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高祖李淵正在海池邊悠閑地劃著船。尉遲敬德身披鎧甲，手握長予，突然出現在李淵麵前。《資治通鑒》這樣記載李淵的反應。“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尉遲敬德回答說：“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
隻有對方作亂才能證明自己行動的合法性。
太平公主很可能是“被謀反”。太平公主經常召集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陸象先等人議論朝政。在談話間，太平公主不免流露出對玄宗的不滿，而深受儒家學說的陸象先自然認為妄議朝政不妥，所以觸怒了太平公主。兩人因為政見分歧而漸行漸遠。這些不滿的言論很可能被後人渲染成廢立皇帝的陰謀。
《資治通鑒?二百一十卷?唐紀二十六》記載：“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謀以羽林兵誅之，使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
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
上(即唐玄宗)以為然。泄其謀於侍禦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
可見，唐玄宗早有鏟除太平公主一黨的圖謀，隻是因為事情泄露而被迫終止。不管太平公主是否謀反，唐玄宗總會將其鏟除。
當朝宰相大都是太平公主的同黨，所以隻要太平公主在，那麽唐玄宗在施政時便會受到極大的掣肘，也會始終感到不安與恐慌。
唐玄宗對崔湜那次特殊的召見是想讓他供認參與太平公主謀劃的叛亂。如果崔湜答應，則史書記載的告密者將不會是魏知古而是崔湜。鑒於崔湜與太平公主的特殊關係。唐玄宗編造的這個驚天謊言便會變得天衣無縫，而崔湜顯然拒絕了。
出自太平公主門下的五位宰相，三位宰相身首異處。幸存的兩位被貶謫或者被流放。陸象先被貶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崔湜被流放嶺南。崔湜與原尚書右丞盧藏用一同前行遙遠的嶺南。
經司法部門查實，宮人元氏供認太平公主一黨指使她在進獻給玄宗皇帝服用的天麻粉中投毒。而崔湜也參與其中。崔湜是否參與投毒疑點重重。《新唐書》與《資治通鑒》對崔湜參與策劃投毒持肯定態度。《舊唐書》卻記載：“初，湜與張說有隙，（張）說時為中書令，議者以為（張）說構陷之。”可能真正需要崔湜死不是張說而是唐玄宗，因為崔湜知道的太多了！
流放途中，崔湜對盧藏用說：“家弟承蒙皇帝隆恩，或許在下還能獲得寬恕。”崔湜所指家弟為崔澄。崔澄原名崔滌。崔澄的名字便是唐玄宗李隆基為他取的。崔澄聰明機智，幽默風趣。擅長辯論。李隆基做番王時，崔澄的家瀕臨他的府第，因此兩人過從甚密。李隆基出任潞州刺史時，為其餞行的賓客均送至長安城門而止步，而唯獨崔澄將其送到華州，足見兩人深厚的情誼。
流放途中的崔湜一直行動遲緩，因為他殷切期盼著赦免詔書。這無疑從側麵印證崔湜並沒有參與謀反，否則一個僥幸逃過一死的謀逆之人怎麽會奢望赦免呢？
崔湜行至荊州時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夢見在講堂中照鏡子，並且對著鏡子說：“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崔湜將此夢告訴占夢人張由。張由一臉憂愁地說：“講堂是受法之所。而鏡字為‘立見金’。這絕不是吉兆啊！”當天，朝廷派來的使者趕到。崔湜等來的不是赦免的詔書，而是賜死的詔書。僅僅四十三歲的崔湜自縊於驛站中。
一代強人太平公主的死標誌著唐朝“紅妝時代”的結束。唐玄宗使唐朝走出了“女人幹政”的怪圈。扭轉了太宗朝以來動蕩不安的政局，締造了一段盛事歲月。
太平公主成為唐玄宗通往權力之路的祭品。曆史是殘酷的，曆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因為失敗者沒有話語權。太平公主的曆史形象隻能由被勝利者唐玄宗來描繪。曆史是無情的。千百年來，無數的仁人誌士渴望青史留名，但絕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聞地來，悄無聲息地走，揮一揮衣袖，沒有留下隻言片語。極少數幸運兒經過一生的奮鬥和不懈地追求卻僅僅在史書上留下寥寥數筆。一代政治強人太平公主連自己的名字也沒有留下。
曆史啊。曆史，“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引無數誌士傷白頭，引無數仁人空悲歎。史書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被賜死的太平公主自然失去了話語權。
通過上表。我們可以發現各大軍區人均賜衣數值相差懸殊。雖然帝國各地的軍費執行標準略有差異，但是卻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也就是史書中屢屢提及的“以長行旨為準”，可是範陽人均衣賜數值卻明顯低於其他軍區。
這說明一個鮮為人知但是卻極其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範陽鎮自籌軍費在整個軍費開中占很大比例，對於中央撥款的依賴程度有限。自籌軍費主要來自營田和地租收入，而安祿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這筆巨額收入，所以範陽的部隊離開中央的財政支持仍舊可以生存。
這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密切相關的。天寶時期，河北道的戶數占全國總戶數的16.57%，而人口占到全國總人口的20.09%，在整個帝國十五道中位居第一位。
雖然唐朝還沒有gdp統計數據，但是古代一般用人口來衡量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因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在帝國經濟體係中占據絕對主體地位。河北道的經濟總量在整個唐帝國內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安祿山顯然具備發動叛亂的實力，但是他真的會鋌而走險嗎？
兩個漢人的推波助瀾使得安祿山最終走向反叛的不歸路。一個是掌書記高尚，負責“典箋奏”，職責相當於機要秘書。一個是孔目官嚴莊，負責“治簿書”。職責相當於辦公室主任。
節度使任期一般為四年，而且許多節度使到不了任期屆滿便予以遷轉。“不久任”使得節度使沒有充分的時間培育忠於個人的軍事勢力。李隆基執政後期因為軍事鬥爭的需要出現了節度使長期不變更的局麵。安祿山擔任平盧節度使竟達十四年之久。
專任一道而互不兼統使得節度使無法培育與朝廷對抗的軍事勢力。為了便於協同作戰，李隆基打破了不兼統原則。王忠嗣甚至一度兼統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四道節度使。盡管如此。兼統兩鎮及以上的節度使人數僅占節度使總數的九分之一，而且兼統的時間一般都在三年以下。隻有安祿山兼任平盧、範陽兩鎮節度使達十二年之久。兼任平盧、範陽東三鎮節度使的時間也達到四年。
李隆基之所以為安祿山打破長期形成的用人原則是因為他被安祿山的假忠誠蒙蔽了。
長期以來關於“番上”的理解受到《新唐書.兵誌》的影響：“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吐魯番木納爾102?號墓出土一組殘文書明確記載：“身當今月一日番上,?配城西門”
其實列入兵部常規計劃的軍事值勤任務都可以稱為“番上”，並不是所有的府兵無論遠近都跑到京城服役。隻有長安附近的府兵才番上到京城，聽從中央軍事機關南衙十二衛的調遣。
全盛時期，唐代共有633（一說634）個折衝府，都城所在地關內道就擁有288個，占到全*府總數的43.9%。
適齡的男丁強製性服兵役。服兵役不僅是時間的付出，體力的付出，更是經濟負擔。府兵從家鄉前往服役地點不僅要自備基本武器。而且沒有出差補貼，一般也不報銷差旅費。
隨著土地兼並加劇，農民手中的土地逐漸集中到豪強地主手中。再也負擔不起沉重兵役的兵戶紛紛逃亡。折衝府的兵員逐漸枯竭，因此曾經輝煌一時的南衙十二衛已經風光不再。
在府兵製逐漸衰落的同時，邊疆軍事鬥爭卻日趨激烈。為了穩定邊疆局勢，職業化的募兵逐漸取代府兵成為邊防軍的主體，而京城和內地並沒有迅速填補府兵衰落後留下的軍事真空。
廣大內地郡縣隻有在重要地區才有正規軍駐紮，而更多的郡縣並沒有正規軍駐防，僅僅擁有一定數量的郡兵，主要是團練兵。類似於今天的預備役部隊。
唐帝國的軍事格局由“內重外輕”逐漸變為“外重內輕”。帝國最精銳的部隊基本上都集中到邊疆節度使的手中。
在安祿山的眼中，除了參與過政變外並沒有實戰經驗的北衙禁軍不過是些花拳秀腿之輩；日漸衰落的南衙禁軍早已今非昔比；那些隻能守城的團練兵更是一幫烏合之眾。
安祿山之所以冒險走上反叛之路最重要的原因是為自己今後的生計甚至是生存考慮。
他那句“隻知有皇上不知有太子”的話雖然為他贏得了李隆基的信任，贏得了李林甫的賞識。但卻深深地得罪了太子。
一旦年事已高的李隆基駕崩後，他很可能會淪為權力更迭的政治祭品。
雖然安祿山的心中隱藏著叛亂的念頭，可是良心未泯的安祿山本來想在李隆基去世後再發動叛亂。
我們難以準確地判斷安祿山到底是什麽時候開始萌生反叛之心，但他的一個舉動卻足以證明他那顆本已不安分的心開始躁動了，那就是他讓自己的心腹劉駱穀長期留在京師，刺探朝廷的各種情報。
如果說此時的安祿山還隻是有了不安分的想法，仍舊在背叛與忠誠的艱難抉擇中糾結著，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一係列事件卻使得他在反叛的路上越走越遠，直到無法回頭。
天寶十年無疑是安祿山人生曆程中最為關鍵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叛亂已經不再是他的一個想法，而是開始低調地付諸行動。他之所以行事低調是因為他最害怕的人李林甫還活著！
天寶十載（公元751年）二月。安祿山請求擔任河東節度使的請求終於得到李隆基的批準，從此。平盧、範陽和河東三鎮近二十萬精兵全都置於安祿山的掌控之下。
身兼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不可能長時間待在河東，所以他需要一個人幫他掌控河東鎮的大權，最終選擇了吉溫。
吉溫是善於見風使舵的政治投機高手，所以他一直遊走於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三股勢力之間。
吉溫曾經秉承李林甫的意誌對太子進行殘酷的打壓，也曾經暗示楊國忠是向李林甫奪權的時候了。
雖然他已經是帝國的郎中級官員，可是他仍嫌自己升遷得太慢，所以他必須尋找一個可以幫助他迅速實現政治理想的人。這個人終於找到了，那麽他要做的事情便是得到這個人的青睞。
善於巴結領導的吉溫與安祿山的關係迅速升溫，最終形同兄弟，所以吉溫終於說出了藏在心底的話語。
“雖然李右丞相對安兄不錯，但是肯定不會引薦您出任宰相。我可以幫助您完成這個未了的心願。如果安兄向聖上推薦我，一旦我擁有在聖上麵前說話的機會。我一定不遺餘力地在聖上麵前上奏安兄堪當大任。咱們聯手將李林甫排擠出宰相行列，宰相之位非安兄莫屬！”
從這次談話開始，吉溫已經開始將政治砝碼全都壓在安祿山身上。
在安祿山的推薦下，吉溫出任河東節度副使、知留後，張通儒出任留後判官。
吉溫接到委任狀後不禁欣喜若狂，因為一條金光大道已經在他的腳下鋪就，可是他高興得太早了！
任命安祿山為河東節度使的詔書中有一個不被人注意的細節。我們從這個細節中依稀可以看到李隆基的政治智慧。(未完待續)
隻有對方作亂才能證明自己行動的合法性。
太平公主很可能是“被謀反”。太平公主經常召集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陸象先等人議論朝政。在談話間，太平公主不免流露出對玄宗的不滿，而深受儒家學說的陸象先自然認為妄議朝政不妥，所以觸怒了太平公主。兩人因為政見分歧而漸行漸遠。這些不滿的言論很可能被後人渲染成廢立皇帝的陰謀。
《資治通鑒?二百一十卷?唐紀二十六》記載：“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謀以羽林兵誅之，使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
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
上(即唐玄宗)以為然。泄其謀於侍禦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
可見，唐玄宗早有鏟除太平公主一黨的圖謀，隻是因為事情泄露而被迫終止。不管太平公主是否謀反，唐玄宗總會將其鏟除。
當朝宰相大都是太平公主的同黨，所以隻要太平公主在，那麽唐玄宗在施政時便會受到極大的掣肘，也會始終感到不安與恐慌。
唐玄宗對崔湜那次特殊的召見是想讓他供認參與太平公主謀劃的叛亂。如果崔湜答應，則史書記載的告密者將不會是魏知古而是崔湜。鑒於崔湜與太平公主的特殊關係。唐玄宗編造的這個驚天謊言便會變得天衣無縫，而崔湜顯然拒絕了。
出自太平公主門下的五位宰相，三位宰相身首異處。幸存的兩位被貶謫或者被流放。陸象先被貶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崔湜被流放嶺南。崔湜與原尚書右丞盧藏用一同前行遙遠的嶺南。
經司法部門查實，宮人元氏供認太平公主一黨指使她在進獻給玄宗皇帝服用的天麻粉中投毒。而崔湜也參與其中。崔湜是否參與投毒疑點重重。《新唐書》與《資治通鑒》對崔湜參與策劃投毒持肯定態度。《舊唐書》卻記載：“初，湜與張說有隙，（張）說時為中書令，議者以為（張）說構陷之。”可能真正需要崔湜死不是張說而是唐玄宗，因為崔湜知道的太多了！
流放途中，崔湜對盧藏用說：“家弟承蒙皇帝隆恩，或許在下還能獲得寬恕。”崔湜所指家弟為崔澄。崔澄原名崔滌。崔澄的名字便是唐玄宗李隆基為他取的。崔澄聰明機智，幽默風趣。擅長辯論。李隆基做番王時，崔澄的家瀕臨他的府第，因此兩人過從甚密。李隆基出任潞州刺史時，為其餞行的賓客均送至長安城門而止步，而唯獨崔澄將其送到華州，足見兩人深厚的情誼。
流放途中的崔湜一直行動遲緩，因為他殷切期盼著赦免詔書。這無疑從側麵印證崔湜並沒有參與謀反，否則一個僥幸逃過一死的謀逆之人怎麽會奢望赦免呢？
崔湜行至荊州時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他夢見在講堂中照鏡子，並且對著鏡子說：“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崔湜將此夢告訴占夢人張由。張由一臉憂愁地說：“講堂是受法之所。而鏡字為‘立見金’。這絕不是吉兆啊！”當天，朝廷派來的使者趕到。崔湜等來的不是赦免的詔書，而是賜死的詔書。僅僅四十三歲的崔湜自縊於驛站中。
一代強人太平公主的死標誌著唐朝“紅妝時代”的結束。唐玄宗使唐朝走出了“女人幹政”的怪圈。扭轉了太宗朝以來動蕩不安的政局，締造了一段盛事歲月。
太平公主成為唐玄宗通往權力之路的祭品。曆史是殘酷的，曆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因為失敗者沒有話語權。太平公主的曆史形象隻能由被勝利者唐玄宗來描繪。曆史是無情的。千百年來，無數的仁人誌士渴望青史留名，但絕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聞地來，悄無聲息地走，揮一揮衣袖，沒有留下隻言片語。極少數幸運兒經過一生的奮鬥和不懈地追求卻僅僅在史書上留下寥寥數筆。一代政治強人太平公主連自己的名字也沒有留下。
曆史啊。曆史，“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引無數誌士傷白頭，引無數仁人空悲歎。史書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被賜死的太平公主自然失去了話語權。
通過上表。我們可以發現各大軍區人均賜衣數值相差懸殊。雖然帝國各地的軍費執行標準略有差異，但是卻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也就是史書中屢屢提及的“以長行旨為準”，可是範陽人均衣賜數值卻明顯低於其他軍區。
這說明一個鮮為人知但是卻極其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範陽鎮自籌軍費在整個軍費開中占很大比例，對於中央撥款的依賴程度有限。自籌軍費主要來自營田和地租收入，而安祿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這筆巨額收入，所以範陽的部隊離開中央的財政支持仍舊可以生存。
這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密切相關的。天寶時期，河北道的戶數占全國總戶數的16.57%，而人口占到全國總人口的20.09%，在整個帝國十五道中位居第一位。
雖然唐朝還沒有gdp統計數據，但是古代一般用人口來衡量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因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在帝國經濟體係中占據絕對主體地位。河北道的經濟總量在整個唐帝國內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安祿山顯然具備發動叛亂的實力，但是他真的會鋌而走險嗎？
兩個漢人的推波助瀾使得安祿山最終走向反叛的不歸路。一個是掌書記高尚，負責“典箋奏”，職責相當於機要秘書。一個是孔目官嚴莊，負責“治簿書”。職責相當於辦公室主任。
節度使任期一般為四年，而且許多節度使到不了任期屆滿便予以遷轉。“不久任”使得節度使沒有充分的時間培育忠於個人的軍事勢力。李隆基執政後期因為軍事鬥爭的需要出現了節度使長期不變更的局麵。安祿山擔任平盧節度使竟達十四年之久。
專任一道而互不兼統使得節度使無法培育與朝廷對抗的軍事勢力。為了便於協同作戰，李隆基打破了不兼統原則。王忠嗣甚至一度兼統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四道節度使。盡管如此。兼統兩鎮及以上的節度使人數僅占節度使總數的九分之一，而且兼統的時間一般都在三年以下。隻有安祿山兼任平盧、範陽兩鎮節度使達十二年之久。兼任平盧、範陽東三鎮節度使的時間也達到四年。
李隆基之所以為安祿山打破長期形成的用人原則是因為他被安祿山的假忠誠蒙蔽了。
長期以來關於“番上”的理解受到《新唐書.兵誌》的影響：“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吐魯番木納爾102?號墓出土一組殘文書明確記載：“身當今月一日番上,?配城西門”
其實列入兵部常規計劃的軍事值勤任務都可以稱為“番上”，並不是所有的府兵無論遠近都跑到京城服役。隻有長安附近的府兵才番上到京城，聽從中央軍事機關南衙十二衛的調遣。
全盛時期，唐代共有633（一說634）個折衝府，都城所在地關內道就擁有288個，占到全*府總數的43.9%。
適齡的男丁強製性服兵役。服兵役不僅是時間的付出，體力的付出，更是經濟負擔。府兵從家鄉前往服役地點不僅要自備基本武器。而且沒有出差補貼，一般也不報銷差旅費。
隨著土地兼並加劇，農民手中的土地逐漸集中到豪強地主手中。再也負擔不起沉重兵役的兵戶紛紛逃亡。折衝府的兵員逐漸枯竭，因此曾經輝煌一時的南衙十二衛已經風光不再。
在府兵製逐漸衰落的同時，邊疆軍事鬥爭卻日趨激烈。為了穩定邊疆局勢，職業化的募兵逐漸取代府兵成為邊防軍的主體，而京城和內地並沒有迅速填補府兵衰落後留下的軍事真空。
廣大內地郡縣隻有在重要地區才有正規軍駐紮，而更多的郡縣並沒有正規軍駐防，僅僅擁有一定數量的郡兵，主要是團練兵。類似於今天的預備役部隊。
唐帝國的軍事格局由“內重外輕”逐漸變為“外重內輕”。帝國最精銳的部隊基本上都集中到邊疆節度使的手中。
在安祿山的眼中，除了參與過政變外並沒有實戰經驗的北衙禁軍不過是些花拳秀腿之輩；日漸衰落的南衙禁軍早已今非昔比；那些隻能守城的團練兵更是一幫烏合之眾。
安祿山之所以冒險走上反叛之路最重要的原因是為自己今後的生計甚至是生存考慮。
他那句“隻知有皇上不知有太子”的話雖然為他贏得了李隆基的信任，贏得了李林甫的賞識。但卻深深地得罪了太子。
一旦年事已高的李隆基駕崩後，他很可能會淪為權力更迭的政治祭品。
雖然安祿山的心中隱藏著叛亂的念頭，可是良心未泯的安祿山本來想在李隆基去世後再發動叛亂。
我們難以準確地判斷安祿山到底是什麽時候開始萌生反叛之心，但他的一個舉動卻足以證明他那顆本已不安分的心開始躁動了，那就是他讓自己的心腹劉駱穀長期留在京師，刺探朝廷的各種情報。
如果說此時的安祿山還隻是有了不安分的想法，仍舊在背叛與忠誠的艱難抉擇中糾結著，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一係列事件卻使得他在反叛的路上越走越遠，直到無法回頭。
天寶十年無疑是安祿山人生曆程中最為關鍵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叛亂已經不再是他的一個想法，而是開始低調地付諸行動。他之所以行事低調是因為他最害怕的人李林甫還活著！
天寶十載（公元751年）二月。安祿山請求擔任河東節度使的請求終於得到李隆基的批準，從此。平盧、範陽和河東三鎮近二十萬精兵全都置於安祿山的掌控之下。
身兼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不可能長時間待在河東，所以他需要一個人幫他掌控河東鎮的大權，最終選擇了吉溫。
吉溫是善於見風使舵的政治投機高手，所以他一直遊走於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三股勢力之間。
吉溫曾經秉承李林甫的意誌對太子進行殘酷的打壓，也曾經暗示楊國忠是向李林甫奪權的時候了。
雖然他已經是帝國的郎中級官員，可是他仍嫌自己升遷得太慢，所以他必須尋找一個可以幫助他迅速實現政治理想的人。這個人終於找到了，那麽他要做的事情便是得到這個人的青睞。
善於巴結領導的吉溫與安祿山的關係迅速升溫，最終形同兄弟，所以吉溫終於說出了藏在心底的話語。
“雖然李右丞相對安兄不錯，但是肯定不會引薦您出任宰相。我可以幫助您完成這個未了的心願。如果安兄向聖上推薦我，一旦我擁有在聖上麵前說話的機會。我一定不遺餘力地在聖上麵前上奏安兄堪當大任。咱們聯手將李林甫排擠出宰相行列，宰相之位非安兄莫屬！”
從這次談話開始，吉溫已經開始將政治砝碼全都壓在安祿山身上。
在安祿山的推薦下，吉溫出任河東節度副使、知留後，張通儒出任留後判官。
吉溫接到委任狀後不禁欣喜若狂，因為一條金光大道已經在他的腳下鋪就，可是他高興得太早了！
任命安祿山為河東節度使的詔書中有一個不被人注意的細節。我們從這個細節中依稀可以看到李隆基的政治智慧。(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