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在物質供應持續匱乏的情況下，最高統治者的政治舉動經常會給天下蒼生帶來巨大的痛苦。帝王們營建宮室、四出巡遊、奢侈浪費，背後的代價常常是民不聊生、轉死溝壑。中國曆史學家據此認為，一切與皇帝的“欲”和“動”相關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險。“遊觀”、“田獵”，這些離開皇宮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從春秋戰國時候起，我們就不斷地讀到勸諫君主遠離遊獵、停止興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虛》《上林》之賦，以及魏徵的《十思疏》。“改革”、“興作”在中國文化中，都是極其危險的詞匯。貧困文化是一種沒有進取心的文化。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穩定，穩定高於一切，省事優於一切，“清靜無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會束縛在固定的軌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變地按照聖人規定的禮法原則運轉，那是一個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狀態。現實即使千瘡百孔，多一事也永遠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為是保證危機不爆發的最好辦法。不興革，忌擾民，是傳統政治的一個重要原則。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熄滅自己體內的*，抑製住四肢好動的衝動，“端居垂拱，麵南而治”。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
然而，楊廣卻不這樣認為。事實上，在楊廣看來，父親最大的功績是給他留下了一個異常富裕的統治基礎。在父親的辛勤聚斂下，在他登基之際，大隋王朝的財政實力居曆代之冠。蘇軾稱：“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通典》記載文帝時天下富足情況時說：“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並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賜賚勳庸，並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時，“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從小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楊廣對財富的看法與父親不同。在父親看來，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財富聚斂起來。在楊廣看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錢花出去，並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做皇帝的感覺真是太high了，藩王雖然也權力巨大，卻根本不能與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萬物的主人，是人間的上帝。坐在龍椅上，一個人幾乎可以實現他身體內所有的*，不管這個*多麽富於挑戰。在即位後的前幾年，楊廣每一天都是在興奮中度過。雖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稱，然而權力這劑興奮劑讓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繼日的工作絲毫也不使他感覺疲倦。雖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來後他仍然精神抖擻。他感覺自己的大腦像是開到了最高擋的馬達，思路異常清楚，反應異常迅捷，想象力、創造力異常出色，一個又一個想法爭先恐後去跳進大腦，千萬條思緒如同飄雲般迅速掠過。
幾十年的隱忍過去了，他現在要的是盡情享受。權力對他來講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誌來任意改造河山，在他來講是一種如同藝術家在畫布上淋漓潑墨般的超級享受。事實上，隻有揮動巨大的權力之柄，才能帶來與他的身軀相適合的運動量。所以，不管任務多麽繁重，他從來不會皺眉頭。除此之外，作為中國曆史上興趣最為廣泛的皇帝，他決不放過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銳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洶湧澎湃的*。作為上天的寵兒，他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目的，就是享盡生活的瑰麗和壯闊。
他現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歡做的事。事實上，他也幾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他是中國曆代帝王中最熱愛旅遊也是唯一一個到過西部的人。他率十幾萬大軍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連山大拔鬥穀，飽覽了由雪山、草地、浩瀚無垠的荒漠構成的西部風光。他從小就對自動裝置十分感興趣，登基之後，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裝有許多自動裝置的圖書館。這個圖書館一共十四間，所有的房門、窗子及窗簾都安裝有自動裝置。當人進入時，門會自動開關，窗簾也會自動開合。他還命人製造過一個機器人，模仿自己一個寵臣的模樣，“施機關，能起坐拜伏”。他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絕域”，遣使遠至中亞、波斯等地，了解那裏的風土人情。對南方煙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時還是未知島嶼的台灣探險。（袁剛《隋煬帝傳》）
他經常冒出奇思異想。他聽說吐穀渾的波斯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龍駒，一日千裏，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穀以求“龍種”，後“無效而罷”。就像黃仁宇所說：“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象力，也願意試驗，並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後世的史臣們搖頭不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創造力”、“新鮮事物”等詞匯都不是正麵的。它們與另一些可怕的詞匯緊密相連：“不安分”、“破壞性”、“顛覆”
因為有錢而且有閑，希臘和羅馬貴族才有多餘的精力來發展自己多方麵的興趣，靜靜地坐在莊園裏進行學術研究，在求“實用”之上來“求真”，從而發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學和哲學。因為對財富的毫不諱言的熱衷，才有了西方人的擴張心態和進取精神。因為受“*”的蠱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動下，西方的科學技術才不斷發展。
而在中國，作為一個皇帝，“興趣廣泛”絕對是壞事。富足文化與貧窮文化的差別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貴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權利，而貧困文化認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東西都是無益的。在今天看來，作為少有的對技術改進與發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楊廣統治期間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工匠與技術專家們可以大展才華的黃金時期。大運河、趙州橋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間完成，而玻璃、可攜帶式水漏計時器等後來得以廣泛應用的發明，也出現於此時。然而，在傳統文化中，那些技術與發明都被認為是“奇技淫巧”。所謂“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們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藝品。就如同吃飽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樣，能滿足實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看來，這種“無用”僅僅是滿足人們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東西，是沒有任何價值的。雍正皇帝的觀點代表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奇鬥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清世宗實錄》卷七五）
而楊廣對外部世界的強烈興趣則更為不祥。如同中國的地理環境一樣，中國文化是一個封閉自足的體係。大至天宇，小至塵埃，一切都已經有了聖人給出的板上釘釘的解釋。從根本上說，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麽“新鮮事物”。一切探險、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費”、“不安分”、“危險”。所以，中國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遠遊”，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百動不如一靜”。
史學家認為，楊廣的*是危險的火種，必將燒毀王朝的前途。[
史家對楊廣的非議並非全無道理。應該說，顯赫的功業並不能掩蓋楊廣政治中的致命缺點。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們的，他身上有著太多貴公子的氣息。那個曾經刻意以儉樸示人的王子被時間證明是曆史上最講究排場的皇帝。事實上，楊廣最瞧不起父親的，就是他那守財奴般的節儉。豪奢是錦衣玉食中長大的人的天性。沒有幾十道山珍海味擺在麵前，在楊廣看來就不叫吃飯。不修建覆壓數裏、隔離天日的宮苑，在他簡直就沒法遊玩。沒有幾十萬旗幟鮮明的軍人跟從，那簡直就不能叫出巡。
在政務之餘，楊廣又創建了由三萬六千人組成的巨大儀仗，“及輅輦車輿，皇後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這衣飾絢麗的三萬六千人前呼後擁，後麵還要攜帶十餘萬甲胄鮮明的龐大軍隊。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熄滅自己體內的*，抑製住四肢好動的衝動，“端居垂拱，麵南而治”。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
然而，楊廣卻不這樣認為。事實上，在楊廣看來，父親最大的功績是給他留下了一個異常富裕的統治基礎。在父親的辛勤聚斂下，在他登基之際，大隋王朝的財政實力居曆代之冠。蘇軾稱：“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通典》記載文帝時天下富足情況時說：“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並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賜賚勳庸，並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時，“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從小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楊廣對財富的看法與父親不同。在父親看來，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財富聚斂起來。在楊廣看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錢花出去，並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做皇帝的感覺真是太high了，藩王雖然也權力巨大，卻根本不能與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萬物的主人，是人間的上帝。坐在龍椅上，一個人幾乎可以實現他身體內所有的*，不管這個*多麽富於挑戰。在即位後的前幾年，楊廣每一天都是在興奮中度過。雖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稱，然而權力這劑興奮劑讓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繼日的工作絲毫也不使他感覺疲倦。雖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來後他仍然精神抖擻。他感覺自己的大腦像是開到了最高擋的馬達，思路異常清楚，反應異常迅捷，想象力、創造力異常出色，一個又一個想法爭先恐後去跳進大腦，千萬條思緒如同飄雲般迅速掠過。
幾十年的隱忍過去了，他現在要的是盡情享受。權力對他來講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誌來任意改造河山，在他來講是一種如同藝術家在畫布上淋漓潑墨般的超級享受。事實上，隻有揮動巨大的權力之柄，才能帶來與他的身軀相適合的運動量。所以，不管任務多麽繁重，他從來不會皺眉頭。除此之外，作為中國曆史上興趣最為廣泛的皇帝，他決不放過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銳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洶湧澎湃的*。作為上天的寵兒，他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目的，就是享盡生活的瑰麗和壯闊。
他現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歡做的事。事實上，他也幾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他是中國曆代帝王中最熱愛旅遊也是唯一一個到過西部的人。他率十幾萬大軍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連山大拔鬥穀，飽覽了由雪山、草地、浩瀚無垠的荒漠構成的西部風光。他從小就對自動裝置十分感興趣，登基之後，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裝有許多自動裝置的圖書館。這個圖書館一共十四間，所有的房門、窗子及窗簾都安裝有自動裝置。當人進入時，門會自動開關，窗簾也會自動開合。他還命人製造過一個機器人，模仿自己一個寵臣的模樣，“施機關，能起坐拜伏”。他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絕域”，遣使遠至中亞、波斯等地，了解那裏的風土人情。對南方煙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時還是未知島嶼的台灣探險。（袁剛《隋煬帝傳》）
他經常冒出奇思異想。他聽說吐穀渾的波斯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龍駒，一日千裏，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穀以求“龍種”，後“無效而罷”。就像黃仁宇所說：“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象力，也願意試驗，並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後世的史臣們搖頭不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創造力”、“新鮮事物”等詞匯都不是正麵的。它們與另一些可怕的詞匯緊密相連：“不安分”、“破壞性”、“顛覆”
因為有錢而且有閑，希臘和羅馬貴族才有多餘的精力來發展自己多方麵的興趣，靜靜地坐在莊園裏進行學術研究，在求“實用”之上來“求真”，從而發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學和哲學。因為對財富的毫不諱言的熱衷，才有了西方人的擴張心態和進取精神。因為受“*”的蠱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動下，西方的科學技術才不斷發展。
而在中國，作為一個皇帝，“興趣廣泛”絕對是壞事。富足文化與貧窮文化的差別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貴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權利，而貧困文化認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東西都是無益的。在今天看來，作為少有的對技術改進與發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楊廣統治期間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工匠與技術專家們可以大展才華的黃金時期。大運河、趙州橋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間完成，而玻璃、可攜帶式水漏計時器等後來得以廣泛應用的發明，也出現於此時。然而，在傳統文化中，那些技術與發明都被認為是“奇技淫巧”。所謂“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們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藝品。就如同吃飽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樣，能滿足實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看來，這種“無用”僅僅是滿足人們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東西，是沒有任何價值的。雍正皇帝的觀點代表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奇鬥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清世宗實錄》卷七五）
而楊廣對外部世界的強烈興趣則更為不祥。如同中國的地理環境一樣，中國文化是一個封閉自足的體係。大至天宇，小至塵埃，一切都已經有了聖人給出的板上釘釘的解釋。從根本上說，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麽“新鮮事物”。一切探險、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費”、“不安分”、“危險”。所以，中國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遠遊”，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百動不如一靜”。
史學家認為，楊廣的*是危險的火種，必將燒毀王朝的前途。[
史家對楊廣的非議並非全無道理。應該說，顯赫的功業並不能掩蓋楊廣政治中的致命缺點。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們的，他身上有著太多貴公子的氣息。那個曾經刻意以儉樸示人的王子被時間證明是曆史上最講究排場的皇帝。事實上，楊廣最瞧不起父親的，就是他那守財奴般的節儉。豪奢是錦衣玉食中長大的人的天性。沒有幾十道山珍海味擺在麵前，在楊廣看來就不叫吃飯。不修建覆壓數裏、隔離天日的宮苑，在他簡直就沒法遊玩。沒有幾十萬旗幟鮮明的軍人跟從，那簡直就不能叫出巡。
在政務之餘，楊廣又創建了由三萬六千人組成的巨大儀仗，“及輅輦車輿，皇後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這衣飾絢麗的三萬六千人前呼後擁，後麵還要攜帶十餘萬甲胄鮮明的龐大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