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
在哥舒翰來京城之前，有人勸他多帶金帛去救王忠嗣，哥舒翰說道，“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隻帶一個包裹就上路了。見到了唐玄宗，他力陳王忠嗣的冤屈，請求以自己的官爵為王忠嗣贖罪，皇帝不理他，他“叩頭隨之，
言與淚俱”，有如此部下，王忠嗣是怎樣的一個人，皇帝心知肚明，唐玄宗終於感動了，雖然不赦王忠嗣阻撓軍功之罪，但總算高抬貴手，
隻把王忠嗣貶為漢陽太守，天寶七年，又改為漢東郡太守，天寶八年（公元749年），王忠嗣鬱鬱而終，享年四十四歲。他的兒子王震，天寶年間做到了秘書丞。
哥舒翰率領十餘萬大軍進攻石堡城，
石堡城回到了唐軍的手中，唐軍死者數萬，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一切都如王忠嗣的預料，開始是石堡城的血流盈階，然後是安史之亂的生靈塗炭，
如果王忠嗣還活著，安史之亂很可能不會發生，正如唐詩所說，“但使龍城飛將在，不叫胡馬度陰山”，可惜曆史無法假設，悲劇照樣發生，
讓後人椎心泣血。
應不應該犧牲數萬人去攻取石堡城，我們可以看看舊唐書卷二百七上的一段對話，唐玄宗說，“吐蕃讚普往年嚐與朕書，
悖慢無禮，朕意欲討之，何得和也”，皇甫惟明的回答是，“開元之初，讚普幼稚，豈能如此。必是在邊軍將務邀一時之功，偽作此書。激怒陛下。
兩國既鬥，興師動眾，因利乘便。公行隱盜，偽作功狀。以希勳爵，所損钜萬，何益國家！今河西、隴右，百姓疲竭，事皆由此。若陛下遣使往視金城公主，因與讚普麵約通和，令其稽顙稱臣，
永息邊境。此永代安人之道也”，君主的顯赫邊功與黎民百姓的安居樂業，兩者之間誰更重要？王忠嗣做出了自己正確的選擇，他說過，“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曆史上有幾個將領會把黎民百姓的福祉看得比自己的功名更重要？曆史上有幾個將軍會把士兵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功名更重要？王忠嗣的所作所為證明了一點，
他不僅是君主手中所向無敵的寶劍。他也是大唐帝國真正的男人和稱職的將軍。
“內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
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點朝衣”。這首詩描述了李德裕繁忙的宰輔生活，
展現了李德裕生活的一個側麵。通常，史書都把李德裕歸於文官一類，殊不知，他做過兵部侍郎和太尉，是個不折不扣的發號施令的武人，
“萬古良相”是時人對他中肯的評價。李德裕，字文饒，出身於著名的士族趙郡（今河北趙縣）李氏。他的祖父李棲筠，當過禦史大夫。他的父親李吉甫，當過元和年間的宰相。李德裕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兩度拜相，
政績卓著，後人稱為“會昌中興”（佛門稱為“會昌法難”），如果不是因為執政時間較短，李德裕的果斷堅毅完全可以使之成為大唐第一名相，如果真是這樣，大唐的國柞將大大延長。
李德裕少年時就心懷大誌，勤奮讀書，尤喜《左氏春秋》和《漢書》，但是，他卻不願意和別人一起參加科舉考試，認為這樣是自貶身價，因為他出身名門士族，照樣憑借門蔭當上了校書郎。
公元805年，李吉甫擔任了元和宰相，李德裕就辭官不做，直到公元816年，張弘靖出任河東節度使，李德裕做了他的掌書記。
李吉甫去世以後，李德裕跟著張弘靖一起入朝，拜為監察禦史，唐穆宗繼位，李德裕被選為翰林學士，隨後，又擔任過考功郎中、知製誥、中書舍人、禦史中丞。
由於李吉甫做宰相的時候，與牛僧孺、李宗閔、李逢吉政見不和、針鋒相對，一直積怨很深，因此，他們三人把怒火轉移到了李吉甫兒子的身上，非要除之而後快。
李德裕被李逢吉外放為浙西觀察使，牛僧孺、李逢吉分別擔任了朝廷的宰相，牛、李之間的黨爭一直持續了四十年。
李德裕到了浙西以後，很快顯露了出類拔萃的從政才能。以前，當地很不太平，為了討好將士們，府庫裏的東西經常被賞賜一空。李德裕善於理財，府庫幾年時間就變得十分充盈。
他也善於撫士，雖然賞賜不厚，將士們卻都沒有什麽怨言。他在移風易俗方麵更是出色，他挑選年高德勳的長老教化當地人，輔以嚴刑峻法，
幾年之中就革出了遺棄父母的陋習。他剿滅流寇，讓百姓安居樂業，百姓發自內心地視他為父母官，唐穆宗也下詔對他予以褒揚。
唐敬宗即位以後，生活奢侈，到處索供。剛當上皇帝，就讓浙西進貢銀質妝具20件，又讓浙西進貢繚綾1000匹，李德裕都上疏予以拒絕，指出浙西連年旱災，入不敷出，實在交不出皇帝老爺的麵子工程，
並希望皇帝向漢文帝學習，減輕百姓的各種負擔。唐代的皇帝真是胸懷大度，唐敬宗並沒有鼻子氣歪，很快準其所請。
自元和以後，佛教極度昌盛，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公元824年，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借口祝賀唐敬宗的誕辰，設壇度僧，每個人隻要交上2000錢，就能落發出家，逃避賦稅和徭役。
李德裕上疏揭發了王智興，一針見血的指出，江淮地區，男子為逃避傜賦，
一戶如果有三丁必然有一丁出家為僧，如果不加禁止，江淮地區將喪失壯勞力60萬，這對大唐帝國來說，是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皇帝震驚了。趕緊下詔，
禁止王智興設壇度僧。對於僧人的欺騙行為，李德裕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特別是那些販賣包治百病的聖水的家夥，李德裕是抓住一個。懲辦一個，決不允許僧人在他的地盤上招搖撞騙。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由於李德裕在地方上成績出色，被封為兵部侍郎，裴度推薦他做宰相，當時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閔得宦官助力，
搶先取得宰相之位，極力排擠李德裕。李德裕外放為鄭滑節度使，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德裕成為劍南西川節度使。
西川位置險要，與南詔和吐蕃分別接壤，在此之前，南詔入寇，打敗杜元穎，繼任的郭釗又生病不能理事，李德裕接手的是一個民不聊生的爛攤子。
李德裕率領眾人，在清溪關（今四川漢源南）修築堡壘。利用地形優勢阻擋南詔的進攻，形成一夫擋關、萬夫莫開的局麵。
李德裕為了熟悉地形，親自走遍這裏的山山水水。繪製成地圖，上報給朝廷，向唐文宗提出了一條又一條切實可行的建議。李德裕還選拔民兵，
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大大增強了唐軍的戰鬥力，短短的時間內，當地就呈現出百業興旺的局麵。太和五年（公元831年）。
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投降唐軍，李德裕得到了吐蕃的維州城。正可以借此扼製吐蕃的進攻，可惜的是。宰相牛僧孺滿懷私心，不以國家為重，
竟然勸說唐文宗歸還維州給吐蕃，遣返了全部吐蕃降卒，致使他們回去後盡數遇害。李德裕怒不可遏，黨爭從此愈演愈烈。唐文宗也後悔莫及，
他意識到李德裕的做法是正確的，遂封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將牛僧孺貶官外放，李德裕隨後也當上了宰相，這是他第一次出任宰相，然而，
唐文宗對他達不到推心置腹、信任有加的地步，他很快就被外放為鎮海節度使（筆者在鎮江還參觀過李德裕建造的鐵塔），
直到公元840年唐武宗上台，李德裕二度為相，才有機會盡展其才，協助大唐帝國渡過一個又一個驚濤駭浪，顯示了驚人的執政能力。
會昌年間，回鶻發生了一係列變亂，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公元821年，回鶻崇德可汗即位，迎娶了唐憲宗的女兒太和公主，大唐與回鶻處於和平共處的狀態。但是，回鶻國內連年遭災、動蕩不已，
公元840年，黠戛斯攻破回鶻，殺掉了回鶻可汗，諸部離散，烏介可汗挾持太和公主來到大唐邊境，請求用回鶻婦女和珠寶來交換唐朝的糧食。
李德裕認為，回鶻曾有大功於唐，應以仁義待之，唐武宗就借給了烏介可汗二萬斛糧食。不想，烏介可汗吃飽喝足，竟然帶兵搶掠雲朔之地，
在李德裕的調度下，河東節度使劉沔的部將石雄率部痛擊烏介可汗，回鶻軍被打得一敗塗地，烏介可汗逃之夭夭，太和公主被迎回了大唐。
過了沒多久，澤潞節度使劉從諫病死，他的侄子劉稹企圖代理澤潞節度使的職務，朝廷先後派出了三批使者，
才確切知道了劉從諫的死訊。如何處置劉稹，朝廷上意見不一，李德裕力排眾議，主張出兵討伐。他認為，劉稹之所以敢於與中央叫板，主要是依仗河朔三鎮的支持，現在隻要讓成德、魏博站在中央這邊，
協助進攻劉稹，劉稹就必然滅亡。當然，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朝廷向成德節度使王元奎和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宣布，允許子孫世襲的政策保持不變。
唐武宗對李德裕是言聽計從，視為腹心，不久，王元奎敗劉稹軍於堯山，被唐武宗封為檢校同平章事，但何弘敬依然在觀望，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朝廷就令忠武軍平叛，借道魏博，何弘敬害怕了，派兵猛攻磁州，重創劉稹軍，被朝廷封為檢校左仆射。在這節骨眼上，會昌三年（843年），
太原發生兵亂，亂兵“奉裨將楊弁主留事”，與劉稹互相呼應，形勢朝不利於朝廷的方向發展。
使者馬元貫接受了楊弁的賄賂，極言楊弁兵強馬壯，不可與戰，麵對眾臣的罷兵之議，李德裕當場予以否決。
他調兵遣將，先平太原之亂，“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
駐守榆社的河東節度使軍隊擔心自己在太原的家眷會被外地軍隊誤殺，在河東監軍呂義忠的帶領下，攻入太原，殺掉了楊弁，傳首京師。
太原之亂平息了，劉稹變得勢單力孤，失去了河北三鎮的依靠，成德、魏博的軍隊又聯手夾攻，就是傻子也看得出劉稹的結局。劉稹的軍隊迅速分化了，邢州、洺州、磁州相繼倒戈，會昌四年（公元844年），
潞州大將郭誼誅殺劉稹，屠滅劉氏宗族，迎接朝廷的軍隊進城，五州三十一縣光複了，隻用了短短十三個月的時間，李德裕功高蓋世，榮升太尉，在皇帝的堅持之下，加封衛國公。
當然，衛國公李德裕最讓史家注目的還是會昌滅佛和朋黨之爭，單從執政效果來看，出身貴族的李德裕要遠遠強過出身庶族的牛僧孺，貴族自有養家之財產，即使丟了官位，眼見措施有誤，
往往有包天的膽量去捅破，庶族的官位往往維係全家老小的衣食，如何保住官位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如此，就能解釋唐代士族當中君子多、庶族當中小人多的原因了。
同樣是出於深刻的經濟原因，會昌滅佛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共同的傑作，可以說，唐朝經濟的中興與滅佛運動有著直接的關係。
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武宗下令沒收各地寺院的財產。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唐武宗下了一道“殺沙門令”，傳說藩鎮的奸細扮成僧人混入了京城，長安城中打死裹頭僧有三百多人。
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唐武宗迫令和尚尼姑還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下令查實寺院和僧侶人數，長安、洛陽留寺各兩座，每寺隻留僧人30人，大唐諸郡各留一寺，寺有三等，上寺留20人，中寺留10人，下寺留5人。
全國共計拆毀寺院4600多座，拆毀蘭若（私立的僧居）4萬多所，釋放奴婢15萬人，釋放寺院役使的良人50萬人，僧尼還俗的有26萬餘人。
朝廷從滅佛運動中得到的不僅是堆積如山的財富，還有無數被寺院占據的土地，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壯勞力重新成了納稅戶。(未完待續)
在哥舒翰來京城之前，有人勸他多帶金帛去救王忠嗣，哥舒翰說道，“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隻帶一個包裹就上路了。見到了唐玄宗，他力陳王忠嗣的冤屈，請求以自己的官爵為王忠嗣贖罪，皇帝不理他，他“叩頭隨之，
言與淚俱”，有如此部下，王忠嗣是怎樣的一個人，皇帝心知肚明，唐玄宗終於感動了，雖然不赦王忠嗣阻撓軍功之罪，但總算高抬貴手，
隻把王忠嗣貶為漢陽太守，天寶七年，又改為漢東郡太守，天寶八年（公元749年），王忠嗣鬱鬱而終，享年四十四歲。他的兒子王震，天寶年間做到了秘書丞。
哥舒翰率領十餘萬大軍進攻石堡城，
石堡城回到了唐軍的手中，唐軍死者數萬，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一切都如王忠嗣的預料，開始是石堡城的血流盈階，然後是安史之亂的生靈塗炭，
如果王忠嗣還活著，安史之亂很可能不會發生，正如唐詩所說，“但使龍城飛將在，不叫胡馬度陰山”，可惜曆史無法假設，悲劇照樣發生，
讓後人椎心泣血。
應不應該犧牲數萬人去攻取石堡城，我們可以看看舊唐書卷二百七上的一段對話，唐玄宗說，“吐蕃讚普往年嚐與朕書，
悖慢無禮，朕意欲討之，何得和也”，皇甫惟明的回答是，“開元之初，讚普幼稚，豈能如此。必是在邊軍將務邀一時之功，偽作此書。激怒陛下。
兩國既鬥，興師動眾，因利乘便。公行隱盜，偽作功狀。以希勳爵，所損钜萬，何益國家！今河西、隴右，百姓疲竭，事皆由此。若陛下遣使往視金城公主，因與讚普麵約通和，令其稽顙稱臣，
永息邊境。此永代安人之道也”，君主的顯赫邊功與黎民百姓的安居樂業，兩者之間誰更重要？王忠嗣做出了自己正確的選擇，他說過，“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曆史上有幾個將領會把黎民百姓的福祉看得比自己的功名更重要？曆史上有幾個將軍會把士兵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功名更重要？王忠嗣的所作所為證明了一點，
他不僅是君主手中所向無敵的寶劍。他也是大唐帝國真正的男人和稱職的將軍。
“內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
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點朝衣”。這首詩描述了李德裕繁忙的宰輔生活，
展現了李德裕生活的一個側麵。通常，史書都把李德裕歸於文官一類，殊不知，他做過兵部侍郎和太尉，是個不折不扣的發號施令的武人，
“萬古良相”是時人對他中肯的評價。李德裕，字文饒，出身於著名的士族趙郡（今河北趙縣）李氏。他的祖父李棲筠，當過禦史大夫。他的父親李吉甫，當過元和年間的宰相。李德裕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兩度拜相，
政績卓著，後人稱為“會昌中興”（佛門稱為“會昌法難”），如果不是因為執政時間較短，李德裕的果斷堅毅完全可以使之成為大唐第一名相，如果真是這樣，大唐的國柞將大大延長。
李德裕少年時就心懷大誌，勤奮讀書，尤喜《左氏春秋》和《漢書》，但是，他卻不願意和別人一起參加科舉考試，認為這樣是自貶身價，因為他出身名門士族，照樣憑借門蔭當上了校書郎。
公元805年，李吉甫擔任了元和宰相，李德裕就辭官不做，直到公元816年，張弘靖出任河東節度使，李德裕做了他的掌書記。
李吉甫去世以後，李德裕跟著張弘靖一起入朝，拜為監察禦史，唐穆宗繼位，李德裕被選為翰林學士，隨後，又擔任過考功郎中、知製誥、中書舍人、禦史中丞。
由於李吉甫做宰相的時候，與牛僧孺、李宗閔、李逢吉政見不和、針鋒相對，一直積怨很深，因此，他們三人把怒火轉移到了李吉甫兒子的身上，非要除之而後快。
李德裕被李逢吉外放為浙西觀察使，牛僧孺、李逢吉分別擔任了朝廷的宰相，牛、李之間的黨爭一直持續了四十年。
李德裕到了浙西以後，很快顯露了出類拔萃的從政才能。以前，當地很不太平，為了討好將士們，府庫裏的東西經常被賞賜一空。李德裕善於理財，府庫幾年時間就變得十分充盈。
他也善於撫士，雖然賞賜不厚，將士們卻都沒有什麽怨言。他在移風易俗方麵更是出色，他挑選年高德勳的長老教化當地人，輔以嚴刑峻法，
幾年之中就革出了遺棄父母的陋習。他剿滅流寇，讓百姓安居樂業，百姓發自內心地視他為父母官，唐穆宗也下詔對他予以褒揚。
唐敬宗即位以後，生活奢侈，到處索供。剛當上皇帝，就讓浙西進貢銀質妝具20件，又讓浙西進貢繚綾1000匹，李德裕都上疏予以拒絕，指出浙西連年旱災，入不敷出，實在交不出皇帝老爺的麵子工程，
並希望皇帝向漢文帝學習，減輕百姓的各種負擔。唐代的皇帝真是胸懷大度，唐敬宗並沒有鼻子氣歪，很快準其所請。
自元和以後，佛教極度昌盛，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公元824年，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借口祝賀唐敬宗的誕辰，設壇度僧，每個人隻要交上2000錢，就能落發出家，逃避賦稅和徭役。
李德裕上疏揭發了王智興，一針見血的指出，江淮地區，男子為逃避傜賦，
一戶如果有三丁必然有一丁出家為僧，如果不加禁止，江淮地區將喪失壯勞力60萬，這對大唐帝國來說，是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皇帝震驚了。趕緊下詔，
禁止王智興設壇度僧。對於僧人的欺騙行為，李德裕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特別是那些販賣包治百病的聖水的家夥，李德裕是抓住一個。懲辦一個，決不允許僧人在他的地盤上招搖撞騙。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由於李德裕在地方上成績出色，被封為兵部侍郎，裴度推薦他做宰相，當時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閔得宦官助力，
搶先取得宰相之位，極力排擠李德裕。李德裕外放為鄭滑節度使，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德裕成為劍南西川節度使。
西川位置險要，與南詔和吐蕃分別接壤，在此之前，南詔入寇，打敗杜元穎，繼任的郭釗又生病不能理事，李德裕接手的是一個民不聊生的爛攤子。
李德裕率領眾人，在清溪關（今四川漢源南）修築堡壘。利用地形優勢阻擋南詔的進攻，形成一夫擋關、萬夫莫開的局麵。
李德裕為了熟悉地形，親自走遍這裏的山山水水。繪製成地圖，上報給朝廷，向唐文宗提出了一條又一條切實可行的建議。李德裕還選拔民兵，
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大大增強了唐軍的戰鬥力，短短的時間內，當地就呈現出百業興旺的局麵。太和五年（公元831年）。
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投降唐軍，李德裕得到了吐蕃的維州城。正可以借此扼製吐蕃的進攻，可惜的是。宰相牛僧孺滿懷私心，不以國家為重，
竟然勸說唐文宗歸還維州給吐蕃，遣返了全部吐蕃降卒，致使他們回去後盡數遇害。李德裕怒不可遏，黨爭從此愈演愈烈。唐文宗也後悔莫及，
他意識到李德裕的做法是正確的，遂封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將牛僧孺貶官外放，李德裕隨後也當上了宰相，這是他第一次出任宰相，然而，
唐文宗對他達不到推心置腹、信任有加的地步，他很快就被外放為鎮海節度使（筆者在鎮江還參觀過李德裕建造的鐵塔），
直到公元840年唐武宗上台，李德裕二度為相，才有機會盡展其才，協助大唐帝國渡過一個又一個驚濤駭浪，顯示了驚人的執政能力。
會昌年間，回鶻發生了一係列變亂，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公元821年，回鶻崇德可汗即位，迎娶了唐憲宗的女兒太和公主，大唐與回鶻處於和平共處的狀態。但是，回鶻國內連年遭災、動蕩不已，
公元840年，黠戛斯攻破回鶻，殺掉了回鶻可汗，諸部離散，烏介可汗挾持太和公主來到大唐邊境，請求用回鶻婦女和珠寶來交換唐朝的糧食。
李德裕認為，回鶻曾有大功於唐，應以仁義待之，唐武宗就借給了烏介可汗二萬斛糧食。不想，烏介可汗吃飽喝足，竟然帶兵搶掠雲朔之地，
在李德裕的調度下，河東節度使劉沔的部將石雄率部痛擊烏介可汗，回鶻軍被打得一敗塗地，烏介可汗逃之夭夭，太和公主被迎回了大唐。
過了沒多久，澤潞節度使劉從諫病死，他的侄子劉稹企圖代理澤潞節度使的職務，朝廷先後派出了三批使者，
才確切知道了劉從諫的死訊。如何處置劉稹，朝廷上意見不一，李德裕力排眾議，主張出兵討伐。他認為，劉稹之所以敢於與中央叫板，主要是依仗河朔三鎮的支持，現在隻要讓成德、魏博站在中央這邊，
協助進攻劉稹，劉稹就必然滅亡。當然，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朝廷向成德節度使王元奎和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宣布，允許子孫世襲的政策保持不變。
唐武宗對李德裕是言聽計從，視為腹心，不久，王元奎敗劉稹軍於堯山，被唐武宗封為檢校同平章事，但何弘敬依然在觀望，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朝廷就令忠武軍平叛，借道魏博，何弘敬害怕了，派兵猛攻磁州，重創劉稹軍，被朝廷封為檢校左仆射。在這節骨眼上，會昌三年（843年），
太原發生兵亂，亂兵“奉裨將楊弁主留事”，與劉稹互相呼應，形勢朝不利於朝廷的方向發展。
使者馬元貫接受了楊弁的賄賂，極言楊弁兵強馬壯，不可與戰，麵對眾臣的罷兵之議，李德裕當場予以否決。
他調兵遣將，先平太原之亂，“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
駐守榆社的河東節度使軍隊擔心自己在太原的家眷會被外地軍隊誤殺，在河東監軍呂義忠的帶領下，攻入太原，殺掉了楊弁，傳首京師。
太原之亂平息了，劉稹變得勢單力孤，失去了河北三鎮的依靠，成德、魏博的軍隊又聯手夾攻，就是傻子也看得出劉稹的結局。劉稹的軍隊迅速分化了，邢州、洺州、磁州相繼倒戈，會昌四年（公元844年），
潞州大將郭誼誅殺劉稹，屠滅劉氏宗族，迎接朝廷的軍隊進城，五州三十一縣光複了，隻用了短短十三個月的時間，李德裕功高蓋世，榮升太尉，在皇帝的堅持之下，加封衛國公。
當然，衛國公李德裕最讓史家注目的還是會昌滅佛和朋黨之爭，單從執政效果來看，出身貴族的李德裕要遠遠強過出身庶族的牛僧孺，貴族自有養家之財產，即使丟了官位，眼見措施有誤，
往往有包天的膽量去捅破，庶族的官位往往維係全家老小的衣食，如何保住官位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如此，就能解釋唐代士族當中君子多、庶族當中小人多的原因了。
同樣是出於深刻的經濟原因，會昌滅佛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共同的傑作，可以說，唐朝經濟的中興與滅佛運動有著直接的關係。
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武宗下令沒收各地寺院的財產。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唐武宗下了一道“殺沙門令”，傳說藩鎮的奸細扮成僧人混入了京城，長安城中打死裹頭僧有三百多人。
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唐武宗迫令和尚尼姑還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下令查實寺院和僧侶人數，長安、洛陽留寺各兩座，每寺隻留僧人30人，大唐諸郡各留一寺，寺有三等，上寺留20人，中寺留10人，下寺留5人。
全國共計拆毀寺院4600多座，拆毀蘭若（私立的僧居）4萬多所，釋放奴婢15萬人，釋放寺院役使的良人50萬人，僧尼還俗的有26萬餘人。
朝廷從滅佛運動中得到的不僅是堆積如山的財富，還有無數被寺院占據的土地，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壯勞力重新成了納稅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