說完，便自顧低頭忙著打毛衣，那一陣子興婦女織毛衣，大家都在織，她也學著織，象是要跟誰爭個高低似地。
我心裏一陣甜蜜，覺得她聲也柔，人也美，便非要與她幹那事兒，她半推半就地依了。說來奇怪，隻要心情好，中午喝了酒便想幹那事。完事後，便心滿意足地睡一覺，竟是爽！但今天不行，恰逢兒子星期天，唯恐兒子碰上，剛完事便忙著穿衣。
上衣裏有一沉甸甸的物件，是那一萬元錢，我記得自己曾借著酒勁強逼著給了老書記，必是他又放回了我的口袋。心裏想著，竟覺眼睛一澀，居然有眼淚湧上，說不清是感激還是難過。畢竟酒力未消，一會兒又和衣睡了過去。
之後的事兒，前麵的講述中已有提及，便不再贅述，現在隻說沒有了編製便意味著跟工人一樣下崗，也就是說再也沒有資格去從事自己心愛的工作，雖然我有做好工作的足夠能力，我是當時全縣獲得高級職稱的唯一，盡管書記再三找我談話，說有編沒編一個樣，工資照發，工作照幹，關鍵是要搞好與同事的關係，這次失編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群眾威信太低，但我還是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這畢竟是個讓人無法接受的現實，在他找我談話之後，這種感受愈發強烈了。
我感覺自己怎麽也無法抬起頭來，但由於當時我仍抱著他許諾的增編的希望，對於他的談話，“屁話”兩個字才沒罵出口，直至我再次去找老書記，老書記已退休，滿臉憤怒，卻又無可奈何，我徹底絕望了才終於起了爭執。
——由於我的告發，他先於我調離了瀏河鎮，副縣級的希望也泡了湯。他終究是張大牌，而我就是張小牌，我狠狠地想，但他畢竟實現了“除非他離開我才能離開”的願望，這是他調離後秘書告訴我的。
當然，經曆了如此折騰，我也付出了“被認作刺兒頭”的代價。可能是後任書記出於好鞋不踩臭****的想法，又與我無冤無仇，便把我調離了。但這走不同於那走，終究灰溜溜的。
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安排去給我送行的居然是差一點兒被我差掉的那位副鎮長，如果他能夠憤怒一點兒或者再趾高氣揚一點的話，我或許還能好受些，他卻偏偏不這樣，盡管話不多，卻盡說我的優點。因此，與他握手道別後，我竟是止不住地流淚，惹得他一陣哈哈大笑，而後上車，揚長而去，隻留下一股輕煙。
人一生最難的恐怕要數消除業已形成的影響，因為影響存在於人的思維，能夠演義。我們那個地方自古就喜歡演義，凡演義必會因人智慧的加入而讓影響順著人好惡的方向內容變得更加複雜流傳更廣了，而且演義的版本不止一個，原來的事實當然早已麵目全非。
關於這一點兒，我剛到思鄉鎮便強烈地感受到了。——思鄉鎮與瀏河鎮猶如四邊形對角線上的兩個頂點，規模隻有瀏河鎮的一半大小，經濟總量卻連三分之一都不到，工作人員實際上拿到手的工資則更少了，是全縣的最低。
經濟落後，人心必散。凡是稍有門路兒的人早已想方設法調離了思鄉鎮，剩下的自稱為“淘金者”。大不了便是調離，那是巴不得的好事兒，所以“淘金者”原已毫無顧忌，除了犯罪這條底線，幾乎沒有不敢做的事，沒有不敢說的話。
對於我的到來，盡管為我送行的副鎮長替我說了許多動聽的話，或許由於我的影響和不合潮流的調動，人們看我的目光還是怪怪的，仿佛我衣著不得體或長了什麽不該長的東西。
不過，我沒有被這些怪怪的目光所左右，因為我那時候唯一關注的便是能不能有事幹，從而讓自覺的滿腹經綸盡情地釋放出來——或許是還不夠成熟，我總覺自己有使不盡的奇思妙想，盡管曾因此碰得頭破血出，但還是會產生一種不能痛快淋漓施展的無奈，尤其失去幹事的機會之後。——既已到了如此境地，凡事都要有一個過程。我這樣勸著自己，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自從參加了工作以後，便失去了學生時期那樣長的寒暑假，尤其是做部門負責人那一段，終日裏便隻知道忙，當真連認真梳理一下自己的時間也沒有。
人是需要思考的，猶如機械需要加油才能行駛，隻有學會了用腦工作，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成熟。一番經曆之後，我堅持這樣認為。
重新調動了工作的環境是新鮮的，但同樣是陌生的，由於缺少了老朋友的嗬護，必然會有一段寂寞難耐的日子。
或許隻要有過工作調動經曆的人便不會反對“大一碗”他們這樣的預測，我卻牢牢地抓住了這一段空隙，認真地反複地自始至終地如同放電影一樣對自己的經曆進行了反思，不肯漏掉哪怕是一個細節。所以我不僅沒有感到寂寞，反而成了“精神貴族”，終日裏默默的卻又是充實的，以致於“淘金者”們誤以為我精神受了刺激，便百倍地嗬護我。
原來，他們並不像外表所表現得那樣玩世不恭，真誠、堅強、細膩，屬於最容易成為莫逆的一類。且無需說他們日後如何堅定地支持我，大概凡人都需要一麵旗幟吧，他們必是把我看成了旗幟，單說反思的結果也沒能讓我象人們所說的那樣成熟起來，反而又恢複了學生時代那種“寧肯自找麻煩去擴張經曆”的激情飛揚，唯一的不同便是有了從眾多出路中去尋找最佳出路的意識。
至於後來的事兒，前麵已有提及，話既已說到了這裏，不妨再回顧一下我做鎮長之後的那段經曆——實事求是地說，能夠做到鎮長這一級，雖然不是副書記兼任的，也是我做夢都無法想到的事情。其中包含了多麽沉重的期待啊！
但他們很快便開始反對我，原因是嫌我太過懦弱，不能與書記做針鋒相對的鬥爭。
說是懦弱，其實也算不得懦弱，因為我不是黨委委員，根本無權參加黨委會，爭執自無從談起——既有不同意見，便要拿到會上去議，私下裏絕不可以隨意亂說，而一旦形成決議，便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尤其作為鎮長，更要自覺帶頭維護團結，離了團結，任何事都無從談起，這是大局，而且絕不是做作，而是我當時最真實的想法，也可以說成是我對農村工作經驗的總結。
所以，對於經我再三請求書記仍不給我分配工作的做法，我雖強烈不滿，但還是不肯表露出來。——做著鎮長，又不履行鎮長的職務，還要隨時保著微笑以應答別人對自己鎮長的稱呼，既有稱呼，便會有人而且希望有人請示工作，麵對請示，卻又不知如何作答。
至此，我方才對“官差不自由”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任何一級官員都不是隨意的，而且越靠上的級別反不如靠下的級別自由，正所謂“巨棒可以壓死大象，但要軋死螞蟻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兒”，我堅信無此經曆的人必難體會其中的尷尬。
既無事可做，我便到村裏去做調研，幸喜農民是真誠的，走到哪裏，都會受到熱忱地歡迎。應該說，這是我之前的任何一屆坐著轎車下鄉的鎮長都沒有得到過的殊榮，從他們那裏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可能書記連這點兒事兒也不想讓我做，因為他非要說我煽動群眾情緒，而且認認真真地向縣委做了匯報。
其實，我到村裏做調研，從不涉及政事兒，即使別人主動提及，我也會盡力把話題岔開。
唯獨這點兒，我偏不信邪，你支持也罷反對也罷，既然我問心無愧，便照舊做著自己的例行功課——幫著想想法出出主意，機緣巧合也做一些牽線搭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