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離開後不久,梅殷前來求見,報告了一個消息。


    “啟稟太子殿下,臣派人走訪應天府境內各處義務學塾,發現真正在學塾中進學的適齡孩童並不多。據臣與下人匯總統計得知,入學的適齡孩童大約隻有三千餘人。”


    在去年年底,朱棣下令對應天府境內的常住居民進行統計,朱高煦知道應天府總計約有人口七十萬左右,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及幼兒大概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二十,大約十四萬人。


    在這十四萬人之中,六周歲至十二周歲之間的孩童約有三萬人。


    後世的人不願意生孩子,可明初的人夜裏沒有什麽娛樂活動,當然是以造娃為主。


    實際上,若不是受限於醫療水平,導致這個時代幼兒的夭折率過大,十四歲以下的兒童及幼兒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已經算相當低了。


    朱高煦清楚的記得,在後世華夏沒有施行某種生育政策之前,幼兒的數量一度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這才是一個相對比較正常的數據。


    “回稟殿下,臣與下人走訪得知,除了已經入學的三千多名適齡孩童外,餘者乃是以聾啞、癡呆、殘疾為由,上報到了當地的衙門,而沒有義務進學。”


    朱高煦相信,這時候的聾啞、癡呆、殘疾的孩子不會太多。


    因為受限於醫療水平,天生有問題的孩子要麽會早夭,要麽會被丟棄荒野,其餘能順利長大的問題孩童,皆出身於有一定財力的家庭,如中、大型地主或地方豪族、宦官世家。


    “你知道為何會有人寧願撒謊,甚至為了防止朝廷派人查驗,而把自家孩子用藥毒啞,也不願讓孩子入學麽?”


    朱高煦明知故問道。


    “稟太子殿下,臣對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梅殷滿臉的疑惑道。


    他十分清楚,自從科舉製誕生之後,讀書改變命運,對每一個尋常家庭來說,都是永遠不變的真理。


    “莫非他們有不得已的苦衷,才不得不違背朝廷強製入學的律令?”梅殷猜測道。


    在眼下這個皇權至上的時代,誰敢違背朝廷的律令?


    一般來說,確實沒人敢違抗朝廷律令,但自古以來便存在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


    “不錯,據我所知,那些活不下去的貧農才不在乎這些所謂的律令,他們隻想活著,哪怕撒謊欺騙朝廷,甚至為躲避朝廷巡查,甘願逃入山中當個山野流民也在所不惜。”


    朱高煦說出了梅殷不敢相信的話。


    “恕臣愚鈍,莫非這些貧農不知道義務學塾免書本費、學費?”梅殷越發不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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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高煦早就知道,朝廷推行義務教育之後,中農必然會很開心,因為可以送孩子免費去上學,從此踏入改變命運的第一步,而下農與貧農可能會由此陷入困境,因為孩子會被強製入學。


    “義務學塾雖然免書本費、學費,甚至還管住,可卻不管飯,就讀鄉鎮裏的義務學塾還好,可以回家吃飯。”


    “但是到了縣城中學堂進學之後,除了家在縣城的孩子可以回家吃飯,其他住校的孩子生活費必須自理,而這個時候正是少年人長身體的關鍵時期,所需要的生活費用並不是一筆小數目。”


    梅殷聽到朱高煦這麽說,麵露恍然之色,道:“誠如殿下所說,老百姓都不傻,反而很會算賬。”


    “正是如此!試想,若花費大量錢糧供應孩子讀書,將來考上舉人還好,可萬一考不上,豈不是白白浪費了這麽多年的付出?”


    朱高煦頗為無奈的說道。


    他並沒有忘記,在後世義務教育已經普及的時代,仍有人不願讓自家孩子讀書考大學。


    “據臣所知,如今七八歲的孩子,確實已能幫家裏分擔不少勞力。若強製義務入學,有的家庭可能有三四個孩子皆需入學塾進學,如此一來就相當於少了兩個成年人的勞力。”


    梅殷鄭重其事的分析道:“太祖皇帝驅除韃虜,天下至今已修生養息數十載,在應天府境內似這般嚴重缺乏勞力的家庭應該不會太多才是,臣實在想不明白。”


    朱高煦道:“因為家窮,所以缺乏勞力!”


    梅殷聞言,不由得在心中對朱高煦生出了無限的欽佩之情。


    在他看來,朱高煦被立為太子之後,至今並未離開過金陵,壓根沒有去應天府轄區內的鄉鎮走訪,可卻對鄉下貧農家庭的作為了如指掌,簡直神了。


    梅殷走訪過鄉鎮裏的貧農家庭,他知道對貧農家庭而言,家中的大人小孩可能都要做工才能勉強維持生計。


    所謂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小孩可以給地主放羊、放牛,大人努力做工,除了爭取生活物資外,更是為了償還他們欠別人的錢糧。


    而貧農為何會欠錢糧?


    梅殷知道,這是被天災人禍搞的!


    如洪、旱之災過後,莊稼歉收,中下之家必然要舉債為生,貧農甚至要賣身為奴或充任家仆才能活下去。


    此外,就是被地方上的惡霸豪強巧取豪奪,侵占耕田,從而淪為流民或者為奴為婢。


    “這該如何是好?”


    梅殷憂心忡忡的低聲自語道。


    他很清楚,想要解決貧農的貧苦問題,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可以說,自古以來,這種問題就從來沒有解決過。


    朱高煦道:“若要在大明境內消除貧困,即便經過上百年數代人的努力,恐怕也難以做到。但減少貧農的數量,讓更多的百姓願意送孩子讀書,卻不難辦,隻需從兩個方麵下手即可。”


    “一是提高百姓的生產勞動能力,二是打擊民間不合理的放貸。”


    在朱高煦看來,隻有社會生產力提高了,百姓們手裏才會逐漸有餘糧,有了餘糧才能攢下錢財田產,有了財產才有恒心供應家中孩子上學。


    這便是有恒產者有恒心的道理。


    當然,除了提高生產力,還可以由朝廷出麵,招募大量勞動力進行大範圍的基礎建設。


    這些勞動人員可以靠工錢致富,甚至朝廷施行基建時日久了之後,會逐漸形成一個有別於傳統農民的工人階層。


    至於打擊民間不合理的放貸,其實就是對民間借貸進行強製管理。


    而這兩個方麵,都需要朝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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