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她把重點放在使用過程之中，而不在乎選人過濫，對於那些沒有能力者，她會將他們淘汰、罷黜，
有時甚至會毫不留情地殺掉那些敗事有餘的投機者。由於使用得當，獎懲分明，因此，在武皇身邊，總會有大批賢能有識之士爭相為其服務。秉承隋唐以來尚武之風，
滿足天下豪傑的英雄情結，她又開創武舉，以文韜武略示天下，策動天下尚功習武，鼓勵士子投身邊塞盡忠報國。武舉之製始於長安二年。
州縣以下習藝者每歲如進士之法選送於兵部，進行課試。各科考試通過，兵部即可授官給祿，不必如文官須再經過吏部試才能釋褐任職。總之，隻要有利於皇權永固，
江山社稷長治久安，武皇不惜如流無限，也不吝嗇為人擇官。大批國之棟梁在優勝劣汰的競流中脫穎而出。
萬歲通天元年夏四月，天下大旱。武皇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極言時政得失。雖然，天災乃世之常態，並非人之過失，然以此為契機檢討時政，又不失為利國利民之良舉。因此，曆朝曆代的君主，
年複一年都在做著這樣一件看是荒唐的事情，其用意已不在於感動蒼天，而在於以君主以朝廷之姿態安撫民眾，達到用善政取勝於民。
武皇重視農業生產，有著更深層的意義。從廢唐立周革命一開始，朝廷內部就處於動蕩不安的局麵，武皇自信能夠駕馭這種局麵，但前提必須是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即朝廷可以亂而天下不能亂。因此，要使革命取得最終勝利並保持不敗之地。
即在與反抗勢力的角逐中，不被反對者授之以口舌或借機煽動民眾，那就是天下的穩定和民心的取向。
武皇知道。農為百業之首，農興則國旺。農衰則國弱，穩定農業就能穩定天下。
還在高宗上元元年，武後上書建言十二事，開宗明義就是“勸農桑，薄賦遙。”
又組織北門學士以她的名義撰寫《兆人本業》五卷，教育齊民知農務農，這其中就不乏她的真知灼見。就當時而言，武後已經敏銳地認識到農桑為國事之首。親理朝政後。
她明確規定，凡州縣“田疇墾辟，家有餘糧”，則地方官吏可得升獎，如“為政苛濫，戶口流移”，則要受到懲罰。對朝廷多年來推行的租庸調製，武皇觀其功效，察其演變。
按照“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之統計。武皇從有司得知，田移豪戶、民避徭役，逃亡漸多的問題已經顯露。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為此，她及時修正方略，積極應對。
租庸調製創建於高祖武德七年。這是唐高祖在建國之初以農事為建國之本而創立的一項重要製度。
該製確定，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內八十畝為口份。二十畝為永業。丁男每年向國家交納粟二石，名曰租；
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名曰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
每天輸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名曰庸，或曰“輸庸代役”。該製以“輕遙薄賦，為民製產”為主旨，切合民意，甚得民心，實為富國強民之良策，故長久實施而不衰。
武皇看重該製，尤為欣賞“凡授田，先課後不課，先貧後富，先無後少”的均田濟世原則。
然時過境遷，其中的弊端也擺在武皇麵前。最為突出的是，“租庸調”製所實行的“按丁製產”，其所授田畝作為一種最高限額，從一開始就沒有完全兌現，絕大多數農戶分得的口份田或永業田與規定所得相去甚遠。
那均田之舉，也隻是讓一般農戶有其田，並沒有打破等級製度，官宦之家按級別爵位分別享有多少不等的職份田，在寬鄉，五品以上的官員還可以享受永業田和勳田，所以，他們的田產遠遠超過一般農戶。
由於田畝相差過於懸殊，加上有司對農民耕種什麽，不能耕種什麽都做具體規定，農戶無所適從，因而出現了大戶擴張土地的“兼並”和農戶逃往外地的“逃戶”，嚴重影響了租庸調製的全麵實施。
武皇不想打破這種社會秩序，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狀況，隻能針對時弊，做出務實的選擇。
一曰放手不管。武皇深明政苛則民亂之理，懂得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
因此，對農戶種什麽不種什麽一概由農戶自己做主，朝廷上下不再作統一規定。
最簡單的道理是，耕種非農戶莫屬，非農戶莫能，官府幹涉農戶無疑於班門弄斧，視農戶於不敬，其結果隻會束縛農戶因地製宜安排耕種而得不償失。
就此而言，官府與其強勢而為，不如撒手不為，順其農戶自作主張，自我發展。變有為為不為，把官府從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作為中徹底解脫出來。二曰因勢利導。
農戶逃亡，大多為時勢與生計所逼，他們從土地較少的狹鄉逃到土地較多的僻鄉，是為了擺脫官府製約，以自由之身，開荒種地，獲取較多收獲。
雖逃避了官役，減少了部分租庸，但卻為國家增加了耕地，創造出更多財富，也緩解了因人口增加而田畝不足之難題，從長遠看，則更利於國計民生。
與此同時，農戶逃亡，大戶人家耕種土地必然人手緊缺，這樣可以減少對耕種者的盤剝，減輕農戶負擔。
因此，武皇廢除對逃戶的種種處罰，對他們一律予以寬容。對返回的逃戶，可享受“給二年”的種種優待，並要求地方官府做出善待逃戶的積極回應，因而在有些地區，逃戶田地由官府托人經營；如果逃戶回來。歸還田地莊稼，課役全免。
三曰損有餘而補不足。這就是，一方麵抑製大戶人家對土地的兼並。另一方麵鼓勵和扶持農戶繼續開墾荒地。多年之後，天下糧倉豐實。人口戶籍倍增。
武皇認識到，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事情，因此，天下也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
君主行天下事，常以利弊定取舍，然世事演變，此起彼伏，是謂天無長勢。
時無定數，必明變通之理，取舍之道，察天時地利，該保留的且保留，該放棄的就要毫不猶豫地放棄，興利除弊，方可濟世安民。租庸調製自唐初以來，已經推行數十年。
這一製度，從一開始。就有其自身的不足，而這種不足，是受當時的條件所限。隻能由後人來解決。
隨著天下安定，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三百八十萬戶進一步增加到六百一十五萬戶；人口驟增，土地緊缺問題加劇，由此而衍生出一係列其他問題，這是後人必須直接麵對的現實，
如果一味地死守成規不放，而不能有任何的變通，不但無益於問題的解決，而且還會造成天下更大的不安。
多年的治國生涯。武皇已經體會到，任何一項舉措。都不可能至善至美，有其利必有其弊。為政者在於權衡利弊，擇善而為。
武皇始終牽掛農事，無不為農事擔憂，一旦天下災害頻發，就要召集文武百官，檢討時政過失，還多次委派朝廷官員到各地辰災，並安撫百姓，尋找治理對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民心，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長壽元年十月，武威軍總管王孝傑收複龜茲、於闐、疏勒、碎葉等安西四鎮。捷報傳來，武皇大喜，隨之敕令，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用兵三萬人鎮守。王孝傑以軍功拜左衛大將軍。
邊境安定與否，一直是武皇牽腸掛肚勞心費神的大事。她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是那種國泰民安的環境，也知道百姓最企盼的是安居樂業，而不是徭役厚賦。然邊境之患迫使她不得不得不興師動眾，兵戎相見。
大唐開國，以文治武功稱天下，政治修明，民力富厚，國勢甚威。秉承先祖遺風，國家尚武之風甚盛，文官武夫，無不以軍功勳爵為榮耀。
太宗貞觀十年，國家推行府兵製，天下十道，置折衝府六百三十四個，寓兵於農，無事耕於農野，番上宿衛；有事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
農家弟子加入府兵，既健全了國家武裝，也為一些農家弟子開創了建功立業的機會。
太宗在位期間，國勢漸強，四夷降服，來朝進貢稱臣者甚眾，求學、經商者更是絡繹不絕。
其時所舉戰事，多為平息夷爭，或朝廷派兵，或以夷製夷，更多為兩者兼用。
貞觀十九年，為解新羅之虞，太宗李世民就親禦六軍伐高麗。先帝高宗繼位不久，時局變化，府兵漸衰，四夷又起。
高宗先後調兵遣將平西域、百濟、回紇，特別是平高句麗，完成了太宗未能完成的事業。給事中劉仁軌以文官之身出征，老將李勣，名將薛仁貴，連年征戰。
他們均以勇武善戰、戰功卓著而馳名天下。戰事頻發於安西四鎮，幾經反複，形成多年征戰局麵。
早在永徽元年，高宗視其多年相安無事，即罷安西四鎮，安西都護府也遷回西州，原本在於“不欲廣地，務其安人”。
不料在顯慶二年，西突厥阿史那賀魯叛亂，朝廷不得不舉兵平息，次年，安西都護府隻得又遷回龜茲城，四鎮隨之恢複。鹹亨元年四月，吐蕃攻陷龜茲撥換城，四鎮再罷。
調露元年，在西州都督崔知辯、安撫大使裴行儉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的反叛後，重置安西四鎮，朝廷對西域的統治再次恢複。
吐蕃對此很不甘心，於垂拱三年進軍西域，攻克安西四鎮後，揮兵東入，前鋒直達敦煌；又受封阿史那餒子為西突厥可汗，興兵犯唐。永隆元年七月，吐蕃再次進犯。
被提為武衛將軍的黑齒常之在河源將其擊敗。高宗、武後再提他為河源軍經略大使。他在河源一帶屯田，並建烽火台戌所70餘座。以防吐蕃。
長壽元年，西州都督唐休璟上表朝廷，請求發兵抵禦吐蕃。收複四鎮。
此時吐蕃內部發生變化。讚普都鬆芒波傑為加強君權，除掉權重一時的噶爾家族。以“反叛”的罪名殺掉重臣噶爾.讚輾恭頓。
此為噶爾家族在吐蕃王朝全麵失勢的信號。手握大權的大論噶爾.欽陵聞訊後十分恐慌，準備再建戰功，以求保身。噶爾.欽陵其弟噶爾.讚婆率大軍取道臨洮，進攻河西，企圖切斷唐朝與西域的聯係通道，然後再奪取西域。
武皇抓住吐蕃內爭的有利時機，重新加強邊防部署，策劃新的大規模反攻。
為了保證作戰能順利進行。武皇大膽啟用了久在吐蕃，熟諳吐蕃軍情的王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附唐的原西突厥首領阿史那忠節聯兵，率眾討伐吐蕃。
十月，王孝傑率兵從西州出發，大破受吐蕃冊封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餒子。吐蕃軍在噶爾.欽陵率領下前往救援，也被王孝傑擊退。
隨後，王孝傑率唐軍轉戰數千裏，直至於闐等地，大破吐蕃。二十五日。王孝傑乘勝一舉收複龜茲、於闐、疏勒等鎮。突騎施首領烏質勒亦乘機助唐發起攻擊，自東突厥手中奪回碎葉城，交付於唐。
自此。唐朝重新收得安西四鎮。在接受安西四鎮幾度失陷的教訓後，武後為鞏固西域的邊防，重新加強唐朝在西域的統治，派兵三萬駐守四鎮，將安西大都護府還治龜茲，從而摧毀了吐蕃苦心建立的西域統治體製。
至此，唐與吐蕃結束了在西域反覆爭奪的局麵，安西四鎮的形勢逐漸穩定下來。
武皇守黃老之道，雖不熱衷於用兵。但卻不畏懼用兵。武皇認為，對於天性驕驁。覘伺便隙，靠訴諸武力來掠奪和攝取財富的強敵。最好的防禦就是強勢用兵，以武製武。
因為任何軟弱和妥協，都會助長其氣焰，使之得寸進尺，其結果隻能是養虎為患。
高宗時期，她協同先帝，對於攻占西域的吐蕃，堅持不斷地派出大批軍隊，同吐蕃軍隊反複交戰；又在西北邊防大規模地開展屯田運動，增加西北防務。
當時，吐蕃請求歸還安西四鎮，武後斷然拒絕，毫不掩飾地聲明：置四鎮予以據守，就是為了防止其東侵。強大的軍事防備，震懾了猖獗一時的吐蕃叛軍。
長壽元年，在王孝傑收複了安西四鎮後，為鞏固和穩定邊境，武皇又在周邊疆域均設都護府，分而治之。
萬歲通天元年五月，契丹首領鬆漠都督武衛大將軍李盡忠聯合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反叛朝廷，聚眾數萬，攻城掠地，一時聲勢浩大，威震朝野。武皇以暴製暴，果斷出擊。
在接連遭受挫折的情況下，她敕令：“天下係囚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值，發以擊契丹！”以示其務在必得之決心。此次平叛，她前後用兵數十萬，五次進行大規模征討，直至最後勝利。
武皇始終懷疑靠籠絡狄夷的羈縻策略能維持邊疆的長治久安。長壽二年，就在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克複四鎮後，鸞台侍郎狄仁傑上疏請捐四鎮，意在以夷治夷，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
並勸武皇，“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敕邊兵謹守，以待其自敗，然後擊之。”
右史崔融則上疏反對罷安西四鎮。他以史為鑒，認為若拔四鎮，是棄已成之功，忘久長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賊。
前事者，後事之師，奈何不圖。四鎮無守，則狂寇益贍，必兵加西域。
武皇對是否深入藩鎮設防也曾猶豫過。特別是安西四鎮，遠戍方外，是為不食之地。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且行役既久怨曠亦多。
當年先皇罷安西四鎮，就是要省軍費於遠方，使國家無遠戍勞民之役。
然安西四鎮，是為吐蕃硬爭之地。這個士勁甲堅之邦，無不以攻城掠地為榮，他們強索西域，是要以此為領地，積勢東擴，侵我中原。
誠如右史崔融所言：“至高宗，務在安人，命有司拔四鎮，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而東，踰高昌壁，曆車師庭，侵常樂界，當莫賀延磧，臨我敦煌。”後幾經反複，失而複得。
事實是，置安西四鎮雖不得已而為之，然不設則四鎮無守，狂寇益贍，國無寧日；設則可安北狄而製吐蕃，既謀遠慮又息近憂。
邊境需要安撫，但安撫的策略在於恩威並用，在維護他們切身利益的同時，促使他們不以武力相對抗。作為施恩一方，其前提必須要有自身的實力作保證，一旦失去武力的威懾作用，任何靈丹妙計都無濟於事。調露元年，東突厥二十四州酋長叛唐複立。
武後迅速動用軍隊設防，阻其兵進中原，又不斷派遣使臣，向突厥首領陳述利害，以求國家安寧。
得知東突厥的反叛，主要是想收回在鹹享年間被安置在豐、靈、代、朔、勝、夏等六州的突厥降民。武後立即答應還降戶數千，由其自治。
又給其“穀種四萬斛，雜彩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幫助他們發展生產。很快，同突厥之間的緊張關係緩和下來。
突厥默啜可汗還兩次出兵，幫助唐軍襲擊騷擾河北的契丹軍隊，使河北的戰火很快平息下來。武後又以朝廷名義授予默啜“立功報國可汗”的稱號。
此後，武後又督促有司不斷地給突厥地區贈送大量的生活資料和農業械具，幫助他們發展生產。(未完待續)
有時甚至會毫不留情地殺掉那些敗事有餘的投機者。由於使用得當，獎懲分明，因此，在武皇身邊，總會有大批賢能有識之士爭相為其服務。秉承隋唐以來尚武之風，
滿足天下豪傑的英雄情結，她又開創武舉，以文韜武略示天下，策動天下尚功習武，鼓勵士子投身邊塞盡忠報國。武舉之製始於長安二年。
州縣以下習藝者每歲如進士之法選送於兵部，進行課試。各科考試通過，兵部即可授官給祿，不必如文官須再經過吏部試才能釋褐任職。總之，隻要有利於皇權永固，
江山社稷長治久安，武皇不惜如流無限，也不吝嗇為人擇官。大批國之棟梁在優勝劣汰的競流中脫穎而出。
萬歲通天元年夏四月，天下大旱。武皇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極言時政得失。雖然，天災乃世之常態，並非人之過失，然以此為契機檢討時政，又不失為利國利民之良舉。因此，曆朝曆代的君主，
年複一年都在做著這樣一件看是荒唐的事情，其用意已不在於感動蒼天，而在於以君主以朝廷之姿態安撫民眾，達到用善政取勝於民。
武皇重視農業生產，有著更深層的意義。從廢唐立周革命一開始，朝廷內部就處於動蕩不安的局麵，武皇自信能夠駕馭這種局麵，但前提必須是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即朝廷可以亂而天下不能亂。因此，要使革命取得最終勝利並保持不敗之地。
即在與反抗勢力的角逐中，不被反對者授之以口舌或借機煽動民眾，那就是天下的穩定和民心的取向。
武皇知道。農為百業之首，農興則國旺。農衰則國弱，穩定農業就能穩定天下。
還在高宗上元元年，武後上書建言十二事，開宗明義就是“勸農桑，薄賦遙。”
又組織北門學士以她的名義撰寫《兆人本業》五卷，教育齊民知農務農，這其中就不乏她的真知灼見。就當時而言，武後已經敏銳地認識到農桑為國事之首。親理朝政後。
她明確規定，凡州縣“田疇墾辟，家有餘糧”，則地方官吏可得升獎，如“為政苛濫，戶口流移”，則要受到懲罰。對朝廷多年來推行的租庸調製，武皇觀其功效，察其演變。
按照“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之統計。武皇從有司得知，田移豪戶、民避徭役，逃亡漸多的問題已經顯露。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為此，她及時修正方略，積極應對。
租庸調製創建於高祖武德七年。這是唐高祖在建國之初以農事為建國之本而創立的一項重要製度。
該製確定，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內八十畝為口份。二十畝為永業。丁男每年向國家交納粟二石，名曰租；
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名曰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
每天輸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名曰庸，或曰“輸庸代役”。該製以“輕遙薄賦，為民製產”為主旨，切合民意，甚得民心，實為富國強民之良策，故長久實施而不衰。
武皇看重該製，尤為欣賞“凡授田，先課後不課，先貧後富，先無後少”的均田濟世原則。
然時過境遷，其中的弊端也擺在武皇麵前。最為突出的是，“租庸調”製所實行的“按丁製產”，其所授田畝作為一種最高限額，從一開始就沒有完全兌現，絕大多數農戶分得的口份田或永業田與規定所得相去甚遠。
那均田之舉，也隻是讓一般農戶有其田，並沒有打破等級製度，官宦之家按級別爵位分別享有多少不等的職份田，在寬鄉，五品以上的官員還可以享受永業田和勳田，所以，他們的田產遠遠超過一般農戶。
由於田畝相差過於懸殊，加上有司對農民耕種什麽，不能耕種什麽都做具體規定，農戶無所適從，因而出現了大戶擴張土地的“兼並”和農戶逃往外地的“逃戶”，嚴重影響了租庸調製的全麵實施。
武皇不想打破這種社會秩序，從根本上解決這種狀況，隻能針對時弊，做出務實的選擇。
一曰放手不管。武皇深明政苛則民亂之理，懂得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
因此，對農戶種什麽不種什麽一概由農戶自己做主，朝廷上下不再作統一規定。
最簡單的道理是，耕種非農戶莫屬，非農戶莫能，官府幹涉農戶無疑於班門弄斧，視農戶於不敬，其結果隻會束縛農戶因地製宜安排耕種而得不償失。
就此而言，官府與其強勢而為，不如撒手不為，順其農戶自作主張，自我發展。變有為為不為，把官府從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作為中徹底解脫出來。二曰因勢利導。
農戶逃亡，大多為時勢與生計所逼，他們從土地較少的狹鄉逃到土地較多的僻鄉，是為了擺脫官府製約，以自由之身，開荒種地，獲取較多收獲。
雖逃避了官役，減少了部分租庸，但卻為國家增加了耕地，創造出更多財富，也緩解了因人口增加而田畝不足之難題，從長遠看，則更利於國計民生。
與此同時，農戶逃亡，大戶人家耕種土地必然人手緊缺，這樣可以減少對耕種者的盤剝，減輕農戶負擔。
因此，武皇廢除對逃戶的種種處罰，對他們一律予以寬容。對返回的逃戶，可享受“給二年”的種種優待，並要求地方官府做出善待逃戶的積極回應，因而在有些地區，逃戶田地由官府托人經營；如果逃戶回來。歸還田地莊稼，課役全免。
三曰損有餘而補不足。這就是，一方麵抑製大戶人家對土地的兼並。另一方麵鼓勵和扶持農戶繼續開墾荒地。多年之後，天下糧倉豐實。人口戶籍倍增。
武皇認識到，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事情，因此，天下也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
君主行天下事，常以利弊定取舍，然世事演變，此起彼伏，是謂天無長勢。
時無定數，必明變通之理，取舍之道，察天時地利，該保留的且保留，該放棄的就要毫不猶豫地放棄，興利除弊，方可濟世安民。租庸調製自唐初以來，已經推行數十年。
這一製度，從一開始。就有其自身的不足，而這種不足，是受當時的條件所限。隻能由後人來解決。
隨著天下安定，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三百八十萬戶進一步增加到六百一十五萬戶；人口驟增，土地緊缺問題加劇，由此而衍生出一係列其他問題，這是後人必須直接麵對的現實，
如果一味地死守成規不放，而不能有任何的變通，不但無益於問題的解決，而且還會造成天下更大的不安。
多年的治國生涯。武皇已經體會到，任何一項舉措。都不可能至善至美，有其利必有其弊。為政者在於權衡利弊，擇善而為。
武皇始終牽掛農事，無不為農事擔憂，一旦天下災害頻發，就要召集文武百官，檢討時政過失，還多次委派朝廷官員到各地辰災，並安撫百姓，尋找治理對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民心，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長壽元年十月，武威軍總管王孝傑收複龜茲、於闐、疏勒、碎葉等安西四鎮。捷報傳來，武皇大喜，隨之敕令，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用兵三萬人鎮守。王孝傑以軍功拜左衛大將軍。
邊境安定與否，一直是武皇牽腸掛肚勞心費神的大事。她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是那種國泰民安的環境，也知道百姓最企盼的是安居樂業，而不是徭役厚賦。然邊境之患迫使她不得不得不興師動眾，兵戎相見。
大唐開國，以文治武功稱天下，政治修明，民力富厚，國勢甚威。秉承先祖遺風，國家尚武之風甚盛，文官武夫，無不以軍功勳爵為榮耀。
太宗貞觀十年，國家推行府兵製，天下十道，置折衝府六百三十四個，寓兵於農，無事耕於農野，番上宿衛；有事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
農家弟子加入府兵，既健全了國家武裝，也為一些農家弟子開創了建功立業的機會。
太宗在位期間，國勢漸強，四夷降服，來朝進貢稱臣者甚眾，求學、經商者更是絡繹不絕。
其時所舉戰事，多為平息夷爭，或朝廷派兵，或以夷製夷，更多為兩者兼用。
貞觀十九年，為解新羅之虞，太宗李世民就親禦六軍伐高麗。先帝高宗繼位不久，時局變化，府兵漸衰，四夷又起。
高宗先後調兵遣將平西域、百濟、回紇，特別是平高句麗，完成了太宗未能完成的事業。給事中劉仁軌以文官之身出征，老將李勣，名將薛仁貴，連年征戰。
他們均以勇武善戰、戰功卓著而馳名天下。戰事頻發於安西四鎮，幾經反複，形成多年征戰局麵。
早在永徽元年，高宗視其多年相安無事，即罷安西四鎮，安西都護府也遷回西州，原本在於“不欲廣地，務其安人”。
不料在顯慶二年，西突厥阿史那賀魯叛亂，朝廷不得不舉兵平息，次年，安西都護府隻得又遷回龜茲城，四鎮隨之恢複。鹹亨元年四月，吐蕃攻陷龜茲撥換城，四鎮再罷。
調露元年，在西州都督崔知辯、安撫大使裴行儉平定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的反叛後，重置安西四鎮，朝廷對西域的統治再次恢複。
吐蕃對此很不甘心，於垂拱三年進軍西域，攻克安西四鎮後，揮兵東入，前鋒直達敦煌；又受封阿史那餒子為西突厥可汗，興兵犯唐。永隆元年七月，吐蕃再次進犯。
被提為武衛將軍的黑齒常之在河源將其擊敗。高宗、武後再提他為河源軍經略大使。他在河源一帶屯田，並建烽火台戌所70餘座。以防吐蕃。
長壽元年，西州都督唐休璟上表朝廷，請求發兵抵禦吐蕃。收複四鎮。
此時吐蕃內部發生變化。讚普都鬆芒波傑為加強君權，除掉權重一時的噶爾家族。以“反叛”的罪名殺掉重臣噶爾.讚輾恭頓。
此為噶爾家族在吐蕃王朝全麵失勢的信號。手握大權的大論噶爾.欽陵聞訊後十分恐慌，準備再建戰功，以求保身。噶爾.欽陵其弟噶爾.讚婆率大軍取道臨洮，進攻河西，企圖切斷唐朝與西域的聯係通道，然後再奪取西域。
武皇抓住吐蕃內爭的有利時機，重新加強邊防部署，策劃新的大規模反攻。
為了保證作戰能順利進行。武皇大膽啟用了久在吐蕃，熟諳吐蕃軍情的王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附唐的原西突厥首領阿史那忠節聯兵，率眾討伐吐蕃。
十月，王孝傑率兵從西州出發，大破受吐蕃冊封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餒子。吐蕃軍在噶爾.欽陵率領下前往救援，也被王孝傑擊退。
隨後，王孝傑率唐軍轉戰數千裏，直至於闐等地，大破吐蕃。二十五日。王孝傑乘勝一舉收複龜茲、於闐、疏勒等鎮。突騎施首領烏質勒亦乘機助唐發起攻擊，自東突厥手中奪回碎葉城，交付於唐。
自此。唐朝重新收得安西四鎮。在接受安西四鎮幾度失陷的教訓後，武後為鞏固西域的邊防，重新加強唐朝在西域的統治，派兵三萬駐守四鎮，將安西大都護府還治龜茲，從而摧毀了吐蕃苦心建立的西域統治體製。
至此，唐與吐蕃結束了在西域反覆爭奪的局麵，安西四鎮的形勢逐漸穩定下來。
武皇守黃老之道，雖不熱衷於用兵。但卻不畏懼用兵。武皇認為，對於天性驕驁。覘伺便隙，靠訴諸武力來掠奪和攝取財富的強敵。最好的防禦就是強勢用兵，以武製武。
因為任何軟弱和妥協，都會助長其氣焰，使之得寸進尺，其結果隻能是養虎為患。
高宗時期，她協同先帝，對於攻占西域的吐蕃，堅持不斷地派出大批軍隊，同吐蕃軍隊反複交戰；又在西北邊防大規模地開展屯田運動，增加西北防務。
當時，吐蕃請求歸還安西四鎮，武後斷然拒絕，毫不掩飾地聲明：置四鎮予以據守，就是為了防止其東侵。強大的軍事防備，震懾了猖獗一時的吐蕃叛軍。
長壽元年，在王孝傑收複了安西四鎮後，為鞏固和穩定邊境，武皇又在周邊疆域均設都護府，分而治之。
萬歲通天元年五月，契丹首領鬆漠都督武衛大將軍李盡忠聯合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反叛朝廷，聚眾數萬，攻城掠地，一時聲勢浩大，威震朝野。武皇以暴製暴，果斷出擊。
在接連遭受挫折的情況下，她敕令：“天下係囚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值，發以擊契丹！”以示其務在必得之決心。此次平叛，她前後用兵數十萬，五次進行大規模征討，直至最後勝利。
武皇始終懷疑靠籠絡狄夷的羈縻策略能維持邊疆的長治久安。長壽二年，就在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克複四鎮後，鸞台侍郎狄仁傑上疏請捐四鎮，意在以夷治夷，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
並勸武皇，“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敕邊兵謹守，以待其自敗，然後擊之。”
右史崔融則上疏反對罷安西四鎮。他以史為鑒，認為若拔四鎮，是棄已成之功，忘久長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賊。
前事者，後事之師，奈何不圖。四鎮無守，則狂寇益贍，必兵加西域。
武皇對是否深入藩鎮設防也曾猶豫過。特別是安西四鎮，遠戍方外，是為不食之地。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且行役既久怨曠亦多。
當年先皇罷安西四鎮，就是要省軍費於遠方，使國家無遠戍勞民之役。
然安西四鎮，是為吐蕃硬爭之地。這個士勁甲堅之邦，無不以攻城掠地為榮，他們強索西域，是要以此為領地，積勢東擴，侵我中原。
誠如右史崔融所言：“至高宗，務在安人，命有司拔四鎮，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而東，踰高昌壁，曆車師庭，侵常樂界，當莫賀延磧，臨我敦煌。”後幾經反複，失而複得。
事實是，置安西四鎮雖不得已而為之，然不設則四鎮無守，狂寇益贍，國無寧日；設則可安北狄而製吐蕃，既謀遠慮又息近憂。
邊境需要安撫，但安撫的策略在於恩威並用，在維護他們切身利益的同時，促使他們不以武力相對抗。作為施恩一方，其前提必須要有自身的實力作保證，一旦失去武力的威懾作用，任何靈丹妙計都無濟於事。調露元年，東突厥二十四州酋長叛唐複立。
武後迅速動用軍隊設防，阻其兵進中原，又不斷派遣使臣，向突厥首領陳述利害，以求國家安寧。
得知東突厥的反叛，主要是想收回在鹹享年間被安置在豐、靈、代、朔、勝、夏等六州的突厥降民。武後立即答應還降戶數千，由其自治。
又給其“穀種四萬斛，雜彩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幫助他們發展生產。很快，同突厥之間的緊張關係緩和下來。
突厥默啜可汗還兩次出兵，幫助唐軍襲擊騷擾河北的契丹軍隊，使河北的戰火很快平息下來。武後又以朝廷名義授予默啜“立功報國可汗”的稱號。
此後，武後又督促有司不斷地給突厥地區贈送大量的生活資料和農業械具，幫助他們發展生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