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今人將隋煬帝看成曆代帝王中的渣滓,認為他比大部分帝王都差得多是不客觀地。


    正是因為楊廣比大部分帝王都能幹,都更有誌向,所以才會去挑戰難度,力圖做些大事。


    雖然他最終失敗了,國亡身死,結局比不做事混日子的那些帝王更慘,但我們仍然應該對他的能力和曾經有過的廣遠抱負有一個客觀的認識,而不是簡單地把所有亡國之君都視為李煜、劉禪這樣的廢物。


    楊廣並不是誌大才疏,他的才能其實不錯,隻是他的目標過於高遠急切,令整個帝國無法負荷罷了。


    而楊廣亡國前混亂的局勢和戰亂雖然給百姓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但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不能因此就過分醜化他的道德。


    縱觀楊廣的大半生,所做之事其實大多都圍繞著“名垂後世”這個中心來轉,今人僅僅因為他在死前幾年意誌消沉、自暴自棄時有過貪杯享樂、不理國事的行為,就否定他大半生的積極進取,不辭勞苦,還把他醜化為畢生都隻知混吃等死的敗家子,這無疑是十分不公正地。


    楊廣後期墮落怠政,屍位素餐,在其位卻不謀其政,無疑應該承擔領導責任,但我們在譴責他時,不宜上綱上線,而是應該考慮到現實局勢的困難和門閥貴族在他試圖振作時的阻撓掣肘,做到客觀適度。


    如果像現在主流輿論那樣,一味強調他的荒淫無道,刻意忽視他在絕境下自暴自棄的心理過程,簡單地將其不理國事的原因歸結為生性懶惰、貪淫**、留連**,就不免成為一種對曆史的歪曲


    有奶便是娘由於楊廣厚待儒生,因此無論民間對他如何評價,當時的大部分儒生仍然認為楊廣是聖明天子。


    而之所以聖明天子治理下的國家越來越亂,那自然是因為奸臣太多,儒者不能執掌大權,可絕不是因為天子昏聵。


    後來天下紛亂,為了避免儒生們為亂黨所用,楊廣特地又增加了一百二十個秘書省的名額,將一群比較有名的文人高俸供養起來,整日與他們共同研討如何實現千秋盛世。


    其實他心裏很清楚,這些讀書的儒生都是些有奶便叫娘的家夥,根本不懂什麽治國平亂的大道理。


    他隻是想給他們些好處,讓他們不要四處煽動人造反罷了。很多儒生一輩子的人生目標便是做官,為了博出頭,這些人沒有什麽事情不肯做,至於做好官壞官,出賣不出賣良心,根本不在其考慮範圍之內。


    這些人十年寒窗並不白費,從那些聖賢書中雖然學不到什麽治國安邦的切實知識,卻教會了他們如何能更冠冕堂皇地胡說八道。


    學士們拿了朝廷的俸祿,吃人嘴短,自然知恩圖報,終日閉著眼睛說瞎話。他們每每上本,不是謳歌盛世,就是奏明哪裏又現祥瑞。紛紛擾擾,把許多勸諫隋煬帝愛惜民力,勵精圖治的忠直之言都給淹沒了。


    而這些諂媚之詞更迎合了隋煬帝最後幾年逃避問題,掩耳盜鈴的心態,哄得煬帝更加不思振作。


    隋亡唐興,李世民最終摘了桃子,登上帝位,此人同樣很注重邀買人心,更把收買籠絡儒生當做重中之重,於是他做的壞事儒生從來不提,對他唯有一味大誇特誇。


    而對曾經有恩於儒家的前朝皇帝楊廣,則奉新主子之意,翻過臉來百般詆毀,於是隋煬帝被全麵否定和醜化,這個扭曲的形象源於唐而盛行於後世。自古文人無骨,可以像豢養倡優般養上一群,也可以用焚書坑儒來對付那些不肯被收買的,最終大部分人都會妥協。


    少數的硬骨頭則扣上一個辱罵老母、私通父妾的罪名,讓他們遺臭萬年地死去。


    而隻要狠狠收拾了那幾個屈指可數的硬骨頭,剩下的人最多也就是敢借古諷今地說幾句怪話,隻要官吏一瞪眼,他們就會嚇得立刻把書拿回去刪刪改改,打算裝作從來沒有寫過。


    而在少數硬骨頭被解決掉後,大批豢養的軟骨頭文人便會稱讚上位者的功績,就算倒行逆施明明害死了數以百萬計的百姓,他們也會竭力辯護,說這是國富民強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十六、帝國的覆滅與很多人既有的認知不同,楊堅死前看似留下了一片大好局麵,實則是一鍋快滾的水,壺蓋馬上就要被積聚的熱氣崩飛。遇上楊廣接手的這種爛攤子後,如果像大部分皇帝般混吃等死,把大部分時間和主要精力都放在深宮之內,在女人肚皮上度日,多半還能挺過任期,大隋也估計還能再混個幾代。


    可如果想做點實事兒,就很容易提前激化矛盾,讓門閥這個大隱患爆發而出,最終導致局麵不可收拾。可歎楊廣不是那種混日子的庸碌君主,可惜他這個雄心勃勃的帝王雖然堪稱有為,但才具終究有限,尚不足以在隱患重重下駕馭紛亂局麵,毫不出錯地做成大事。


    其實大隋亡國真正的核心原因隻就三個,一是人口過盛,二是門閥製度,二是三征高句麗。前兩者都是曆史遺留問題,隻有征遼是楊廣自己的主意。至於後世喋喋不休的什麽興造宮室,奢侈浪費,修建大運河等事其實擾民並不大,不是導致亡國的關鍵因素。


    楊廣在最後一兩年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也是因為大廈將傾,無力回天,那時他即使積極去麵對,也已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了。人口多了,人均耕地不足,本就會出亂子。


    而門閥製度對百姓盤剝過重,還加劇了土地兼並和財富兩級分化,又不給平民中的精英出頭之路,社會矛盾自然激化。


    而門閥自身的各懷私心又造成統治集團力量分散,不能擰成一股繩去鎮壓民變,維護帝國的統治,最終統治高層的李閥甚至借義軍為踏腳石,取隋而代之。


    三次征遼就是在這樣隱患重重的背景下發生,每次強行征發百萬軍隊,數百萬民夫,負擔巨大,這本身就是錯誤的戰略,不如後來李唐以精兵襲擾拖垮高句麗高明。


    而三次大規模征發,也暴露了楊廣不恤百姓的性情。其實那些體恤百姓的君主也談不上什麽愛民如子,隻不過是因為擔心逼反百姓而不得不有所收斂罷了。所以隋煬帝的問題不是不恤百姓,而是高估了百姓的忍受能力,又低估了他們的反抗能力。


    其實光是不恤百姓也未必會出事兒,大規模征發也無妨。漢武帝也同樣不恤百姓,勞民傷財,讓天下“戶口減半”,照樣還不是被譽為千古雄主?


    關鍵在於第一次征遼打輸了,不得不再次組織第二、第三次勞師遠征,這種連續的大規模征發終於超出了國力所能支撐的範圍。總而言之,導致隋亡的因素很複雜,正是多種力量和壞運氣共同作用,效果疊加,才能如此迅速地將這個新興的帝國摧垮。


    在這個過程中,楊廣確實難辭其咎,但他的過失也未必就有多大,遠沒有如今主流輿論渲染得那樣誇張。


    隋煬帝不惜國力、不辭勞苦地征伐高句麗,固然有建立功業、做千古帝王、滿足內心成就感等個人想法,但更多的動機似乎還是這個雄才大略的君主希望為後世奠定穩固的邊疆,不給後世留下隱患。


    契丹就是在高句麗滅亡後興起地,最終大遼發展成為比中原政權更強大的帝國,占據了河南以北的遼闊區域,長期壓製著中國。


    而當時的高句麗比契丹更要具有發展性,威脅更大,如果坐視其蓬勃壯大,遲早也要與中原一戰,那時中原要承擔的損失無疑會更大。


    因此,第一次遠征高句麗並沒有錯,錯的是做戰過程中隋煬帝表露出的輕敵、好虛名。


    一征失敗後策劃再次征伐也沒有錯,大隋必須徹底擊敗高句麗,杜絕隱患;同時用最終的勝利湮滅一征慘敗帶來的嚴重政治惡果,威懾四鄰。


    但楊廣最大的錯誤就是在國內不靖時急著出征,沒有考慮國家和百姓的承受能力,這直接導致了後來局勢迅速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歸根尋源,楊廣的這個錯誤與他性格中不恤百姓,輕視民間反抗力量的因素,和虛榮好名,急於取勝挽回麵子的心態是分不開地。


    總體來看,隋煬帝算不上是千古明君,卻也並不是千古暴君,更不是很多人想象中一無是處的人渣。準確地說,如果從外在表現來看,楊廣應該算是英主和昏君的雜糅體,這在曆代帝王中是相當少見地。


    他英明過,也糊塗過;上進過,也墮落過;成功過,也慘敗過;獲得過驕人的成就,也頒布過無數條亂命;曾經使萬國來朝,讓中原百姓揚眉吐氣,卻也曾令天下大亂,百姓流離失所。我們今人看待楊廣,應該秉持一種公正客觀、一分為二的態度,既承認其過失,也肯定他的成績。


    如果不能掙脫長久以來那種“成王敗寇”、“以成敗論英雄”的桎梏,就因為楊廣是亡國之君,是失敗者,就盡信李唐王朝那些將他妖魔化的說法,把他看得一無是處,那對這段曆史就將產生一個偏頗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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