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第三年，中央大學堂第二期的一千多師範生畢業以後，便開始在各個亭的鄔堡分設小學堂，在縣裏或大的鄉鎮裏設置中學堂。中學堂麵向所有十歲到十五歲的稍微有些基礎的孩子，當然這些孩子要通過五選一的擇優錄取的選拔考試才能獲取進入中學堂的機會。
之所以設置這個選拔考試，金良覺得大部分天資魯鈍的孩子還是隻接受一定的啟蒙教育就夠了，隻要他們能看懂中央官府發放的中央日報，能看懂中央軍的告示，能有意識反抗世家大族的統治，能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孩子，就夠了。
畢竟這個時代還是須要大量的自耕農、商販、奴仆、佃農，若是讓他們輕易上了中學堂，再輕易上了大學堂，隻會讓他們產生不切實際的想法，以為自己能做文臣武將，便不屑於做普通的工作。
在原來的時空，他看到太多這種情況了，大學一開始擴招，很多原本考不上的大學生都能擠進大學校門，他們以為自己是天之驕子，殊不知，在當局的眼裏卻成了有文憑的民工，他們被生生拔高了，找不準自己的位置，初入社會的頭幾年很是痛苦，直到放棄了天之驕子的架子，適應了社會，才逐漸快樂起來。
金良不能坐看憑投胎好壞來選擇人才，隻能給大家一個平等的機會，誰的天資好又肯努力，誰就有進一步的機會。
金良掌控的司隸地區有六百萬人口，六百萬人口裏十歲到十五歲的男女少年加起來，總共有五十多萬，五選一的擇優錄取考試以後，升入中學堂的隻有十萬人左右。金良便在每個縣城設置一個中學堂，一百個縣城。便有一百個中學堂，每個中學堂大概有一千名學生，每個中學堂一開始隻有五個老師。這一千個學生剛升入中學堂自然是中學堂一年級，按照金良的十年教育編製來說。他們算是五年級的學生，中央大學堂畢業算是十年級。
第一批學員大概有在第一期撥給中學堂五百名教師，平均二百個學生才能攤到一個教師，而且還有那麽多科目需要教授，一開始也隻能采用優秀學生助教的方式，即便是後來師資力量雄厚了，優秀學生助教的傳統還是延續了下來。
中學堂隻設置三年，不分初中學堂和高中學堂。學習的課程基堂的升級版，比小學堂稍有不同的是中學堂的學生在每個學年裏的寒暑假裏，都要去中央軍軍營裏做軍事訓練。
金良想讓整個漢民族強盛起來，全民皆兵跟全民教育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的是軍國主義教育，所以學生時期的軍訓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戰亂年代，更要加強，最起碼要讓他們麵對敵人有自保之力。
金良發現，人跟人的天資相差就是很大。有些孩子天生聰穎，能夠在半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學完其他孩子要一年才能學完的內容，按照金良頒布的教育製度。這些孩子可以跳級，隻要通過跳級考試，就可以接連越級，以至於有的愚鈍孩子十五歲還在小學堂讀一年級，有的孩子十歲就越級到了中學堂讀七年級。
當然，天資並不是最重要的，後天的勤奮刻苦程度才是決定因素，許多孩子天資過人，但他們生性懶惰不求上進。便逐漸地泯然眾人，真正笑到最後的有兩種人。天資過人且勤奮刻苦的，天資一般非常勤奮刻苦的。反觀那些天資過人卻生性懶惰的、天資一般卻生性懶惰、天資實在太差的都陸續被淘汰了。
中學堂學生的教材亦是金良召集襄陽內所有文士，包括盧植、蔡邕等海內大儒文宗一起編纂的。
中學堂所學的禮，便《禮記》裏麵有些荒謬不合時宜的都被金良大刀闊斧地刪減了，尤其是諸多學者如董仲舒等人對禮記的注解，簡直是糟粕之至。當然更重要的是練習禮儀，有些不適合這個時代的禮儀也被金良刪去，添加了握手禮、擁抱禮、親吻禮、軍禮等新式禮儀。
中學堂所學的樂，在小學堂的基礎上，更富有實踐意義，有這些學生組成的樂團、舞團、唱詩團，已經成了中學堂所在的鄉鎮、縣城等地方上每次慶典的主要表演團隊，而且不像後世那些可憐的孩子站在寒風中冒著大雨去給那些有人撐傘的混蛋們免費表演，他們都是有報酬的，全部由這些樂團、舞團、唱詩團留作運營經費，呂布要讓他們在小小年紀就要學會獨立、學會經營。
中學堂所學的射箭，亦有實踐意義，每個月他們都有射箭比賽，都有打獵比賽。從太仆丞田疇的牧馬場裏撥給中學堂的馬匹比撥給小學堂的多出一倍，基本上每五個孩子能輪到一匹馬，他們可以輪番騎乘，鍛煉馬術，在中學堂裏已經開始教授馬球課程，每周都有賽馬、馬球比賽。
中學堂的學員同樣也編入童子軍，輔助地方郡縣鄉兵做好警戒，在戰爭狀況穩定的情況下，中學堂的部分射箭高手還會登上城樓，在郡縣鄉兵的保護下，向來犯的敵軍射箭。金良一直堅信，學到的東西如果不能迅速轉化成生產力戰鬥力，就白學了，純粹浪費時間。
因為這個時代的字體都是繁體，很多字有超多筆畫，很難記憶，所以到了中學堂還是有識字課和書法課程，書法寫得好的中學堂學生們都有機會參與到中央軍的布告宣傳隊伍，
中學堂的學生已經開始學習均田、栗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等複雜的數藝，並且利用所學的算術參與到具體的勞動生產上來，為他們各自的家庭算賬，去輔助鄉鎮、亭堡的稅吏。
此外，金良根據後世的初中高中物理、化學、生物課本，再參考現在的《墨子》、《呂氏春秋》等著作，絞盡腦汁，編纂出一本《格物》供中學生們學習。《格物》裏麵的內容大多數都是非常基礎的知識，隻不過改頭換麵，全部由金良口述出來。像什麽牛頓三大運動定律，在這個時代。也是金良發現的。
金良在閑暇時候在中央大學堂師範學院登台傳授《格物》，台下座無虛席，旁聽者把教室內外擠得水泄不通，因為金良的講述深入淺出，用東漢末年的語言講述一個個非常簡單而又不被東漢人發現的世界奧秘，讓他們大開眼界。那些師範學院學員們學好了，便傳授給中學堂的學員們。《曆史》、已經用不著編纂，金良也懶得像後世某些曆史學家那樣歪曲曆史故意淡化異族對華夏的荼毒。便定下《史記》、《水經注》為《曆史》、的通讀教材。當然《史記》隻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後麵的曆史則以《漢書》為參考書籍。
班固之後未寫的曆史，金良、盧植則屬意讓蔡邕主修國史，一直寫到蔡邕逝世為止，在蔡邕編纂國史的過程中，金良沒有做任何幹擾，他不學李世民，更不學後世的某些人，動不動就篡改曆史，把曆史當成任由權力打扮的婊子。金良因曆史而生，所以在尊重曆史這一點兒，任何帝王都比不上他。即便蔡邕筆下把他曾經滿手的血腥罪惡寫得入木三分。金良也隻是一笑置之。
金良又聯合司馬徽、胡昭、盧植、蔡邕、楊彪、黃琬、陳琳等人又從《論語》《孟荀子》等儒家典籍和《道德經》、《莊子》、《墨子》、《孫子》、《呂氏春秋》等諸子百家典籍裏選擇更複雜一些的章節，以儒家為主，其他諸家為輔，按照從易到難的順序編成三本書，供給中學堂五年級到七年級作為最基本的課程，名字便稱做《中學》，跟那個儒家典籍《大學》相區別開。
在中學堂畢業以後，又要經過一次殘酷的淘汰考試，這次淘汰率更高。十比一，是因為中學堂之後。目前能夠上的大學堂，隻有一個中央大學堂。在中央大學堂課程學完以後，又通過畢業淘汰考試的都能有一個很光明的前景。從中央大學堂師範學院畢業的就可以去做教師，教師通常兼任亭傅、鄉傅、縣傅，主管地方教化，很受人尊重，不比當其他官吏差，在待遇福利這一塊更有超過。
從軍事學院畢業的，通常都可以去中央軍做一個兩長、副隊長或隊參，直接就是中武士以上的軍銜，在同樣功勞下，軍事學院的學生獲得提升的可能性更大，若是想留在地方，也可以去亭堡做亭尉或副鄉尉，上升的空間比通過其他途徑進入行伍的軍官更大，因為他們是金良的學生。
從政治學院畢業的，通常都可以去地方的亭裏做亭長、亭丞，少數優秀一點兒可以去做鄉丞，他們獲得上升的空間比通過其他途徑進來的文官更大，因為他們是金良的學生。
從技術學院畢業的，通常都可以去工部任職，或者在中央軍總裝備部任職。
從文藝學院畢業的，通常都可以去禮部任職，或者在中央軍文藝兵團任職。
女子學院畢業的，可以去皇宮做女官，可以去中央軍文藝兵團任職，亦可以去小學堂或中學堂做教師負責樂藝的教學，當然更多的女子學院學生都選擇回家相夫教子，金良對此很失望，但也無可奈何。
至於那些世家子弟，多仰仗家世，多是去襄陽新辦的太學就學，或者前去追隨鄭玄、管寧等私學，不屑於進入中央大學堂。
等到他們意識到中央係的強大，意識到中央大學堂學生乃是金良門生之後，中央大學堂已經對這些世家子弟關閉了進入的通道，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世家子弟應該入太學，中央大學堂是貧賤子弟的，世家子弟入了大學堂會辱沒他們的身份。”
當然，才能優秀、品德高潔、與眾不同的世家子弟，金良還是會給他們打開方便之門的，當然這樣的世家子弟是鳳毛麟角了，且多跟家主的品行教育有關，像田豐、沮授他們兩家這樣的子弟就多些，董昭、陳琳家族這樣的子弟就少些，當然其他大部分世家裏麵更少見這樣的子弟。
在搞中央大學堂的同時，金良不想引起世家大族的反彈。便安排了一些自己能夠接受、才能品德都比較突出的做了縣令、鄉令，某些世家子弟甚至做了郡太守和郡丞，比如河內脩武人張範。
張範的祖父張歆曾經擔任過司徒。父親張延曾經擔任過太尉，頗有名望。太傅袁隗本想將其女嫁給張範，但張範堅辭不受。張範性格恬靜樂道，不愛榮華、名利，不追求官職，喜歡幫助窮人，家無餘財，內外的窮人、孤寡都十分敬重。金良對這樣的世家子弟是很敬仰的，便以天子詔令。招他入朝，委任他為渤海郡太守，取代了袁紹未曾擔當過的位置，袁紹對張範做渤海太守無話可說。
廣平邯鄲人劉邵，是廣平大族劉家的子弟，金良從廣平人沮授那裏得知劉邵學問詳博，通覽群書，便招他做了內閣篆，負責搜集五經群書，分門別類。纂為《皇覽》，又與議郎庚嶷等人共同製訂律令。
中央大學堂各個學院的學製均是三年，入學的學員不限製年齡。隻要能夠通過入學考試，不論是十歲的還是五十歲的都可以入學，當然錄取的名額都有限定，因為中央軍政係統能夠提供給中央大學堂畢業生的職位是有限的。
大學堂的大部分學員，他們都是五歲堂，十歲入中學堂，十三歲入大學堂，十六歲就學成，通過畢業考試以後。就可以安排基層崗位，開始做沒有官階的小吏。再過兩年，到了十八歲就可以授予官職。
金良覺得後世上的小學、中學、大學學製拉的那麽長。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教育製度的不合理，學生們浪費了太多時間學沒用的東西。
金良確保的是中央係統下麵的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所學的東西都是能夠用得到實處的，那些暫時用不到實處也是基礎學科，不像某些國家的政權為了粉飾太平，讓學生多學一些沒用的甚至是錯誤的東西。
金良從後世來，非常了解後世的教育之所以被人詬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填鴨的課堂教學過多，而學生的動手實踐太少。
金良從一開始就著力讓所有學員的更多學習時間放在實踐上，凡是在實踐中檢驗有錯或不實用的理論全部從教材裏刪除，到了最後，從小學堂、中學堂到大學堂，他們在課堂上每天嚴格控製在兩個時辰以內，課外的實踐活動則控製在一個時辰以上。
金良實踐活動有一半都是跟軍事運動相關聯的，這些實踐活動都有相應的教官帶領，小學堂的教官是鄉兵的精銳，中學堂的教官是郡縣兵的精銳，大學堂的教官則是中央軍的精銳，舉凡騎馬、射箭、打獵、馬球、賽馬、武術格鬥等活動，也有教官負責，大學堂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負責整體管理和文化課。
在原來時空，華夏國實行大國金牌戰略，刻意培養出來的職業運動員橫掃奧林匹克，可全國國民的整體身體素質卻每況愈下，到了和諧年間，同一個年齡段的年輕人不論從身高、體力都比不上倭國和棒子國。
金良可不想讓自己的門生們變成後世那些孱弱得連倭國學生都比不上的和諧學生，便下令，在小學堂入中學堂和中學堂入大學堂的升級淘汰考試裏，把騎馬、射箭、長跑等一係列的武科成績列為總成績的一半，文化課書麵考試成績，又名文科成績，列為入學總成績的一半，如此一來，就從最基礎的教育製度上杜絕了大漢子民淪為後世的“東亞病夫”的可能性。
在打基礎的小學堂、中學堂階段，金良沒有參照後世愚蠢的分文舉武舉或文理科，他讓所有的學員都要文武齊備，不僅因為現在是亂世，每個人都應該有自保之力，更因為未來是征伐世界搞大中華共榮圈的民族狂飆飛揚的階段，沒有足夠強健的體魄，文官們承受不起那麽繁重的工作。
在升學考試上，金良沒有搞變態愚蠢的標準分製度，那標準分製度要求每個學生的每科成績都平均，這樣的分數製度扼殺了許多偏才，造就了許多庸才。金良用的是總分，隻要某一科成績特別好，就可以稍微抵消其他學科的平庸，當然文武兩大科的成績都必須及格，有不及格的要複讀，但複讀的機會隻給兩次，他不希望再來什麽範進中舉的鬧劇出現。??中央大學堂各個學院的課程均有金良敲定，跟中小學堂相比，中央大學堂的實踐活動更多，幾乎占據了二分之一的時間。(未完待續)
之所以設置這個選拔考試，金良覺得大部分天資魯鈍的孩子還是隻接受一定的啟蒙教育就夠了，隻要他們能看懂中央官府發放的中央日報，能看懂中央軍的告示，能有意識反抗世家大族的統治，能有意識地培養自己的孩子，就夠了。
畢竟這個時代還是須要大量的自耕農、商販、奴仆、佃農，若是讓他們輕易上了中學堂，再輕易上了大學堂，隻會讓他們產生不切實際的想法，以為自己能做文臣武將，便不屑於做普通的工作。
在原來的時空，他看到太多這種情況了，大學一開始擴招，很多原本考不上的大學生都能擠進大學校門，他們以為自己是天之驕子，殊不知，在當局的眼裏卻成了有文憑的民工，他們被生生拔高了，找不準自己的位置，初入社會的頭幾年很是痛苦，直到放棄了天之驕子的架子，適應了社會，才逐漸快樂起來。
金良不能坐看憑投胎好壞來選擇人才，隻能給大家一個平等的機會，誰的天資好又肯努力，誰就有進一步的機會。
金良掌控的司隸地區有六百萬人口，六百萬人口裏十歲到十五歲的男女少年加起來，總共有五十多萬，五選一的擇優錄取考試以後，升入中學堂的隻有十萬人左右。金良便在每個縣城設置一個中學堂，一百個縣城。便有一百個中學堂，每個中學堂大概有一千名學生，每個中學堂一開始隻有五個老師。這一千個學生剛升入中學堂自然是中學堂一年級，按照金良的十年教育編製來說。他們算是五年級的學生，中央大學堂畢業算是十年級。
第一批學員大概有在第一期撥給中學堂五百名教師，平均二百個學生才能攤到一個教師，而且還有那麽多科目需要教授，一開始也隻能采用優秀學生助教的方式，即便是後來師資力量雄厚了，優秀學生助教的傳統還是延續了下來。
中學堂隻設置三年，不分初中學堂和高中學堂。學習的課程基堂的升級版，比小學堂稍有不同的是中學堂的學生在每個學年裏的寒暑假裏，都要去中央軍軍營裏做軍事訓練。
金良想讓整個漢民族強盛起來，全民皆兵跟全民教育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的是軍國主義教育，所以學生時期的軍訓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戰亂年代，更要加強，最起碼要讓他們麵對敵人有自保之力。
金良發現，人跟人的天資相差就是很大。有些孩子天生聰穎，能夠在半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學完其他孩子要一年才能學完的內容，按照金良頒布的教育製度。這些孩子可以跳級，隻要通過跳級考試，就可以接連越級，以至於有的愚鈍孩子十五歲還在小學堂讀一年級，有的孩子十歲就越級到了中學堂讀七年級。
當然，天資並不是最重要的，後天的勤奮刻苦程度才是決定因素，許多孩子天資過人，但他們生性懶惰不求上進。便逐漸地泯然眾人，真正笑到最後的有兩種人。天資過人且勤奮刻苦的，天資一般非常勤奮刻苦的。反觀那些天資過人卻生性懶惰的、天資一般卻生性懶惰、天資實在太差的都陸續被淘汰了。
中學堂學生的教材亦是金良召集襄陽內所有文士，包括盧植、蔡邕等海內大儒文宗一起編纂的。
中學堂所學的禮，便《禮記》裏麵有些荒謬不合時宜的都被金良大刀闊斧地刪減了，尤其是諸多學者如董仲舒等人對禮記的注解，簡直是糟粕之至。當然更重要的是練習禮儀，有些不適合這個時代的禮儀也被金良刪去，添加了握手禮、擁抱禮、親吻禮、軍禮等新式禮儀。
中學堂所學的樂，在小學堂的基礎上，更富有實踐意義，有這些學生組成的樂團、舞團、唱詩團，已經成了中學堂所在的鄉鎮、縣城等地方上每次慶典的主要表演團隊，而且不像後世那些可憐的孩子站在寒風中冒著大雨去給那些有人撐傘的混蛋們免費表演，他們都是有報酬的，全部由這些樂團、舞團、唱詩團留作運營經費，呂布要讓他們在小小年紀就要學會獨立、學會經營。
中學堂所學的射箭，亦有實踐意義，每個月他們都有射箭比賽，都有打獵比賽。從太仆丞田疇的牧馬場裏撥給中學堂的馬匹比撥給小學堂的多出一倍，基本上每五個孩子能輪到一匹馬，他們可以輪番騎乘，鍛煉馬術，在中學堂裏已經開始教授馬球課程，每周都有賽馬、馬球比賽。
中學堂的學員同樣也編入童子軍，輔助地方郡縣鄉兵做好警戒，在戰爭狀況穩定的情況下，中學堂的部分射箭高手還會登上城樓，在郡縣鄉兵的保護下，向來犯的敵軍射箭。金良一直堅信，學到的東西如果不能迅速轉化成生產力戰鬥力，就白學了，純粹浪費時間。
因為這個時代的字體都是繁體，很多字有超多筆畫，很難記憶，所以到了中學堂還是有識字課和書法課程，書法寫得好的中學堂學生們都有機會參與到中央軍的布告宣傳隊伍，
中學堂的學生已經開始學習均田、栗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等複雜的數藝，並且利用所學的算術參與到具體的勞動生產上來，為他們各自的家庭算賬，去輔助鄉鎮、亭堡的稅吏。
此外，金良根據後世的初中高中物理、化學、生物課本，再參考現在的《墨子》、《呂氏春秋》等著作，絞盡腦汁，編纂出一本《格物》供中學生們學習。《格物》裏麵的內容大多數都是非常基礎的知識，隻不過改頭換麵，全部由金良口述出來。像什麽牛頓三大運動定律，在這個時代。也是金良發現的。
金良在閑暇時候在中央大學堂師範學院登台傳授《格物》，台下座無虛席，旁聽者把教室內外擠得水泄不通，因為金良的講述深入淺出，用東漢末年的語言講述一個個非常簡單而又不被東漢人發現的世界奧秘，讓他們大開眼界。那些師範學院學員們學好了，便傳授給中學堂的學員們。《曆史》、已經用不著編纂，金良也懶得像後世某些曆史學家那樣歪曲曆史故意淡化異族對華夏的荼毒。便定下《史記》、《水經注》為《曆史》、的通讀教材。當然《史記》隻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後麵的曆史則以《漢書》為參考書籍。
班固之後未寫的曆史，金良、盧植則屬意讓蔡邕主修國史，一直寫到蔡邕逝世為止，在蔡邕編纂國史的過程中，金良沒有做任何幹擾，他不學李世民，更不學後世的某些人，動不動就篡改曆史，把曆史當成任由權力打扮的婊子。金良因曆史而生，所以在尊重曆史這一點兒，任何帝王都比不上他。即便蔡邕筆下把他曾經滿手的血腥罪惡寫得入木三分。金良也隻是一笑置之。
金良又聯合司馬徽、胡昭、盧植、蔡邕、楊彪、黃琬、陳琳等人又從《論語》《孟荀子》等儒家典籍和《道德經》、《莊子》、《墨子》、《孫子》、《呂氏春秋》等諸子百家典籍裏選擇更複雜一些的章節，以儒家為主，其他諸家為輔，按照從易到難的順序編成三本書，供給中學堂五年級到七年級作為最基本的課程，名字便稱做《中學》，跟那個儒家典籍《大學》相區別開。
在中學堂畢業以後，又要經過一次殘酷的淘汰考試，這次淘汰率更高。十比一，是因為中學堂之後。目前能夠上的大學堂，隻有一個中央大學堂。在中央大學堂課程學完以後，又通過畢業淘汰考試的都能有一個很光明的前景。從中央大學堂師範學院畢業的就可以去做教師，教師通常兼任亭傅、鄉傅、縣傅，主管地方教化，很受人尊重，不比當其他官吏差，在待遇福利這一塊更有超過。
從軍事學院畢業的，通常都可以去中央軍做一個兩長、副隊長或隊參，直接就是中武士以上的軍銜，在同樣功勞下，軍事學院的學生獲得提升的可能性更大，若是想留在地方，也可以去亭堡做亭尉或副鄉尉，上升的空間比通過其他途徑進入行伍的軍官更大，因為他們是金良的學生。
從政治學院畢業的，通常都可以去地方的亭裏做亭長、亭丞，少數優秀一點兒可以去做鄉丞，他們獲得上升的空間比通過其他途徑進來的文官更大，因為他們是金良的學生。
從技術學院畢業的，通常都可以去工部任職，或者在中央軍總裝備部任職。
從文藝學院畢業的，通常都可以去禮部任職，或者在中央軍文藝兵團任職。
女子學院畢業的，可以去皇宮做女官，可以去中央軍文藝兵團任職，亦可以去小學堂或中學堂做教師負責樂藝的教學，當然更多的女子學院學生都選擇回家相夫教子，金良對此很失望，但也無可奈何。
至於那些世家子弟，多仰仗家世，多是去襄陽新辦的太學就學，或者前去追隨鄭玄、管寧等私學，不屑於進入中央大學堂。
等到他們意識到中央係的強大，意識到中央大學堂學生乃是金良門生之後，中央大學堂已經對這些世家子弟關閉了進入的通道，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世家子弟應該入太學，中央大學堂是貧賤子弟的，世家子弟入了大學堂會辱沒他們的身份。”
當然，才能優秀、品德高潔、與眾不同的世家子弟，金良還是會給他們打開方便之門的，當然這樣的世家子弟是鳳毛麟角了，且多跟家主的品行教育有關，像田豐、沮授他們兩家這樣的子弟就多些，董昭、陳琳家族這樣的子弟就少些，當然其他大部分世家裏麵更少見這樣的子弟。
在搞中央大學堂的同時，金良不想引起世家大族的反彈。便安排了一些自己能夠接受、才能品德都比較突出的做了縣令、鄉令，某些世家子弟甚至做了郡太守和郡丞，比如河內脩武人張範。
張範的祖父張歆曾經擔任過司徒。父親張延曾經擔任過太尉，頗有名望。太傅袁隗本想將其女嫁給張範，但張範堅辭不受。張範性格恬靜樂道，不愛榮華、名利，不追求官職，喜歡幫助窮人，家無餘財，內外的窮人、孤寡都十分敬重。金良對這樣的世家子弟是很敬仰的，便以天子詔令。招他入朝，委任他為渤海郡太守，取代了袁紹未曾擔當過的位置，袁紹對張範做渤海太守無話可說。
廣平邯鄲人劉邵，是廣平大族劉家的子弟，金良從廣平人沮授那裏得知劉邵學問詳博，通覽群書，便招他做了內閣篆，負責搜集五經群書，分門別類。纂為《皇覽》，又與議郎庚嶷等人共同製訂律令。
中央大學堂各個學院的學製均是三年，入學的學員不限製年齡。隻要能夠通過入學考試，不論是十歲的還是五十歲的都可以入學，當然錄取的名額都有限定，因為中央軍政係統能夠提供給中央大學堂畢業生的職位是有限的。
大學堂的大部分學員，他們都是五歲堂，十歲入中學堂，十三歲入大學堂，十六歲就學成，通過畢業考試以後。就可以安排基層崗位，開始做沒有官階的小吏。再過兩年，到了十八歲就可以授予官職。
金良覺得後世上的小學、中學、大學學製拉的那麽長。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教育製度的不合理，學生們浪費了太多時間學沒用的東西。
金良確保的是中央係統下麵的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所學的東西都是能夠用得到實處的，那些暫時用不到實處也是基礎學科，不像某些國家的政權為了粉飾太平，讓學生多學一些沒用的甚至是錯誤的東西。
金良從後世來，非常了解後世的教育之所以被人詬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填鴨的課堂教學過多，而學生的動手實踐太少。
金良從一開始就著力讓所有學員的更多學習時間放在實踐上，凡是在實踐中檢驗有錯或不實用的理論全部從教材裏刪除，到了最後，從小學堂、中學堂到大學堂，他們在課堂上每天嚴格控製在兩個時辰以內，課外的實踐活動則控製在一個時辰以上。
金良實踐活動有一半都是跟軍事運動相關聯的，這些實踐活動都有相應的教官帶領，小學堂的教官是鄉兵的精銳，中學堂的教官是郡縣兵的精銳，大學堂的教官則是中央軍的精銳，舉凡騎馬、射箭、打獵、馬球、賽馬、武術格鬥等活動，也有教官負責，大學堂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負責整體管理和文化課。
在原來時空，華夏國實行大國金牌戰略，刻意培養出來的職業運動員橫掃奧林匹克，可全國國民的整體身體素質卻每況愈下，到了和諧年間，同一個年齡段的年輕人不論從身高、體力都比不上倭國和棒子國。
金良可不想讓自己的門生們變成後世那些孱弱得連倭國學生都比不上的和諧學生，便下令，在小學堂入中學堂和中學堂入大學堂的升級淘汰考試裏，把騎馬、射箭、長跑等一係列的武科成績列為總成績的一半，文化課書麵考試成績，又名文科成績，列為入學總成績的一半，如此一來，就從最基礎的教育製度上杜絕了大漢子民淪為後世的“東亞病夫”的可能性。
在打基礎的小學堂、中學堂階段，金良沒有參照後世愚蠢的分文舉武舉或文理科，他讓所有的學員都要文武齊備，不僅因為現在是亂世，每個人都應該有自保之力，更因為未來是征伐世界搞大中華共榮圈的民族狂飆飛揚的階段，沒有足夠強健的體魄，文官們承受不起那麽繁重的工作。
在升學考試上，金良沒有搞變態愚蠢的標準分製度，那標準分製度要求每個學生的每科成績都平均，這樣的分數製度扼殺了許多偏才，造就了許多庸才。金良用的是總分，隻要某一科成績特別好，就可以稍微抵消其他學科的平庸，當然文武兩大科的成績都必須及格，有不及格的要複讀，但複讀的機會隻給兩次，他不希望再來什麽範進中舉的鬧劇出現。??中央大學堂各個學院的課程均有金良敲定，跟中小學堂相比，中央大學堂的實踐活動更多，幾乎占據了二分之一的時間。(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