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於飲酒，我從沒喜歡過，不論何種酒，不論多麽名貴的酒；中國的也罷，外國的也罷。至今，我也無法理解喜歡飲酒的人們飲酒時的快樂。
然而我竟大醉過幾次。那特別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餘悸。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鄉前一年。冬季裏的一天。
我18歲了，已經於1966年初中畢業，但報考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大理想破滅了。所謂人生理想之於我，在當年，確乎的也就是先成為哈爾濱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三年後成為哈爾濱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罷了。那理想之於我不消說是非常理性的。父親身為支援“大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遠在四川，每月五十幾元工資，最多也隻能寄給家裏40元，而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僅靠那40元維持生活，日子過得真是不容易啊。何況，考上了大學的哥哥，因家境貧窮，明擺著供不起他讀完大學的，竟於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貧窮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學期起，由於18平方米的小小的破敗的家裏終日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鬧騰得幾無片刻安寧，學習成績直線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績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的。幸而，從小學到中學，我的語文成績一向是優良，考上哈爾濱師範學校的語文係我還是頗有幾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報考誌願前到師範學院去過幾次。在當年的哈爾濱，師範學院地處郊區，校園不大，五六幢老舊的三層樓而已，主樓也是。我在校園裏，獨自“參觀”想象著以後將成為那裏的一名學生，憂愁之心多少獲得了點兒慰藉。現今的人們也許會說，既然家境貧窮，為什麽還要考師範學校呢？不是已經18歲了嗎？直接參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掙份工資嗎？可在當年，一名初中畢業生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無特別特別硬的後門，等於是癡心妄想。連掃馬路或運送垃圾之類的工作，哪怕是臨時的，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輪到機會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
故考入哈師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選擇。記得十分清楚，當年那份報考誌願表有三檔，三檔裏我填的都是哈爾濱師範學院。即使畢業後分配到了郊縣的一所小學那也心滿意足，無怨無悔。在初中畢業後的一年多裏，我因自己都18歲了還不能為家裏掙一分錢，又眼見母親的臉終日愁雲密布，真是羞愧難當，心燃急火。我已經扒過樹皮了；我已經撿過煤渣了；我腳上穿的，已是從鄰居收回來的破爛堆裏挑出來的破鞋子了！但樹皮不是錢，煤渣也不是錢，並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撿到的啊！盡管能為家裏省下幾角錢，但那對於貧窮的生活又有什麽實際的改變意義呢？即使我終日光著腳，根本不穿鞋子，貧窮的日子還不是照樣貧窮嗎？
畢業後那一年半裏，我經常做兩種夢。一種夢境是撿錢--扭頭四望，前後左右遍地錢。說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過的莊稼地，這裏那裏都可望見掉落的麥穗、穀穗與豆莢。我在夢境中撿錢，如同早年農村的孩子在秋收後的莊稼地裏拾麥穗、穀穗或豆莢。也挺奇怪，夢境中地上的錢，從沒出現過一元以上的紙鈔，更多見的是硬幣--壹分的、貳分的、伍分的。當年沒有一角錢的硬幣。我夢境中也出現過角鈔--壹角的、貳角的、伍角的。出現過貳角錢或伍角錢的時候極少，然而確曾是出現過的。
我的理想是那麽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嗬。我的夢也是那麽的理性，連在夢裏撿錢都不敢奢望能撿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夢嗬。由那些撿錢的夢，我在青年時就形成了一種對夢的認識，就是--倘人對生活的希望是特現實，特理性的，那麽他的夢境也斷不會超現實到哪兒去。正如焦大斷不會在夢中與林妹妹幽會，寶玉與襲人共赴巫山、纏綿雲雨的夢，焦大也肯定是做不來的。也正如阿Q們的“革命”理想，隻不過是在鄉紳趙太爺的床上與吳媽“困覺”。
但我終究讀了不少文學書籍，已是一名文學青年了。故我的夢境有時也特浪漫--在某幾場夢中，硬幣已不是出現在地上，而是生長在花枝上了，並且呢，由幾枚硬幣組成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層花瓣的；壹角、貳角、伍角的角鈔，則像花葉一般生長在花枝上！
多美好的夢嗬！多浪漫的夢嗬！夢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彎下腰了，直著腰就可以前後左右地“采”到“花兒”，不，采到錢了！請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兒”是由伍分的硬幣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層的，手到采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錢嗬！還有角鈔的葉子呢！所以夢中的我，既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錢，還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鈔。
當然地，再大朵的銀光閃閃的硬幣茉莉，也不比一片伍角錢的“葉子”能錢多到哪兒去。奇怪的是，當年夢中的我，卻一向是先采“花兒”、後抓“葉”。多年以後我也沒想明白，那究竟意味著什麽？是的，在我18歲那一年，在中國的1967年，我經常做以上那種特美好、特浪漫、特現實、也特“中國特色”的夢。經常做撿錢之夢，夢境中卻從沒出現過一元麵值以上的錢鈔，這樣的夢還不夠現實嗎？簡直還很自律呢是吧？
按說，18歲的年齡，正是開始做每個男人大抵總會做過幾次的性夢的年齡，好羞愧啊，18歲的我經常做的竟是撿錢的夢，低俗的夢。是的，如今想來，當年的我如果經常做性夢，那也比經常做撿錢的夢更正常嗬！而且還不是撿成捆成捆的錢，撿的盡是硬幣和角鈔，還從沒打算往失物招領處交！不但低俗，簡直鄙俗。
如果說我做的第一種夢是荒誕浪漫主義之夢，那麽我做的第二種夢便是理想現實主義之夢了--夢的場景自然是哈爾濱師範學校。我成為它的學生，胸前戴著它的校徽，坐在教室裏聽老師講課；在圖書館自習或閱讀一部什麽小說；考試……每次考試起初一切都挺順利，大致看一番卷子，從沒覺得哪一道題會難住我，但接著就會發生令人徒喚奈何的事了，不是鋼筆帽怎麽也擰不下來，最終將鋼筆弄斷，便是鋼筆突然滴水兒，雖然隻不過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兒滴在卷麵上了，但不知怎麽一來，我會將那滴墨水兒搞得滿卷麵都是。已經答過的題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沒做的題也汙染了。總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個噴嚏，濺到名畫上一小點兒口水星兒，他想要將口水從名畫上抹去而最終將名畫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樣。這其實還不算多麽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無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順利，簡直也可以說感覺良好：明媚的陽光灑滿教室，也照耀著我的課桌麵，我的筆下水兒流利，我從容不迫寫下的字跡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間，天啊，怎麽會發生那樣的事！--忽然間我發現自己居然沒穿褲子就坐在教室裏了！說沒穿褲子是不確切的，確切地說是連短褲也沒穿！我怎麽也料想不到自己竟會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裏參加考試！在夢境中我本能的反應必然是而且隻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邊兒，希望拉扯到超過大腿根兒的長度，而那當然是徒勞無功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適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麽一來，上衣竟變成了兜兜！同時我自己變成了一個光腚小孩兒在課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聲嗬斥我，而我聽到監考老師大喊我的姓名……
我說這種夢是理想現實主義之夢，乃因在夢境之中我畢竟成為了師範學校的一名學生，確實有著理想主義的成分。為什麽又說是現實主義的呢？因為在1967年，記不清是哪一個月份的事了，北京傳來了所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號召：全國一切中學大學的革命學生，都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成一場長期的、持久的政治運動來進行，不獲全勝，絕不收兵！資產階級教育部已被砸爛，今後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術學校、師範學校，高中生考大學的考試升學方式永遠取消。一切學生有無進一步升學的資格，首先要視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現如何。升學的資格和權利，當然要屬於無限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充當勇猛小將的革命學生……
我的天性中並不具有熱衷於勇猛地革別人之命的精神。當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聽到了一件又一件幾乎天天都發生幾件的冷酷無情地革別人命的事件，而所謂“勇猛”其實隻不過是殘暴的另一種說法，並且得到堂而皇之的革命口號煽動，和所謂“紅色司令部”的慫恿時，我所讀過的一切書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似乎每天都在諄諄告誡於我--那是不對的。真的革命者不應該是那樣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應是那麽進行的！不要信那一套，遠離之，遠離之……
1967年是我自從出生以來做夢次數最多的一年，比1960年至1963年間“饑餓年代”所做的夢的總和還要多。在那三年中，我的夢境內容相對單純，經常夢到的是過年過節飽吃美餐的情形。至於那美餐呢，不過就是大米飯、饅頭、豬肉燉粉條之類。也夢到過撿東西，撿到的幾乎無一例外是可當即便吃的東西，比如一個不知從哪兒滾到馬路邊的大西紅柿，或一出校門發現某處有個由紙繩捆紮的紙包，打開來驚喜而見竟是一包粗糧細做的“實驗點心”，甚或，會是一塊“人造肉”。“實驗點心”大抵是用苞穀麵和高粱米麵做的，而人造肉則是用淘米水沉澱後收集在一起的澱粉做的。也有夢著過撿到了糧票的時候，但從沒做過撿錢的夢。因為那三年的實際情況是，隻有錢沒糧票幾乎不管去到哪兒都吃不成一頓飯。那三年我才是小學生，根本不會做和哈爾濱師範學校有關的夢。雖然整天挨餓，卻從沒做過噩夢。但1967年，我不但經常做撿錢的夢，與師範學校有關的夢，也常做噩夢。白天看到極盡淩辱之能事的批鬥情形，夜裏的夢境中便會出現那一情形。而且，特悲哀的是，夢中被批鬥的人正是我的父親。有時白天聽說一個什麽什麽人因不堪忍受淩辱和折磨，以死抗議，爬上工廠極高的濃煙正升騰著的煙囪，一頭栽將進去。結果某一天晚上那情形便會出現在我的夢中，那一頭栽入高大煙囪的人變成了我自己……
是的，1967年，我不斷做撿錢的夢、在考場上發現自己竟赤裸著下身的夢，以及種種驚出一身冷汗的噩夢。已經18歲的我，“饑餓年代”之後不再臉色青黃（我想那是由於嚴重營養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頭，逐漸胖了一點兒，一年之內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嚴重失眠對我身體的負麵影響並不比嚴重的營養不良對我身體的危害小些。我整天昏頭漲腦無精打采，而且目光憂鬱表情呆滯臉上陰雲籠罩。當然我因夢缺眠也不僅僅是由於一心想要為家裏早點兒掙一份錢的癡心妄想，還因為我的哥哥經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門不可--他說特務們正用遙控器折磨他的頭腦，他要偵察出來他們潛伏在什麽地方。跟隨他深更半夜幽靈似的到處瞎轉的主要是母親。往往地，我太心疼母親於是也自己跟隨……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母親袖著手從外回家，臉凍紅了，鼻尖上凍著一滴鼻涕。她一進家門就把我叫到桌前，從兜裏掏出一個小紙包，讓我找個小空瓶，將裏邊的東西裝瓶裏。我看出母親雙眼也紅紅的，分明哭過。紙包裏是一手心那麽多紫紅色的結晶物，有指甲那麽大的，更多是米粒那麽大的。
我知道那些東西便是所謂“朱砂”了。母親不知聽誰說的，朱砂可以治好哥哥的病，於是四處借錢，求一位有門路的街坊給買到了。那些東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親卻對那些東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為買那一小包東西居然花了二十多元！而二十多元是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費，而那二十多元還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僅靠父親一個人寄回家的錢維持！而父親再多一元錢也沒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問：“媽，不過了？”母親淡淡地說：“過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不用我操心？哥哥瘋了，我就是家裏實際上的長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嗎？！盡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
我一邊往一個空了的小藥瓶裏裝那些所謂的朱砂，一邊生母親的氣。
對於哥哥的病，我和母親有不同的想法。母親聽人說，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隻不過是替家屬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罷了。我承認這基本上是事實，但我更知道這世界上根本沒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藥，而這一點基本上也是事實。那麽，我認為就完全不必為買藥而借錢而白花錢了。但凡能湊足一筆錢的話，以求人將哥哥送去住院為好。若能那樣，全家人起碼可過一兩個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這麽想問題，說不定哪一天家裏會被哥哥鬧騰出第二個瘋子來，而且那第二個也許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親之間，經常發生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鬥爭。而實際上哪一種思想哪一條路線都同樣不能使哥哥的瘋病好起來，隻不過是兩種都無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罷了。也可以說是本質上毫無意義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
我還沒將朱砂全部裝入小瓶裏呢，母親又從抽屜裏翻出了一張酒票，給了我幾元錢，命我去買回一瓶成瓶的酒來。
我賭氣將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滾落地上，朱砂撒了出來。母親吃了一驚。趁她彎腰撿時，我衝出了家門。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幹冷幹冷，估計超過零下三十度了。當年的哈爾濱，每戶每月發一張酒票一張煙票。一張酒票可買一瓶酒，一張煙票可買兩條普通煙。沒有票隻能在黑市上買到煙酒，而在黑市上買煙酒是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不論買方還是賣方，被抓住了輕則被送入思想教育學習班，重則要被勞改。我家的煙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親的公關成本。母親經常向街坊鄰居借錢，不維係良好的公共關係是不行的。對於母親來說，也隻能付出那麽一點兒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節前的酒票，可以買到一瓶好酒。而所謂好酒，也不過就是一瓶度數較高，水分少點兒的酒而已。我曾聽母親說過，那樣的一瓶好酒，是要親自送給替我家買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謝人家的費心。
我買到酒往家走時，心裏不禁產生了這麽一種想法--好酒，好酒！我寧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讓母親送不成人！誰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點兒值不值二十幾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確值二十幾元，想要靠那點兒朱砂治好哥哥的瘋病，明擺著是愚蠢的嘛！母親，母親，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確的思想，我主張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為什麽就是不聽我的呢？！
那好，我要將這瓶好酒喝光！心裏這麽想著，張口就咬瓶蓋。當年牙也結實，輕易就將瓶蓋咬了下來。還沒喝呢，濃烈的酒味已通過鼻孔刺激出了兩眼淚。但我意已決，不肯作罷，用衣袖揩去眼淚，閉著雙眼，咕嘟喝了一大口！（未完待續）
對於飲酒，我從沒喜歡過，不論何種酒，不論多麽名貴的酒；中國的也罷，外國的也罷。至今，我也無法理解喜歡飲酒的人們飲酒時的快樂。
然而我竟大醉過幾次。那特別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餘悸。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鄉前一年。冬季裏的一天。
我18歲了，已經於1966年初中畢業，但報考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大理想破滅了。所謂人生理想之於我，在當年，確乎的也就是先成為哈爾濱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三年後成為哈爾濱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罷了。那理想之於我不消說是非常理性的。父親身為支援“大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遠在四川，每月五十幾元工資，最多也隻能寄給家裏40元，而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僅靠那40元維持生活，日子過得真是不容易啊。何況，考上了大學的哥哥，因家境貧窮，明擺著供不起他讀完大學的，竟於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貧窮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學期起，由於18平方米的小小的破敗的家裏終日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鬧騰得幾無片刻安寧，學習成績直線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績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的。幸而，從小學到中學，我的語文成績一向是優良，考上哈爾濱師範學校的語文係我還是頗有幾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報考誌願前到師範學院去過幾次。在當年的哈爾濱，師範學院地處郊區，校園不大，五六幢老舊的三層樓而已，主樓也是。我在校園裏，獨自“參觀”想象著以後將成為那裏的一名學生，憂愁之心多少獲得了點兒慰藉。現今的人們也許會說，既然家境貧窮，為什麽還要考師範學校呢？不是已經18歲了嗎？直接參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掙份工資嗎？可在當年，一名初中畢業生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無特別特別硬的後門，等於是癡心妄想。連掃馬路或運送垃圾之類的工作，哪怕是臨時的，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輪到機會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
故考入哈師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選擇。記得十分清楚，當年那份報考誌願表有三檔，三檔裏我填的都是哈爾濱師範學院。即使畢業後分配到了郊縣的一所小學那也心滿意足，無怨無悔。在初中畢業後的一年多裏，我因自己都18歲了還不能為家裏掙一分錢，又眼見母親的臉終日愁雲密布，真是羞愧難當，心燃急火。我已經扒過樹皮了；我已經撿過煤渣了；我腳上穿的，已是從鄰居收回來的破爛堆裏挑出來的破鞋子了！但樹皮不是錢，煤渣也不是錢，並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撿到的啊！盡管能為家裏省下幾角錢，但那對於貧窮的生活又有什麽實際的改變意義呢？即使我終日光著腳，根本不穿鞋子，貧窮的日子還不是照樣貧窮嗎？
畢業後那一年半裏，我經常做兩種夢。一種夢境是撿錢--扭頭四望，前後左右遍地錢。說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過的莊稼地，這裏那裏都可望見掉落的麥穗、穀穗與豆莢。我在夢境中撿錢，如同早年農村的孩子在秋收後的莊稼地裏拾麥穗、穀穗或豆莢。也挺奇怪，夢境中地上的錢，從沒出現過一元以上的紙鈔，更多見的是硬幣--壹分的、貳分的、伍分的。當年沒有一角錢的硬幣。我夢境中也出現過角鈔--壹角的、貳角的、伍角的。出現過貳角錢或伍角錢的時候極少，然而確曾是出現過的。
我的理想是那麽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嗬。我的夢也是那麽的理性，連在夢裏撿錢都不敢奢望能撿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夢嗬。由那些撿錢的夢，我在青年時就形成了一種對夢的認識，就是--倘人對生活的希望是特現實，特理性的，那麽他的夢境也斷不會超現實到哪兒去。正如焦大斷不會在夢中與林妹妹幽會，寶玉與襲人共赴巫山、纏綿雲雨的夢，焦大也肯定是做不來的。也正如阿Q們的“革命”理想，隻不過是在鄉紳趙太爺的床上與吳媽“困覺”。
但我終究讀了不少文學書籍，已是一名文學青年了。故我的夢境有時也特浪漫--在某幾場夢中，硬幣已不是出現在地上，而是生長在花枝上了，並且呢，由幾枚硬幣組成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層花瓣的；壹角、貳角、伍角的角鈔，則像花葉一般生長在花枝上！
多美好的夢嗬！多浪漫的夢嗬！夢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彎下腰了，直著腰就可以前後左右地“采”到“花兒”，不，采到錢了！請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兒”是由伍分的硬幣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層的，手到采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錢嗬！還有角鈔的葉子呢！所以夢中的我，既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錢，還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鈔。
當然地，再大朵的銀光閃閃的硬幣茉莉，也不比一片伍角錢的“葉子”能錢多到哪兒去。奇怪的是，當年夢中的我，卻一向是先采“花兒”、後抓“葉”。多年以後我也沒想明白，那究竟意味著什麽？是的，在我18歲那一年，在中國的1967年，我經常做以上那種特美好、特浪漫、特現實、也特“中國特色”的夢。經常做撿錢之夢，夢境中卻從沒出現過一元麵值以上的錢鈔，這樣的夢還不夠現實嗎？簡直還很自律呢是吧？
按說，18歲的年齡，正是開始做每個男人大抵總會做過幾次的性夢的年齡，好羞愧啊，18歲的我經常做的竟是撿錢的夢，低俗的夢。是的，如今想來，當年的我如果經常做性夢，那也比經常做撿錢的夢更正常嗬！而且還不是撿成捆成捆的錢，撿的盡是硬幣和角鈔，還從沒打算往失物招領處交！不但低俗，簡直鄙俗。
如果說我做的第一種夢是荒誕浪漫主義之夢，那麽我做的第二種夢便是理想現實主義之夢了--夢的場景自然是哈爾濱師範學校。我成為它的學生，胸前戴著它的校徽，坐在教室裏聽老師講課；在圖書館自習或閱讀一部什麽小說；考試……每次考試起初一切都挺順利，大致看一番卷子，從沒覺得哪一道題會難住我，但接著就會發生令人徒喚奈何的事了，不是鋼筆帽怎麽也擰不下來，最終將鋼筆弄斷，便是鋼筆突然滴水兒，雖然隻不過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兒滴在卷麵上了，但不知怎麽一來，我會將那滴墨水兒搞得滿卷麵都是。已經答過的題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沒做的題也汙染了。總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個噴嚏，濺到名畫上一小點兒口水星兒，他想要將口水從名畫上抹去而最終將名畫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樣。這其實還不算多麽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無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順利，簡直也可以說感覺良好：明媚的陽光灑滿教室，也照耀著我的課桌麵，我的筆下水兒流利，我從容不迫寫下的字跡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間，天啊，怎麽會發生那樣的事！--忽然間我發現自己居然沒穿褲子就坐在教室裏了！說沒穿褲子是不確切的，確切地說是連短褲也沒穿！我怎麽也料想不到自己竟會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裏參加考試！在夢境中我本能的反應必然是而且隻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邊兒，希望拉扯到超過大腿根兒的長度，而那當然是徒勞無功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適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麽一來，上衣竟變成了兜兜！同時我自己變成了一個光腚小孩兒在課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聲嗬斥我，而我聽到監考老師大喊我的姓名……
我說這種夢是理想現實主義之夢，乃因在夢境之中我畢竟成為了師範學校的一名學生，確實有著理想主義的成分。為什麽又說是現實主義的呢？因為在1967年，記不清是哪一個月份的事了，北京傳來了所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號召：全國一切中學大學的革命學生，都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成一場長期的、持久的政治運動來進行，不獲全勝，絕不收兵！資產階級教育部已被砸爛，今後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術學校、師範學校，高中生考大學的考試升學方式永遠取消。一切學生有無進一步升學的資格，首先要視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現如何。升學的資格和權利，當然要屬於無限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充當勇猛小將的革命學生……
我的天性中並不具有熱衷於勇猛地革別人之命的精神。當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聽到了一件又一件幾乎天天都發生幾件的冷酷無情地革別人命的事件，而所謂“勇猛”其實隻不過是殘暴的另一種說法，並且得到堂而皇之的革命口號煽動，和所謂“紅色司令部”的慫恿時，我所讀過的一切書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似乎每天都在諄諄告誡於我--那是不對的。真的革命者不應該是那樣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應是那麽進行的！不要信那一套，遠離之，遠離之……
1967年是我自從出生以來做夢次數最多的一年，比1960年至1963年間“饑餓年代”所做的夢的總和還要多。在那三年中，我的夢境內容相對單純，經常夢到的是過年過節飽吃美餐的情形。至於那美餐呢，不過就是大米飯、饅頭、豬肉燉粉條之類。也夢到過撿東西，撿到的幾乎無一例外是可當即便吃的東西，比如一個不知從哪兒滾到馬路邊的大西紅柿，或一出校門發現某處有個由紙繩捆紮的紙包，打開來驚喜而見竟是一包粗糧細做的“實驗點心”，甚或，會是一塊“人造肉”。“實驗點心”大抵是用苞穀麵和高粱米麵做的，而人造肉則是用淘米水沉澱後收集在一起的澱粉做的。也有夢著過撿到了糧票的時候，但從沒做過撿錢的夢。因為那三年的實際情況是，隻有錢沒糧票幾乎不管去到哪兒都吃不成一頓飯。那三年我才是小學生，根本不會做和哈爾濱師範學校有關的夢。雖然整天挨餓，卻從沒做過噩夢。但1967年，我不但經常做撿錢的夢，與師範學校有關的夢，也常做噩夢。白天看到極盡淩辱之能事的批鬥情形，夜裏的夢境中便會出現那一情形。而且，特悲哀的是，夢中被批鬥的人正是我的父親。有時白天聽說一個什麽什麽人因不堪忍受淩辱和折磨，以死抗議，爬上工廠極高的濃煙正升騰著的煙囪，一頭栽將進去。結果某一天晚上那情形便會出現在我的夢中，那一頭栽入高大煙囪的人變成了我自己……
是的，1967年，我不斷做撿錢的夢、在考場上發現自己竟赤裸著下身的夢，以及種種驚出一身冷汗的噩夢。已經18歲的我，“饑餓年代”之後不再臉色青黃（我想那是由於嚴重營養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頭，逐漸胖了一點兒，一年之內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嚴重失眠對我身體的負麵影響並不比嚴重的營養不良對我身體的危害小些。我整天昏頭漲腦無精打采，而且目光憂鬱表情呆滯臉上陰雲籠罩。當然我因夢缺眠也不僅僅是由於一心想要為家裏早點兒掙一份錢的癡心妄想，還因為我的哥哥經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門不可--他說特務們正用遙控器折磨他的頭腦，他要偵察出來他們潛伏在什麽地方。跟隨他深更半夜幽靈似的到處瞎轉的主要是母親。往往地，我太心疼母親於是也自己跟隨……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母親袖著手從外回家，臉凍紅了，鼻尖上凍著一滴鼻涕。她一進家門就把我叫到桌前，從兜裏掏出一個小紙包，讓我找個小空瓶，將裏邊的東西裝瓶裏。我看出母親雙眼也紅紅的，分明哭過。紙包裏是一手心那麽多紫紅色的結晶物，有指甲那麽大的，更多是米粒那麽大的。
我知道那些東西便是所謂“朱砂”了。母親不知聽誰說的，朱砂可以治好哥哥的病，於是四處借錢，求一位有門路的街坊給買到了。那些東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親卻對那些東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為買那一小包東西居然花了二十多元！而二十多元是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費，而那二十多元還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僅靠父親一個人寄回家的錢維持！而父親再多一元錢也沒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問：“媽，不過了？”母親淡淡地說：“過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不用我操心？哥哥瘋了，我就是家裏實際上的長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嗎？！盡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
我一邊往一個空了的小藥瓶裏裝那些所謂的朱砂，一邊生母親的氣。
對於哥哥的病，我和母親有不同的想法。母親聽人說，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隻不過是替家屬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罷了。我承認這基本上是事實，但我更知道這世界上根本沒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藥，而這一點基本上也是事實。那麽，我認為就完全不必為買藥而借錢而白花錢了。但凡能湊足一筆錢的話，以求人將哥哥送去住院為好。若能那樣，全家人起碼可過一兩個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這麽想問題，說不定哪一天家裏會被哥哥鬧騰出第二個瘋子來，而且那第二個也許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親之間，經常發生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鬥爭。而實際上哪一種思想哪一條路線都同樣不能使哥哥的瘋病好起來，隻不過是兩種都無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罷了。也可以說是本質上毫無意義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
我還沒將朱砂全部裝入小瓶裏呢，母親又從抽屜裏翻出了一張酒票，給了我幾元錢，命我去買回一瓶成瓶的酒來。
我賭氣將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滾落地上，朱砂撒了出來。母親吃了一驚。趁她彎腰撿時，我衝出了家門。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幹冷幹冷，估計超過零下三十度了。當年的哈爾濱，每戶每月發一張酒票一張煙票。一張酒票可買一瓶酒，一張煙票可買兩條普通煙。沒有票隻能在黑市上買到煙酒，而在黑市上買煙酒是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不論買方還是賣方，被抓住了輕則被送入思想教育學習班，重則要被勞改。我家的煙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親的公關成本。母親經常向街坊鄰居借錢，不維係良好的公共關係是不行的。對於母親來說，也隻能付出那麽一點兒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節前的酒票，可以買到一瓶好酒。而所謂好酒，也不過就是一瓶度數較高，水分少點兒的酒而已。我曾聽母親說過，那樣的一瓶好酒，是要親自送給替我家買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謝人家的費心。
我買到酒往家走時，心裏不禁產生了這麽一種想法--好酒，好酒！我寧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讓母親送不成人！誰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點兒值不值二十幾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確值二十幾元，想要靠那點兒朱砂治好哥哥的瘋病，明擺著是愚蠢的嘛！母親，母親，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確的思想，我主張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為什麽就是不聽我的呢？！
那好，我要將這瓶好酒喝光！心裏這麽想著，張口就咬瓶蓋。當年牙也結實，輕易就將瓶蓋咬了下來。還沒喝呢，濃烈的酒味已通過鼻孔刺激出了兩眼淚。但我意已決，不肯作罷，用衣袖揩去眼淚，閉著雙眼，咕嘟喝了一大口！（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