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此前一滴酒也沒沾過。我父親從不飲酒，似乎連聞到酒味都會微醉起來。我分明繼承了父親的基因，注定是個酒精過敏的男人。
但當時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裏像頓時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從嗓子裏冒出一股濃煙似的，連眼窩裏都感覺被煙火烤熱了--我趕緊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著酒瓶的細脖子，右手攥一團雪，不時地揚頭咕嘟灌一大口酒，緊接著吞一口雪。
那時是下午三點多鍾，中午吃的一個窩頭已被胃腸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對胃腸的刺激是那麽地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鏹水兒。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後我是絕不會再喝第二口的。冰涼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腸，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暫時變得還可以忍受。
那對於我純粹是一種自虐。如果說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時我還沒喪失理智，隻不過企圖通過那種自虐般的方式對母親的“錯誤思想”、“錯誤路線”表示抗議，那麽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後，我的理智漸漸喪失了。
我不僅想一醉方休，還進而想醉死拉倒。並且，我的抗議心理，由起先隻不過是對於母親而轉向對於貧窮對於“文革”年代了。
我當時已在中學時期參加過幾次下鄉勞動了。從城市到農村，我的眼見到了許許多多的貧窮現象。僅以我家住的那一條髒街為例，如果不是由於我的哥哥瘋了，我家的生活還算不上最困難的呢。我的男同學中，有人不享受幾元錢助學金是根本上不起學的。街頭街尾有些人家的屋子，簡直就形同土坯壘的一個窩。而在農村，廣大農民每個工分才合幾分錢，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反倒欠下生產隊的錢，那是一點兒也不稀奇的事。有的農民家，窮得十幾年換不起一領新炕席，每年發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發，因為窮得沒錢買新布！人民的生活已是如此這般，卻還要整天聽高音大喇叭喊“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停產了，卻還要由全國所有的報紙來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亂了敵人，壯大了革命派！”--而所謂敵人，與“造反派”們相比，又令我感覺反而可能是好人，起碼不比凶惡的“造反派”們對社會具有危害性……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對治好我哥哥的瘋病絕望了，對我們這個國家也幾乎徹底絕望了。它十幾年沒給我的父親漲工資了；它使我哥哥之複學成為破滅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學也找不到一份哪怕隻能掙少得可憐的錢的工作；它使從城市到農村貧窮景象隨處可見；現在它又使工廠停工，農業生產遭到人為幹擾，一部分中國人將另一部分中國人置於死地而後快……
那會兒，喪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決絕一念，想要通過一瓶烈性的酒與它了斷一切關係。
那會兒我想到了“魚死網破”四個字。想到了一條“最高指示”--“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綱”就是網綱，“目”就是網眼。好大的一張網，一個不漏，將全中國從城市到農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收入網中了，而網綱攥在幾個掌控全中國人命運的半神半人的具有絕對權威的人手中。那網眼又是那麽的細密，連小學生都難以從網眼逃掉。
而18歲的，對個人命運完全尋找不到方向的我，僅從年齡說是一條不大不小的“魚”。我對於那張將我收入其中的巨網是無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網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麽我這一條不大不小的魚起碼還可以選擇死！
我不知我是怎麽回到家裏的。總之我趴在炕上，頭耷拉在炕沿前嘔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來的隻不過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後來吐出的胃水發綠了，那是因為連膽汁也吐出來了。
哥哥事不關己地依舊喃喃著瘋話。弟弟妹妹們嚇哭了。母親淚流滿麵卻不知所措。
來了幾位好鄰居，往我口中灌積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後背……
我第二天醒來時已近中午，弟弟妹妹們一個也不在家，隻有服了安眠藥的哥哥睡在炕另一邊，發出輕微的鼾聲。還有母親，她斜蜷雙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間，麵朝我，背對哥哥。
母親臉上毫無表情，一夜之間她更瘦了，幾無血色。以後，母親當時那張臉，深深地刻印在我記憶中了。
母親說“：我將你弟弟妹妹打發到鄰居家去了，單等著你醒過來。”我閉上了眼睛。
“紹生，你想怎樣？”母親的聲音很小，但是在我聽來，似乎被擴音器擴大了一百倍，以至於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聲似的。良久，我才訥訥地說：“想死。”我的聲音也很小，由自己聽來，如同一千裏之外的老舊電話中的耳語，伴著某種雜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燒得複發了。又良久，我聽到母親一字一句地說：“大兒子那樣，二兒子這樣，你父親又遠在幾千裏之外，半夜的時候，我也起過想死的念頭。”我的心咯噔一下。母親語調冰冷地問：“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麽打算？”我眼角淌下淚來，信誓旦旦地說：“那我就挑起咱們這個家的擔子，照料哥哥，帶大弟弟妹妹。”“聽你這話的意思是，我死了對於咱們這個家也不要緊啦？”--是生氣的口吻了。“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內心產生了莫大的冤屈。“知道我為什麽改變了想死的念頭嗎？”--母親的話又恢複了平靜。
“媽你別問了行不行？”--母親的話每一句都使我難受極了，我幾乎叫喊起來。
“因為你的行為說明你是個忤逆之子！我要是將你哥將你弟弟妹妹拋遺給你，那就害苦他們了！”--母親的聲音突然大了，聽得出她情緒失控了，她一邊譴責一邊劈頭蓋臉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頭--“全中國就我們一家有一個精神病患者嗎？還有人家媽媽瘋了的呢！還有人家爸爸瘋了的呢！還有一家出了兩個瘋子的呢！全中國就咱們家不幸啊？小紅樓裏有戶人家父母雙雙自殺了，人家還是初中生的女兒也沒想死！你這麽經不住事，哪裏配是我的兒子？！……”
小紅樓是馬路邊幾年前蓋起的一幢六層小樓，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簡直就是醜小鴨。可在當年，它出現於我們那個貧民區附近，引起了多麽普遍的羨慕甚至嫉妒實屬必然。“文革”一開始，它成了造反派們的眾矢之的，幾乎每天都有人被從家裏拖出去挨批挨鬥，被遊街。因為住在小紅樓裏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藝單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點培養對象。在“文革”前，那體現的是優待性的關懷，在“文革”中，當然就成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罪證。我曾在小人書鋪認識了一個家住小紅樓裏的女孩，還到她家去借過書。她家其實也不算大，兩室一廳六十幾平米的麵積而已。但給我的印象，卻如同冬妮婭的家最初留給保爾的印象。我和她之間的關係雖然並不屬於保爾和冬妮婭的那麽一種關係，雖然我壓根兒就沒幻想過那麽一種關係，但母親的話還是立刻使我替她擔憂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發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兒去？！”母親嚴厲地瞪著我。我說去上廁所--話一說完，人已衝出了家門。那女孩家的門外，大字報大標語將所有的牆壁都貼嚴了，而且已經不知是第幾層了。門也被粘上了一張大白紙，幾行拳頭大的墨字寫的是“罪該萬死！死有餘辜！死了活該！”
我好幾天沒走到小紅樓那裏去了，瞪著那十二隻巨大的黑蜘蛛般的墨字，我暗想母親所說的那種不幸，肯定無疑就是這戶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幾下門，門就開了，我認識的女孩從家裏探出頭來，詫異地問：“是你呀，有事嗎？”
我問：“你還好吧？”她點點頭。我吞吞吐吐地說我很替她難過。她反問：“你也知道了？”我點頭。
她邁出了家門，真摯地說：“謝謝你這麽關心我啊！”--指指上一層樓，又小聲說：“不是我的爸媽，我爸媽接受批鬥去了。是五樓一戶人家的事。”
我抬頭朝樓上望一眼，複看著她，內心一時感慨萬端。“瞧你連棉襖也沒穿就到這兒來了，進屋暖和暖和吧……”她從門旁閃開的同時拉開了門。
我猶豫。她苦笑著說：“可惜沒書借給你了……一本也沒有了。你在我家見過的那些書，我幫著父母全都偷偷燒光了……”“那麽做是正確的！”--我一說完這一句愚蠢的話，猛轉身跑下樓去……
我進入家門，弟弟妹妹也都從鄰居家回到了家裏。母親很照顧我身為二哥的自尊心，沒再當著弟弟妹妹的麵說什麽使我無地自容的話。但弟弟妹妹們接連幾天躲避我，他們對哥哥還並不那樣。他們看我時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們都是被我的行為大大地驚嚇了一場，這使我內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農場的人來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鄉”動員報告。一聽每月可掙32元工資，我頓時心向往之，報告會剛一結束，便迫不及待，不，簡直可以說是心急火燎地報了名……
二
自從我成了一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確切地說是自從我每月能夠掙到41元多的工資了（我所在的一團屬於寒帶地區，每月另有9元的寒帶補助），我再也沒做過撿錢之夢，一次都沒做過。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錢了，多時可以寄25元。十幾年來，父親也隻不過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終於成了父母的兒女中第一個可以為家庭掙份錢的人了。我如願以償了，什麽艱難困苦，對於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費多了一半，對於一戶城市裏的窮困人家，那是多麽大的境況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裏的錢，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我對父母的報恩願望。一想到母親臉上的愁雲定會因此而減少，我心欣然。
我也不再做與哈爾濱師範學校有關的夢了。對於我，哈爾濱師範學校不存在了。我開始做另一種夢了。
世上的人其實也可這麽分為三類--一類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謂先天遺傳，它對人生的影響很大，而且人對那種影響幾乎無法擺脫。縱然是負麵的影響，大抵也毫無辦法。第二類是不但有生理基因，還具有後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詰起來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前提若非遺傳，“基因”之說便不成立。這裏所說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對人的影響。那一種影響如果從一個人的少年時期就開始產生了，那麽其無法擺脫性，與先天遺傳的生理基因對人的影響是完全可以視為同樣的。第三類也是具有所謂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謂文化“基因”，是另一類書籍所給予的。而那另一類書籍，根本不承認有什麽“超階級的”，普世的人性原則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認除了一種被定義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還應恪守什麽人格底線。更不承認除了所謂“革命”的人格之外另外還有什麽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認另外還有什麽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們所謂之“革命”，並不是以改革社會為使命，而是以專革別人的命為己任。
在1968年乃至60年代以來的中國，第一種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還不至於那麽多。因為1949年以前，文盲雖然也占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但文盲者並不等同於完全沒有文化“基因”隻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關於人的人文營養，不可能對文盲眾多的民間毫無正麵影響。文化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化人滲透力，除了書籍之外，也能通過戲劇、詩歌、諺語、民間故事甚至輩輩相傳的“老話”的方式，直達芸芸眾生的心間。舉例來說，文盲自然是不會去讀什麽《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許人也。但“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因事相爭，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這樣一些直接來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話語，或同樣意思的“老話”，在文盲多多的民間世代誡傳，足以證明文化“化”文盲絕非童話。
但1949年以後中國的民間起了大的變化。傳統文化中初級人文思想元素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力，被指斥為“封建”的，“危害”大眾心智的，甚至“反動”的文化“毒素”了。而與之一脈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國民間發生過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於是，大眾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隻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們又是大眾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的頭腦，被變成了“一張白紙”，“可畫最美最好的圖畫”。由別人往他們的頭腦裏畫，畫別人認為“最美最好的圖畫”。這一種情況，也可以直接說是“政治洗腦”。
新一代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我這一代人中喜歡讀書的人，所能接觸到的書籍種類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後每年出版兩三部的“革命文學”；蘇聯的“革命文學”；以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為代表的不多的幾位老俄羅斯時期的作家的書；少數法國作家諸如雨果、巴爾紮克、福樓拜、左拉們的小說，以及盧梭、伏爾泰們的政見書。我這一代人當年所能讀到的英國文學著作是極少的，除了對莎士比亞戲劇的一鱗半爪的知識，大抵也就隻能讀到狄更斯的小說了。莎士比亞戲劇太古典，不怎麽會引起我這一代人的理解共鳴。而狄更斯在當年是應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的。當年老版本的譯作之出版前言上，每每印著這樣的字句：由於作家所持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立場，其對革命不可避免地會進行歪曲，書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每進行暴力色彩的描寫，而這一點是需要以革命思想來進行批判性閱讀的。連雨果也不能幸免於“批判性閱讀”之外--他的《悲慘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變成了可悲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至於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印數極少的，因為小說居然傳播這樣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確的人道主義。這直接就與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相針對。因為毛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暴烈的行動”--這是毛對“暴動”亦即“革命”給出的最權威的結論。這種結論自然也可以導出“革命即暴力”的邏輯關係。毛的這一條語錄顯然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所針對的是一切中國之“虛偽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毛分明是崇尚暴力革命的，大約在他撰寫他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就開始崇尚暴力革命了。那麽，雨果的《九三年》在當年之中國，幾乎約等於“反動文學”了。（未完待續）
但當時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裏像頓時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從嗓子裏冒出一股濃煙似的，連眼窩裏都感覺被煙火烤熱了--我趕緊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著酒瓶的細脖子，右手攥一團雪，不時地揚頭咕嘟灌一大口酒，緊接著吞一口雪。
那時是下午三點多鍾，中午吃的一個窩頭已被胃腸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對胃腸的刺激是那麽地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鏹水兒。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後我是絕不會再喝第二口的。冰涼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腸，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暫時變得還可以忍受。
那對於我純粹是一種自虐。如果說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時我還沒喪失理智，隻不過企圖通過那種自虐般的方式對母親的“錯誤思想”、“錯誤路線”表示抗議，那麽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後，我的理智漸漸喪失了。
我不僅想一醉方休，還進而想醉死拉倒。並且，我的抗議心理，由起先隻不過是對於母親而轉向對於貧窮對於“文革”年代了。
我當時已在中學時期參加過幾次下鄉勞動了。從城市到農村，我的眼見到了許許多多的貧窮現象。僅以我家住的那一條髒街為例，如果不是由於我的哥哥瘋了，我家的生活還算不上最困難的呢。我的男同學中，有人不享受幾元錢助學金是根本上不起學的。街頭街尾有些人家的屋子，簡直就形同土坯壘的一個窩。而在農村，廣大農民每個工分才合幾分錢，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反倒欠下生產隊的錢，那是一點兒也不稀奇的事。有的農民家，窮得十幾年換不起一領新炕席，每年發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發，因為窮得沒錢買新布！人民的生活已是如此這般，卻還要整天聽高音大喇叭喊“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停產了，卻還要由全國所有的報紙來說“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亂了敵人，壯大了革命派！”--而所謂敵人，與“造反派”們相比，又令我感覺反而可能是好人，起碼不比凶惡的“造反派”們對社會具有危害性……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對治好我哥哥的瘋病絕望了，對我們這個國家也幾乎徹底絕望了。它十幾年沒給我的父親漲工資了；它使我哥哥之複學成為破滅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學也找不到一份哪怕隻能掙少得可憐的錢的工作；它使從城市到農村貧窮景象隨處可見；現在它又使工廠停工，農業生產遭到人為幹擾，一部分中國人將另一部分中國人置於死地而後快……
那會兒，喪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決絕一念，想要通過一瓶烈性的酒與它了斷一切關係。
那會兒我想到了“魚死網破”四個字。想到了一條“最高指示”--“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綱”就是網綱，“目”就是網眼。好大的一張網，一個不漏，將全中國從城市到農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收入網中了，而網綱攥在幾個掌控全中國人命運的半神半人的具有絕對權威的人手中。那網眼又是那麽的細密，連小學生都難以從網眼逃掉。
而18歲的，對個人命運完全尋找不到方向的我，僅從年齡說是一條不大不小的“魚”。我對於那張將我收入其中的巨網是無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網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麽我這一條不大不小的魚起碼還可以選擇死！
我不知我是怎麽回到家裏的。總之我趴在炕上，頭耷拉在炕沿前嘔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來的隻不過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後來吐出的胃水發綠了，那是因為連膽汁也吐出來了。
哥哥事不關己地依舊喃喃著瘋話。弟弟妹妹們嚇哭了。母親淚流滿麵卻不知所措。
來了幾位好鄰居，往我口中灌積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後背……
我第二天醒來時已近中午，弟弟妹妹們一個也不在家，隻有服了安眠藥的哥哥睡在炕另一邊，發出輕微的鼾聲。還有母親，她斜蜷雙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間，麵朝我，背對哥哥。
母親臉上毫無表情，一夜之間她更瘦了，幾無血色。以後，母親當時那張臉，深深地刻印在我記憶中了。
母親說“：我將你弟弟妹妹打發到鄰居家去了，單等著你醒過來。”我閉上了眼睛。
“紹生，你想怎樣？”母親的聲音很小，但是在我聽來，似乎被擴音器擴大了一百倍，以至於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聲似的。良久，我才訥訥地說：“想死。”我的聲音也很小，由自己聽來，如同一千裏之外的老舊電話中的耳語，伴著某種雜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燒得複發了。又良久，我聽到母親一字一句地說：“大兒子那樣，二兒子這樣，你父親又遠在幾千裏之外，半夜的時候，我也起過想死的念頭。”我的心咯噔一下。母親語調冰冷地問：“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麽打算？”我眼角淌下淚來，信誓旦旦地說：“那我就挑起咱們這個家的擔子，照料哥哥，帶大弟弟妹妹。”“聽你這話的意思是，我死了對於咱們這個家也不要緊啦？”--是生氣的口吻了。“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內心產生了莫大的冤屈。“知道我為什麽改變了想死的念頭嗎？”--母親的話又恢複了平靜。
“媽你別問了行不行？”--母親的話每一句都使我難受極了，我幾乎叫喊起來。
“因為你的行為說明你是個忤逆之子！我要是將你哥將你弟弟妹妹拋遺給你，那就害苦他們了！”--母親的聲音突然大了，聽得出她情緒失控了，她一邊譴責一邊劈頭蓋臉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頭--“全中國就我們一家有一個精神病患者嗎？還有人家媽媽瘋了的呢！還有人家爸爸瘋了的呢！還有一家出了兩個瘋子的呢！全中國就咱們家不幸啊？小紅樓裏有戶人家父母雙雙自殺了，人家還是初中生的女兒也沒想死！你這麽經不住事，哪裏配是我的兒子？！……”
小紅樓是馬路邊幾年前蓋起的一幢六層小樓，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簡直就是醜小鴨。可在當年，它出現於我們那個貧民區附近，引起了多麽普遍的羨慕甚至嫉妒實屬必然。“文革”一開始，它成了造反派們的眾矢之的，幾乎每天都有人被從家裏拖出去挨批挨鬥，被遊街。因為住在小紅樓裏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藝單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點培養對象。在“文革”前，那體現的是優待性的關懷，在“文革”中，當然就成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罪證。我曾在小人書鋪認識了一個家住小紅樓裏的女孩，還到她家去借過書。她家其實也不算大，兩室一廳六十幾平米的麵積而已。但給我的印象，卻如同冬妮婭的家最初留給保爾的印象。我和她之間的關係雖然並不屬於保爾和冬妮婭的那麽一種關係，雖然我壓根兒就沒幻想過那麽一種關係，但母親的話還是立刻使我替她擔憂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發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兒去？！”母親嚴厲地瞪著我。我說去上廁所--話一說完，人已衝出了家門。那女孩家的門外，大字報大標語將所有的牆壁都貼嚴了，而且已經不知是第幾層了。門也被粘上了一張大白紙，幾行拳頭大的墨字寫的是“罪該萬死！死有餘辜！死了活該！”
我好幾天沒走到小紅樓那裏去了，瞪著那十二隻巨大的黑蜘蛛般的墨字，我暗想母親所說的那種不幸，肯定無疑就是這戶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幾下門，門就開了，我認識的女孩從家裏探出頭來，詫異地問：“是你呀，有事嗎？”
我問：“你還好吧？”她點點頭。我吞吞吐吐地說我很替她難過。她反問：“你也知道了？”我點頭。
她邁出了家門，真摯地說：“謝謝你這麽關心我啊！”--指指上一層樓，又小聲說：“不是我的爸媽，我爸媽接受批鬥去了。是五樓一戶人家的事。”
我抬頭朝樓上望一眼，複看著她，內心一時感慨萬端。“瞧你連棉襖也沒穿就到這兒來了，進屋暖和暖和吧……”她從門旁閃開的同時拉開了門。
我猶豫。她苦笑著說：“可惜沒書借給你了……一本也沒有了。你在我家見過的那些書，我幫著父母全都偷偷燒光了……”“那麽做是正確的！”--我一說完這一句愚蠢的話，猛轉身跑下樓去……
我進入家門，弟弟妹妹也都從鄰居家回到了家裏。母親很照顧我身為二哥的自尊心，沒再當著弟弟妹妹的麵說什麽使我無地自容的話。但弟弟妹妹們接連幾天躲避我，他們對哥哥還並不那樣。他們看我時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們都是被我的行為大大地驚嚇了一場，這使我內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農場的人來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鄉”動員報告。一聽每月可掙32元工資，我頓時心向往之，報告會剛一結束，便迫不及待，不，簡直可以說是心急火燎地報了名……
二
自從我成了一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確切地說是自從我每月能夠掙到41元多的工資了（我所在的一團屬於寒帶地區，每月另有9元的寒帶補助），我再也沒做過撿錢之夢，一次都沒做過。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錢了，多時可以寄25元。十幾年來，父親也隻不過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終於成了父母的兒女中第一個可以為家庭掙份錢的人了。我如願以償了，什麽艱難困苦，對於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費多了一半，對於一戶城市裏的窮困人家，那是多麽大的境況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裏的錢，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我對父母的報恩願望。一想到母親臉上的愁雲定會因此而減少，我心欣然。
我也不再做與哈爾濱師範學校有關的夢了。對於我，哈爾濱師範學校不存在了。我開始做另一種夢了。
世上的人其實也可這麽分為三類--一類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謂先天遺傳，它對人生的影響很大，而且人對那種影響幾乎無法擺脫。縱然是負麵的影響，大抵也毫無辦法。第二類是不但有生理基因，還具有後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詰起來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前提若非遺傳，“基因”之說便不成立。這裏所說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對人的影響。那一種影響如果從一個人的少年時期就開始產生了，那麽其無法擺脫性，與先天遺傳的生理基因對人的影響是完全可以視為同樣的。第三類也是具有所謂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謂文化“基因”，是另一類書籍所給予的。而那另一類書籍，根本不承認有什麽“超階級的”，普世的人性原則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認除了一種被定義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還應恪守什麽人格底線。更不承認除了所謂“革命”的人格之外另外還有什麽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認另外還有什麽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們所謂之“革命”，並不是以改革社會為使命，而是以專革別人的命為己任。
在1968年乃至60年代以來的中國，第一種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還不至於那麽多。因為1949年以前，文盲雖然也占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但文盲者並不等同於完全沒有文化“基因”隻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關於人的人文營養，不可能對文盲眾多的民間毫無正麵影響。文化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化人滲透力，除了書籍之外，也能通過戲劇、詩歌、諺語、民間故事甚至輩輩相傳的“老話”的方式，直達芸芸眾生的心間。舉例來說，文盲自然是不會去讀什麽《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許人也。但“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因事相爭，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這樣一些直接來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話語，或同樣意思的“老話”，在文盲多多的民間世代誡傳，足以證明文化“化”文盲絕非童話。
但1949年以後中國的民間起了大的變化。傳統文化中初級人文思想元素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力，被指斥為“封建”的，“危害”大眾心智的，甚至“反動”的文化“毒素”了。而與之一脈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國民間發生過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於是，大眾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隻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們又是大眾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的頭腦，被變成了“一張白紙”，“可畫最美最好的圖畫”。由別人往他們的頭腦裏畫，畫別人認為“最美最好的圖畫”。這一種情況，也可以直接說是“政治洗腦”。
新一代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我這一代人中喜歡讀書的人，所能接觸到的書籍種類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後每年出版兩三部的“革命文學”；蘇聯的“革命文學”；以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為代表的不多的幾位老俄羅斯時期的作家的書；少數法國作家諸如雨果、巴爾紮克、福樓拜、左拉們的小說，以及盧梭、伏爾泰們的政見書。我這一代人當年所能讀到的英國文學著作是極少的，除了對莎士比亞戲劇的一鱗半爪的知識，大抵也就隻能讀到狄更斯的小說了。莎士比亞戲劇太古典，不怎麽會引起我這一代人的理解共鳴。而狄更斯在當年是應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的。當年老版本的譯作之出版前言上，每每印著這樣的字句：由於作家所持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立場，其對革命不可避免地會進行歪曲，書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每進行暴力色彩的描寫，而這一點是需要以革命思想來進行批判性閱讀的。連雨果也不能幸免於“批判性閱讀”之外--他的《悲慘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變成了可悲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至於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印數極少的，因為小說居然傳播這樣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確的人道主義。這直接就與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相針對。因為毛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暴烈的行動”--這是毛對“暴動”亦即“革命”給出的最權威的結論。這種結論自然也可以導出“革命即暴力”的邏輯關係。毛的這一條語錄顯然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所針對的是一切中國之“虛偽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毛分明是崇尚暴力革命的，大約在他撰寫他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就開始崇尚暴力革命了。那麽，雨果的《九三年》在當年之中國，幾乎約等於“反動文學”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