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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小老頭笑著說，聽了兄弟們的講述，深受啟發。其實，是非標準無時無刻不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無論如何優美動聽的語言對它的描述都比不過心靈對它的感悟那樣來得深刻，即所謂的觸及心靈。
幹巴巴的說教永遠無法觸及到人的心靈，往往要靠鮮活的生活才能搭起心與心交流的平台。兄弟們不妨耐心感悟一下我的講述，看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收獲。
講述且從反季節大棚說起，說起來，反季節大棚算不上我們村產業結構調整的第一步，這種調整早於村裏人能夠普遍地吃上白麵饅頭那天便已開始了。前麵曾提及，這一天，劉老蔫兒讓我們村比其他村提前了五年。
其實，就在大包幹的當年，生活就已起了變化，而且變化是巨大的，恰如村裏人所感歎的那樣，這地咋象瘋了似地一下子就長出了這麽多糧食，任你敞開了肚皮去吃三兩年也吃不完。
盡管這樣，長期籠罩在村裏人心裏頭的缺糧的陰影還是讓人們不停地去多種糧食，因為吃飽肚皮似乎永遠都是頭等大事，有誰知道政策啥時會變，忍饑挨餓畢竟不是鬧著玩的。萬一？萬一裏盡是恐懼。真的有了萬一，過去的人餓慣了興許還能挺過去，現在這娃兒個個嫩藕似的可咋辦？
然而，政策不僅沒有變，反而聽廣播裏報紙上說這政策一百年都不變，而且越說越堅決。現實也這樣，所以，僅用了三兩年的時間，家家戶戶早已糧滿為患。
隻有到了這個時候，村裏人的膽才真的壯了起來，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賣。賣？價格卻遠不如其他物資那樣長得快，值不了多少錢，還是要賣，沒辦法，忍疼割愛也要賣。
終於有一天，村裏人發現，肚皮算是吃飽了，料來三五年已無虞，口袋裏卻沒有多少錢，遠遠跟不上諸如孩子上學之類開支加大的步伐。於是，村裏頭腦靈活機靈的人便嚐試著種一些蔬菜水果之類的時令貨拿到集市上去賣，竟也賺了些錢。
我們村的土地多屬沙性土壤，原也適合蔬菜水果之類作物的生長，種出來的菜果品質便出奇地好。村裏人曆來就有種菜果的習慣，見有人膽敢這麽幹，不僅沒人管，而且賺了錢，便爭相效仿。
漸漸地，種菜果的人多了，雖說物以稀為貴，東西多了便會不值錢，算起來卻仍然比種糧食還要劃算。
誰說中國的農民不會算賬，如果你能夠有幸聽他們算一次，毛分厘計算之精確絕不會亞於一個自負學曆的本科生。
同樣地，他們對於幸福生活的渴望也絲毫不亞於社會上的任何一個階層，盡管這種渴望有時候是盲目的，並因為盲目而固執，固執中甚至透著不可理喻的倔強，卻不可否認地蘊藏著巨大的不容忽視的熱情，一旦得到啟迪和開發，將會釋放出一股不可戰勝的力量。
這樣的做法顯然與劉老蔫兒的要求背道而馳，必然為劉老蔫兒所不容。此時的劉老蔫兒正處於人生的巔峰，被數不清的榮譽光環籠罩著，但他的思路並沒有因此而發生任何阻礙，因為他自那個年代就養成了看報紙並善於從報紙上獲取信息的習慣，所以他似乎總有跟他的榮譽一樣數不清多的新想法新名詞。
他別出新裁提出的“統一耕地、統一供種、統一播種、統一澆水、統一噴藥施肥、統一收獲”所謂的“六統一”，在大包幹的初期確起到了有效組織村民的作用，先後被鄉裏縣裏采納並推廣，後來連國家的報紙也做了連續報道。在鄉村，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兒。
但以成方連片為前提的“六統一”很快便不再能夠滿足村裏人的需求，村裏頭腦靈活的人認為，既然上麵已經說了，放手讓農民致富，你劉老蔫兒何必要管那麽寬那麽嚴，不是有位大人物說了嘛，不管白貓黑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不管有本事無本事，致了富就叫真本事。致富才是硬道理，離了這個話題，管也沒人肯聽，大家都忙著賺錢，誰聽你那些四五六瞎白話的大道理。
劉老蔫兒卻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既然上麵已經肯定了的做法，那必然有要肯定的道理。才吃了幾天飽飯，就變得這樣沒大沒小沒上沒下，這還了得？劉老蔫兒越想越氣，他決不會容許他們這樣幹。
可任他在村電台裏喊破了嗓子，村裏人依然我行我素。思想工作不是萬能的，所謂的教育，必須輔之以必要的懲罰手段。
盡管這樣想著，劉老蔫兒還是從鄉領導的講話中感覺到了限製，妥善解決矛盾？什麽叫妥善？說起來就是軟唄，軟皮蛋，明顯的怕事怕擔責任唄。既如此，為什麽還要“六統一”？為什麽還要把“六統一”納入村幹部的政績來考核？我劉老蔫兒偏不信這個邪。
他決定殺雞駭猴，這是他多少年來屢試不爽的一招。誰是雞呢？便是劉阿龍家。
說起來，劉阿龍的父親與劉老蔫兒屬於同一枝的人，劉老蔫兒應該喊他一聲叔。為什麽要選他呢？因為劉老蔫兒始終認為，正人先正己，凡事必須從我做起才最有說服力，要解決的當然首先是自己的堂叔。
另一個原因，恐怕是當時劉阿龍兄妹四人年齡都還小，最容易製服。辦這類事必須要有把握，倘若把事情辦砸，不僅收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會越搞越糟。這是劉老蔫兒一慣的做法和經驗。
對象選準了，目標就是清除他家的那塊分明已經熟透了的卻遲遲不肯收獲的玉米地。那塊玉米地恰好位於鄉秋收檢查組必經之路的路口，最為紮眼。這也算是他把對象定為劉阿龍家的一個原因吧。
要知道，當時縣鄉兩級抓“催收催種”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按照事先確定的日期，層層檢查落實，輕者通報批評，重則一年的工作一票否決。
剛開始還好，慢慢地村裏人就不理解了：難道我們做了一輩子農民還不知道啥時收啥時種嗎？
對，你真的不懂，劉老蔫兒斬釘截鐵地說，你知道不誤農事嗎？知道？算你知道，可你知道莊稼熟了不收會養分倒流嗎？養分倒流！這雖是個劉老蔫兒剛學來的名詞，但他照樣說的鏗鏘有力。
遇事先講道理，講過了多少遍仍不聽，豈不是在挑戰我的權威嗎？難道就因為你是我的堂叔？對，這分明是挑戰，挑釁。——不知道這杆紅旗是我老蔫兒親自樹起來的嗎？決不能倒下，更不能給鄉裏的領導抹黑。這是他劉老蔫兒的作派。
所以，他不能熟視無睹了，他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就象當年抓計劃生育那樣果斷。
提起計劃生育，有必要在這裏再囉嗦幾句。計劃生育畢竟不同於現在的倒茬，那可是被村裏人認為是斷子絕孫的事兒，他劉老蔫兒也想不通。所以工作總是時鬆時緊，不爭氣的是女人的肚子，吃了幾天飽飯就憋足了勁地生，終於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
既是硬仗，便要選擇硬茬。這是他的信條。他當真就敢拆了族長兒子的房，在我們村，族長有著絕對的權威，但劉老蔫兒宣稱自己有政府作後盾，誰敢與政府作對？果真有不少政府幹部也參與了拆房。
我常想，應該感謝當時的法製還不十分健全，族長上告無門又迫於壓力，便隻能作罷，心裏卻是把劉老蔫兒的十八輩祖宗罵了個遍。
不過，這一招果然靈，見族長兒子的房都已經拆了，村裏人便發現，原來這孩子並不是非生不可的，盡管倔強的男人還是要生，女人們卻先不幹了，紛紛到鄉計生站做了節育手續，有劉老蔫兒給她們作主，男人也奈何不了她們，並東湊西借地向村裏交了超生罰款，要不然，自己的娃兒連戶口都報不上，報不上戶口就是黑人，那時候都這樣叫，既然生了他（她），做父母的誰願讓自己的娃兒當黑人。
於是，劉老蔫兒如願以償地走到了全鄉的前列，又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榮譽。
那年月，難事當真不少，剛結束了計劃生育就要平墳，恰如族長所罵的那樣，斷子絕孫又要欺祖，當真不幹人事了？
咱老蔫兒不與之計較，咱可不是那種沒有政策水平的人，更不能不講道理不講策略，這一次他破例沒有多講道理，隻簡單地傳達了文件便把自己父母的墳首先平了：這些墳占不了多少地，也影響不了精神文明建設，這一點兒，老蔫兒也想不通，但他還是按要求做了。
因為他做了，或許鑒於計劃生育拆房的經驗，待劉老蔫兒平了父母的墳之後的一覺醒來，村裏的墳居然全平了。
想起這些，劉老蔫兒就想笑，這是足以讓他一生都引以為豪的事情。
這些年終究不同於前些年了，這方麵的意識明顯弱化了，所以，在采取果斷措施之前，劉老蔫兒最後一次到他叔家下了最後通牒。
他叔居然還是以忙為由左推右擋，分明不想倒茬，逼急了，竟然說，我知道你有能耐，看著辦吧。
他叔向來就不是脆快的人，他不怕他叔，卻衝他母老虎一樣的嬸發怵。發怵歸發怵，相信還是能夠應付的，但劉老蔫兒還是采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又利用村電台反複講了多遍，仍不見他叔有啥行動，這在前些年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兒。
因為下午檢查組就要來，他已經不能再退了，上午十點正的時候，他頗有點兒大將風度地把手一揮，早已等在院內的鏈軌車便隨著他和村裏的十幾個幹部出發了。
所謂的清除，並不是要幫他叔幹活，而是用鏈軌車把地裏的玉米秸推倒。
農村人都知道，玉米棒自立在地裏的秸上往下掰還算容易，若推到了，就要難上何止幾十倍。
值得慶幸的是，他叔也是能夠看得開事理的人，並沒有到現場阻攔，倒是幾位圍著看熱鬧的人說了幾句“欺侮老實人”的俏皮話，立馬被他派治安架到了場外。
如此順利的局麵，讓他得意的臉上始終溢著笑意。豈不知被他架出去的人，氣不過，特意跑去告知了他正在娘家為兄弟兒子過百歲的嬸。待他正因為自己的傑作而興衝衝地準備回家吃飯時，與邊罵著“仗著有權強人”邊趕來找他理論的嬸碰了個正著。
女人撲上來就亂抓亂撕亂咬，要不是婆娘及時跑出來勸架，他險些被抓破了臉。
這可是多少年來都不曾有過的事情，他氣炸了肺，不過，好男不跟女鬥，但他還是轉過臉來，指著女人罵道，就仗勢欺你，怎麽了，不要臉的臭女人！居然莫名其妙地底氣不足，就因為女人？！
女人難怪叫母老虎，確實難鬥：****的驢養的花樣翻新地整整罵了他一個下午，直至暈死過去幾次才被他叔軟硬兼施地弄回家去。
而自家的婆娘卻隻會勸架，難道就不會罵？想著，他就來氣，這死婆娘就是不會罵，而且勸架勸累了，負氣回家，飯也不做，就知躺倒炕上賭氣，害得他連中午飯都沒吃上。
更可氣的是，下午的檢查，他自是又為全鄉贏得了一個好名次，書記卻在表揚他工作硬朗的同時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工作方式。
書記指的肯定是他叔的事，他這麽快就知道了，怎麽會呢？難道他叔找過？不可能，他叔沒有這樣的能力。關於這點兒，他甚自信，那，書記又怎麽知道呢？想不通就不想，這是他的格言。操，咱又為了什麽，想想，這窩囊氣生得實在太過不值。
但作為在村裏有著絕對權威的支部書記，他不會輕易咽下這口氣，他必須要給這個臭婆娘一個處罰。如何處罰呢？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便是罰款，罰款也不是生產隊的時候了，不交又咋辦？
直到這時，劉老蔫兒才發覺，這世道真的變了。咱這豈不是在作繭自縛？他那時必定會湧上了這樣的感歎，因為無可奈何。
不過，這難不倒他劉老蔫兒，他決定從村辦工廠的利潤裏扣，不光他叔一家，還有另外幾家，也必須扣。不能讓這些自私自利的人沾到便宜，這是他做人的原則。
盡管他知道，這麽做的結果必然還有人要鬧，但還是要扣。之前，他便這樣做過，也有人鬧過。但這正說明了人們對於分紅的關注，是好事兒。劉老蔫兒就是這樣想的。
兄弟們從前麵的講述中或許已經了解到，事實完全出乎劉老蔫兒所料，到那年年底，劉老蔫兒的那些村辦企業已全麵滑坡，工人留下的還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恰如村裏人所說，村辦企業已沒了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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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是非常被我們村裏人看重的一種東西。沒了人氣，實際上就等於說“完了”。事實上，村辦企業也已完全沒了分紅的能力。
但劉老蔫兒認為，這是事關他領導權威的大事，沒有能力也要分，他就是要讓那些反對者看看他的大氣，也算是對他們的一種教育。對了，還有那些比如他的堂叔之流的該交罰款者，不是不交嗎？不交就扣。僅為了這一點，紅也是要分的。
說是分紅，劉老蔫兒早已在村電台裏沸沸揚揚宣傳了好長時間，可錢又從哪裏來呢？劉老蔫兒自有劉老蔫兒的招法，他憑著自己的影響，僅用一桌酒席的代價就從銀行貸了十幾萬元。
我常想，這也算是銀行管理的一個失誤吧，要不是銀行正嚷嚷著錢無處放似地支持鄉村企業，劉老蔫兒根本無法施展自己的神通。哪裏找如此便宜的事兒？
紅總算是分了，卻並沒有出現象劉老蔫兒所期望的大家蜂擁著到村委會支取分紅錢那樣壯觀的場麵，因為村裏人都抱著這樣一個信念：支了人家劉老蔫兒的錢就要受人管，自由遠比受他的管製要強的多，更何況當年的菜果收入已經讓不少的戶成了當時最時髦的萬元戶，有誰還能再瞧得上這點兒分紅款？所以有不少的戶寧願不去支，象我父親就這樣，直到我做了支書，才用這筆錢抵頂了村裏的提留款。
分錢都沒有人要，雖然對外又成了劉老蔫兒宣揚政績的另一個話題，對內他卻是明白的，這無疑是對他神聖權威的挑戰，他不相信人心會變得這樣快，便安排會計逐家逐戶地送，雖然有幾戶又接受了他的分紅，吃閉門羹卻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分了三個月居然沒有分完。
錢未及分完，麻煩卻來了：銀行主任一個愣怔酒醒了過來，心裏的懊悔勁兒就別提了。據說他的領導為此嚴厲地批評了他，而且要免他的職，因為老蔫兒已經有許多筆貸款超期未還，所以就火燒火燎地索要貸款。
也怨不得老蔫兒賴賬，因為錢早沒了，至於何時能有，老蔫兒更是說不清。
老蔫兒說不清，主任就無計可施，隻能抱著個嚴重警告的處分調離了我們鄉。
新主任接受了老主任的教訓，不再不遺餘力地扶持老蔫兒。
其實，這裏麵也有個銀行的經營問題——隻要銀行向企業投了足夠數量的資金，銀行就成了最不希望企業倒閉的企業共同體，就象吸大煙一樣，明知繼續投入有害，還總想著企業能活過來，即使有一絲活的希望，也隻能去救，結果越救越深。據說，老主任事後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但無論怎麽說也已於事無補。
或許果如是，隨著銀行主任的調整，老蔫兒的企業快速地破產了，或者按照法律規定應該叫做倒閉，因為地畢竟還是村集體的，債自然也是村集體的。
因前麵的講述中已有提及，我們不再重複他因此而遭受的尷尬和挫折，單說他從此沉默了好長時間，待村裏人再次注意他時，他的頭發已經全白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到了第二年秋天，他不僅沒有象過去那樣抓倒茬，而且有人發現他老婆也在默默地種菜果。據說，那年秋天縣裏檢查倒茬，因為我們村的原因，鄉裏得了個倒數第一，書記破例拍著桌子罵了他，他隻低著頭不吭聲，別提那樣子有多慘了。
消息傳開，村裏人又開始可憐他。此時的他，已完全從村裏人心目中的神位上走了下來而變成了實實在在的人。既是人，而且是管人的人，便要挨批評。
盡管他仍端著架子放不下，但人們已經把他當成了一個正常的人，見了麵，總要“哥”“叔”地喊他一聲，他常常故意用鼻子“哼”一聲便算應了，即使這樣，村裏人也能夠原諒他，因為據說他在此後的五六年時間裏經常受到鄉長書記的指責，而正因為他獨自默默地承受著指責，我們村的菜果業才得以迅猛地發展起來。到鄉裏完全取消計劃實行自由種植時，菜果業已成為我們村的主導產業，又走在了全鄉的前列。
自由種植，並不等於撒手不管，而是要幫助農民探索出一條能夠發家致富的路子。關於這一點兒，各級幹部必須牢記。要幫著農民算賬，要引導農民。縣裏的書記如是說，鄉裏的書記也如是說。
作為貫徹落實兩級書記講話的具體措施，自然便是跟當年抓鄉村企業那樣采取“走出去學，請進來教”的辦法，盡管這種辦法並沒有能夠挽救鄉村企業瀕臨倒閉的命運——也怪了，別人行，我們為什麽不行？我們並不缺鼻子少眼呀！納悶歸納悶，卻說不出個所以然。
說不出個所以然，也要出去，因為當時的鄉村幹部已經習慣了這種方法，隻要遇到探索性的問題，這種方法就會被作為口號響亮地提出來並得到堅決的貫徹落實。
可為什麽我們不行呢？或許就因為出去的少了，不能夠觸及靈魂。既有人會問，就有人能給出答案，想想也是，原來如此呀！
所謂的“走出去學”，就是到一些先進的或者最先發展的地區去學習人家的先進經驗和經典做法，目的是開闊眼界起引導作用。
據說，這種方法最先源於某位領導人關於放眼看世界的論述。當時，人們的不少行為都是必須要找到理論依據的，因為長期的封閉政策讓人們明顯變得縮手縮腳，沒有理論依據的事若要幹必然是要冒風險的，這是當時最普遍的一種心態。
盡管這種方法後來被個別幹部當成了公款遊曆名山大川的借口，但正是這種方法促進了鄉村企業的發展。
關於鄉村企業的發展，應該客觀公正地去看待，即使這種探索在個別地方出現了失敗，它對於人們思想解放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至少傳達了“解放思想，發展經濟”的信息，無論最後提供了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彌足珍貴的。實踐證明，這些經驗或教訓的說服力遠比十幾年空洞的說教有力，我們村的發展就證明了這一點兒。
“走出去學”並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組織的。按照通常的做法，書記首先確定一個基調，然後由鄉長帶著部分領導班子成員和管區的幹部到外麵去考察了十幾天的時間，結果便是要而且必須要發展冬暖式大棚。
提及大棚，參與考察的人就不由自主地要熱血沸騰：這東西太神奇了，冬天居然能長出新鮮的菜，收入也不錯，一年上萬元！
現實是，這些人的熱情再高，再四處宣揚，卻連村支書這一級也感動不了，盡管村支書們還是耐心地雖然有些倦怠地聽完了他們神采飛揚的描繪——畢竟“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再說了，我們一年平平穩穩也收入上萬元，也不錯了。
這是思想的問題，書記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讓這些頭腦不開竅的村支書也去看，直看到他們象當年發展鄉村企業和興修水利那樣興奮與忘我。
既然書記說了，就必須要去，格自然要低一點兒，由分管的副鄉長帶隊。即便這樣，鄉財政也沒錢，副鄉長便說由各村自己帶，一千、兩千不等。
支書們卻不幹了，既然都去一個人，我們村再大，也不應該多掏錢。
這些不開竅的蠢貨。副鄉長罵著，卻忙安排“片三”去暗示，難道你們就不想著順便出去看一看？
副鄉長要求暗示，“片三”卻直接把話挑明了，支書們雖仍想不通，卻開始沉默。
此時，劉老蔫兒因為我們村的最先發展又受到了領導的重視，自是要拿兩千的。劉老蔫兒就不象其他村支書那樣，在他看來，這不是錢不錢的問題，這是一個領導是不是看重的問題，說到家是一個檔次問題。劉老蔫兒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說的，因此惹得他的同行們直衝他翻白眼珠兒。
翻白眼珠兒有個毬用？沒見識的東西。劉老蔫兒心裏罵著，已是不敢再說出口，因為他明顯意識到了群情激奮，盡管副鄉長一個勁兒地表揚他。
且不多說碎話，單說多次反複外出的結果，支書們的確被調動了起來，眾口一詞地說好，卻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地去組織，連劉老蔫兒也破例坐到了會場的最後排，或許他明顯感到了自己的無能為力？我無法想象他當時的神態和心情，但他當時沒有主動請纓卻是實實在在的。
沒人肯幹，便製定政策，重獎。重獎的錢自要由各村出，提留受到了中央政策限製，便用義務工找補，以資代勞。
重獎也沒人幹，書記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失誤，決定用下一招，即“請進來教”。
“請進來教”，就是請人到鄉裏現身說法，宣傳大棚技術及其效益。不要說大棚的效益，單是請來的這些先生的足足能夠抵得上兩個國家幹部工資的二萬元年薪就已經令人咂舌不已。
課倒是講了，聽得人也不少，一連七天，場場爆滿。
聽老師講，大棚效益確是誘人，可大棚到底是個什麽樣子，終究沒人見過，更何況既有如此好的收入，老師何苦要出來做教師呢？為什麽不自己幹？
人們普遍存著這樣的疑問，盡管鄉長再三解釋說是鄉政府做了如何如何艱苦的工作才把人請來，老師自己也這樣說，但嘴是兩張皮，誰人肯信？因此，無論鄉裏村裏怎樣發動，還是沒人主動報名要幹。
這時候，書記必定是想到了咱前麵提及的關於化肥推廣的事兒，便做出了鄉裏建兩個示範棚的決定。棚很快建好了，據說投資六萬元。如此大的投資，卻不知效益到底是否如老師所講，就更沒人要幹了。
不幹？終究要幹，一定要幹，不幹也得幹。書記發了狠，便嚴令各村學鄉裏，每個村都必須要建兩個示範棚。
他是把發展大棚技術作為政績來抓的，就象當年的書記抓鄉村企業一樣。鄉村企業滑落了，自有它滑落的原因，大棚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應該最具生命力。按照這樣的邏輯，書記百思不得其解。
鄉裏的大棚由聘來的老師種植，村裏的大棚又咋辦呢？承包，承包是最好的辦法。承包就要交承包費，自沒人要。於是，就雇人幹。
大棚裏種的是黃瓜，長的甚是喜人，隻是到收獲時已近過年，這些稀罕物價格自然貴得嚇人，買是沒人買，村裏便用來給鄉裏的領導送禮，尋常百姓想嚐個鮮也不可能。
花了如此大的代價，雖說是集體的，難道集體不是由我們這些個人組成的嗎？有人氣不過，沒法，就用刀片偷偷地劃破了薄膜。黃瓜是嬌貴植物，透了風著了涼，不久就全死了。
這便是我們村第一年發展大棚的結果，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方麵的原因，逐步就開始有人不交村提留。
第二年，原定為大棚技術發展年，夏天就轟轟烈烈地著手準備。可未及準備結束，書記因抓大棚技術推廣不力，縣裏就借鄉領導任期屆滿的機會把他交流到了外鄉。
新書記不理老書記的碴兒，我們鄉的大棚技術推廣就此終止。
就象評價鄉村企業一樣，大棚技術的推廣雖然沒有成功，而且全鄉耗掉了上百萬的金錢，卻為後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書記是個務實的人，提出了“市場需要什麽，我們就種什麽”的口號。這個口號在當時無疑是前衛的、時髦的，而且既有東西賣又有人買自然是巴不得的好事，所以人們還是容易地接受了它。
問題是，市場需要什麽有誰知道？今天需要，難道明天還需要？自從市場這個詞被報紙電台公開提出來之後，幹部們就極力地宣傳，百姓們難免要思考，因為它畢竟將與他們今後的生活密切相關。市場就是賣與買的場所，既要有賣的，又要有買的。關於這一點兒，到當時已無人懷疑。
但這東西實在太難把握，譬如我們村的露天菜果，行情總是時好時壞，除了個別人總能賺錢之外，多數人今年還在大把大把地進錢明年或者幾年後便要賠進去一些。
盡管這樣，村裏人還是要種，恰如他們自己所說，除此之外，我們還能種什麽呢？畢竟總的趨勢還是賺了錢，更何況還有的人家總在賺錢。
應該說，我們村裏人一直都在思考，單憑他們居然總結出了“露天菜果三年一個周期”的規律，便足以證明他們同樣不乏智慧，卻在看待別人總能夠始終如一地賺錢上出現了偏差：他們並不認為人家賺錢是人家的智慧更勝一籌，而是認為那是人家的命好，便爭相效仿人家供財神供菩薩企圖求個好命，盡管事實並非如他們期望的那樣。
新書記竭力反對這種說法，他說，這種現象的產生正反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現實生活中，這種不確定性便表現為風險，有投資就會有風險，而風險的大小取決於人對市場規律的把握程度，這也是一條規律。其實，人人都在試圖逃避風險，所以人人都在把握規律，把握的好就掙錢，把握不好就折本，與命無關。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就是因為對自己把握市場的信心不足，便去追求心理安慰，當然無可厚非，但絕不可以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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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盡力宣揚他的觀點，卻沒有改變人們供財神供菩薩的現實。他的口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而且用發展訂單農業來控製市場風險從而解除人們對市場的疑慮和恐懼。
訂單從哪裏來呢？當然自己不會生腿跑來，要靠人去找。他這樣說。說歸說，找訂單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兒，所以好長時間他也沒有把訂單找來。
終於有一天，總算找來了訂單，說是種植藥材。種藥材沒人懂，也沒人願種。象他的前任一樣，出現了類似情況，他首先抓的便是村幹部，要求村幹部自己種，然後再利用“村幹部包村民小組，黨員包戶”的方法去推廣。他常說，現在的村民硬了，村幹部卻軟了，什麽是軟了，軟了就是沒有戰鬥力了。
提高村幹部的戰鬥力是他關注的另一個焦點，與我們的主題幹係不大，我們且不多說。且說由於技術的原因，當年的藥材長得並不好，正待人們準備看劉老蔫兒笑話的時候，藥材商趕來收藥材了，出的是天價，那一年全鄉的村幹部都發了。
第二年，原先準備的措施沒來及用，就有三分之一的村民跟著幹部學了。由於有了先前的教訓，大家都舍得投入，藥材長得也出奇地好。臨近收購時，藥材商卻遲遲沒有來，不僅村民們急，接連幾次都打不通藥材商的電話，書記更急，因為這個項目曾經被省報省電台全麵報道過，早已名聲在外，萬一出了問題……千萬馬虎不得。
他應該是個做事臨危不亂的人，一方麵安排機關幹部包村農村幹部包戶去安撫民心，一方麵親自去找藥材商。
民心倒是安撫住了，人們開始心肝寶貝似地收藥材。這時候，不幸傳來了，書記在外出的途中出了車禍死了，藥材商再也沒有找到。
後來聽說，藥材商破了產不知所終，據說在上一年收獲藥材時書記吃了回扣。
再後來，鄉長接替書記做了書記，他原就反對搞什麽藥材，自不管書記的這些爛事。麵對豐收了的藥材和這樣的結局，人們隻能罵罵了事，發誓決不再信他們。
長期的農村幹部經曆讓劉老蔫兒非常了解鄉裏的幹部，或許如他自己所說，他總能摸準他們的脈，所以雖經曆了無數次地幹部調整和換屆，他總能安然無恙穩居帥府。這是一直令劉老蔫兒自豪不已的一件事，麵對他最喜歡的絡繹不絕的求經者，他總能侃侃而談。
他說，鄉裏的領導每一任都要選擇一至兩個項目作為政績突出來抓，作為下屬，對於這些項目即使非常反感，也必須要裝作積極認真地樣子去抓落實，即使抓不成，態度卻是必須的，不過，也不要擔心落後，隻要這陣子風過去，就會風平浪靜，因為總有些沒有經驗的人會極力地迎合書記的口味去做，這樣，書記的政績很快會成，迎合的人倒了大黴活該，我們隻要風過去了就好。鄉長雖然也是鄉裏的主要領導，但終究不是一把手，鄉長做了書記後，很快就會有所動作。
這便是其時的劉老蔫兒，且不管其正確與否，最起碼我們能夠看到他的變化。然而，事實仿佛非要證明他正確似地，鄉長接替書記一個周後，便召開了全鄉幹部大會，宣布今後一個時期要突出抓好小城鎮建設和個體工商戶的發展，說二者是相輔相承的。
在這裏，需要聲明一下，兄弟們不要對我的講述產生誤解，我並不是反對鄉領導們的這種探索，應該說這些探索都是有益的，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我們處於當時的環境，或許連這樣的勇氣也沒有。這也是我的講述力求客觀公正力求隻講述事實的原因。
再說鄉長是位性情溫和的男人，盡管他同樣給各村下達了發展個體工商戶的數量指標，考核卻不如他的前任們那樣嚴厲，因為他的著手點放在鄉駐地上，他明顯在學縣裏鼓勵人們到縣城居住經商的做法，製定了優惠政策鼓勵農民到鄉駐地蓋房經商，蓋房則隻能蓋樓房，似乎隻有樓房才能真正代表小城鎮的質量。
他的工作跟他製定的優惠政策一樣卓有成效，不足兩年的時間，鄉駐地的樓房建築麵積達二萬多平米，是縣裏下達給我們鄉指標的五倍還多，原本破爛不堪的小城鎮居然真的象個城市的樣子了，期間當然也有招商引資和鄉辦企業改製加入的因素。
他當然知道，小城鎮建設不同於其他項目，必然會受到資金因素的製約，過了高速發展期之後就會慢下來。但這並不是他所擔心的，因為按照他的預期，不等這個高速期過去，他就會調走。
結果卻偏偏沒有調走，不走就要做事，而且要做得象模象樣。這是他的一句格言。順應當時的形勢，他又重提推廣大棚技術的問題。或許果如他經常所說的“農民最難纏”，或許因為他處理藥材事件所留下
的後遺症，至他最終調走，大棚技術不僅沒能推開，連原先發展起來的數量不多的幾個也被人推到了。
從這一點兒上講，他又是失敗的，相信在他事後回想起這段時光的時候，必定會悔之莫及，因為他不僅白白免掉了幾位讓他在發展小城鎮時視為幹將的村支書而讓他們視為仇敵，而且也讓全鄉通過以資代勞的方式增加人均上百元的負擔，並且讓他的仇敵們以此為借口大肆上訪大肆敗壞他的名聲。
應該說，他的調走，在他的幾位同行中是最不光麵的，盡管紀檢委並沒有查出他什麽經濟問題，傳言卻是沸沸揚揚，經濟問題、女人問題、連“扒灰”的說法都有，維描維肖。這直接影響到了他的安排，據說原準備調他去縣局做部門正職，事實上卻隻安排他去某個小部門做了副職。
據說，他為此耿耿於懷，好長一段時間沒去上班，到人們再次見到他時，早已瘦脫了相，說是因為氣而百病纏身。但據劉老蔫兒後來在縣城碰到他後回來說，此人雖有些低沉，精神頭兒還是蠻好的。
很應該感謝這些老領導為我們鄉結構調整所做出的這些有益探索，應該說，正是這些有益的探索為我們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但當時我們村之所以跟其他村一樣沒有及時地融入這些探索，跟其他村一樣，既有人為的因素，也有客觀原因。
事實上，幾乎與這些探索同步，露天菜果的好行情居然維持了如此長的時間。象我們剛提及的總能賺到錢的那種人在跟大家一樣感到欣喜的同時，隱隱也感到了某種不安。
不安歸不安，卻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市場這東西確如已去世的那位書記所說，具有不確定性，就象一匹烈馬，溫順時盡可讓人享受乘騎的樂趣，一旦起了性，就烈得讓人無法控製。
關於這一點兒，他們已從最近的幾個變化周期中明顯感受到了，這個周期中的壞行情變化的幅度無疑越來越來大，持續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雖如此，除了少數的譬如我父親這種平日裏悶聲不響隻顧追求安全的頗有點“小癟三”意味卻經常在事後才發現他們原來是正確的人，在悄悄地通過適當增加糧食種植這種被動應付的方式來企圖化解風險之外，多數人還是在抱著聽天由命的態度靜等著這個周期的到來，在他們看來，來與不來終究還是不一定的事情。
這種表達方式或許並不是太恰當，因為不少事情在發生之前或者發生的過程中並不能象事後那樣準確評價，有的往往還隻是預感，而且事情的果真發生往往是悄悄的沒有人們事後評價時那樣明確的界限。
據我父親回憶說，這次對我們村曾產生過強烈影響的市場波動跟往常唯一的不同，便是臨近菜果收獲時，老天爺卻意外地下起了雨。
眾所周知，菜果收獲前怕雨，因為雨水不僅不利於菜果的成熟和收獲，而且容易腐爛，隻要爛開了頭就是一大片，所以從一開頭就讓人們的心揪得緊緊的。
總算停了雨，原指望可以繼續賣個好價錢的人們卻發現，收購的客戶明顯比往年少，價格自然要低於往年，而且在我們村要計算效益必須注意盲目投入的現實，因為村裏人根本不懂得大學課堂裏教授所講的投入臨界點問題，他們普遍認為，隻要有高投入必然有高產出，而不會意識到因超過臨界點而造成的浪費。由於持續“高”投入終帶來了產量的提高，拋去爛掉的部分，總的算起來，當年即使沒有多大賺頭，賠卻也是人們心理上所能夠接受的限度。
這分明已明確地告訴人們，新一輪價格下滑開始了。按照以往的經驗，價格下滑並不可怕，隻要能夠如此堅持兩三年，自然就會過去。所以人們根本無心去聽劉老蔫兒在村電台胡亂說了些什麽，仍然按照自己業已形成的便難改變的習慣去幹。果然，此等狀況如人們所料地持續了三年。
到第四年的時候，人們料定價格必定要上揚，就都加大了投入。剛開始時，價格確是喜人，可這喜人的價格隻維持了兩天，就突然下滑，漸低落至收倒不如扔掉的程度。
如此有違常規地又持續了兩年的時間，盡管鄉政府為了防止類似情況，投資或引進外資興建了十幾座可用於儲存保鮮的恒溫庫，但遠遠滿足不了儲存的需要，更何況有幾座譬如供銷社那座也就是我後來購買下來的那座，早已因效益問題轉產為海貨批發，而且商人總是以盈利為目的，有誰不願價格下跌而降低儲存成本呢？既如此，村裏人便隻有等、靠、聽天由命，結果自然很快就接近了人們的承受能力。
逢有這樣的情況便容易出事，越擔心出事，偏偏就出事了——村裏死了人，而且是兩個，而且都是一家的：先是阿龍他爹，後是他二大爺，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人。阿龍他爹是自殺，而他二大爺卻是死於意外，起因都是因為菜果。
先說他爹，由於菜果的收獲不同於糧食，最費人工，且有時間限製，若過了期，不僅會誤了市場，而且影響後續生長。所以收獲時，村裏人都要雇工。
那年的價格不好，雇工卻貴得驚人。按照慣例，阿龍他爹便要去雇工，他娘卻死活不同意。
村裏人常說，人在死前總會有些征兆。象阿龍他爹，剛才曾提及，一輩子懼內，那天偏偏要作一回主，既然婆娘不同意，就背著婆娘去雇了十幾個工，婆娘生氣，當著外人的麵也不好說什麽。
菜果收獲期因為忙，村裏人吃飯便要簡單，常常隨便吃點兒什麽了事。吃不好飯往往就容易上火，此其一；其二，菜果的價格實在讓人揪心；其三，雇了工便不同，最起碼的條件便是要讓人吃飽，由於沒時間做，通例是吃油條。
菜果價格好的時候，沒人會計論吃的，這時候，阿龍她娘就覺得這些雇工特能吃，而且伺候他們還要費工夫，便不停地指桑罵槐，阿龍他爹窩了一肚子火不便發作，直憋得兩手抖動不停。
及至晚間收工結賬的時候，當天賣菜果的錢居然不夠雇工的錢，阿龍他娘更火了，潑勁上來嘮叨個不停，因要以菜果抵頂餘下的工錢而對方不肯與人吵了起來，最終還是地鄰給勸了架，婆娘便讓男人回家取錢。
男人甚覺沒臉，趁取錢的機會就喝了農藥，待人們發現時，已經死了，連搶救的機會也沒有。
據說，還有另一個原因，“屋漏偏逢連夜雨”，由於忙亂就容易出錯，因為忙而忘了鎖家門，家裏僅有的二百元錢遭了賊，而這些錢是準備在外讀書的阿龍周日回來取的，阿龍的學習是優秀的，這是男人唯一的驕傲，左思右想，竟走了那一步，卻讓自己最優秀的兒子再也無法把書念下去，成為不少人的遺憾。
未來得及出殯，他二大爺又出事了。他二大爺不同於他爹，是村裏數得著的能人。見菜果行情不好，別出新裁地到外麵的親戚村租了一個原來用來存放地瓜的洞，這種洞就象水井一樣，有八米多深，但多挖於山坡或高地，所以並不見水，然後在井底劈開十幾米見方的洞，裏麵冬暖夏涼，極宜儲存保鮮食物，又稱“井子”。
菜果價格太低，終是塊心病，見有所反彈，二大爺便趁兄弟的葬禮的空隙去查看自己儲存的菜果。此時正值初夏，“井子”裏的空氣稀薄，二大爺下去後立即就憋癱了再也沒能上來，死了。
趕巧，阿龍那位在外地打工的五叔趕回來參加阿龍他爹的葬禮，見此光景，原本就性子火爆的他，當即就做出了一個非常不理智的決定：把兩具屍體全抬到鄉政府去！
什麽鳥政府，難道出了如此大事也沒人管？他振振有詞地想著，已完全喪失了理智。根據他在外麵打工的經驗，出了大事故，政府都是要過問的。這是他此舉的基礎。
恰逢村裏人憋了一肚子牢騷沒處發泄便一同跟著去了鄉政府，據說那天除了老人孩子，村裏人大部分都跟去了。鄉裏由於還沒有接到這方麵的報告，不明所以，誤以為是上訪的，便趕忙叫劉老蔫兒前往領人。
劉老蔫兒不愧是劉老蔫兒，匆匆趕來後，幾句話就把真相向鄉長說明了，並保證做好工作，才讓心已跳至嗓子眼兒的鄉長冷靜下來。
好個劉老蔫兒，跟著眾人幹嚎了幾句“兄弟大哥你們死得好慘哪”就拉近了與眾人的距離，讓眾人能夠耐心聽他邊抹淚邊講的道理。——哥倆死得是慘，可能夠怨誰呢？政府又沒逼著咱這麽做，又怎麽能夠怨人家政府呢？咱家死了人，人家政府為什麽給咱補貼？可人家給了。想想也是這麽個理兒，眾人便自動散了。
難怪村裏人都說劉老蔫兒具有政治家的天才，他最善於抓住最微小的卻往往是最關鍵的東西。就這麽一個原本極普通的偶然事件，又讓威望日漸衰落的他有了說話的機會。他親自撫著哥倆兒當中的老大的靈柩下葬後，即興發表了要從此吸取教訓的講話。
農村小老頭笑著說，聽了兄弟們的講述，深受啟發。其實，是非標準無時無刻不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無論如何優美動聽的語言對它的描述都比不過心靈對它的感悟那樣來得深刻，即所謂的觸及心靈。
幹巴巴的說教永遠無法觸及到人的心靈，往往要靠鮮活的生活才能搭起心與心交流的平台。兄弟們不妨耐心感悟一下我的講述，看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收獲。
講述且從反季節大棚說起，說起來，反季節大棚算不上我們村產業結構調整的第一步，這種調整早於村裏人能夠普遍地吃上白麵饅頭那天便已開始了。前麵曾提及，這一天，劉老蔫兒讓我們村比其他村提前了五年。
其實，就在大包幹的當年，生活就已起了變化，而且變化是巨大的，恰如村裏人所感歎的那樣，這地咋象瘋了似地一下子就長出了這麽多糧食，任你敞開了肚皮去吃三兩年也吃不完。
盡管這樣，長期籠罩在村裏人心裏頭的缺糧的陰影還是讓人們不停地去多種糧食，因為吃飽肚皮似乎永遠都是頭等大事，有誰知道政策啥時會變，忍饑挨餓畢竟不是鬧著玩的。萬一？萬一裏盡是恐懼。真的有了萬一，過去的人餓慣了興許還能挺過去，現在這娃兒個個嫩藕似的可咋辦？
然而，政策不僅沒有變，反而聽廣播裏報紙上說這政策一百年都不變，而且越說越堅決。現實也這樣，所以，僅用了三兩年的時間，家家戶戶早已糧滿為患。
隻有到了這個時候，村裏人的膽才真的壯了起來，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賣。賣？價格卻遠不如其他物資那樣長得快，值不了多少錢，還是要賣，沒辦法，忍疼割愛也要賣。
終於有一天，村裏人發現，肚皮算是吃飽了，料來三五年已無虞，口袋裏卻沒有多少錢，遠遠跟不上諸如孩子上學之類開支加大的步伐。於是，村裏頭腦靈活機靈的人便嚐試著種一些蔬菜水果之類的時令貨拿到集市上去賣，竟也賺了些錢。
我們村的土地多屬沙性土壤，原也適合蔬菜水果之類作物的生長，種出來的菜果品質便出奇地好。村裏人曆來就有種菜果的習慣，見有人膽敢這麽幹，不僅沒人管，而且賺了錢，便爭相效仿。
漸漸地，種菜果的人多了，雖說物以稀為貴，東西多了便會不值錢，算起來卻仍然比種糧食還要劃算。
誰說中國的農民不會算賬，如果你能夠有幸聽他們算一次，毛分厘計算之精確絕不會亞於一個自負學曆的本科生。
同樣地，他們對於幸福生活的渴望也絲毫不亞於社會上的任何一個階層，盡管這種渴望有時候是盲目的，並因為盲目而固執，固執中甚至透著不可理喻的倔強，卻不可否認地蘊藏著巨大的不容忽視的熱情，一旦得到啟迪和開發，將會釋放出一股不可戰勝的力量。
這樣的做法顯然與劉老蔫兒的要求背道而馳，必然為劉老蔫兒所不容。此時的劉老蔫兒正處於人生的巔峰，被數不清的榮譽光環籠罩著，但他的思路並沒有因此而發生任何阻礙，因為他自那個年代就養成了看報紙並善於從報紙上獲取信息的習慣，所以他似乎總有跟他的榮譽一樣數不清多的新想法新名詞。
他別出新裁提出的“統一耕地、統一供種、統一播種、統一澆水、統一噴藥施肥、統一收獲”所謂的“六統一”，在大包幹的初期確起到了有效組織村民的作用，先後被鄉裏縣裏采納並推廣，後來連國家的報紙也做了連續報道。在鄉村，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兒。
但以成方連片為前提的“六統一”很快便不再能夠滿足村裏人的需求，村裏頭腦靈活的人認為，既然上麵已經說了，放手讓農民致富，你劉老蔫兒何必要管那麽寬那麽嚴，不是有位大人物說了嘛，不管白貓黑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不管有本事無本事，致了富就叫真本事。致富才是硬道理，離了這個話題，管也沒人肯聽，大家都忙著賺錢，誰聽你那些四五六瞎白話的大道理。
劉老蔫兒卻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既然上麵已經肯定了的做法，那必然有要肯定的道理。才吃了幾天飽飯，就變得這樣沒大沒小沒上沒下，這還了得？劉老蔫兒越想越氣，他決不會容許他們這樣幹。
可任他在村電台裏喊破了嗓子，村裏人依然我行我素。思想工作不是萬能的，所謂的教育，必須輔之以必要的懲罰手段。
盡管這樣想著，劉老蔫兒還是從鄉領導的講話中感覺到了限製，妥善解決矛盾？什麽叫妥善？說起來就是軟唄，軟皮蛋，明顯的怕事怕擔責任唄。既如此，為什麽還要“六統一”？為什麽還要把“六統一”納入村幹部的政績來考核？我劉老蔫兒偏不信這個邪。
他決定殺雞駭猴，這是他多少年來屢試不爽的一招。誰是雞呢？便是劉阿龍家。
說起來，劉阿龍的父親與劉老蔫兒屬於同一枝的人，劉老蔫兒應該喊他一聲叔。為什麽要選他呢？因為劉老蔫兒始終認為，正人先正己，凡事必須從我做起才最有說服力，要解決的當然首先是自己的堂叔。
另一個原因，恐怕是當時劉阿龍兄妹四人年齡都還小，最容易製服。辦這類事必須要有把握，倘若把事情辦砸，不僅收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會越搞越糟。這是劉老蔫兒一慣的做法和經驗。
對象選準了，目標就是清除他家的那塊分明已經熟透了的卻遲遲不肯收獲的玉米地。那塊玉米地恰好位於鄉秋收檢查組必經之路的路口，最為紮眼。這也算是他把對象定為劉阿龍家的一個原因吧。
要知道，當時縣鄉兩級抓“催收催種”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按照事先確定的日期，層層檢查落實，輕者通報批評，重則一年的工作一票否決。
剛開始還好，慢慢地村裏人就不理解了：難道我們做了一輩子農民還不知道啥時收啥時種嗎？
對，你真的不懂，劉老蔫兒斬釘截鐵地說，你知道不誤農事嗎？知道？算你知道，可你知道莊稼熟了不收會養分倒流嗎？養分倒流！這雖是個劉老蔫兒剛學來的名詞，但他照樣說的鏗鏘有力。
遇事先講道理，講過了多少遍仍不聽，豈不是在挑戰我的權威嗎？難道就因為你是我的堂叔？對，這分明是挑戰，挑釁。——不知道這杆紅旗是我老蔫兒親自樹起來的嗎？決不能倒下，更不能給鄉裏的領導抹黑。這是他劉老蔫兒的作派。
所以，他不能熟視無睹了，他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就象當年抓計劃生育那樣果斷。
提起計劃生育，有必要在這裏再囉嗦幾句。計劃生育畢竟不同於現在的倒茬，那可是被村裏人認為是斷子絕孫的事兒，他劉老蔫兒也想不通。所以工作總是時鬆時緊，不爭氣的是女人的肚子，吃了幾天飽飯就憋足了勁地生，終於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
既是硬仗，便要選擇硬茬。這是他的信條。他當真就敢拆了族長兒子的房，在我們村，族長有著絕對的權威，但劉老蔫兒宣稱自己有政府作後盾，誰敢與政府作對？果真有不少政府幹部也參與了拆房。
我常想，應該感謝當時的法製還不十分健全，族長上告無門又迫於壓力，便隻能作罷，心裏卻是把劉老蔫兒的十八輩祖宗罵了個遍。
不過，這一招果然靈，見族長兒子的房都已經拆了，村裏人便發現，原來這孩子並不是非生不可的，盡管倔強的男人還是要生，女人們卻先不幹了，紛紛到鄉計生站做了節育手續，有劉老蔫兒給她們作主，男人也奈何不了她們，並東湊西借地向村裏交了超生罰款，要不然，自己的娃兒連戶口都報不上，報不上戶口就是黑人，那時候都這樣叫，既然生了他（她），做父母的誰願讓自己的娃兒當黑人。
於是，劉老蔫兒如願以償地走到了全鄉的前列，又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榮譽。
那年月，難事當真不少，剛結束了計劃生育就要平墳，恰如族長所罵的那樣，斷子絕孫又要欺祖，當真不幹人事了？
咱老蔫兒不與之計較，咱可不是那種沒有政策水平的人，更不能不講道理不講策略，這一次他破例沒有多講道理，隻簡單地傳達了文件便把自己父母的墳首先平了：這些墳占不了多少地，也影響不了精神文明建設，這一點兒，老蔫兒也想不通，但他還是按要求做了。
因為他做了，或許鑒於計劃生育拆房的經驗，待劉老蔫兒平了父母的墳之後的一覺醒來，村裏的墳居然全平了。
想起這些，劉老蔫兒就想笑，這是足以讓他一生都引以為豪的事情。
這些年終究不同於前些年了，這方麵的意識明顯弱化了，所以，在采取果斷措施之前，劉老蔫兒最後一次到他叔家下了最後通牒。
他叔居然還是以忙為由左推右擋，分明不想倒茬，逼急了，竟然說，我知道你有能耐，看著辦吧。
他叔向來就不是脆快的人，他不怕他叔，卻衝他母老虎一樣的嬸發怵。發怵歸發怵，相信還是能夠應付的，但劉老蔫兒還是采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又利用村電台反複講了多遍，仍不見他叔有啥行動，這在前些年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兒。
因為下午檢查組就要來，他已經不能再退了，上午十點正的時候，他頗有點兒大將風度地把手一揮，早已等在院內的鏈軌車便隨著他和村裏的十幾個幹部出發了。
所謂的清除，並不是要幫他叔幹活，而是用鏈軌車把地裏的玉米秸推倒。
農村人都知道，玉米棒自立在地裏的秸上往下掰還算容易，若推到了，就要難上何止幾十倍。
值得慶幸的是，他叔也是能夠看得開事理的人，並沒有到現場阻攔，倒是幾位圍著看熱鬧的人說了幾句“欺侮老實人”的俏皮話，立馬被他派治安架到了場外。
如此順利的局麵，讓他得意的臉上始終溢著笑意。豈不知被他架出去的人，氣不過，特意跑去告知了他正在娘家為兄弟兒子過百歲的嬸。待他正因為自己的傑作而興衝衝地準備回家吃飯時，與邊罵著“仗著有權強人”邊趕來找他理論的嬸碰了個正著。
女人撲上來就亂抓亂撕亂咬，要不是婆娘及時跑出來勸架，他險些被抓破了臉。
這可是多少年來都不曾有過的事情，他氣炸了肺，不過，好男不跟女鬥，但他還是轉過臉來，指著女人罵道，就仗勢欺你，怎麽了，不要臉的臭女人！居然莫名其妙地底氣不足，就因為女人？！
女人難怪叫母老虎，確實難鬥：****的驢養的花樣翻新地整整罵了他一個下午，直至暈死過去幾次才被他叔軟硬兼施地弄回家去。
而自家的婆娘卻隻會勸架，難道就不會罵？想著，他就來氣，這死婆娘就是不會罵，而且勸架勸累了，負氣回家，飯也不做，就知躺倒炕上賭氣，害得他連中午飯都沒吃上。
更可氣的是，下午的檢查，他自是又為全鄉贏得了一個好名次，書記卻在表揚他工作硬朗的同時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工作方式。
書記指的肯定是他叔的事，他這麽快就知道了，怎麽會呢？難道他叔找過？不可能，他叔沒有這樣的能力。關於這點兒，他甚自信，那，書記又怎麽知道呢？想不通就不想，這是他的格言。操，咱又為了什麽，想想，這窩囊氣生得實在太過不值。
但作為在村裏有著絕對權威的支部書記，他不會輕易咽下這口氣，他必須要給這個臭婆娘一個處罰。如何處罰呢？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便是罰款，罰款也不是生產隊的時候了，不交又咋辦？
直到這時，劉老蔫兒才發覺，這世道真的變了。咱這豈不是在作繭自縛？他那時必定會湧上了這樣的感歎，因為無可奈何。
不過，這難不倒他劉老蔫兒，他決定從村辦工廠的利潤裏扣，不光他叔一家，還有另外幾家，也必須扣。不能讓這些自私自利的人沾到便宜，這是他做人的原則。
盡管他知道，這麽做的結果必然還有人要鬧，但還是要扣。之前，他便這樣做過，也有人鬧過。但這正說明了人們對於分紅的關注，是好事兒。劉老蔫兒就是這樣想的。
兄弟們從前麵的講述中或許已經了解到，事實完全出乎劉老蔫兒所料，到那年年底，劉老蔫兒的那些村辦企業已全麵滑坡，工人留下的還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恰如村裏人所說，村辦企業已沒了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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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是非常被我們村裏人看重的一種東西。沒了人氣，實際上就等於說“完了”。事實上，村辦企業也已完全沒了分紅的能力。
但劉老蔫兒認為，這是事關他領導權威的大事，沒有能力也要分，他就是要讓那些反對者看看他的大氣，也算是對他們的一種教育。對了，還有那些比如他的堂叔之流的該交罰款者，不是不交嗎？不交就扣。僅為了這一點，紅也是要分的。
說是分紅，劉老蔫兒早已在村電台裏沸沸揚揚宣傳了好長時間，可錢又從哪裏來呢？劉老蔫兒自有劉老蔫兒的招法，他憑著自己的影響，僅用一桌酒席的代價就從銀行貸了十幾萬元。
我常想，這也算是銀行管理的一個失誤吧，要不是銀行正嚷嚷著錢無處放似地支持鄉村企業，劉老蔫兒根本無法施展自己的神通。哪裏找如此便宜的事兒？
紅總算是分了，卻並沒有出現象劉老蔫兒所期望的大家蜂擁著到村委會支取分紅錢那樣壯觀的場麵，因為村裏人都抱著這樣一個信念：支了人家劉老蔫兒的錢就要受人管，自由遠比受他的管製要強的多，更何況當年的菜果收入已經讓不少的戶成了當時最時髦的萬元戶，有誰還能再瞧得上這點兒分紅款？所以有不少的戶寧願不去支，象我父親就這樣，直到我做了支書，才用這筆錢抵頂了村裏的提留款。
分錢都沒有人要，雖然對外又成了劉老蔫兒宣揚政績的另一個話題，對內他卻是明白的，這無疑是對他神聖權威的挑戰，他不相信人心會變得這樣快，便安排會計逐家逐戶地送，雖然有幾戶又接受了他的分紅，吃閉門羹卻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分了三個月居然沒有分完。
錢未及分完，麻煩卻來了：銀行主任一個愣怔酒醒了過來，心裏的懊悔勁兒就別提了。據說他的領導為此嚴厲地批評了他，而且要免他的職，因為老蔫兒已經有許多筆貸款超期未還，所以就火燒火燎地索要貸款。
也怨不得老蔫兒賴賬，因為錢早沒了，至於何時能有，老蔫兒更是說不清。
老蔫兒說不清，主任就無計可施，隻能抱著個嚴重警告的處分調離了我們鄉。
新主任接受了老主任的教訓，不再不遺餘力地扶持老蔫兒。
其實，這裏麵也有個銀行的經營問題——隻要銀行向企業投了足夠數量的資金，銀行就成了最不希望企業倒閉的企業共同體，就象吸大煙一樣，明知繼續投入有害，還總想著企業能活過來，即使有一絲活的希望，也隻能去救，結果越救越深。據說，老主任事後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但無論怎麽說也已於事無補。
或許果如是，隨著銀行主任的調整，老蔫兒的企業快速地破產了，或者按照法律規定應該叫做倒閉，因為地畢竟還是村集體的，債自然也是村集體的。
因前麵的講述中已有提及，我們不再重複他因此而遭受的尷尬和挫折，單說他從此沉默了好長時間，待村裏人再次注意他時，他的頭發已經全白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到了第二年秋天，他不僅沒有象過去那樣抓倒茬，而且有人發現他老婆也在默默地種菜果。據說，那年秋天縣裏檢查倒茬，因為我們村的原因，鄉裏得了個倒數第一，書記破例拍著桌子罵了他，他隻低著頭不吭聲，別提那樣子有多慘了。
消息傳開，村裏人又開始可憐他。此時的他，已完全從村裏人心目中的神位上走了下來而變成了實實在在的人。既是人，而且是管人的人，便要挨批評。
盡管他仍端著架子放不下，但人們已經把他當成了一個正常的人，見了麵，總要“哥”“叔”地喊他一聲，他常常故意用鼻子“哼”一聲便算應了，即使這樣，村裏人也能夠原諒他，因為據說他在此後的五六年時間裏經常受到鄉長書記的指責，而正因為他獨自默默地承受著指責，我們村的菜果業才得以迅猛地發展起來。到鄉裏完全取消計劃實行自由種植時，菜果業已成為我們村的主導產業，又走在了全鄉的前列。
自由種植，並不等於撒手不管，而是要幫助農民探索出一條能夠發家致富的路子。關於這一點兒，各級幹部必須牢記。要幫著農民算賬，要引導農民。縣裏的書記如是說，鄉裏的書記也如是說。
作為貫徹落實兩級書記講話的具體措施，自然便是跟當年抓鄉村企業那樣采取“走出去學，請進來教”的辦法，盡管這種辦法並沒有能夠挽救鄉村企業瀕臨倒閉的命運——也怪了，別人行，我們為什麽不行？我們並不缺鼻子少眼呀！納悶歸納悶，卻說不出個所以然。
說不出個所以然，也要出去，因為當時的鄉村幹部已經習慣了這種方法，隻要遇到探索性的問題，這種方法就會被作為口號響亮地提出來並得到堅決的貫徹落實。
可為什麽我們不行呢？或許就因為出去的少了，不能夠觸及靈魂。既有人會問，就有人能給出答案，想想也是，原來如此呀！
所謂的“走出去學”，就是到一些先進的或者最先發展的地區去學習人家的先進經驗和經典做法，目的是開闊眼界起引導作用。
據說，這種方法最先源於某位領導人關於放眼看世界的論述。當時，人們的不少行為都是必須要找到理論依據的，因為長期的封閉政策讓人們明顯變得縮手縮腳，沒有理論依據的事若要幹必然是要冒風險的，這是當時最普遍的一種心態。
盡管這種方法後來被個別幹部當成了公款遊曆名山大川的借口，但正是這種方法促進了鄉村企業的發展。
關於鄉村企業的發展，應該客觀公正地去看待，即使這種探索在個別地方出現了失敗，它對於人們思想解放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至少傳達了“解放思想，發展經濟”的信息，無論最後提供了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彌足珍貴的。實踐證明，這些經驗或教訓的說服力遠比十幾年空洞的說教有力，我們村的發展就證明了這一點兒。
“走出去學”並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組織的。按照通常的做法，書記首先確定一個基調，然後由鄉長帶著部分領導班子成員和管區的幹部到外麵去考察了十幾天的時間，結果便是要而且必須要發展冬暖式大棚。
提及大棚，參與考察的人就不由自主地要熱血沸騰：這東西太神奇了，冬天居然能長出新鮮的菜，收入也不錯，一年上萬元！
現實是，這些人的熱情再高，再四處宣揚，卻連村支書這一級也感動不了，盡管村支書們還是耐心地雖然有些倦怠地聽完了他們神采飛揚的描繪——畢竟“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再說了，我們一年平平穩穩也收入上萬元，也不錯了。
這是思想的問題，書記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讓這些頭腦不開竅的村支書也去看，直看到他們象當年發展鄉村企業和興修水利那樣興奮與忘我。
既然書記說了，就必須要去，格自然要低一點兒，由分管的副鄉長帶隊。即便這樣，鄉財政也沒錢，副鄉長便說由各村自己帶，一千、兩千不等。
支書們卻不幹了，既然都去一個人，我們村再大，也不應該多掏錢。
這些不開竅的蠢貨。副鄉長罵著，卻忙安排“片三”去暗示，難道你們就不想著順便出去看一看？
副鄉長要求暗示，“片三”卻直接把話挑明了，支書們雖仍想不通，卻開始沉默。
此時，劉老蔫兒因為我們村的最先發展又受到了領導的重視，自是要拿兩千的。劉老蔫兒就不象其他村支書那樣，在他看來，這不是錢不錢的問題，這是一個領導是不是看重的問題，說到家是一個檔次問題。劉老蔫兒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說的，因此惹得他的同行們直衝他翻白眼珠兒。
翻白眼珠兒有個毬用？沒見識的東西。劉老蔫兒心裏罵著，已是不敢再說出口，因為他明顯意識到了群情激奮，盡管副鄉長一個勁兒地表揚他。
且不多說碎話，單說多次反複外出的結果，支書們的確被調動了起來，眾口一詞地說好，卻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地去組織，連劉老蔫兒也破例坐到了會場的最後排，或許他明顯感到了自己的無能為力？我無法想象他當時的神態和心情，但他當時沒有主動請纓卻是實實在在的。
沒人肯幹，便製定政策，重獎。重獎的錢自要由各村出，提留受到了中央政策限製，便用義務工找補，以資代勞。
重獎也沒人幹，書記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失誤，決定用下一招，即“請進來教”。
“請進來教”，就是請人到鄉裏現身說法，宣傳大棚技術及其效益。不要說大棚的效益，單是請來的這些先生的足足能夠抵得上兩個國家幹部工資的二萬元年薪就已經令人咂舌不已。
課倒是講了，聽得人也不少，一連七天，場場爆滿。
聽老師講，大棚效益確是誘人，可大棚到底是個什麽樣子，終究沒人見過，更何況既有如此好的收入，老師何苦要出來做教師呢？為什麽不自己幹？
人們普遍存著這樣的疑問，盡管鄉長再三解釋說是鄉政府做了如何如何艱苦的工作才把人請來，老師自己也這樣說，但嘴是兩張皮，誰人肯信？因此，無論鄉裏村裏怎樣發動，還是沒人主動報名要幹。
這時候，書記必定是想到了咱前麵提及的關於化肥推廣的事兒，便做出了鄉裏建兩個示範棚的決定。棚很快建好了，據說投資六萬元。如此大的投資，卻不知效益到底是否如老師所講，就更沒人要幹了。
不幹？終究要幹，一定要幹，不幹也得幹。書記發了狠，便嚴令各村學鄉裏，每個村都必須要建兩個示範棚。
他是把發展大棚技術作為政績來抓的，就象當年的書記抓鄉村企業一樣。鄉村企業滑落了，自有它滑落的原因，大棚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應該最具生命力。按照這樣的邏輯，書記百思不得其解。
鄉裏的大棚由聘來的老師種植，村裏的大棚又咋辦呢？承包，承包是最好的辦法。承包就要交承包費，自沒人要。於是，就雇人幹。
大棚裏種的是黃瓜，長的甚是喜人，隻是到收獲時已近過年，這些稀罕物價格自然貴得嚇人，買是沒人買，村裏便用來給鄉裏的領導送禮，尋常百姓想嚐個鮮也不可能。
花了如此大的代價，雖說是集體的，難道集體不是由我們這些個人組成的嗎？有人氣不過，沒法，就用刀片偷偷地劃破了薄膜。黃瓜是嬌貴植物，透了風著了涼，不久就全死了。
這便是我們村第一年發展大棚的結果，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方麵的原因，逐步就開始有人不交村提留。
第二年，原定為大棚技術發展年，夏天就轟轟烈烈地著手準備。可未及準備結束，書記因抓大棚技術推廣不力，縣裏就借鄉領導任期屆滿的機會把他交流到了外鄉。
新書記不理老書記的碴兒，我們鄉的大棚技術推廣就此終止。
就象評價鄉村企業一樣，大棚技術的推廣雖然沒有成功，而且全鄉耗掉了上百萬的金錢，卻為後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書記是個務實的人，提出了“市場需要什麽，我們就種什麽”的口號。這個口號在當時無疑是前衛的、時髦的，而且既有東西賣又有人買自然是巴不得的好事，所以人們還是容易地接受了它。
問題是，市場需要什麽有誰知道？今天需要，難道明天還需要？自從市場這個詞被報紙電台公開提出來之後，幹部們就極力地宣傳，百姓們難免要思考，因為它畢竟將與他們今後的生活密切相關。市場就是賣與買的場所，既要有賣的，又要有買的。關於這一點兒，到當時已無人懷疑。
但這東西實在太難把握，譬如我們村的露天菜果，行情總是時好時壞，除了個別人總能賺錢之外，多數人今年還在大把大把地進錢明年或者幾年後便要賠進去一些。
盡管這樣，村裏人還是要種，恰如他們自己所說，除此之外，我們還能種什麽呢？畢竟總的趨勢還是賺了錢，更何況還有的人家總在賺錢。
應該說，我們村裏人一直都在思考，單憑他們居然總結出了“露天菜果三年一個周期”的規律，便足以證明他們同樣不乏智慧，卻在看待別人總能夠始終如一地賺錢上出現了偏差：他們並不認為人家賺錢是人家的智慧更勝一籌，而是認為那是人家的命好，便爭相效仿人家供財神供菩薩企圖求個好命，盡管事實並非如他們期望的那樣。
新書記竭力反對這種說法，他說，這種現象的產生正反映了市場的不確定性，現實生活中，這種不確定性便表現為風險，有投資就會有風險，而風險的大小取決於人對市場規律的把握程度，這也是一條規律。其實，人人都在試圖逃避風險，所以人人都在把握規律，把握的好就掙錢，把握不好就折本，與命無關。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就是因為對自己把握市場的信心不足，便去追求心理安慰，當然無可厚非，但絕不可以深陷其中。
3
他盡力宣揚他的觀點，卻沒有改變人們供財神供菩薩的現實。他的口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而且用發展訂單農業來控製市場風險從而解除人們對市場的疑慮和恐懼。
訂單從哪裏來呢？當然自己不會生腿跑來，要靠人去找。他這樣說。說歸說，找訂單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兒，所以好長時間他也沒有把訂單找來。
終於有一天，總算找來了訂單，說是種植藥材。種藥材沒人懂，也沒人願種。象他的前任一樣，出現了類似情況，他首先抓的便是村幹部，要求村幹部自己種，然後再利用“村幹部包村民小組，黨員包戶”的方法去推廣。他常說，現在的村民硬了，村幹部卻軟了，什麽是軟了，軟了就是沒有戰鬥力了。
提高村幹部的戰鬥力是他關注的另一個焦點，與我們的主題幹係不大，我們且不多說。且說由於技術的原因，當年的藥材長得並不好，正待人們準備看劉老蔫兒笑話的時候，藥材商趕來收藥材了，出的是天價，那一年全鄉的村幹部都發了。
第二年，原先準備的措施沒來及用，就有三分之一的村民跟著幹部學了。由於有了先前的教訓，大家都舍得投入，藥材長得也出奇地好。臨近收購時，藥材商卻遲遲沒有來，不僅村民們急，接連幾次都打不通藥材商的電話，書記更急，因為這個項目曾經被省報省電台全麵報道過，早已名聲在外，萬一出了問題……千萬馬虎不得。
他應該是個做事臨危不亂的人，一方麵安排機關幹部包村農村幹部包戶去安撫民心，一方麵親自去找藥材商。
民心倒是安撫住了，人們開始心肝寶貝似地收藥材。這時候，不幸傳來了，書記在外出的途中出了車禍死了，藥材商再也沒有找到。
後來聽說，藥材商破了產不知所終，據說在上一年收獲藥材時書記吃了回扣。
再後來，鄉長接替書記做了書記，他原就反對搞什麽藥材，自不管書記的這些爛事。麵對豐收了的藥材和這樣的結局，人們隻能罵罵了事，發誓決不再信他們。
長期的農村幹部經曆讓劉老蔫兒非常了解鄉裏的幹部，或許如他自己所說，他總能摸準他們的脈，所以雖經曆了無數次地幹部調整和換屆，他總能安然無恙穩居帥府。這是一直令劉老蔫兒自豪不已的一件事，麵對他最喜歡的絡繹不絕的求經者，他總能侃侃而談。
他說，鄉裏的領導每一任都要選擇一至兩個項目作為政績突出來抓，作為下屬，對於這些項目即使非常反感，也必須要裝作積極認真地樣子去抓落實，即使抓不成，態度卻是必須的，不過，也不要擔心落後，隻要這陣子風過去，就會風平浪靜，因為總有些沒有經驗的人會極力地迎合書記的口味去做，這樣，書記的政績很快會成，迎合的人倒了大黴活該，我們隻要風過去了就好。鄉長雖然也是鄉裏的主要領導，但終究不是一把手，鄉長做了書記後，很快就會有所動作。
這便是其時的劉老蔫兒，且不管其正確與否，最起碼我們能夠看到他的變化。然而，事實仿佛非要證明他正確似地，鄉長接替書記一個周後，便召開了全鄉幹部大會，宣布今後一個時期要突出抓好小城鎮建設和個體工商戶的發展，說二者是相輔相承的。
在這裏，需要聲明一下，兄弟們不要對我的講述產生誤解，我並不是反對鄉領導們的這種探索，應該說這些探索都是有益的，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我們處於當時的環境，或許連這樣的勇氣也沒有。這也是我的講述力求客觀公正力求隻講述事實的原因。
再說鄉長是位性情溫和的男人，盡管他同樣給各村下達了發展個體工商戶的數量指標，考核卻不如他的前任們那樣嚴厲，因為他的著手點放在鄉駐地上，他明顯在學縣裏鼓勵人們到縣城居住經商的做法，製定了優惠政策鼓勵農民到鄉駐地蓋房經商，蓋房則隻能蓋樓房，似乎隻有樓房才能真正代表小城鎮的質量。
他的工作跟他製定的優惠政策一樣卓有成效，不足兩年的時間，鄉駐地的樓房建築麵積達二萬多平米，是縣裏下達給我們鄉指標的五倍還多，原本破爛不堪的小城鎮居然真的象個城市的樣子了，期間當然也有招商引資和鄉辦企業改製加入的因素。
他當然知道，小城鎮建設不同於其他項目，必然會受到資金因素的製約，過了高速發展期之後就會慢下來。但這並不是他所擔心的，因為按照他的預期，不等這個高速期過去，他就會調走。
結果卻偏偏沒有調走，不走就要做事，而且要做得象模象樣。這是他的一句格言。順應當時的形勢，他又重提推廣大棚技術的問題。或許果如他經常所說的“農民最難纏”，或許因為他處理藥材事件所留下
的後遺症，至他最終調走，大棚技術不僅沒能推開，連原先發展起來的數量不多的幾個也被人推到了。
從這一點兒上講，他又是失敗的，相信在他事後回想起這段時光的時候，必定會悔之莫及，因為他不僅白白免掉了幾位讓他在發展小城鎮時視為幹將的村支書而讓他們視為仇敵，而且也讓全鄉通過以資代勞的方式增加人均上百元的負擔，並且讓他的仇敵們以此為借口大肆上訪大肆敗壞他的名聲。
應該說，他的調走，在他的幾位同行中是最不光麵的，盡管紀檢委並沒有查出他什麽經濟問題，傳言卻是沸沸揚揚，經濟問題、女人問題、連“扒灰”的說法都有，維描維肖。這直接影響到了他的安排，據說原準備調他去縣局做部門正職，事實上卻隻安排他去某個小部門做了副職。
據說，他為此耿耿於懷，好長一段時間沒去上班，到人們再次見到他時，早已瘦脫了相，說是因為氣而百病纏身。但據劉老蔫兒後來在縣城碰到他後回來說，此人雖有些低沉，精神頭兒還是蠻好的。
很應該感謝這些老領導為我們鄉結構調整所做出的這些有益探索，應該說，正是這些有益的探索為我們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但當時我們村之所以跟其他村一樣沒有及時地融入這些探索，跟其他村一樣，既有人為的因素，也有客觀原因。
事實上，幾乎與這些探索同步，露天菜果的好行情居然維持了如此長的時間。象我們剛提及的總能賺到錢的那種人在跟大家一樣感到欣喜的同時，隱隱也感到了某種不安。
不安歸不安，卻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市場這東西確如已去世的那位書記所說，具有不確定性，就象一匹烈馬，溫順時盡可讓人享受乘騎的樂趣，一旦起了性，就烈得讓人無法控製。
關於這一點兒，他們已從最近的幾個變化周期中明顯感受到了，這個周期中的壞行情變化的幅度無疑越來越來大，持續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雖如此，除了少數的譬如我父親這種平日裏悶聲不響隻顧追求安全的頗有點“小癟三”意味卻經常在事後才發現他們原來是正確的人，在悄悄地通過適當增加糧食種植這種被動應付的方式來企圖化解風險之外，多數人還是在抱著聽天由命的態度靜等著這個周期的到來，在他們看來，來與不來終究還是不一定的事情。
這種表達方式或許並不是太恰當，因為不少事情在發生之前或者發生的過程中並不能象事後那樣準確評價，有的往往還隻是預感，而且事情的果真發生往往是悄悄的沒有人們事後評價時那樣明確的界限。
據我父親回憶說，這次對我們村曾產生過強烈影響的市場波動跟往常唯一的不同，便是臨近菜果收獲時，老天爺卻意外地下起了雨。
眾所周知，菜果收獲前怕雨，因為雨水不僅不利於菜果的成熟和收獲，而且容易腐爛，隻要爛開了頭就是一大片，所以從一開頭就讓人們的心揪得緊緊的。
總算停了雨，原指望可以繼續賣個好價錢的人們卻發現，收購的客戶明顯比往年少，價格自然要低於往年，而且在我們村要計算效益必須注意盲目投入的現實，因為村裏人根本不懂得大學課堂裏教授所講的投入臨界點問題，他們普遍認為，隻要有高投入必然有高產出，而不會意識到因超過臨界點而造成的浪費。由於持續“高”投入終帶來了產量的提高，拋去爛掉的部分，總的算起來，當年即使沒有多大賺頭，賠卻也是人們心理上所能夠接受的限度。
這分明已明確地告訴人們，新一輪價格下滑開始了。按照以往的經驗，價格下滑並不可怕，隻要能夠如此堅持兩三年，自然就會過去。所以人們根本無心去聽劉老蔫兒在村電台胡亂說了些什麽，仍然按照自己業已形成的便難改變的習慣去幹。果然，此等狀況如人們所料地持續了三年。
到第四年的時候，人們料定價格必定要上揚，就都加大了投入。剛開始時，價格確是喜人，可這喜人的價格隻維持了兩天，就突然下滑，漸低落至收倒不如扔掉的程度。
如此有違常規地又持續了兩年的時間，盡管鄉政府為了防止類似情況，投資或引進外資興建了十幾座可用於儲存保鮮的恒溫庫，但遠遠滿足不了儲存的需要，更何況有幾座譬如供銷社那座也就是我後來購買下來的那座，早已因效益問題轉產為海貨批發，而且商人總是以盈利為目的，有誰不願價格下跌而降低儲存成本呢？既如此，村裏人便隻有等、靠、聽天由命，結果自然很快就接近了人們的承受能力。
逢有這樣的情況便容易出事，越擔心出事，偏偏就出事了——村裏死了人，而且是兩個，而且都是一家的：先是阿龍他爹，後是他二大爺，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人。阿龍他爹是自殺，而他二大爺卻是死於意外，起因都是因為菜果。
先說他爹，由於菜果的收獲不同於糧食，最費人工，且有時間限製，若過了期，不僅會誤了市場，而且影響後續生長。所以收獲時，村裏人都要雇工。
那年的價格不好，雇工卻貴得驚人。按照慣例，阿龍他爹便要去雇工，他娘卻死活不同意。
村裏人常說，人在死前總會有些征兆。象阿龍他爹，剛才曾提及，一輩子懼內，那天偏偏要作一回主，既然婆娘不同意，就背著婆娘去雇了十幾個工，婆娘生氣，當著外人的麵也不好說什麽。
菜果收獲期因為忙，村裏人吃飯便要簡單，常常隨便吃點兒什麽了事。吃不好飯往往就容易上火，此其一；其二，菜果的價格實在讓人揪心；其三，雇了工便不同，最起碼的條件便是要讓人吃飽，由於沒時間做，通例是吃油條。
菜果價格好的時候，沒人會計論吃的，這時候，阿龍她娘就覺得這些雇工特能吃，而且伺候他們還要費工夫，便不停地指桑罵槐，阿龍他爹窩了一肚子火不便發作，直憋得兩手抖動不停。
及至晚間收工結賬的時候，當天賣菜果的錢居然不夠雇工的錢，阿龍他娘更火了，潑勁上來嘮叨個不停，因要以菜果抵頂餘下的工錢而對方不肯與人吵了起來，最終還是地鄰給勸了架，婆娘便讓男人回家取錢。
男人甚覺沒臉，趁取錢的機會就喝了農藥，待人們發現時，已經死了，連搶救的機會也沒有。
據說，還有另一個原因，“屋漏偏逢連夜雨”，由於忙亂就容易出錯，因為忙而忘了鎖家門，家裏僅有的二百元錢遭了賊，而這些錢是準備在外讀書的阿龍周日回來取的，阿龍的學習是優秀的，這是男人唯一的驕傲，左思右想，竟走了那一步，卻讓自己最優秀的兒子再也無法把書念下去，成為不少人的遺憾。
未來得及出殯，他二大爺又出事了。他二大爺不同於他爹，是村裏數得著的能人。見菜果行情不好，別出新裁地到外麵的親戚村租了一個原來用來存放地瓜的洞，這種洞就象水井一樣，有八米多深，但多挖於山坡或高地，所以並不見水，然後在井底劈開十幾米見方的洞，裏麵冬暖夏涼，極宜儲存保鮮食物，又稱“井子”。
菜果價格太低，終是塊心病，見有所反彈，二大爺便趁兄弟的葬禮的空隙去查看自己儲存的菜果。此時正值初夏，“井子”裏的空氣稀薄，二大爺下去後立即就憋癱了再也沒能上來，死了。
趕巧，阿龍那位在外地打工的五叔趕回來參加阿龍他爹的葬禮，見此光景，原本就性子火爆的他，當即就做出了一個非常不理智的決定：把兩具屍體全抬到鄉政府去！
什麽鳥政府，難道出了如此大事也沒人管？他振振有詞地想著，已完全喪失了理智。根據他在外麵打工的經驗，出了大事故，政府都是要過問的。這是他此舉的基礎。
恰逢村裏人憋了一肚子牢騷沒處發泄便一同跟著去了鄉政府，據說那天除了老人孩子，村裏人大部分都跟去了。鄉裏由於還沒有接到這方麵的報告，不明所以，誤以為是上訪的，便趕忙叫劉老蔫兒前往領人。
劉老蔫兒不愧是劉老蔫兒，匆匆趕來後，幾句話就把真相向鄉長說明了，並保證做好工作，才讓心已跳至嗓子眼兒的鄉長冷靜下來。
好個劉老蔫兒，跟著眾人幹嚎了幾句“兄弟大哥你們死得好慘哪”就拉近了與眾人的距離，讓眾人能夠耐心聽他邊抹淚邊講的道理。——哥倆死得是慘，可能夠怨誰呢？政府又沒逼著咱這麽做，又怎麽能夠怨人家政府呢？咱家死了人，人家政府為什麽給咱補貼？可人家給了。想想也是這麽個理兒，眾人便自動散了。
難怪村裏人都說劉老蔫兒具有政治家的天才，他最善於抓住最微小的卻往往是最關鍵的東西。就這麽一個原本極普通的偶然事件，又讓威望日漸衰落的他有了說話的機會。他親自撫著哥倆兒當中的老大的靈柩下葬後，即興發表了要從此吸取教訓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