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功啟用肅政台侍禦史，他向武後上書辭謝，並以鹿喻己：“臣聽說，一頭鹿雖然還在山林裏奔跑著，
但命中早已注定要成為宴席上的菜肴，這是時勢的自然啊！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一旦不合陛下的心意，定會因此而死了。”
言下之意，守正行法是我不能改變的秉性，我要堅持這樣做，就不能滿足你的心意，因此，我隻能辭官不幹。武後對徐有功的辭呈並不感到意外。
這個不怕貶官、不怕殺頭、置生死於度外的大臣，從任司刑丞那時起，就不隻一次敢於同自己爭曲直論是非。武後最終看重徐有功，是他替含冤無辜者據理力爭，先後三次被判死刑，將要臨刑，泰然自若，麵無憂色；赦免了他，也並不欣喜。
這次是在徐有功免官之後被重新啟用，意在避免埋沒這一難得的人才，更好地發揮他的作用。沒有想到徐有功免官為民之後，性格使然，從啟用開始，就要同武後較真。
徐有功是國子博士徐文遠之孫，考中明經科，多次授任為蒲州司法參軍，繼承封爵為東莞男。
徐有功免官，源於徐有功任秋官郎中時，秋宮侍郎周興將一份案載原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謀反的案卷交徐有功閱，並稱司刑寺已判該兩兄弟為謀反罪。
徐有功看完案卷後認為，把李仁褒兄弟倆練武比箭作為叛逆謀反的證據，是為冤枉，應該馬上糾正！
周興不但不予以糾正，反而上奏武皇，言徐有功心懷叵測，並引經據典。說明徐有功附下罔上，有意袒護謀反之賊，正合死罪。請求武皇將徐有功下獄查審。
武皇雖不滿意徐有功的一些言行，但卻對徐有功的正直與才幹甚為欣賞。因此，她要保護徐有功，於是便下詔：“禁止逮捕審訊徐有功，免他的官職。”
徐有功免官時隻是一個從六品的小官，但武皇對徐有功卻十分地了解，這既歸功於徐有功的才華和政績，也在於徐有功鮮明的個性。
早在任蒲州司法參軍期間，徐有功“力求寬仁。從不輕易動用刑訊，也不輕易判人笞杖刑”，而用教化的辦法啟迪案犯悔悟自新。為此蒲州百姓和官吏都很受感動，稱徐有功為“徐無杖”。
徐有功三年任滿，竟沒有一次在審判案犯時用了杖罰的。因而“徐無杖”之名也就越傳越響，傳到了京城長安，也傳到武後那裏。
武後對徐有功的仁政並不在意，她看中的是徐有功的智慧和心懷。永昌元年，徐有功被宣詔進京，擔任起司刑寺丞的重要職務。
其時。武周革命如火如荼，為鏟除異己，武後使用周興、來俊臣等大批酷吏。構陷無辜事件時有發生，公卿震恐，莫感正言，
唯有徐有功挺身而出，常於殿前論奏曲直，多次受到武後斥責，徐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之後，徐有功尋轉秋宮員外郎。轉郎中。
朝廷設銅匭收集密告，一個叫馮敬同的人。他投狀告魏州貴鄉縣縣尉顏餘慶曾與去年起兵被殺的李衝共同謀反。武後令中侍禦史來俊臣審理此案。
顏餘慶被逮至長安後，來俊臣強逼顏餘慶承認是李衝謀反同黨。顏餘慶大喊冤枉，經過他的嚴刑逼供，無奈顏餘慶隻得認罪寫了供狀：“與李衝通同謀反”。
來俊臣見顏餘慶認罪，便上奏武後。武後禦閱認可後，令來俊臣將此案轉交司刑寺正式判刑。接顏餘慶案的是新上任的司刑丞徐有功。徐有功細閱了案卷，覺得顏餘慶雖已承認“與李衝通同謀反”，但罪證卻不足。
為了減輕顏的罪名，他查閱了武皇當年發的《永昌赦令》，發現“魁首”和“支黨”字樣，便援引了《永昌赦令》判顏餘慶為李衝謀反案的“支黨”，流放三千裏，讓顏餘慶免去死罪。
這一判決，不但來俊臣大為惱火，也令其他幾位參與此案審判的官員的不滿，侍禦史魏元忠便直接上奏武皇，請求將顏餘慶按謀反魁首處斬，家口籍沒。
武後準奏下敕。然而徐有功卻硬著頭皮向武後進諫：“顏餘慶一案請陛下再加斟酌定案。
顏餘慶違法替李衝收私債，又通書信，與李衝確有一些關係，然對照陛下已發布《永昌赦令》，顏餘慶也隻是一個漏網的支黨而已。
因此根據赦令應免其死罪，改判流刑。如果赦而複罪，即不如不赦，又如何麵對天下人?我聖朝決不能這般行事。”武後聽後大為不滿，反問徐有功道：“照你說，何為魁首?”徐有功沉著回答：“魁是大帥，首是原謀。”
武後再問：“顏餘慶難道不是魁首?”徐有功又答：“若是魁首，他早應在李衝被殺時就該伏法了，赦後才發覺，可見隻是個支黨而矣。”
武後反駁道：“他為李衝征私債、買弓箭還不是魁首是什麽?”徐有功對答：“征債是事實，但買弓箭與顏餘慶無關。”武後又問：“二月征債，八月通書，還能不是同謀?”
徐有功再次為顏慶餘開脫道：“所通書信未見查獲，隻據口供，而口供也隻承認與李衝禮節上寒暄。
而且征債、通書也隻能歸屬於支黨行為，與同謀魁首怎麽也不能同日而語！”這場朝堂的辯駁，使武後漸漸覺得這位人稱“徐無杖”的司刑丞倒有一般官員所沒有的膽量和見識。
為了緩和氣氛，避免引起更大衝突，武皇放鬆口氣對徐有功道：“顏餘慶是支黨不是支黨，卿再去仔細勘問，奏上來。”事後，徐有功以顏餘慶為“支黨”罪上奏武後，獲得武後的批準。
顏餘慶免去死罪，改為遠流，其家人也得免為官奴。有個叫韓紀孝的人，做過李敬業的偽官。早已死去，推事使顧仲琰抄沒他的家，已經下詔同意。
徐有功追著議論:“依法律。謀反者斬。身死就不實施斬，不實施斬就不得牽連治罪。牽連治罪之人死亡。因此而來的罪行就要減免。”
下詔聽從......如此獲得寬免的有數百家。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宮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陷該當處死，武後問宰相：“古人用刑殺止凶殺，我如今用恩義止凶殺，向眾公為任知古等人求情，賜他們再生，可以嗎？”
來俊臣、張知默堅決請求依法處死。武後不答應。徐有功上奏：“來俊臣違背陛下再生的恩賜，不能顯示信義。”
於是全部免死。對徐有功這樣一位執著而又守正護法的官員，武後總覺得有必要予以重用，同時又要消磨他的銳氣，使他臣服。
因此，在李仁褒兄弟謀反案的處理過程中，武皇毫不猶豫地將他貶官為民。
武後重新起用徐有功，是武後念其一身正氣，不詢私情。武後曆來看重人的氣質與才華，對那些個性鮮明。別具一格的朝臣，她總要另眼相看，給予更多的支持和尊重。
即使政見與己相左或者反對自己的大臣。她可以毫不留情地處罰他們，但絕不會輕易地觸犯他們做人的道德底線，也不會隨意將他們拋棄。
有一次徐有功被人控告，武後當麵責問他：“公近來斷案錯誤放出很多罪犯，這是為什麽啊？”麵對武後的嚴厲責問，徐有功鎮定自若，不慌不忙回答道：“誤放罪犯，是臣的小過；愛惜生靈，是陛下大德。”
武後聽出徐有功有責備和提醒自己之意。便沉默了片刻，開言道：“治國之道。在於舉大道而不拘常法，若無非常之舉何有大道可言？”
徐有功是乎並沒有聽明白武皇之言。仍順著自己的思路，表明自己的態度，“臣乃執法大臣，發現了弊端就會立即補救，看到了漏洞就會馬上堵塞。
為臣之道就是要興利而除弊！”武後不接徐有功話題，進而言道：“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法不易者亂。
身為朝臣，應明變中求穩，變中求治之理，本末有序，取*而為之。”這些都已經成為過去，當時是誰也沒有說服誰，也分不清是誰對還是誰錯。
武皇深知像徐有功這樣一些飽學之士，他們看重的是個人名節，追求的是諸子義理，講究的是循規蹈矩。為了名節和義理，他們往往表現出藐視權威的高傲，甚至可以置生死存亡於不顧。
他們守正務實，知道哪些是他們應該堅持的，哪些是不應該僭越的，在必須堅持的範圍內固守正義，毫不退讓。
他們攝取功名、看重手中的權力，更多的是為了展示自己的理想和才華；一旦現實不能如願以償，他們便可以求田問舍，退而隱之。
武後從不懷疑徐有功的忠誠，也領教了他無從詭隨、不避強禦的剛正和執著。
麵對徐有功這樣的耿介之士，武後在人格上對他是認同、讚賞和尊重的。
徐有功那種大丈夫的偉岸氣質，總是給人以力量、以震撼。撇開宮廷的是是非非，她願意與他鬥智鬥勇，而不會抹殺他的才華和勇氣。
武後同徐有功的全部過節和衝突，是在除惡與揚善、威嚴與寬弘的選擇上，武皇隻能更多地選擇前者，而徐有功恰恰注重的是後者，以至於出現了近乎犯上的種種舉動。
在徐有功看來，理性的回歸天經地義，一個行生死大權的法官，就必須守正行法；
守正則意味著對朝政行為的控製和收斂，意味著剛柔並濟的取舍。為了守正，徐有功表現出少有的倔強。武皇何曾不知道這其中的道理，然而，現實之中，
她更需要剛性治國，需要以殺製殺，割小慈以從大體，行非常之事，取非常之舉，這就不僅僅是守正，而必須過正。武皇一向認為，矯枉必須過正，
不過正不能矯枉。她不會過多地糾纏細節，也需要有自身的是非標準，即使會造成過錯，也要堅持自己的行為。對武皇而言。這是剛性的張揚，而在徐有功看來，
則是亂殺人。武皇清楚地知道。宮廷沃土，官宦之地。充滿著箭拔駑張的權力角逐和利益分割，容不得循規蹈矩、守正行事，也不允許她有更多的寬容。沒有剛性的張揚，就沒有理性的治理，猶如沒有玄武門之變，
就沒有貞觀之治；又猶如一匹烈馬，沒有鐵鞭加鐵錘，就難得良駒駿馬。
一旦不能製服就得使用手中的匕首。剛性的張揚是臣服，是皇室權威的昭示，是穩定天下的首要前提。守正的全部意義在於分清是非曲直，
張揚的是倫理道德；而權謀之下的宮廷，就不僅僅是是非曲直的分辨，也不僅僅是倫理道德的詮釋。武皇不可能過多地糾纏宮廷的是非曲直，
也無法完全做出公正的道德評判。她清楚地知道，一味地追求守正揚善，其結果隻會自投羅網。徐有功他們隻看到剛性的殘酷和非理性的一麵，
看不到剛性的威懾效應和開拓進取的一麵。豈知理性的大旗就是血與火的洗禮！
這大概也是為君之道與為臣之道的區別吧。
武後為徐有功對朝野、對群臣的種種善舉深感不安，隱隱約約覺得徐有的“為政寬仁”、“持平守正”是在刻意迎合某些勢力。武後有時會向自己發問，到底是我在糾正徐有功。
還是徐有功在糾正我呢？不過有一點武皇非常明白，他們共同的出發點都是在維護朝綱，但維護的方式卻大相庭徑。
武後此次重新啟用徐有功，是在她一路掃清勁敵之後，朝廷急需樹立朝政清明、執法公正的形象，以滿足天下崇德崇善之心。
即使沒有更多的實際意義，她也必須這樣做，況且徐有功的公正形象和作為也確實有利於朝廷。
因此，不想再費口舌同徐有功進行爭議。因為爭議是毫無結果的，要成就天下大事。武後身邊需要這樣敢於直言的大臣。從謀略上，她可以不讚同徐有功。但又不能沒有徐有功。
武後挽留了徐有功。這種挽留完全是曉之以大義的規勸，是禮賢下士的謙和。
令武後難以置信的是，徐有功並沒有表現出以往那種淩厲之氣，相反，在武皇的規勸麵前，竟然潸然淚下。
這使武皇看到了一個剛性男人鮮為人知的一麵。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場麵，剛強的徐有功把自己柔弱的一麵暴露在一個同樣剛強的女人麵前。
盡管這兩種剛強展示的是不同的立場和不同的取向，卻掩蓋不了息息相通的道義和人性。
武後知道，這是一個男人真情的自然流露，並不表示徐有功對自己的屈服，
隻能說明徐有功這次不願受職是真心實意的，實無討價還價之意；而接受武後的挽留則是身不由己的無奈。事情到了這一步，其實，君臣之間心裏都非常明白，
以後的合作，都不會是輕鬆的。對徐有功來講，這是一份難以推托的責任，而對武皇而言，絲毫不會動搖自己的治國理念，這就是鐵鞭、鐵錘加匕首的理念。
在庸人的眼裏烈馬是可畏的，是不可征服的，然而在強者的眼裏，烈馬是不可多得的，烈馬又是大有用途的；在烈馬麵前，展示的是強者的勇氣和膽量，張揚的是征服者的豪邁與誌氣。
武皇需要像徐有功這樣有個性、有作為的烈馬。一種製服和駕馭烈馬的強烈願望，使武後產生了無可言狀的激情和衝動。
宰相李昭德辦得最為痛快的一件事就是將酷吏侯思止處死，而且辦得幹淨利索，就像處置洛陽小民王慶之一樣直接用亂棍把侯思止打死在朝堂。
如果說在此之前打死王慶之是為了打擊武承嗣，還李氏皇嗣以公道，那麽這一次他所對付的不僅僅是武承嗣及其同夥，而是與他們相關聯的整個酷吏製度。
侯思止死有餘辜。這個原本仆役出身的無名小卒，受人指使，狀告恒州刺史裴貞夥同舒王李元名造反，被武皇看中，
並委以重用。原來，裴貞在任恒州刺史期間，因故責打了一名判司，這名判司由此懷恨在心。一個偶然的變故，判司發現朝廷正在追查舒王李元名造反，
凡是遭此牽連的都無一幸免，覺得有可乘之機，於是，便通過遊擊將軍高元禮，蠱惑在高元禮身邊當差的侯思止，
向朝廷狀告裴貞夥同李元名謀反。無知而又貪婪的侯思止在他們的操縱下如法炮製，朝廷當即下令追查，元明、裴貞同時獲罪。侯思止因告密有功，被封為遊擊將軍。
武皇後來得知侯思止不識字，於是召見侯思止，問道：“想任你為禦史，人們說你不識字啊。”對這樣一些頭腦簡單的人，武皇曆來不願意轉彎抹角多費口舌。
哪知侯思止早已被其策劃者授之以口舌，便鸚鵡學舌般地回答武皇，獬豸不識字但可辨別善惡。
侯思止當然不知道這話是何意，可武皇卻異常地明白，聽了侯思止的回答自然高興，這正是她所需要的人。
天授三年，
乃拜朝散大夫、左台侍禦史。一個目不識丁的莽夫，在武皇的庇護下被委以重用，難免鬧出許多令人捧腹的笑話，不時被朝廷官員所嘲諷。
但這並不影響他的作為，憑著蠻橫和無知，侯思止幹出了許多匪夷所思、栽贓陷害的事情來。那些被他陷害的人，不但要遭受皮肉之苦，還要蒙受他愚昧無知的嘲弄和屈辱。
同為酷吏，與來俊臣、周興他們不同的是，侯思止除了愚蠢的殘忍和貪婪，其他則一無是處。
對這樣一個頭腦簡單而又惡貫滿盈的家夥，宰相李昭德早就看在眼裏恨在心裏。
侯思止知道早些年來俊臣曾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詵女，亦效仿來俊臣，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
武皇敕令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詵女，
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複辱國耶！”當場把它他頂了回去。長壽二年，武皇敕令，除皇室之外，一概不得使用綢緞。
侯思止貪婪成性，居然偷偷地囤積綢緞。此事被人揭發，李昭德奉命負責查處。
於是就有了棒殺侯思止那一幕。此時的武皇對侯思止這樣一個無才無德的家夥已經失去了信任甚至厭惡，知道他的存在已是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對他的死絲毫也不會在意。(未完待續)
但命中早已注定要成為宴席上的菜肴，這是時勢的自然啊！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一旦不合陛下的心意，定會因此而死了。”
言下之意，守正行法是我不能改變的秉性，我要堅持這樣做，就不能滿足你的心意，因此，我隻能辭官不幹。武後對徐有功的辭呈並不感到意外。
這個不怕貶官、不怕殺頭、置生死於度外的大臣，從任司刑丞那時起，就不隻一次敢於同自己爭曲直論是非。武後最終看重徐有功，是他替含冤無辜者據理力爭，先後三次被判死刑，將要臨刑，泰然自若，麵無憂色；赦免了他，也並不欣喜。
這次是在徐有功免官之後被重新啟用，意在避免埋沒這一難得的人才，更好地發揮他的作用。沒有想到徐有功免官為民之後，性格使然，從啟用開始，就要同武後較真。
徐有功是國子博士徐文遠之孫，考中明經科，多次授任為蒲州司法參軍，繼承封爵為東莞男。
徐有功免官，源於徐有功任秋官郎中時，秋宮侍郎周興將一份案載原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謀反的案卷交徐有功閱，並稱司刑寺已判該兩兄弟為謀反罪。
徐有功看完案卷後認為，把李仁褒兄弟倆練武比箭作為叛逆謀反的證據，是為冤枉，應該馬上糾正！
周興不但不予以糾正，反而上奏武皇，言徐有功心懷叵測，並引經據典。說明徐有功附下罔上，有意袒護謀反之賊，正合死罪。請求武皇將徐有功下獄查審。
武皇雖不滿意徐有功的一些言行，但卻對徐有功的正直與才幹甚為欣賞。因此，她要保護徐有功，於是便下詔：“禁止逮捕審訊徐有功，免他的官職。”
徐有功免官時隻是一個從六品的小官，但武皇對徐有功卻十分地了解，這既歸功於徐有功的才華和政績，也在於徐有功鮮明的個性。
早在任蒲州司法參軍期間，徐有功“力求寬仁。從不輕易動用刑訊，也不輕易判人笞杖刑”，而用教化的辦法啟迪案犯悔悟自新。為此蒲州百姓和官吏都很受感動，稱徐有功為“徐無杖”。
徐有功三年任滿，竟沒有一次在審判案犯時用了杖罰的。因而“徐無杖”之名也就越傳越響，傳到了京城長安，也傳到武後那裏。
武後對徐有功的仁政並不在意，她看中的是徐有功的智慧和心懷。永昌元年，徐有功被宣詔進京，擔任起司刑寺丞的重要職務。
其時。武周革命如火如荼，為鏟除異己，武後使用周興、來俊臣等大批酷吏。構陷無辜事件時有發生，公卿震恐，莫感正言，
唯有徐有功挺身而出，常於殿前論奏曲直，多次受到武後斥責，徐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之後，徐有功尋轉秋宮員外郎。轉郎中。
朝廷設銅匭收集密告，一個叫馮敬同的人。他投狀告魏州貴鄉縣縣尉顏餘慶曾與去年起兵被殺的李衝共同謀反。武後令中侍禦史來俊臣審理此案。
顏餘慶被逮至長安後，來俊臣強逼顏餘慶承認是李衝謀反同黨。顏餘慶大喊冤枉，經過他的嚴刑逼供，無奈顏餘慶隻得認罪寫了供狀：“與李衝通同謀反”。
來俊臣見顏餘慶認罪，便上奏武後。武後禦閱認可後，令來俊臣將此案轉交司刑寺正式判刑。接顏餘慶案的是新上任的司刑丞徐有功。徐有功細閱了案卷，覺得顏餘慶雖已承認“與李衝通同謀反”，但罪證卻不足。
為了減輕顏的罪名，他查閱了武皇當年發的《永昌赦令》，發現“魁首”和“支黨”字樣，便援引了《永昌赦令》判顏餘慶為李衝謀反案的“支黨”，流放三千裏，讓顏餘慶免去死罪。
這一判決，不但來俊臣大為惱火，也令其他幾位參與此案審判的官員的不滿，侍禦史魏元忠便直接上奏武皇，請求將顏餘慶按謀反魁首處斬，家口籍沒。
武後準奏下敕。然而徐有功卻硬著頭皮向武後進諫：“顏餘慶一案請陛下再加斟酌定案。
顏餘慶違法替李衝收私債，又通書信，與李衝確有一些關係，然對照陛下已發布《永昌赦令》，顏餘慶也隻是一個漏網的支黨而已。
因此根據赦令應免其死罪，改判流刑。如果赦而複罪，即不如不赦，又如何麵對天下人?我聖朝決不能這般行事。”武後聽後大為不滿，反問徐有功道：“照你說，何為魁首?”徐有功沉著回答：“魁是大帥，首是原謀。”
武後再問：“顏餘慶難道不是魁首?”徐有功又答：“若是魁首，他早應在李衝被殺時就該伏法了，赦後才發覺，可見隻是個支黨而矣。”
武後反駁道：“他為李衝征私債、買弓箭還不是魁首是什麽?”徐有功對答：“征債是事實，但買弓箭與顏餘慶無關。”武後又問：“二月征債，八月通書，還能不是同謀?”
徐有功再次為顏慶餘開脫道：“所通書信未見查獲，隻據口供，而口供也隻承認與李衝禮節上寒暄。
而且征債、通書也隻能歸屬於支黨行為，與同謀魁首怎麽也不能同日而語！”這場朝堂的辯駁，使武後漸漸覺得這位人稱“徐無杖”的司刑丞倒有一般官員所沒有的膽量和見識。
為了緩和氣氛，避免引起更大衝突，武皇放鬆口氣對徐有功道：“顏餘慶是支黨不是支黨，卿再去仔細勘問，奏上來。”事後，徐有功以顏餘慶為“支黨”罪上奏武後，獲得武後的批準。
顏餘慶免去死罪，改為遠流，其家人也得免為官奴。有個叫韓紀孝的人，做過李敬業的偽官。早已死去，推事使顧仲琰抄沒他的家，已經下詔同意。
徐有功追著議論:“依法律。謀反者斬。身死就不實施斬，不實施斬就不得牽連治罪。牽連治罪之人死亡。因此而來的罪行就要減免。”
下詔聽從......如此獲得寬免的有數百家。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宮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陷該當處死，武後問宰相：“古人用刑殺止凶殺，我如今用恩義止凶殺，向眾公為任知古等人求情，賜他們再生，可以嗎？”
來俊臣、張知默堅決請求依法處死。武後不答應。徐有功上奏：“來俊臣違背陛下再生的恩賜，不能顯示信義。”
於是全部免死。對徐有功這樣一位執著而又守正護法的官員，武後總覺得有必要予以重用，同時又要消磨他的銳氣，使他臣服。
因此，在李仁褒兄弟謀反案的處理過程中，武皇毫不猶豫地將他貶官為民。
武後重新起用徐有功，是武後念其一身正氣，不詢私情。武後曆來看重人的氣質與才華，對那些個性鮮明。別具一格的朝臣，她總要另眼相看，給予更多的支持和尊重。
即使政見與己相左或者反對自己的大臣。她可以毫不留情地處罰他們，但絕不會輕易地觸犯他們做人的道德底線，也不會隨意將他們拋棄。
有一次徐有功被人控告，武後當麵責問他：“公近來斷案錯誤放出很多罪犯，這是為什麽啊？”麵對武後的嚴厲責問，徐有功鎮定自若，不慌不忙回答道：“誤放罪犯，是臣的小過；愛惜生靈，是陛下大德。”
武後聽出徐有功有責備和提醒自己之意。便沉默了片刻，開言道：“治國之道。在於舉大道而不拘常法，若無非常之舉何有大道可言？”
徐有功是乎並沒有聽明白武皇之言。仍順著自己的思路，表明自己的態度，“臣乃執法大臣，發現了弊端就會立即補救，看到了漏洞就會馬上堵塞。
為臣之道就是要興利而除弊！”武後不接徐有功話題，進而言道：“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法不易者亂。
身為朝臣，應明變中求穩，變中求治之理，本末有序，取*而為之。”這些都已經成為過去，當時是誰也沒有說服誰，也分不清是誰對還是誰錯。
武皇深知像徐有功這樣一些飽學之士，他們看重的是個人名節，追求的是諸子義理，講究的是循規蹈矩。為了名節和義理，他們往往表現出藐視權威的高傲，甚至可以置生死存亡於不顧。
他們守正務實，知道哪些是他們應該堅持的，哪些是不應該僭越的，在必須堅持的範圍內固守正義，毫不退讓。
他們攝取功名、看重手中的權力，更多的是為了展示自己的理想和才華；一旦現實不能如願以償，他們便可以求田問舍，退而隱之。
武後從不懷疑徐有功的忠誠，也領教了他無從詭隨、不避強禦的剛正和執著。
麵對徐有功這樣的耿介之士，武後在人格上對他是認同、讚賞和尊重的。
徐有功那種大丈夫的偉岸氣質，總是給人以力量、以震撼。撇開宮廷的是是非非，她願意與他鬥智鬥勇，而不會抹殺他的才華和勇氣。
武後同徐有功的全部過節和衝突，是在除惡與揚善、威嚴與寬弘的選擇上，武皇隻能更多地選擇前者，而徐有功恰恰注重的是後者，以至於出現了近乎犯上的種種舉動。
在徐有功看來，理性的回歸天經地義，一個行生死大權的法官，就必須守正行法；
守正則意味著對朝政行為的控製和收斂，意味著剛柔並濟的取舍。為了守正，徐有功表現出少有的倔強。武皇何曾不知道這其中的道理，然而，現實之中，
她更需要剛性治國，需要以殺製殺，割小慈以從大體，行非常之事，取非常之舉，這就不僅僅是守正，而必須過正。武皇一向認為，矯枉必須過正，
不過正不能矯枉。她不會過多地糾纏細節，也需要有自身的是非標準，即使會造成過錯，也要堅持自己的行為。對武皇而言。這是剛性的張揚，而在徐有功看來，
則是亂殺人。武皇清楚地知道。宮廷沃土，官宦之地。充滿著箭拔駑張的權力角逐和利益分割，容不得循規蹈矩、守正行事，也不允許她有更多的寬容。沒有剛性的張揚，就沒有理性的治理，猶如沒有玄武門之變，
就沒有貞觀之治；又猶如一匹烈馬，沒有鐵鞭加鐵錘，就難得良駒駿馬。
一旦不能製服就得使用手中的匕首。剛性的張揚是臣服，是皇室權威的昭示，是穩定天下的首要前提。守正的全部意義在於分清是非曲直，
張揚的是倫理道德；而權謀之下的宮廷，就不僅僅是是非曲直的分辨，也不僅僅是倫理道德的詮釋。武皇不可能過多地糾纏宮廷的是非曲直，
也無法完全做出公正的道德評判。她清楚地知道，一味地追求守正揚善，其結果隻會自投羅網。徐有功他們隻看到剛性的殘酷和非理性的一麵，
看不到剛性的威懾效應和開拓進取的一麵。豈知理性的大旗就是血與火的洗禮！
這大概也是為君之道與為臣之道的區別吧。
武後為徐有功對朝野、對群臣的種種善舉深感不安，隱隱約約覺得徐有的“為政寬仁”、“持平守正”是在刻意迎合某些勢力。武後有時會向自己發問，到底是我在糾正徐有功。
還是徐有功在糾正我呢？不過有一點武皇非常明白，他們共同的出發點都是在維護朝綱，但維護的方式卻大相庭徑。
武後此次重新啟用徐有功，是在她一路掃清勁敵之後，朝廷急需樹立朝政清明、執法公正的形象，以滿足天下崇德崇善之心。
即使沒有更多的實際意義，她也必須這樣做，況且徐有功的公正形象和作為也確實有利於朝廷。
因此，不想再費口舌同徐有功進行爭議。因為爭議是毫無結果的，要成就天下大事。武後身邊需要這樣敢於直言的大臣。從謀略上，她可以不讚同徐有功。但又不能沒有徐有功。
武後挽留了徐有功。這種挽留完全是曉之以大義的規勸，是禮賢下士的謙和。
令武後難以置信的是，徐有功並沒有表現出以往那種淩厲之氣，相反，在武皇的規勸麵前，竟然潸然淚下。
這使武皇看到了一個剛性男人鮮為人知的一麵。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場麵，剛強的徐有功把自己柔弱的一麵暴露在一個同樣剛強的女人麵前。
盡管這兩種剛強展示的是不同的立場和不同的取向，卻掩蓋不了息息相通的道義和人性。
武後知道，這是一個男人真情的自然流露，並不表示徐有功對自己的屈服，
隻能說明徐有功這次不願受職是真心實意的，實無討價還價之意；而接受武後的挽留則是身不由己的無奈。事情到了這一步，其實，君臣之間心裏都非常明白，
以後的合作，都不會是輕鬆的。對徐有功來講，這是一份難以推托的責任，而對武皇而言，絲毫不會動搖自己的治國理念，這就是鐵鞭、鐵錘加匕首的理念。
在庸人的眼裏烈馬是可畏的，是不可征服的，然而在強者的眼裏，烈馬是不可多得的，烈馬又是大有用途的；在烈馬麵前，展示的是強者的勇氣和膽量，張揚的是征服者的豪邁與誌氣。
武皇需要像徐有功這樣有個性、有作為的烈馬。一種製服和駕馭烈馬的強烈願望，使武後產生了無可言狀的激情和衝動。
宰相李昭德辦得最為痛快的一件事就是將酷吏侯思止處死，而且辦得幹淨利索，就像處置洛陽小民王慶之一樣直接用亂棍把侯思止打死在朝堂。
如果說在此之前打死王慶之是為了打擊武承嗣，還李氏皇嗣以公道，那麽這一次他所對付的不僅僅是武承嗣及其同夥，而是與他們相關聯的整個酷吏製度。
侯思止死有餘辜。這個原本仆役出身的無名小卒，受人指使，狀告恒州刺史裴貞夥同舒王李元名造反，被武皇看中，
並委以重用。原來，裴貞在任恒州刺史期間，因故責打了一名判司，這名判司由此懷恨在心。一個偶然的變故，判司發現朝廷正在追查舒王李元名造反，
凡是遭此牽連的都無一幸免，覺得有可乘之機，於是，便通過遊擊將軍高元禮，蠱惑在高元禮身邊當差的侯思止，
向朝廷狀告裴貞夥同李元名謀反。無知而又貪婪的侯思止在他們的操縱下如法炮製，朝廷當即下令追查，元明、裴貞同時獲罪。侯思止因告密有功，被封為遊擊將軍。
武皇後來得知侯思止不識字，於是召見侯思止，問道：“想任你為禦史，人們說你不識字啊。”對這樣一些頭腦簡單的人，武皇曆來不願意轉彎抹角多費口舌。
哪知侯思止早已被其策劃者授之以口舌，便鸚鵡學舌般地回答武皇，獬豸不識字但可辨別善惡。
侯思止當然不知道這話是何意，可武皇卻異常地明白，聽了侯思止的回答自然高興，這正是她所需要的人。
天授三年，
乃拜朝散大夫、左台侍禦史。一個目不識丁的莽夫，在武皇的庇護下被委以重用，難免鬧出許多令人捧腹的笑話，不時被朝廷官員所嘲諷。
但這並不影響他的作為，憑著蠻橫和無知，侯思止幹出了許多匪夷所思、栽贓陷害的事情來。那些被他陷害的人，不但要遭受皮肉之苦，還要蒙受他愚昧無知的嘲弄和屈辱。
同為酷吏，與來俊臣、周興他們不同的是，侯思止除了愚蠢的殘忍和貪婪，其他則一無是處。
對這樣一個頭腦簡單而又惡貫滿盈的家夥，宰相李昭德早就看在眼裏恨在心裏。
侯思止知道早些年來俊臣曾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詵女，亦效仿來俊臣，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
武皇敕令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詵女，
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複辱國耶！”當場把它他頂了回去。長壽二年，武皇敕令，除皇室之外，一概不得使用綢緞。
侯思止貪婪成性，居然偷偷地囤積綢緞。此事被人揭發，李昭德奉命負責查處。
於是就有了棒殺侯思止那一幕。此時的武皇對侯思止這樣一個無才無德的家夥已經失去了信任甚至厭惡，知道他的存在已是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對他的死絲毫也不會在意。(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