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忘不了這樣一件事。某年冬天，市裏要來一個衛生檢查團到我們學校檢查衛生，班主任老師安排了兩名同學把守在教室門外，個人衛生不合格的學生，不準進入教室。我是不許進入教室的幾個學生之一。我和兩名把守在教室門外的學生吵了起來，於是他們從教員室請來了班主任老師。
班主任老師上下打量著我，冷起臉問：“你為什麽今天還要穿這麽髒的衣服來上學？”
我說：“我的衣服昨天剛剛洗過。”“洗過了還這麽髒？”老師指著我衣襟上的汙跡問。我說：“那是油點子，洗不掉的。”老師生氣了：“回家去換一件衣服。”我說：“我就這一件上學的衣服。”我說的是實話。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了看我的雙手，說：
“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幹淨了再來上學！”接著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發，“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惡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後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複洗過，而手生的皴，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幹淨--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家裏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裏都結冰，我的手上怎麽能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著”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陰暗的、夏天潮濕冬天寒冷得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擠著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碼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起碼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出晚歸去幹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還能幹幹淨淨，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蟣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要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著斯諾的麵捉虱子呢！”
我認為，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老師嫌貧愛富，我的同學有的是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之類的兒女，他們並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隻能含恨忍耐。終於淚水奪眶而出，我轉身跑了出去。
這一幕卻被我的語文老師看到了。她說：“梁紹生，你別走，跟我來。”扯住我的一隻手，將我帶到教員室。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
“文革”時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聲明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語文老師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發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著就離開了辦公室。
學校後勤科有一套理發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發用的。我想她準是取那套理發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裏卻在想著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裏感覺不到一點兒尊重。而一個孩子需要尊重，正像需要母愛一樣。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間犯了什麽算不得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我一直跑出校園，跑著回家。“梁紹生，你別跑，別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著追我。
我還是跑，她緊追。“梁紹生，你別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我終於不忍心地站住了。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籲籲。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她說：“你才小學四年級，學這點兒文化將來夠幹什麽用？”我說：“我寧肯和我爸爸一樣將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裏忍受委屈了！”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我滿心的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我知道你家裏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不需要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隻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後怕。如果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強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麽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就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條件。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更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也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都標著拚音，讀起來並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台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麽書？”
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老師又問：“哪一課？”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
“有意思。”“看過幾遍了？”“兩遍。”“能講下來嗎？”
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來，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下麵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給我們聽。”被老師叫起來，我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到哪裏，就講到哪裏。”
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於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媽媽要離開家……”
我講完後，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裏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十分羨慕我。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沒有任何值得炫耀的東西，當他某一方麵的“才能”當眾得以顯示，並且被羨慕、被誇獎，他心裏自然是充滿驕傲的。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講課時，照例先叫我起來講給同學們聽。
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教學方法要靈活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的學生，喜愛我這樣的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了我在全班同學麵前顯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我小小的虛榮心。後來，語文老師的這一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誌的興趣，先後到過我們班聽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小學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後，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鬥。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正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跡也不許洗掉。
我看見她的樣子，忍不住落下淚來。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她慘然地苦笑了，說：“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有你這樣一句話，我挨批挨鬥也心甘情願了！走吧，以後別再來看老師了，記住老師過去多麽喜愛你就行！”
那是最後一次見到她。不久，她跳樓自殺了。（未完待續）
班主任老師上下打量著我，冷起臉問：“你為什麽今天還要穿這麽髒的衣服來上學？”
我說：“我的衣服昨天剛剛洗過。”“洗過了還這麽髒？”老師指著我衣襟上的汙跡問。我說：“那是油點子，洗不掉的。”老師生氣了：“回家去換一件衣服。”我說：“我就這一件上學的衣服。”我說的是實話。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了看我的雙手，說：
“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幹淨了再來上學！”接著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發，“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惡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後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複洗過，而手生的皴，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幹淨--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家裏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裏都結冰，我的手上怎麽能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著”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陰暗的、夏天潮濕冬天寒冷得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擠著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碼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起碼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出晚歸去幹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還能幹幹淨淨，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蟣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要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著斯諾的麵捉虱子呢！”
我認為，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老師嫌貧愛富，我的同學有的是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之類的兒女，他們並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隻能含恨忍耐。終於淚水奪眶而出，我轉身跑了出去。
這一幕卻被我的語文老師看到了。她說：“梁紹生，你別走，跟我來。”扯住我的一隻手，將我帶到教員室。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
“文革”時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聲明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語文老師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發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著就離開了辦公室。
學校後勤科有一套理發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發用的。我想她準是取那套理發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裏卻在想著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裏感覺不到一點兒尊重。而一個孩子需要尊重，正像需要母愛一樣。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間犯了什麽算不得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我一直跑出校園，跑著回家。“梁紹生，你別跑，別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著追我。
我還是跑，她緊追。“梁紹生，你別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我終於不忍心地站住了。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籲籲。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她說：“你才小學四年級，學這點兒文化將來夠幹什麽用？”我說：“我寧肯和我爸爸一樣將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裏忍受委屈了！”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我滿心的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我知道你家裏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不需要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隻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後怕。如果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強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麽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就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條件。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更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也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都標著拚音，讀起來並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台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麽書？”
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老師又問：“哪一課？”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
“有意思。”“看過幾遍了？”“兩遍。”“能講下來嗎？”
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來，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下麵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給我們聽。”被老師叫起來，我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到哪裏，就講到哪裏。”
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於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媽媽要離開家……”
我講完後，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裏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十分羨慕我。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沒有任何值得炫耀的東西，當他某一方麵的“才能”當眾得以顯示，並且被羨慕、被誇獎，他心裏自然是充滿驕傲的。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講課時，照例先叫我起來講給同學們聽。
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教學方法要靈活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的學生，喜愛我這樣的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了我在全班同學麵前顯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我小小的虛榮心。後來，語文老師的這一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誌的興趣，先後到過我們班聽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小學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後，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鬥。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正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跡也不許洗掉。
我看見她的樣子，忍不住落下淚來。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她慘然地苦笑了，說：“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有你這樣一句話，我挨批挨鬥也心甘情願了！走吧，以後別再來看老師了，記住老師過去多麽喜愛你就行！”
那是最後一次見到她。不久，她跳樓自殺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